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有德必有位？

——以王充的“逢遇論”為(wei) 中心的考察

作者：朱承

來源：《中共寧波市委黨(dang) 校學報》，2020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初六日辛醜(chou)

          耶穌2020年2月28日

摘要：

王充在傳(chuan) 統“德位是否相稱”的問題意識下，提出自己的“逢遇”論，將君子、士人的政治際遇訴諸於(yu) 偶然性，批評了時人“賢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的狹隘觀點，並以此來為(wei) 自己政治上的“不遇”提供解釋。王充對當時的政治現實進行了一定的揭示，並反映了傳(chuan) 統士人在政治命運上的被動性和不確定性，具有積極的思想史意義(yi) 。但王充將君子、士人的政治際遇歸結為(wei) 偶然性，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實際政治中的謀略、情勢等因素。另外，王充也沒有提出對於(yu) 君主專(zhuan) 製及用人體(ti) 製的反思，反映了他自己對君主仍然抱有幻想和期待的一麵。

關(guan) 鍵詞：王充；逢遇；德位相稱；

在儒家傳(chuan) 統中，“有德必有位”的理想與(yu) “德位不稱”的現實之間的張力長期存在。儒家甚至認為(wei) 正是“德位不稱”的現象導致了儒家王道理想不能實現，特別是君主的德位不稱造成了儒家之道難以變成現實，如朱熹曾對三代之後的政治十分感歎，認為(wei) 漢唐之君以人欲壓倒天理，他說：“千五百年之間，正坐為(wei) 此，所以隻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當然，在朱熹心目中，王道理想的實現與(yu) 否主要是與(yu) 帝王道德品質關(guan) 聯的。就一般而言，“德位相稱”的問題，更普遍地存在於(yu) 兩(liang) 種情況中，一是自認有德有能的士人、君子能否獲得權位，以便施展其才華和抱負；二是占據某種職位的人是否具有與(yu) 之相匹配的品德與(yu) 能力。關(guan) 於(yu) 後者，荀子曾說：“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論》）如果人們(men) 沒有一定的品德和能力，就不能勝任某種職位，否則就會(hui) 招致禍患。而關(guan) 於(yu) 前者，則更多地體(ti) 現為(wei) 人們(men) 對於(yu) 政治際遇的抱怨。儒家認為(wei) ，一個(ge) 人如果具有很高的德性與(yu) 能力，就應該在現實生活中擁有一定的權位，否則就是“懷才（德）不遇”的“德位不稱”。關(guan) 於(yu) “懷才（德）不遇”的“德位不稱”問題，漢代哲學家王充在其所著的《論衡》首篇“逢遇”中表達了其較為(wei) 獨特的觀點，值得關(guan) 注。

由於(yu) 王充對於(yu) 自己生存際遇的諸多牢騷，故而徐複觀先生曾認為(wei) 王充是“矜才負氣”的“鄉(xiang) 曲之士”，文辭之間頗有不屑之感。事實上，在中國傳(chuan) 統的士大夫和讀書(shu) 人中，能有幾人真正能夠“蒙聖眷”“通中樞”呢？絕大多數真正的“鄉(xiang) 曲之士”都是籍籍無名，王充能夠以文辭思想顯於(yu) 當時，並以《論衡》大著傳(chuan) 於(yu) 後世，也自然有其過人之處，按照章太炎先生所言：“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王充的思想非常豐(feng) 富，學界已多有論述，特別是在唯物唯心兩(liang) 軍(jun) 對壘的哲學史敘事時代，王充以其挑戰“天人感應”的“唯物論”思想，多為(wei) 學者研究並讚譽，即使徐複觀先生也不得不要“承認他的思想家的地位。”但在“德位相稱”的問題上，王充就表現出某種懷才不遇的孤憤與(yu) 沮喪(sang) ，其中折射出了傳(chuan) 統社會(hui) 士君子在政治際遇上的尷尬處境，當然也體(ti) 現了他對傳(chuan) 統士君子人生際遇的透徹認識，引人深思。本文試圖圍繞“德位相稱”的儒家命題，對其《論衡》中特別是首篇《逢遇》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士君子”的政治際遇問題做一述論，並對傳(chuan) 統社會(hui) 士君子參與(yu) 公共生活的途徑予以反思。

一、品德與(yu) 際遇

傳(chuan) 統儒學往往認為(wei) 個(ge) 人的品德與(yu) 其政治際遇有所關(guan) 聯，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先王先聖，都是德位相配的；而後來由於(yu) 儒家之道不能行於(yu) 天地之間，儒家的聖賢“有德而無位”，如孔子、孟子，在後世儒者心目中，孔孟“有德而無位”的事實，對於(yu) 儒家之道的推行實在是莫大遺憾。因此，後世儒者總是希望回到“有德有位”的三代政治中，在這一理想主導下，幾千年中，儒者都希望有德之君子、聖人擔任政治職務、掌握政治資源，以推行儒家之道。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是“德位不配”的現實，有鑒於(yu) 此，王充結合其自身的處境和對曆史的認識，對於(yu) 德位相配的必然性提出了質疑。

王充認為(wei) ，在現實生活中，人的品德能力與(yu) 其生活際遇沒有正相關(guan) 的聯係，品德能力優(you) 秀並不意味著生活際遇良好，品德能力低下也不意味著生活際遇糟糕。在《逢遇》篇裏，王充首先將人以品德能力為(wei) 標準大致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種是“才高行潔”，另一種是“能薄操濁”，兩(liang) 種品行都不必然地與(yu) 其現實處境關(guan) 聯，“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必卑賤。”（《論衡·逢遇》）關(guan) 於(yu) “才高行潔”和“能薄操濁”的差別，既有先天稟賦的原因，也有後天修養(yang) 的原因。王充關(guan) 注的是“品德能力是否與(yu) 政治際遇具有正相關(guan) 關(guan) 係”的問題。換言之，王充感興(xing) 趣的問題是：具有較高品德能力的士人、君子是否一定能夠獲得較為(wei) 尊顯的政治地位？

關(guan) 於(yu) 這一現實人生問題，王充的答案是：“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論衡·逢遇》）一個(ge) 人的品德能力與(yu) 政治際遇之間不具有必然性的關(guan) 聯，而是一種偶然性的關(guan) 聯，這種偶然性的關(guan) 聯就是“遇”，也就是人們(men) 不得不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他人（主要是君主），君主的喜好決(jue) 定了士人能否得“遇”，這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務，個(ge) 體(ti) 在能否“逢遇”上完全處於(yu) 被動位置。在傳(chuan) 統強調差等的主從(cong) 對峙體(ti) 製下，君主的好惡就決(jue) 定了處於(yu) 從(cong) 屬地位的臣民的政治命運。因此，這裏的“遇”是單向度的，不是兩(liang) 個(ge) 對象互相“相遇”，是一方完全被動的等待另一方的選拔、青睞、獎賞。王充對這種情況的描述，應該是代表了傳(chuan) 統中國士人的尷尬處境，這種尷尬性表現在：第一，個(ge) 體(ti) 的德性才能隻有為(wei) 君主所欣賞、才能實現其價(jia) 值和意義(yi) ，非如此，人生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都將大打折扣，故而，“學成文武藝，貨與(yu) 帝王家”就成了人生得意的唯一路徑，成功了就是“達”，就可以“出仕”；失敗了就是“窮”，就隻能成為(wei) “處士”，正如徐複觀先生對王充的批評：“皇帝、朝廷，是王充精神中的理想國，是他千方百計所追求的。”將個(ge) 體(ti) 的命運同君主的賞識關(guan) 聯在一起，這是傳(chuan) 統士人的無奈。第二，個(ge) 體(ti) 德性才能能否被君主欣賞，在王充的時代（科舉(ju) 尚未舉(ju) 行），對於(yu) 士人來說幾乎完全是被動的，因為(wei) 個(ge) 人能否“逢遇”，要依賴君主的喜好、好惡，而和個(ge) 體(ti) 真正的德性才能水平沒有直接的必然關(guan) 係，換句話說，基本靠運氣。實際上，即使是後來的科舉(ju) 時代，士人的政治成功，除了士子的個(ge) 人努力之外，運氣、高級官吏和君主的賞識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逢遇》篇裏，王充將傳(chuan) 統士人的尷尬被動處境較為(wei) 清晰的呈現出來，也展現出君主專(zhuan) 製時代士人的無奈。當然，在君主專(zhuan) 製時代，也有高邁之士對於(yu) 現實際遇不以為(wei) 然，比如同在漢代比王充稍晚的張衡就提出：“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詳；不恥祿之不夥(huo) ，而恥智之不博。”（《漢書(shu) ·張衡傳(chuan) 》）張衡對於(yu) 德智與(yu) 祿位的認知，就呈現為(wei) 另外一種氣象，這其實是孔子以來儒家“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以及“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論語·學而》）之傳(chuan) 統的延續。換言之，王充對於(yu) 政治際遇的怨言，並不能完全代表中國傳(chuan) 統士君子。

二、逢遇之偶然

在邏輯上看，作為(wei) 一個(ge) 判斷，“有德者必有位”呈現的是一種充分條件假言命題，也就是“如果有德，那麽(me) 一定會(hui) 有位”，這是儒家對於(yu) 德性的充分自信。然而在曆史上，往往有位者未必有德，這就是王充的質疑之所在。王充認為(wei) ，“凡人遇偶既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論衡·命祿》）王充將個(ge) 人的人生際遇與(yu) 命運的偶然性關(guan) 聯，而排斥了德性、品質、能力等主觀能動性的因素，呈現了某種宿命論的傾(qing) 向。

為(wei) 了論證逢遇的偶然性，王充采用了曆史歸納法來論證士人尷尬處境，也就是通過曆史上的具體(ti) 人物事例之羅列來說明其觀點的恰當性。在《逢遇》篇裏，王充一再強調士人政治上“逢遇”的偶然性，並通過列舉(ju) 不同曆史事例來說明之。為(wei) 了說明這種偶然性，王充先是依據德性能力和君主兩(liang) 個(ge) 核心要素劃分出兩(liang) 種情況，一是“異操同主”型，指的是同一個(ge) 君主用不同的方式對待具有不同品德能力的人，“伍員、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論衡·逢遇》）二是“操同主異”型，指的是不同的君主用不同的方式對待具有同一品德能力的人，“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wei) 相，箕子為(wei) 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論衡·逢遇》）接著，王充又進一步依據才能、君主等要素來論證“逢遇”的偶然性，列舉(ju) 了孔子、孟軻、禹、稷、皋陶、虞舜、許由、太公、伯夷、商鞅、籍孺、鄧通、嫫母、無鹽等一係列曆史人物及其事跡，來說明人生政治際遇的偶然性，如孔孟不遇，是因為(wei) 當時的君主“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論衡·逢遇》），但有大才之君，大才之臣就一定能逢遇嗎？答案也是不確定的，“或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論衡·逢遇》）在相同的情況下，每個(ge) 人的際遇也是偶然的，王充舉(ju) 例道，“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麵於(yu) 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論衡·逢遇》）以這些曆史上的案例為(wei) 基礎，王充總結道：“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wei) 是，適可為(wei) 上。合幸得進，不幸失之。”（《論衡·逢遇》）通過對於(yu) 曆史人物命運的歸納，王充更加確證了他所認為(wei) 的命運偶然性，強調個(ge) 人政治際遇和品德、能力無關(guan) 。我們(men) 認為(wei) ，王充對於(yu) 曆史人物政治際遇的認知和判斷，有過於(yu) 簡單之嫌，為(wei) 了論證其“曆史偶然性”的論斷，他片麵地分析了曆史人物政治際遇，比如孔孟之所以不為(wei) 當時的君主所重用，並不是像王充所歸結的純屬偶然，而是因為(wei) 孔孟的主張對於(yu) 當時諸侯爭(zheng) 霸的混亂(luan) 局麵來說，顯然不具有現實性。當然，王充所認為(wei) 的具有德性和才華、但由於(yu) 各種原因不一定必然得到現實運用，這也是符合曆史事實的。

王充從(cong) 大量曆史事例中歸納出來的曆史認識，即：君主好惡具有不確定性，士君子也無法為(wei) 自己的“逢遇”做好有效的準備，隻能“偶合”，依靠運氣來獲得這種偶然性的機會(hui) ，換言之，將自己的前途付諸於(yu) 不可預知的命運。這種觀點，從(cong) 一般士人的角度來看挺悲觀，但其實這裏麵蘊含了這樣的想法，正如王充所揭示的，“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政治地位上的進退、升沉不能作為(wei) 評判賢愚的標準，因此，當士人“不遇”的時候，實際上與(yu) 自己有無才能無關(guan) ，可能隻是運氣的問題。當然，這可能也是王充對自己政治上失意的一種安慰，因為(wei) 政治失意和德性才能並沒有關(guan) 係，即使政治失意，也還有德性才能足以自持並聊以自慰。換言之，即使沒有顯赫的地位，也還可以以品德、才能作為(wei) 自己人生的安慰。在中國思想傳(chuan) 統中，放逐、隱逸之士往往以品行高潔不容於(yu) 當世撫慰平生、抒發心胸，如屈原、陶淵明等等，在一定意義(yi) 上，王充的“逢遇”論也暗合了這一隱逸傳(chuan) 統的思想主張。

按照王充自己的說法，他的這一論斷是針對世俗之議而發的，他說：“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論衡·逢遇》）王充認為(wei) ，世俗的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不能將不遇歸結為(wei) 士君子個(ge) 體(ti) 的“咎由自取”，他分析道：“世主好文，己為(wei) 文則遇；主好武，己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己則不遇。”（《論衡·逢遇》）當一個(ge) 人學文時，君主喜武，而當學武時，可能君主又喜文了；當一個(ge) 人具有辯才時，君主喜歡行動之士，而當成為(wei) 行動之士，君主又有可能喜歡善辯之才。君主的好惡，完全不是士人們(men) 所能決(jue) 定的，故而“遇”與(yu) “不遇”完全成了一個(ge) 被動性、偶然性的命題。我們(men) 知道，士人具備什麽(me) 樣的才能與(yu) 君主喜歡什麽(me) 樣的才能，“偶合”的概率很高，曆史上畢竟還是有很多有才幹的人在政治上脫穎而出。王充之論，其意似不在此，而是在為(wei) 那些“不遇”之士進行辯解，因為(wei) 人們(men) 畢竟不能自主地操控那些被動性、偶然性的情況，所以如果“不遇”也不能歸咎於(yu) 沒有才能、品德低下，反過來，那些“逢遇”的人也未必品性端正、能力出眾(zhong) 。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王充得出關(guan) 於(yu) “遇”的結論性觀點：“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wei) ‘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wei) ‘遇’。”（《論衡·逢遇》）而且，他進一步認為(wei) ，世俗之人對於(yu) 人才的評價(jia) ，完全是看功利結果而不是看品德才能，“因不遇而毀之，是據成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論衡·逢遇》）由此可見，王充撰寫(xie) 《逢遇》，大概有兩(liang) 個(ge) 目的，一是分析概括“遇”的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二是批評時人的功利主義(yi) 眼光，隻看現實的結果，而不是看人們(men) 是否真的有才能，這也是為(wei) 自己“抱才而屈”所做的某種辯護。

三、有德何必有位

王充的《逢遇》篇，是具有立論、論證、結論完整結構、邏輯嚴(yan) 密的一篇論文，全文以描述現象開始，以分析原因承接，繼而以曆史論據予以論證，最終得出結論。《逢遇》篇對於(yu) 士君子的政治境遇的分析，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對於(yu) 君臣關(guan) 係、君民關(guan) 係有著一定的解釋力；同時，王充的結論也與(yu) 人們(men) 對“德位相稱”的一般認知有所不同，對於(yu) 我們(men) 分析傳(chuan) 統思想中的“德位”關(guan) 係有著思想資源的意義(yi) 。通過對王充逢遇論的文本分析，我們(men) 大概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認識：

第一，王充的確揭示了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某種現象，那就是在公共性官職上的“德位不稱”，有德有才的人不一定能得到恰當的展現和合理的運用，個(ge) 人的品德能力與(yu) 實際所被認可的政治地位不相匹配。應該說，這是自古以來人類政治生活中一個(ge) 最為(wei) 常見的現象。正統儒家往往也抱怨曆史上的“德位不稱”，類似孔子、孟子這樣的聖賢，就沒有得到應該有的政治地位，後人不甘，還是給孔子封了個(ge) “素王”。到了清代雍正年間，曾靜還宣稱：“皇帝合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占據去了。”（《大義(yi) 覺迷錄》卷二）曾靜的這段“狂話”，其實也還是傳(chuan) 統儒學“德位相稱”的翻版，是對儒家所耿耿於(yu) 懷的“德位不稱”問題的極端表述。實際上，如果人們(men) 能排除權力本位的思想，從(cong) 思想影響力等角度來認知儒者的社會(hui) 政治意義(yi) ，或許就沒有如此怨懟，作為(wei) 思想家的孔孟遠比擔任某種官職的孔孟要更加具有影響力。儒者對於(yu) 社會(hui) 的貢獻，不僅(jin) 僅(jin) 隻能通過擁有一定的政治權力才能發揮，還能通過更為(wei) 廣泛的途徑和方式來展現，如思想上的引領、生活上的典範、風俗上的教化等等。

第二，王充解釋了“德位不稱”的現實原因在於(yu) 士人“逢遇”的偶然性。因為(wei) 在君臣關(guan) 係中，君主完全占據主導性，臣民處於(yu) 從(cong) 屬地位，隻能靠運氣來獲得政治地位。從(cong) 曆史上來看，雖然隋唐以後，科舉(ju) 考試在很大程度上解決(jue) 了這一問題，但從(cong) 曆史來看，在專(zhuan) 製體(ti) 製下，這種偶然性的因素依然很大。就“逢遇”的偶然性來說，王充這裏將個(ge) 人的發展訴諸於(yu) 命運，這與(yu) 他哲學思想中“疾虛妄”的理論品格是不相融洽的。馮(feng) 契先生曾指出，“就社會(hui) 曆史觀來說，雖然王充否定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的天命論，卻用另一種方式來講命運不可抗拒，這就不能不是缺陷了。”王充的逢遇論正是體(ti) 現了馮(feng) 契先生所指出的這一缺陷，即將個(ge) 體(ti) 在現實生活中的際遇完全歸之於(yu) 命運的偶然，展現了王充思想的內(nei) 在矛盾。這也說明，思想家在對宇宙人生、性與(yu) 天道等普遍性問題的洞察力與(yu) 其對自己個(ge) 體(ti) 生活際遇中的感受，也有可能是不匹配的。

第三，王充此文批判的矛頭存在著一定意義(yi) 上的對象偏差問題。王充撰此篇的目的之一是批判時人對士人的評價(jia) 不是“量操審才能”，而隻是看在現實的官場上是否成功，這是對於(yu) “才高行潔”而不“得位”之賢士的誤解，這個(ge) 批評顯然是能成立的。然而，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對時人的這種批評是遠遠不夠的，或者說沒有涉及到問題的本質。問題的本質在於(yu) ，士君子的個(ge) 體(ti) 命運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與(yu) 帝王將相的關(guan) 係上，也不僅(jin) 僅(jin) 是在獲得某種擁有公共權力的職位上。因此，就對於(yu) 士人命運的不可把捉之批評而言，處理批評時人的短視以外，應該批評的還有：士人隻有求官這一條上升道路來為(wei) 自己正名，士人隻能被動地接受君主的挑選和寵幸而完全失去自主性，而這一切都是君主專(zhuan) 製社會(hui) 對士人最大的殘害。士人上升空間的狹窄與(yu) 士人命運的不可自主，這是問題的實質，而這一問題的背後是君主專(zhuan) 製的政治體(ti) 製。當然，王充是認識不到這一點的，不僅(jin) 王充，古代讀書(shu) 人能有幾個(ge) 認識到君主專(zhuan) 製對於(yu) 士人命運的深刻影響呢？在這一點上，我們(men) 也不能苛求古人。

小結

總體(ti) 來看，王充的《逢遇》篇，在傳(chuan) 統“德位是否相稱”的問題意識下，提出自己的“逢遇”論，認為(wei) 個(ge) 體(ti) 的逢遇與(yu) 否並不取決(jue) 於(yu) 個(ge) 體(ti) 的品德與(yu) 才能，進而將士君子的政治際遇訴諸於(yu) “偶然性”，批評了時人“賢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的狹隘觀點，認為(wei) 政治上的“不遇”往往並不是自我品德與(yu) 才能的問題，而是政治環境特別是君主不確定的喜好所造成的問題。通過對“逢遇”之偶然性的分析，王充以此來為(wei) 自己政治上的“不遇”提供安慰，對當時的政治現實進行了一定的揭示，並反映了傳(chuan) 統士人在政治命運上的被動性和不確定性，這對於(yu) 我們(men) 認識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政治生活，具有積極的思想史意義(yi) 。然而，在《逢遇》這篇討論“品德能力是否與(yu) 政治際遇具有正相關(guan) 關(guan) 係”的短文裏，王充將士人的政治際遇歸結為(wei) 偶然性，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現實政治中的謀略、情勢等具體(ti) 因素，因而對於(yu) 曆史人物的分析，忽視了當時的曆史場景，有過於(yu) 簡單之嫌。另外，王充在這篇文章裏沒有提出對於(yu) 君主專(zhuan) 製、用人體(ti) 製、個(ge) 人上升路徑的反思，也反映了他自己對君主抱有幻想和期待的一麵。

無論是從(cong) 曆史還是現實的角度而言，擁有政治權位或者占據行政官職，隻是一種單向度的人生際遇，對於(yu) 真正的儒者來說，“居處”並不能構成對於(yu) 踐行儒家理念的影響。《禮記》裏曾說，“儒有忠信以為(wei) 甲胄，禮義(yi) 以為(wei) 幹櫓；戴仁而行，抱義(yi)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yu) 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wei) 有如此者。”（《禮記·儒行》）真正的儒者，應該不能簡單地以政治上的權位以及君主的喜好來表明自己乃至儒家的價(jia) 值，而應該以仁義(yi) 、忠信、剛毅、博學等品質自立於(yu) 世，以其獨立的人格品質參與(yu) 到家國天下的公共生活中。

注釋：
 
1(宋)朱熹:《答陳同甫》之四,《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83頁。
 
2徐複觀:《王充論考》,《兩漢思想史》第2卷,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525、585、569頁。
 
3章太炎:《馗書·學變》,沈延國等點校:《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4頁。
 
4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馮契文集》第五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78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