其實張岱年先生早年也有了自己的相當豐(feng) 富的哲學體(ti) 係,可惜由於(yu) 時代的限製,他中晚年未能使這一體(ti) 係更加展開、完善。張先生以其慧識,在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研究中,予以全麵深刻地發掘,著述頗豐(feng) ,貢獻尤多。以上我們(men) 關(guan) 於(yu) 張先生對價(jia) 值觀與(yu) 思維方式兩(liang) 論,以及王船山、熊十力兩(liang) 人之研究的解讀中,可見他的精神的投射。
在一些啟蒙派知識分子看來,中國傳(chuan) 統隻有官府和臣民,而沒有社會(hui) 中間層的自治文化傳(chuan) 統,這其實是基於(yu) 各類偏見和誤解形成的錯誤史觀。如果客觀理性地審視曆史,應該能承認,以儒家文化為(wei) 代表的中國主流傳(chuan) 統,有著強大的曆史生命力。
中國曆史上儒學的發展曆程證明,思想一旦被思想者發現並成體(ti) 係地表述出來,它包含的真理就會(hui) 被人們(men) 認可並成為(wei) 信仰,而且能夠一代一代地傳(chuan) 下去。任憑權力如何殺伐和打壓,也無法徹底消滅它的存在。因為(wei) 思想是永久的,而權力的施為(wei) 則隻能在特定的時空內(nei) 彰顯。曆史當然也記載權力的輝煌,但那隻是曆史;而思想卻是永久的存在,時時能激動···
中國文明的世界曆史意義(yi) 就在於(yu) 發明且始終堅持厚生主義(yi) 。中國的存在和繁榮本身即足以向世人表明,資本主義(yi) 不是人類要走的唯一的路,人類完全可以另做選擇,選擇發展經濟、造福人生之正道。我們(men) 以厚生主義(yi) 這一“中國話語”,描摹我們(men) 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可以連貫地刻畫出中國幾千年來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可以概括曆史上的主流經濟思想,可資以構···
由於(yu) 象不是存在(“是”),它所給出的並不是道的本質,也因此,象跟道之間總有某種錯位,但這並不意味著兩(liang) 者之間的對應是任意的,相反,要獲得對道之象的把握,要超出有形之物而觀摩到其背後的形上之道,需要克服人的主觀任意性。這就需要感通,感通既是觀物取象的內(nei) 在可能性,也是聖人之為(wei) 聖人的樞機。
在蔚芝先生心目中,救國與(yu) 救世本爲一事。其所向往者,不是中國崛起與(yu) 列強相爭(zheng) ,而是全人類共趨大同之域。其所謂讀經救世,乃是闡發經中仁義(yi) 學說,使之沾溉及於(yu) 全世界,永久消弭人類自相殘殺的慘禍。仁義(yi) 學說的精髓,則在孟子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儒學循道德和存在實現進路以建立其形上學體(ti) 係,其所言倫(lun) 理與(yu) 價(jia) 值,則是一種真理與(yu) 應當本原一體(ti) ,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義(yi) 的倫(lun) 理價(jia) 值觀念。
壟斷信息與(yu) 屏蔽哨聲,不僅(jin) 壓抑了表達自由,也挫傷(shang) 了社會(hui) 成員相互預警及官民互動合作的信任基礎,總體(ti) 上增加了民眾(zhong) 對權力的不信任及治理體(ti) 係的控製成本。尋求善治,不是僵化的“消聲”,而是保護哨聲預警機製,官民互信互動,社會(hui) 合作治理。期待疫情過後,吹哨者不再恐懼而有榮耀,當政者不懼哨音而有敬畏。
熊十力曾指出,王夫之哲學的特質有四個(ge) 方麵:尊生,明有,主動,率性。在市場經濟生活方式漸次主導社會(hui) 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啟動儒學教化個(ge) 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學問根本,有利於(yu) 克製道德冷漠、倫(lun) 理疏鬆和人性功利化的趨向,也是儒學思想在全球化條件下生存和發展的可能路徑和生存策略。
王龍溪的“四無說”肯定了良知對於(yu) 道德判斷和道德準則的決(jue) 定性意義(yi) ,凸顯了道德價(jia) 值的純粹內(nei) 在性,在理論上將王陽明的思想向前推進了一步。王陽明的致良知則通過“良知”的知是知非,為(wei) 日常世俗道德準則留出了空間,在建立超越根據和肯定日常道德準則兩(liang) 者之間,建構起自己的理論體(ti) 係。王龍溪的“四無說”在哲學史意義(yi) 上重新回到孟子學說立場···
蒙文通對“禪讓”的解讀,既遵循了現代史學的求真精神,又避免了傳(chuan) 統價(jia) 值被抽空的危險,完整地呈現了“禪讓”如何從(cong) 一個(ge) 最初的事件原型,逐漸演化為(wei) 帶有不同地域文化特點的古史傳(chuan) 說,繼而被儒學賦予重要意義(yi) 和價(jia) 值,並隨著儒學與(yu) 現實政治的互動,成為(wei) 西漢時期一種具有進步意義(yi) 的政治學說的整個(ge) 過程,可謂是一種在曆史研究中兼顧義(yi) 理價(jia) 值的···
宋代以文治國方略的確定與(yu) 經筵製度的定型,促進了一種不同於(yu) 傳(chuan) 統重權術與(yu) 治術的儒家新帝學的興(xing) 起。士大夫與(yu) 帝王在以經筵為(wei) 平台、以經典為(wei) 媒介的互動交流中,逐漸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wei) 正學,以《大學》為(wei) 框架,以君德成就為(wei) 根本,以堯舜聖王為(wei) 榜樣,指導帝王為(wei) 學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學問與(yu) 理論體(ti) 係,以此確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實現與(yu) 社會(hui) 政治···
由於(yu) 朱子“理生氣”命題不見諸任何現行的朱子文本,故向來對朱子學的“生生”問題缺乏關(guan) 注。從(cong) 朱子理氣論域看,其本體(ti) 宇宙論含有豐(feng) 富的“生生”理論。而且朱子非常強調“天命流行”“天理流行”“天理流出”等一係列理學的基本觀點,可見朱子學的太極本體(ti) 具有根源意義(yi) 上的動力義(yi) ,而陰陽動靜等一切現象必根源於(yu) 太極本體(ti) 。
從(cong) 廣場退回家中的每一個(ge) 香港人,除了真正的一小部分極端派之外,必然麵臨(lin) 反複的家庭內(nei) 部談判、個(ge) 人生涯抉擇與(yu) 理性上的重新考量,到底要一個(ge) 什麽(me) 樣的香港與(yu) 個(ge) 人未來?筆者相信,經過這段時間的反思與(yu) 調整,香港人的內(nei) 心真實答案恐怕不會(hui) 簡單順從(cong) “完全自治”路線的魔法指引。
曾幾何時,自己和周圍人一樣,除了累死累活的科研項目,就是累死累活的教學任務。我沒有自己獨立的追求,人家忙乎啥我就忙乎啥,國家號召啥我就幹啥,得到了也沒有喜悅,渾渾噩噩,剛40歲就弄了一身病。如今,儒家把我從(cong) 一個(ge) 多病的人變成了一個(ge) 健康人,把一個(ge) 缺乏精神高度的人變成了一個(ge) 充滿喜悅的、有追求、有信仰、活得暢快的人,一···
履軒對儒家祭禮的重新詮釋,不免減殺了儒家祭祀文化的宗教性意涵。對此,我們(men) 可以作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反思:一方麵,儒家祭禮保留了溝通人神的宗教性訴求,這使祭禮區別於(yu) 其他世俗性人倫(lun) 活動而構成了一套祭祀禮儀(yi) ;另一方麵,作為(wei) 祭祀行為(wei) 之基礎的人神感格觀念,賦予祭禮以道德性內(nei) 涵,而人神感格觀念又能突破“追養(yang) 繼孝”的世俗之情,從(cong) 而···
泰州學派的實際作用和意義(yi) ,在於(yu) 自覺地把社會(hui) 主流價(jia) 值和思想民間化、生活化、大眾(zhong) 化、普及化、通俗化,在教化和傳(chuan) 播主流價(jia) 值方麵取得了明顯的成功。當前,我們(men) 麵臨(lin) 著推進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時代化、大眾(zhong) 化的任務,我們(men) 可以以泰州學派為(wei) 借鑒,吸取其有益經驗。
通過對《論語》中“不知命無以為(wei) 君子”、“孔子使子路問津”和“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也與(yu) ”三章的文本詮釋,來凸顯儒家德性與(yu) 政治之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指出“天命”為(wei) 君子人格提供下學上達的形上根據,並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邏輯基礎,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喚);孔子與(yu) 隱士對政治生活的不同態度體(ti) 現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現實追求;···
王充在傳(chuan) 統“德位是否相稱”的問題意識下,提出自己的“逢遇”論,將君子、士人的政治際遇訴諸於(yu) 偶然性,批評了時人“賢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的狹隘觀點,並以此來為(wei) 自己政治上的“不遇”提供解釋。
書(shu) 院之所以長盛不衰,沿襲千年,是因為(wei) 這種教育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優(you) 勢:名家辦學,獨立自主;實施精英教育,以培養(yang) 學術巨子為(wei) 己任;教學與(yu) 學術研究相結合;開放式辦學,開明的辦學宗旨;教學方法不拘一格,實行自學、講座、辯說、問難辯論、相互切磋等多種形式。因此,在新時代,非常有必要複興(xing) 屬於(yu) 我國首創的書(shu) 院教育模式,使其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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