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代書(shu) 院教育模式的複興(xing)

作者：劉道玉

來源：《大學教育科學》2019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正月廿七日癸巳

          耶穌2020年2月20日

摘要：書(shu) 院教育模式，堪為(wei) 我國高等教育史上一朵絢麗(li) 的奇葩。它與(yu) 科舉(ju) 製基本上都是始於(yu) 唐代而廢除於(yu) 清末，但它們(men) 恰恰是一正一反的兩(liang) 個(ge) 典型。書(shu) 院教育模式最大的貢獻是培養(yang) 了大批學界的領軍(jun) 人物，最早嚐試了教學與(yu) 科研並重的模式，誕生了諸多有影響的學派。書(shu) 院之所以長盛不衰，沿襲千年，是因為(wei) 這種教育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優(you) 勢：名家辦學，獨立自主；實施精英教育，以培養(yang) 學術巨子為(wei) 己任；教學與(yu) 學術研究相結合；開放式辦學，開明的辦學宗旨；教學方法不拘一格，實行自學、講座、辯說、問難辯論、相互切磋等多種形式。因此，在新時代，非常有必要複興(xing) 屬於(yu) 我國首創的書(shu) 院教育模式，使其發揚光大。

關(guan) 鍵詞：書(shu) 院製；書(shu) 院教育；精英教育；書(shu) 院模式；人才培養(yang)

中國書(shu) 院教育模式有著悠久的曆史，它始於(yu) 唐朝開元六年（726年）在洛陽創辦的麗(li) 正書(shu) 院，興(xing) 盛於(yu) 宋、元兩(liang) 個(ge) 朝代。在北宋慶曆新政之後，書(shu) 院盛極一時，出現了宋代的四大書(shu) 院。它們(men) 是位於(yu) 湖南長沙的嶽麓書(shu) 院，位於(yu) 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shu) 院，位於(yu) 河南登封的嵩陽書(shu) 院，位於(yu) 河南商丘的應天書(shu) 院。自明朝以後，書(shu) 院逐漸受到限製。光緒27年（1901），清政府頒布《興(xing) 學詔書(shu) 》，廢書(shu) 院，建新學堂，至此書(shu) 院完全瓦解[1]。在我國悠久的曆史發展中，曾經有過許多的教育組織形式，如太學、官學堂、私塾、科舉(ju) 製、國子監、新式學堂等。經過審慎反思可知，我國古代的書(shu) 院不是沒有存在的價(jia) 值，而是堪稱我國古代教育的精髓，非常有必要開展一次書(shu) 院的複興(xing) 運動。這是否定之否定規律辯證的發展必然過程。

在書(shu) 院傳(chuan) 承長達千年的曆史中，前後總共有多少書(shu) 院？史書(shu) 上並沒有過精確的統計。根據推算，估計前後有數千所以上，因為(wei) 僅(jin) 福建省就有750所，四川有394所，湖北也有243所。當然，這些書(shu) 院的規模與(yu) 水平相差也是很懸殊的。北宋全國共有書(shu) 院89所，南宋擁有500餘(yu) 所，而江西的書(shu) 院數量高居全國之首。兩(liang) 宋時期，是我國書(shu) 院的巔峰時期，不僅(jin) 數量劇增，而且還創建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四大書(shu) 院。為(wei) 什麽(me) 兩(liang) 宋時期書(shu) 院如此興(xing) 盛發達呢？一個(ge) 重要原因就是，宋朝是我國曆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和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時代。經濟是發展教育的基礎，因而兩(liang) 宋書(shu) 院繁榮昌盛就不是偶然的了。

那麽(me) ，中國綿延千年的書(shu) 院究竟作出了哪些貢獻呢？書(shu) 院是我國古代教育的一朵絢麗(li) 奇葩，一批赫赫有名的書(shu) 院，實際上就是當時的高等教育機構，他們(men) 肩負著培養(yang) 人才、從(cong) 事高深學問研究和孕育學派的三大功能。

首先是培養(yang) 人才。湖南嶽麓書(shu) 院號稱千年書(shu) 院，就其規模而論，堪稱中國第一書(shu) 院。書(shu) 院大門橫匾是宋真宗皇帝頒書(shu) 賜額的“嶽麓書(shu) 院”，兩(liang) 邊對聯是“惟楚有材，於(yu) 斯為(wei) 盛”，講堂正中是清朝乾隆皇帝禦書(shu) “道南正脈”。厚重的千年辦學曆史，濃鬱的文化氛圍，雲(yun) 集的學術大師，令人們(men) 肅然起敬，無比神往。嶽麓書(shu) 院天下聞名，隻要看看這個(ge) 書(shu) 院曆代著名山長和培養(yang) 出來的傑出人才，就不難看出複興(xing) 書(shu) 院的意義(yi) 之所在了。據可靠的史料，前後主持這個(ge) 書(shu) 院的山長共有55位，他們(men) 大多是學派首領、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如周式、張栻等。這個(ge) 書(shu) 院總共培養(yang) 出了17 000人，其中傑出人才不勝枚舉(ju) ，如彭龜年、遊九言、遊九功、王夫之、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蔡鍔、唐才常、蔡和森等，都被稱為(wei) “嶽麓巨子”。他們(men) 的成功，再次說明書(shu) 院是最佳的育人搖籃[2]。

應天書(shu) 院創建於(yu) 公元1009年，就其影響而言，堪稱中國書(shu) 院之首。《河南日報》曾經有過一篇題為(wei) “一個(ge) 人和一座千年書(shu) 院”的報道[3]，這個(ge) 人就是中國曆史上的大儒範仲淹，這座書(shu) 院即應天書(shu) 院。若論對書(shu) 院的貢獻，範仲淹當之無愧具有開創、奠基之功。幼年喪(sang) 父的他於(yu) 1011年入應天書(shu) 院，寒窗苦讀五年中了進士，被任命為(wei) 廣德軍(jun) 習(xi) 理參軍(jun) ，後來官至參知政事、樞密副使。1026年，他為(wei) 母丁憂回到商丘，並應知府晏殊之邀，做了應天書(shu) 院的主持人（相當於(yu) 校長）。他明確匡扶“道統”的書(shu) 院教育宗旨，確立了培養(yang) “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人才之目標，明晰了學術大師在書(shu) 院的地位，使得書(shu) 院名聲大振，精英輩出。如張載就是地地道道的應天書(shu) 院學子，他後來成為(wei) 北宋的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也是理學的創始人之一，與(yu) 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並稱“北宋五子”。宋代名相富弼也是範仲淹的學生，其才華深受範仲淹欣賞。富弼17歲時，範仲淹就評價(jia) 他是“輔佐帝王之才”，後來他果然輔佐了三位皇帝，三封國公。而名儒景冬曾就讀於(yu) 嵩陽書(shu) 院，中進士以後九任禦史。

其次是致力於(yu) 高深學問之研究，撰寫(xie) 了許多傳(chuan) 世經典名著。嵩陽書(shu) 院位於(yu) 河南登封的峻極峰下，地處嵩山之陽，在曆史上以理學而著稱，是北宋影響最大的書(shu) 院之一。它不僅(jin) 吸引了四方生徒摩肩接踵來此求學，更會(hui) 聚了眾(zhong) 多名儒來此山村幽靜之地開壇講學。當時，到嵩陽書(shu) 院講學的就有範仲淹、朱熹、程顥、程頤、司馬光、範純仁、楊時、李綱等24人，而二程在此講學10年。在那個(ge) 時代，交通極為(wei) 不便，但學術交流如此之頻繁，可見那時候的學風是多麽(me) 的濃厚。司馬光那傳(chuan) 承千年的經典名著《資治通鑒》（第9～21卷），就是在嵩陽書(shu) 院完成的。

在書(shu) 院的曆史上，朱熹是繼範仲淹之後，對書(shu) 院貢獻最大的一位大儒。朱熹祖籍江西婺源，生於(yu) 福建龍溪縣。他14歲到武夷山落戶，享年71歲，除了7年在外做官以外，60多年都是在閩北的書(shu) 院中度過的。他以教育為(wei) 己任，竭力推行書(shu) 院教育，全國70多所書(shu) 院與(yu) 他都有聯係。他親(qin) 自創辦了四所書(shu) 院，即雲(yun) 穀書(shu) 院（寒泉精舍）、武夷書(shu) 院（武夷精舍）、紫陽書(shu) 院、考亭書(shu) 院（竹林精舍），他的許多名著都是在這幾所書(shu) 院完成的。例如，《太極圖說解》《大學章句》《論語精義(yi) 》《易學啟蒙》》《孟子要略》《周易參同契考異》等，都是在閩北幾個(ge) 書(shu) 院完成的，也都成為(wei) 傳(chuan) 世經典名著。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蔡尚思對朱熹有極高的評價(jia) ：“東(dong) 周有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yu) 武夷。”[4]與(yu) 孔孟一起，宋代的朱熹、明朝的王陽明都被後世尊為(wei) 儒學四位大師，也是世界公認的四大文化聖人。

北宋慶曆年間，範仲淹謫知鄧州，受邀創辦花洲書(shu) 院（以百花洲而得名）。其間受文韜武略的滕子京邀請，範仲淹為(wei) 重建的嶽陽樓撰寫(xie) 了《嶽陽樓記》。一生並沒有到過嶽陽的他，文中避不寫(xie) 景，直抒胸意，留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之千古絕唱，也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和現代知識分子立身的榜樣。與(yu) 此同時，在書(shu) 院留下名聯和金句的還有張載，他以“四為(wei) ”即“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作為(wei) 達致太平世界的公理。明朝東(dong) 林書(shu) 院顧憲成撰寫(xie) 的“風聲雨聲讀書(shu) 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an) 心”，也成了讀書(shu) 人經國濟世的座右銘。書(shu) 院已經遠去百年了，為(wei) 何我國再也沒有出現這樣的千古絕唱，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再次是在書(shu) 院誕生了眾(zhong) 多的學派，使之成為(wei) 學派的溫床。什麽(me) 是學派？縱覽科學發展史可知，在一個(ge) 天才人物的周圍，往往會(hui) 圍繞著一個(ge) 學說，聚集眾(zhong) 多的擁戴者，進而誕生一個(ge) 學派，這個(ge) 天才人物就是學派的首領。對照這些標準，我國古代書(shu) 院就是誕生學派的溫床。我們(men) 可以斬釘截鐵地說，繼春秋諸子百家蜂起之後，宋明年代是學派最興(xing) 盛的時期。宋代的程朱理學是影響最大的，在理學的統帥之下，又衍生出了“二程”創立的洛學學派（二程均是洛陽人），朱熹創立的考亭學派（熹父朱鬆居住地），張載創立的關(guan) 學派（以張載在關(guan) 中地區講學而得名），周敦頤創立的濂溪學派（以家鄉(xiang) 水名濂溪得名），等等。周敦頤一向被認為(wei) 是程朱理學的“開山祖師”，清代黃百家在《宋元學案》中說：“孔孟之後，漢儒止有傳(chuan) 經之學，性道微言久矣。元公（周敦頤）崛起，二程嗣之，又複橫渠（張載）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5]

在明代，書(shu) 院發展受到極大的限製，主要原因是書(shu) 院官學化，書(shu) 院和學派逐漸成了科舉(ju) 製的附庸。但是，王陽明的陽明學派卻是一個(ge) 例外。他因反對宦官劉瑾遭貶謫，被遣送至貴州荒蠻之地龍場驛。途經長沙，他專(zhuan) 門遊訪了嶽麓書(shu) 院，並賦長詩《遊嶽麓書(shu) 事》表達對朱熹、張栻兩(liang) 位學術大師的仰慕。曆經千辛萬(wan) 苦到達貴州龍場之後，王陽明立即創辦了龍崗書(shu) 院。這裏不僅(jin) 是他第一次從(cong) 事書(shu) 院教學實踐之地，也是他悟道創立心學之所。王陽明的一生，是心學的產(chan) 生、傳(chuan) 播和學派發展的一生。他還先後到敷文書(shu) 院等地講學。王陽明的心學學派分布很廣，他有名有姓的弟子就有410多人，恐惟有朱子學派才能與(yu) 之媲美[6]。但是，直到明朝中葉以後，隨著程朱理學日益失去控製人心的作用，王陽明的學術思想才逐步左右思想界。在教育領域，程朱理學窒息了思想自由，而陽明學派的出現，要求人們(men) 擺脫程朱學派章句語錄的桎梏，“反求諸心”，追求自己的智慧，這在當時的學術界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縱觀學術史發現，學派指的是，在創立元學說和發揚元學說的思想家感召下，自覺傳(chuan) 承先師學術旨趣的學者群體(ti) 。任何學派的誕生，都是以特定的學術傳(chuan) 播為(wei) 前提的，而學說的傳(chuan) 播需要借助一定的傳(chuan) 播途徑。以書(shu) 院為(wei) 中心的講學是王陽明心學傳(chuan) 播的主要形式，王門弟子紛紛創辦書(shu) 院，僅(jin) 江西省就多達80餘(yu) 所，占該省書(shu) 院總數的三分之一。這一盛況說明，在明朝正德和嘉靖年間，中國開啟了自南宋以來第二個(ge) 書(shu) 院和學術的巔峰時代，這與(yu) 南宋書(shu) 院和程朱理學發展的情況是一致的，書(shu) 院包容文化具有強大的創造生命力。

在我國古代曆史上，書(shu) 院之所以長盛不衰，沿襲了1 000多年，是因為(wei) 這種教育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優(you) 勢。概括起來，我認為(wei) 古代書(shu) 院具有五大特點：

第一，名家辦學，獨立自主。曆來出任書(shu) 院山長的人，都是學有專(zhuan) 長的學壇巨子，不少人自成學派。在宋代以前，書(shu) 院都是私立的，管理機構精幹，基本上沒有脫離教學的冗雜人員，官府幹預比較少，保持了書(shu) 院獨立自主的特點。

第二，實施精英教育，以培養(yang) 學術巨子為(wei) 己任。本來，書(shu) 院是源於(yu) “精舍”“精廬”和“學館”，不論是從(cong) 規模上或是培養(yang) 目標上來看，都是地地道道的精英教育。這些大師級的學者，常年在書(shu) 院深居簡出，把他們(men) 所思所想之精辟見解傳(chuan) 授給學生，這種教育效果絕非是照本宣科所能比擬的。

第三，實施教學與(yu) 學術研究相結合的原則。我國古代書(shu) 院的這一教育理念，大大超前於(yu) 歐美許多主張教學與(yu) 科研相結合的研究型大學。到1810年，德國威廉·洪堡創辦的以教學與(yu) 科研結合為(wei) 特點的柏林大學才成立，而學習(xi) 效仿柏林大學的美國最早的研究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更是晚至1876年才出現。

第四，開放式的辦學，書(shu) 院講學不限於(yu) 本院的學者，不同學派的人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ge) 講壇上。學生聽講不受書(shu) 院或地域的限製，學生也可以中途易師。這種開明的辦學宗旨，仍然是我國當代大學無法企及的。

第五，教學方法不拘一格，實行自學、講座、辯說、問難辯論、相互切磋等多種形式[7]。其中，講座十分頻繁，大大活躍了學術思想。例如，公元1181年，白鹿洞書(shu) 院邀請陸九淵作講座，講題是《論語》中“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演講之成功竟然讓聽眾(zhong) 淚崩。他自己回憶說當時他講得酣暢淋漓。一位聽講者也說：“一聽之下竟然七日難眠。”[8]當然，中國古代書(shu) 院也有著先天的缺陷，那就是僅(jin) 僅(jin) 限於(yu) 儒學、理學、心學這些傳(chuan) 統的學科，對於(yu) 其他人文和社會(hui) 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絲(si) 毫沒有涉及。其實，在宋代，我國科學技術也已經高度發達了，但並沒有誕生傳(chuan) 授自然科學理論和知識的書(shu) 院，這是非常可惜的。英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就曾經詰問：為(wei) 什麽(me) 中國古代有眾(zhong) 多的發明，而近代科學卻沒有誕生在中國？但是，瑕不掩瑜，這些缺失絲(si) 毫不影響我們(men) 對古代書(shu) 院模式的借鑒。

古代書(shu) 院已經遠離我們(men) 100多年了，但是學者和民間呼籲繼承和發揚書(shu) 院的聲音從(cong) 來也沒有中斷過。人類的曆史發展是依照螺旋式上升進行的，有時一種好的製度、模式或是學術觀點在一個(ge) 時代被否定，在另一個(ge) 時期又將會(hui) 以複興(xing) 的形式出現。胡適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20世紀20年代就指出：“一千年以來，書(shu) 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ge) 重要位置……所可惜的，就是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shu) 院製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要知道我國書(shu) 院的程度，足可以媲美外國大學的研究院……書(shu) 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以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複現於(yu) 今日了。”[9]

目前我國書(shu) 院的現況，著實讓人憂心忡忡，絕大多數書(shu) 院經過重修成為(wei) 旅遊景點，以吸引觀光者為(wei) 重點。在民間，雖然也有一些民辦教育機構開辦了所謂的書(shu) 院，但他們(men) 也是為(wei) 了招攬學生，以營利為(wei) 目的。在教育界，雖然有一些大學恢複了古代書(shu) 院的名稱，如湖南大學於(yu) 20世紀70年代末正式接管了嶽麓書(shu) 院，目前已形成從(cong) 本科、碩士、博士到博士後的完整的人才培養(yang) 格局，而且設立了中國哲學研究所、中國曆史研究所、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書(shu) 院研究中心、四庫學研究中心等10個(ge) 科研機構，但是，此書(shu) 院非彼書(shu) 院也，舍棄了古代書(shu) 院的精髓，在統一的教育體(ti) 製的領導下，按照計劃經濟思維辦學，是難於(yu) 再現昔日書(shu) 院輝煌的。白鹿洞書(shu) 院與(yu) 地方所屬的九江學院合作，雖然組織了“白鹿洞文化論壇”，看來也是有些不倫(lun) 不類。在其他大學，如複旦大學和蘇州大學，也設立了許多書(shu) 院，要麽(me) 是為(wei) 了紀念名人而設，要麽(me) 是作為(wei) 一種管理機構而設，雖然宣傳(chuan) 著墨很濃，但隻圖形式而不重學術，也難於(yu) 達到培育出大儒和形成學派的目的。

在我國教育史上，書(shu) 院與(yu) 科舉(ju) 製基本上是同時興(xing) 起和同時被廢除的兩(liang) 大教育製度，但它們(men) 恰好是一正一反的典型。書(shu) 院被徹底廢除，而科舉(ju) 製的思想卻影響至深，滲透到當今的應試教育，而且成為(wei) 我國教育解不開的死結，這確實令人費解。我們(men) 現行的各級教育製度，基本上都是西方教育的翻版，少有創新的特點。然而，書(shu) 院是真正屬於(yu) 我國教育的國粹，其整套辦學理念超前世界研究型大學數百年。我們(men) 必須把這塊丟(diu) 棄的瑰寶重新拾起來，擦洗一新，讓她在新時代再現耀眼光輝！

那麽(me) ，我倡導複興(xing) 書(shu) 院模式的目的又是什麽(me) 呢？坦率地說，書(shu) 院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學。我倡導複興(xing) 書(shu) 院的目的就是彌補我國高等精英教育的空白，致力於(yu) 精英人才的培養(yang) ，從(cong) 事傳(chuan) 承千百年高深學問的研究，再造我國新時代科學學派。關(guan) 於(yu) 我國複興(xing) 書(shu) 院的方向，我以為(wei) 應包括以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實施精英教育。什麽(me) 是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就是培養(yang) 社會(hui) 精英的教育[10]。它們(men) 應當是小而精和小而特的一對一的教育，決(jue) 不能追求高大全，這是與(yu) 我國現行的公立大學相區別的。社會(hui) 精英隻能是極少數人，他們(men) 應當是最富有理想的人，以學術為(wei) 終身誌業(ye) 。他們(men) 應當具有“你生前悠悠千載已逝，未來還有千年沉寂的期待”的情懷，沒有這種癡狂，便不適合做學術，也不應當再做下去[11]。

根據我國現行高等教育布局，新型書(shu) 院隻限於(yu) 人文社會(hui) 科學和純數理學科，重點是文學、史學、哲學、社會(hui) 學、心理學、教育學、數學、理論與(yu) 天體(ti) 物理學等。複興(xing) 書(shu) 院要因地製宜，每個(ge) 書(shu) 院各有側(ce) 重，既不相互攀比，也絕不雷同，以小規模為(wei) 宜。這些學科是我國當今大學中的薄弱環節，更適合在象牙塔內(nei) 安貧樂(le) 道地求索。毫無疑問，自然和工程技術學科是非常重要的，但現行公立大學裏這幾個(ge) 學科已經很強大了，而且要耗費巨額資金，所以新型書(shu) 院要揚長避短，做現行公立大學不願做或做不了的學問，這樣才能獲得巨大突破。

其次，必須定格為(wei) 私立性質，保持書(shu) 院的獨立性。什麽(me) 是獨立？法國著名哲學家雅克·德裏達說：“大學的獨立自由到什麽(me) 程度？大學不僅(jin) 相對於(yu) 國家是獨立的，而且對於(yu) 市場、公民社會(hui) 、國家的或國際的市場也是獨立的。”[12]因此，大學的獨立是無條件的，任何借口剝奪大學獨立權，都是對書(shu) 院精神的否定，都不是真心實意地複興(xing) 書(shu) 院模式。

再次，教學與(yu) 研究相結合，育人與(yu) 著述並行不悖。書(shu) 院的教學絕非灌輸知識，而是提倡自學和獨立鑽研，因材施教；書(shu) 院的研究，也絕非模仿或尾隨外國人的研究，而是研究純科學，也就是看似無用的基礎科學。然而，看似無用的純科學卻是科學之母，它是窮究萬(wan) 事萬(wan) 物的本質，一旦基礎科學獲得巨大突破，將會(hui) 導致科學技術領域的哥白尼式革命。早在1883年，美國著名物理學家、美國物理學會(hui) 第一任會(hui) 長亨利·奧古斯特·羅蘭(lan) 就發出了《為(wei) 純科學呼籲》的演講[13]，對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國當今與(yu) 那時候的美國情況極為(wei) 相似，研究中的急功近利、浮躁、造假等行為(wei) 盛行。因此，新型書(shu) 院必須肩負起純科學的研究重任，為(wei) 創立科學學派、培育滋生學術大師的沃土、出版傳(chuan) 世經典名著作出貢獻。

我國書(shu) 院的複興(xing) 任重而道遠，既需要有遠見卓識的決(jue) 策者，又需要有慷慨捐贈的企業(ye) 家。我國現有各種球類俱樂(le) 部數十家，每年耗資上千億(yi) ，難道就不值得捐資辦幾十所新型的書(shu) 院嗎？在這兩(liang) 個(ge) 先決(jue) 條件下，還需要有獻身於(yu) 複興(xing) 書(shu) 院模式的一批教育家以及眾(zhong) 多有理想的孜孜以求的青年學子。這是一項使中華民族立於(yu) 世界科學先進之林的千秋大業(ye) ，惟有各方麵的人士攜手共進，方可達到複興(xing) 書(shu) 院教育模式的目的。這正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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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道玉（1933-），湖北棗陽人，著名教育家、化學家、社會(hui) 活動家，主要從(cong) 事高等教育研究。。1977年，出任國家教育部黨(dang) 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為(wei) 高教戰線上的撥亂(luan) 反正和恢複統一高考起到重大作用。1981年至1988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推動多項教育改革，拉開了中國高教改革的序幕。現任劉道玉教育基金會(hui) 會(hui) 長。著有《一個(ge) 大學校長的自白》《拓荒與(yu) 呐喊：一個(ge) 大學校長的教改曆程》《教育問題探津》《珞珈野火集》《中國高校之殤》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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