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xi) 張岱年先生的人品與(yu) 學問

作者：郭齊勇（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與(yu) 國學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廿四日己未

          耶穌2020年3月17日

張岱年先生生於(yu) 1909年5月23日，卒於(yu) 2004年4月25日，終年95歲。張先生離開我們(men) 已經十五年了，然而他仍然活在我的心中，我十分懷念他。張先生德高望重，一流的人品與(yu) 學問，永遠是我們(men) 晚輩的楷模。

一、從(cong) 兩(liang) 張表格看張先生的為(wei) 人

張先生關(guan) 愛與(yu) 提攜後進，不遺餘(yu) 力。我曾於(yu) 2004年寫(xie) 過一篇懷念張先生的文章，記錄了我向張先生問學討教的若幹細節，收入陳來教授主編的《不息集——回憶張岱年先生》和我自己的隨筆集《守先待後》中。那篇小文中所說的，不再贅述了。

近來無意中發現家中一個(ge) 書(shu) 櫃保存的兩(liang) 包材料，一包是《熊十力師友弟子記調查表》，一包是《紀念熊十力先生學術討論會(hui) 登記表》，兩(liang) 表都是我於(yu) 1985年製定，由打印社油印的。前一表寄發給熊先生的門生故舊，張先生十分認真地填寫(xie) 了，寄回時，他專(zhuan) 門寫(xie) 了一信：

齊勇同誌：

2月10日來信收到。編輯紀念熊先生的書(shu) ，我完全讚同，當盡力支持。

計劃出一本熊先生紀念論文集，甚好，非常必要，我當著文一篇。

調查表寄上。

順頌

春祺

張岱年

85，2，15

在調查表中，張先生填了自己的主要經曆、學術著述等。在是否保留有熊先生著作欄，他填寫(xie) 道：“保留有《新唯識論》《破破新唯識論》《體(ti) 用論》《乾坤衍》等”。在與(yu) 熊先生的交往及思想與(yu) 學術聯係及分歧一欄，張先生寫(xie) 了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起曾訪問熊先生。熊先生和我的關(guan) 係是在師友之間，寫(xie) 信稱他為(wei) 子真先生前輩，自稱後學。和他談論主要是討論中國哲學的特點及朱子、陽明、船山的要義(yi) 。曾欽佩他關(guan) 於(yu) 體(ti) 用不二的思想。但是我主要推崇古代的唯物論哲學，熊先生則始終不讚同唯物論，故在思想上有一定分歧。

在關(guan) 於(yu) 熊先論著編輯及推薦熊先生師友名單欄，張先生說：“完全讚同編輯《論著集》等。熊先生朋友在世者已不多，有梁漱溟、張申府、賀麟等。已故的有林誌鈞、張頤、湯用彤等。熊先生的學生有牟宗三（香港）、張德鈞（已故）等。河北省肅寧縣有王葆元（字大涵），曾問學於(yu) 熊先生。民族所王森（字森田）、民族學院韓鏡清都是熊先生的學生。”在張先生的提示與(yu) 幫助下，我盡可能訪問了一些健在的學者，並與(yu) 王葆元先生有了通信聯係。

後一張表，張先生認真填寫(xie) 於(yu) 1985年6月22日，他當時說能參加年底黃岡(gang) 熊十力會(hui) ，擬提交3000字論文《憶熊子真先生》，擬寫(xie) “1932年至1963年和熊十力先生晤談的基本情況，略述對於(yu) 熊先生哲學思想的感想。”張先生雖然因氣候與(yu) 身體(ti) 原因未能出席黃岡(gang) 會(hui) 議，但請北大哲學係打印好100份論文，提交給會(hui) 議。張先生的大文，我們(men) 編入了會(hui) 議論文集《玄圃論學集——熊十力生平與(yu) 學術》，1990年由北京三聯書(shu) 店出版。張先生這一論文的手稿共六頁，陳來先生於(yu) 2003年寄我保存。

張岱年先生是學界的泰鬥，知名大學者，且1985年時已有76歲的高齡，而我當時隻是剛留校的青年助教，懵懵懂懂，做事魯莽。他如此認真地對待外地一位青年的普通信件，仔細填寫(xie) 並寄來這兩(liang) 個(ge) 表格，令我十分感動。於(yu) 細微處見精神，由此可知張先生的為(wei) 人。

1986年初，我寫(xie) 信給張先生，匯報了熊先生討論會(hui) 的情況。2月16日，張先生給我回信：

齊勇同誌：

來信收到。熊先生討論會(hui) 開得成功，十分欣慰！俱賴各位同誌的努力！

大作《熊十力及其哲學》寫(xie) 得很好，是難得的佳作，可喜可賀！

您想對中國現代思想史，特別是三、四十年代的哲學界作出平議，極好！我非常讚同！我嚐說，三、四十年代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傳(chuan) 入中國後開花結果的年代，也是中國民族資產(chan) 階級哲學逐漸成熟的年代，眾(zhong) 花齊放，落英繽紛，不宜簡單化。民族資產(chan) 階級哲學不能說是反動思想，宜加以重視，加以整理。這應是當代哲學界的一項任務。

匆匆，言不盡意，順頌

春祺

張岱年

86、2、16

從(cong) 這封信中可見他對青年後學的鼎力支持，循循善誘，又可見他對我國現代思想史的宏觀把握，高瞻遠矚，撥亂(luan) 反正，具有理論與(yu) 方法的指導意義(yi) 。

二、張先生重視價(jia) 值觀與(yu) 思維方式的創造轉換

張先生對中國文化與(yu) 哲學的全部，有極深的研究。如果要用今天常說的文化自覺與(yu) 文化自信來看，張先生是最早最具有文化自覺與(yu) 自信的大家。當年在文化熱中，張先生關(guan) 於(yu) 國民性和民族精神的演講與(yu) 文章，對我觸動很大。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學界曾兩(liang) 度討論國民性問題，受西方、日本影響，國內(nei) 學界很多人竟認為(wei) 中國人的國民性隻是“劣根性”，沒有“良根性”，實際上是把人類所有的醜(chou) 惡都集中在中國人身上。麵對文化虛無主義(yi) 與(yu) 自戕主義(yi) 的思潮，張岱年先生多次發表文章與(yu) 演講，指出：人們(men) 總是說國民性中有劣根性，誠然如此，是否也有良根性呢？“假如中華民族隻有劣根性，那中華民族就沒有在世界上存在的資格了，這就等於(yu) 否定自己民族存在的價(jia) 值……一個(ge) 延續了五千餘(yu) 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個(ge) 在曆史上起主導作用的基本精神，這個(ge) 基本精神就是這個(ge) 民族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和內(nei) 在動力。”[1]張先生認為(wei) ，中國文化有“良根性”，即中華民族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習(xi) 慣，“中華民族在亞(ya) 洲東(dong) 方能延續幾千年，一定有它的精神支柱，沒有這些，中華民族早就滅亡了。”[2]這個(ge) 精神支柱，就是民族精神。張先生指出，中華民族屹立於(yu) 世界東(dong) 方已經五千多年，過去的中國文明曾經對西方近代啟蒙運動起過一定的積極影響，難道幾千年的文化創造都是要不得的東(dong) 西嗎？是祖先低能，還是子孫不肖呢？

張先生特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觀與(yu) 思維方式的創造性解讀，而這兩(liang) 方麵都與(yu) 我們(men) 的現代化建設息息相關(guan) ，給予我們(men) 啟發良多。

張先生認為(wei) ：“中國哲學中，與(yu) 文化發展關(guan) 係最密切的是關(guan) 於(yu) 價(jia) 值的思想學說。古代雖沒有價(jia) 值觀的名稱，卻有關(guan) 於(yu) 價(jia) 值的學說。”[3]他肯定儒家強調道德價(jia) 值的重要性。孔子講“君子義(yi) 以為(wei) 上”（《論語•陽貨》），“好仁者無以尚之”（《論語•裏仁》），就是認為(wei) 道德是至高無上的。“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即表明人們(men) 為(wei) 了實現道德理想可以犧牲生命。孟子更明確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價(jia) 值，“人人有貴於(yu) 己者”（《孟子•告子上》），這固有的價(jia) 值即“仁義(yi) 忠信，樂(le) 善不倦”，是天賦的，別人不能剝奪的。荀子雖不承認道德是天賦的，但也肯定人的價(jia) 值在於(yu) “有義(yi)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yi) ，故最為(wei) 天下貴也。”（《荀子·王製》）儒家確實是主張道德價(jia) 值至上的。墨家肯定“天下之大利”、“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認為(wei) 公共利益是最高的價(jia) 值。墨家認為(wei) 道德最高的準則是天下之大利，可以說是公利至上論。道家強調價(jia) 值的相對性，可稱為(wei) 相對價(jia) 值論。法家則完全否認道德的價(jia) 值，可稱為(wei) 道德無用論。這是張先生對諸家價(jia) 值觀的基本定位。

張先生進一步指出：“儒家‘義(yi) 以為(wei) 上’，把道德看作是最有價(jia) 值的，同時又肯定人的價(jia) 值，宣稱‘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墨家比較重視功用，把道德與(yu) 功用結合起來。道家否認一切人為(wei) 的價(jia) 值，以自然而然為(wei) 最高價(jia) 值。法家專(zhuan) 講富國強兵，完全否定道德文化的價(jia) 值。”[4]張先生區別了哲學的價(jia) 值觀與(yu) 世俗的價(jia) 值觀。他認為(wei) ，價(jia) 值觀的爭(zheng) 論集中在兩(liang) 個(ge) 問題上，一為(wei) 義(yi) 與(yu) 利的問題，二為(wei) 力與(yu) 德的問題。對義(yi) 利問題，張先生指出其複雜的多層次含義(yi) ，如公利與(yu) 私利、道德理想與(yu) 物質利益、精神生活與(yu) 物質生活的關(guan) 係問題，他主張仔細分析，如他分別了儒墨具體(ti) 文本所言“利”之中公利與(yu) 私利的區別，又指出儒家並不反對追求公共利益。張先生詳細分析了儒墨諸家的理論分歧，肯定張載、顏元等兼重義(yi) 利的義(yi) 利統一觀，以及墨家、王充的德力並重的看法。

張先生在《中國古典哲學的價(jia) 值觀》的長文中，對價(jia) 值觀作了詳細討論。他首先把價(jia) 值觀的主要問題分析為(wei) 二：一為(wei) 價(jia) 值的類型與(yu) 層次的問題，二為(wei) 價(jia) 值的意義(yi) 與(yu) 標準的問題。就類型而言，真為(wei) 認識的價(jia) 值，善為(wei) 行為(wei) 的價(jia) 值，美為(wei) 藝術的價(jia) 值。他又指出，人本身也有價(jia) 值。人生的價(jia) 值何在？如何生活才有價(jia) 值？這是每一個(ge) 自覺的人不能不回答的問題，而人生價(jia) 值問題也包含關(guan) 於(yu) 真善美的價(jia) 值。他係統研究了春秋時代的三不朽說、孔子“義(yi) 以為(wei) 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論、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價(jia) 值論、孟子宣揚“天爵”“良貴”的人生價(jia) 值論、道家“物無貴賤”的相對價(jia) 值論、《易傳(chuan) 》與(yu) 荀子關(guan) 於(yu) 價(jia) 值標準的學說、法家的道德無用論、董仲舒“莫重於(yu) 義(yi) ”的價(jia) 值觀、王充提倡“德力具足”的價(jia) 值觀、宋明理學的價(jia) 值觀、王夫之“珍生務義(yi) ”的價(jia) 值論等的見弊得失，最後對古代價(jia) 值觀做出總的評價(jia) 。他認為(wei) ，兩(liang) 漢以後，儒家的價(jia) 值觀占據統治地位，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主導思想。儒家肯定人的價(jia) 值，強調道德的重要，對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精神文明發展起過巨大的作用，但在義(yi) 利關(guan) 係、德力關(guan) 係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出現了嚴(yan) 重的偏向，不關(guan) 注如何提高物質文明的問題。他說：“儒家強調道德的尊貴，高度讚揚‘不降其誌，不辱其身’的誌士仁人，這對於(yu) 中華民族的成長和發展，確實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道德理想與(yu) 物質利益是密切相關(guan) 的。如果忽視人民的物質利益，則道德將成為(wei) 空虛的說教了。”[5]他又說：“義(yi) 利問題爭(zheng) 論了兩(liang) 千多年，到現在也還有其實際意義(yi) 。現今的觀念變革，應該對於(yu) 義(yi) 利關(guan) 係有一個(ge) 明確的認識。古代儒家‘重義(yi) 輕利’是片麵的；但是，如果‘重利輕義(yi) ’，專(zhuan) 門謀求個(ge) 人私利，以權謀私，見利忘義(yi) ，那就更是錯誤的了。”“西方有所謂‘力之崇拜’，對於(yu) 西方近代文化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中國儒家思想可以說是‘德之崇拜’。無論片麵強調力或片麵強調德，都屬於(yu) 一偏，正確的方向是德力的統一。”[6]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早中期，張岱年先生重視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的研究，一方麵肯定儒家優(you) 長，強調道德人格、仁義(yi) 價(jia) 值的創造轉化，另一方麵又批評儒家的局限，借取諸家和儒家非主流派，倡導義(yi) 與(yu) 利、德與(yu) 力的辯證統一。張先生自覺地為(wei) 當時的經濟改革和思想解放服務，因為(wei) 在觀念上與(yu) 行為(wei) 上統一義(yi) 利、德力，在彼時也是一現實問題。他當時對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的分析，還強調了三點：人生價(jia) 值問題，生命與(yu) 理想的問題，和諧與(yu) 鬥爭(zheng) 的問題。這就從(cong) 根本上，從(cong) 高層次上，回歸道德價(jia) 值，回歸人類長久之道，同時再談和同之辯，主張多樣性的統一，摒棄鬥爭(zheng) 哲學，開啟了和諧社會(hui) 的新聲。

張先生當時並未將學術史研究屈從(cong) 於(yu) 時勢，但他關(guan) 注時代問題的挑戰，從(cong) 理論與(yu) 思想史的討論中追溯曆史包袱的由來與(yu) 解決(jue) 方案，表現了一位哲學史家的可貴的理論自覺、高超的智慧與(yu) 嫻熟的能力。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經世致用傳(chuan) 統的展現。

除價(jia) 值觀的轉化外，張先生還關(guan) 注另一個(ge) 問題，即思維方式的問題。他有專(zhuan) 文討論中國哲學關(guan) 於(yu) 理性的學說、傳(chuan) 統思維方式的變革等。

張先生指出，中國傳(chuan) 統思維方式的特點，一是長於(yu) 辯證思維，二是推崇超思辨的直覺。中國辯證思維強調整體(ti) 觀點，推崇直覺。“由於(yu) 重視整體(ti) 思維，因而缺乏對於(yu) 事物的分析研究。由於(yu) 推崇直覺，因而特別忽視縝密論證的重要。……在這方麵，我們(men) 隻有誠心誠意地學習(xi) 西方。在今日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的新時代，必須做到思維方式的現代化。既要發揮辯證思維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更要學會(hui) 縝密分析、進行實驗的科學方法。中國新文化的燦爛未來，有待於(yu) 思維方式的更新。”[7]這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他當時研究中國傳(chuan) 統思維方式的現實性、目的性和針對性。

張先生在《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思維方式概說》一文中，全麵地討論了傳(chuan) 統思維方式的優(you) 劣得失。他指出：“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辯證思維，主要包含兩(liang) 點，一是整體(ti) 觀點，或曰整體(ti) 思維；二是對待觀點，或曰對待思維。”[8]他研究了傳(chuan) 統哲學的直覺方式，指出直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慣常思維的局限，啟發嶄新的理解。關(guan) 於(yu) 分析方法，他指出，傳(chuan) 統哲學中，分析方法不甚發達，但亦非完全沒有。中國哲學中有思與(yu) 辨，墨家、名家對分析思維有貢獻，宋明理學家中，朱子兼重分析與(yu) 綜合。他指出：“模糊思維是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思維方式的主要缺點。我們(men) 現在要改造傳(chuan) 統的思維方式，首先要變革模糊思維。”[9]

張先生認為(wei) ，比較具體(ti) 的思維模式中，陰陽五行模式值得重視，用相生相克說明五個(ge) 類型間的相互關(guan) 係，有一定效果或意義(yi) ，當然現在不應拘泥於(yu) 這種解釋模式了。“經學模式限製了思想自由的發展，束縛了創造性的思維，對文化學術的發展起了嚴(yan) 重的阻礙作用。”[10]

張先生強調，不能全盤否定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思維方式，應進行分析。傳(chuan) 統思維方式的優(you) 點在於(yu) 辯證思維，缺點是分析方法薄弱。“中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與(yu) 西方哲學的辯證法，亦有不同之處。中國比較強調對立的交參與(yu) 和諧；西方比較強調對立的鬥爭(zheng) 與(yu) 轉化。”[11]他指出，我們(men) 應對傳(chuan) 統辯證思維予以提高與(yu) 改進，致力於(yu) 辯證思維的條理化。同時，我們(men) 應大力學習(xi) 西方的分析方法，致力於(yu) 分析思維的精密化。思維方式的改進，應使辯證思維與(yu) 分析思維這兩(liang) 者相輔相成，統一起來。

以上足見張先生有關(guan) 思維方式的研究，意在變革、改進，是對改革開放時期的哲學問題與(yu) 方法的回應，具有方法論的啟示。

三、張先生推崇兩(liang) 湖學者王船山與(yu) 熊十力

在介紹了張岱年先生特別關(guan) 注的兩(liang) 論（價(jia) 值觀與(yu) 思維方式）之後，我們(men) 再看看張先生特別關(guan) 注的兩(liang) 人——兩(liang) 湖學者王船山與(yu) 熊十力。

張先生對王船山情有獨鍾，恰好熊十力先生也十分推崇王船山。有關(guan) 張先生對王船山的研究，首先見於(yu) 他早年的成名作《中國哲學大綱》。在該書(shu) 的《序論》中，他指出：

清初大儒中，在哲學上最有貢獻者，當推王夫之（字而農(nong) ，世稱船山先生）。他極反對王學，對於(yu) 朱學雖相當同情，但他所最推崇的乃是張載。張子之不傳(chuan) 的唯氣哲學，到王夫之才得到比較圓滿的發揮。王氏建立一個(ge) 博大精深的哲學係統。他以為(wei) 道本於(yu) 器，由唯氣進而講唯器，是一種顯明的唯物論。更認為(wei) 有與(yu) 動是根本的，無與(yu) 靜隻是虛幻。在人生論則否棄自然無為(wei) ，而注重人，注重有為(wei) 。[12]

這是張先生對王船山的總體(ti) 評價(jia) 。

在該書(shu) 第一部分《宇宙論》之第一篇《本根論》的第七章《氣論二》中，張先生用了較多篇幅評介船山的氣論。他認為(wei) ，船山是張載之後第二個(ge) 偉(wei) 大的唯氣論者，肯定船山的“氣是宇宙中之根本，無氣則無理”的觀點。張先生說：“船山不止講唯氣，更進而言‘唯器’，認為(wei) 形而下之‘器’才是根本的，形而上之‘道’並非根本。”[13]張先生又說：“氣論到船山可謂得到一次大的發展。天下惟器的見解在中國哲學史中，實鮮見僅(jin) 有。船山講宇宙的話很多，亦有許多處不盡瑩徹，未以惟器說為(wei) 中心觀念而盡量發揮，這是最可惜的。”[14]這是對船山氣論的評價(jia) 。

在該書(shu) 第二部分《人生論》之第三篇《人生理想論》的第八章《踐形》中，張先生用了較多篇幅評介船山的人生論。他認為(wei) ，船山是重事物與(yu) 形體(ti) 的新人生論的代表。船山、顏元、戴震的新人生論，可名之為(wei) 踐形論。張先生說：“船山的人生論，以‘存人道’與(yu) ‘踐形’為(wei) 中心觀念。他認為(wei) 人生應當盡量發展人之所以為(wei) 人者，即人之所以異於(yu) 禽獸(shou) 者。”[15]

張先生又說：“人之所以為(wei) 人者，乃在於(yu) 能思能勉。過去大多數哲學家，都讚美自然而卑視思勉，船山則讚美思勉而不看重自然，這是船山思想之一個(ge) 特色。”[16]張先生獨具隻眼，深刻揭示了“以人道率天道”的船山思想的這一特色。張先生挖掘了王船山珍重生命的思想，發揮了船山保持人的生性而順遂其生機的意涵。同時，生命固然彌足珍貴，然而必合於(yu) 道義(yi) 。貴生而可為(wei) 義(yi) 而舍生，這是儒家人生思想的特色。

張先生認為(wei) ，船山繼承孟子思想，以“踐形”為(wei) 人生準則，一方麵貴生重形，發展形體(ti) 各方麵之機能，使各至其極，另一方麵使形體(ti) 之各部分莫不合於(yu) 道理。總之認為(wei) 形體(ti) 各部分皆有其當然之則，而應充分發展之各使合於(yu) 其當然之則。最後，知人論世，張先生點醒了船山的時代悲情與(yu) 其思想的關(guan) 聯：

船山生當明末清初之際，身經亡國的慘痛，深知專(zhuan) 事虛靜養(yang) 心之無益，

故貴人為(wei) ，重形體(ti) ，特闡德行非外於(yu) 身物之義(yi) 。進而更有容忍之說。……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以守其堅貞之節，而保持人之所以異於(yu) 禽獸(shou) 者。這是船山之堅定卓絕之誌操之宣述。[17]

張先生晚年繼續研究王船山哲學，1984—1985年間寫(xie) 作並發表了《王船山的理勢論》及有關(guan) 論文中涉及王船山的價(jia) 值觀、理性學說的專(zhuan) 節。

理勢關(guan) 係是曆史哲學中的重要問題，王船山的理勢論特別複雜。張先生注意到船山把“理”分析為(wei) 二：“天地萬(wan) 物已然之條理”與(yu) “健順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為(wei) 性之至理”，與(yu) 程朱學派有所區別。前者即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後者是人類的道德準則。關(guan) 於(yu) 理勢關(guan) 係，船山提出“理成勢”、“勢成理”，可謂“理勢相成論”。張先生指出：“理勢關(guan) 係問題是一個(ge) 非常複雜的問題，包含多方麵的涵義(yi) ，其中包括曆史的發展趨勢與(yu) 曆史的客觀規律二者相互關(guan) 係的問題，現實與(yu) 理想的問題以及強權與(yu) 公理的問題。而理想與(yu) 公理又都是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的，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王船山所謂‘理勢合一’，其涵義(yi) 有與(yu) 黑格爾所謂‘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相類似之處。”[18]

張先生闡發船山“理勢合一”的涵義(yi) ：理勢是統一的，有些勢符合“理之當然”，也有些勢不符合“理之當然”，而也表現了“必然之理”。張先生點評，認為(wei) 船山此論比較全麵、精湛，是我國古代曆史觀上非常精粹的思想。王船山肯定“勢因理成”，即肯定理想是可以實現的，曆史有光明的前途，又強調“在勢之必然處見理”，就是肯定曆史有客觀規律。張先生認為(wei) 這些思想非常深刻。張先生指出，船山肯定了“理”的時代性曆史性，“勢”是隨時代而不同的，“理”也就隨之有所不同。船山承認“勢相激而理隨以易”，又肯定“勢因理成”，承認理有改變勢的作用，因此特重弘揚學術的重要意義(yi) 。

張先生深入分析了王船山理勢學說的湛深的思想內(nei) 容與(yu) 理論價(jia) 值，同時肯定這種學說能鼓勵人們(men) 為(wei) 理想而奮鬥，有深遠意義(yi) 。

關(guan) 於(yu) 船山的價(jia) 值觀，張先生概括為(wei) “珍生務義(yi) ”，即珍愛生命、身體(ti) ，充分肯定生命的價(jia) 值，而生活必須體(ti) 現道義(yi) 才有真正的價(jia) 值。在生與(yu) 義(yi) 的關(guan) 係上，船山發展了孟子“舍生取義(yi) ”的思想，強調“務義(yi) 以遠害”，即專(zhuan) 意遵義(yi) 而行，努力免除禍害。

關(guan) 於(yu) 船山的人性論，張先生認為(wei) ，船山在這一方麵受程朱學派影響較深。船山認為(wei) ，人是由氣生成的，氣中有理，氣中之理表現在人身上就是性。性有兩(liang) 方麵，一為(wei) 仁義(yi) 禮智之性，一為(wei) 聲色臭味之性。前者是道德的基礎。在一定意義(yi) 上，船山承認有德性之知，他提出了新解釋。張先生指出，在人性論上王船山的獨創觀點是“性日生日成說”，這是對不變的人性觀點的否定。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張先生還發表了《王船山的主動哲學》一文。張先生認為(wei) ：“王船山在宇宙觀方麵，闡明了動的根本性，認為(wei) 靜隻是動中之靜；在人生觀方麵闡明了動的重要性，認為(wei) 動是道德修養(yang) 的基礎。”[19]船山批評了“守靜論”，指出“動”不僅(jin) 是自然界的基本情況，也是人類生活的主要內(nei) 容，更是道德實踐的樞紐。張先生認為(wei) 船山的主動論是比較全麵深刻的，且體(ti) 現了時代精神。

綜上所述，張先生抓住了王船山哲學的主脈及其特殊貢獻處，予以創造性解讀，並與(yu) 他自己的哲學主張和係統，相互襯托、照映。

關(guan) 於(yu) “主動”的提法，我們(men) 不難想到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對王船山哲學與(yu) 自己的哲學特征的總結，都提到“主動”。在《十力語要》中，熊先生指出，王船山“尊生以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情欲，論益恢宏。浸與(yu) 西洋思想接近矣。”[20]在《讀經示要》中，熊十力更進一步指出：“吾平生之學，窮探大乘，而通之於(yu) 《易》。尊生而不可溺寂，彰有而不可耽空，健動而不可頹廢，率性而無事絕欲，此《新唯識論》所以有作，而實根柢《大易》以出也。（作者自注：上來所述，尊生、彰有、健動、率性，此四義(yi) 者，於(yu) 中西哲學思想，無不包通，非獨矯佛氏之偏失而已。王船山《易外傳(chuan) 》頗得此旨。）”[21]熊氏在此總結的“尊生”、“明有”、“主動”、“情一於(yu) 性”四大觀念，構成了中國近代化哲學的基本格局。

張岱年先生曾與(yu) 熊先生相過從(cong) ，對熊先生哲學評價(jia) 很高：“前輩熊十力先生是現代中國著名哲學家之一，他於(yu) 三十年代提出自己的獨特的哲學理論‘新唯識論’，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更重發新見，提出‘攝體(ti) 歸用’的實體(ti) 學說。他著作豐(feng) 富、內(nei) 容宏博淵奧，確有甚深義(yi) 蘊。以他的哲學著作和現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學家的著作相比，實無遜色。”[22]張先生認為(wei) 熊先生對《周易》的辯證法確實有極深的體(ti) 會(hui) ，他指出熊先生闡發宇宙人生“生生不息變化不竭之真機”，健動、去故取新、自強不息，是其哲學的主要貢獻，確有見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積極因素。張先生肯定熊先生勇於(yu) 獨立思考，說熊先生一生殫精覃思，確有過人之處。

張先生回顧了與(yu) 熊先生交往的過程，最後指出：“作為(wei) 一個(ge) 努力獨立思考、不斷追求真理、從(cong) 而提出自己的學說體(ti) 係、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哲學家，熊十力先生是值得紀念的，他的思想是值得我們(men) 細心研究的。”[23]

其實張岱年先生早年也有了自己的相當豐(feng) 富的哲學體(ti) 係，可惜由於(yu) 時代的限製，他中晚年未能使這一體(ti) 係更加展開、完善。張先生以其慧識，在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研究中，予以全麵深刻地發掘，著述頗豐(feng) ，貢獻尤多。以上我們(men) 關(guan) 於(yu) 張先生對價(jia) 值觀與(yu) 思維方式兩(liang) 論，以及王船山、熊十力兩(liang) 人之研究的解讀中，可見他的精神的投射。

張岱年先生的精神不朽！他的為(wei) 人為(wei) 學之道，值得我們(men) 反複咀嚼、認真學習(xi) 。我感念先生的提攜。能有機緣與(yu) 張先生交往、學習(xi) ，得到他贈送的大著，親(qin) 筆題箋，又多次親(qin) 賜書(shu) 劄，真是三生有幸！

注釋：
 
[1]張岱年：《文化與哲學》，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66頁。
 
[2]張岱年：《文化與哲學》，第48頁。
 
[3]張岱年：《文化與哲學》，第5頁。
 
[4]張岱年：《文化與哲學》，第17頁。
 
[5]張岱年：《文化與哲學》，第197頁。
 
[6]張岱年：《文化與哲學》，第206頁。
 
[7]張岱年：《文化與哲學》，第208頁。
 
[8]張岱年、成中英等：《中國思維偏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8頁。
 
[9]張岱年、成中英等：《中國思維偏向》，第14頁。
 
[10]張岱年、成中英等：《中國思維偏向》，第15頁。
 
[11]張岱年、成中英等：《中國思維偏向》，第16頁。
 
[12]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序論》第25頁。
 
[13]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第79頁。
 
[14]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第81頁。
 
[15]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第367頁。
 
[16]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第368頁。
 
[17]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第372—373頁。
 
[18]張岱年：《文化與哲學》，第299頁。
 
[19]羅小凡等主編：《船山學論》，長沙：船山學刊社，1993年，第1頁。
 
[20]熊十力著，蕭萐父主編：《熊十力全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四卷，第140頁。，
 
[21]熊十力著，蕭萐父主編：《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916頁。
 
[22]蕭萐父主編：《玄圃論學集：熊十力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90年，第33頁。
 
[23]蕭萐父主編：《玄圃論學集：熊十力生平與學術》，第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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