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蔚芝先生學術思想概述

——以孟學為(wei) 體(ti) ，以科學為(wei) 用

作者：嚴(yan) 壽澂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輯，2019年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二十日乙卯

          耶穌2020年3月13日

一、學術淵源

太倉(cang) 唐蔚芝（文治）先生（1865-1954），年十四（虛歲，以下同），其尊人摯友同邑王紫翔（祖畬）見其所爲文，“亟賞之，謂必成大器；且謂宜讀古大家文，以擴充其才氣”。年十七，受業(ye) 於(yu) 紫翔之門，間三四日，前往聽講。紫翔講性理之學，嚴(yan) 義(yi) 理之辨，告之曰：“文章一道，人品學問皆在其中。故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文之精深堅卓者，必其人之忠厚篤實者也。至尖新險巧，則人必刻薄；軟熟圓美，則人必鄙陋。汝學作文，先從(cong) 立品始，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人，亦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文。”先生於(yu) 是尊紫翔之教，先讀汪武曹（份）增訂之《四書(shu) 大全·孟子大全》、陸清獻（隴其）《三魚堂集》，並乾隆禦選《唐宋文醇》、熊伯龍所撰《熊鍾陵製義(yi) 》。“日夜淬厲於(yu) 性理、文學，初知門徑矣”。[1]

年二十一，赴江陰南菁書(shu) 院應試，以超等錄取，住院肄業(ye) 。受業(ye) 於(yu) 東(dong) 南經學大師黃元同（以周）。元同主張漢宋兼采，經學即理學，理學即經學，不可歧而爲二，訓詁義(yi) 理當合而爲一。先生對此，終身服膺。[2]年二十八，赴禮部試，中式第三十一名貢士。座師翁叔平（同龢）評語爲：“經生之文，必有靜穆之氣，此作是也。經藝淵雅，不使才鋒，策賅博。”（按；先生後來教誨學生作文字，即以此爲準則。）殿試二甲第一百五名，朝考一等第六十五名。分發戶部江西司主事。[3]

三十一歲，因同事王丹揆（清穆）介紹，調任雲(yun) 南司幫主稿。先生謂：“雲(yun) 南司管理滇省財政，兼管漕務、倉(cang) 務。時餘(yu) 於(yu) 公牘文字，尚無門徑，隻得以吏爲師，遇事谘詢，並與(yu) 丹揆協商，調取檔案目錄，手自鈔存。用時指出提閲，吏不能欺。丹揆作《職思隨筆》，辦稿必摘要鈔錄，餘(yu) 亦仿行之。”[4]按：明清時良吏，頗有注意於(yu) 實政，並以其經驗心得著書(shu) 傳(chuan) 後者。明人呂坤有《實政錄》，清人汪輝祖有《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即爲顯例。蔚芝不僅(jin) 講究性理之學，而且對行政實務頗爲用心，以後爲官、辦學所表現出的處事才幹，論政論學的條理密察，其基礎當即奠定於(yu) 此時。

同年，其父所輯《太倉(cang) 陸桴亭先生遺書(shu) 》告成。[5]陸桴亭（世儀(yi) ）爲學，有本有末，講理學而兼有實學，如錢賓四所謂，“理學經濟，明體(ti) 達用，內(nei) 聖外王，兼而有之”，[6]對先生影響甚大，由是用心於(yu) 經濟之學。三十二歲，“閲各國條約事務各書(shu) ，並評點《萬(wan) 國公法》”，又讀曾惠敏（曾紀澤諡惠敏）、黎蒓齋（庶昌）諸家文集，“自是於(yu) 經世之學，粗得門徑矣”。七月，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第二名。次年，又讀《經世文正續編》及曾文正（國藩）、胡文忠（林翼）的全集。奉派爲戶部則例館纂修官，輯成《漕運門》八卷。[7]可見其對經世實學的留意。

先生身兼兩(liang) 個(ge) 衙門的職務，每兩(liang) 日赴戶部，兩(liang) 日赴總署。事務繁重，總署尤甚，值夜班常至天明。在總署，奉派在司務廳收發文牘。司務廳有儲(chu) 條約櫃，先生於(yu) 是“發而讀之，又以暇時學習(xi) 俄文，燈下每取中俄文本條約對校之，目力遂大傷(shang) ”。其時侍郎許竹篔（景澄）奉派爲總理衙門大臣，對蔚芝深爲器重。受許氏之熏陶，先生對外交事務逐漸熟悉。[8]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yi) 和團排外事起，八國聯軍(jun) 入京。先生隨同慶親(qin) 王奕劻與(yu) 李鴻章，辦理條約文件。次年七月，那桐奉使日本道歉，蔚芝任隨員。[9]光緒二十八年，英王愛德華七世行加冕禮，清廷派貝子載振爲專(zhuan) 使大臣，赴英致賀，並遊曆法國、比利時、美國、日本四國。先生爲三等參讚隨行，因而對西方及日本有了實地的了解，以載振之名撰成《英軺日記》一書(shu) ，於(yu) “歐美風教，沿途景物，詳載靡遺，擇善諷行，尤具深意”。此年，由上海文明書(shu) 局印行。[10]可見先生通曉外事，對西方文化的長處頗爲讚賞。

光緒二十九年，先生年三十七，奉旨調往新設立之商部，任右丞。自謂：“外交學已研究多年，不願離外部，且商務向未熟諳，極力堅辭”，不得已而出任。於(yu) 是研究商務，擬定《商部章程摺》、《聲明商部辦事權限摺》、《請辦商業(ye) 模範銀行摺》等，並編訂《商律》。[11]任上諸奏議，載於(yu) 《茹經堂奏疏》，可見其用力之深，議論之精辟。[12]光緒三十二年，商部改爲農(nong) 工商部，先生爲署理尚書(shu) ，“接收案卷一切，甚爲忙碌”。十二月，先生母病毒，“遂不複到署，一意侍奉湯藥”。母棄世，扶柩返鄉(xiang) 。次年八月，就任上海實業(ye) 學堂（原名南洋公學）監督。[13]於(yu) 是脫離官場，專(zhuan) 意辦學了。

從(cong) 陸桴亭上繼朱子窮理盡性之學，以經世爲要歸；就理學而言，重程朱，亦不廢陸王（所謂“盡心知性與(yu) 夫存心養(yang) 性，道在虛實並進”[14]）；兼重洋務與(yu) 科學，主張大力發展農(nong) 工商實業(ye) ；承桐城、湘鄉(xiang) 之緒，發揚文章之學。要而言之，有擔當，不畏艱苦，勇於(yu) 汲取新知識，不計世俗毀譽，惟期有益於(yu) 天下國家。是謂晚清曾文正、郭筠仙（嵩燾）以降的治學宗旨；此派後起者頗多江南人士，如薛叔耘（福成）、許文肅（景澄）、吳摯甫（汝綸）諸人。蔚芝所秉承的，正是這一傳(chuan) 統。

二、洋務與(yu) 教育

晚清時期，凡是傳(chuan) 自西方的各種知識，與(yu) 西方相關(guan) 的各種事務，統稱爲洋務。當時的守舊人物，對於(yu) 所謂洋務，一概深惡痛絕，盡行排斥。理學大師倭艮峰（仁）即爲一例。蔚芝先生雖講理學，講經學，然而熱衷於(yu) 學習(xi) 洋務，決(jue) 不是抱殘守缺之輩。

戊戌政變，新法盡廢，新學堂多並入書(shu) 院。先生對此，大表反對。政變之次年，仍堅持西學堂決(jue) 不可並入書(shu) 院。說道：“書(shu) 院之與(yu) 學堂，宜分而不宜合。如欲爲歸並之計，則書(shu) 院可以並入學堂，而學堂不可以並入書(shu) 院。”以明末清初陸桴亭爲例，其《思辨錄》中“論歲差之法，謂歐羅巴人君臣盡心於(yu) 天，終歲推驗，其精不可及”。其時利瑪竇、艾儒略新至中國，桴亭“已精研西學如此，設使生於(yu) 今日，其必習(xi) 諸國之語言文字，灼然明矣”。天下既有此文字，“士大夫迄未能措意”，實是“大可恥之事”。指出“今日國勢之浸弱，正由中國賢士大夫不屑究心洋務之所致”。“爲臣當忠，爲子當孝”，人人皆知，然而“國勢之不知，世變之不察，百姓疾苦之不聞，持違心之謬論，受剝膚之巨災”，豈可稱爲忠孝？“故方今之世，惟忠臣孝子而後可談洋務，亦惟忠臣孝子斷不可不談洋務。學堂者，正所以教忠教孝之地，而即宇宙間一線生機之所係也。”[15]言辭可謂激憤。

如此重視西學、洋務，直至晚歲，仍不稍變。民國十九年，蔚芝先生年已六十有六，有《上海交通大學第三十屆畢業(ye) 典禮訓辭》，曰：

鄙人十年以前，見美國教育家孟祿、塞婁兩(liang) 博士，均殷勤相告，謂中國最要者在造就領袖人才。後訪他國教育家，亦多持此論。故鄙人辦學時，不自量力，常欲造就領袖人才，分播吾國，作爲模範。區區宏願，嚐欲興(xing) 辦實業(ye) ，自東(dong) 三省起點，迤北環內(nei) 外蒙古，至天山南北路，迤西迄青海以達西藏，作十八行省一大椅背。而南方商業(ye) ，則擬推廣至南洋各島，固我門戶屏藩。故三十餘(yu) 年前，曾在北平創辦高等實業(ye) 學堂。迨囘滬後，辦理本校，並在吳淞創辦商船學校。此誌未嚐稍懈。無如吾國風氣，徒知空談學理，不能實事求是，以致程度日益低落。即如電汽、火車、輪船各項，僅(jin) 有駕駛裝置之才，其能製造機器、自出新裁者，寥寥無幾。日日言提倡國貨，試問國貨能否製造？日日言抵製洋貨，試問洋貨能否抵製？各校學生不過欲得一紙文憑以圖榮寵，絕不聞有奇才異能可以效用於(yu) 當世。……須知吾人欲成學問，當爲第一等學問；欲成事業(ye) ，當爲第一等事業(ye) ；欲成人才，當爲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學問事業(ye) 人才，必先砥礪第一等品行。……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又曰：“無恥之恥，無恥矣。”我學問不若人，事業(ye) 不若人，可恥孰甚？於(yu) 此而不知恥，是謂無恥。[16]

先生畢生誌事，在此盡行道出。當爲第一等學問，當爲第一等事業(ye) ，當爲第一等人才，先務則在砥礪第一等品行；是爲先生終身以之的教育宗旨。要而言之：“教育根本在性情，措諸躬行則爲道德，再輔以近世科學，斯爲體(ti) 用兼全。”[17]

早在光緒二十一年，蔚芝即告其弟子李頌侯曰：“吾弟有誌之士也，務望慎守吾言，以理學爲體(ti) ，以經濟爲用。勿讀無益之書(shu) ，勿作無益之事。異日擔荷斯道，維持人心，力爲剝陽時之碩果，風雨時之雞鳴，有以存聖學於(yu) 一線，而不至於(yu) 中絕，此則鄙人之所厚望也。”[18]先生的學術思想宗旨，正在“以理學爲體(ti) ，以經濟爲用”二語。處今世而談“經濟”，西學，尤其是近代科學知識，又豈能或缺？

先生關(guan) 於(yu) 洋務，最所究心者，除外交以外，端在實業(ye) 與(yu) 科學。光緒二十九年，蔚芝三十九歲，代載振作〈議覆三品京堂張振勲條陳商務摺〉，以爲：“近世之言理財者，莫不以振興(xing) 商務爲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於(yu) 農(nong) 。何者？蓋商必有其爲商之品物，無工則無以爲商也。工必有其爲工之質料，無農(nong) 則無以爲工也。故欲求商務之興(xing) 盛，在先求工業(ye) 之精進；欲求工業(ye) 之精進，在先求農(nong) 事之振新。”又主張鼓勵工藝創新，保護專(zhuan) 利，曰：“泰西各國維持商務，以保護、開通二法互相爲用，而尤以提倡工藝爲程。凡國中有能創一新法、得一新理、製一新器，實有裨於(yu) 國計民生者，準其呈報，試驗得實，或獎以金牌、寳星，或給予文憑，準其專(zhuan) 利。其注重工藝如此。中國近年以來，閭閻生計維艱，流民漸夥(huo) ，馴至寇盜充斥，劫奪時聞。推原所自，未始非工政不修以致此也。”[19]如此見解，即使在今日，仍是不刊之論。

清末民初人物中，盡心盡力於(yu) 科學工藝教育如蔚芝者，實不多見。然而先生對於(yu) 時人“用科學以治國”之說，則不以爲然。作於(yu) 民國十七年的〈《大學》格物定論〉引《禮記·禮器篇》“人官有能，物曲有利”曰：“人官所以馭物曲，故古者用人，德進事舉(ju) 言揚，旁逮曲藝，而近人欲用科學以治國。夫聲光化電遂可以修齊治平乎？”[20]易言之，不可將道與(yu) 器混而爲一。“近人謂泰西之格物即吾儒之格物，混道與(yu) 器爲一，欲以一材一藝之長侈談平治，而民生實受其病。”慈谿裘匡廬（肇麟）作《廣思辨錄》，有雲(yun) ：“科學方法治天下，未免錯誤。吾儒所格者事理，西人所格者物質。”蔚芝以爲，此語“可謂一矢破的”。[21]

蔚芝提倡科學，以爲今世絕不可少。然而科學決(jue) 不能取代“人倫(lun) 性情道德”：

夫人倫(lun) 性情道德，千古不變者也。聖賢至教，如陰陽寒暑，適協於(yu) 時。庸愚詭教，如風雨晦明，悉愆其候，直者枉之，雅者俗之，左道者矜式之，桀驁者嘉鮮之，譬諸南針而北指。故曰：“教不時則傷(shang) 世。”（見《禮記·樂(le) 記篇》）要知限製我之人才，即以限製我之國力。君子遏抑，則小人日進。是以愈趨時而國愈危也。且所謂時者，孰若近代之科學？道藝兼資，科學自宜特重。惟當以孟學爲體(ti) ，純而益求其純；以科學爲用，精而益致其精。夫如是，乃可以救心，乃可以興(xing) 國。[22]

“以孟學爲體(ti) ，以科學爲用”，先生爲官、講學，尤其是主持上海交通大學，此二語實爲其座右銘。

民國二十二年，蔚芝應蘇州國學會(hui) 李印泉（根源）、金鬆岑（天翮）等之邀，赴蘇演講，宣講《孟子》大義(yi) ，曰：“鄙人嚐謂聖賢教人，惟恐人之近於(yu) 禽獸(shou) ；後世教人，惟恐人之遠於(yu) 禽獸(shou) 。《孟子》七篇，尤重人道教育。人者，天地之心也。立人之道，曰仁與(yu) 義(yi) 。《孟子》首章言仁義(yi) ，即所以正人心而立人極也。……處今世而言教育，必以尊崇人道爲惟一宗旨。”[23]科學本是利器，可爲善，亦可助惡。若無人道教育，科學便成爲惡之資。教育當以孟學爲體(ti) ，正因孟子尤重人道教育也。

三、讀經與(yu) 讀國文

民國八年，蔚芝先生作《中學國文新讀本序》,雲(yun) ：

世道之譸張，人心之迷謬，風俗之庸惡，士品之卑汙，上下曆史，無有甚於(yu) 今日者，有識之士惄焉，思所以救之。顧其策奈何？或曰：“將講武備，精器械，而振之以軍(jun) 國民教育乎？”曰：否，否。揚湯不足以止沸也。或曰：“將研哲學，談心理，而躋之於(yu) 高明之域乎？”曰：否，否。空言無補於(yu) 實事也。或曰：“將務實業(ye) ，進農(nong) 家、工家、商家，而道國民以生活乎？”曰：斯言似矣。然而不揣其本，徒以生計爲惟一之教育，言義(yi) 則萬(wan) 無一應，言利則赴之若川。此近代教育家之昧於(yu) 先後，中國之大危機也。

在先生看來，衹是整軍(jun) 經武，固不足以救國；相與(yu) 研討哲學、心理諸新學說，以爲即可發現救國淑世的靈丹妙藥，空言無補而已（今日不少所謂知識分子，大談中國需要思想家雲(yun) 雲(yun) ，亦是此一路數）；發展農(nong) 工商諸實業(ye) ，改善國民生計，確有助益，然而若不講究本原之道，舉(ju) 國上下，惟利是視，實爲“中國之大危機”（按：於(yu) 今日之情狀，若有預見）。救國淑世之正道，一是讀十三經，二是讀國文。[24]

先生以爲，民國初年廢讀經，“世奉爲大功，崇拜恐後。餘(yu) 向者腹非之而不敢言，迄乎今日，廢經之效亦大可睹矣。新道德既茫無所知，而舊道德則埽地殆盡。世道至於(yu) 此，人心至於(yu) 此，風俗士品至於(yu) 此，大可憫也”。又曰：“我國之倫(lun) 常綱紀、政教法度，具備於(yu) 十三經。孔子曰：‘定而後能靜。’廢經則一日不能定，一日不能靜。又曰：‘和無寡，安無傾(qing) 。’廢經則一日不得和，一日不得安。彼宗教家方日日誦經，而我國則厭惡經籍，有若弁髦。舉(ju) 國民之心，皆麤而不能細，舉(ju) 國民之氣，皆浮而不能沈。如此而猶望其治平也，豈不傎哉？此讀經爲救世之第一事也。”[25]其大意是：欲救國淑世，必須平心靜氣，腳踏實地去做，空談躁動，無濟於(yu) 事。讀經能使人安靜，惟安靜不擾，始能臻於(yu) 治平之境，故讀經爲救世之第一事。蔚芝爲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訂立學規，有“安靜”一項，雲(yun) ：

今人熱心愛國，而卒未得所以療國之方。老子曰：“載魂魄抱一，能無離乎？”蓋士落其魄，則國失其魂矣。故今日救國之策，莫若主靜。《大學》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此言治心之法，而實即治人治天下之法。孔子之言心學，曰“洗心退藏於(yu) 密”，曰“操則存，舍則亡”，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孟子之言心學，曰“持其誌，毋暴其氣；心勿忘，勿助長”，又曰“存其心，養(yang) 其性，所以事天也”。……《易傳(chuan) 》曰：“複其見天地之心乎！”《禮記》言：“人者，天地之心也。”惟於(yu) 靜中隨時體(ti) 驗，乃能見天地之心。然則主靜之功，實爲參讚化育之本。夫天下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事者也，亦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國者也。[26]

對治之方，惟有讀經以平其心，靜其氣。回顧華夏百年之史，躁動張皇，囂然不靜，至紅羊巨劫而臻於(yu) 極，其後果爲如何？

不僅(jin) 如此，欲維持人道，讀經更是必不可少。民國十年，蔚芝作《施刻十三經序》，以爲“今日之世，一大戰國之世也”。戰國之時，“爭(zheng) 地以戰，殺人盈野；爭(zheng) 城以戰，殺人盈城”，百姓“慘苦之狀，爲生民以來所未有”，“曾不踰世而秦政出”，焚書(shu) 坑儒，毒流四海，“亦生民以來所未有”，乃“人心之害爲之也”。“然而秦時之書(shu) 焚於(yu) 有形，而今世之書(shu) 焚於(yu) 無形；秦時之儒坑於(yu) 可見，而今世之儒坑於(yu) 不可見。”“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學說之詖淫”，“士林之盲從(cong) ”，人民之“痛苦而無所控訴”，世界之“劫運而靡所止屆”，皆“人心之害爲之也”。人心之害，則“廢經爲之也”。“廢經而仁義(yi) 塞，廢經而禮法乖，廢經而孝悌廉恥亡，人且無異於(yu) 禽獸(shou) 。”因此，“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讀經”。[27]

民國十九年，蔚芝友人孫師鄭（雄，原名同康）撰《讀經救國論》，先生爲作序，雲(yun) ：

國何以立？係於(yu) 民之心；是非之心存焉爾。國何以傾(qing) ？亡於(yu) 民之心；是非之心亡焉爾。……東(dong) 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所是者無不同，所非者亦無不同也。世衰道微，人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迷謬不省，莫衷一是。國魂失而民狂，隳突叫囂，如醉如夢。由是人心是非之公，澌滅殆盡，而惻隱羞惡辭讓之心，乃隨之而俱喪(sang) 。……吾友孫君師鄭憫焉，爰救之以讀經。夫救國而要以讀經，何也？經者，萬(wan) 世是非之標準，即人心是非之標準也。[28]

其大意有二：一是經乃人心是非之標準，用今日流行語來說，即是道德底線所在。二是東(dong) 海西海，心同理同，這是非標準不受時空之限製，亦即所謂普世之價(jia) 值也。

作於(yu) 民國二十七年的《孟子尊孔學題辭》更作申述，雲(yun) ：“人必自愛其心，自保其心，而後可以爲人；國必自愛其心，自保其心，而後可以立國。我國之重心維何？尊孔是矣。”中國往日雖尊孔，不可諱言，孔子之精神已失，然而精神雖去，郛郭猶存，“今則並其郛郭而掃除之”，豈非自滅之道？因此，“欲複興(xing) 中國，必先複孔子之精神；欲複孔子之精神，在教師能講經，學生能讀經”。[29]

救國淑世之第二事，則是讀國文。蔚芝以爲：“凡教與(yu) 政之行也，必視其習(xi) 貫；反其習(xi) 貫而強以致之，則事必窒礙而不可行。”按：此爲先生的一貫見解，有合於(yu) 西方傳(chuan) 統保守主義(yi) 之真諦。先生又曰：“自歐化東(dong) 漸，藝術紛陳，人皆曰國文無用，或且疑爲久王而將厭者。”先生大不以爲然，指出：今日新知新說日新月異，“正賴才智卓越之士，掇各科之精蘊，而用吾國文以發明之，俾僻壤遐陬，未通佉盧文字者，皆得盡研科學，而重譯之士，且將取吾書(shu) 以餉彼邦之人士”。[30]易言之，國文之當重，在現實的需要：科學爲中國所急需，以如此廣土衆民，、若欲使人人通域外文字，以通科學，豈非事倍而功半。故國文者，若從(cong) 現實角度看，其焉可不重？

更爲重要的是：猶如國貨是“國民之命脈”,國文乃是“國民之精神”。“國貨滯則命脈塞，國文敝則精神亡。愛國者既愛國貨，先當維持國文。”因此，“讀國文爲救世之第二事”。“經者，文之幹；文者，經之支與(yu) 流裔。”此即古史讚堯所謂“文思”，讚舜所謂“文明”。“漢唐以來，文化盛則國治，文化微則國衰。故無論古今中外，罔不以保存文化爲兢兢。乃今世之士，淘汰文化惟恐不速。或用鄙陋俚俗之教書(shu) ，自詡爲新法，雖聰明才智之士，亦強儕(chai) 諸村夫牧豎之流，知識日短，誌氣日卑。究其弊，國家將無用人之人，而惟有爲人所用之人。豈不恫哉！”[31]換言之，國家欲自強，必須文化能自立，而欲文化能自立，必須維持國文；若文化衰微，知識淺而誌氣卑，則隻能隨人腳跟，出不了第一流的人才。

先生又指出：“生民之類，自棄其國學，未有不亡者也。”歐洲諸國，“其競進於(yu) 文明者，則其國家，其人類強焉，存焉；反是則其國家，其人類弱焉，息焉，滅焉。我國文字，自書(shu) 契之造，以迄孔子，數千年來，綿綿延延，人類之所以常存者，胥由文焉作之綱維”。日本師法德國，然而“藝成而立”，並不以“德言授其徒”而取代己之國文。[32]先生因此對“文化侵略”深表憂慮：“橫覽東(dong) 西洋諸國，靡不自愛其文化，且力謀以己之文化擴而充之，深入於(yu) 他國之人心，而吾國人於(yu) 本國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禮義(yi) 、修己治人之大原，轉略而不講，或且推去而任人以挽之。悲乎哉！文化侵略瞬若疾風，豈僅(jin) 武力哉？吾爲此懼，深恐抱殘守缺，終就淪湮”，於(yu) 是在“太湖之濱，購地數十畝(mu) ”，經營國學專(zhuan) 修館，以讀經尊孔、保存文化爲職誌。[33]

同時須知，先生提倡讀經、讀國文，並不僅(jin) 是因爲此乃中國文化之結晶，更因爲：“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文之精深堅卓者，必其人之忠厚篤實者也。若夫圓熟軟美，則人必巧滑而佞柔；叫囂淩亂(luan) ，則人必恣睢放蕩而無秩序。且夫秩序者，文章之基、人事之紀也。世變多故，言龐事雜，泯泯棼棼，皆害於(yu) 無秩序。”他更以爲，“世界中之善氣，即天地中之正氣，亦即文字中之正氣也。人皆吸天地間之空氣，而不知吸世界中之善氣。人欲吸世界中之善氣，必先吸文字中之正氣。文字之氣正而世界昌焉”。諸經之文字，正是文字中的善氣，能使人燥釋矜平，化去無秩序。因此，“擴充文字中之善氣”，即是“提引世界之善氣於(yu) 無窮也”。[34]按：足見先生並非文化民族主義(yi) 者，並不持文化排外論，其所謂正氣、善氣，乃是普世性的，其所向往者，則爲“提引世界之善氣於(yu) 無窮”，俾全人類登於(yu) “文思”、“文明”之境域。

然而先生對於(yu) “文明之禍”，深有理解。指出：《周易》中，“〈離〉爲文明之卦，而其象又爲甲胄，爲戈兵”，爲何如此相悖？“驗諸當世”，乃知“文明者，戈兵甲胄之階也”。“無形之競爭(zheng) 以心理，有形之競爭(zheng) 以學術；無形之競爭(zheng) 以科學，有形之競爭(zheng) 以幹戈。《離》爲火，製器尚象，火器日精。故世界愈文明，而幹戈之相爭(zheng) 殺乃愈無已時。”《管子》有“官山海王”之說，“知此義(yi) 而欲補救之者也”。《老子》有“剖鬥析衡，民斯不爭(zheng) ”，《莊子》有“絕聖棄智，佳兵不祥”之說，“知此義(yi) 而欲屏絕之者也”。孟子則是“知此義(yi) 而欲以有形之競爭(zheng) 歸於(yu) 無形之競爭(zheng) ”，所以便有“矢人、函人之相校”及“如恥之，莫如爲仁而反求諸己”之說。孟子所身處的戰國時代，正是這樣一個(ge) 有形競爭(zheng) 劇烈、殺人盈野盈城之世，故孟子大聲疾呼：“天下之禍亟矣，非仁義(yi) 救之不爲功。”“蓋有仁義(yi) ，則地球之內(nei) 以康以寧；無仁義(yi) ，則地球之內(nei) 以爪牙，以肉食。”而“漢唐以來，鮮明此理，爲學偏於(yu) 空虛，其心思耳目之聰明窒塞，乃日益甚”。原因在於(yu) “徒知文明之足以治天下，而不知甲胄幹戈之已隨其後”。至於(yu) 近代學子，“稍稍研求科學，徐而究其實，乃徒知物質之文明，而於(yu) 有形無形之競爭(zheng) ，曾未嚐少辨焉。或者且嗜功利，薄仁義(yi) ”。僅(jin) 知文明之利而不知其害，如何能救世？先生深信，若“先知先覺之得其人”，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詎不可以締造”？中國既有先聖遺經，以仁義(yi) 爲教，一旦講明其中至理，“必將有聖人者出，先以無形之競爭(zheng) 趨於(yu) 有形之競爭(zheng) ，乃複以有形之競爭(zheng) 歸於(yu) 無形之競爭(zheng) ”，亦即先使心理之爭(zheng) 勝趨於(yu) 學術之競爭(zheng) ，而後以科學之競爭(zheng) 銷融武力之競爭(zheng) ，俾各國以文明創造的競爭(zheng) 取代“幹戈之相爭(zheng) 殺”。[35]先生之悲願深矣。

四、發揚孟學

綜上所述，可見在蔚芝先生心目中，救國與(yu) 救世本爲一事。其所向往者，不是中國崛起與(yu) 列強相爭(zheng) ，而是全人類共趨大同之域。其所謂讀經救世，乃是闡發經中仁義(yi) 學說，使之沾溉及於(yu) 全世界，永久消弭人類自相殘殺的慘禍。仁義(yi) 學說的精髓，則在孟子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先生撰《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學規》，有雲(yun) ：“凡士人通經學、理學而能達於(yu) 政治者，謂之有用，謂之通人；不能達於(yu) 政治者，謂之無用，謂之迂士。”[36]何以通經學理學必當達於(yu) 政治？乃是出於(yu) 不忍人之心。見生靈之塗炭，哀鴻之遍野，凡有仁心者，必恫瘝在抱，不能不關(guan) 心政治。民國十年，先生作《不忍人之政論》三篇，其二有曰：“吾嚐遊歐美諸國，其民熙熙皞皞，頗有雍容禮樂(le) 之風。彼其所重者，惟在人道。其譏我中國，則曰：‘支那人之性命，曾無異於(yu) 雞犬。’何其言之慘也。嗚呼！”與(yu) 歐美諸國相對照，其時的中國百姓，可謂“末世之民”，原因在於(yu) “在上者之先絕其生機”。先生不由慨歎道：“夫使百姓有死之悲，無生之樂(le) ，誰實爲之哉？讀《詩》之《萇楚》《苕華》諸篇，未有不掩卷流涕者矣。”[37]

《不忍人之政論三》申述道：

古之爲政也，惟務生人；今之爲政也，惟務殺人。古之爲政也，必生人而心始安；今之爲政也，必殺人而心始快。嗚呼！何其度量之懸殊也。孔子曰：“道二，仁與(yu) 不仁而已矣。”不忍則仁，忍則不仁。仁不仁之辨，不忍與(yu) 忍而已。……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仁人之於(yu) 孝，猶手足之有腹心，枝葉之有根本也。古之聖人，首在躬行孝悌。由是而推暨之，有無限之等級，即有無限之經綸。是故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之罷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是所謂不忍人之政也，是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今也侈談同胞同與(yu) ，而其爲政也，乃適與(yu) 之相反。長國家而務財用，外本內(nei) 末，爭(zheng) 民斯奪，舉(ju) 向之養(yang) 老恤孤、惠鮮鰥寡一切善政，俱掃地而更張之，狼吞而虎咽之。古之人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今則專(zhuan) 虐無告廢困窮；古之人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今則專(zhuan) 虐惸獨畏高明。殺千百人不足，馴至於(yu) 殺億(yi) 萬(wan) 人；殺當時之人不足，馴至於(yu) 殺後世之子孫。

先生更指出，君臣上下，本與(yu) 父子關(guan) 係不同，乃是“人合”，非“天合”。欲“人心不至於(yu) 渙散，宇宙不至於(yu) 陸沈”，惟有“以不忍之心相爲固結”。而“今也舉(ju) 不忍人之心與(yu) 不忍人之政，皆以爲腐敗而不足複道，悍然吮民之膏飲民之血而不顧。如是則萬(wan) 目睽睽，對於(yu) 政府誰複有理之者？誰複有愛而護之者？一旦事變，誰複有奔走而捄之者？”[38]世事如此，焉得不以孟子之言救之？

所謂不忍人之心，依孟子之見，乃人性中所固有，然若其心陷溺，則極易失去，故孟子闡說心性，以爲救世必由之道。蔚芝先生對此論曰：

或問曰：孟子言心性以救世，精義(yi) 安在？曰：“合性與(yu) 知覺，有心之名。”（宋張子《正蒙》語））孟子論心性，訓練知覺而已矣。學無論中西，胥歸於(yu) 實。惟知覺虛靈，能禦實而使之精。吾國民之積弱，正由於(yu) 知覺之蠢愚浮躁。居一邑而不辨其人之賢否也，辨一事而不究其事之始終也，讀一書(shu) 而不明其所言之綱要也。如此遲鈍，故事事落於(yu) 人後。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知養(yang) 於(yu) 平時者也，覺發於(yu) 臨(lin) 事者也。視必求其明，聽必極其聰，思必致其睿，學之弗得弗措，行之弗篤弗措，夫然後知覺靈而智慧達。然若私智穿鑿，機心相角，利欲相計較，則知覺轉爲之窒塞。故孟子又清其源，曰“良知”。本家庭之愛敬，擴而充之於(yu) 治平。善良以爲體(ti) ，靈警以爲用；善良以治內(nei) ，靈警以對外。推諸東(dong) 海西海，此心同此理同也；推諸南海北海，此心同此性同也。故孟子之學，不獨可以救國，且可以救世。[39]

欲發揚孟子心性之學，必須“訓練知覺”。先生所謂知，相當於(yu) 理學家所謂涵養(yang) ，所謂覺，則相當於(yu) 所謂省察；涵養(yang) 於(yu) 平時，省察於(yu) 臨(lin) 事。而所謂知覺，當從(cong) 心性中自然流出，切不可以私智穿鑿。知覺靈而智慧達，便是孟子所謂良知的妙用。良知擴充至於(yu) 極，治國平天下即在其中。而且凡屬人類，心性皆同，故訓練知覺，自可以救世。

更有進者，訓練知覺對於(yu) 科學、工藝之創造發明，亦大有助益。先生自謂，“平日之誌願，在造就中國之奇材異能，冀與(yu) 歐美各國頡頏爭(zheng) 勝”，而“今人但務思想，而不能修養(yang) 其知覺。夫知覺不本於(yu) 善良，則思想終歸於(yu) 惡化”。“二十世紀以來，吾國鮮有發明彜器技能”，症結在於(yu) “知覺不良，日趨於(yu) 功利誇詐，則思想因以窒塞而不敏也”。對治之方，則是發揮固有的良知，因其本爲“萬(wan) 能之萌柢也”。[40]要言之，訓練知覺，以致良知，不僅(jin) 是道德的基礎，更是人類重大發明之憑借。

先生著有《知覺篇》一長文，對此作深入的解釋，大略謂：“世謂知在於(yu) 事而覺在於(yu) 心者，非也。知與(yu) 覺皆因事而感心，因心以應事。知裕於(yu) 平時者也，覺發於(yu) 臨(lin) 事者也。知，體(ti) 也，覺，用也。故養(yang) 知在學問，而發覺在聰明，言知則可以該覺。”最要者在於(yu) “知本”：“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輕重長短定，而是非明矣。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惡者蹠之徒。欲知舜與(yu) 蹠之分，無他，利與(yu) 善之間。舜蹠分而善惡著矣。是非明，善惡著，則本末厚薄稱，此之謂知本。”凡修身、齊家、治國，皆須知本。[41]欲使人人靈其知覺，必須自教育入手。

先生因此說道：“今日所教之事，即他日所行之政。雖然，行政殺人，人得而知之。教育殺人，若戰國之世，罔民設教，桎梏其智能，窒塞其聰明，導以欲，誘以利，其誌卑，其行鄙，而害且及於(yu) 人心家國，人鮮有知之者，豈不悲哉！孟子誌在救世，七篇之書(shu) ，所言無非教育。”有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國民教育、高等教育、分級教育。其精意可約爲三端，即人倫(lun) 教育、性情教育、道德教育。人倫(lun) 教育行，人間的“天敘、天秩始定”，“未有人倫(lun) 不明而政治有秩敘者”。性情教育使人天性不至陷溺，“惟有真性情者，乃有深學問”。“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道德教育使人存廉恥，重氣節，“豈有無道無德而可以為(wei) 教者”？因此，“惟當以孟學爲體(ti) ，純而益求其純；以科學爲用，精而益致其精”。[42]發揚孟學，可謂深切著明矣。

五、定國要策與(yu) 政治道德

抗戰結束之年,蔚芝先生答客問定國要策，雲(yun) ：

餘(yu) 所持者，卑之無甚高論，惟有興(xing) 廉、務實二事而已。……《大學》明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而吾國人專(zhuan) 以“發財”二字爲口頭禪，受其害者，或隱喜而陽諱之。心術卑鄙，品行齷齪，率由於(yu) 此。孔子曰：“慢藏誨盜。”老子曰：“多藏厚亡。”孟子曰：“去義(yi) 懷利，未有不亡。”世人視爲迂遠，貪官汙吏盈天下，而人類之相爭(zheng) 相奪，遂無已時。

先生因此大聲疾呼曰：“故吾常謂吾國人好利之心一日不去，中國恐無太平之望。哀哉！”真痛乎其言之。

至於(yu) 務實，先生說：“試讀近代曾文正公文集、日記、家書(shu) ，其腳踏實地、兢兢業(ye) 業(ye) 爲何如？”舉(ju) 民國二十六年丁醜(chou) 抗戰初起時二事爲例。其一是：當時無錫紳士“有向當道請軍(jun) 械守城者，則笑曰：‘敵人豈有至無錫之理。現在崑山兵力足可支持七個(ge) 月，屆時大兵雲(yun) 集，彼小醜(chou) 詎足道耶？’”然而事實是：崑山不但未能支持七個(ge) 月，連七天都支撐不了。先生雲(yun) ：“此事雖未必確實，然亦足征放空氣之害。”又引孔子之言“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說道，此等“大言炎炎，毫無實際”，以嚇唬自己百姓猶且無用，更何況“嚇外人乎？哀哉！”或以宣傳(chuan) 需要爲之辯護（按：所謂宣傳(chuan) 部，國民黨(dang) 首創，爲前此政府所無），先生答道，宣傳(chuan) 貴有實際，至於(yu) “孰者宜宣傳(chuan) ，孰者宜韜晦，更宜謹慎斟酌”。（按：如此顯明道理，主持宣傳(chuan) 者自欺欺人，不知也，嗚呼！）其二是：風聞當時常州鄉(xiang) 間某地，“即因宣傳(chuan) 軍(jun) 械充足，致受轟炸，哀哉！”先生引邵子（雍）之言“天下將治，則尚行也；天下將亂(luan) ，則尚言也”，雲(yun) ：“夫言有枝葉，已非治世所宜，況虛聲洞（恫）喝乎？況軍(jun) 事要政乎？故竭力務實，猶宜慎密不出，況並無實際乎？”[43]對於(yu) 宣傳(chuan) 罔民之害，言之諄諄，可謂痛哭流涕者矣。

當時頗有人，以爲政治與(yu) 道德宜分而不宜合。先生對此，大不以爲然。曰：

合則治，分則亂(luan) ；治則盛，亂(luan) 則衰；治則存，亂(luan) 則亡。《論語》中有分言之者，“道之以政，民免無恥；道之以德，有恥且格”是也。有合言之者，所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蓋言躬行道德，心理統一，而後土地始能統一，否則民心渙而不聚，土地亦豆剖而瓜分矣。聖人答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要言之，“政治萌柢在正人心，而欲正人心，必先自正其心也”。正人心之道，則在明君子小人之辨：“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義(yi) 者，道德之根源，行而宜之之謂，發之於(yu) 政治，大順乎人心，所欲興(xing) 聚，所惡勿施也。利者，字義(yi) 爲刈禾，公其利則天下之美利也；若私其利於(yu) 一己，則貪庸卑鄙，心術欺詐，刃立於(yu) 旁。其弊也，因行政而殺人，且轉而自殺，並殺其子孫矣。哀哉！”

於(yu) 是得出如下結論：“故今日惟有興(xing) 廉而嚴(yan) 懲貪墨，譬諸霹靂震空，妖媚自然遠遁。若喜其爲我牟利、逢迎諂媚而用之，則民生日益憔悴，國家日益阽危矣。”闡發“務實”二字，則曰：“虛矯之氣最足以害國。縱覽中外曆史，虛矯者未有不敗，實事求是者未有不興(xing) 。”又曰：“餘(yu) 於(yu) 三十年前，以爲致太平者，必求興(xing) 廉務實、體(ti) 用兼備之士，而國人曾莫之悟。孟子言：‘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又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其道維何，亦曰仁義(yi) 而已矣。”[44]按：先生憂患之深，針砭之切，足可爲今日龜鑒。

注釋：
 
[1]唐文治著、唐慶詒補：《茹經先生自定年譜正續編》（以下簡稱《年譜），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9輯，第90種，頁81。
 
[2]同上，頁10-11。
 
[3]同上，頁18-19。
 
[4]同上，頁23。
 
[5]同上，頁23-24。
 
[6]錢穆：《陸桴亭學述》，收入其《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頁20。
 
[7]《年譜》，頁24-25。
 
[8]同上，頁26-28。
 
[9]同上，頁36，38。
 
[10]同上，頁41-43，47。
 
[11]同上，頁49-56。
 
[12]唐文治：《茹經堂奏疏》，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6輯，第56種。
 
[13]《年譜》，頁57-60。
 
[14]唐文治：《廣思辨錄序》，《茹經堂文集四編》，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輯，第33種，《茹經堂文集三、四編》，頁1704（原刊本，卷六，頁172）。
 
[15]唐文治：《與友人書》，《茹經堂文集二編》，收入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2種，頁712-713（原刊本，卷四，頁七下——八上），716-717（原刊本，頁九下——十上）。
 
[16]收入《茹經堂文集三編》，《茹經堂文集三、四編》，頁1238-1239（原刊本，卷一，頁二三下——二四上）。
 
[17]唐文治：《上海永康中學思齊齋記》，《茹經堂文集六編》，《茹經堂文集五、六編》，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輯，第34種，頁2183（原刊本，卷五，頁三五）。
 
[18]唐文治：《與李頌侯書》，《茹經堂文集二編》，頁723（原刊本，卷四，頁十三上）。
 
[19]《茹經堂奏疏》，頁93-94（原刊本，卷二，頁一），頁120-121（原刊本，卷二，頁十四下——十五上）。
 
[20]《茹經堂文集四編》，頁1630（原刊本，卷四，頁104）。
 
[21]唐文治：《廣思辨錄序》，《四編》，頁1702（原刊本，卷六，頁170）。按：裘氏撰文，論科學方法不足以治中國學問，其大要錄入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影印民國二十五年增訂本），頁431-34。
 
[22]唐文治：《孟子教育學題辭》，《茹經堂文集四編》，頁1649-1650（原刊本，卷四，頁123-124。
 
[23]唐文治：《孟子大義》，《茹經堂文集三編》，頁1316-11317（原刊本，卷三，頁十八下——十九上）。
 
[24]《茹經堂文集二編》，頁798-799（原刊本，卷五，頁三四下——三五上）。
 
[25]同上，頁799-800（原刊本，頁三五下——三六上）。
 
[26]《茹經堂文集》，民國十五刻本，卷二，頁二九下——三十下。
 
[27]同上書，卷四，頁一，二下。
 
[28]《茹經堂文集二編》，頁788-790（原刊本，卷五，頁二九下——三一上）。
 
[29]《茹經堂文集四編》，頁1193（原刊本，卷四，頁115，116。
 
[30]唐文治：《中學國文教本序》，〈茹經堂文集二編〉，頁795，796-798（原刊本，卷五，頁三三上，三三下——三四下）。按：此文作於辛亥革命前二年。
 
[31]同上，頁801，800（原刊本，頁三六上，三五下）。
 
[32]唐文治：《工業專門學校國文成績錄序》，《茹經堂文集二編》，頁804-805，808（原刊本，卷五，頁三七下——三八上，三九下）。按：此文作於民國三年甲寅。
 
[33]唐文治：《國學專修館十五周紀念》，《茹經堂文集五編》，《茹經堂文集五、六編》，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輯，第34種，頁1956（原刊本，卷五，頁十四）。按：此文作於民國二十五年丙子。
 
[34]唐文治：《工業專門學校國文成績錄二編序》，《茹經堂文集二編》，頁812-815（原刊本，卷五，頁四一下——四三上）。按：此文作於民國六年丁巳。
 
[35]唐文治：《工業專門學校雜誌序》，《茹經堂文集二編》，頁815-818（原刊本，卷五，頁四三上——四四下）。按：此文亦作於民國六年丁巳）。
 
[36]《茹經堂文集》，卷二，頁二八下。
 
[37]《茹經堂文集三編》，頁1249（原刊本，卷二，頁二上）。
 
[38]同上書，頁1249-1250（原刊本，卷二，頁二）。
 
[39]唐文治：《孟子心性學題辭》，《茹經堂文集四編》，頁1646（原刊本，卷四，頁一二零）。
 
[40]唐文治：《上海交通大學工程館記》，《茹經堂文集三編》，頁1401（原刊本，卷六，頁五上）。按：此文作於民國二十年壬申。
 
[41]《茹經堂文集三編》，頁1215-1216（原刊本，卷一，頁十二）。按：此文作於民國十五年丙寅。
 
[42]唐文治：《孟子教育學題辭》，《茹經堂文集四編》，頁1646-1648（原刊本，卷四，頁一二零——一二二）。
 
[43]唐文治：《論定國要策》，《茹經堂文集六編》，頁2079-2080（原刊本，卷一，頁五——六）。
 
[44]唐文治：《政治道德論》，同上書，頁2080-2081（原刊本，卷一，頁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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