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教”的當代建設應該走“鑄新魂、塑新形、賦新體(ti) ”的道路。這裏的“新魂、新形”, 其所謂“新”不是“新舊對立”之“新”, 而是“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之“新”。至於(yu) “新體(ti) ”, 是指當代和未來中國與(yu) 世界的社會(hui) 存在和文化發展。如何理解這個(ge) “新”, 需要儒者對於(yu) 中國與(yu) 世界的社會(hui) 發展和文化運會(hui) 的前瞻和把握。
本文突破理學框架,對範仲淹思想進行重估。他的政治思想以“綱紀”為(wei) 核心理念,細化的“條例”成為(wei) “綱紀”的核心內(nei) 容。他的哲學思想緊密依附於(yu) 政治思想,以簡樸的“修身”理念為(wei) 核心,“誠”與(yu) “中”構成“修身”的主要內(nei) 容。合而觀之,範仲淹思想的實質是製度之學,其三大特色是:史學立場,職能本位,修身出口。
儒家在《詩》《書(shu) 》等經典的基礎之上形成了三代觀念。早期儒家認為(wei) ,三代之所以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其根本在禮。從(cong) 《禮記》等資料可知,三代禮製損益的重點在祭禮。儒家用德來解釋三代曆史的更替。正是德與(yu) 禮的變奏使三代不但成為(wei) 儒家文明與(yu) 價(jia) 值的源頭,而且還在曆史概念的基礎之上發展為(wei) 解釋曆史的模式。近代以來的史學發展雖然否定了儒家建···
黔中王門學者與(yu) 宦黔心學官員相互配合,自正德後期以迄萬(wan) 曆年間,先後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陽明典籍。種類及數量之多,即使置於(yu) 全國亦十分突出。其中《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即代表官方的王杏與(yu) 代表地方的陳文學、葉梧相互合作的產(chan) 物,乃極為(wei) 罕見的陽明文集早期單行刻本,無論是版本還是史料價(jia) 值都極為(wei) 珍貴。陽明文獻在黔中地區的大量刊···
章太炎認為(wei) “儒”的含義(yi) 很廣,可以分為(wei) “達”、“類”、“私”三種。他根據《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與(yu) “坑儒”在《史記》中被稱為(wei) “阬術士”,得出儒等同於(yu) 術士;而術士指一切有道術者,由此認為(wei) 作為(wei) “達名”的儒,是先秦諸子的統稱,可以涵蓋一切思想流派與(yu) 方術技藝。但細繹章太炎引用的材料不足以證明這一觀點,即不存在可以涵蓋一切思想···
“儒”經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誕生。“儒士”為(wei) “誌於(yu) 道”的“傳(chuan) 道者”。漢以後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擔綱者,是自覺地為(wei) 大一統國家進行神義(yi) 論和道義(yi) 論證明並致力於(yu) 政教實踐的新型儒者,與(yu) “儒士”存在著身份和精神類型的差異。“
《心是謂中》提出每個(ge) 人都不能把命運完全交給鬼神與(yu) 天,人也可以操縱自己的死生,這種改變命運的思想傾(qing) 向與(yu) 《命訓》較為(wei) 相近,並影響到《荀子》。此文的撰作時代有可能在戰國前期到戰國中期之間。作為(wei) 一種沒有特定學派傾(qing) 向的政治思想,《心是謂中》對於(yu) 促進戰國中晚期君權的隆升、對於(yu) 促進個(ge) 人身心的解放,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陽明是很清楚地看到了朱子的論說所存在的問題,從(cong) 而用種樹的方式描述心學的工夫。起於(yu) 心意的正與(yu) 不正,終於(yu) 正心意的不正,用私心去看成聖之學看出來的大多是森林的模樣,再進一步也不過是一棵棵樹木,這是逆的會(hui) 使人倒做工夫的,亦是靜的會(hui) 使人分段做工夫的,隻有用心去體(ti) 會(hui) 才能感受到生意的流轉變化,是動的,是順的,是生意且不息的···
民國時期對於(yu)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解讀,既有以謝無量《陽明學派》為(wei) 代表的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深化了對於(yu) 知與(yu) 行不可分割的認識。重要的是,研究民國時期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不同解讀,有助於(yu) 弄清從(cong) 王陽明“知行合一”到今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思想發展過程。
程頤“天理”觀念的內(nei) 涵可以在易學哲學的視域下加以解讀。在易學詮釋中,程頤引入“所以”概念表述天理,揭示出其所蘊含的事物活動之法則與(yu) 事物生成之根據兩(liang) 重意涵。此兩(liang) 重意涵的統一,意味著天理必須被把握為(wei) “所當然”之理,其作為(wei) 對於(yu) 事物活動之“所當然而不容已”的本質趨向的規定,構成了易道“生生”變化的普遍基礎。
“自我—轉化”與(yu) “超越的突破”均是軸心期的特點,惟有中國文明其“自我—轉化”“超越的突破”始終在“世間”與(yu) “超世間”保持“不即不離”的關(guan) 係。軸心文明中普遍的“自我—轉化”現象在儒家這裏始終是在人間化、人倫(lun) 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開的。儒家對修身之“身”的理解,本身就決(jue) 定了中國文明之軸心突破的這種以人為(wei) 中心而貫通“天文”與(yu) “地文”的···
1928年4月,國民黨(dang) 青年黨(dang) 員十七人聯名呈請中央政治會(hui) 議撤銷孔子後裔衍聖公尊號,並沒收曲阜林廟祀田,引發了曠日持久的改革曲阜林廟案。改革林廟案遂成尊孔與(yu) 反孔之總對決(jue) 與(yu) 分水嶺。該案成因之複雜、延宕之持久、牽涉範圍之廣泛為(wei) 民國儒學史上所僅(jin) 有,凸顯了黨(dang) 內(nei) 外在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和儒家傳(chuan) 統在中國社會(hui) 的深厚根基,同時也為(wei) 認···
在張載對“形而上”的辨析中,“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與(yu) “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代表了他對天道本體(ti) 及其形成進路的思考,並由此甄別“太虛”與(yu) “太極”,最後以“太和”代表二者超越的統一;繼而通過“其性”與(yu) “其形”的比較,將“太虛”與(yu) “太極”的統一拓展為(wei) 一種本體(ti) 宇宙論,這就成為(wei) 二程“天理論”、程朱理氣關(guan) 係及其“理一分殊”說的根源。
從(cong) 神化體(ti) 用論來看,張載思想中長期爭(zheng) 論的虛、氣關(guan) 係問題也能得到一個(ge) 比較合理的解釋,虛氣關(guan) 係實際上也是一種體(ti) 用關(guan) 係,虛相當於(yu) 神、氣為(wei) 化用。這種體(ti) 用神化論,與(yu) 玄學的有無論、佛學的色空論,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儒家體(ti) 用論的生生活力。
明中後期書(shu) 院在曆經百年沉寂之後得以走向興(xing) 盛,與(yu) 心學的結合密切相關(guan) ,而心學的流播與(yu) 發展無法脫離書(shu) 院這一載體(ti) 。明代心學名儒湛若水將抽象的心學思想融入書(shu) 院具體(ti) 教習(xi) 之中,使二者緊密聯係為(wei) 一體(ti) ,不僅(jin) 映射了心學與(yu) 書(shu) 院的結合,更是將內(nei) 向性的心性理念轉為(wei) 外向性實踐。
江文也深信這是東(dong) 方文化最珍貴的寶庫,獨具世界上其他類型音樂(le) 沒有的特殊性。基於(yu) 這種信念,他在1939年,完成了堪稱偉(wei) 大的《孔廟大晟樂(le) 章》。這部六個(ge) 樂(le) 章的交響樂(le) ,同時具有古典神韻和前衛精神,“是一項文化想象的重塑,為(wei) 了現在而發明過去(王德威)。”
《曆代得失》講演政製史,理論表達較為(wei) 節製,但應對製度崇拜的意圖不難辨識。現代政治固然要吸收西方精華,卻不必也不能與(yu) 自身傳(chuan) 統一刀兩(liang) 斷。積累四五千年的文化—政製傳(chuan) 統,對於(yu) 現實當下的影響往往遠大於(yu) 今人估量。適合現代中國的政製形態,不會(hui) 從(cong) 天而降,而是要真能紮根於(yu) 這片大地。
專(zhuan) 門戴著顯微鏡找茬,還能有讓人說話的地方嗎?還有什麽(me) 話能夠被說嗎?這一刻,我為(wei) “正能量”悲哀。那種把自己的理念、理想神聖化,容不得一絲(si) 一毫不同雜色的想法、做法似乎正在回頭。曆史證明,這種做法隻會(hui) 使“正能量”陣營的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最終物極必反。
歐陽修主張的形成,是在北宋“稽古之學”興(xing) 起,意欲擺脫漢唐“傳(chuan) 注之學”樊籬,倡導通經致用的思想指導下,以己意解經,主觀發明的結果。歐陽修以德與(yu) 功為(wei) 衡量標準、注重統緒傳(chuan) 承的正統史觀,支撐了其濮議主張。歐陽修主張為(wei) 時論所不容,體(ti) 現出北宋中期士人解經流於(yu) 主觀,導致背離聖人原旨,學統林立,異論相攪的狀況。
董仲舒等漢人論定“王魯說”一方麵是上探孔子“緣魯以言王義(yi) ”的微旨,另一方麵是要處理漢代秦而興(xing) 的合法性問題。而在具體(ti) 處理漢朝代秦而興(xing) 的解釋學說時,“三統循環”之外尚有“五德終始”,兩(liang) 者是聯係在一起的,並且彼此衝(chong) 突。出於(yu) 勾銷秦統,為(wei) 漢立法的意圖,董仲舒采用“三統循環”而不取“五德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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