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生主義(yi) ：優(you) 於(yu) 資本主義(yi) 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

作者：姚中秋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十八日癸醜(chou)

          耶穌2020年3月11日

尋找優(you) 於(yu) 資本主義(yi) 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是現代思想、政治之重要潛流。當代中國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的建設就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實踐。這在全球大國中獨一無二，且績效頗為(wei) 卓越。

中國何以例外？本文以為(wei) ，中國獨自走上非資本主義(yi) 發展道路，主要是因為(wei) 自身有源遠流長的“厚生主義(yi) ”傳(chuan) 統：自中國文明凝定以來，幾千年來的主流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就是厚生主義(yi) ，古聖先賢的經世濟民思想也是厚生主義(yi) 。在此曆史文化約束下，現代中國吸納了西方工業(ye) 化成就之後，仍堅持厚生主義(yi) 道路。厚生主義(yi) 在中國的漫長曆史與(yu) 其當代成功，表明人類完全可以在資本主義(yi) 之外建立更為(wei) 可取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

厚生主義(yi) 之基本原理

厚生主義(yi) 生發於(yu) 中國文明土壤。我們(men) 可用《周易·係辭下》和《尚書(shu) ·大禹謨》中的語句，探討厚生主義(yi) 之基本原理。

第一，“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為(wei) 厚生主義(yi) 之信仰依據。

厚生主義(yi) 本乎中國人的根本信仰—敬天。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天是在春夏秋冬四時運轉中生生不已的萬(wan) 物之全體(ti) ，天地生人，人要生下去，且一代一代地生生不已。人的普遍“天命”首先是生，是改善生命，讓生命向上提升；進一步，是讓生命得以延續，實現代際更新，使人的種群持續存在。因此，不論是個(ge) 體(ti) 的經濟活動，還是人際互動而構成的經濟體(ti) 係，其目的無非是創造條件，讓人的生活持續改善，普遍地生養(yang) 子孫後代，生生不已。這決(jue) 定了個(ge) 體(ti) 生命的方向，也決(jue) 定了人間一切活動的目的。

形成於(yu) 西方的主流經濟學隻論前者，遺漏了後者，後者實則極為(wei) 重要。人若不生養(yang) 後代，種群就會(hui) 一世而絕。人若不考慮群體(ti) 的未來，當下世界必然立刻崩潰。反之，人們(men) 進行決(jue) 策的時間視野越長，越願對未來負責，人類也就越有希望。資本主義(yi) 製度最大問題就是人們(men) 普遍隻考慮當下收益最大化，而不對未來負責。因此，在資本主義(yi) 機製居於(yu) 支配地位的社會(hui) ，人口出生率都不高；晚近以來，很多國家已低於(yu) 人口更替水平。

第二，“聖人之大寶曰位”，厚生主義(yi) 的政治保障是積極有為(wei) 的政府。

“位”是治理之位，包括以其為(wei) 中心所建立的專(zhuan) 業(ye) 治理機構，即政府。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wei) 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的優(you) 勢在於(yu) 合群，即人的組織化，可以分工合作，集體(ti) 行動，從(cong) 而提高生產(chan) 效率，增加剩餘(yu) ，改進生活，並可生養(yang) 子女。關(guan) 鍵在於(yu) “君”之組織、領導：“君者，善群也。”君組織政府，政府治理人群，從(cong) 而普遍造福於(yu) 其治理的所有人：“群道當，則萬(wan) 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製》）

因此，政府至關(guan) 重要。從(cong) 積極角度看，政府可以突破血緣性組織內(nei) 在固有的規模約束，建立大規模，甚至超大規模的人群組織，即以政治紐帶聯結之國家，由此形成並持續提高“規模經濟”。政府可以為(wei) 大範圍、遠距離、麵向未來的經濟活動創造必需之基礎設施和規則、製度。作為(wei) 製度的市場之形成，與(yu) 國家、政府的形成同步，沒有政府的市場注定了是小範圍且短命的。古今中外的曆史經驗都證明，廣闊的大市場之運轉有賴於(yu) 積極有為(wei) 的政府之支撐。

從(cong) 消極角度看，政府有效控製可避免市場體(ti) 係自發運作所內(nei) 在固有之崩潰趨勢。人的稟賦各不相同，可利用的資源亦各不相同。若真有自然狀態，則市場在其中運作，必造成貧富分化，且差距日趨擴大。物質財富上的分化必然導致社會(hui) 地位強弱之分，乃至於(yu) 固化為(wei) 主奴關(guan) 係。如此市場本身是惡的，若不能如近世歐美資本主義(yi) 國家那樣，向外部轉嫁成本，獲取超級紅利，則必定崩潰。哈耶克以市場為(wei) “自發秩序”之典範，然而，自發秩序經常自發崩潰。曆史上曾存在過的大多數原始族群沒有建立國家，結果是始終停滯在野蠻狀態甚至自行滅絕。

政府的建立以生產(chan) 體(ti) 係出現剩餘(yu) 、社會(hui) 出現分層為(wei) 前提，即孟子所謂“勞心者”“勞力者”（《孟子·滕文公上》）之社會(hui) 分工；政府一旦成立，即可居於(yu) 相對公正的立場，控製經濟和社會(hui) 的分化，節製資本，節製強者。之所以政府有此能力，而市場沒有，原因在於(yu) 奧爾森所說的“集體(ti) 行動的邏輯”：政府是單一中心支配的層級控製組織，可以有道德自覺，可以采取有意識的行動；市場隻是無數交易者的互動機製，不可能有道德自覺，也無法采取有意識的公共行動。

因此，政府是必不可少之公共善。西方人發明的自由市場理論貶低政府的作用，然而，資本主義(yi) 體(ti) 製的運轉結果則是資本俘獲政府，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在國內(nei) 甚至在國際社會(hui) 享有霸權。不被約束的資本主義(yi) 體(ti) 係一定會(hui) 出現周期性危機甚至崩潰，而在資本主義(yi) 繁榮期沒有享受到其好處的民眾(zhong) ，遭受損害最嚴(yan) 重，這是不道德的雙重剝奪。唯有政府控製資本，方可避免這種惡的局麵。

第三，“德惟善政，政在養(yang) 民”，厚生主義(yi) 政府有強烈的道德自覺。

市場不能離開政府，但不是任何政府都有助於(yu) 厚生主義(yi) ，政府也可能被資本支配，服務於(yu) 資本增值，貫穿西方古今之“軍(jun) 事-財政國家”即是如此。

禹最早闡述了厚生主義(yi) 的完整綱領：“德惟善政，政在養(yang) 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書(shu) ·大禹謨》）政府須有德，是政府的正當性所在；政府之德，體(ti) 現為(wei) 善政；善政，就是養(yang) 民之政。政府的天職，就是養(yang) 民、治民。

因此，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怎麽(me) 讓政府最有效地行善政，以養(yang) 民治民。衡量政府好壞的唯一標準是其所治理的人民生活是否持續改善，人口是否增長。自由主義(yi) 政治理論把重點放在限製政府權力上，舍本逐末。其所想象的“守夜人政府”或“有限政府”運轉之實際結果，經常是放縱資本霸權。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個(ge) 長期居於(yu) “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首位的城市，基尼係數同樣長期居於(yu) 世界前列。

第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這是厚生主義(yi) 的完整綱領。

“正德”，意謂經濟活動主體(ti) 應各正其德。西方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追求個(ge) 人收益最大化為(wei) 預設而想象的經濟體(ti) 係，已被經濟學後來的發展，如博弈論等證明了難以正常運轉。交易的前提，是人有最低限度的合作意向，經濟活動不能是無道德的，更不能是反道德的。因此，政府必須興(xing) 起教化，以正人心。

“利用”，即人可以用自己的體(ti) 力、智力，開發利用萬(wan) 物對人的功用，這就構成了所謂的經濟活動。

“厚生”指明利用之目的，有兩(liang) 重含義(yi) ：第一義(yi) 為(wei) 人人得到豐(feng) 厚資源，其生活更為(wei) 富厚；第二義(yi) 為(wei) 人人得以生養(yang) 子女，子女繼續生養(yang) ，生生不已，無盡延伸。

經濟活動唯有致力於(yu) 厚生，社會(hui) 才可達到“和”的狀態。財富本身不是目的，經濟要服務於(yu) 社會(hui) 之和。貧富分化的社會(hui) 不可能和，一國通過征服他國獲取經濟暴利，也不可能和。要達到社會(hui) 之和，就要讓道德原則灌注於(yu) 經濟活動中，建立厚生主義(yi) 經濟體(ti) 係，這就需要政府發揮作用，建立相應製度，采取相應政策。

總之，人類發明的經濟體(ti) 製，可大體(ti) 分為(wei) 厚生主義(yi) 和資本主義(yi) 兩(liang) 種“理想類型”，其根本區別在於(yu) 經濟活動主體(ti) 的普遍目的：資本主義(yi) 以資本增值最大化為(wei) 目的，厚生主義(yi) 以人群生活改善和生生不已為(wei) 目的。資本主義(yi) 追求“經濟效率”，厚生主義(yi) 追求“厚生效率”，即資源用以改善人群生活並使人生生不已的效率。在厚生主義(yi) 體(ti) 製下，兩(liang) 個(ge) 效率相近；在資本主義(yi) 體(ti) 製下，兩(liang) 個(ge) 效率會(hui) 出現偏離，經濟效率高，而厚生效率低下，這樣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顯然是低劣的。經濟活動要有益於(yu) 共同體(ti) 的繁榮，就必須走厚生主義(yi) 之路。

厚生主義(yi) 的主要製度和政策

為(wei) 確保經濟體(ti) 係有較高厚生效率，需建立相應製度，實施相應政策，為(wei) 此，政府要積極發揮作用，這包括興(xing) 起教化，以養(yang) 成經濟活動主體(ti) 之德。以下著重討論兩(liang) 項製度。

第一，建立和維護各種製度，以確保經濟活動依托人倫(lun) ，且保護人倫(lun) 。

厚生以生和生生為(wei) 中心。人固然可以獨立生存，生生卻須靠人倫(lun) 。男女結合為(wei) 夫婦，才能生育、養(yang) 活子女，這就形成最基本的社會(hui) 組織：家。

西方曆史上一直有各種宗教、政治力量試圖“破家”，讓人在家之外組織起來。比如西方曾盛行的奴隸製莊園中，奴隸難以擁有完整的家；資本主義(yi) 經濟早期發展大規模驅逐窮人進入城市，成為(wei) 無家之人；資本主義(yi) 產(chan) 權的主體(ti) 是原子化的“個(ge) 體(ti) ”而非家；資本主義(yi) 思想文化也始終製造並不斷翻新這一觀念體(ti) 係，支持這一觀念體(ti) 係下的社會(hui) 製度；今日很多資本主義(yi) 的支持者甚至幻想，AI技術或生物醫學的發展可以讓人完全擺脫家。

厚生主義(yi) 經濟社會(hui) 體(ti) 係優(you) 越於(yu) 資本主義(yi) 之處，正在於(yu) 其順乎人的人倫(lun) 屬性，其產(chan) 權製度和企業(ye) 製度依托於(yu) 家，從(cong) 而真正做到了波蘭(lan) 尼所說的市場“嵌含”於(yu) 社會(hui) 。

資本主義(yi) 的基礎性產(chan) 權製度是私人所有，但這是非自然的人為(wei) 構建。夫婦及其子女是生命共同體(ti) ，共同生活，彼此扶持，自然成為(wei) 財產(chan) 共同體(ti) 。因此，最自然的產(chan) 權製度是財產(chan) 的人倫(lun) 共享，具體(ti) 為(wei) “家戶所有製”，家人共同持有財產(chan) 。此即厚生主義(yi) 的產(chan) 權製度。

家也是最基礎的企業(ye) 。家是自然的社會(hui) 組織，而人必從(cong) 事經濟活動，家自然成為(wei) 經濟組織——企業(ye) 。文明誕生的基本標誌是家成為(wei) 基本經濟活動單元。曆史上，家及其擴展形成的組織始終是最主要的經濟活動組織。而家作為(wei) 企業(ye) 不僅(jin) 是有效率的，也是人道的。

資本主義(yi) 經濟體(ti) 係的根本組織特征是經濟組織與(yu) 社會(hui) 組織兩(liang) 分。在奴隸製莊園製下，在現代大工廠或大公司製下，勞工脫離其家，集中勞動，生活場所與(yu) 工作場所分離，導致一家人在大部分時間不能共同生活，情感趨於(yu) 疏離；勞動時間擠壓生活時間，導致人的生活意向降低；人沒有閑暇進行社交，人倫(lun) 社會(hui) 關(guan) 係趨於(yu) 鬆動。

而厚生主義(yi) 致力於(yu) 讓人過上人倫(lun) 的生活。厚生主義(yi) 維護家作為(wei) 最主要的企業(ye) 組織形態，以使生活與(yu) 經營一體(ti) 化。

工業(ye) 資本主義(yi) 時代的規模經濟對家有猛烈衝(chong) 擊，當代通信、交通、移動互聯技術的快速發展，卻有助於(yu) 超越工業(ye) 化時代追求規模經濟的企業(ye) 組織形態，重回家戶為(wei) 主的企業(ye) 生態。

以家為(wei) 中心的產(chan) 權和企業(ye) 製度旨在維護家的穩定性，增進家人情感，改善人生，有益於(yu) 生育。這正是厚生主義(yi) 最優(you) 於(yu) 資本主義(yi) 之處。

第二，堅持“崇本抑末”的產(chan) 業(ye) 政策，以使經濟活動始終服務於(yu) 人生的普遍改善和生生不已。

經濟體(ti) 係由眾(zhong) 多相互關(guan) 聯的產(chan) 業(ye) 部門構成，其間有本末之分。《周易·係辭下》描述中國文明演進曆程：包犧氏作八卦而人心開明，乃“作結繩而為(wei) 罔罟，以佃以漁”；然後，神農(nong) 氏興(xing) ，“斫木為(wei) 耜，揉木為(wei) 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農(nong) 業(ye) 的發明伴隨著（手）工業(ye) 的形成，首先是製作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工具。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效率提高，產(chan) 生剩餘(yu) ，而有商業(ye) ：“日中為(wei) 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由此曆史進程可見三個(ge) 主要產(chan) 業(ye) 的重要性之排序。“本、末”二字最適於(yu) 描述不同產(chan) 業(ye) 的關(guan) 係。直接生產(chan) 生資的農(nong) 業(ye) 、工業(ye) 是經濟體(ti) 係的根、本；其向上發育，長出商業(ye) 。商業(ye) 是依附於(yu) 工、農(nong) 兩(liang) 業(ye) 的，其價(jia) 值在於(yu) 服務於(yu) 農(nong) 業(ye) 、工業(ye) 。商業(ye) 發展，始有金融服務業(ye) ，更為(wei) 末之末。

然而在現實運作中，各產(chan) 業(ye) 的收益模式顯著不同：商業(ye) 、金融業(ye) 主要依賴資金，較少涉及實物，故容易擴大規模，且其利潤率普遍高於(yu) 農(nong) 業(ye) 、工業(ye) 。放任各產(chan) 業(ye) 自由發展，人力和資源必定流出農(nong) 業(ye) 、工業(ye) ，轉入商業(ye) 、金融業(ye) ；後者反過來以其強大力量支配農(nong) 業(ye) 、工業(ye) ，讓實物生產(chan) 服務於(yu) 資本增值。

厚生主義(yi) 政治的產(chan) 業(ye) 排序把農(nong) 業(ye) 、工業(ye) 置於(yu) 最重要位置，予以優(you) 先保障；其次為(wei) 商業(ye) ，最末為(wei) 金融業(ye) 。簡言之，厚生主義(yi) 的基本產(chan) 業(ye) 政策是曆代所奉行的“崇本抑末”，因為(wei) 其生產(chan) 出可供人用之實物，直接有益於(yu) 人生及其生生不已。

資本主義(yi) 體(ti) 製的最大弊端正在於(yu) 其內(nei) 在地趨向於(yu) 產(chan) 業(ye) 結構的去實就虛。此類經濟體(ti) 係的增長數值可以非常漂亮，但結構必定嚴(yan) 重失衡。資本借各種複雜金融工具獲得巨額利益，從(cong) 而吸引和支配大量資源，其他部門則日益萎縮，由此社會(hui) 收入兩(liang) 極化。當代美國是現成例子：20世紀80年代，在裏根經濟學的指導下，美國出台的各種政策驅動其經濟迅速金融化；資源被轉移出製造業(ye) ，後者逐漸衰落。30多年來，美國經濟看起來頗為(wei) 繁榮，但普通中產(chan) 階級未能從(cong) 中受益，其收入甚至出現絕對下降，貧富分化趨於(yu) 極端，造成嚴(yan) 重的社會(hui) 政治問題。世間有所謂“資源詛咒”，此可謂之“金融詛咒”。

作為(wei) 對此趨勢的反動，特朗普當局試圖推動美國“再工業(ye) 化”，正是“崇本抑末”。不論經濟落後或發達，產(chan) 業(ye) 終有本、末之別，隻不過，在落後經濟體(ti) 中更易辨別兩(liang) 者，放任產(chan) 業(ye) 自由發展會(hui) 直接影響一些人的生存；在發達經濟體(ti) 中，由於(yu) 總體(ti) 生產(chan) 力水平更高，金融化的負麵效果不那麽(me) 明顯，更多地表現為(wei) 風險積累，因而難以喚起重視。但經濟活動的主體(ti) 終究是人，資源大量流入末業(ye) ，本業(ye) 必然衰敗，不利於(yu) 人生的改善。

理論分析和曆史經驗均表明，自發的市場機製內(nei) 在地有“去本趨末”傾(qing) 向；負責任的政府必須采取崇本抑末政策，此為(wei) 人群得以永續生存的重要保證。

崇本抑末，不隻是產(chan) 業(ye) 政策的選擇問題，還是社會(hui) 政策的選擇問題，甚至是國家基本政治方向的抉擇問題：經濟體(ti) 係的目的是獲得更多貨幣收益，還是給人民提供改善生活的生資？政府是以自由之名放任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還是秉持“天下為(wei) 公”之道，讓廣大人民持續改善生活且生生不已？

厚生主義(yi) 的曆史傳(chuan) 統與(yu) 世界意義(yi)

厚生主義(yi) 和資本主義(yi) 是人類經濟體(ti) 製的兩(liang) 大理想類型，現實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必然結合兩(liang) 者。在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兩(liang) 者比例大不相同。大體(ti) 上，自古到今，西方以資本主義(yi) 為(wei) 主，中國則以厚生主義(yi) 為(wei) 主。

與(yu) 西方文明普遍以事神為(wei) 先不同，華夏國家是以厚生主義(yi) 立國的。帝舜在設立中國第一政府時設立了九個(ge) 職位，首先是任命禹作司空，“平水土”；其次任命周人的祖先棄為(wei) “後稷”，“播時百穀”；然後才有教化、治安等官職。故孔子後來總結為(wei) 政之道，首先肯定人口繁庶為(wei) 大善，在此基礎上，先富之，後教之。

中國文明起步即為(wei) 厚生主義(yi) 的另一原因在於(yu) 獨特的國家形成過程。據《堯典》記載，堯舜以其卓越的合群技藝，以“封建”製聚合眾(zhong) 多族群、邦國為(wei) 統一的華夏國家。由此，原有的基層人倫(lun) 共同體(ti) 家、族得以保留，而由王政整合為(wei) 一體(ti) 。故華夏國家依然是人倫(lun) 社會(hui) ，其經濟社會(hui) 體(ti) 係自然是厚生主義(yi) 的。

在曆史上，中國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係基本上是厚生主義(yi) 的。三代封建製下的井田製讓小共同體(ti) 成員“死徙無出鄉(xiang) ，鄉(xiang)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qin) 睦”（《孟子·滕文公上》）。

然而，中國也有明顯偏離厚生主義(yi) 的時代，例如戰國到西漢中期約四百年間，封建製解體(ti) ，私有產(chan) 權製確立，工商業(ye) 發達；各國相互競爭(zheng) ，采取重商主義(yi) 政策，鼓勵商業(ye) 、金融發展，漢初甚至形成貨幣的自由經營局麵。從(cong) 今天的視角看，帶有明顯的資本主義(yi) 色彩。此時，經濟確實比較繁榮，但貧富分化的弊端也暴露無遺。

其間，有兩(liang) 股力量起而對抗：其一是發展較晚的秦，商鞅采取重農(nong) 抑商政策，使經濟活動集中於(yu) 實物生產(chan) ，這是秦滅六國的原因之一；其二是儒家“士大夫”群體(ti) ，經由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建立察舉(ju) 製而逐漸形成，構成錢穆所說的“士人政府”，這一領導者群體(ti) 堅持孔子的為(wei) 政之道，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如摧破豪強，抑製兼並；控製貨幣，崇本抑末；興(xing) 起教化，重建基層人倫(lun) 共同體(ti) 。最終，經濟社會(hui) 體(ti) 係歸於(yu) 厚生主義(yi) 。

這一曆史經驗清楚地說明了厚生主義(yi) 的政治保障是一個(ge) 有道德意識的國家領導者群體(ti) ，一個(ge) 不受有產(chan) 階級控製而可以自主的政府。

此後曆代厚生主義(yi) 還有一些製度創新，如北朝、唐代曾實行“均田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宋以來的經驗。

唐中期實行“兩(liang) 稅法”後，商人獲得自由，工商業(ye) 逐漸發達，各地在政治性城市之外形成市場化“市鎮”，工商業(ye) 氣息日益濃烈。這刺激了宋代、明代的儒學複興(xing) 和轉向：儒學有所謂“內(nei) 在轉向”，意在收拾工商業(ye) 發達所造成的人心之偏失；儒學的治理用心也主要在基層，建立以“四書(shu) ”為(wei) 中心的相對簡化的經書(shu) 體(ti) 係，推進了教育的普及，以忠孝仁義(yi) 等價(jia) 值教化普通民眾(zhong) ；摸索建立了以祠堂為(wei) 公共空間的宗族共同體(ti) ，把高度發達的工商業(ye) 置於(yu) 人倫(lun) 共同體(ti) 的控製下，把市場生產(chan) 出來的財富轉化為(wei) 維護人倫(lun) 共同體(ti) 的資源。

宋明儒所建立的教化機製、人倫(lun) 維護機製有效地控製了市場。由此，高度發達的市場卻在厚生主義(yi) 軌道上運轉，避免了資本主義(yi) 的泛濫。受韋伯關(guan) 於(yu) 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的論述之影響，餘(yu) 英時等學者竭力論證，儒學在宋代尤其是明代經曆了從(cong) 輕視商業(ye) 到支持商業(ye) 的轉向。這種解釋恐怕是削足適履，南轅北轍。儒學是作為(wei) 約束資本主義(yi) 的一種力量而興(xing) 起的，明人倡導“儒商”，旨在以儒控製商，引導當時日益擴大而趾高氣揚的商人歸於(yu) 儒。

明清時代的厚生主義(yi) 經濟體(ti) 係是有全球競爭(zheng) 力的。當時的中國已深度介入全球經濟體(ti) 係，與(yu) 新興(xing) 的歐洲並列為(wei) 兩(liang) 個(ge) 驅動中心。但兩(liang) 者也有重大區別：中國以生產(chan) 為(wei) 重心，持續挖掘效率潛力，成為(wei) “世界工廠”，大量對外出口人工製成品；葡萄牙、西班牙、荷蘭(lan) 、早期的英國等歐洲海洋國家則以貿易為(wei) 重心，以殖民征服開路，形成“戰爭(zheng) 資本主義(yi) ”。麵對中國厚生主義(yi) 經濟體(ti) 係強大的生產(chan) 能力，歐洲的商業(ye) 、戰爭(zheng) 資本主義(yi) 並無明顯競爭(zheng) 力。

唯有英格蘭(lan) 比較獨特，獨特的地理位置、發達的國際貿易、成熟的戰爭(zheng) 資本主義(yi) 等條件催生其工業(ye) 革命。從(cong) 厚生主義(yi) 角度看，工業(ye) 革命大幅度提高了生產(chan) 效率，是人類養(yang) 民厚生能力的一大飛躍，在西方文化及其資本主義(yi) 軌道上，工業(ye) 革命所帶來的偉(wei) 大成果首先轉化為(wei) 帝國主義(yi) 的堅船利炮，歐美列強以此征服世界。

受韋伯等西方理論影響，學者、民眾(zhong) 常把西方之強歸因於(yu) 其資本主義(yi) 體(ti) 製或精神；自由主義(yi) 經濟學又將其歸因於(yu) 私人產(chan) 權、市場經濟等。但其實，市場隻是交易機製，自古以來就自然存在；分立產(chan) 權同樣是自然存在的，而以產(chan) 權和企業(ye) 形態看，明清中國的市場機製比同時期歐洲更接近於(yu) 經濟學教科書(shu) 中所說的完全競爭(zheng) 狀態。略微考察曆史即可發現，西方超過中國是在其工業(ye) 化初步完成的19世紀中期，但工業(ye) 化是各種偶然因素湊合而成，無關(guan) 乎資本主義(yi) 經濟體(ti) 製或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yi) 精神”。

中國人深度接觸西方之後立刻看清這一點，乃致力於(yu) 推進工業(ye) 化，但始終拒絕資本主義(yi) 。19世紀後半期，為(wei) 救亡圖存，中國人決(jue) 心學習(xi) 歐美。然而，現代中國最重要的思想政治人物和流派，不約而同地拒絕資本主義(yi) 經濟體(ti) 製，康有為(wei) 、梁啟超如此；張君勱、熊十力、梁漱溟、錢穆等現代新儒家如此；孫中山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dang) 如此，共產(chan) 黨(dang) 更是如此。中國精英之所以如此選擇，恐怕主要因為(wei) 厚生主義(yi) 的深厚傳(chuan) 統決(jue) 定了其製度偏好。厚生主義(yi) 內(nei) 涵的積極有為(wei) 的政府傳(chuan) 統之現代版本，也為(wei) 推進工業(ye) 化提供了政治保障。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相對從(cong) 容的國內(nei) 外環境中，中國逐漸回歸自身的傳(chuan) 統，包括在經濟社會(hui) 領域回歸厚生主義(yi) ，由此逐漸形成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這是在中國文化、經濟、政治傳(chuan) 統中生長出來的經濟社會(hui) 模式，是源遠流長的厚生主義(yi) 傳(chuan) 統之“新生轉進”。其新生之處在於(yu) ，發揮領導作用的幹部隊伍相對於(yu) 士大夫群體(ti) 有更強的紀律性和行動力，因而政府能力更強，現代意識形態也讓政府有更為(wei) 強烈的道德自覺；其轉進之處在於(yu) ，工業(ye) 居於(yu) 經濟中心地位，大幅度提高了生產(chan) 效率。當代中國厚生主義(yi) 的基本架構是，積極有為(wei) 的政府具有養(yang) 民之道德自覺，推動發展以工業(ye) 為(wei) 中心的各種產(chan) 業(ye) ，致力於(yu) 改善全體(ti) 國民的生活。

中國文明的世界曆史意義(yi) 就在於(yu) 發明且始終堅持厚生主義(yi) 。中國的存在和繁榮本身即足以向世人表明，資本主義(yi) 不是人類要走的唯一的路，人類完全可以另做選擇，選擇發展經濟、造福人生之正道。我們(men) 以厚生主義(yi) 這一“中國話語”，描摹我們(men) 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可以連貫地刻畫出中國幾千年來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製，可以概括曆史上的主流經濟思想，可資以構建更為(wei) 普遍的經濟社會(hui) 理論。當然，由此必定引發一係列複雜的理論與(yu) 實踐問題，有待於(yu) 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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