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衡量中國的政治進步？為(wei) 什麽(me) 賢能政治是合適的標準？

作者：貝淡寧

來源：《中國政治學》2020年第二輯

貝淡寧（Daniel A.Bell）山東(dong) 大學教授，山東(dong) 大學政治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感謝中國人民大學曆史政治學研究中心的邀請！首先，講一下為(wei) 什麽(me) 我認為(wei) 曆史政治學研究中心很重要，第一個(ge) 理由是因為(wei) 姚中秋老師是我的好朋友，按照我們(men) 山東(dong) 文化，這是為(wei) 了朋友。當然，更重要的是學術方麵的理由，雖然我在山東(dong) 大學，但是我還在清華教一門課，是關(guan) 於(yu) 中國政治文化和曆史的，跟咱們(men) 中心的研究方向差不多，那門課的大部分學生都是外國的。

我們(men) 應該怎麽(me) 解釋中國政治文化和曆史文化呢？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有曆史感，當然西方知識分子也有，但沒那麽(me) 明顯。我們(men) 跟西方的朋友相處，不可以每句話都講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政治家）和老百姓交流時，則好像曆史還活著，這點跟西方不一樣。所以我覺得我們(men) 的中心非常重要。

剛才我跟朱老師討論怎麽(me) 翻譯“曆史政治學”的問題，的確，怎麽(me) 翻譯都有點奇怪。“曆史政治學”並非中國獨有，其實西方也有。我本科在麥吉爾大學念書(shu) ，專(zhuan) 業(ye) 是心理學。為(wei) 什麽(me) 我選心理學呢？因為(wei) 我想理解人類是什麽(me) 。但我們(men) 討論的問題和曆史沒什麽(me) 關(guan) 係，跟規範性的問題沒什麽(me) 關(guan) 係，我們(men) 也不討論人類應該是什麽(me) 。直到最後一年，四年級的時候，我上了一門課，老師是查爾斯·泰勒，他很有曆史感，還討論了我們(men) 的政治理想應該是什麽(me) ，討論了一些規範性的問題。我覺得這個(ge) 挺好，所以我改了我的專(zhuan) 業(ye) ，此後便一直在研究政治哲學問題。雖然我的曆史感沒那麽(me) 深刻，但是我覺得這一點還是很重要的。

明年我會(hui) 有一本新書(shu) 出版，書(shu) 名是《論正義(yi) 等級》，我覺得這與(yu) 中國文化有關(guan) 。在中國，大家都承認需要一些等級，問題是哪些等級是合理的、哪些等級是不合理的；而在西方，很難討論這些問題。我四年前寫(xie) 了一本書(shu) 討論“賢能政治”，談到的第一個(ge) 問題就是規範性問題，即我們(men) 應該用什麽(me) 樣的標準來衡量政治的進步或退步。回答這個(ge) 問題，就需要一些曆史感，如果沒有曆史感，就沒法回答它。大部分西方人都覺得中國這幾年沒什麽(me) 政治改革，因為(wei) 很多西方媒體(ti) 認為(wei) 唯一的政治改革標準就是推行一人一票，但中國中央政府沒有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來選領導人，所以中國沒有改革。這種說法很教條，如果他們(men) 有曆史感，就不會(hui) 這麽(me) 想。在西方政治哲學中，最出名的書(shu) 是《理想國》，它完全按照賢能政治的標準來討論問題。以密爾為(wei) 代表的19世紀的學者們(men) 認為(wei) ，每個(ge) 人的政治判斷能力不一樣，所以我們(men) 應該給那些比較聰明的人多一點投票權利。但現在，如果有西方學者討論這些話題，人們(men) 會(hui) 覺得這個(ge) 人的道德有問題。西方在這方麵已經變得很教條了，而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則比較開放。當然，怎麽(me) 選拔、怎麽(me) 提拔領導，跟一個(ge) 國家的曆史有關(guan) 係，沒有一刀切的製度，應該依據每個(ge) 國家的曆史、文化、規模、國情等因素確定。怎麽(me) 選地方政府幹部和怎麽(me) 選中央政府幹部，也有不一樣的標準，同樣沒有一刀切的製度。要回答好這些問題都需要一定的曆史感。

所以，為(wei) 什麽(me) 賢能是合適的政府（主要是高層政府）官員的選拔標準呢？第一個(ge) 理由與(yu) 國家規模有關(guan) 。大家都知道福山寫(xie) 了一本書(shu) ，他認為(wei) 最理想的國家是丹麥，可是丹麥的人口隻有五百萬(wan) 人，和中國完全不一樣，怎麽(me) 可以用丹麥的標準來判斷中國的問題呢？20世紀之前，大部分西方哲學家都承認國家規模會(hui) 影響領導選拔的標準。雖然民主是個(ge) 好東(dong) 西，但民主的前提是小規模國家，因為(wei) 隻有在小規模的國家，老百姓才會(hui) 知道這些領導的能力，才可以判斷領導的能力，才可以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但如果是很大規模的國家，就完全不一樣了。我現在居住的校區在農(nong) 村，我和那些地方幹部吃飯時發現，他們(men) 交際的第一個(ge) 標準就是看你酒量怎麽(me) 樣，然後才開始討論一些地方問題。但如果我和中央政府的人吃飯，他們(men) 就不會(hui) 問你酒量怎麽(me) 樣，而是馬上討論怎麽(me) 解決(jue) 中國和美國的問題等。可見不同規模、不同層級的共同體(ti) ，官員文化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而且，要處理好中央政府麵對的問題需要一些經驗，他們(men) 考慮的是長期的問題，比如我們(men) 的政策會(hui) 怎麽(me) 影響後代、後人，又比如全球變暖問題。我真的很擔心全球變暖問題，因為(wei) 我所在的山大的校區靠海，三十年以後這個(ge) 問題如果還沒有解決(jue) ，我可能就不得不離開美麗(li) 的山大校園了。總之，中央政府要考慮的問題和地方政府要考慮的問題完全不一樣，所以需要以不同的標準來選拔幹部。

這當然也跟國家的曆史有關(guan) 。中國的曆史很複雜，但它的主流政治文化基本還是以我論著中所述的賢能政治為(wei) 標準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改了君子的內(nei) 容，孔子之前的君子標準與(yu) 家庭背景有關(guan) ，但孔子覺得君子就是能力比較優(you) 秀的人，尤其是道德水平比較高的人。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討論怎麽(me) 選拔比較優(you) 秀的領導、怎麽(me) 衡量能力、怎麽(me) 衡量道德、道德和能力有什麽(me) 關(guan) 係之類的問題。如朱熹反對科舉(ju) 製度，他覺得考試不能選出道德水平較高的領導。又如中國“大一統”的政治理想，要求“天下為(wei) 公”和“選賢與(yu) 能”，即最理想的政治製度需要選拔和提拔比較優(you) 秀的領導。這方麵與(yu) 馬克思理論不一樣，馬克思所說的“高級共產(chan) 主義(yi) ”是什麽(me) 樣的國家——是沒有國家。但是儒家學者一直在關(guan) 心“選賢與(yu) 能”的國家問題，這與(yu) 西方的曆史不一樣。我很喜歡趙老師的書(shu) ，裏麵提到，法家主要是考慮“能”的問題，而儒家很重視“賢”的問題。西方當然也有一些賢能政治的曆史，但這並不是主流價(jia) 值觀，中國在這方麵是不一樣的。我在麥吉爾大學上跟古希臘有關(guan) 的課時，曾經學習(xi) 過《理想國》，但當時主要討論的是曆史方麵的問題，沒有人會(hui) 討論其背後的政治學道理。過去四十年間，我覺得中國在逐漸地恢複一種賢能政治，官僚製度雖然比較複雜，但它的目標是選出比較優(you) 秀的領導。

剛才景老師討論了一個(ge) 問題，我覺得這個(ge) “on-site civil service exams”（公務員考試現場）的官方翻譯不對，因為(wei) 西方政治學把civil service和political officer分得很清楚。理論上，國家政策應該由政治家來決(jue) 定，而civil service隻是一種implementation；但在中國，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這點都分不清楚。所以我覺得應該翻譯成“public official examinations”，而不要翻譯成“civil service”，還是要用西方語境中恰當的概念來翻譯這些觀點。

我的結論是，不管是政治哲學還是政治學，我們(men) 研究規範性問題都需要曆史感，比如我在清華大學的同事汪暉老師認為(wei) ，不學哲學就不會(hui) 問這些規範性問題，但研究曆史，也有一些價(jia) 值觀。如果要研究當代政治，也一定需要曆史感才可以解決(jue) 問題。最後，我認為(wei) 曆史政治學研究中心非常重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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