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cong) 學術形態原始意義(yi) 而言,儒學最初有三種形態:六經之學、諸子之學、傳(chuan) 記之學。“六經”是儒家整理的三代先王治理國家的政典文獻,諸子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者的講學記錄,傳(chuan) 記是曆代儒家學者對六經的傳(chuan) 述闡發。六經、諸子、傳(chuan) 記區別明顯,不僅(jin) 文獻形態不同,學術地位也有極大差別。一般而言,六經地位最高、時間最早,傳(chuan) 記地位次之···
在中國文化中“三”是一個(ge) 神奇的數字。儒家的天地人相參是“三”,心統性情也是“三”。但這個(ge) “三”的意義(yi) 究竟何在?在一個(ge) 完整理論係統中發揮怎樣的作用?人們(men) 大多語焉不詳,更沒有意識到它應該是一個(ge) 普遍的思維方式。我的使命就是發現這個(ge) “三”,並由此建構一套係統的方法。這一成果是儒學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有著革命性的意義(yi) 。
不管是政治哲學還是政治學,我們(men) 研究規範性問題都需要曆史感,比如我在清華大學的同事汪暉老師認為(wei) ,不學哲學就不會(hui) 問這些規範性問題,但研究曆史,也有一些價(jia) 值觀。如果要研究當代政治,也一定需要曆史感才可以解決(jue) 問題。最後,我認為(wei) 曆史政治學研究中心非常重要。
朱子的“道體(ti) 論”與(yu) “理氣論”是否一體(ti) ,以及其“道體(ti) 論”內(nei) 部究竟是保留形上-形下、道-物的二分,還是主張“流行全體(ti) 即是道體(ti) 之本然”,就成為(wei) 理解朱子哲學的關(guan) 鍵問題。對此,黃榦選擇慎言理氣先後問題,通過引申朱子“流行全體(ti) 即是道體(ti) 之本然”的說法,轉而強調“道體(ti) ”的即體(ti) 即用、即存有又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朱子哲學中的難題,並在···
梁啟超開啟了以“公德”“私德”討論中國社會(hui) 問題與(yu) 儒家倫(lun) 理的先河,其後馬君武、章太炎、劉師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對此問題都有所討論或回應,盡管他們(men) 的立場各不相同,解決(jue) 方案言人人殊,但他們(men) 都相信個(ge) 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種統一性,都強調個(ge) 人品格意義(yi) 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啟超後期更為(wei) 強調“道德本原”與(yu) “節目事變”的區···
《洪範五行傳(chuan) 》是一篇闡釋《尚書(shu) ·洪範》的重要文獻。從(cong) 西漢尚書(shu) 學的傳(chuan) 承來看,其作者應該是夏侯始昌。受到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洪範五行傳(chuan) 》把《洪範》的“五行”“五事”“皇極”等與(yu) “災異”結合起來,建構了一套以“六”為(wei) 標準的陰陽五行係統。其思想體(ti) 係不但對後來的尚書(shu) 學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於(yu) 詩學、禮學的發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婚姻的“神聖性”恐怕不是來自於(yu) 民政登記或領取結婚證等現代世俗程序,而恰恰應該是落腳在“中華文化的傳(chuan) 統”上。實際上,世界各民族的婚禮最初都具有傳(chuan) 統禮俗甚至宗教文化的背景,這些根植於(yu) 古老禮俗的文化,都是自帶“神聖性”的。如古希臘、羅馬的婚禮,被視為(wei) 家族宗教聖火、祭祀關(guan) 係的內(nei) 容,是神聖的禮儀(yi) 。
陽明心學既是主張知行合一的行動哲學,也是強調德性修養(yang) 的心靈哲學。王陽明通過黃金的“成色”和“分兩(liang) ”隱喻,形象地論證了“德性—才藝”的關(guan) 係問題。在陽明心學視域下,德性與(yu) 才藝是一體(ti) 成就的,德性的修養(yang) 自然會(hui) 帶來才藝的養(yang) 成,而才藝的養(yang) 成也會(hui) 促進德性的成就;在才藝的培養(yang) 上,王陽明主張“隨才成就”和“素位而行”。
本文聚焦儒家倫(lun) 理傳(chuan) 統的思想定位及其與(yu) 現代性的張力,以陳來的《儒學美德論》為(wei) 中心展開討論,指出儒家倫(lun) 理思想是一種美德倫(lun) 理學,盡管在很多方麵不同於(yu) 亞(ya) 裏士多德的美德倫(lun) 理學,而現代以來對公德與(yu) 私德的區分必然導致公德壓倒乃至摧毀私德的局麵,這正是現代社會(hui) 在美德問題上麵臨(lin) 的普遍困境所在。
現代學科劃分常把《詩經》歸作文學、文獻學和曆史學的研究對象。於(yu) 是,《詩經》作為(wei) 經書(shu) 的意義(yi) 被遺忘,《詩經》所承載的詩教傳(chuan) 統亦因之而斷絕。本書(shu) 擬從(cong) 齊、魯、韓、毛四家詩說及宋明諸家《詩經》闡釋出發,結合當代問題意識,重新激活《詩經》經學闡釋的詩教義(yi) 涵,回應時代問題。通過大義(yi) 發微式的經典解釋工作,作者希望能把《詩經》···
傳(chuan) 統儒家的“生活政治”範式,將日常生活納入社會(hui) 政治領域予以思考,強調“存之所慎:齊、戰、疾”,防患於(yu) 未然,對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的秩序維係和社會(hui) 穩定產(chan) 生了積極的作用。在危機來臨(lin) 之時,所要審思的不隻是對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的處理方式,也應認真檢視傳(chuan) 統儒學文化現象及其行為(wei) 方式。
作為(wei) 浙學的特定形態,王陽明的心學對浙學產(chan) 生了多方麵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jin) 體(ti) 現於(yu) “浙中王門”,而且在思想史的意義(yi) 上表現為(wei) 對明清之際的浙學,特別是黃宗羲思想的製約。黃宗羲是明清之際浙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層麵上,黃宗羲多方麵地受到心學的影響,王陽明的心學也通過製約黃宗羲的思想而在這一時代的浙學之上留下了多方麵的印···
鄭玄《禮序》雲(yun) :“禮者,體(ti) 也,履也。統之於(yu) 心曰體(ti) ,踐而行之曰履。”孔穎達《禮記正義(yi) 》、賈公彥《周禮正義(yi) 》均有引用,使之成為(wei) 禮字的標準釋義(yi) 。以體(ti) 和履訓禮,皆為(wei) 典型的聲訓,鄭玄也解釋了其因聲求義(yi) 之理據:統之於(yu) 心和踐而行之。一般認為(wei) ,二訓分別基於(yu) 《小戴禮記》中的《禮器》和《祭義(yi) 》等篇,但在漢代訓詁學傳(chuan) 統中,鄭玄應是首···
當代中國複歸中華文化本位,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進入新時代的深度和解與(yu) 整合階段,迫切需要對中華文明進行“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創造”,使得民族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建立在正確理解和認同的自身文明基礎之上。
在中國政治思想史領域,治體(ti) 論揭示出了中國政治傳(chuan) 統中的現實立國要素與(yu) 理想變革之結構性原理,是對現代中國思維定勢的一個(ge) 突圍。中國思想史研究並非單方麵地讓中國融入某種現代世界,而是應當在現代世界的視野中,基於(yu) 中國自身經驗,形成我們(men) 對何謂中國、何謂現代的透徹理解。
根據《康誥》之政教理念,觀照《大學》首句"明明德"語,可見其蘊含雙重"明"義(yi) ,實際上對應於(yu) "天命在周"這一終極狀態;繼雲(yun) "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蓋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現"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邏輯。八條目"明明德於(yu) 天下"至"格物"之論,乃承接這一推本邏輯而來;後續格致至治平之序,複由本及末,正麵拓展出一條明德開顯之路
荀子在繼承孔、孟的“士”“君子”和“聖人”觀念的基礎上,提出了“士君子”和“大儒”的特有觀念,同時明確界說了理想人格的不同層次與(yu) 形態。後者作為(wei) 身心修煉的過程,指“虛一而靜”的“大清明”之“心”,經由“師法”的學習(xi) ,透過“禮樂(le) ”的熏陶,對治自身的“氣”“性”,以“得師”和“由禮”為(wei) 根本環節。
如果說《論語》等所見的子遊重本的傾(qing) 向,是子遊之學的早期發端;那麽(me) ,《性自命出》的“性情-心術論”,則是其長期沉潛之後的展開形態。子遊由對“本”的關(guan) 切與(yu) 思考,轉出“性情-心術論”的思想道路,是儒家心性論轉向的關(guan) 鍵人物。今日若重論道統,在孔子與(yu) 子思之間,除了曾子之外,還應當有子遊的位置。
孫應鼇知行說的實質是體(ti) 用一元論:知為(wei) 良知之體(ti) ,行為(wei) 良知之用,知行不可分離;在心體(ti) 純然的狀態下,心與(yu) 物接,良知自然發用為(wei) 行,知與(yu) 行本然合一。孫應鼇認為(wei) 個(ge) 體(ti) 通過慎獨、誠意的明心工夫,可以重新回歸到知行合一的本然狀態,實現本然與(yu) 實然的統一,進而達至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的一貫境界。
在以郡縣製中央集權國家為(wei) 基本形態的政治結構中,宋代在中央與(yu) 地方的中層建製設置監司,形成一個(ge) 以監察集權為(wei) 特征的結構樞紐,推動了地方財政、法製和行政組織體(ti) 係的振興(xing) 與(yu) 運轉。這一製度形態在延續漢唐以中層監察區銜接國家治理係統的曆史經驗下,通過強化中層監察權對於(yu) 州郡的集權式監察,實現了財政係統和經濟體(ti) 係的集中管控,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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