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救國”：抗戰時期錢穆的學術轉向

作者：朱斌（曲阜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來源：《孔子研究》2020年第3期

摘要：錢穆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中對宋明理學頗為(wei) 同情的學者，然而早期卻以“考據派”麵目進入學界並得到認可。抗戰時期，學風因時局而發生漢、宋轉變，“為(wei) 學術而學術”的新漢學式微，以家國天下為(wei) 己任的理學地位上升。隨著學風的改變，錢穆個(ge) 人對理學的認同更加清晰，並在齊魯大學國學所完成思考與(yu) 轉變。在此期間，由於(yu) 經世情懷的驅使，錢穆與(yu) 政治人物多有接觸，並發表許多政論文章，直接表達政治主張。他尋找中國存在的意義(yi) ，為(wei) 中國不會(hui) 滅亡尋求文化原因，由史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對當時乃至後世學術發展都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guan) 鍵詞：錢穆；理學；新漢學；齊魯大學；文化史；

作者簡介：朱斌，1982生，男，曲阜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講師，曆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20世紀中國學術史。

如何處理學術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是評價(jia) 現代學術風格的一個(ge) 重要標準，但在中國傳(chuan) 統觀念裏，似乎沒有必要厘清政治與(yu) 學術的關(guan) 係。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士人眼中，道統和政統有機聯係而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修、齊、治、平是士人最崇高的信仰。居廟堂之上抑或處江湖之遠，都無法改變士人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家國情懷”。晚清以降，科舉(ju) 廢止，不僅(jin) 改變了讀書(shu) 人的進身渠道，更改變了士人信任且習(xi) 以為(wei) 常的政學關(guan) 係。在歐風美雨衝(chong) 刷下，中國由傳(chuan) 統向現代轉變，西方學術的強勢介入，促生了新型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而以“為(wei) 學術而學術”為(wei) 特點的新漢學典範一度成為(wei) 了民國學術的主流。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學術典範引申出一個(ge) 學術的功能問題，即從(cong) 事學術研究的意義(yi) 何在？很明顯，“為(wei) 學術而學術”的觀念，無法疏解時勢日亟給讀書(shu) 人帶來的焦慮。如何處理好“進入學問”和“不忘生民”的關(guan) 係（1）1，國運不濟時，讀書(shu) 人如何安身立命？這些問題的存在，為(wei) 注重經世致用的宋明理學提供了生存空間。

抗戰時期，傅斯年的學生孫次舟曾告訴老師，有一股“理學救國”的新思潮出現。這種風潮認為(wei) 新漢學沉緬於(yu) 考證、辨偽(wei) ，會(hui) 損害“國族榮譽感”，降低曆史研究的意義(yi) 感和目的感（2）2，受此影響，傅斯年本人的學術取徑也有所改變，由全然拒絕宋明理學到承認宋明理學有價(jia) 值（3）3。學術風向的流轉與(yu) 時代的巨變聲息相通，而學人對時勢、學風的因應呈現複雜多變的景象，有昨日研習(xi) 今文經學，今日服膺古文經學者；有昨日信而好古，今日激烈疑古者；有昨日預流漢學，今日篤信宋學者。不僅(jin) 同一時段有不同甚至相左的治學理路，即使同一個(ge) 人在不同時期也取向多變。細察其中緣由，皆時勢使然。錢穆治學風格的轉變給我們(men) 提供了一個(ge) 觀察近代學術風氣漢、宋嬗變的機會(hui) 。在學風由考據向義(yi) 理轉變的情況下，以錢穆為(wei) 代表的學人對政治問題加以關(guan) 注和表述，從(cong) 文化的角度探索民族存亡的原因，思考如何為(wei) 中國文化的生存開出新機，探討這些問題不僅(jin) 僅(jin) 是全麵了解錢穆個(ge) 人的學術取向及民國學術轉型的需要，也是當前學界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從(cong) 漢學轉向宋學

據錢基博的看法，從(cong) 20世紀20年代起學界即喜用“新漢學”來稱呼整理國故一派，以對應於(yu) 同時之提倡宋明理學者（1）4。錢穆初入學界之時便是“新漢學”勃興(xing) 之際，一個(ge) 來自無錫的小學教員，能夠在北京的大學校園有立足之地，原因便是“在二、三十年代，錢穆以擅長考證見稱於(yu) 世”（2）5。1928年夏，錢穆“采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撰寫(xie) 《國學概論》一書(shu) ，其中第九章便把考證學作為(wei) 清代學術主線來敘述。據柳存仁回憶，胡適在課堂上認為(wei) 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考證謹嚴(yan) ”，經常向學生做義(yi) 務宣傳(chuan) （3）6。1933年錢穆為(wei) 《古史辨》第四冊(ce) 寫(xie) 序時，充分肯定考證工作的重要性，認為(wei) “非碎無以立通，碎非考據之終事，不足為(wei) 考據病”，大力為(wei) 考據辯護（4）7。錢穆作為(wei) 局中之人，很清晰地表明了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圍繞著傳(chuan) 統資源進行，漢、宋之爭(zheng) 仍是近代學術發展的一個(ge) 重要線索。我們(men) 從(cong) 錢穆的學術履跡可以重新認識現代學術轉型的複雜性。

事實上，真正奠定錢穆在學界地位的是1935年出版的《先秦諸子係年》，錢穆通過逐條考證先秦諸子，集中回應古史辨運動以來的關(guan) 於(yu) 諸子爭(zheng) 論的大問題。隨後的幾部著述，像《周官著作時代考》《周初地理考》《史記地名考》，都屬於(yu) 考證類的著作，具有鮮明的新漢學的風格。錢穆曾回憶雲(yun) ：“不意遭時風之變，世難之殷，而餘(yu) 之用心乃漸趨於(yu) 史籍上，治史或考其年，或考其地。”（5）8因“時風”的原因，錢穆以考據功夫為(wei) 撰述，從(cong) 《國學概論》到《史記地名考》大致反映了錢穆回應新漢學主流典範的學思過程。

不過，錢穆雖用力於(yu) 考據，但念念不忘的還是宋明理學。在《師友雜憶》中，錢穆專(zhuan) 章回憶了其在齊魯大學國學所的生活，並提到：“餘(yu) 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wei) 學”，“不喜”不代表不用，後來錢穆曾與(yu) 弟子餘(yu) 英時解釋其中緣由：“此亦時代所限，無可奈何也”（6）9。

錢穆有言：“時代變，斯學術亦當隨而變”（7）10。綜觀錢穆的著述，可以看出一個(ge) 明顯的軌跡，便是前期側(ce) 重考據、漢學，後期轉向宋學，重視義(yi) 理的闡釋。這一學風的轉變，讓錢穆回歸了自己園地，由潛流而成為(wei) 大淵。朱一新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1）11。錢穆以考據姿態步入新漢學風氣主導的學界，而後能分庭抗禮，在因緣際會(hui) 之時，複興(xing) 宋明理學，進而能開出學術發展的新機。對此，錢穆自敘雲(yun) ：“數十年光陰浪擲，已如白駒之過隙，而幼年童真，猶往來於(yu) 我心，知天良之未泯。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所賜。顧三十以後，雖亦粗有撰述，終於(yu) 宋明理學，未敢輕有所論著。”（2）12嚴(yan) 耕望對錢穆的學術流變有精彩分析，他認為(wei) ：“蓋自抗戰之前，中國史學界以史語所為(wei) 代表之新考證學派聲勢最盛，無疑為(wei) 史學主流；唯物論一派亦有相當吸引力。先生雖以考證文章嶄露頭角，為(wei) 學林所重，由小學、中學教員十餘(yu) 年中躋身大學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yu) 方法論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wei) 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wei) 依歸，故與(yu) 考證派分道揚鑣，儼(yan) 然成為(wei) 獨樹一幟、孤軍(jun) 奮鬥的新學派”（3）13。嚴(yan) 耕望作為(wei) 錢穆的弟子，無疑是錢穆學術的衣缽傳(chuan) 人，亦是其學術幾經轉變的解人。

錢穆在正式撰寫(xie) 《國史大綱》之前，本意是想仿照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做一劄記體(ti) 裁的著作，在陳夢家的勸說下才發願“為(wei) 時代急迫需要計”寫(xie) 一部教科書(shu) 式的中國通史（4）14。可見，從(cong) “劄記”到“通史”已經是明顯的“權勢轉移”了。以抗戰軍(jun) 興(xing) 為(wei) 節點，錢穆的學術因時勢而變化，他曾回憶道：“餘(yu) 自入蜀以來在思想與(yu) 撰述上一新轉變”（5）14，在錢穆的意識裏，這種轉變是越來越清晰的，其自陳：“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wei) ，乃屬曆史性論文。僅(jin) 為(wei) 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此而已。以後造論著述，多屬文化性，提倡複興(xing) 中國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較，其開始轉機，則當自為(wei) 《思想與(yu) 時代》撰文始。是餘(yu) 生平學問思想，先後轉折一大要點所在”（6）15。錢穆回憶在抗戰時期，“於(yu) 民國二十八年，在雲(yun) 南宜良下寺、上寺寫(xie) 成《國史大綱》一書(shu) ，又於(yu) 民國三十年在四川成都賴家園續寫(xie) 《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shu) ”（7）16。這本《導論》是錢穆轉向文化研究的發端，其晚年仍念念不忘這一轉向的“因緣”（8）。

1939年夏天，顧頡剛擔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成都）的主任，首先聘任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的錢穆一同前往。錢穆答應顧頡剛的邀請，但需要請假一年離滇返蘇州省親(qin) 。一年後，錢穆到達成都國學所任職，直到1946年離開成都，期間不僅(jin) 在國學所從(cong) 事研究和指導學生的工作，也曾一度接替顧頡剛主持國學所。錢穆接受顧頡剛的邀約，自然有學術上的抱負和擔當。他說：“夫學問研討，本屬平世之業(ye) 。然兵杫流離，戎馬倉(cang) 皇之際，學術命脈，未嚐無護持賡續之望”，“此皆親(qin) 睹夕陽，苦熬黃昏，於(yu) 沉沉長夜中延此一脈，轉此一機，而開有清以來之三百年學術之新運者也”（9）17。如何在民族存亡之際，不僅(jin) 延續學術之命脈，更“開學術之新運”，錢穆與(yu) 顧頡剛的謀劃雖曲同但不同調。錢穆曾告訴顧頡剛：“弟與(yu) 兄治學途徑頗有相涉，而吾倆(lia) 人才性所異，則所得亦各有不同”（1）18。

顧頡剛與(yu) 錢穆的分歧，可以看成漢、宋治學取徑的不同。這種不同也影響到指導學生方麵，有一次錢穆帶著國學所的學生徒步去新都賞桂。在途中，他告訴兩(liang) 位學生嚴(yan) 耕望和錢樹棠：“我們(men) 讀書(shu) 人，立誌總要遠大，要成為(wei) 領導社會(hui) 、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學者；專(zhuan) 守一隅，做的再好，也隻是第二流。”（2）19這裏麵除表達了對錢、嚴(yan) 二位弟子的期許外，還包含兩(liang) 層意思：一個(ge) 是“領導社會(hui) ，移風易俗”；一個(ge) 是不專(zhuan) 守一隅，“擴大範圍”。在此方麵，陳寅恪與(yu) 錢穆聲氣相通。他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提到清代學術在史學方麵“遠不逮宋人”（3）20，表達對清代學術的不滿，多少也有對新漢學的不滿，結合當時抗戰的背景也就不難理解了。

蒙文通的胞弟蒙思明應錢穆的邀請到齊魯大學國學所作演講，對數十年來“談史學的人，除考據外，皆斥而不談”的風氣痛加針砭，把這種不事綜合不談思想的考據風氣，歸因於(yu) 清代樸學的遺風，另一方麵又接受西洋考據學的餘(yu) 緒。在演講中，對胡適整理國故而引起的漢學風氣的流行，進行了嚴(yan) 厲批評（4）21。此論當然得到了錢穆的認可。錢穆曾評價(jia) 張蔭麟雲(yun) ：“學既博洽，而複關(guan) 懷時事，不甘僅(jin) 僅(jin) 為(wei) 記注考訂為(wei) 止。”（5）22所謂“學既博洽，而複關(guan) 懷時事”，應該就是其認可執守的治學取向。

二、從(cong) “考據”轉向“經世”

曾繁康在1940年《責善》第一卷第五期發表《中國現代史學界的檢討》一文，把史學界分為(wei) 三派：“考據學派”“唯物史觀派”和“理學派”（6）23。這篇文字已經注意到“理學”在當時時局下“複活”的事實。“理學派”強調學術的社會(hui) 功能，對重大的政治問題能發表自己的看法，對未來的國家發展能指示方向。總之，對世道人心能有所影響，或者說對國家民族的未來表達一種關(guan) 心，在民族存亡的關(guan) 口，自然容易由“沒落”而“複活”。錢穆稱自己“鬢齡受書(shu) ，於(yu) 晚明知愛亭林，於(yu) 晚清知愛湘鄉(xiang) ，修學致用，竊仰慕焉”，雖早有經世之心卻“未嚐敢輕援筆論當世事”，“國難以來，逃死後方，遂稍稍破此戒。譬如候蟲之鳴，感於(yu) 氣變，不能自已。”（7）24“感於(yu) 氣變，不能自已”的不僅(jin) 僅(jin) 有錢穆。從(cong) 抗戰前傅斯年提出“書(shu) 生何以報國”的時代命題，到胡適任駐美大使，陶希聖進入侍從(cong) 室，都可以看出學人感於(yu) 世變而做出的調整（傅斯年本人也擔任了國民政府參議）。

當然，麵對國難，不止學人做出調整，國民黨(dang) 也調試著與(yu) 學界的關(guan) 係。1942年春天，蔣介石在成都召見了錢穆。交談中，錢穆勸說蔣在抗戰勝利後“退身下野，為(wei) 中華民國首創一成功人物之榜樣”，並且希望蔣能在“文化思想、學術教育上領導全國”（1）25。其時，蔣介石有意提倡宋明理學，命“國立編譯館”主編宋元明清四朝學案，並指定錢穆負責編撰《清儒學案》，同時邀請他去重慶的中央訓練團作演講（2）26。胡厚宣曾回憶錢的這段經曆，說錢穆有兩(liang) 篇文章“刊於(yu) 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文章被蔣介石看中，認為(wei) 好，乃翻印出教所有軍(jun) 事院校必讀。蔣到成都華西醫學院鑲牙，特召見錢並吃飯。事後錢先生告，蔣請先生坐上座，並問你先生對政治有無興(xing) 趣。錢答有，念書(shu) 就為(wei) 了學以致用。蔣很高興(xing) ，稱那我想辦法”（3）27。

《思想與(yu) 時代》雜誌背後有陳布雷的背景，不僅(jin) 陳會(hui) 看，蔣介石因為(wei) 陳布雷的安排也會(hui) 看到。所以，雜誌中的政論文章便有了些諫言的意味。以錢穆的一篇《政治家與(yu) 政治風度》來看，錢穆認為(wei) 自民國以來，“國人對政治隻注視到製度與(yu) 理論，而忽略了人物。其對人物，又一向重視其才能與(yu) 功績，而忽略了風度”（4）28。風度的核心在於(yu) “政治家之精神與(yu) 內(nei) 心。其德性之發露，學養(yang) 之所輝照，斷斷非憑借地位權利以爭(zheng) 顯其才能功績於(yu) 一時者所能相提並論”（5）28。由政治能力、才華，進而關(guan) 注到政治風度，這種風度的本質，還是宋明理學家所言之“聖賢氣象”，是一種“德性”。錢穆將政治家理想的風度概括為(wei) “尊賢”和“容眾(zhong) ”，這種風度獲得的辦法就是政治家自身具有“開誠心，布公道”的“德性”。錢穆當然希望蔣介石能夠看到這些文字並發生作用，可惜沒有材料可以證明蔣介石看到過，有沒有影響也就無從(cong) 得知了。

錢穆對未來之政治也是有期許的：“今天學甲國，明天學乙國，決(jue) 不是中國的出路。中國政治將來的新出路，……我們(men) 定要能采取各國所長，配合自己國家實情，創造出一個(ge) 適合於(yu) 中國自己理論的政治”（6）29。除了期望未來中國走自己的政治道路外，錢穆更多地是從(cong) 曆史中尋找答案。

中國社會(hui) 是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形態？這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hui) 史論戰的核心問題。就背後的動機而言，是出於(yu) 回答“中國將往何處去”的現實關(guan) 懷（7）30。大致而言學界基本繼承了晚清革命派的主張，認為(wei) “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hui) 之曆史耳，雖至於(yu) 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8）31。中國朝野普遍接受進化論思想，欲為(wei) 中國謀以光明的明天，自然會(hui) 建構一個(ge) 黑暗的昨日，要不然，改革或革命便會(hui) 無的放矢。但是學術研究畢竟不同於(yu) 政治宣傳(chuan) ，如錢穆所說：“國人懶於(yu) 尋國史之真，勇於(yu) 據他人之說，另有存心，借為(wei) 宣傳(chuan) ，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9）32錢穆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非封建社會(hui) ，這在《國史大綱》中俯拾皆是。“中國已往政製，盡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zhuan) 製。中國已往社會(hui) ，亦盡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10）32。

錢穆把負有文化使命的“士”階層，作為(wei) 中國曆史進步、社會(hui) 變革和民族存續的希望所在，他堅持認為(wei) “中國最近將來，其果能得救與(yu) 否，責任仍是在一輩社會(hui) 的中層智識分子，即是曆史上一脈相傳(chuan) 的所謂士人身上。”（1）33在中國“仕學合一”的傳(chuan) 統中，學術和政治是高度綰合的。中國社會(hui) 到底應如何定性？錢穆最終總結中國曆史的脈絡提出了“四民社會(hui) ”（2）34說。錢穆明確反對以“封建社會(hui) ”概括中國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反對以“專(zhuan) 製”兩(liang) 字作為(wei) 傳(chuan) 統政治體(ti) 製的特點。

當然，錢穆並不否認中國曆史上有一個(ge) “跡近專(zhuan) 製的王室”，也承認元、清“兩(liang) 朝政製，更趨於(yu) 專(zhuan) 製黑暗”（3）35。在《國史大綱》中，錢穆更曾指出明代是“君主獨裁”（4）36。但他斷定傳(chuan) 統的儒家政治即是“民主”，認為(wei) 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中國行政官吏的選拔早已通過科舉(ju) 製度而建立了客觀公正的標準，既非任何一個(ge) 特權階級所能把持，也不是皇帝個(ge) 人所能任意指派的（5）37。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他自然無法接受“封建”和“專(zhuan) 製”那種過於(yu) 簡單的標簽，這也是對中國曆史表一種“溫情與(yu) 敬意”。錢穆對流行的“君主專(zhuan) 製”說的批駁，引起爭(zheng) 論是很自然的事。

錢穆的關(guan) 注點還是在當下，他認為(wei) “本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教育，要一輩從(cong) 事政治活動者，先在其內(nei) 心具有一種自動負責服務的道德修養(yang) ，而現在則付之闕如”（6）。1941年7月，錢穆在一次報告中講道：“我常聽人說，中國自秦漢以來二千年的政體(ti) ，是一個(ge) 君主專(zhuan) 製黑暗的政體(ti) 。這明明是一句曆史的敘述，但卻絕不是曆史的真相”（7）38。在一個(ge) 普遍認為(wei) 中國曆史是專(zhuan) 製政體(ti) 的時候，錢穆從(cong) 中國的曆史脈絡出發展開思考，不管結論正確與(yu) 否，都是一種“從(cong) 中國發現曆史”的努力。

梁漱溟在看完錢穆的《政學私言》後，認為(wei) “私言”其實是“為(wei) 政治協商會(hui) 議進言”的“公言”，錢穆雖做出“書(shu) 生議政，僅(jin) 負言責”的回應，但已經敏感地認識到：“若俟政治協商會(hui) 議有成果，則河清難矣，恐僅(jin) 幻想耳”（8）39。士人乃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重心所在，肩負著政治責任、領導社會(hui) 、淳化風俗和提供可仿效的榜樣等功能。錢穆在有意無意中傳(chuan) 承了中國思想史上的悠久傳(chuan) 統，傳(chuan) 統士人“以澄清天下為(wei) 己任”的意識，被錢穆解釋為(wei) 一種“學治”的思想，他認為(wei) ：“學治之精義(yi) ，在能以學術指導政治，運用政治以達學術之所祈向，為(wei) 求躋此，故學術必先獨立於(yu) 政治之外，不受政治之幹預與(yu) 支配，學術有自由而後政治有向導。學術者乃政治之靈魂而非工具，惟其如此，乃富於(yu) 學治之精義(yi) ”（9）40。在“學治”思想的邏輯裏，學問思想自然能發揮領導社會(hui) 、指導政治的功效。錢穆以此作為(wei) 理解中國曆史的一把“鑰匙”，他認為(wei) 學術應該領導政治，自然是認為(wei) “道統”高於(yu) “治統”，此觀點後經其弟子餘(yu) 英時發揮，成為(wei) 理解士人文化的核心觀念..（10）41。

三、從(cong) 史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

錢穆曾多次提到：“自能獨立思考以來，便為(wei) 一個(ge) 最大的問題所困擾，即中國會(hui) 不會(hui) 亡？”（1）42具體(ti) 而論，錢穆的“政治見解”和對現實的關(guan) 懷，背後都存有一個(ge) 文化的大問題。錢穆早年受梁啟超《中國不亡論》的感召，把“救國保種”視為(wei) 第一要義(yi) （2）43。麵對民族存續的困局，錢穆決(jue) 心闡釋中國曆史文化的精義(yi) ，“解決(jue) 中國曆史傳(chuan) 統文化之一大問題”（3）44，在本土文化中尋找未來生發的根由。

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guan) 鍵時期。如何為(wei) 這個(ge) 民族的存續去奮鬥？為(wei) 什麽(me) 這個(ge) 民族的曆史文化值得保存？這個(ge) 民族的曆史文化的價(jia) 值如何，意義(yi) 為(wei) 何？基於(yu) 這些問題的探討，尤其是“寄寓著強烈的時代關(guan) 懷”（4）45，錢穆由曆史轉向文化研究（5）46。1941年冬天，錢穆在重慶中央訓練團做了題為(wei)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之演變》的演講，提出一些文化概念的界定、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國文化四期說、中西文化的衝(chong) 突和融合等（6）47。後來錢穆自述這篇演講是《中國文化史導論》的總綱領（7）48。隨後錢穆把對文化問題思考的具體(ti) 內(nei) 容陸續刊登在《思想與(yu) 時代》雜誌上。這些文章，基本形成了錢穆以後文化學研究的格局。

什麽(me) 是文化？什麽(me) 是文明？非常巧合的是，德國的諾貝特·埃利亞(ya) 斯與(yu) 錢穆大約同時在東(dong) 西方世界都提出同樣的命題。埃利亞(ya) 斯的社會(hui) 學名著《文明的進程》在1939年正式出版，主要從(cong) 辨析“文明”與(yu) “文化”的涵義(yi) 來探討“文明產(chan) 生的社會(hui) 根源”（8）49。錢穆則認為(wei) ：“文化是指人類的生活；人類各方麵各種各樣的生活總括匯合起來，就叫它做文化”，因此“所謂文化，必定有一段時間上的綿延精神”，換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傳(chuan) 統的曆史意義(yi) ”（9）。

與(yu) 梁漱溟在1922年出版的名著《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立意不同，錢穆認為(wei) ：“中國文化問題，實為(wei) 一極當深究之曆史問題”..（10）50。他進一步指出，“近人討論文化，多從(cong) 哲學著眼，但哲學亦待曆史作解釋批評。真要具體(ti) 認識文化，莫如根據曆史。忽略了曆史，文化真麵目無從(cong) 認識，而哲學亦成一番空論”..（11）51。錢穆認為(wei) ：“欲治一民族一國家之文化，主要即在其曆史。昧忽其曆史實跡，則一切皆落於(yu) 虛談”..（12）52。研究曆史最應注意的是：“在此曆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曆史乃其外表，文化則是其內(nei) 容”..（13）53。

關(guan) 於(yu) 中西文化的差異，一直是近代學人重點關(guan) 注的領域。在後來結集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導論》中，錢穆自述其書(shu) 主要討論的是“中西文化異同問題”，是“中國文化有係統之著作”，並自述基於(yu) 以下信念寫(xie) 成：

一、“文明”、“文化”皆指人群生活言。文明可傳(chuan) 播與(yu) 接受，文化則必由群體(ti) 內(nei) 部精神累積而產(chan) 生。二、人類文化大別不外遊牧、農(nong) 耕、商業(ye) 三類型。遊牧、商業(ye) 型起於(yu) 內(nei) 不足、需向外尋求，文化特性常為(wei) 侵略的。農(nong) 耕型可自給，無事外求，文化特性常為(wei) 和平的。三、人類文化終必以和平為(wei) 本，故領導者必以大型農(nong) 國是賴。四、中國為(wei) 舉(ju) 世農(nong) 耕和平文化最優(you) 秀之代表，綿延五千年之久，若能配合新科技之裝備，而依然保有深度之安足感，則於(yu) 世界人類文化和平必有大貢獻。五、欲改進中國，使中國人回頭認識自己以往文化真相，則為(wei) 絕要一項目。六、除卻曆史，無從(cong) 談文化。故應從(cong) 全部曆史之客觀方麵來指陳中國文化之真相。（1）54

在中西文化的融合方麵，錢穆在《中西接觸與(yu) 中國文化更新》中提到西學東(dong) 漸後，關(guan) 心中國文化的人都要注意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如何趕快學到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二是如果學到了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而不把自己傳(chuan) 統文化喪(sang) 失，換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更光輝與(yu) 更充實。若第一問題不解決(jue) ，中國的國家民族根本不存在；若第二問題不解決(jue) ，則中國國家民族雖得存在，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則仍失其存在”（2）55。麵對西方文化的強勢挑戰，中國文化自然需要進行調整，即錢穆所謂“更生之變”，但是更新的動力必須來自中國文化係統的內(nei) 部。總之，錢穆認為(wei) “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xing) 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麵的新材料，來營養(yang) 自己的舊傳(chuan) 統。中國人常抱著一個(ge) ‘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麵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值，都可融會(hui) 協調，和凝為(wei) 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ge) 特性”（3）56。

的確，對西方文化並不能一概排斥，因為(wei) 中西兩(liang) 種文化是兩(liang) 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東(dong) 方中華文化偏在曆史與(yu) 藝術的右半圈，而西方歐洲文化則偏在宗教與(yu) 科學的左半圈”，東(dong) 西方互相學習(xi) ，方可“交融互益”，而東(dong) 方人應從(cong) “西方純科學的精神上來學科學”（4）57。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錢穆對中國文化融合精神有精彩的分析，對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仍有意義(yi) ，特引述之：

中國文化是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學的，他注重具體(ti) 的綜括，不注重抽象的推概。惟其注重綜括，所以常留著餘(yu) 地，好容新的事象與(yu) 新的物變之隨時參加。中國人一向心習(xi) 之長處在此，所以能寬廊，能圓融，能吸收，能變通。若我們(men) 認為(wei) 人文科學演進可以利用自然科學，可以駕馭自然科學，則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可以容得進近代西方之科學發明，這是不成問題的。不僅(jin) 可以容受，應該還能融化能開新。這是我們(men) 對於(yu) 麵臨(lin) 的最近中國新文化時期之前途的希望。（5）56

錢穆所受史賓格勒的影響，主要來自兩(liang) 個(ge) 觀點：一是有關(guan) “民族”、“文化”、“曆史”三者之間的“形態學聯係”；一是具體(ti) 將文化分為(wei) “農(nong) 業(ye) 文化形態”、“遊牧文化形態”、“商業(ye) 文化形態”（6）58。錢穆曾批評有些學者受史賓格勒文化理論的影響，主張中國文化已經經曆數次循環，非同一文化之延續者，實因為(wei) 未掌握中國文化內(nei) 之真精神與(yu) 真麵目（7）59。總之，錢穆認為(wei) 中國文化優(you) 於(yu) 西方文化，中國文化是獨特的，不僅(jin) 不會(hui) 滅亡，未來更會(hui) 走一條自己的道路。錢穆對中國曆史文化堅定不移的擁護立場及樂(le) 觀精神，象征著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和不畏強暴的民族尊嚴(yan) ，在中華民族奮起抵抗侵略的路上，這種充滿激情的“感知”，必定對這個(ge) 民族隨後的曆史起著重大的影響作用。正如韋政通看到的：“在抗日時期，對宏揚傳(chuan) 統文化，發揚民族精神，（錢穆先生）居功甚偉(wei) ”（1）60。

四、結語

近代中國經曆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其中，抗戰時期為(wei) “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guan) 頭”，是“一個(ge) 赫然在望的新時代”（2）61。王汎森在論述錢穆與(yu) 民國學風時留意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抗戰時期，刻意要提出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之特殊性，至此，錢氏似已脫離舊轍，要以一個(ge) 新的體(ti) 係來對抗新文化運動以來的體(ti) 係。決(jue) 裂之後的錢穆，再度成為(wei) 荒野中的英雄，他逐漸脫離考證，轉向心性義(yi) 理之學，轉向曆史文化的大論述，希望從(cong) 傳(chuan) 統曆史文化中尋得一種通解，並為(wei) 實現指出一個(ge) 確當的方向”（3）62。我們(men) 選取抗戰時期錢穆的學術轉變，通過具體(ti) 分析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wei) 來盡可能理解錢穆那一代學人的學思曆程，促使進一步來思考，麵對時代提出的問題，當代中國學人該如何回答？基於(yu) 現實的關(guan) 懷，錢穆分析中國社會(hui) 的形態，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非封建非專(zhuan) 製，既不認可晚清以來形成的成說，又不同於(yu) 唯物史觀派以西方模式來考察中國。從(cong) 中國曆史的自身出發，從(cong) 而得出中國的答案，對當今學界擺脫“西方中心觀”和“在中國發現曆史”仍有啟發意義(yi) 。

傅斯年在回首往事時稱，七七事變之前是中國學術界的“黃金時代”，文史學界“頗有乾嘉之盛”（4）63。而錢穆則從(cong) “領導社會(hui) ，移風易俗”的角度看這段歲月，認為(wei) 以“學術與(yu) 時代脫節”一句話來形容最貼切（5）64。錢穆在抗戰時期的學術轉變奠定了其以後的學術走向，其中對宋明理學的關(guan) 注成為(wei) 其一生的學術追求。他以理學為(wei) 中國文化的骨幹精神，並孜孜以求中國文化的現代命運，重振儒家精神，錢穆的這種轉變發生於(yu) 中國文化存亡之關(guan) 鍵時刻，值得多加注意。錢穆接受士人傳(chuan) 統的教育，也努力成為(wei) 一個(ge) “現代中國的士”，在沒有功名追求的情況下，能夠在“傳(chuan) 統向現代”的轉型中安身立命，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表一種溫情與(yu) 敬意，亦能在特殊的時期促使理學複興(xing) 並發一種光輝。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走向何處去”的答案仍在追索之中，但幸運的是，我們(men) 隱約看到了途轍，正如錢穆所說：“餘(yu) 對國家民族前途素抱堅定之樂(le) 觀，隻望國人能一回顧，則四千年曆史文化朗在目前。苟有認識，迷途知返，自有生機”（6）65。當代中國學人於(yu) 此應有所體(ti) 悟，亦是對錢穆先生畢生探索的最大報償(chang) 。

注釋
 
1傅斯年語，參見傅斯年：《致胡適》，1942年2月6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頁。
 
2王汎森：《近代史家的研究風格與內在緊張》，劉翠溶主編：《中國曆史的再思考》，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78頁。
 
3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曆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王曉冰譯，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43、146-155頁。
 
4（1）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總序》，《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頁。
 
5（2）餘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頁。
 
6（3）柳存仁：《北大與北大人》，收入陳平原主編：《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04頁。
 
7（4）錢穆：《古史辨·錢序》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
 
8（5）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85頁。
 
9（6）錢穆：《與餘英時信》，1958年3月19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3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第413頁。
 
10（7）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錢穆專論“學術與風氣”的關係，參見第264-281頁。
 
11（1）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頁。
 
12（2）錢穆：《宋明理學概論·序》，1953年2月10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頁。
 
13（3）嚴耕望：《治史三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頁。
 
14（4）（5）（8）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17，247，362頁。
 
15（6）錢穆：《紀念張曉峰吾友》，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第412頁。
 
16（7）錢穆：《曆史與文化論叢·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
 
17（9）錢穆：《齊魯學報創刊號發刊詞》，收入《文化與教育》，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57-58頁。
 
18（1）顧頡剛：《錢穆來信》，1940年7月2日，《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日記》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95頁。同在齊魯大學國學所的胡厚宣也曾回憶道：“錢穆先生做學問，主張‘學以致用’，講‘內聖外王’之道。與顧先生相比，錢先生以主立為主而顧先生以主破為主，顧先生是要弄清事實真偽，錢先生則是講事實是怎樣，同時錢先生講做人、人生應該怎樣。這大概是二人的區別所在。”參見胡厚宣：《齊魯大學國學所回憶點滴》，載《中國文化》總第14期，1996年12月。
 
19（2）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46頁。
 
20（3）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9-270頁。
 
21（4）蒙思明：《考據在史學上的地位》，載《責善》第二卷第18期，1941年12月1日，第7-10頁。
 
22（5）錢穆：《中國今日所需之新史學與新史學家》，載《思想與時代》1943年第18期，第12頁。
 
23（6）曾繁康：《中國現代史學界的檢討》，載《責善》第1卷第5期，1940年。
 
24（7）錢穆：《文化與教育·序》，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頁。
 
25（1）錢穆：《屢蒙蔣公召見之回憶》，《中央日報》（台北），1975年4月16日，轉引自何方昱：《“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頁。據錢穆自己的記述，他在教育部召開的會議上的講辭刊登在報紙上，蔣介石看到後便試圖聯係召見，並在1942年秋天兩次在成都召見，參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43頁。
 
26（2）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46頁。
 
27（3）胡厚宣：《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回憶點滴》，載《中國文化》總第14期，1996年12月。
 
28（4）（5）錢穆：《政治家與政治風度》，載《思想與時代》第10期，1942年5月，第15，1頁。
 
29（6）錢穆：《中國曆史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頁。
 
30（7）參見陳峰：《民國史學的轉折——中國社會史論戰研究（1927—1937）》，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1（8）譚嗣同：《仁學》，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37頁。
 
32（9）（10）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1，22頁。
 
33（1）錢穆：《如何研究中國史》，載《曆史教育》第1期，1937年，收入蔣大椿主編：《史學探淵——中國近代史學理論文編》，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頁。
 
34（2）（6）錢穆：《國史新論》，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45，102頁。
 
35（3）錢穆：《政學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
 
36（4）錢穆：《國史大綱》，第666頁。
 
37（5）餘英時：《錢穆與新儒家》，收入氏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頁。
 
38（7）錢穆：《文化與教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頁。
 
39（8）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54-255頁。
 
40（9）錢穆：《學統與治統》，載《東方雜誌》第41卷第15期，1945年8月，第6頁。
 
41（10）參見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2（1）餘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頁。
 
43（2）錢穆：《國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76頁。
 
44（3）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145頁。
 
45（4）錢穆：《紀念張曉峰吾友》，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51冊，第412頁。
 
46（5）關於錢穆文化學的專門研究可參見梁淑芳：《錢穆文化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版。
 
47（6）此文收入錢穆：《國史新論》，第307—330頁。
 
48（7）（9）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北京，商務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31頁。
 
49（8）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王佩莉、袁誌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頁。
 
50（10）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台北，正中書局，1951年版，第5頁。
 
51（11）錢穆：《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史學》，收入《中國學術通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頁。
 
52（12）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6頁。
 
53（13）錢穆：《中國曆史研究法·序》，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頁。
 
54（1）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版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頁。
 
55（2）錢穆：《中西接觸與文化更新》，《中國文化史導論》，台北，正中書局，1951年版，第162頁。
 
56（3）（5）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台北，正中書局，1951年版，第162，180頁。
 
57（4）錢穆：《兩種人生觀之交替與中和》，載《思想與時代》1941年第1期。
 
58（6）戴景賢：《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13頁。
 
59（7）錢穆：《文化學大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1頁。
 
60（1）韋政通：《現代中國儒家的挫折與複興》，收入《儒家與現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頁。
 
61（2）張蔭麟：《中國史綱·自序》，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62（3）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頁。王文考察錢穆、胡適等與新漢學的關係用力頗多，但對抗戰時期錢穆的轉變語焉不詳。
 
63（4）傅斯年：《台灣大學與學術研究》，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五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頁。
 
64（5）錢穆：《新亞學報·發刊辭》，載《新亞學報》1955年第1期。
 
65（6）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