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不同解讀與(yu) 論爭(zheng)

作者：樂(le) 愛國（上饒師範學院朱子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原廈門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蘭(lan) 州學刊》2020年第8期

摘要：民國時期對於(yu)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解讀，既有以謝無量《陽明學派》為(wei) 代表的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深化了對於(yu) 知與(yu) 行不可分割的認識；也有以梁漱溟《評謝著〈陽明學派〉》為(wei) 代表的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的角度，凸顯了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根本；還有以梁啟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賀麟《知行合一新論》為(wei) 代表的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與(yu) 認識論統一角度的解讀，為(wei) 當今更為(wei) 全麵解讀王陽明“知行合一”開了先河。重要的是，研究民國時期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不同解讀，有助於(yu) 弄清從(cong) 王陽明“知行合一”到今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思想發展過程。

關(guan) 鍵詞：民國時期；王陽朋；知行合一；謝無量；梁漱溟；梁啟超

“知行合一”是陽明學的重要概念，且受到當代學者的高度重視，研究論著層出不窮，討論愈加深入。然而這些討論大都僅(jin) 僅(jin) 立足於(yu) 陽明學的文獻資料，而對於(yu) 民國以來諸多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關(guan) 注不夠，並沒有就前人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解讀做出係統的學術史的梳理，因而缺乏必要的學術基礎，以至於(yu) 有不少隻是低水平的重複，雖然也偶爾有些新鮮的概念，但是難有實質性的突破。事實上，民國時期對於(yu) 王陽明“知行合一”已形成了若幹不同解讀，既有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更有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的解讀，還有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與(yu) 認識論統一角度的解讀，而且都具有重要影響。這些不同的解讀，應當成為(wei) 當今學術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一、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

王陽明講“知行合一”，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知行之體(ti) 本來如是。”1講的是“知行之體(ti) 本來如是”。他還說:“知行本體(ti) 原是如此。”2“知行體(ti) 段亦本來如是。”3主要是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講“知行合一”。然而至晚清，不少學者開始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的角度解讀王陽明“知行合一”。康有為(wei) 說:“王陽明‘知行合一’，譬之食苦瓜，覺其苦，知也。必食而後知者，即知行合一也。”4認為(wei) 王陽明“知行合一”講的是行而後能知。章太炎則認為(wei) ，王陽明講“知行合一”本諸程頤，還說:“程頤曰:‘人必真心了知，始發於(yu) 行。如人嚐噬於(yu) 虎，聞虎即神色乍變。其未噬者，雖亦知虎之可畏，聞之則神色自若也。又人人皆知膾炙為(wei) 美味，然貴人聞其名而有好之之色，野人則否。學者真知亦然。若強合於(yu) 道，雖行之必不能持久。人性本善，以循理而行為(wei) 順，故燭理明，則自樂(le) 行。’案:此即知行合一之說所始。”5顯然是把王陽明“知行合一”與(yu) 程頤的“知先行後”混為(wei) 一談。事實上，“知先行後”將知與(yu) 行區別開來，並不能等同於(yu) 王陽明所謂“知行本體(ti) 原是如此”、“知行體(ti) 段亦本來如是”的“知行合一”。

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國倫(lun) 理學史》在討論王陽明“知行合一”時，引述其所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密處便是知”，指出:“蓋陽明之所謂知，專(zhuan) 以德性之智言之，與(yu) 尋常所謂知識不同；而其所謂行，則就動機言之，如《大學》之所謂意。然則即知即行，良非虛言也。”6這裏將王陽明“知行合一”之“知”解讀為(wei) “德性之智”，“行”解讀為(wei) “動機”；人的“德性之智”應當體(ti) 現於(yu) 人的行為(wei) 動機，“即知即行”。但無論如何，在蔡元培看來，知與(yu) 行是不同的，應當將二者合而為(wei) 一。

1915年出版的謝無量《陽明學派》是民國時期第一部陽明學研究專(zhuan) 著。該書(shu) 第三編第三章“知行合一論”將古代知行關(guan) 係分為(wei) :第一、先知後行，第二、知行合一，第三、先行後知；並且說:“陽明所謂‘知行合一’者，即知行並進，不分先後之意。”“陽明用‘知行合一’之第二說，實取第一、第三說而折中之者也。”7謝無量認為(wei) ，王陽明“知行合一”為(wei) 先知後行、先行後知之折中，講的是知與(yu) 行二者雖然有區別，但須並進，不分先後，應當將二者合而為(wei) 一。他還將王陽明“知行合一”之義(yi) 概括為(wei) 十個(ge) 方麵:“一、知則必行”；“二、知與(yu) 行並進”；“三、不行由於(yu) 知未真故”；“四、真知則必行”；“五、不行終不能得真知”；“六、知為(wei) 理想，行為(wei) 實現，真理想必實現”；“七、知為(wei) 理論，行為(wei) 實際，理論之可貴與(yu) 否，因其適於(yu) 實際與(yu) 否而定”；“八、知行合一為(wei) 知行關(guan) 係之真相”；“九、知行合一之說可以鼓勵實踐之勇氣”；“十、知行合一其所謂行不限於(yu) 動作，兼指心之念慮而言”。8他還說:“至於(yu) ‘知行合一’之範圍，則僅(jin) 限於(yu) 人事，而不及自然界。蓋凡政治道德，及一切關(guan) 於(yu) 人事者，知之即無不可行之；若夫自然界之事，能知之而即行之者較罕。故陽明言‘知行合一’，始終以實踐為(wei) 主，亦專(zhuan) 就人事言之耳。”9在謝無量看來，王陽明“知行合一”，“僅(jin) 限於(yu) 人事，而不及自然界”，僅(jin) 限於(yu) 倫(lun) 理學，並且要求“以實踐為(wei) 主”。謝無量還引述王陽明所言“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隻為(wei) 後世學者，分作兩(liang) 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ti) ，故有‘合一並進’之說”，指出:“蓋陽明之時，世方溺於(yu) 知而忽於(yu) 行。陽明特思注重實踐，以救其弊，乃揭‘合一並進’之旨，為(wei) 言先知後行者，下一針砭。”10認為(wei) 王陽明講“知行合一”，是為(wei) 了要糾正當時“溺於(yu) 知而忽於(yu) 行”之弊病，強調知與(yu) 行二者“合一並進”。事實上，王陽明講知與(yu) 行應當“合一並進”是針對當時學者將知與(yu) 行“分作兩(liang) 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ti) ”而言；接著他又說:“此雖吃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ti) 本來如是。”11也就是說，講知與(yu) 行應當“合一並進”，隻是為(wei) 了“救弊”，並非講知行本體(ti) ，而知行本體(ti) 本來就是同一的，這才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根本。

1919年出版的孫中山《孫文學說》提出“行易知難”，並以此批評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指出:“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wei) 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為(wei) ‘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為(wei) 其難。遂倡為(wei) ‘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wei) 不知’。其勉人為(wei) 善之心，誠為(wei) 良苦。無如其說與(yu) 真理背馳，以難為(wei) 易，以易為(wei) 難；勉人以難，實與(yu) 人性相反。”12認為(wei) 王陽明講“知行合一”，是要“勉人為(wei) 善”，講的是《尚書(shu)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但是“與(yu) 真理背馳”，其錯在於(yu) “以難為(wei) 易，以易為(wei) 難”，而且，“勉人以難，實與(yu) 人性相反”，結果會(hui) 使人們(men) “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所以“無補於(yu) 世道人心”。他還說:“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13可見，孫中山強調的是“先求知而後行”，並由此批評王陽明“知行合一”是“以難為(wei) 易，以易為(wei) 難”。孫中山還說:“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yu) 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ye) 而言，則甚為(wei) 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yu) 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yu) 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wei) 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zhuan) 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yu) 實踐之科學也。”14認為(wei) 王陽明講“知行合一”，既要知也要行，“指一時代一事業(ye) 而言，則甚為(wei) 適當”，而對於(yu) 一個(ge) 現代有專(zhuan) 業(ye) 分工的人來說，是不合適的。

對於(yu) 王陽明“知行合一”，雖然謝無量《陽明學派》予以肯定，而孫中山《孫文學說》予以批評，但二者的解讀卻是一致的，都認為(wei) 王陽明“知行合一”講的是知與(yu) 行二者齊頭並進，強調的是行。顯然，二者都是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而不是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的解讀，並沒有強調“知行本體(ti) 原是如此”，“知行之體(ti) 本來如是”。

應當說，對於(yu) 王陽明“知行合一”，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在民國時期頗為(wei) 流行。1925年出版的趙蘭(lan) 坪《中國哲學史》是據日本高瀨武次郎的《支那哲學史》編譯而成(通過與(yu) 謝無量《陽明學派》比照可以看出，謝無量《陽明學派》第三編第三章“知行合一論”可能來自高瀨武次郎的《支那哲學史》；也可通過與(yu) 最近出版的高瀨武次郎《王陽明詳傳(chuan) 》“附錄”《朱子學與(yu) 陽明學》第二節“知行合一”15進行比照，得以證明)。趙蘭(lan) 坪《中國哲學史》述“陽明‘知行合一’說之大要”十條，16與(yu) 謝無量《陽明學派》所述王陽明“知行合一”十義(yi) 是一致的，隻有文字上的出入。1926年出版由張宗元、林科棠翻譯日本三浦藤作《中國倫(lun) 理學史》，其中述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知為(wei) 理論、為(wei) 理想，行為(wei) 實際、為(wei) 實現，兩(liang) 者有相需相補之性質，其關(guan) 係等於(yu) 一物之兩(liang) 麵，離即不存在，必互為(wei) 表裏而共存，即知行合一說之要旨也。”17又認為(wei) 王陽明“知行合一”包括:(1)知行合一，知則必行，知而不行，非真知也；(2)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反對先知後行說)；(3)知與(yu) 行互為(wei) 表裏；(4)知行合一說，發自二程子，至陽明而始明。181930年出版的賈豐(feng) 臻《陽明學》闡述王陽明“知行合一”，也有“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的大要”十條，19來自趙蘭(lan) 坪《中國哲學史》述“陽明‘知行合一’說之大要”。1936年，程憬發表的《王守仁的哲學》說:“知行合一之說是一種實踐哲學。依此說法，則知行必同時並進，真知則必行，不行終非真知。將理想與(yu) 實踐打成一片，這是陽明的最大貢獻。”20應當說，這些對於(yu)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論述，都是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以為(wei) 講的是知與(yu) 行二者應當齊頭並進，強調的是行，而且很可能是來自日本陽明學派的解讀。

需要指出的是，楊昌濟、毛澤東(dong) 也講“知行合一”。1919年，楊昌濟《告學生》一文強調“即知即行，知行合一”，說:“知則必行，不行則為(wei) 徒知；言則必行，不行則為(wei) 空言；……博學、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廢。博學、深思皆所以指導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為(wei) 目的，而博學、深思為(wei) 方法。博學而不行，何貴於(yu) 學?深思而不行，何貴於(yu) 思?能力行，則博學、深思皆為(wei) 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則博學、深思亦徒勞而已矣。且博學與(yu) 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學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學者尤不可不置重於(yu) 實行也。”21顯然，楊昌濟是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知行合一”。1938年，毛澤東(dong) 《辨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講“辯證法的“知行合一”論”，並指出:“隻有這種辯證法的‘知行合一’論，才能徹底的克服唯心論。”221939年，毛澤東(dong) 作《抗戰教育與(yu) 小學教員》的演講，其第三部分為(wei) 《抗戰教育的‘知行合一’》，其中說道:“在抗戰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搞這一套的，他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學的做的都統一起來。這在馬克思主義(yi) 講來，就是‘理論與(yu) 實踐’的統一，理論就是‘知’，實踐就是‘行’。”23楊昌濟、毛澤東(dong) 所論“知行合一”都是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講的，但是否可以等同於(yu)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仍要做深入的考辨。

二、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的解讀

與(yu) 謝無量《陽明學派》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解讀王陽明“知行合一”不同，在民國時期具有更大影響的是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的解讀。1922年，梁漱溟發表《評謝著〈陽明學派〉》，對謝無量《陽明學派》提出批評。梁漱溟認為(wei) ，王陽明“知行合一”之“知”和“行”，自有所專(zhuan) 指。“這‘知’是指總應要發生行為(wei) 的主觀上有情味的知，而不是泛指些發生行為(wei) 不發生行為(wei) 都不幹係的知，客觀性的靜的知。”24至於(yu) “行”，梁漱溟說:“生活隻是念念相續。……如其要去求所謂行，則隻當就念念相續之一念上去求。我們(men) 時時是一念，在此一念上從(cong) 其有所感發趣向而言便是行。更質言之，隻這一念上所有的情意是行。”25可見，梁漱溟是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的角度解讀王陽明“知行合一”。他還說:“知即在行上，行即在知上，知行都在一念上。隻此一念自這一麵看為(wei) 知，自那一麵看為(wei) 行，知行一體(ti) 非二物也。陽明說知行便是這般意思……所以要想明白陽明的知行合一論，頭一樁應當曉得他有知行本來合一之意。”26顯然，在梁漱溟看來，王陽明“知行合一”指的是“知行本來合一”，這就是王陽明所謂“知行本體(ti) 原是如此”，“知行之體(ti) 本來如是”。

通過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分析，梁漱溟提出兩(liang) 個(ge) 觀點:“一、俗常看知行合一論為(wei) 有所矯而強為(wei) 立說是不對的；知行合一論是實理實說指出知行真相與(yu) 人。二、俗常看知行合一論在勉人以實行是不對的；知行合一論是要人去致知。”27認為(wei) 王陽明講“知行合一”，講的是“知行本來合一”，並不如常人所說隻是為(wei) 了糾正知與(yu) 行的分離，“補偏救弊”，而且講“知行合一”，也不是“勉人以實行”，而是要人們(men) 去致良知。顯然，梁漱溟的觀點，完全不同於(yu) 謝無量《陽明學派》、孫中山《孫文學說》以為(wei) 王陽明“知行合一”講的是知與(yu) 行二者應當齊頭並進，強調的是行。

梁漱溟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的角度對於(yu)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解讀，以及據此對於(yu) 謝無量《陽明學派》的批評，在後來的陽明學研究中產(chan) 生重大影響。1924年，汪震發表《讀〈評謝著陽明學派〉》，在論及王陽明“知行合一”時，對梁漱溟的批評有所質疑，不同意有所謂“客觀性的靜的知”的存在，而是更為(wei) 明確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學，我以為(wei) 不是心理學的，而是形而上學的。”28並且認為(wei) ，在王陽明那裏，根本不存在所謂“客觀性的靜的知”。可見，汪震也是從(cong) 形上學本體(ti) 論的角度解讀王陽明“知行合一”，隻是不同意梁漱溟的表述，因而隻是大同小異。1926年出版的張綿周《陸王哲學》，也不同意謝無量《陽明學派》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解讀，說:“陽明之提倡知行合一，本從(cong) 心即理而來。使不悟得心即理，則亦無知行合一之提倡矣。……若如謝先生所言，非惟不能合一，且亦大戾乎陽明提倡之旨矣。……故陽明之提倡，非所謂有是病才有是藥也，‘知行本體(ti) 本來如是’也。”291931出版的宋佩韋《王守仁與(yu) 明理學》認為(wei) ，王陽明是根據“心即理”的觀念，提出“知行合一”；還說:“知與(yu) 行都淵源於(yu) 心……而知就是行。我們(men) 要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也隻要求之於(yu) 吾心。……倘有人把守仁所謂‘知’‘行’照尋常字麵去求解釋，那麽(me) ，知行合一等於(yu) 知善便行善、知惡便行惡，這便是大悖守仁的本旨了。”30

民國時期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的角度解讀王陽明“知行合一”，既有學者認為(wei) “知行合一”源自於(yu) 所謂“心即理”，也有學者認為(wei) 是從(cong) “良知”上說的。1925年，李名正發表的《陽明哲學》說:“知行合一，隻是從(cong) 致良知上抽來的個(ge) 概念……是良知就會(hui) 知，就會(hui) 致知了，就已是行了，所以說是知行合一。”31這就是說，“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1934年出版的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論及王陽明“知行合一”，說:“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吾人必致良知於(yu) 行事，而後良知之知，方為(wei) 完成。此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之主要意思也。”32同年出版的嵇文甫《左派王學》說:“陽明講知行是從(cong) 本體(ti) 上講的，也就是從(cong) 良知上講的。從(cong) 良知上發出的‘知’，自然是‘真切篤實’、帶情味的知，而不是揣摸影響的‘知’；從(cong) 良知上發出的‘行’，自然是‘明覺精察’、自覺的行，而不是懵懂亂(luan) 撞的‘行’。隻用一個(ge) ‘致良知’，也就即‘知’即‘行’了。”33

除此之外，還有學者從(cong) 王陽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者的統一解讀“知行合一”。1940年，常鏡海發表《王陽明“知行合一”淺論》認為(wei) ，王陽明所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者“本為(wei) 一貫”，“所謂‘心即理’‘致良知’乃‘知行合一’之準備功夫耳，三者一也，非三也。”還說:“知行之本旨，即‘致良知’。能致良知，即能知行合一。故必先致良知而後能知行合一，能致良知，不期而自能知行合一矣。……良知與(yu) 天理同，而陽明‘心即理’之說，又與(yu) 良知之說合一，故世人竟誤認王學有三大綱領，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餘(yu) 則謂，究其實是一件事也。蓋心能辨理，即可別是非；能別是非，則致良知矣，即行為(wei) 亦必合理，而知行亦合一矣。”341947年，牟宗三發表《王陽明致良知教》說:“良知，知也。致良知，篤行也。故致良知必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即理與(yu) 事融。”又說:“知行合一非隻從(cong) 效驗上說，知行之體(ti) 本是如此。要說知行之體(ti) 本是如此，則必從(cong) 理不外心、吾心即理之義(yi) 上說，亦即必歸到致良知於(yu) 事事物物上說。”35顯然也是把王陽明“知行合一”歸於(yu) “心即理”和“致良知”。

三、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與(yu) 認識論統一角度的解讀

王陽明論及“知行合一”，曾說:“某今說個(ge) 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ti) 原是如此。”36又說:“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ge) 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liang) 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ti) 段亦本來如是。”37民國時期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解讀王陽明“知行合一”，強調的是“某今說個(ge) 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認為(wei) 王陽明講“知行合一”是針對將當時知與(yu) 行相互分離而開的藥方，是“補偏救弊”；與(yu) 此不同，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的解讀，強調的是“知行本體(ti) 原是如此”，“知行體(ti) 段亦本來如是”。問題是，是否可以將這兩(liang) 種解讀統一起來?

1922年，龍詹興(xing) 發表的《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的研究》已對此有所考慮，其中說道:“陽明當時的環境，看來實在是造成他的學說的原動力；但依他的意見，他自己承認:並非是因為(wei) 去救弊補偏，特地憑空杜撰這說；‘知行本體(ti) ，原是如此’，他不過指點給人家看罷了。”38認為(wei) 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既與(yu) 當時的知行相互分離的流弊有關(guan) ，但又不隻是為(wei) 了救弊補偏，而是要講“知行本體(ti) 原是如此”。為(wei) 此，該文認為(wei) 王陽明“知行合一”之知，既有“良知”之意又有“知覺”之意，並由此提出所謂“直覺上知行合一”和“知覺上知行合一”。但是該文並沒有就二者的相互關(guan) 係、如何統一作出更為(wei) 合理的論證。

1926年，梁啟超發表《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說:“陽明所以提倡知行合一論者，一麵固因為(wei) ‘知行之體(ti) 本來如此’，一麵也是針對末流學風‘補偏救弊’的作用。我們(men) 若想遵從(cong) 其教得個(ge) 著力處，隻要從(cong) 真知真行上切實下工夫，若把他的話隻當作口頭禪玩弄，雖理論上辨析得很詳盡，卻又墮於(yu) ‘知而不行隻是不知’的痼疾，非複陽明本意了。”39所以，該文既認為(wei) “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是從(cong) 他的‘心理合一說’、‘心物合一說’演繹出來”，40並認為(wei) 陽明的“知行合一”與(yu) “致良知”，“其實內(nei) 容原隻是一樣”，41同時又說:“致良知工夫，隻是對於(yu) 某件事應做不應做，求得一個(ge) 定盤針。決(jue) 定應做之後，該如何做法，跟著有多少學問思辨工作在裏頭。而這些工作，卻要用客觀的經驗的，不是靠主觀的直覺的，這便是陽明本旨。”42因此還說:“陽明良知之說，在哲學上有很深的根據，既如前章所述。他說:‘心之本體(ti) 便是知。’所謂‘見得良知親(qin) 切’者，即是體(ti) 認本體(ti) 親(qin) 切之謂。向這裏下手，原是一了百了的絕妙法門。所以陽明屢屢揭此義(yi) 為(wei) 學者提掇。但他並非主張‘一覺之後無餘(yu) 事’者，所以一麵直提本體(ti) ，一麵仍說‘省察克治之功無時而可已’。”43顯然，梁啟超解王陽明“知行合一”，既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解讀，強調“知行之體(ti) 本來如此”，把“知行合一”與(yu) “心即理”、“致良知”結合起來，又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解讀，講“補偏救弊”，認為(wei) “致良知”還是要行。他還說:“王學末流，竟倡‘現成良知’之說，結果知行不複合一，又陷於(yu) ‘知而不行，隻是不知’之弊，其去陽明之本意遠矣。”44

1938年，賀麟發表《知行合一新論》，接受梁啟超的說法，指出:“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本有兩(liang) 個(ge) 含義(yi) ，亦可說是有兩(liang) 個(ge) 說法:一是補偏救弊說的知行合一；一是本來如是的知行合一，或知行本來的體(ti) 段。”45並且通過他所謂“自然的知行合一”與(yu) “價(jia) 值的或理想的知行合一”46予以分析，認為(wei) “補偏救弊說的知行合一”指的是通過努力方可達到的知行合一的理想；“本來如是的知行合一”相當於(yu) “自然的知行合一”。他的結論是:“第一，我們(men) 要知道陽明所最著重的知行合一說，雖近於(yu) 自然的知行合一，而實非自然知行合一。第二，他雖反對高遠的理想的分而後合的知行合一，但他所持的學說，仍是有理想性的，有價(jia) 值意味的，有極短的時間距離的知行合一說。”47認為(wei)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介於(yu) “自然的知行合一”與(yu) “理想的知行合一”之間的“直覺的或率真的價(jia) 值的知行合一”。

如前所述，孫中山《孫文學說》提出“行易知難”，並以此批評王陽明的“知行合一”。1942年，賀麟發表《知難行易說與(yu) 知行合一說》探討孫中山“知難行易”說與(yu) 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關(guan) 係，其中說道:“王陽明因注重道德方麵的力行，感到知行合一說之不夠用，進而提出致良知之教。則中山先生因注重革命建設的力行，因而感到知行合一說之不合用，進而提出知難行易之說，以使人無所畏而樂(le) 於(yu) 行，確是很有見解，且亦應為(wei) 王陽明所嘉許。由此愈足見王陽明致良知之教與(yu) 中山先生知難行易之說其目的在注重力行。”48按照賀麟所說，王陽明講“知行合一”，講“致良知”，雖然重視知，但同時也注重行，而且後來“因注重道德方麵的力行”而多講“致良知”；與(yu) 此相同，孫中山講“行易知難”，強調知，同時也重視行，並且認為(wei) 王陽明講“知行合一”並不能表達對於(yu) 行的重視而提出批評。但無論是王陽明講“知行合一”又講“致良知”還是孫中山講“知難行易”，“其目的在注重力行”。

由此可見，梁啟超、賀麟都認為(wei) 王陽明“知行合一”講的是“知行本體(ti) 原是如此”，“知行之體(ti) 本來如是”，主要是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的解讀，但同時又強調“補偏救弊”，認為(wei) 王陽明“知行合一”既重視知又強調行，是以心性本體(ti) 論角度的解讀為(wei) 根本，並與(yu)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統一起來。

四、結論

王陽明說:“某嚐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hui) 得時，隻說一個(ge) 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ge) 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ge) 知又說一個(ge) 行者，隻為(wei) 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隻是個(ge) 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ge) 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隻是個(ge) 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ge) 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ge) 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liang) 件去做，以為(wei) 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xi) 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49應當說，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是針對當時人們(men) “將知行分作兩(liang) 件去做，以為(wei) 必先知了然後能行”的流弊，因此，“知行合一”很容易被理解為(wei) 將知與(yu) 行合並起來，講“合一並進”。與(yu) 此不同，王陽明是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出發，講心性本體(ti) 的“知行合一”，不是將“分作兩(liang) 件去做”的知與(yu) 行合並起來，而是講“知行本體(ti) 原是如此”，“知行之體(ti) 本來如是”，並由此克服“將知行分作兩(liang) 件去做，以為(wei) 必先知了然後能行”的流弊。因此，王陽明“知行合一”並不是認識論上將“分作兩(liang) 件去做”的知與(yu) 行合並起來，而是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出發，講心性本體(ti) 的“知行合一”。

但是，王陽明講心性本體(ti) 的“知行合一”，是要克服“將知行分作兩(liang) 件去做，以為(wei) 必先知了然後能行”的流弊，達到認識論、倫(lun) 理學上的“知行合一”，因此，心性本體(ti) 的“知行合一”與(yu) 認識論、倫(lun) 理學上的“知行合一”又不是截然分開的；解讀王陽明“知行合一”，既不可隻是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的角度，也不可隻是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的角度，而應當將二者結合起來，而隻有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與(yu) 認識論統一的角度，才能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做出更為(wei) 全麵的解讀。

民國時期對於(yu)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解讀，既有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的角度，也有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的角度，還有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與(yu) 認識論統一角度的解讀，雖有諸多的不足，但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角度的解讀，深化了對於(yu) 知與(yu) 行不可分割的認識；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的解讀，凸顯了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根本；而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與(yu) 認識論統一角度的解讀，為(wei) 當今更為(wei) 全麵解讀王陽明“知行合一”開了先河。

今人講“知行合一”，主要是從(cong) 認識論、倫(lun) 理學的角度講，強調知而後行，並且往往追溯到王陽明“知行合一”，而事實上與(yu) 王陽明主要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講“知行合一”是不同的。50但是，王陽明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講“知行合一”，是針對當時人們(men) “將知行分作兩(liang) 件去做，以為(wei) 必先知了然後能行”的流弊，這與(yu) 今人講“知行合一”所麵對的問題是相似的，所以，王陽明從(cong) 心性本體(ti) 論角度講“知行合一”，可以為(wei) 今人講“知行合一”提供借鑒。同時，今人講“知行合一”，雖與(yu) 王陽明“知行合一”有諸多不同，但最終來源於(yu) 王陽明“知行合一”，因而探討從(cong) 王陽明講“知行合一”、經過民國時期各種解讀、再到今人所講“知行合一”的發展過程，顯得尤為(wei) 必要。

注釋：
 
1[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2《傳習錄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7-48頁。
 
2[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1《傳習錄上》，第5頁。
 
3[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6《答友人問》，第232頁。
 
4吳熙釗、鄧中好:《南海康先生口說》，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53頁。
 
5章太炎:《訄書(重訂本)》，《章太炎全集》(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9頁。
 
6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年，第50-51頁。
 
7謝無量:《陽明學派》，北京:中華書局，1915年，第52-53頁。
 
8謝無量:《陽明學派》，第53-54頁。
 
9同上，第54頁。
 
10同上，第55-56頁。
 
11[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2《傳習錄中》，第48頁。
 
12孫中山:《孫文學說》，《建國方略》，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頁。
 
13同上，第52頁。
 
14同上，第52-53頁。
 
15[日]高瀨武次郎:《王陽明詳傳》，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第201-202頁。
 
16趙蘭坪:《中國哲學史》下卷，上海:國立暨南學校出版部，1925年，第155頁。
 
17[日]三浦藤作:《中國倫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第436頁。
 
18同上，第454頁。
 
19賈豐臻:《陽明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17-18頁。
 
20程憬:《王守仁的哲學》，《安大季刊》1936年第1卷第4期。
 
21楊昌濟:《告學生》，《國民》1919年第1卷第1期。
 
22毛澤東:《辨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抗戰大學》，1938年第1卷第6期。
 
23毛澤東:《抗戰教育與小學教員》，《陶行知全集》第4卷“附錄”，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09頁。
 
24梁漱溟:《評謝著〈陽明學派〉》，《漱溟卅前文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第236頁。
 
25同上，第238頁。
 
26同上，第239-241頁。
 
27同上，第246頁。
 
28汪震:《讀〈評謝著陽明學派〉》，《國文學會叢刊》1924年第1卷第2期。
 
29張綿周:《陸王哲學》，上海:民智書局，1926年，第94-95頁。
 
30宋佩韋《王守仁與明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第23頁。
 
31李名正:《陽明哲學》，《民大國學》1925年第1期。
 
3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952頁。
 
33嵇文甫:《左派王學》，上海:開明書店，1934年，第9頁。
 
34常鏡海:《王陽明“知行合一”淺論》，《新東方》1940年第1卷第2期。
 
35牟宗三:《王陽明致良知教》(上)，《曆史與文化》1947年第3期。
 
36[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1《傳習錄上》，第5頁。
 
37[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6《答友人問》，第232頁。
 
38龍詹興:《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的研究》，《革新》1922年第1卷第2期。
 
39梁啟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梁啟超全集》第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00頁。
 
40同上，第4902頁。
 
41同上，第4908頁。
 
42同上，第4911頁。
 
43同上，第4916頁。
 
44梁啟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梁啟超全集》第9冊，第4916頁。
 
45賀麟:《知行合一新論》，《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47頁。
 
46賀麟說:“價值的或理想的知行合一說，認知行合一為理想的知或理想的行。認知行合一為‘應如此’的價值或理想，為須加以人為的努力方可達到或實現的課題或任務(Aufgabe)，是隻有少數人特有的功績。而自然的知行合一論則認為知行合一乃是‘是如此’的自然事實。知行本來就是合一的，用不著努力即可達到，因此單就知行合一之本身言，並無什麽價值，雖然有高級的或低級的知行合一之別，但以知與行的內容為準。”賀麟:《知行合一新論》，《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第137頁。
 
47賀麟:《知行合一新論》，《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第150頁。
 
48賀麟:《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三民主義周刊》1942年第2卷第24期。
 
49[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1《傳習錄上》，第5頁。
 
50賀麟說:“中山先生對於知行合一說的看法，顯然是很接近朱子。他先依據常識，將知行截然分為二事，然後‘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以達到知行合一的理想，以免陷於知不行或行而不知的闕失，甚似朱子。他所謂‘以行而求知’，似近朱子‘就行上理會’的辦法；他所謂‘因知以進行’，顯與朱子由學問思辯而進於篤行的路徑相合。”賀麟:《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三民主義周刊》1942年第2卷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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