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權力任性與(yu) 思想韌勁的較量——從(cong) 秦始皇“焚書(shu) 坑儒”和朱元璋詔令劉三吾刪削《孟子》成《孟子節文》說起

作者：孟祥才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十二日丁未

          耶穌2020年3月5日

作者簡介：孟祥才（1940－），男，山東(dong) 臨(lin) 沂人，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權力從(cong) 其產(chan) 生那天起就是任性的，它總是打壓於(yu) 己不合的思想，殺伐堅持這種思想的知識分子，但權力又總是在思想麵前敗陣。中國曆史上儒學的發展曆程證明，思想一旦被思想者發現並成體(ti) 係地表述出來，它包含的真理就會(hui) 被人們(men) 認可並成為(wei) 信仰，而且能夠一代一代地傳(chuan) 下去。任憑權力如何殺伐和打壓，也無法徹底消滅它的存在。因為(wei) 思想是永久的，而權力的施為(wei) 則隻能在特定的時空內(nei) 彰顯。曆史當然也記載權力的輝煌，但那隻是曆史；而思想卻是永久的存在，時時能激動人的心靈並促成新的思想的產(chan) 生和閃現。

關(guan) 鍵詞：孟子；《孟子節文》；焚書(shu) 坑儒；權力；思想

曆史上，行政權力從(cong) 產(chan) 生那天起，就開始了自己的任性而為(wei) 。為(wei) 了確立有利於(yu) 自己統治的思想特別是意識形態，它總是千方百計禁錮不合己意的思想，屢屢大興(xing) “文字獄”，殺戮和打壓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不時禁書(shu) 焚書(shu) ，任意篡改和刪削他們(men) 認定有違“聖治”的出版物。秦始皇的“焚書(shu) 坑儒”和明朝初年朱元璋詔令劉三吾刪削《孟子》一書(shu) 成《孟子節文》，通令以此書(shu) 作為(wei) 官定教科書(shu) 和科舉(ju) 考試的標準，就是權力任性而為(wei) 的兩(liang) 個(ge) 典型事例。而農(nong) 民戰爭(zheng) 中的焚書(shu) 和汙聖行為(wei) ，也是權力任性的一種低檔次的表現形式。

一

戰國晚期，鏗鏘激越的“百家爭(zheng) 鳴”的鑼鼓已經接近尾聲，為(wei) 這個(ge) 爭(zheng) 鳴做總結的是兩(liang) 部百科全書(shu) 式著作的出現。一部是集儒家和百家之大成的《荀子》，此書(shu) “援法入儒”，大講禮法並用、德刑互補，為(wei) 後世中國古代社會(hui) 奠定了譚嗣同認定的“千年之學”。一部是集雜家之大成的《呂氏春秋》，為(wei) 秦王嬴政的“仲父”呂不韋邀集眾(zhong) 多學者集體(ti) 創作，目的是為(wei) 即將統一六國的秦皇朝損益出一個(ge) 最適宜的意識形態和國家社會(hui) 的指導思想。盡管它百家雜湊，但其基本傾(qing) 向也是禮法並用、德刑互補。然而，在講求耕戰的法家思想指導下完成翦滅六國、建立統一皇朝的秦始皇，陶醉於(yu) 具有立竿見影效應的法家思想帶來的成功，對這兩(liang) 部書(shu) 卻不屑一顧。在與(yu) 這兩(liang) 部千年寶典失之交臂的同時，迅速滑向了權力任性的快車道。

本來，秦國在向六國進軍(jun) 的時候，兵鋒所及，還注意收羅和吸納各地有名望的知識分子為(wei) 自己服務。所以，統一之初的秦朝宮廷集合了70多位博士和2 000多位諸生，他們(men) 中匯集了六國各學派的知名人物，這些人都誠心誠意地願為(wei) 秦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建設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專(zhuan) 長。其中，不少人以博士的頭銜隨時為(wei) 秦朝皇帝顧問。由於(yu) 他們(men) 各自有著不同的學派背景，所以在顧問時自然會(hui) 提出不同的意見和建議。如果能夠寬容對待、擇善而從(cong) ，這些不同的建議和意見對秦朝的決(jue) 策肯定能夠起到集思廣益、優(you) 長互補的作用。然而，這些意見和建議卻與(yu) 秦朝皇帝集權的政治體(ti) 製和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思想文化政策產(chan) 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實際上，秦始皇將這些人搜羅進自己宮廷的初衷，就不是從(cong) 戰略的高度重視思想文化教育建設，而是要他們(men) 以禦用文人的身份為(wei) 自己歌功頌德。特別是，秦始皇在全國一統、萬(wan) 民共戴的大好形勢下已經飄飄然、昏昏然、懵懵然，聽不進任何不同的意見和建議，隻是完全聽信李斯之流的謬論，依據申、韓的法家理念，極力弘揚商鞅變法後在秦國形成的“以法為(wei) 教，以吏為(wei) 師”的傳(chuan) 統，迅速強化了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思想文化政策，從(cong) 而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與(yu) 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儒生的矛盾，最後導致了“焚書(shu) 坑儒”的慘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朝建國伊始，朝堂上就發生了全國實行何種政治體(ti) 製的辯論。丞相王綰提出在新征服的燕、齊、荊設立諸侯王的建議，得到“群臣皆以為(wei) 便”的呼應，這說明封秦始皇兄弟子侄為(wei) 諸侯王的建議是得到秦朝多數臣子認同的。隻有廷尉李斯力排眾(zhong) 議，要求在全國一律實行純而又純的郡縣製：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zhong) ，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nei)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wei) 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製。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1]239

這裏李斯所表述的主導意識是如何製約“諸子功臣”的反叛，根本就沒有想到怎樣發揮他們(men) 的力量，使之成為(wei) 促進秦皇朝穩固的積極因素。而這一點恰恰是王綰立論的核心所在。由於(yu) 李斯窺透了秦始皇要求實行皇帝專(zhuan) 製和中央集權的願望，因而得到他的肯定：“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複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1]239這場辯論的結果，是地方行政體(ti) 製上純粹的郡縣製的建立。從(cong) 後來的效果看，防範諸侯王反叛的目的確實達到了，但當秦末農(nong) 民戰爭(zheng) 的烈火燃起之時，秦朝中央政府就缺失了本來應該分布於(yu) 地方的諸侯王的奧援，隻能單打獨鬥地對付起義(yi) 軍(jun) ，秦朝滅亡的速度反而大大加快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鹹陽宮”，大宴群臣，“博士七十人前為(wei) 壽”。在仆射周青臣獻上對秦始皇阿諛諂媚的頌詞之後，博士淳於(yu) 越站出來，重提封子弟功臣的舊話：

臣聞殷周之王千餘(yu) 歲，封子弟功臣，自為(wei) 枝輔。今陛下有海內(nei) ，而子弟為(wei) 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麵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1]254

作為(wei) 儒家博士的淳於(yu) 越在這裏雖然激烈批評了純粹郡縣製的弊端，但卻沒有絲(si) 毫惡意。他關(guan) 注的是皇族子弟財產(chan) 權力的再分配，希望通過封王子弟使之各得其所，進而實現皇族的大團結，共同維護秦朝的長治久安。其“師古”的說辭也不是“複古倒退”，而是提醒秦始皇接受曆史教訓。然而，此時的秦始皇和李斯已經聽不進半點不同聲音，深諳秦始皇意圖的李斯於(yu) 是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法術”以及為(wei) 達此目的而“焚書(shu) ”的主張：

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ye) ，建萬(wan) 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zheng) ，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nong) 工，士則學習(xi) 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luan) 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luan) ，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luan) 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yu) 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wei) 名，異取以為(wei) 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dang) 與(yu) 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shu) 》、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shu) 》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ju) 者與(yu) 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wei) 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shu)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wei) 師。[1]254-255

李斯的這段話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他認定應該隨著時代的變化采取不同的治國方略，當然是正確的，這也正是法家進行變法的理論根據。但是，李斯這裏重點論述的是現行製度永恒論和不容懷疑論。在他看來，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之後，現行的一切製度和思想都是最好的，也是永恒的。所以社會(hui) 上的所有人，士農(nong) 工商都必須“思不出位”，都必須對現行的製度和思想持絕對認同的態度。反之，所有妨礙現行製度和思想的言行都在取締之列：各國史記容易引起六國原來臣民的故國之思，儒家《詩》《書(shu) 》及百家語與(yu) 申、韓之法家理論不是一個(ge) 話語係統，自然必須燒掉！以《詩》《書(shu) 》非議今法，以古事諷喻現實者，自然必須殺掉！李斯的這個(ge) 充溢著殘忍、蕩漾著殺氣、散發著血腥、讓人不寒而栗的建議，居然得到了秦始皇的首肯。原因就在於(yu) 李斯這個(ge) 為(wei) 了統一思想而焚書(shu) 、為(wei) 了輿論一律而禁止言論自由的提議，正契合了秦始皇加強政治和思想上專(zhuan) 製主義(yi) 的需要。這一舉(ju) 措窒息了戰國以來百家爭(zheng) 鳴的政治生態，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與(yu) 廣大知識分子的矛盾。第二年，答應為(wei) 秦始皇尋找“仙藥”的侯生和盧生對他的議論，反映了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心態：

始皇為(wei) 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cong) ，以為(wei) 自古莫及已。專(zhuan) 任獄吏得親(qin) 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yu) 上。上樂(le) 以刑殺為(wei) 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jue) 於(yu) 上上，至以衡石量書(shu) ，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yu) 權勢至如此，未可為(wei) 求仙藥。[1]258

侯生、盧生兩(liang) 個(ge) 方士雖與(yu) 儒生不同，他們(men) 為(wei) 秦始皇尋找長生不死“仙藥”的騙術也令人不齒。但他們(men) 上麵這段對秦朝政治和思想專(zhuan) 製的批評卻基本是切中肯綮的。在他們(men) 看來，當時的秦朝，上麵是“樂(le) 以刑殺為(wei) 威”“不聞過而日驕”的專(zhuan) 製皇帝，下麵是一群“謾欺以取容”的臣子，朝廷上下，隻準歌功頌德，容不得半點雜音，這樣的政權實在不值得為(wei) 之賣力。侯生和盧生在對秦始皇及其專(zhuan) 製政策進行了一番猛烈攻擊後逃逸，秦始皇在震怒之中下達了“坑儒”的命令，460多個(ge) 儒生被坑殺於(yu) 鹹陽以東(dong) 的渭水河畔。“焚書(shu) 坑儒”是秦始皇為(wei) 代表的中國封建王朝厲行思想文化專(zhuan) 製的第一個(ge) “傑作”。無論從(cong) 什麽(me) 角度看都是一次權力任性的空前野蠻和愚蠢的暴行。它是春秋戰國時期思想言論自由和“禮賢下士”之風的反動，更是對“百家爭(zheng) 鳴”国际1946伟德思潮的扼殺，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大倒退。焚書(shu) 毀掉了大批珍貴的文化典籍，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場空前的浩劫，造成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坑儒毀掉了一批優(you) 秀知識分子鮮活的生命，使他們(men) 的創造活力在激情浩蕩的歲月戛然而止。當時，秦始皇與(yu) 李斯肯定為(wei) 他們(men) 權力任性取得的勝利彈冠相慶，歡呼權力為(wei) 所欲為(wei) 的神力和思想的不堪一擊。然而，與(yu) 秦始皇和李斯的願望相反，焚書(shu) 坑儒非但不能阻止人們(men) 的自由思考，反而一舉(ju) 打掉了儒生們(men) 對秦朝的最後一點幻想，使他們(men) 不能不產(chan) 生對這個(ge) 皇朝的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劫後餘(yu) 生者，有的逃出鹹陽，有的暫時隱藏，在朝者則虛與(yu) 委蛇，伺機遁逸。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當陳勝吳廣在大澤鄉(xiang) 振臂一呼之時，儒生們(men) 都紛紛投入造反者的隊伍，變成了反秦的重要力量。孔子的九世孫孔鮒，懷抱禮器，毅然投奔起義(yi) 軍(jun) ，被任為(wei) 博士，最後與(yu) 陳勝一起殉難下城父。叔孫通、張蒼等人也由秦朝的官吏歸降起義(yi) 軍(jun) ，後來成為(wei) 漢朝的開國功臣。顯然，秦始皇君臣為(wei) 他們(men) 的權力任性付出了最高昂的代價(jia) ，這就是秦朝的二世而亡和嬴氏宗族的覆社滅宗。而被他們(men) 禁絕的儒家思想，非但沒有被消滅，反而在漢朝成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勝利者。“焚書(shu) 坑儒”事件表明，權力作為(wei) 一種硬實力，的確是威力無比的。它能夠在它認為(wei) 適當的時機，將自己認定不合胃口的思想及其載體(ti) 的思想家納入血泊之中，更能卵翼一批知識分子為(wei) 自己最荒唐的思想大吹法螺，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然而，曆史也表明，思想作為(wei) 一種軟實力，其堅韌性卻是權力這種硬實力所不可比擬的。秦始皇和他的皇朝隻經曆了15個(ge) 年頭就灰飛煙滅，而儒學在西漢之後的兩(liang) 千多年間一直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與(yu) 曆史和人民同在，曆久不衰，不斷展現出持久的生命力和懾魂蕩魄的魅力。

二

西漢以後，儒學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它遇到玄學和佛學的挑戰，但它積極迎接和應對這種挑戰，在與(yu) 它們(men) 的辯訐中吸納佛學和玄學的積極因素而繼續發展創新，使儒學即便在思想多元的情況下也不失盟主的地位。隋唐以後，吸納玄佛精華的儒學與(yu) 時俱進、開拓創新，以理學的形式再度輝煌。但到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當國時，儒學卻遭遇這位草莽出身皇帝的一度權力任性：其一是廢除對孔子的全國通祀，其二是罷孟子配享孔廟和命劉三吾刪削《孟子》成《孟子節文》。這兩(liang) 件事在《明史·錢唐傳(chuan) 》中均有記載。

錢唐是浙江象山人，“博學敦行”。從(cong) 其在洪武元年（1368年）能夠“舉(ju) 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shu) ”的情況看，他顯然是當時極具名望的一位飽學之士。洪武二年，朱元璋下詔“孔廟春秋釋典，止行於(yu) 曲阜，天下不必通祀”。這改變了宋元以來對孔子天下通祀的傳(chuan) 統，明顯是對孔子尊崇的降格。錢唐於(yu) 是伏闕上疏，提出抗爭(zheng) ：“孔子垂教萬(wan) 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也上疏附和錢唐的意見，陳述了一通更為(wei) 充分的理由：

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yu) 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yu) 經，儀(yi) 範百王，師表萬(wan) 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shu) ，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ju) 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2]3981-3982

他們(men) 的抗疏沒有改變朱元璋的決(jue) 定。但“久之，乃用其言”，說明朱元璋最後還是明白了天下通祀孔子的意義(yi) 。對孟子，朱元璋似乎就沒有對孔子那麽(me) 客氣了：

帝嚐覽《孟子》，至“草芥”“寇仇”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為(wei) 孟軻死，死有餘(yu) 榮。”時廷臣無不為(wei) 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複。然命儒臣修《孟子節文》雲(yun) 。[2]3982

這位擔當修《孟子節文》的儒臣就是當時已經70多歲高齡的劉三吾（1313－？）。這位劉三吾是江西茶陵（今屬湖南）人，出身於(yu) 一個(ge) 儒學世家。他們(men) 兄弟三人都曾在元朝做官，他的職務是元朝的廣西靜江路儒學副提舉(ju) ，元朝滅亡前因避戰亂(luan) 回鄉(xiang) 蟄居。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經茹瑺推薦，作為(wei) 儒學名士被朱元璋召見。因“奏對稱旨”做了左讚善，“累遷翰林學士”，為(wei) 明朝的禮製建設和許多重要文獻的撰寫(xie) 貢獻了自己晚年的智慧和學識：

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略。帝銳意製作，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悅之。一切禮製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吾博學善屬文。帝製《大誥》及《〈洪範〉注》成，皆命為(wei) 序。敕修《省躬錄》《書(shu) 傳(chuan) 會(hui) 選》《寰宇通誌》《禮製集要》諸書(shu) ，皆總其事，賜賚甚厚。……帝製詩，時令屬和，嚐賜以朝鮮玳瑁筆。朝參，命列侍衛前。燕享，賜坐殿中。與(yu) 汪叡、朱善稱“三老”。[2]2941-2942

由於(yu) 劉三吾的年資、所處官位和學識在當時儒臣中堪比者不多，所以被朱元璋遴選為(wei) 《孟子節文》的斫輪手還是順理成章的。不過，這位飽讀詩書(shu) 的劉三吾肯定明白，皇帝交給他的這個(ge) 任務卻是一個(ge) 費力難討好的工作。但作為(wei) 一個(ge) 曾仕於(yu) 前朝的儒臣，麵對專(zhuan) 權自恣的當今皇帝，無論他願意與(yu) 否，隻要他還不想以老命相拚，他都必須乖乖地接受這個(ge) 任務並勉力完成，同時，還必須給這種刪削聖典的作為(wei) 杜撰出充分的理由。為(wei) 此，他留下一篇《孟子節文題辭》，作為(wei) 自己對這個(ge) 問題的全麵申述：

《孟子》七篇，聖賢扶持名教之書(shu) 。但其生於(yu) 戰國之世，其時諸侯方務合縱連橫，以功利為(wei) 尚，不複知有仁義(yi) ，唯魏惠王首以禮聘至其國。彼其介於(yu) 齊、秦、楚三大國之間，事多齟齬，故一見孟子，即問何以利便其國，非財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開，非但有害仁義(yi) ，且將有弑奪之禍。仁義(yi) ，正論也。所答非所問矣，是以所如不合，終莫能聽納其說。及其欲為(wei) 死者雪恥，非兵連禍結不可也。乃謂能行仁政，可使製梃以橽秦、楚之堅甲利兵，則益迂且遠矣。“台池鳥獸(shou) 之樂(le) ”，引文王靈台之事，善矣。《湯誓》“時日害喪(sang) ”之喻，豈不太甚哉！“雪宮之樂(le) ”，謂賢者有此樂(le) 宜矣，謂人不得即有非議其上之心，又豈不太甚哉！其他或將朝而聞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見報施以仇讎，或以諫大過不聽而易位，或以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輕其去就於(yu) 時君，固其崇高節、抗浮雲(yun) 之素誌。抑斯類也，在當時列國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國，人人同一尊君親(qin) 上之心，學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於(yu) 所不當言不當施者，既以言焉，既以施焉，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矣。今翰林儒臣三吾等，既請旨，與(yu) 征來天下耆儒，同校蔡氏《書(shu) 傳(chuan) 》，蒙賜其名曰《書(shu) 傳(chuan) 會(hui) 選》。又《孟子》一書(shu) ，中間詞氣之間，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其餘(yu) 一百七十餘(yu) 條，悉頒之中外校官，俾讀是書(shu) 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條之內(nei) ，課試不以命題，科舉(ju) 不以取士，壹以聖賢中正之學為(wei) 本，則高不至於(yu) 抗，卑不至於(yu) 諂矣。抑《孟子》一書(shu) ，其有關(guan) 於(yu) 名教之大，如“孔子賢於(yu) 堯舜”，後人因其推尊堯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而知其所學者周天子盛時之禮，非列國諸侯所僭之禮，皆所謂擴前聖所未發者。其關(guan) 世教，詎小補哉！[3]458-459

這裏劉三吾申明：孟子當年在列國紛爭(zheng) 之時可以放言高論，說出許多過激和過頭的“不當言不當施”的話，但“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國，人人同一尊君親(qin) 上之心，學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於(yu) 所不當言不當施者，既以言焉，既以施焉，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矣”，所以對那些容易產(chan) 生偏激不當之論的言辭文句加以刪削就是必要的了。而劉三吾沒有說出的理由是：列國紛爭(zheng) 時期是一個(ge) 言論絕對自由的年代，所有人都可以肆無忌憚地高談闊論，誰也不會(hui) 害怕因言獲罪。因為(wei) 那時沒有一個(ge) 以壟斷真理自居的絕對權威，特別是沒有一個(ge) 一言既出即為(wei) “聖旨”而所有臣民都必須遵循的統一帝國的君王。現在時過境遷，統一帝國的君王已經是言出法隨、人莫予毒的天下唯一共主，與(yu) 他絕對保持一致是每個(ge) 臣民必須履行的義(yi) 務。所以一切有違“聖治”“聖言”或與(yu) “聖治”“聖言”產(chan) 生歧義(yi) 的言行都必須在禁止之列。即使偉(wei) 大如孟子的“聖人”，其一千多年前的言論也得服從(cong) 當今君王的需要加以刪削。他這裏說出了曆代專(zhuan) 製君王的共同心聲：所有曆史上和現今的言論思想，特別是意識形態，都必須與(yu) 當今政治保持絕對一致。如果發現不一致，也一定要強製使之完全一致。劉三吾究竟刪削掉了《孟子》一書(shu) 的哪些內(nei) 容呢？他自己說是85條，而據楊海文和王其俊統計，都是89條，即《梁惠王章句》17條，《公孫醜(chou) 章句》11條，《滕文公章句》7條，《離婁章句》21條，《萬(wan) 章章句》11條，《告子章句》5條，《盡心章句》17條[3-4]。由於(yu) 劉三吾秉承朱元璋極力強化專(zhuan) 製主義(yi) 的“聖意”進行刪削，所以這些被刪條目涉及的內(nei) 容，一言以蔽之，全是《孟子》書(shu) 中帶有“民主性”的精華。容肇祖將其準確地概括為(wei) 十一個(ge) “不許說”：

就是不許說人民有尊貴的地位和權利，不許說人民對於(yu) 暴君汙吏報複的話，不許說人民應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權利，不許說人民應有生存的權利，不許說統治者的壞話，不許說反對征兵征實同時並舉(ju) ，不許說反對捐稅的話，不許說反對內(nei) 戰，不許說官僚黑暗的統治，不許說行仁政救人民，不許說君主要負善良或敗壞風俗的責任。[5]

著名明史專(zhuan) 家黃雲(yun) 眉教授在其所著的《明史考證》一書(shu) 中也慨歎：“所節者，自土芥寇仇外，凡不以尊君為(wei) 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wei) 輕之類，皆刪去，則《孟子》一書(shu) 之真精神，存於(yu) 《節文》者尚餘(yu) 幾！”[6]

由於(yu) 刪削後的《孟子節文》準確體(ti) 現了朱元璋的意圖，所以獲得他的首肯，即時下詔頒布各級學校作為(wei) 欽定教科書(shu) ，“頒之中外教官，俾讀是書(shu) 者知所本旨”，同時作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依據。而被刪削的內(nei) 容，“課試不以命題，科舉(ju) 不以取士”，即切斷其與(yu) 富貴利祿的關(guan) 係。朱元璋做完了這件大事不久，就放心地壽終正寢了。然而，他卻不知道，他的這個(ge) 傑作隻在曆史上存在了17個(ge) 年頭，即從(cong)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至永樂(le) 九年（1411年）勉強實行。之後完整的《孟子》又成為(wei) 各級學校的法定教科書(shu) 和科舉(ju) 考試的權威文本。刪削《孟子》成《孟子節文》一事，與(yu) 秦始皇“焚書(shu) 坑儒”一樣是一次典型的權力任性之作。在朱元璋看來，他作為(wei) 皇帝是可以為(wei) 所欲為(wei) 的，既然他能夠對當今的臣民生殺予奪，那麽(me) ，對一千多年前孟子的著作任意刪削更是不在話下。果然，對他的施為(wei) ，天下臣民，尤其是讀書(shu) 人雖然沒有發出歡呼，但誰也沒有提出疑義(yi) ，而是采取了默認的態度。即便敢於(yu) 抗疏的錢唐對此也未置一詞。這說明，他們(men) 縱有不同意見，也隻能沉默應對。然而，使朱元璋難以預料的是，他欽命劉三吾精心打造的這個(ge) 《孟子節文》隻推行17年便無疾而終。任性的權力還是在韌性的思想麵前敗下陣來。其後代悄無聲息地改變了他的決(jue) 定，承認了權力在思想麵前的無奈與(yu) 頹喪(sang) 。

三

權力的任性無遠弗屆，它隻要在可能的情況下，就會(hui) 毫無顧忌地在其所及的範圍內(nei) 施展淫威。這也同樣突出表現在農(nong) 民起義(yi) 軍(jun) 的作為(wei) 。他們(men) 對思想文化尤其是對儒家思想的蔑視和破壞，有時表現為(wei) 野蠻地對孔孟紀念物的毀壞和對經書(shu) 的褻(xie) 瀆，如明朝劉六、劉七領導的起義(yi) 軍(jun) ，在打進曲阜後，就曾“秣馬於(yu) 庭，汙書(shu) 於(yu) 池”，表現了對孔聖人和儒家思想的極端仇視。也是發生於(yu) 明朝天啟年間的山東(dong) 魯西南的徐鴻儒領導的“聞香教”起義(yi) ，他們(men) 攻克鄒城，攻入孟府，殺死孟子第60代孫孟承光及其母親(qin) 與(yu) 兒(er) 子，搗毀孟廟，焚燒孟府，連帶子思書(shu) 院、子思祠、子張祠、斷機處等古建築一並焚毀。這些“壯舉(ju) ”在當年“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中曾被大肆宣揚為(wei) “革命行動”，實際上不過是最下層民眾(zhong) 利用手中的武力進行的一次“反智”表現的野蠻蠢行，同美妙的“革命”是不沾邊的。太平天國的創始人洪秀全是一個(ge) 鄉(xiang) 村塾師，多次赴廣州參加科舉(ju) 考試，卻屢屢名落孫山，由此逐漸萌生了對儒學的叛逆意識。在得到宣揚基督教義(yi) 的小冊(ce) 子《勸世良言》後，他由信奉皇上帝發起了對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的猛烈攻擊，將主要攻擊矛頭對準儒家思想。最先是砸了他做塾師的鄉(xiang) 村學校的孔子牌位，繼而在率領太平軍(jun) 進軍(jun) 途中，大肆毀壞一切傳(chuan) 統文化的標誌性遺跡，廣泛焚毀儒家經典。正如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所說：“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liang) 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yi) 士如關(guan) 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在洪秀全眼裏，孔子是“閻羅妖”，一切儒家典籍和其他書(shu) 籍都是“妖書(shu) ”，都在焚毀之列。太平軍(jun) 所到之處，幾乎所有典籍都被投入熊熊大火。四庫全書(shu) 存放在江南三閣（揚州大觀園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和杭州聖因寺文瀾閣）的珍本，被焚毀的隻剩下杭州的半閣。當代曆史學家囿於(yu) 對太平天國革命性質的認定，在普遍譴責秦始皇的“焚書(shu) 坑儒”的同時，卻對太平軍(jun) 毀滅文化的暴行不置一詞，甚至讚揚這種暴行是“革命行動”。其實對比太平天國焚毀的書(shu) 籍，就數量而言，秦始皇的惡行隻能是小巫見大巫罷了。由於(yu) 參加太平軍(jun) 的絕大多數士卒和低級軍(jun) 官都是貧困農(nong) 民和手工業(ye) 者，基本上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他們(men) 根本不需要讀書(shu) 。他們(men) 需要知道的隻不過是宣揚天王“聖諭”“聖訓”和有關(guan) 太平天國製度政策以及組織紀律的圖書(shu) 與(yu) 文件，這些書(shu) 籍文件隻要少數政務官員和軍(jun) 事官員能夠讀懂並加以傳(chuan) 達就可以了。洪秀全知道太平天國的高層人士除了讀他的“聖諭”“聖訓”外，還需要另外讀一些書(shu) 籍，而這些書(shu) 籍隻能從(cong) 他欽定為(wei) “妖書(shu) ”的中國傳(chuan) 統的古籍中選取。為(wei) 了消除這些“妖書(shu) ”中的“妖氣妖毒”等消極有害因素，他特設刪書(shu) 衙從(cong) 事這一工作。當時被太平軍(jun) 裹挾的知識分子如曾釗揚、何震川以及其國舅爺賴漢英等就曾在此機構從(cong) 事領導工作。他們(men) 任意刪削四書(shu) 五經等典籍，對最緊迫需要的兵書(shu) 《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和《司馬法》也在刪削289處後以《武略》的書(shu) 名出版，供高級將領學習(xi) 。洪秀全在他權力所及的地方和領域，將權力對儒家思想的任性胡為(wei) 發揮到了極致。然而，這些活動不僅(jin) 沒有給太平天國帶來節節勝利的捷報，而最後迎來的是天京的陷落和這次農(nong) 民起義(yi) 的徹底失敗。因為(wei) 他們(men) 這類活動激起的不隻是知識階層的激烈怒懟，也引起一般農(nong) 民和手工業(ye) 者的反感。他們(men) 對待思想文化的任性胡為(wei) ，最後留下的隻是笑柄：一群反智者的近於(yu) 野蠻的可惡、可恨、可悲和可笑的蠢行。

四

中外曆史上的許多事例一再證明，權力是任性的。隻要它存在的地方，隻要它醒著的時候，它就總是任性而為(wei) 。對於(yu) 權力的這種特性，許多古代和近現代的思想家都有大量和精準的論述。亞(ya) 裏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說：“把權力賦予人，等於(yu) 引狼入室。因為(wei) 欲望具有獸(shou) 性，縱使最優(you) 秀者，一旦大權在握，總傾(qing) 向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蝕。”這種被激情所“腐蝕”的欲望總是期望社會(hui) 的運行按照自己的意誌發展，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統一到自己所預設的軌道。對於(yu) 所有它認定的不合於(yu) 自己意誌的思想和行動，它都要用權力去進行幹預和規範。這就必然在很多時候造成權力的濫用。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對這種權力的濫用有一針見血的評論：“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易濫用權力，這是萬(wan) 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不論是秦始皇的“焚書(shu) 坑儒”，還是朱元璋的驅孟子出孔廟和刪削《孟子》成《孟子節文》，還是劉六、劉七在孔府孔廟的作為(wei) ，以及洪秀全的焚毀學宮、砸爛宣聖木主、焚燒珍貴的《四庫全書(shu) 》、刪改四書(shu) 五經等，展示的都是權力濫用的最令曆史傷(shang) 心的角落——對思想的殺伐和打壓。而濫用權力的並不總是曆史上的邪惡小人，不少是曆史肯定的偉(wei) 大人物，如秦始皇、朱元璋就是對曆史做出極大貢獻的人物。權力在做這些打壓思想、誅除異端事情的時候，展現的是無比得意的神色和高傲的獰笑。然而，曆史卻也證明，它們(men) 獰笑的時間是短暫的，因為(wei) 具有無比韌勁的思想總是殺而不絕、打而不死、壓而不服，很快以自己的存在傲視權力的無奈和短命。然而，權力似乎很少有覺悟的時候，舊的權力死亡了，新生的權力照樣前仆後繼地任性，照樣按照既定的老譜對思想進行殺伐和打壓。它們(men) 始終沒有悟透一個(ge) 一再被曆史確證了的規律：思想的火炬從(cong) 來就不能被權力撲滅，不僅(jin) 包含著真理的思想不能被權力撲滅，就是謬論也不能被權力撲滅，而隻能在真理的燭照下逐漸被逐出思想的場域。所以黑格爾在1918年榮膺柏林大學講席時的開講詞中底氣十足地說：“精神的偉(wei) 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視的。那隱閉著的宇宙本質自身並沒有力量足以抵抗求知的勇氣。對於(yu) 勇毅的求知者它隻能揭開它的秘密，將它的財富和奧妙公開給他，讓他享受。”思想一旦被思想者發現並表述出來，它包含的真理就會(hui) 被人們(men) 認可並成為(wei) 信仰，而且能夠一代一代地傳(chuan) 下去，流風所及，融匯在民族的血液裏，滲透到人民的骨髓中。任憑權力如何殺伐和打壓，也無法徹底消滅它的存在。你看，儒學自產(chan) 生以來兩(liang) 千多年間，就經曆過權力的多次殺伐、打壓、焚燒、刪削，但它依然存在和發展。原因就在於(yu) ，思想的韌性遠遠超過權力的任性。作為(wei) 一種軟實力，遠遠勝過權力的硬實力。儒學存在和發展的曆史證明：思想優(you) 於(yu) 權力！因為(wei) 思想是永久的，而權力的施為(wei) 則隻能在特定的時空內(nei) 彰顯。曆史當然也記載權力的輝煌，但那隻是曆史；而思想卻是永久的存在，時時能激動人的心靈並促成新的思想的產(chan) 生和閃現。真理是時間的兒(er) 子，時間證明真理是永恒的勝利者，而任性的權力在與(yu) 真理對戰時最後總是一敗塗地，因為(wei) 時間遲早一定給它送上追悼的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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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楊海文.《孟子節文》是怎麽回事？[N]中華讀書報,2011-06-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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