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評“戰國與希臘”

作者: 貝淡寧（山東(dong) 大學政治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來源：人民政協網

時間：西元2020年6月8日

潘嶽先生的《戰國與(yu) 希臘》（原文見《文化縱橫》6月號）是一篇觀點精彩、極具啟發性的文章，脈絡清晰，對比深刻，我從(cong) 中受益良多，特別是文章中論述的關(guan) 於(yu) 秦漢時期不同國家、不同思想者對“大一統”建構最終完成所做的不同貢獻。我尤其欣賞這篇文章的開放精神。正如這篇文章所表明的，重要的是要厘清主流文明之間的差異性，不僅(jin) 要欣賞多樣性，還要從(cong) 差異中得到學習(xi) 。

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其中關(guan) 於(yu) 西方的論點，但我的意圖並非完全否定，而是使這篇評論更具建設性。畢竟，一篇文章，無論內(nei) 容如何，都不能為(wei) 文明之間重大文化差異這樣一個(ge) 複雜議題蓋棺論定。它所能做的是洞察出進一步研究的需要。

難點在於(yu) ，如何確定一種文化的主導特征和持久影響。具體(ti) 到這篇文章，關(guan) 鍵在於(yu) 如何確定那種影響其社會(hui) 和政治前景的文化的主導特征。問題是，文化是多樣的——特別是“西方”和“中國”——不同的社會(hui) 和國家在不同的時代可能會(hui) 有非常不同的傾(qing) 向。（對於(yu) 這篇文章中關(guan) 於(yu) “中國”的部分）我非常同意，一個(ge) 統一的理想——“大一統”——啟發著戰國的一流思想家們(men) ，不管他們(men) 是何等不同。尤裏·派恩斯的著作《永恒的帝國》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1]我也同意，荀子是綜合儒家和法家傳(chuan) 統的大師，他所實現的儒法合流——以儒家價(jia) 值觀為(wei) 道德基礎，以法家的規則和程序為(wei) 手段——對古代中國政治思想和實踐有深刻影響。趙鼎新的著作《儒法國家》也提出了類似的論點。[2]我仍然同意，儒法合流的思想共識繼續啟發並詮釋著今天的中國政治製度，一個(ge) 例子就是，中國是如何戰勝新冠疫情的。[3]

但是，關(guan) 於(yu) “西方”，我不能確信古希臘風格的對外政策——僅(jin) 僅(jin) 為(wei) 了本國利益而從(cong) 國外赤裸裸地開采資源，以及外國人民是可以被剝削和奴役的非人“野蠻人”的假設——一直是所有西方國家思想和實踐的核心。但我不否認對外國資源罔顧道德的開發方式確實是受到了古希臘式對外政策的遺留影響。在意大利文藝複興(xing) 時期，馬基雅維利曾為(wei) 類似的觀點辯護。諾姆·喬(qiao) 姆斯基記錄過美國外交在這方麵的過分政策。今天，特朗普總統似乎就是這種“西方”政治領袖的典型人物，他嚴(yan) 格地從(cong) 經濟上有利於(yu) 自己國家的角度看待對外政策。

然而，在某些方麵，從(cong) 現代西方的角度來看，古希臘的觀點似乎又是完全陌生而奇異的。最明顯的莫過於(yu) 亞(ya) 裏士多德對奴隸製的辯護，這從(cong) 任何現代的道德觀來看都是可憎的，柏拉圖和亞(ya) 裏士多德等偉(wei) 大的思想家對同情心的價(jia) 值一無所知。這一事實不僅(jin) 對重視“仁”的儒家學者來說難以接受，而且對任何受基督教同情弱者和被壓迫者的慈善傳(chuan) 統影響的人來說都十分奇怪。這篇文章簡要地提到了基督教的這種傳(chuan) 統，在很多時代，這一傳(chuan) 統非常重要。一些西方國家，如挪威和瑞典，在外交政策中傳(chuan) 遞出強烈的人道主義(yi) 傳(chuan) 統，這種傳(chuan) 統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倫(lun) 理的影響——上帝麵前人人平等。假使我們(men) 想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men) 也不能低估基督教價(jia) 值觀的持久影響。例如，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虔誠信仰基督教，這種虔誠影響了他的外交政策。[4]當然，基督教傳(chuan) 統也有消極的一麵：傳(chuan) 教士熱衷於(yu) 改變外部世界的信仰從(cong) 而實現思想和行為(wei) 的同化。實際上美國的外交政策往往是虛偽(wei) 的：例如威爾遜總統在一戰後將山東(dong) 讓給日本的決(jue) 定很不符合基督教對受壓迫者的關(guan) 注的理念。但有時理想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也得以表達，我們(men) 需要理解這種價(jia) 值觀如何影響了美國外交政策，即使有時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今天，美國許多受過教育的精英並不信仰或不公開信仰基督教，但基督教的文化遺產(chan) 持續影響著他們(men) 的思維方式：他們(men) 相信，自由民主的理想不僅(jin) 對美國而且對全世界都是最好的，美國應該盡最大努力輸出這些理想。這些精英中比較現實的一部分人意識到，有一些社會(hui) 和政治障礙阻礙自由民主理想的輸出，但他們(men) 並不放棄這些理想的普世性。弗朗西斯·福山就是一個(ge) 很好的例子。他始終沒有改變對自由民主範式的理想，並且從(cong) 道德的角度認為(wei) 任何其他組織社會(hui) 的方式都是低劣的。

那麽(me) ，這對中國與(yu) 西方的接觸有何啟示？

首先，對於(yu) 美國這個(ge)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領導人和知識分子需要理解其外交政策的動機。正如中國的外交政策融合了強硬的法家思想與(yu) 柔和的儒家價(jia) 值，在不同時空下有不同的側(ce) 重，同樣地，美國的外交政策結合了“古希臘式”帝國主義(yi) 的強硬與(yu) 富有同情心傳(chuan) 統的基督教的柔和，並同樣因時空不同而有不同的強調。我們(men) 需要對美國外交政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的動機做出細致入微的判斷，並根據具體(ti) 情況進行具體(ti) 分析。[5]

第二，為(wei) 適應現代世界，中國領導人和知識分子需要更新和再解釋其傳(chuan) 統思想。例如，從(cong) 西方的角度看，“大一統”的理想聽起來可能有點令人擔憂，因為(wei) 它表明中國有按照自己意願重塑整個(ge) 世界的想法。當然，中國無意於(yu) 此。所以，也許中國領導人應該強調，今天的“大一統”主要指向具有儒家傳(chuan) 統的國家之間友好共贏的關(guan) 係，因為(wei) 中國並不謀求利用這種儒家傳(chuan) 統來挑戰包括韓國、越南在內(nei) 等其他東(dong) 亞(ya) 國家的主權；中國所能做的是在與(yu) 其他東(dong) 亞(ya) 國家共享包括儒家傳(chuan) 統在內(nei) 的價(jia) 值觀的基礎上，提出經濟合作和共同安全上的雙贏解決(jue) 方案。[6]

第三，中國可以（繼續）強調對多樣性的重視。這篇文章最後一節認為(wei) 中國重秩序而西方重視自由，兩(liang) 者應該相互學習(xi) 。我完全同意。但秩序本身在西方並不是一個(ge) 非常吸引人的價(jia) 值，甚至聽起來有點危險，因為(wei) 秩序往往和極權統治聯係在一起，指向盲目的服從(cong) 和統一。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我建議提倡儒家的“和”，這同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2008年北京奧運會(hui) 上“和”字就作為(wei) 中國文化的一個(ge) 關(guan) 鍵部分被重點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和”也很容易被誤解。我聽過美國電視台的播音員對“和”的負麵評價(jia) ，在他們(men) 看來，“和”與(yu) “服從(cong) ”（conformity）、“統一”（uniformity）相關(guan) 聯。當然，在漢語中，我們(men) 都能理解《論語》中的說法，“和而不同”。懂漢語的人永遠不會(hui) 把“和諧”（harmony）與(yu) “統一”混為(wei) 一談。但我們(men) 需要向世界其他國家解釋清楚，“和”中同時蘊含著和平秩序的價(jia) 值和對多樣性的尊重。對“和”的英文翻譯更合適的可能是diversity in harmony，這意味著中國永遠站在一個(ge) 由不同文化和社會(hui) 組成的世界之中，願意使世界成為(wei) 一個(ge) 更有價(jia) 值、更加有趣的地方，永遠不會(hui) 試圖將中國的模式強加給其他國家。“和而不同”，並不會(hui) 否認有為(wei) 應對諸如大流行病、氣候變化、核武器管製和人工智能危機等全球性挑戰開展國際合作的必要；也沒有否認國際社會(hui) 應該並已經就基本的人類利益和需要達成共識，例如免受殺戮、奴役、種族滅絕和種族歧視，以及享有基本物質保障的權利；而是承認，在這些利益和需要之外，我們(men) 還需要尊重不同做事方式和價(jia) 值觀順序差異的存在。例如，在政治領導人的選舉(ju) 選拔上，沒有也不應該隻有一種合法方式。美國在其政治文化背景下，使用的是民主選舉(ju) 製，而中國強調“賢能政治”[7]。我們(men) 還應該以不同的方式來組織經濟生活：美國將幾乎始終讓自由市場起主導作用，而中國政府將在某些關(guan) 鍵行業(ye) 和技術上保持一定的公有製，以確保這些行業(ye) 和技術為(wei) 人民服務。人與(yu) 人之間存在不同的交流、飲食、社交、祈禱、思考甚至開玩笑的方式，不同的人會(hui) 把不同的書(shu) 籍奉為(wei) 經典，這都是好事。就讓世界在最豐(feng) 富美好的多樣中蓬勃發展吧！

注釋

[1]尤裏·派恩斯，《永恒的帝國：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及其帝國遺產(chan)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2] 趙鼎新，《儒法國家：一個(ge) 解釋中國曆史的新理論》，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3]貝淡寧、汪沛，《正義(yi) 層秩論：社會(hui) 層秩何以對當今世界如此重要》，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以及貝淡寧的論文。https://ishare.ifeng.com/c/s/7wSk8K3cbzc？from=singlemessage

[4] https://presidentwilson.org/items/show/22351

[5] 參見張峰，《王霸中國：東(dong) 亞(ya) 曆史上的大戰略和國際機製》，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6] 荀子的思想為(wei) 這種“雙贏”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啟示。參見閻學通，《領導力與(yu) 大國崛起》，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以及貝淡寧、汪沛，《正義(yi) 層秩論：社會(hui) 層秩何以對當今世界如此重要》，第三章，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7] 貝淡寧：《賢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