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對《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解讀

——以朱熹的詮釋為(wei) 中心

作者：樂(le) 愛國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東(dong) 南學術》 2020年第06期

摘要：《論語》講“禮之用，和為(wei) 貴”，對於(yu) 其中的“和”的解讀，在古代，經曆了自皇侃、邢昺從(cong) 禮樂(le) 關(guan) 係的角度講“和，即樂(le) 也”，“和，謂樂(le) 也”，到朱熹從(cong) 禮有體(ti) 用的角度講“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講“‘和’者，以和順於(yu) 人心之謂”，劉寶楠以《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過程。在現代，有學者繼承清儒的解讀而言“事之中節者皆謂之和”，也有學者解讀為(wei) “調和”、“和諧”。然而，朱熹從(cong) 體(ti) 用關(guan) 係的角度，講“禮中自有和”，強調禮的自然和緩，內(nei) 涵自信與(yu) 淡定，包含了複雜的理論結構，具有豐(feng) 富的心性意蘊，更為(wei) 突出人的主體(ti) 性。

關(guan) 鍵詞：朱熹；《論語》；和為(wei) 貴；從(cong) 容不迫；劉寶楠

作者簡介：樂(le) 愛國，上饒師範學院朱子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廈門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聯係地址：福建廈門大學哲學係郵編361005

基金項目：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後期重點項目：朱熹《論語》學闡釋：問題與(yu) 新意（19FZXA001）

《論語·學而》載有子曰：“禮之用，和為(wei) 貴。”當今有些學者多把其中的“和”解讀為(wei) “調和”而視之為(wei) 糟粕，[①]或解讀為(wei) “和諧”而視之為(wei) 精華。[②]然而事實上，自《論語》講“禮之用，和為(wei) 貴”，曆代儒家學者似乎很少將“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解讀為(wei) “調和”或“和諧”。漢唐儒者多從(cong) 禮樂(le) 關(guan) 係的角度，講“和，即樂(le) 也”，“和，謂樂(le) 也”；宋代朱熹則從(cong) 禮有體(ti) 用的角度講“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強調禮的自然和緩；此後，王夫之講“‘和’者，以和順於(yu) 人心之謂”，清代劉寶楠以《中庸》“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解讀“禮之用，和為(wei) 貴”，從(cong) 而繼承發展了儒學。以下擬以朱熹對《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詮釋為(wei) 中心，粗略展現曆代儒家學者解讀“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曆史變化和發展脈絡，以體(ti) 現其深刻的思想意蘊。這對於(yu) 今天的詮釋不至於(yu) 偏離太遠，以便能夠更好地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無疑是有益的。

一、“和，即樂(le) 也”，“和，謂樂(le) 也”

對於(yu) 《論語》載有子曰“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的解讀，可以追溯到三國何晏《論語集解》注引東(dong) 漢馬融所說：“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cong) 和，不以禮為(wei) 節，亦不可行也。”對此，南北朝皇侃《論語義(yi) 疏》疏曰：“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le) 相須。用樂(le) 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雲(yun) ‘禮之用，和為(wei) 貴’。和，即樂(le) 也。變樂(le) 言和，見樂(le) 功也。樂(le) 既言和，則禮宜雲(yun) 敬，但樂(le) 用在內(nei) 為(wei) 隱，故言其功也。”[③]馬融把“禮之用，和為(wei) 貴”解讀為(wei) “知禮貴和”，但對什麽(me) 是“和”，並未做出說明。與(yu) 之不同，皇侃從(cong) 禮樂(le) 關(guan) 係入手，以“禮樂(le) 相須”，即“用樂(le) 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解讀“禮之用，和為(wei) 貴”，進而提出“和，即樂(le) 也”，明確把“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解為(wei) 禮樂(le) 中的“樂(le) ”。至於(yu)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皇侃說：“上明行禮須樂(le) ，此明行樂(le) 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cong) 和，不複用禮為(wei) 節者，則於(yu) 事亦不得行也。”[④]也就是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小大由之”，講的是“行禮須樂(le)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講的是“行樂(le) 須禮”。皇侃正是通過“禮樂(le) 相須”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並將其中的“和”解讀為(wei) “樂(le) ”。

“和”字，古字為(wei) “龢”；在現代漢語中，“龢”通作“和”字。但是在《說文解字》中，“和”與(yu) “龢”分屬兩(liang) 部。“和”從(cong) 口，《說文解字》說：“和，相應也。從(cong) 口，禾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古唱和字，不讀去聲。”[⑤]也就是說，“和”，有“唱和”之意。“龢”從(cong) 龠，《說文解字》說：“龠，樂(le) 之竹管，三孔，以和眾(zhong) 聲也。……龢，調也。從(cong) 龠，禾聲。讀與(yu) 和同。”段玉裁注“和眾(zhong) 聲”，說：“‘和眾(zhong) 聲’，謂奏樂(le) 時也，萬(wan) 舞時隻用龠以節舞，無他聲。”又注“龢，調也”，說：“此與(yu) 口部‘和’，音同義(yi) 別。經傳(chuan) 多假‘和’為(wei) ‘龢’。”[⑥]也就是說，“龢”與(yu) “和”，二字“音同義(yi) 別”，“龢，調也”，“和”為(wei) “唱和”之“和”。段玉裁還注《說文解字》“調，龢也”，說：“龢，各本作和。今正。龠部曰：‘龢，調也。’與(yu) 此互訓。和，本係唱和字，故許雲(yun) ‘相應也’。”[⑦]還說：“‘龢，調也’，故調下曰龢也，不當作唱和之和。”[⑧]也就是說，“龢，調也”與(yu) “調，龢也”，二者可以互訓，而“調龢”之“龢”，不同於(yu) “唱和”之“和”。據此，有學者認為(wei) ，“龢之本義(yi) 必當為(wei) 樂(le) 器，由樂(le) 聲之諧和始能引出調義(yi) ”[⑨]。皇侃解《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言“和，即樂(le) 也”，概是由於(yu) “龢”與(yu) 樂(le) 有關(guan) 。

《禮記·樂(le) 記》曰：“故樂(le) 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東(dong) 漢鄭玄注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唐代孔穎達疏曰：“‘故樂(le) 者，審一以定和’者，‘一’謂人聲，言作樂(le) 者詳審人聲，以定調和之音。但人聲雖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le) 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矣。‘比物以飾節’者，‘物’謂金、石、匏、土之屬，言須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也。‘節奏合以成文’者，謂奏作其樂(le) ，或節止其樂(le) ，使音聲和合，成其五聲之文也。”[⑩]應當說，禮樂(le) 的“樂(le) ”與(yu) “和”有密切的關(guan) 係。

需要指出的是，《論語》講“禮”，多與(yu) “樂(le) ”聯係在一起。《論語·泰伯》曰：“興(xing) 於(yu) 詩，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對此，包鹹解為(wei) “禮者，所以立身也”，“樂(le) 所以成性”。皇侃說：“人無禮則死，有禮則生，故學禮以自立身也。……學禮若畢，次宜學樂(le) 也。所以然者，‘禮之用，和為(wei) 貴’，行禮必須學樂(le) ，以和成己性也。”[11]在皇侃看來，《論語》講“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就是由於(yu) “禮之用，和為(wei) 貴”。這就把“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等同於(yu) “立於(yu) 禮，成於(yu) 樂(le) ”中的“樂(le) ”。

東(dong) 漢的鄭玄注《禮記·樂(le) 記》“樂(le) 者為(wei) 同，禮者為(wei) 異；同則相親(qin) ，異則相敬”曰：“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又注“樂(le) 勝則流，禮勝則離”曰：“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對此，唐代的孔穎達疏曰：“‘樂(le) 者為(wei) 同’者，此言樂(le) 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為(wei) 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樂(le) 勝則流，禮勝則離’者，此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le) 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複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le) ，則親(qin) 屬離析，無複骨肉之愛。唯須禮樂(le) 兼有所以為(wei) 美。故《論語》雲(yun) ‘禮之用，和為(wei) 貴’是也。”[12]顯然，孔穎達是用《禮記》“樂(le) 者為(wei) 同，禮者為(wei) 異”“樂(le) 勝則流，禮勝則離”以及“唯須禮樂(le) 兼有所以為(wei) 美”的禮樂(le) 關(guan) 係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

需要指出的是，《禮記·儒行》有“禮之以和為(wei) 貴”一句。對此，孔穎達疏曰：“‘禮之以和為(wei) 貴’者，禮以體(ti) 別為(wei) 理，人用之，嚐患於(yu) 貴賤有隔、尊卑不親(qin) 。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雲(yun) ‘以和為(wei) 貴’也。”[13]這裏對於(yu) 《禮記》“禮之以和為(wei) 貴”中的“和”的解讀，講“貴賤有禮而無間隔”，確有和諧之意，但是卻沒有與(yu)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相聯係，也就是說，孔穎達解《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依據的是《禮記》“唯須禮樂(le) 兼有所以為(wei) 美”的禮樂(le) 關(guan) 係，而不是《禮記》“禮之以和為(wei) 貴”的和諧之意。

在唐代，除了孔穎達以禮樂(le) 關(guan) 係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李翱曾說過：“‘禮之用，和為(wei) 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14]這裏把《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看作《中庸》“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的“和”。這一觀點為(wei) 後來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yi) 》所發揮，待後再敘。

北宋邢昺《論語注疏》接受皇侃從(cong) “禮樂(le) 相須”的角度，並結合《禮記》“樂(le) 勝則流，禮勝則離”，也將《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解讀為(wei) “樂(le) ”，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者，和，謂樂(le) 也，樂(le) 主和同，故謂樂(le) 為(wei) 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yu) 離也。……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le) 和民聲’。樂(le) 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zheng) ，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le) 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15]顯然，這裏講“和，謂樂(le) 也”，又講“謂樂(le) 為(wei) 和”，與(yu) 皇侃講“和，即樂(le) 也”是一致的。邢昺還認為(wei) ，“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le) 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反之，“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cong) 和，不以禮為(wei) 節，亦不可行也”。[16]

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對於(yu) 《論語》解讀上，皇侃《論語義(yi) 疏》、邢昺《論語注疏》都從(cong) 禮樂(le) 關(guan) 係的角度將“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解讀為(wei) “樂(le) ”，皇侃講“和，即樂(le) 也”，邢昺講“和，謂樂(le) 也”，並且認同包鹹所謂“禮者，所以立身也”，“樂(le) 所以成性”，這就是“禮之用，和為(wei) 貴”。

二、“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

北宋程頤解《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仍然依據《禮記》“樂(le) 勝則流，禮勝則離”所言，說：“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小大由之’。樂(le) 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為(wei) 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為(wei) 美，而小大由之。然卻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17]可見，與(yu) 邢昺一樣，程頤也是從(cong) 禮樂(le) 關(guan) 係的角度，結合《禮記》“樂(le) 勝則流，禮勝則離”，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強調“禮以和為(wei) 貴”。

與(yu) 程頤同時的範祖禹，在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時，既從(cong) 《禮記》“樂(le) 勝則流，禮勝則離”所言禮樂(le) 關(guan) 係入手，而且還與(yu) 禮的體(ti) 用關(guan) 係相結合，說：“凡禮之體(ti) ，主於(yu) 敬；及其用，則以和為(wei) 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le) 之所由生也。有敬而無和，則禮勝；有和而無禮，則樂(le) 勝。樂(le) 勝則流，禮勝則離矣。知和之為(wei) 美，而不以禮節之，則至於(yu) 流，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故君子禮樂(le) 不可斯須去身。動而有節則禮也，行而有和則樂(le) 也。有子可謂達禮樂(le) 之本矣。”[18]認為(wei) 禮之體(ti) 主於(yu) 敬，而禮之用則以和為(wei) 貴。

朱熹對於(yu)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解讀，既讚同程頤從(cong) 禮樂(le) 關(guan) 係的角度所做出的解讀，也讚同範祖禹講禮的體(ti) 用關(guan) 係並結合禮樂(le) 關(guan) 係所做出的解讀，尤其對禮的體(ti) 用關(guan) 係做了較多的發揮。朱熹《論語集注》注“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小大由之”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yi) 則也。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wei) 體(ti) 雖嚴(yan) ，然皆出於(yu) 自然之理，故其為(wei) 用，必從(cong) 容而不迫，乃為(wei) 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wei) 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又注“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曰：“如此而複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wei) 貴而一於(yu) 和，不複以禮節之，則亦非複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並且還說：“愚謂嚴(yan) 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ti) 也。毫厘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yu) 一偏，其不可行均矣。”[19]顯然，朱熹較多地從(cong) 禮的體(ti) 用關(guan) 係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也就是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用”是體(ti) 用之用。

朱熹講體(ti) 用，講本體(ti) 與(yu) 發用的關(guan) 係，“見在底便是體(ti) ，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ti) ，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ti) ，‘萬(wan) 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ti) ，‘萬(wan) 物資生’處便是用。”“體(ti) 是這個(ge) 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20]朱熹既講“道兼體(ti) 用”，又講“心兼體(ti) 用”，同時也講禮有體(ti) 用。這就是所謂“禮之為(wei) 體(ti) 雖嚴(yan) ，然皆出於(yu) 自然之理，故其為(wei) 用，必從(cong) 容而不迫，乃為(wei) 可貴”，也就是說，禮之體(ti) 在於(yu) 嚴(yan) ，而禮之用則以和為(wei) 貴。朱熹特別強調禮有體(ti) 有用，禮之體(ti) 用二者不可分離。這就是所謂“嚴(yan) 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ti) 也。毫厘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yu) 一偏，其不可行均矣”。也就是說，禮之體(ti) 在於(yu) 嚴(yan) 與(yu) 禮之用以和為(wei) 貴，二者是不可分離的。

朱熹特別強調“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和”，是“禮中之和”，所謂“‘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21]並且講“禮中自有和”，說：“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為(wei) 美。”“禮如此之嚴(yan) ，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卻何處有個(ge) 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個(ge) 和，不是外麵物事也。”[22]也就是說，禮之體(ti) 在於(yu) 嚴(yan) ，而禮之用在於(yu) “和”，在於(yu) 讓人感到心安。

朱熹講“禮中自有和”，但又認為(wei) 不可說“禮之中便有一個(ge) 和”，他說：“禮雖主於(yu) 嚴(yan) ，其用則和。……也須看得各自為(wei) 一物，又非判然二物。”[23]也就是說，雖然“禮中自有和”，但又不可將“和”與(yu) “禮”分為(wei) 二物。為(wei) 此，朱熹反對“和與(yu) 禮成二物”，說：“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yan) 矣！然而自肯甘心為(wei) 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wei) 和也。至嚴(yan) 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liang) 截去看。”[24]朱熹還說：“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25]“和者，不是別討個(ge) 和來，隻就嚴(yan) 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26]也就是說，禮之體(ti) 在於(yu) 嚴(yan) 敬，但嚴(yan) 敬必須是“順理而安泰”，這就是“和”。

問題是，《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指的是什麽(me) ？朱熹反對以晏嬰所謂“和如羹”來解讀《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朱熹內(nei) 弟程允夫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禮之用，以和為(wei) 貴也。和如和羹，可否相濟。先王製禮，所以節人情，抑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則有偏勝，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對此，朱熹回應說：“以和對同，則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以和對禮，則二者又不可不分，恐不必引和羹相濟之說。”[27]也就是說，晏嬰所謂“和如羹”，強調“和”而反對“同”，而“禮之用，和為(wei) 貴”講的就是“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而且“禮之用，和為(wei) 貴”又講“和”與(yu) “禮”二者不可不分，所以不必用“和如羹”來解讀“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

同時，朱熹也反對儒者先前將“和”解說為(wei) “樂(le) ”。據《朱子語類》載，問：“諸先生以和為(wei) 樂(le) ，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le) ，然亦有樂(le) 底意思。”[28]朱熹門人滕璘有書(shu) 信說：“璘近讀《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觀諸家解多以和為(wei) 樂(le) 。璘思之，和固是樂(le) ，然便以和為(wei) 樂(le) ，恐未穩當，須於(yu) 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對此，朱熹說：“和固不可便指為(wei) 樂(le) ，然乃樂(le) 之所由生。……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yi) 所宜、人情所安，行之而上下親(qin) 疏各得其所，豈非和乎？”[29]認為(wei) “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是“樂(le) 之所由生”，但不等於(yu) 樂(le) 。

朱熹從(cong) 禮的體(ti) 用關(guan) 係解《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尤其從(cong) 心性層麵講“和”，將“和”與(yu) “敬”統一於(yu) 心。他與(yu) 門人討論謝上蔡所謂“禮樂(le) 之道，異用而同體(ti) ”時，說：“禮主於(yu) 敬，樂(le) 主於(yu) 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yu) 一心，是同體(ti) 也。然敬與(yu) 和，亦隻一事。”[30]據《朱子語類》載，問：“禮樂(le) 同體(ti) ，是敬與(yu) 和同出於(yu) 一理否?”曰：“敬與(yu) 和同出於(yu) 一心。”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卻親(qin) 切。敬與(yu) 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見於(yu) 事。”“自心而言，則心為(wei) 體(ti) ，敬和為(wei) 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wei) 體(ti) ，和為(wei) 用。”[31]也就是說，朱熹講“和”，不隻是就事而言，而是由心之本體(ti) 而發用於(yu) 事。

對於(yu) “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朱熹有過多種表述。如前所述，朱熹說過“吾心安處便是和”，又認為(wei) “順理而安泰”就是“和”。他的《論語集注》曾注雲(yun) ：“和者，心以為(wei) 安，而行之不迫。”[32]後又修改為(wei) ：“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也就是說，禮之體(ti) 在於(yu) 嚴(yan) ，但嚴(yan) 必須是心安理得，這就是“和”，而心安理得就應當“行之不迫”，就是“從(cong) 容不迫”。朱熹後來又解釋說：“隻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cong) 容不迫。那禮中自然個(ge) 從(cong) 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個(ge) 從(cong) 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cong) 容不迫，便是自恣。”[33]朱熹認為(wei) ，《論語集注》所言“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實際上就是指“禮中自然個(ge) 從(cong) 容不迫”。朱熹還說：“禮主於(yu) 敬，而其用以和為(wei) 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不得。才著意嚴(yan) 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個(ge) 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yan) 而未嚐不和，雖和而未嚐不嚴(yan) 也。”[34]所謂“從(cong) 容不迫”就是指“禮之自然”，就是指自然和緩，而不能讓人感到“拘迫而不安”。

事實上，從(cong) 《朱子語類》看，朱熹解《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多就自然和緩而言。據《朱子語類》載，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隻是嚴(yan) ，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隻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製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yu) 上大夫言時，自然誾誾；與(yu) 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yu) 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yu) 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禮之出於(yu) 自然，無一節強人。”[35]伯遊問“禮之用，和為(wei) 貴”，雲(yun) ：“禮之體(ti) 雖截然而嚴(yan) ，然自然有個(ge) 撙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cong) 容和緩，所以為(wei) 貴。苟徒知和而專(zhuan) 一用和，必至於(yu) 流蕩而失禮之本體(ti) 。今人行事，莫是用先王禮之體(ti) ，而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說固是恁地。”[36]顯然，在朱熹那裏，“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和”，意在自然和緩、從(cong) 容和緩。朱熹還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見君父自然用嚴(yan) 敬，皆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不是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yu) 中正，這個(ge) 當在這裏，那個(ge) 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便是禮。”“‘禮之用，和為(wei) 貴’。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禮是嚴(yan) 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yu) 自然，便是和。”[37]在朱熹看來，“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就是指禮出自於(yu) 自然，“不待安排”，“不做作而順於(yu) 自然”。

此外，朱熹並不讚同以《中庸》“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和”，因為(wei) 在他看來，“禮尚或有不中節處”。據《朱子語類》載，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38]換言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和”，講的是“中節”，而為(wei) “天下之達道”，“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39]，而“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和”，講的是禮之用，尚有中節或不中節處，所以，二者不可混為(wei) 一談。

由此可見，朱熹對於(yu)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詮釋，一方麵，不同於(yu) 先前隻是從(cong) 禮樂(le) 關(guan) 係入手將“和”解說為(wei) “樂(le) ”，而是較多地從(cong) 禮的體(ti) 用關(guan) 係的角度把“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用”看作是體(ti) 用之用，講“禮中自有和”；另一方麵，又講“和”與(yu) “禮”的不可分離，而強調“和”就“禮之出於(yu) 自然”而言，並進而從(cong) 心性層麵講“和”，提出“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認為(wei) 禮之用在於(yu) 心之和，在於(yu) 自然和緩；同時，又強調“禮尚或有不中節處”，不讚同以“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和”。顯然，朱熹把《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和”解讀為(wei) “從(cong) 容不迫”，其中包含了複雜的理論結構，具有豐(feng) 富的心性意蘊。重要的是，朱熹的解讀對後世產(chan) 生很大的影響。

三、“以和順於(yu) 人心”與(yu)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與(yu) 朱熹一樣，王夫之也講禮有體(ti) 用。他說：“夫三綱五常者，禮之體(ti) 也；忠、質、文者，禮之用也。所損益者固在用，而用即體(ti) 之用，要不可分。”[40]但是，他並不認為(wei)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用”是體(ti) 用之用。他說：“有子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言‘為(wei) 貴’，則非以其體(ti) 言，而亦不即以用言也。‘用’隻當‘行’字說，故可雲(yun) ‘貴’。若‘和’竟是用，則不須揀出說‘貴’矣。‘用’者，用之於(yu) 天下也。故曰‘先王之道’，曰‘小大繇之’，全在以禮施之於(yu) 人而人用之上立論。此‘用’字不與(yu) ‘體(ti) ’字對。‘貴’者，即所謂道之美而大小之所共繇也。‘和’者，以和順於(yu) 人心之謂也。用之中有和，而和非用禮者也。”[41]在王夫之看來，“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用”，隻能解讀為(wei) “行”，而“和”解讀為(wei) “以和順於(yu) 人心”。[42]因此，他認為(wei)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小大由之”應當解讀為(wei) ：“禮之行於(yu) 天下而使人繇之以應夫事者，唯和順於(yu) 夫人之心而無所矯強之為(wei) 貴；唯其然，斯先王之以禮為(wei) 小大共繇之道者，以純粹而無滯也。”[43]顯然，王夫之對於(yu) “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解讀，並不像朱熹那樣從(cong) 禮之體(ti) 用的角度講“禮中自有和”，而是講禮之行於(yu) 天下以“和”為(wei) 貴。至於(yu) 王夫之講“‘和’者，以和順於(yu) 人心之謂也”，“唯和順於(yu) 夫人之心而無所矯強之為(wei) 貴”，這裏的“和”並不是指不同事物的調和、和諧，而是具有和緩、平和之意，是要和緩、平和人心，與(yu) 朱熹講“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大同小異，如上所述，朱熹也曾講“吾心安處便是和”，“和者，心以為(wei) 安，而行之不迫”，又多以“禮之出於(yu) 自然”言“和”，意在自然和緩、從(cong) 容和緩。

需要指出的，唐代李翱把《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看作《中庸》“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的“和”，後來朱熹不讚同這樣的解讀，對此，王夫之說：“所雲(yun) ‘和’者，有以德言，則《中庸》發皆中節之和是也。此則為(wei) 禮之本，而非禮之用。繇其有和，可使喜、怒、哀、樂(le) 之中節，則禮於(yu) 是起焉。和，性情之德也。禮，天下之達道也。唯和乃中節而禮以達，斯和體(ti) 而禮用，不得雲(yun) ‘禮之用，和為(wei) 貴’矣。”[44]也就是說，《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和”，屬於(yu) 禮之體(ti) 用問題，“禮於(yu) 是起焉”，而“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和”，屬於(yu) 禮之行於(yu) 天下問題，二者不可相互牽連。這與(yu) 朱熹講“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而不以“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和”，有某些關(guan) 聯之處。

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yi) 》把《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和”與(yu)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聯係起來，而不同於(yu) 朱熹、王夫之的解讀。劉寶楠注《論語》“中庸之為(wei) 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夫子言《中庸》之旨，多箸《易傳(chuan) 》，所謂‘中行’，行即庸也。所謂‘時’，即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為(wei) 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為(wei) 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45]明確認為(wei) 《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對《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發明。又在注“禮之用，和為(wei) 貴”而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yi) 也。”[46]顯然，對於(yu)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劉寶楠以《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進行解讀，既不同於(yu) 朱熹講“禮尚或有不中節處”，把“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與(yu) “禮之用，和為(wei) 貴”區別開來，也不同於(yu) 王夫之把“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用”隻當“行”字說，不是體(ti) 用之用，而與(yu)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區別，實際上是直承唐代李翱。

戴望《戴氏注論語》，解“禮之用，和為(wei) 貴”，曰：“和，調也，合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萬(wan) 物。禮本於(yu) 天，亦宐上下合和，以陶化萬(wan) 民。《春秋說》曰：‘王者行禮，得天中和。’”[47]後來俞樾《群經平議》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與(yu) 《禮記·儒行篇》曰‘禮之以和為(wei) 貴’文義(yi) 正同。”[48]如上所述，《禮記》“禮之以和為(wei) 貴”中的“和”，經孔穎達的解讀，確有和諧之意，但並沒有與(yu)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聯係起來。可見，戴望、俞樾解《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已經開始把其中的“和”解讀為(wei) “調和”、“和諧”。

康有為(wei) 《論語注》對“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解讀，包含朱熹所言，但與(yu) 朱熹的解讀並不相同，說：“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yi) 則也。用，施行也。和，調也。蓋禮之為(wei) 體(ti) 雖嚴(yan) ，然皆出於(yu) 人情之自然，故其為(wei) 用，必剛柔相調而不乖，乃免禮勝則離而可貴。”又說：“嚴(yan) 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ti) 也。毫厘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yu) 一偏，其不可行均矣。禮勝則離，必和之以樂(le) ；樂(le) 勝則流，必節之以禮。蓋禮以嚴(yan) 為(wei) 體(ti) ，而以和為(wei) 用；樂(le) 以和為(wei) 體(ti) ，而以嚴(yan) 為(wei) 用。二者皆不可偏，庶幾欣喜歡愛，中正無邪也。”[49]這裏依朱熹所言“嚴(yan) 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ti) 也”而講“禮以嚴(yan) 為(wei) 體(ti) ，而以和為(wei) 用”，但是，康有為(wei) 把“用”解讀為(wei) “施行”，把“和”解讀為(wei) “調”，“相調而不乖”，而不同於(yu) 朱熹。

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則堅持朱熹的觀點，認為(wei) “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用”是體(ti) 用之用，並以從(cong) 容不迫釋“和”之義(yi) ，說：“夫從(cong) 容不迫者，即其無所乖戾而和順於(yu) 人心也。……《儒行》雲(yun) ：‘禮之以和為(wei) 貴，忠信之美，優(you) 遊之法。’蓋‘優(you) 遊’猶‘從(cong) 容’也。《鄭注》謂‘法和柔者也’，忠以發信。《易·序卦》所謂‘節而信之’也。《詩·都人士序》雲(yun) ‘衣服不貳，從(cong) 容有常’，言服之有禮也。《禮·緇衣》與(yu) 《詩序》同。《楚辭》雲(yun) ：‘依前聖而節中兮，喟憑心而曆茲(zi)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又雲(yun) ：‘重仁襲義(yi) 兮，謹厚以為(wei) 豐(feng) ；重華不可遌兮，孰知餘(yu) 之從(cong) 容。’蓋屈子言從(cong) 容於(yu) 仁義(yi) ，而節中之，即由禮也，故曰：‘保厥美以驕傲兮，曰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言求禮之美也。《釋詁》雲(yun) ：‘斯，此也。’今謂禮貴此和焉。夫物之有禮者，若羊之跪乳也，鳥之反哺也，雎鳩之有別也，鴻雁之序列也，皆其性也，非迫之也，則先王製禮可知也。”[50]應當說，朱熹對於(yu)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解讀直至清末仍具有重要價(jia) 值。

四、餘(yu) 論

從(cong)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代儒家對於(yu)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詮釋，主要經曆了從(cong) 皇侃、邢昺講“和，即樂(le) 也”，“和，謂樂(le) 也”，到朱熹講“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講“‘和’者，以和順於(yu) 人心之謂”，劉寶楠以《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過程。

現代學者楊樹達於(yu) 1942年所寫(xie) 《論語疏證》，於(yu) 1955年出版，其中對“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解讀，在劉寶楠《論語正義(yi) 》把《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與(yu) 《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聯係起來的基礎上又有所進步。他說：“事之中節者皆謂之和，不獨喜怒哀樂(le) 之發一事也。《說文》雲(yun) ：‘龢，調也。’‘盉，調味也。’樂(le) 調謂之龢，味調謂之盉，事之調適者謂之和，其義(yi) 一也。和，今言適合，言恰當，言恰到好處。禮之為(wei) 用固在乎適合，然若專(zhuan) 求適合，而不以禮為(wei) 之節，則終日舍己徇人，而亦不可行矣。朱子訓和為(wei) 從(cong) 容不迫，既與(yu) 古訓相違，以之釋知和而和，尤不可通，恐未是也。”[51]在楊樹達看來，“事之中節者皆謂之和”；和，即適合、恰當，或恰到好處，因此，“禮之用，和為(wei) 貴”，即“禮之為(wei) 用固在乎適合”。楊伯峻《論語譯注》把“禮之用，和為(wei) 貴”解說為(wei) ：“禮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當為(wei) 可貴。過去聖明君王的治理國家，可寶貴的地方就在這裏；他們(men) 小事大事都做得恰當。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為(wei) 恰當而求恰當，不用一定的規矩製度來加以節製，也是不可行的。”[52]近年來，李澤厚《論語今讀》也解說為(wei) ：“有子說：‘禮的作用，以恰到好處為(wei) 珍貴。前代聖王的規矩，這樣算美；不管大小事情都如此。也有行不通的時候，即如果為(wei) 恰當而恰當，不用禮來規範衡量，那也是行不通的。’”[53]於(yu) 是，楊樹達把《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解讀為(wei) “禮之為(wei) 用固在乎適合”，成為(wei) 一家之言。

與(yu) 此不同，於(yu) 1957年出版的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在論述“儒家是比較現實的”時，既講“孔子主要是對於(yu) 周代先王企圖進行理論的維新，這就是他刪《詩》、《書(shu) 》、定禮、樂(le) 的宗教改革”，又說：“儒者稱周道、先王的另一意義(yi) ，是在於(yu) 調和階級矛盾，所謂‘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論語·學而》）。因為(wei) ‘禮’之本是別貴賤的，但其用則是‘和而不同’的，即是在不同的階級地位上而調和矛盾的。”[54]這裏把“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和”等同於(yu) 《論語·子路》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之“和”，並解讀為(wei) “調和”。當今不少學者實際上接受這一解讀。無論是那些熱衷於(yu) 把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文化建設結合起來的學者，把“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說成是“和諧”，與(yu) 建設和諧社會(hui) 的願望聯係在一起，因而視之為(wei) 精華，還是那些對傳(chuan) 統文化持批評態度的學者，從(cong) 曆史的角度認為(wei) “‘禮之用，和為(wei) 貴’是維護綱常禮教的理論命題”，朱熹為(wei) 之所做的詮釋和維護所反映的是“專(zhuan) 製主義(yi) 和諧觀”，[55]因而視之為(wei) 糟粕，實際上都接受了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對“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解讀。

《論語》講“禮之用，和為(wei) 貴”，又講“君子和而不同”，但曆代學者大都不將“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和”解讀為(wei) “君子和而不同”之“和”，解讀為(wei) “調和”、“和諧”。直到清代戴望講“和，調也，合也”，俞樾將“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和”等同於(yu) 《禮記》“禮之以和為(wei) 貴”之“和”，而解讀為(wei) “調和”、“和諧”，但仍然沒有與(yu) “君子和而不同”聯係起來。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為(wei) 批判儒學而依據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把《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解讀為(wei) “調和”，為(wei) 當今不少學者所接受，實際上尚須做更多的學術論證。

自唐代李翱把《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解讀為(wei) 《中庸》“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的“和”以來，經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yi) 》的發揮，直至現代，楊樹達進一步提出“事之中節者皆謂之和”，把“禮之用，和為(wei) 貴”之“和”解讀為(wei) 適合、恰當，或恰到好處，並且為(wei) 不少學者所接受，顯然乃是有所根源的。

然而，《中庸》“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的“和”，講的是“天下之達道”，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而在李翱、劉寶楠那裏，《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講的是禮之用，如以上朱熹所言，“禮尚或有不中節處”；如果將“禮之用，和為(wei) 貴”解讀為(wei) 禮的施用必須以和之道為(wei) 貴，固然可通，但是《論語》又講“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這裏的“和”與(yu) 禮是並列的，而且應當以禮節之，不可能是“天下之達道”。

楊樹達、楊伯峻、李澤厚將“禮之用，和為(wei) 貴”中的“和”解為(wei) 適合、恰當，或恰到好處，但是，楊樹達講“然若專(zhuan) 求適合，而不以禮為(wei) 之節，則終日舍己徇人，而亦不可行矣”，楊伯峻講“為(wei) 恰當而求恰當，不用一定的規矩製度來加以節製，也是不可行的”，李澤厚講“如果為(wei) 恰當而恰當，不用禮來規範衡量，那也是行不通的”，實際上是將禮與(yu) 適合、恰當分離開來。這也是難以說通的。如前所述，朱熹對“和與(yu) 禮成二物”有過批評。

相比較而言，朱熹對《論語》“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解讀，繼漢唐儒家學者講“和，即樂(le) 也”，“和，謂樂(le) 也”而來，並由此做進一步分析，講“禮中自有和”，從(cong) 心性層麵講“和”，講“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為(wei) 後世所繼承，雖然在措辭上仍有可商榷之處，但是，講“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yi) 則也。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既講禮之外在性，又講禮之內(nei) 在性，強調禮所內(nei) 在的自然和緩，可以使我們(men) 更多地看到從(cong) “於(yu) 穆不已”[56]的天道中，從(cong) 人之“虛靈不昧”[57]的心性中自然流出的禮，及其所內(nei) 涵的自信、淡定和從(cong) 容不迫，而這恰恰正是儒學之特點，也是今天重構人的主體(ti) 性最為(wei) 需要的。

注釋：
 
[①]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把“禮之用，和為貴”解讀為：“‘禮’之本是別貴賤的，但其用則是‘和而不同’的，即是在不同的階級地位上而調和矛盾的。”[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頁]
 
[②]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解“禮之用，和為貴”說：“禮的作用，以和諧為可貴。”[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
 
[③]（梁）皇侃：《論語義疏》，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7頁。
 
[④]（梁）皇侃：《論語義疏》，第17頁。
 
[⑤]（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57頁。
 
[⑥]（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85-86頁。
 
[⑦]（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94頁。
 
[⑧]（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792頁。
 
[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龢言》，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頁。
 
[⑩]（漢）鄭玄、（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3），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348-3349頁。
 
[11]（梁）皇侃：《論語義疏》，第193頁。
 
[12]（漢）鄭玄、（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3），第3315頁。
 
[13]（漢）鄭玄、（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3），第3625頁。
 
[14]（唐）韓愈、李翱：《論語筆解》，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0頁。
 
[15]（魏）何晏、（宋）邢昺：《論語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5），第5338頁。
 
[16]（魏）何晏、（宋）邢昺：《論語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5），第5338頁。
 
[17]（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19，《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57頁。
 
[18]（宋）朱熹：《論孟精義》，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7），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頁。
 
[19]（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1-52頁。
 
[20]（宋）黎靖德：《朱子語類》（1）卷6，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01頁。
 
[2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5頁。
 
[22]（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5頁。
 
[23]（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6頁。
 
[24]（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4頁。
 
[25]（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5頁。
 
[26]（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6頁。
 
[27]（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1《答程允夫》（4），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2冊，第1865頁。
 
[28]（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22，第2冊，第520頁。
 
[29]（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9《答滕德粹》（9），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2冊，第2277頁。
 
[30]（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9頁。
 
[3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9頁。
 
[32]（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8頁。
 
[33]（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7頁。
 
[34]（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7頁。
 
[35]（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3頁。
 
[36]（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4頁。
 
[37]（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6頁。
 
[38]（宋）黎靖德：《朱子語類》（6）卷94，第2382頁。
 
[39]（宋）黎靖德：《朱子語類》（2）卷22，第519頁。
 
[40]（明）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6），嶽麓書社1991年版，第611頁。
 
[41]（明）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6），第590頁。
 
[42]日本江戶時代的荻生徂徠《論語徵》注“禮之用和為貴”之“和”，曰：“蓋和者，和順也，謂和順於事情也。”[（日）荻生徂徠：《論語徵》，（日）鬆平賴寬《論語徵集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頁]
 
[43]（明）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6），第590頁。
 
[44]（明）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6），第591頁。
 
[45]（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48頁。
 
[46]（清）劉寶楠：《論語正義》，第29-30頁。
 
[47]（清）戴望：《戴氏注論語》卷1，《續修四庫全書》（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頁。
 
[48]（清）俞樾：《群經平議》卷30，《續修四庫全書》（1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頁。
 
[49]（清）康有為：《論語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頁。
 
[50]（清）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頁。
 
[51]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頁。
 
[52]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1頁。
 
[53]李澤厚：《論語今讀》，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5頁。
 
[54]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第50-51頁。
 
[55]張分田：《“禮之用，和為貴”是維護綱常禮教的理論命題——以朱熹的專製主義和諧觀為典型例證》，《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第14頁。
 
[56]《中庸》說：“《詩》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朱熹解曰：“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5-36頁]
 
[57]朱熹《大學章句》解“明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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