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政治哲學的思想特質主要表現在三個(ge) 方麵:“重民”與(yu) “尊君”同構;“修身”與(yu) “富(強)國”並重;“隆禮”與(yu) “重法”合治。正是依托荀子所建構的道德理想主義(yi) 與(yu) 政治現實主義(yi) 相統一的儒家政治哲學,儒學在漢代才可以一躍而成為(wei) 王官之學,並由此成為(wei) 秦漢以後治國理政的重要價(jia) 值依循。當然,荀子在強化儒學治政品格的同時,也為(wei) 社會(hui) 政治的現實原···
新文化運動幹將們(men) 對儒者形象的認知,源於(yu) 偏解儒學之重“經”。經為(wei) 文,權為(wei) 質;禮為(wei) 文,仁為(wei) 質。經權相反相成,不可須臾而離,均須歸結到仁。“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可守經、善行權者,才是春秋公羊學中堪行王道的政治家。
那天,女兒(er) 看我的眼神,是我花再多的錢,買(mai) 再貴重的禮物也換不回來的崇拜。為(wei) 了女兒(er) ,我下定決(jue) 心,一定要做名優(you) 秀的義(yi) 工。
《論語》講“禮之用,和為(wei) 貴”,對於(yu) 其中的“和”的解讀,在古代,經曆了自皇侃、邢昺從(cong) 禮樂(le) 關(guan) 係的角度講“和,即樂(le) 也”,“和,謂樂(le) 也”,到朱熹從(cong) 禮有體(ti) 用的角度講“和者,從(cong) 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講“‘和’者,以和順於(yu) 人心之謂”,劉寶楠以《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解“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過程。
現象學在西方傳(chuan) 統的主客二分思維模式之外開辟了一種原發的思想方式,即回到主客未分前具有時間性構造的生命經驗,這種活體(ti) 經驗是一切存在理解與(yu) 價(jia) 值的源頭。此一回到基源性活體(ti) 經驗的思路對我們(men) 重新闡發儒家哲理具有根本性的啟發,儒家的仁愛思想源於(yu) 時間性的、非客體(ti) 化的親(qin) 親(qin) 經驗,從(cong) 這一基源經驗出發生長出仁民愛物的終極視域。
康有為(wei) 是中國近代最具影響的思想家之一,解決(jue) 社會(hui) 現實問題是他一生不變的追求。為(wei) 給近代中國的發展找尋方案,他早期取法周公,以《周禮》為(wei) 治理中國的寶典,大旨見於(yu) 《教學通義(yi) 》;中期著《新學偽(wei) 經考》《孔子改製考》等書(shu) ,借助春秋公羊學的孔子改製說,宣揚維新變法的近代政治主張,斥劉歆偽(wei) 造的古文經學為(wei) “新學”,給中國兩(liang) 千年的學···
抗戰時期,學風因時局而發生漢、宋轉變,“為(wei) 學術而學術”的新漢學式微,以家國天下為(wei) 己任的理學地位上升。隨著學風的改變,錢穆個(ge) 人對理學的認同更加清晰,並在齊魯大學國學所完成思考與(yu) 轉變。在此期間,由於(yu) 經世情懷的驅使,錢穆與(yu) 政治人物多有接觸,並發表許多政論文章,直接表達政治主張。他尋找中國存在的意義(yi) ,為(wei) 中國不會(hui) 滅亡尋求···
明道之學係從(cong) 道家之順應物性、以百姓心為(wei) 心等說,轉手而來;明道不屬“心即理”學,如其《定性書(shu) 》:“聖人之喜怒,不係於(yu) 心而係於(yu) 物也。”若為(wei) “心即理”,則該言係於(yu) 心亦係於(yu) 物;明道之客觀理學,係建立於(yu) “服牛乘馬”之物各付物上,一徑順任牛馬之性,道理如斯而不可易。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學,推動了仁學的本體(ti) 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訓釋上差異明顯,分別以“萬(wan) 物一體(ti) ”訓仁和以“公”釋仁。其實二者的差別體(ti) 現在“仁之本體(ti) ”與(yu) “仁之用”、生命境界與(yu) 道德實踐、體(ti) 認天理與(yu) 大公無私幾個(ge) 方麵。兩(liang) 種仁說上的差異,與(yu) 二程兄弟的氣質個(ge) 性與(yu) 思想境界不同有關(guan) 。
“範氏義(yi) 莊”的法律構造及其救貧濟困、促進教育的善舉(ju) ,與(yu) 現代慈善信托製度有著驚人的一致。盡管範仲淹具有強烈的宗法思想,但不能否認其慈善信托的理念的進步性。“範氏義(yi) 莊”作為(wei) 一種慈善信托機製,產(chan) 生了在族內(nei) 傳(chuan) 承、族外傳(chuan) 播的良好社會(hui) 效果,但因受傳(chuan) 統宗法思想的影響,未能發展為(wei) 現代意義(yi) 上的信托製度。
“中國文化精神”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這一概念涵蓋了中華民族文化相對於(yu) 世界上其他族群的不同的、差異性的內(nei) 容與(yu) 特征,也涵蓋了能夠得到不斷延續的中國文化的主要內(nei) 容與(yu) 特征,同時還表達了現代語境下中國人的訴求與(yu) 對現代性的回應。
傳(chuan) 統邊疆治理積累的曆史經驗複雜繁多,但仍可以模式建構的方法進行歸納與(yu) 總結。由於(yu) 邊疆地區本質上也是民族聚居區,因而邊疆治理也關(guan) 涉華夷秩序如何建構的問題,尚有必要重新理解或詮釋“大一統”觀念的原初本義(yi) ,看到天道人心既是政治行為(wei) 正當性的本體(ti) 依據,也是華夷與(yu) 天下秩序合法性的形上根源,而隻有做到“天下歸心”與(yu) “天下歸仁”,才···
明末來華傳(chuan) 教士利瑪竇基於(yu) 自身對“理”與(yu) “人性”的認識,在評述《孟子》“生之謂性”章的哲學意涵時,將朱子的“理有偏全”說改編成了“性之偏正”說。雖然朱子在不同時期對於(yu) 人物性同異問題的看法有所變化,但自始至終,人與(yu) 物稟理有偏全之不同,這一點從(cong) 來就沒有改變過。朱子的“理有偏全”說始終在多少而不是結構的意義(yi) 上理解人、物之理的不同···
蒙培元“情感儒學”的超越觀念不同於(yu) 牟宗三的“內(nei) 在超越”觀念,在於(yu) 它是主體(ti) 心靈境界的“自我超越”,即並不是存有論的超越觀,而是境界論的超越觀。不僅(jin) 如此,情感儒學通過反思而超越“內(nei) 在超越”,其自我超越乃是“情感超越”,而其中特別是“敬畏”的情感體(ti) 驗。當然,情感超越也可以說是一種更為(wei) 廣義(yi) 的內(nei) 在超越;因此,內(nei) 在超越所存在的問題同···
把儒學(性理學)作為(wei) 治國理念的韓國,為(wei) 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yi) 殖民統治而提出了守護傳(chuan) 統文化(儒學)的主張,儒林中出現了“衛正斥邪派”“開化派”等各種學派,而且各學派之間的矛盾也相當激烈。麵對這樣的局麵,以李炳憲為(wei) 首的儒教改革派,積極主張對儒教進行宗教化改革,且要在韓國進行“孔教”運動。
梁漱溟先生是現代新儒學的開山者,也是較早思考儒教問題的人之一。與(yu) 哲學相比,學界從(cong) 宗教學視域展開的研究不足。梁氏承認中國人有自己的宗教,也不否認自己是個(ge) 儒教徒。20世紀初,他提出了“道德代宗教”,以解決(jue) 中國文化認同與(yu) 儒教現代轉型問題,表麵上反對宗教,但其理論仍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在實踐上具有強烈的救世情懷,究其實質···
在討論近世中國民間組織形態及對地方社會(hui) 秩序整合的影響時,有兩(liang) 種典型的地方結社頗值得我們(men) 關(guan) 注和比較研究:一是鄉(xiang) 約團體(ti) ,二是結拜(義(yi) )團體(ti) 。二者都有一套共通的習(xi) 慣法和文化體(ti) 係,在有效地支撐其組織性的運作,並通過帶有宗教因素的儀(yi) 式實踐(如聚會(hui) 或入會(hui) 時的儀(yi) 式表演)和象征操作,來確認其自組織的文化邊界,從(cong) 而強化團體(ti) 成員···
2019年10月28日,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黃玉順教授與(yu) 清華大學政治係任劍濤教授在青島嘉木美術館的荒島書(shu) 店相聚。兩(liang) 位學者出於(yu) 對當代儒學之出路的現實關(guan) 切,就儒學史上的內(nei) 在超越問題及其與(yu) 世俗權力之關(guan) 係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和剖析,從(cong) 而對兩(liang) 千年儒學發展史進行了全新的審視,提出了深刻獨到的見解和發人深省的問題。
南通曆史短淺,但能後來居上,是基於(yu) 江蘇文化厚積薄發的特征,更因為(wei) 是有了張謇這樣繼往開來的偉(wei) 大人物。文廟是他一生事功的源頭,是教育的核心,是社會(hui) 的靈魂,也是中國能夠“迭代”進步的密碼。我們(men) 緬懷張謇,複興(xing) 文化,重修南通文廟,是保護華夏文脈的不二選擇。
華夏民族的基本信仰體(ti) 係形成於(yu) 商周時期,可以簡稱為(wei) “華夏宗教”。儒家占據國家意識形態主導地位後,成為(wei) 華夏宗教的擔綱者。華夏宗教以祭祀為(wei) 中心,祭天地、祭鬼神、祭祖先、祭聖賢、祭日月星辰、祭山川風雷,這些活動支撐起華夏民族的信仰,也支撐起了華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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