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慶鏞與(yu) 道鹹學術

作者：陳友良（福建師範大學社會(hui) 曆史學院）

來源：《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

摘要：陳慶鏞是道鹹士人承認的漢學家。因其學術背景、仕宦經曆及個(ge) 人性情，他與(yu) 道鹹學術格局的諸多趨向多有交集和互動，其思想和學術的發展轉變是觀照道鹹學術流變的一麵鏡子。晚年陳慶鏞提出“六經宗許鄭，百行學程朱”格言，主張立足顧炎武的學術思想和實證方法，倡議會(hui) 通漢學、宋學和經世學三種學問，以嶄新的精神麵貌追求經世致用之學以救濟時艱。縱觀陳慶鏞的學術人生，他以政學會(hui) 通、漢宋會(hui) 通、考據經世會(hui) 通的特點，為(wei) 複雜多元而又交相為(wei) 用的道鹹學術作了說明。

關(guan) 鍵詞：道鹹學術；陳慶鏞；漢學；宋學；通經致用；

作者簡介：陳友良，男，1974年生，福建尤溪縣人，福建師範大學社會(hui) 曆史學院副教授，曆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

道光朝禦史陳慶鏞(1795—1858)留給世人有兩(liang) 種形象：第一種形象是“諫垣名臣”。陳慶鏞生前以禦史身份抗直敢言，彈劾琦善、文蔚、奕經等權貴，迫使道光帝收回再次起用三權貴之成命，世稱他與(yu) 蘇廷魁、朱琦為(wei) “諫垣三直”，加上金應麟，時人又稱他們(men) 為(wei) “四虎”(1)1。晚清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表彰陳慶鏞、袁端敏諸公“正言讜論於(yu) 廟堂之上”，是延續國脈不墜的儒臣模範(2)2。民國學者楚金評論陳慶鏞是亦官亦學，“雖為(wei) 經生，實亦懷抱經世之具者”(3)3。第二種形象是學者。科舉(ju) 入仕後的陳慶鏞的學術活動相當活躍且有一定號召力，他與(yu) 阮元、程春海、龔自珍、魏源、梅曾亮、張穆、何紹基、苗夔、桂文燦等一幹學術人物有交往，龔自珍特別欽佩他，說他“談經頗似李文貞(光地)”(4)4。後學桂文燦讀了陳慶鏞為(wei) 柳賓尗所撰《榖梁大義(yi) 述序》後，“知其深於(yu) 經學”(5)5。曾國藩在《苗先麗(li) 墓誌銘》中稱陳慶鏞是“講小學者”(6)6。晚清李慈銘閱讀陳慶鏞的《籀經堂集》，稱其為(wei) “漢學名家”，並對其金石學及音韻學的見解極其佩服(7)7。劉師培在其《南北考證學不同論》一文中，認為(wei) 陳慶鏞得阮元、陳壽祺的經學考證學之傳(chuan) (1)8。《清儒學案》視陳慶鏞為(wei) 乾嘉經學大師程恩澤名下的“春海學案”中的重要一員，並選錄了他的《經說上》全部15篇文章及其他3篇序言，篇幅居學案同人之首(2)9。張舜徽在其《清人文集別錄》中評論陳慶鏞的學術觀點時說：“以餘(yu) 觀其考古之識，固不在朱為(wei) 弼下也。”(3)10

但是相較而言，在後人印象中，陳慶鏞的官聲重於(yu) 他的學問，乃至《清史稿》以極大篇幅敘述他的直諫故事，對他的學術成就則一筆帶過：“精研漢學，而製行則服膺宋儒，文辭樸茂，著有《籀經堂文集》《三家詩考》《說文釋》《古籀考》等書(shu) 。”(4)11支偉(wei) 成所編《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收進370餘(yu) 名清代漢學家，並經章太炎校訂，卻還是略過了陳慶鏞(5)12。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學術界對於(yu) 陳慶鏞作為(wei) 漢學家或經學家的一麵了解有限。

道、鹹之際，正是中國社會(hui) 處在內(nei) 憂外患的迫蹙形勢下，政治學術經曆著後乾嘉時代的“日盈則昃、由盛而衰”的階段(6)13，士人階層受時勢相迫，麵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窮思眇慮，孜孜以求應變之道，學術和文化格局於(yu) 是表現出新舊雜糅、流變紛呈的特征。依據學者的研究，道鹹學術的格局主要有以下幾個(ge) 方麵構成：理學複蘇、考據學之流衍、漢宋調和、常州經今文學派的活躍，以及經世實學、邊疆輿地學、金石學、諸子學興(xing) 起，等等(7)14，以及象征思想界新動向如禮教思潮、顧祠會(hui) 祭等，均有相關(guan) 研究成果(8)15。如果以這些課題來考察陳慶鏞一生，呈現兩(liang) 個(ge) 學術特征：一是其學術涉獵較廣，包容上麵諸多領域。二是他與(yu) 上述領域的諸多學界翹楚都有一定的交往和互動。因此，本文擬通過對陳慶鏞的成學過程及學術交遊的鉤索，探討他與(yu) 道鹹時期學術文化思潮的互動關(guan) 係(9)16。

一、閩學之滋育

泉州曾是閩學的重鎮，《晉江縣誌》記載：“泉郡為(wei) 子朱子過化之地，而王梅溪、真西山兩(liang) 先生皆守茲(zi) 土，所以啟迪而薰陶之者，至深且久，故有海濱鄒魯之稱，钜儒名臣後先輩出。士生其間，耳濡目染，必有以繼跡前賢。而教育造就，非加意於(yu) 書(shu) 院不可。”(1)17就以《易》學研究來說，明代以來泉州、晉江學者的研究成果尤夥(huo) ，如陳慶鏞娓娓道來：“吾泉多以易名家，前明自蔡文莊公《蒙引》而外，注易者不下數十家，而郭鵬海尤偉(wei) ，海內(nei) 宗仰，國朝則李文貞公獨總其成。”(2)18又如數家珍地說：“明一代天下言《易》者，推晉江，而晉江以蔡、陳、蘇三家為(wei) 最。”(3)19陳慶鏞就是生長在這個(ge) 閩學研究和書(shu) 院教育氛圍濃厚的“泉郡”。

乾隆六十年(1795)，陳慶鏞出生於(yu) 一個(ge) 普通的庶人家庭。幼年時期，陳慶鏞即受學於(yu) 精研理學的龔元，背誦理學諸書(shu) 及經史著作。李崢嶸所撰《頌南陳公墓誌銘》中提到：“公七歲就外傅，聰慧異常。”(4)20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啟蒙教育是從(cong) 背誦宋儒的經典著作開始的。

道光二年(1822)春天，陳慶鏞二十七歲參加鄉(xiang) 試，考題是作《諫果賦》，當時禦史韓鼎晉(字樹屏，1767—1826)督福建學政，“得公卷，大加賞識，以將來必為(wei) 諫垣名臣，遂拔冠軍(jun) ，取入晉庠一名。”(5)20“諫果”是橄欖的別稱，味道苦酸而澀，食後回甘。生在福建的陳慶鏞對於(yu) 橄欖的特性應有所了解，由此他聯想到“諫諍”之難，並以此立意作文，竟然得到身任禦史的韓學政的重視。同年，在韓師的鼓勵下，陳慶鏞首次進京會(hui) 試，韓對他“飲食教誨備至”(6)21。晚年陳慶鏞為(wei) 韓師《秋江歸棹圖》題跋，描述韓師“正色立朝，聲望隆天下”的一代禦史形象，讚賞其“移孝作忠”的政治信念，同時感念韓師培育閩省學風的功績：“持英蕩來閩，孜孜培養(yang) 士氣，文風為(wei) 之一新。”(7)22韓鼎晉的品行道德對陳慶鏞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後來陳慶鏞亦成為(wei) 一名禦史，並非偶然。

現在沒有資料可以直接說明陳慶鏞最早什麽(me) 時候接觸到漢學，但他的學生陳棨仁曾指出老師“少而岐嶷，為(wei) 淹貫甄綜之學，不屑逐時好”(8)23。這種博聞強記、不肯屈就成說的學習(xi) 態度，無疑是從(cong) 事漢學研究的前提。福建學者的漢學研究起步較晚，自乾隆中葉紀昀、朱珪視學福建，漢學始為(wei) 閩學者所重視，議論漢學的風氣漸在閩學者中興(xing) 起，並時有經史訓詁類著作問世。至嘉道之際，陳壽祺(字恭甫，1771—1834)以其精深的漢學研究，一舉(ju) 成為(wei) 福建學界的領軍(jun) 人物。謝章鋌曾記載：“老生宿儒雖未嚐不謹守朱子之法，然其議論則有加焉，見聞則有進焉，乃相與(yu) 立為(wei) 讀書(shu) 榭。榭中名宿如梁九山宮詹、林樾亭大令、龔海峰太守十數公，皆讀書(shu) 等身，著書(shu) 等身。最後陳恭甫侍禦出，以沉博絕麗(li) 之才，專(zhuan) 精許、鄭，建漢學之赤幟。”(1)24由此可推斷，以當時漢學在福建興(xing) 起的程度而言，陳慶鏞對漢學應已有所涉獵。至少在嘉慶十八年(1813)，陳壽祺到泉州清源書(shu) 院任教，擬招收弟子，不滿二十歲的陳慶鏞就以一篇《郊褅考》的古學論文，深獲陳壽祺的賞識，入其門下，得以在這位漢學名師的指導下進行係統的學術訓練(2)25。

陳慶鏞在《鼇峰載筆圖題辭》中提到當時陳壽祺主持清源書(shu) 院時的教學內(nei) 容：“既而授《三禮》《春秋大事表》《說文》《廣雅》等書(shu) ，發疑辨難，指畫無虛，日暇則課讀《史》《漢》，旁及《文選》《詞宗》《詞律》，提命益切，如是者數年。”(3)25《說文》《廣雅》等學，無疑是一個(ge) 漢學家所必備的治學門徑。而且陳壽祺要求學生必讀史學著作，除了上述《史》《漢》等經典著作外，他同時為(wei) 學生編選一些近人的經史類文章，刊刻成《冶南文藪》一書(shu) ，供他們(men) 課藝之用，其中就收錄了若幹當時閩人的文章，如閩縣人何則賢(字道甫，1801—1852)。陳慶鏞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撰《藍水何氏〈三孝義(yi) 傳(chuan) 〉序》，對自己早年閱讀何則賢文章仍然記憶猶新：“餘(yu) 於(yu) 十數年前讀恭甫師所選《冶南文藪》一書(shu) 中錄道甫《論著經史》諸篇，落落數千言，皆能暢所欲敘，心韙其學之有本。”(4)26從(cong) 理論上說，嚴(yan) 格按照陳壽祺的“研經”和“考史”並重的學術訓練方法，學生未來“必可成為(wei) 辨是非、窮變化、通時務，入可以立言以傳(chuan) 世，出可以敷政而佐時的通儒”(5)27。應該說，陳慶鏞後來成為(wei) 漢學研究者，證明了陳壽祺的通儒教育理論是有一定效果的。

在陳壽祺的帶領下，清源書(shu) 院漢學研究風氣甚為(wei) 濃厚，同學之間的相互研討和學習(xi) 的話題也以漢學為(wei) 主。王懷佩也是陳壽祺麾下的得意弟子，1853年死於(yu) 農(nong) 民起義(yi) 軍(jun) 之手。陳慶鏞撰《王懷佩先生殉難紀遺》時提到早年他們(men) 在清源書(shu) 院學習(xi) 期間的學術研討情況：“先生(王懷佩)邃於(yu) 三禮之學，於(yu) 四書(shu) 典要，研覈尤精，家藏書(shu) 數萬(wan) 卷，下丹鉛者，鉤稽輒當，嚐出所鈔本金誠齋《求古錄》及蔡邕《明堂月令》，朝夕與(yu) 餘(yu) 商榷參訂，以待梓行。”(6)21須知這裏所提及的金誠齋(名鄂，1771—1819)，精通《三禮》之學，所著《求古錄》一書(shu) ，“取宮室、衣服、郊祀、井田之類，貫串漢、唐諸儒之說，條考而詳辨之。”(7)28陳慶鏞曾研讀過此類書(shu) 籍，正說明當時他對於(yu) 古製度的考證興(xing) 趣盎然。後來陳壽祺又受聘福州鼇峰書(shu) 院掌教，仍然不時提醒陳慶鏞治學方法當以文字訓詁探明古人遺意，即陳慶鏞所說“嚐以手教來命稽撰達恉，務得古人堂奧”(8)。這是漢學家最為(wei) 看重的治學方法。所以清源書(shu) 院時期受教於(yu) 陳壽祺，可視為(wei) 陳慶鏞治漢學之發端。

不寧惟是，陳慶鏞與(yu) 鄉(xiang) 試同年廈門呂世宜(號西村，1784—1855)的交遊，說明早在福建時期他已經接觸到金石、篆刻、書(shu) 畫之類的學問。呂世宜先後受業(ye) 於(yu) 廈門名師周禮、王瓊林、周凱等，“間有古義(yi) 法”，從(cong) 他們(men) 那裏深得古文“義(yi) 法”，且其個(ge) 人數十年沉浸於(yu) 金石篆畫的研究，是享譽閩台兩(liang) 岸的金石、書(shu) 畫大家。有人評價(jia) ：“呂子西村，好古而辟。凡金石磚甓之文，摩撫審玩，嗜若生命。善屬文，工篆隸。”(1)29陳慶鏞與(yu) 呂世宜是壬午(1822)鄉(xiang) 試同年，“誼同兄弟”(2)30。道光八年(1828)冬，陳慶鏞到廈門拜訪呂世宜，“見其酷耆金石，篆畫精確，心焉好之”(3)31，萌生了對金石篆畫的喜愛。他後來對金石文字的精湛研究，是在阮元的指導下進行的，但是呂世宜的早期影響當不容忽視。

由上麵的敘述大略可見陳慶鏞的成學，三十歲以前在福建就已經接受了宋學和漢學的係統訓練，並接觸到當時學術的主流，至少涉獵三禮學、春秋學、文字聲韻學、書(shu) 法篆畫、史學等方麵的學問，他的漢學研究的基址便是在這一時期奠定的。張舜徽亦認為(wei) ，早在福建時期，陳慶鏞已具備成為(wei) 漢學家的基礎，“慶鏞經史、故訓、詞章之學，蓋植基於(yu) 此時。”(4)32

二、從(cong) 遊諸先生

道光十二年(1832)，陳慶鏞三十七歲，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授禦史。陳慶鏞在京師居住達十餘(yu) 年，訪名師，廣交友，所學愈廣，凡天算、六書(shu) 、訓詁、金石皆有涉獵。陳慶鏞的座師是吳縣潘世恩(1769—1854)，時任軍(jun) 機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後又以高齡晉武英殿大學士，又晉太傅，身居高位。但潘世恩並不以漢學見長，陳慶鏞似乎也沒有從(cong) 他那裏獲得學術方麵的指點，其文集中隻有一首詩《壽潘宮保七十》，取石鼓文字仿《雅》體(ti) ，為(wei) 座師七十大壽而作，實際上，他係以精湛的文字訓詁之作向恩師致敬(5)33。然而陳慶鏞與(yu) 吳縣的潘氏家族的關(guan) 係並未到此為(wei) 止，後來，他還為(wei) 潘世恩的堂兄潘世璜的遺像題辭，讚其一生致力於(yu) 程朱理學之研究，“睹其貌，岩岩而峻，肅肅而溫，洵為(wei) 儒者氣象。”(6)34又收下潘世恩之孫潘祖蔭為(wei) 弟子。

寓京期間，陳慶鏞在漢學研究上的進展，主要得益於(yu) 他的兩(liang) 位漢學名師：程恩澤和阮元。程恩澤(號春海，1785—1837)，嘉慶十六年進士，曾師從(cong) 淩廷堪，“凡天算、地誌、六書(shu) 、訓詁、金石皆精究之。”又善考據，“推本賈、服”，《清儒學案》稱他是嘉、道間“儒林祭酒”(7)35。可惜天不假年，於(yu) 道光十七年(1837)病故。奉阮元之命，陳慶鏞與(yu) 汪孟慈、何紹基等人在京南的龍泉寺整理程恩澤的遺文，並親(qin) 撰《龍泉寺檢書(shu) 記》一文，對程師的學術特點加以評論。他開頭即說：“歙程侍郎春海先生器宇汪洋，為(wei) 學根柢兩(liang) 漢師說，餘(yu) 向心往久之。”他對於(yu) 程恩澤的跨越今、古文經學的學術思想，是持欽佩態度的。他又回憶說，當程師還在農(nong) 部任少司徒時，他正好在校勘宋王應麟的《詩考》，就有疑問處向程師多次請教，得到很多指點。程師的博學，對他啟發尤多：“且視及天文、地理，與(yu) 夫古儀(yi) 器、製度、倉(cang) 頡、史籀，造書(shu) 精意，窮源達委，聆若發蒙。”(8)36大概是因為(wei) 這段師生因緣，《清儒學案》將陳慶鏞置於(yu) “春海學案”中。

至於(yu) 阮元的學術指導，對於(yu) 陳慶鏞的學術成長，尤其是在金石學方麵的拓展，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張舜徽曾指出陳慶鏞“後又出阮元之門，飫聞緒論，故一生治學趣徑，複與(yu) 阮元為(wei) 近。”(1)37實際上，陳慶鏞之前的老師，如陳壽祺、程恩澤，均出自阮元之門。道光十三年(1833)，阮元從(cong) 雲(yun) 南回京，陳慶鏞以舉(ju) 業(ye) 正式入了阮元之門。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致仕回裏，這期間至少有兩(liang) 年多的時間，他是在阮元的指導下從(cong) 事金石文字研究的。他的一首金石詩指出阮師的教誨：“析我以疑，博我以藝。道原治流，其人其世。”(2)38前二句是指析疑和授藝，就是教導他校金石文字；後二句是指治學宗旨和讀書(shu) 方法，即治學要追本窮源，讀書(shu) 當知人論世。

道光二十六年(1846)，陳慶鏞回籍，途經揚州，順道拜訪阮元。已經是八年之別了，他寫(xie) 下《九月初二日到揚州謁阮雲(yun) 台師》詩一首並附有解說。當時阮元已是八十二歲高齡，言語表達不清，所以兩(liang) 人以筆談的方式進行交流，陳慶鏞將此次拜見老師比喻成伏生授經。

阮元的經學研究尤其強調“實事求是”的原則。“實事求是”之學，是指在經學研究中，努力尋求古代原來的涵義(yi) 而不作無根據臆斷的訓詁學。阮元對自己的“揅經室”作出解釋：“室名‘揅經’者，餘(yu) 幼學以經為(wei) 近也。餘(yu) 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3)39或受此影響，陳慶鏞最初將自己的室名定為(wei) “問經堂”，同時以“實事求是齋”作為(wei) 自己的齋名(4)40。龔自珍曾記他為(wei) 陳慶鏞題寫(xie) 室名之事，盛讚陳慶鏞專(zhuan) 注治經，心無旁騖，“登是堂也，無雜賓，無雜言焉”(5)41。道光三十年(1850)，時年五十六歲的陳慶鏞再次應詔入京，又自題室名“籀經堂”、“籀經書(shu) 府”等(6)42。“籀”可能取自《說文》：“籀，讀也”(7)22。故“籀經”，即“讀經”。可見其一生的讀書(shu) 興(xing) 趣都在經書(shu) 上，這不能不說與(yu) 阮元旨趣為(wei) 近。

除了直接從(cong) 程、阮二師獲得漢學指導以外，陳慶鏞亦參加了以阮元“積古齋”古物收藏為(wei) 中心的金石文字辨識和考釋的學術活動。道光十五年(1835)，阮元再次入京為(wei) 官，將積古齋所聚集的金器銘文全部拓出，供門下弟子及金石學者研究(8)43。程恩澤與(yu) 阮元交情甚好，又是比鄰而居，兩(liang) 人切磋文字，交遊甚密，他們(men) 的門生弟子亦時相聚會(hui) ，互相辨認金石文字及考訂經史(9)44。陳慶鏞作為(wei) 阮元的及門弟子之一，也是這個(ge) 學術圈的一員，其他主要人員還包括龔自珍、何紹基、吳榮光、許瀚、吳式芬、王筠等。陳慶鏞在《古銅直錢考》中就提到阮元命他以延光壺上的金文考證漢代銅價(jia) 之事，他說：“儀(yi) 征相國夫子出所藏積古齋鍾鼎款識，並示以延光壺及古銅錢相值之數命證。”..(1.0)45《龔自珍年譜考略》中亦記載了陳慶鏞多次參加這個(ge) 學術圈的交遊活動，如道光十四年條記陳慶鏞與(yu) 同人考訂“光和量銘”，道光十七年條記陳慶鏞敦促龔自珍撰《吉金款識》，道光十八年條記陳慶鏞與(yu) 同人在廣恩寺為(wei) 吳式芬、許瀚餞行，道光十八年條記陳慶鏞與(yu) 同人在三忠祠為(wei) 阮元餞行，等等(1)37。因此可以說，陳慶鏞的金石考訂功力的提升，與(yu) 他在此時期頻頻參加金石交遊活動密不可分。正如張舜徽指出：“慶鏞論學之友，以張穆、苗夔、何紹基、王筠諸人，故於(yu) 文字、聲韻、故訓之學，寢饋尤深。”(2)46

需要指出，陳慶鏞駐京時期治學雖以漢學為(wei) 主，但他沒有放棄對宋學的追求。他同時拜入以傾(qing) 向程朱理學著稱的沈維鐈(字子彝，1778—1849)門下。陳慶鏞描述沈維鐈的治學特點是漢宋兼采，他說沈師“生平喜讀宋五子書(shu) ，以為(wei) 典章製度，與(yu) 夫聲音訓詁文字之學，必宗漢人，而道理則備於(yu) 程朱。自明薛敬軒、胡敬齋，以及國朝陸稼書(shu) 諸書(shu) ，靡不沉潛玩索，求為(wei) 身心有用之學。”或許是沈維鐈這種漢宋兼采的學術旨趣，吸引陳慶鏞一直求教於(yu) 沈維鐈，他又說：“慶鏞久隸門牆，當公養(yang) 屙京邸，得造膝請業(ye) ，嚐曰為(wei) 學當從(cong) 實踐下工夫，又曰居官須熟讀通鑒，磨礪益至。”須知“從(cong) 實踐下功夫”、“讀通鑒”等是宋儒最常用的話語。沈維鐈也視陳慶鏞為(wei) 知己，慶鏞回裏時，“公惓惓不忍舍，瀕行複贈以詩。”(3)47道光二十七年(1847)，梁章钜在揚州造訪同年沈維鐈時，有意詢問“門下士最顯者何人?”沈答曰：一是林則徐，一是陳慶鏞，“皆君同鄉(xiang) 也”。梁章钜道：“隻此兩(liang) 人，已足為(wei) 門牆之光，其餘(yu) 不問可矣。”(4)48這可以說明陳慶鏞從(cong) 沈維鐈那裏汲取了宋學及漢宋兼采的學術思想，並得到沈的認可。

科舉(ju) 取士之後的陳慶鏞在漢學上與(yu) 時俱進，並朝著“漢宋兼采”的方向發展。之所以如此，在於(yu) 他具有一種龔自珍所言的篤實、坦蕩的求知精神，這一精神尤其表現在“從(cong) 遊諸先生”上麵，即從(cong) 漢、宋兩(liang) 家學說中吸收思想精華。總的說來，京師時期陳慶鏞學術活動的重心在漢學上麵，對於(yu) 宋學則兼收並蓄。

三、轉向經世致用

陳慶鏞生值乾嘉盛世已衰、西力逼近之際，內(nei) 外交困的處境不容許他僅(jin) 做一名純粹經史考據的學者，他也有著轉向經世致用的強烈願望，希望以此解決(jue) 王朝危機。故其在漢學、宋學領域之外，孜孜欲求經世之學。當然，陳慶鏞學術興(xing) 趣的轉變，也是順應了道光中期以後興(xing) 起的經世致用思潮。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時任戶部主事的陳慶鏞與(yu) 鴻臚寺卿黃爵滋、翰林院編修徐寶善、戶部員外郎汪喜孫等六人共主，邀請部分京官及當年各省來京會(hui) 試的舉(ju) 人42人，在江亭(又名陶然亭)舉(ju) 行展褉。陳慶鏞是江亭展褉的主要組織者，他在會(hui) 後專(zhuan) 門撰文說明展禊的古意和作用，並極為(wei) 慎重地記錄下所有與(yu) 會(hui) 者的名字，計有主人六人，客人四十二人。通過此次集會(hui) 結交了不少經世實學人士，比如戴孫、劉寶樹、劉寶楠、丁晏等人，這些士人的學術取向對他產(chan) 生了一定的影響。

道光中期顧炎武祭祀活動的興(xing) 起，在思想史上，尤應視為(wei) 經世致用學風勃興(xing) 的代表性事件(1)45；而在學術思潮上，則表現為(wei) 漢宋調和思潮的興(xing) 起(2)46。道光二十一年(1841)，梁章钜等奏請顧炎武入祀昆山鄉(xiang) 賢祠；道光二十三年(1843)，張穆、何紹基、苗夔等人倡議在宣南建立顧炎武祠及修褉活動，他們(men) 奏請的重要理由，是顧炎武“植躬清峻，砥行端方，講求經世之學”(3)49。陳慶鏞對於(yu) 同人追慕顧氏的經世之學的行動也積極響應，參與(yu) 了張穆召集的《顧亭林先生年譜》的集體(ti) 編纂工作，寓京期間幾乎每年都參加顧祠紀念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陳慶鏞在士人雅集、交遊的影響下，愈來愈關(guan) 注學術、修身以外的世務問題和經世實學。

鴉片戰爭(zheng) 後，陳慶鏞對時局的憂患感更加深了一層。道光二十二年(1842)，陳慶鏞升任江南道監察禦史，次年他做了一件“聲震天下”的事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朝廷重新啟用鴉片戰爭(zheng) 中被革職的琦善、奕經、文蔚三人，陳慶鏞於(yu) 四月即上《申明刑賞疏》，抗言道光皇帝的用人政策違背《大學》的“絜矩之道”。他說，所謂“矩”，就是“民之好惡”；所謂“好惡”，就是對於(yu) 皇帝刑、賞是否公平的輿論(4)48。此疏在士人中反響強烈，道光帝不得不采納，並收回成命。《清史稿》記載陳慶鏞直諫行為(wei) 曰：“奉旨俞允，同朝額手稱慶，……《邸報》傳(chuan) 抄中外，東(dong) 西南北皆聞公名也。”(5)50陳慶鏞的直諫給他帶來了崇高聲望，與(yu) 朱琦、蘇廷魁被士人並譽為(wei) “諫垣三直”(6)51。同鄉(xiang) 梁章钜亦在筆記中說：“吾鄉(xiang) 陳頌南給諫慶鏞，以一疏劾三貴人，九重為(wei) 之動容，天下想望風采。”(7)52

有學者指出，陳慶鏞上疏事件或許與(yu) 顧祠修褉對於(yu) 經世致用的關(guan) 注有關(guan) ，因為(wei) 據傳(chuan) 《申明刑賞疏》其實是由陳慶鏞的好友張穆代撰(8)53。此論或有道理。陳慶鏞與(yu) 張穆結交於(yu) 道光十八年(1838)(9)54，兩(liang) 人寓京時期有過頻繁的學術交往，陳慶鏞曾回憶說：“曩在都門，得識平定石州，初交甚淡，既而晨夕過從(cong) ，往複辨論經史及古今名物象數，凡倉(cang) 文、籀字、紂紅、不羹之屬，靡不奇共賞疑共析。”堪稱莫逆之交。張穆性情耿直，與(yu) 人交往並不避諱他人短處，往往出言相勸，甚至是“一言偶軼必規，一行偶錯必規。討論昔賢往牒，鉤稽文字形聲時，或謬於(yu) 古必規。”..(1.0)45張穆對於(yu) 陳慶鏞亦如是，在顧祠首祭後兩(liang) 月，有感於(yu) 陳慶鏞學業(ye) 荒疏，直言規勸：“當今天下多故，農(nong) 桑、鹽鐵、河工、海防、民風、士習(xi) ，何一事不當講求?先生富有藏書(shu) ，經學既日荒廢，治術又不練習(xi) ，一旦異以斧柯，亦不過如俗吏之為(wei) 而已。古今必無僥(jiao) 幸之名臣循吏也，願稍斂征逐之跡，發架上書(shu) ，擇其切於(yu) 實用者一二端，窮究竟委，單心研貫，一事畢更治一事。”(1)55這是相當重要的提示，意味著陳、張二人麵對日漸敗壞的時政而積極講求經世致用的學問。

陳慶鏞身居上位且年歲稍長，對於(yu) 張穆的批評卻坦然接受，他表示“人皆謂石州迋，餘(yu) 獨謂石州樸而真。”(2)56陳、張之間的真性情及相互砥礪學問、切靡誌行的風格，深得後輩學人李慈銘的讚賞。李在他的讀書(shu) 筆記中評論道：“固足見石州之抗直，而給事年位遠過石州，其言為(wei) 平交所不堪，而絕不以為(wei) 忤，此豈今人所能及哉。”(3)57陳慶鏞虛懷若穀的性格於(yu) 此可見。

道光二十五年(1845)，陳慶鏞四十八歲，升授工科給事中，巡視東(dong) 城，失察同官案，吏議降調，候選光祿寺署正。他頗受降職影響，情緒低落，於(yu) 二十六年(1846)提交辭呈返鄉(xiang) 。慶鏞回原籍後，一麵主持廈門玉屏書(shu) 院的教學，“棲遲桄門，日事稽撰”(4)58，一麵思索經世之學。他對當地研究農(nong) 田、兵禮、水利、海誌的學者林嘯雲(yun) 十分推許，曾跋其著述，其中提到：“讀書(shu) 將以致用也。學者束發受經，便期於(yu) 遠者大者，自謂能文章，通經世，至問其所學何事，則爽失矣；及近而叩之以當世之務，風俗之是非，世情之厚薄，則又漠然若周聞知。”(5)59他強調作為(wei) 學者就應當充分了解當世之務。

道光三十年(1850)，鹹豐(feng) 帝即位，陳慶鏞年已五十六，在林則徐和大學士朱鳳標的推薦下，補江西道監察禦史，後再調陝西道，詔命繼續履行言官之職。陳慶鏞雖挫於(yu) 前，但這次複出，仍保持耿直廉正本色，“銳氣不撓”，並思知恩圖報，前後上奏章數十疏，有關(guan) 盜匪、海防、民生利弊等，皆有關(guan) 時政。如為(wei) 治理黃河河南段，上《河防籌畫疏》；為(wei) 反對鴉片戰爭(zheng) 以後愈演愈烈的賣官鬻爵狀況，特上《請停捐軍(jun) 功舉(ju) 人疏》，此疏又一次被采納，“士氣為(wei) 之一振”(6)60。這可視為(wei) 晚年陳慶鏞講求經世學問以救濟時艱的一種實踐。

四、漢宋會(hui) 通論與(yu) 漢學成就

據陳慶鏞的學生龔顯曾記載，他“歸裏後，嚐自題楹語雲(yun) ：六經宗孔鄭，百行學程朱。”(7)61他的另外一位學生陳棨仁的記載稍有不同，為(wei) “六經宗許鄭，百行學程朱”。兩(liang) 種說法中雖有伏生、孔安國、鄭玄、許慎等並稱提法的略微差別，但都是漢學宗師，是作為(wei) 與(yu) 宋儒程頤、程顥、朱熹一脈學術體(ti) 係的對照。

“六經宗孔鄭，百行學程朱”不是陳慶鏞一人的私言，而是嘉道之際治漢學者的公開標榜，主張在經學研究方麵尊漢學，在立身製行方麵效法宋儒，如惠士奇(1671—1741)曾手書(shu) 楹貼：“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又如袁枚(1716—1797)作詩曰：“鄭孔門前不掉頭，程朱席上懶勾留”(1)62。這種調和漢儒訓詁之學與(yu) 宋儒修身之學的學風，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是一種“漢宋兼采”思潮，也可稱為(wei) “漢宋調和論”(2)56。陳慶鏞晚年的學術理念正與(yu) 此思潮一致，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從(cong) “調和論”走向“會(hui) 通論”，或者說是用“道通為(wei) 一”的思想去理解漢、宋學的關(guan) 係。其受業(ye) 弟子何秋濤回顧說：“惟即所聞於(yu) 先生，知先生精研漢學而服膺宋儒，嚐謂漢、宋之學，其要皆主於(yu) 明經致用，其歸皆務於(yu) 希聖希賢，他人視為(wei) 二，吾直見為(wei) 一也。”(3)63“吾直見為(wei) 一也”語清晰表明晚年陳慶鏞在努力會(hui) 通漢、宋學，並發現二者在“明經致用”、“希聖希賢”方向上是一致的。

陳慶鏞文字中直接議論漢、宋學會(hui) 通之處很多。鹹豐(feng) 元年(1851)，陳慶鏞應孔繡山雅集之邀，賦詩一首：“峩峩昌黎子，文起八代衰。上紹伏鄭學，下開程朱帷。明德後有達，景仰心靡遺。檢討書(shu) 滿屋，儀(yi) 鄭相追隨。”(4)64這裏“上紹伏鄭學，下開程朱帷”恐怕就是後學所傳(chuan) “六經宗孔鄭，百行學程朱”另一版本了。兩(liang) 種版本的說法，確實說明晚年陳慶鏞轉向漢、宋學會(hui) 通論，以“明德”為(wei) 目標，他非常向往這種漢宋會(hui) 通的願景。又如，他評論一項《易》學研究時提倡打破門戶之見，融合漢學家和宋學家的易學視野，以獲得完全的易學：“餘(yu) 惟漢人多講陰陽，而宋人則專(zhuan) 主理數，易恉無窮，當合漢、宋而通之，無門戶之見，乃可以言易。”(5)65又在一篇跋文中，指出程朱之學實際上是一種平實明白的學問，其義(yi) 理實有可取之處，“今世之為(wei) 學者，好攻詆前人，遂至立為(wei) 門戶之見，不知立言不在乎艱深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說，平易簡實，而理自明。”(6)66可知他的經學觀，以不立門戶為(wei) 宗旨，試圖建立一種漢學和宋學的會(hui) 通之學。

陳慶鏞既是公認的漢學家，其在漢學研究方麵的學術成果和學術思想不應忽略。他的漢學研究領域大致包括小學、經學考釋、金石學三種。清人所謂“小學”，是研究文字、音韻、訓詁的專(zhuan) 門學問。顧炎武最初提出了這樣的口號：“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亦即音韻是治“小學”之根本(7)67。陳慶鏞認為(wei) 顧炎武對於(yu) 音韻學有開山之功，“夫古韻之學，一失於(yu) 梁沈約紐字之圖，再失於(yu) 唐神珙字母之說，至明陳季立創始古音，而我朝顧氏沿流溯源，得千古絕學之傳(chuan) ，著為(wei) 《音學五書(shu) 》，斯道大備。”(8)68所以他始終認同顧炎武所謂治經學必須先從(cong) 聲音文字訓詁入手，“夫不知聲音文字之原，無以明訓詁。不明訓詁，無以通經，有誌經學者，其可不於(yu) 小學之書(shu) 沉研鑽極哉!”(9)69可見他對顧炎武是雙重景仰，既視之為(wei) 經世儒宗，又尊之為(wei) 考據學師祖。

受顧炎武影響，陳慶鏞對於(yu) 《說文》下了很大研究功夫，在方法上，他視之為(wei) 經學研究的門徑。他一再強調：“治經必先於(yu) 聲音訓詁文字，而聲音訓詁文字莫備於(yu) 許書(shu) ”(1)70。又說：“言字學者，必宗《說文》”(2)71。他的朋友中就有不少人是以研究《說文》聞名的，其中就包括桂馥(字未穀，1736—1835)、洪亮吉(字稚存，1746—1809)、王筠(字貫山，1784—1854)、苗夔(字仙麗(li) ，1783～1857)等。他們(men) 之間常常通過書(shu) 劄、序跋及訪問等形式進行學術交流，形成了一個(ge) 《說文》學的學術圈。陳慶鏞經常受邀為(wei) 這些學者的《說文》學著作撰寫(xie) 序跋，對他們(men) 的成果學術價(jia) 值加以評定。如他視桂馥的《說文義(yi) 證》與(yu) 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同等地位，他說：“海內(nei) 通經之士，研精許學，無慮數十家，金壇段氏稱專(zhuan) 業(ye) ，曲阜桂未穀先生同時治是經。……餘(yu) 嚐謂段書(shu) 尚專(zhuan) 確，每字必溯其原。桂書(shu) 尚宏通，每字兼達其委，二書(shu) 實一時伯仲。”(3)72又指出王筠的著作可彌補段、桂二家之不足：“安邱王母山先生潛治是經，積數十年於(yu) 斯，先是撰《係傳(chuan) 校錄》及《說文釋例》，於(yu) 六書(shu) 大恉逐條疏證，創為(wei) 正例、變例諸目，保氏之教煥然如揭日月星辰而行，誠可謂洨長功臣矣。近複纂《說文句讀》十五卷，辨證是非，擇焉必精，語焉必確，於(yu) 是段、桂二家之術，讀者多所折衷。”(4)73又肯定洪亮吉對於(yu) “轉注”的專(zhuan) 門研究當為(wei) 學界圭臬：“稚存先生究心小學，潛研數十載，著為(wei) 此書(shu) ，首以爾雅、說文、釋名、廣雅、小爾雅，分編類纂，繼複撰《比雅》，依爾雅、釋訓、釋言之例，屬辭比事，歸當合一，凡經傳(chuan) 遺言，以及老、莊、管、荀、逸周書(shu) 、白虎通、馬、班二史，匯輯條母成一卷，曰《轉注》，考洵聲音訓詁文字之要歸，而學轉注者，當以是為(wei) 圭臬。”(5)74諸如此類評論，如果他不是對於(yu) 《說文》學已有融會(hui) 貫通的把握，也不會(hui) 如此嫻熟，並自道其所以然。

陳慶鏞在經學研究方麵的成果不多，他的弟子言其一直計劃寫(xie) 作若幹部書(shu) ，如《三家詩考》《說文釋文校本》《古籀考》《榖梁通釋》等，但最終都未能完成(6)75。張舜徽對此的解釋是：“蓋其歲月奪於(yu) 仕宦，無暇伏案，故所學未克底於(yu) 大成。”(7)76不過，在《籀經堂類稿》中，畢竟還有他的《經說》兩(liang) 卷，並曾刊刻了單行本。上卷包括《日中見沫解》《禋於(yu) 六宗解》《釋必》《釋搢》《易林引詩考》等篇，下卷包括《石經考異補》《補劉楚楨寶楠釋榖考》等篇。而且從(cong) 上述他計劃寫(xie) 作的書(shu) 名來看，也可以考見其理路，即以聲音文字訓詁乃至金石考據驗證經史。

除此之外，陳慶鏞在《於(yu) 複齋〈四書(shu) 辨字〉跋》中曾就經、史研究方法分別作出概括：“故治經貴精也，拘牽於(yu) 文誼則鑿，畔離於(yu) 訓故則謬，尋原窮委，研確勃窣，而又繩之以周秦古書(shu) ，斯得之。治史貴廣也，讀未數行輒評騭，失之妄；讀一史未及他史，特下斷，失之疏。善博覽者，正為(wei) 先，稗次之，注又次之，叢(cong) 說為(wei) 下，引證旁達，坒次屬辭，斯得之。”(8)其所謂“治經貴精”，強調的是一種深度研究方法，與(yu) 乾嘉考據學派所主張的“尋原窮委”是一致的，而又如顧炎武般特別強調以先秦古文字訓詁作為(wei) 考據準繩；所謂“治史貴廣”，就是“通學”的方法，講求旁征博引，同時又注意史料的等級性。因此，陳慶鏞對於(yu) 經史研究旨趣，以方法和材料為(wei) 先，可以用“確守顧氏亭林之學”一言概括(1)62，這本是陳慶鏞評價(jia) 苗仙麗(li) 學術成果的話語，也是其夫子自道。

陳慶鏞的金石學研究也有若幹成果。他意識到，研究金石也是為(wei) 研究經學服務的。他在評論劉寶楠的《經義(yi) 說略》時曾說過這麽(me) 一句話：“曩餘(yu) 嚐欲裒集周先今古金石文之可以訂正經字者匯為(wei) 一書(shu) ，今讀先生之論，喜其大有以助我張目也。”(2)77這個(ge) “張目”的說法，其意思是工具或者方法。在學術成果方麵，《籀經堂類稿》中有《鍾鼎考釋》一卷，還有他依據阮元的指示而寫(xie) 作的《齊侯罍銘通釋》上、下篇。這些著作很能體(ti) 現他的經史考證實力。

後代學者對陳慶鏞學術成就的評價(jia) ，集中於(yu) 其漢學研究。如李慈銘評價(jia) 陳慶鏞的《籀經堂集》時說：“是集雖僅(jin) 一斑，而所收策問、鍾鼎、考跋諸篇，湛深古義(yi) ，彌可寶貴。其與(yu) 李子迪檢討書(shu) 論等韻雙聲之學，尤晐洽絕倫(lun) 。”(3)78又如張舜徽(1911—1992)評價(jia) ：“是集卷十一《說文證序》、卷十五《語助冠首字法考》、卷十六《答李子迪檢討書(shu) 》、卷二十《苗仙麗(li) 檢韻圖記》諸篇，於(yu) 文字聲韻源流衍變，言之最為(wei) 該洽，知其研精斯道，功力已多，故考證金文，亦臻精確。”(4)73學者均肯定了陳慶鏞的漢學研究的專(zhuan) 業(ye) 性。

陳慶鏞一生經曆了嘉慶、道光、鹹豐(feng) 三個(ge) 朝代，他的社會(hui) 活動和學術活躍期主要在道光朝中後期至鹹豐(feng) 朝的二十餘(yu) 年時間，幾乎目睹並參與(yu) 了道鹹之際學術文化的整個(ge) 變局。道鹹士人於(yu) 此學術格局中的各種趨向，或者居其一，或者居其二三，陳慶鏞則因其學術背景、仕宦經曆及個(ge) 人性情，與(yu) 這個(ge) 學術格局的諸多趨向多有交集，且互動較深，是觀照道鹹學術流變的一麵鏡子。就學術成就來看，陳慶鏞對於(yu) 道鹹學術的格局沒有太大影響，他的聲譽主要來自其“正色立朝”的禦史本色，但漢學家的背景，使他成為(wei) 合政、學為(wei) 一的一代儒生。李慈銘讀姚瑩的《覆黃又園書(shu) 》，對信中批評漢學家的意見極為(wei) 不滿，他以陳慶鏞的例子反駁說：“而禦史陳慶鏞一疏，最足持當時朝局之敝，陳固漢學名家也。”(5)顯然，陳慶鏞是當時漢學家與(yu) 改革家的完美融合典範。

道鹹士人承認陳慶鏞是漢學家。他確實能夠深入漢學堂奧，實事求是地在聲韻、金石、經史考釋方麵用功。他接受了顧炎武、阮元、陳壽祺一脈所倡導的漢學方法，對於(yu) 乾嘉考據學風有承先啟後之作用。同時他也受到道光朝後期士林重新評估顧炎武及通經致用思潮興(xing) 起的影響，其後學術興(xing) 趣漸由“精考釋”轉向“經濟”和“通經致用”。乾嘉學風與(yu) 道鹹經世之學在他身上沒有違和感，而是一種自覺的融合。晚年他又提出“六經宗許鄭，百行學程朱”的格言，自覺立足顧炎武的學術思想和實證方法，倡議會(hui) 通漢學、宋學和經世學三種學問，以嶄新的精神麵貌追求經世致用之學以救濟時艱。

綜觀陳慶鏞的學術人生，他以政學會(hui) 通、漢宋會(hui) 通、考據經世會(hui) 通的特點，為(wei) 複雜多元而又交相為(wei) 用的道鹹學術作了說明。

注釋
 
1《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八，第三十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1591-11593頁；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頁。
 
2張之洞：《勸學篇》，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頁。
 
3楚金：《道光學術》，載《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
 
4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8頁。
 
5桂文燦：《經學博采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頁。
 
6曾國藩：《苗先麗墓誌銘》，載繆荃孫纂輯：《續碑傳集》卷七十三，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版。
 
7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125頁。
 
8(1)章太炎、劉師培：《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頁。
 
9(2)徐世昌等：《清儒學案》(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709-5735頁。
 
10(3)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445頁。
 
11(4)《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八，第三十八冊，第11591-11593頁。
 
12(5)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版，第1-14頁。
 
13(6)楚金：《道光學術》，載《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
 
14(7)民國學者楚金在1942年發表的《道光學術》一文，全麵梳理和分析道光學術格局、內容及其特征，概括周全。當代學者對道鹹學術的描述，大抵不出楚金的描述範圍。當代學者關於道鹹學術通論性的論文：龔書鐸：《道光間文化述論》，載《福建論壇》1985年第6期；劉繼德：《道光年間的學術流派》，載《寧夏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王惠榮：《“道術將裂”：曆史轉捩中的道光朝學術》，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4月30日。另外，羅誌田提醒說梁啟超、錢穆關於清代學術史的經典論述多受王國維“道鹹新學”觀點的影響，未免有所遮蔽，若能將章太炎、劉師培等以乾嘉漢學一線的觀念詮釋清學的論述也一並納入參考，或能對清學史有更為全麵的理解。參見羅誌田：《道鹹“新學”與清代學術史研究---〈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導讀》，載《四川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15(8)關於禮理爭議及禮教思潮的論著：張壽安：《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中葉儒學》，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年；周啟榮：《儒家禮教思潮的興起與清代考證學》，載《南京師大學報》2011年第3期；關於顧祠會祭：魏泉：《“顧祠修褉”與“道鹹以降之學新”---十九世紀宣南士風與經世致用學風的興起》，載《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載《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6(9)關於陳慶鏞的思想已有專題性研究，偏重哲學敘述，參見高令印：《福建朱子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8-564。
 
17(1)周學曾等：《(道光)晉江縣誌》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頁。
 
18(2)陳慶鏞：《蔣慕生易說引》，《籀經堂類稿》卷十二，光緒癸未(1883)刊本，葉十八上。
 
19(3)陳慶鏞：《蘇紫溪先生〈易經兒說〉序》，《籀經堂類稿》卷十一，葉十四上。
 
20(4)(5)李崢嶸：《頌南陳公墓誌銘》，轉見蔣樹卿、鄭煥章：《清末著名愛國禦史陳慶鏞的兩合墓誌銘》，載《福建文博》2014年第1期。
 
21(6)(7)陳慶鏞：《韓樹屏夫子〈秋江歸棹圖〉跋》，《籀經堂類稿》卷十五，葉五上，葉五下。
 
22(8)陳棨仁：《陳公墓誌銘》，陳慶鏞：《齊侯罍銘通釋》附錄，道光丙午(1846)閏月一鐙書舍刊版，葉一下。
 
23(1)謝章鋌：《西雲劄記序》，《賭棋山莊文續集》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5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頁。
 
24(2)(3)(8)陳慶鏞：《鼇峰載筆圖題辭》，《籀經堂類稿》卷十二，葉十九上。
 
25(4)陳慶鏞：《藍水何氏〈三孝義傳〉序》，《籀經堂類稿》卷十一，葉六上。
 
26(5)陳穀嘉、鄧洪波：《中國書院製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頁。
 
27(6)陳慶鏞：《王懷佩先生殉難紀遺》，《籀經堂類稿》卷十九，葉二十一下。
 
28(7)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第四十三冊，第13296頁。
 
29(1)周凱：《四十九石山房記》，《內自訟齋文集》卷八，清道光二十年(1840)愛吾廬刻本。
 
30(2)呂世宜：《愛吾廬匯刻》，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頁。
 
31(3)陳慶鏞：《題呂西村髯可我我圖讚集易林語》，《籀經堂類稿》卷十七，葉八下。
 
32(4)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下)，第444頁。
 
33(5)陳慶鏞：《壽潘宮保七十(集石鼓文九章仿雅)》，《籀經堂類稿》卷八，葉四上。
 
34(6)陳慶鏞：《潘理齋先生(世璜)遺像讚並序》，《籀經堂類稿》卷十七，葉十二下。
 
35(7)徐世昌等：《清儒學案》(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695頁。
 
36(8)陳慶鏞：《龍泉寺檢書記》，《籀經堂類稿》卷二十，葉八上。
 
37(1)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下)，第444頁。
 
38(2)陳慶鏞：《送阮宮保致仕歸裏，集石鼓文十章，仿頌》，《籀經堂類稿》卷八，葉一上。
 
39(3)阮元：《揅經室集自序》，《揅經室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頁。
 
40(4)陳慶鏞在其文章後麵自署“實事求是齋”，包括以下幾篇文章：《古銅直錢考》(1837)、《魏熨鬥考(為韓太守泰華)》(1838)、《題呂西村〈髯可我我圖讚〉，集〈易林〉語》(1841)。
 
41(5)龔自珍：《問經堂記》，《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頁。
 
42(6)陳慶鏞在文章中自題“籀經書府”在《韓淥琴規政吟跋》(1850)文末；自題“籀經堂”在《林梧圃詩鈔跋》(1851)文末。
 
43(7)轉見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王國維論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頁。
 
44(8)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自序》，《筠清館金石》，道光壬寅(1842)南海吳氏校刊。
 
45(9)林久貴：《阮元經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頁。
 
46(10)陳慶鏞：《古銅直錢考》，《籀經堂類稿》卷十八，葉十三上。
 
47(1)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75、401、437、439頁。
 
48(2)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下)，第445頁。
 
49(3)陳慶鏞：《誥授榮祿大夫工部侍郎沈公墓誌銘》，《籀經堂類稿》卷二十三，葉一上。
 
50(4)梁章钜：《浪跡叢談·續談·三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8頁。
 
51(1)魏泉：《“顧祠修褉”與“道鹹以降之學新”---十九世紀宣南士風與經世致用學風的興起》，載《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2(2)王汎森通過對道光中期士林中的“顧炎武崇拜”的研究，認為嘉慶、道光年間，一群讀書人逐漸塑造出一種顧炎武崇拜，它強調漢宋兼采、學問與經濟並重、強調明道救世之學。參見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26頁。
 
53(3)張穆編：《清顧亭林先生炎武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86頁。
 
54(4)陳慶鏞：《申明刑賞疏》，《籀經堂類稿》卷一。此疏引“同好惡”及“絜矩”，完全采納了朱熹對《大學》第十章的一條注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引見朱熹：《大學章句集注》)
 
55(5)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八，第三十八冊，第11592頁。
 
56(6)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頁。
 
57(7)梁章钜：《浪跡叢談·續談·三談》，第45頁。
 
58(8)羅檢秋：《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第192頁。
 
59(9)張穆：《送陳頌南給事還晉江五首(丙午元日)》，《齋文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32冊，第378頁。中有張穆自注：“戊戌春，頌南初訪我於太原會館，穆時將南遊，匆匆一談而別。”
 
60(10)陳慶鏞：《張石州煙雨歸耕圖引》，《籀經堂類稿》卷十二，葉十七上。
 
61(1)張穆：《與陳頌南先生書》，《齋文集》卷三，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32冊，第268頁。
 
62(2)陳慶鏞：《張石州煙雨歸耕圖引》，《籀經堂類稿》卷十二，葉十七上。
 
63(3)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167頁。
 
64(4)陳棨仁：《陳公墓誌銘》，陳慶鏞：《齊侯罍銘通釋》附錄，葉二上。
 
65(5)陳慶鏞：《林嘯雲叢記跋》，《籀經堂類稿》卷十五，葉七上。
 
66(6)陳棨仁：《陳公墓誌銘》，陳慶鏞：《齊侯罍銘通釋》附錄，葉二下。
 
67(7)龔顯曾：《籀經堂類稿·舊序》，《籀經堂類稿》卷一，葉三上。
 
68(1)轉見何冠彪：《“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惠士奇紅豆山房楹貼問題考釋》，載《台灣師大曆史學報》第38期，2007年12月。該文對“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這一格言的源流和傳播，考證甚詳。其中一節亦論及陳慶鏞的格言來曆，指出從史料學的角度看，龔顯曾的“六經宗孔鄭，百行學程朱”說法要比陳棨仁的“六經宗許鄭，百行學程朱”的說法，更為可靠。作者還認為，陳棨仁所引的格言來自顧炎武的說法恐屬於誤傳，因為顧氏文集中從未見此語。
 
69(2)王惠榮：《從晚清漢學區域之發展看漢宋調和》，載《安徽史學》2009年第2期。
 
70(3)《何秋濤序》，《籀經堂類稿》卷一，該序，葉二上。
 
71(4)陳慶鏞：《孔繡山韓齋把卷圖》，《籀經堂類稿》卷十，葉十三上。
 
72(5)陳慶鏞：《蔣慕生易說引》，《籀經堂類稿》卷十二，葉十八上。
 
73(6)陳慶鏞：《郭米山求是錄跋》，《籀經堂類稿》卷十五，葉四上。
 
74(7)張舜徽：《顧亭林學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頁。
 
75(8)陳慶鏞：《苗仙露〈檢韻圖〉記》，《籀經堂類稿》卷二十，葉十上。
 
76(9)陳慶鏞：《小學策對》，《籀經堂類稿》卷十七，葉二十二下。
 
77(1)陳慶鏞：《洪稚存先生轉注考序》，《籀經堂類稿》卷十一，葉十五下。
 
78(2)(8)陳慶鏞：《於複齋〈四書辨字〉跋》，《籀經堂類稿》卷十五，葉七下。
 
79(3)陳慶鏞：《〈說文義證〉序》，《籀經堂類稿》卷十一，頁十三下-十四上。
 
80(4)陳慶鏞：《送安邱王母山大令之任卿甯序》，《籀經堂類稿》卷十三，葉一下。
 
81(5)陳慶鏞：《洪稚存先生轉注考序》，《籀經堂類稿》卷十一，葉十七上。
 
82(6)《何秋濤序》，《籀經堂類稿》卷一，葉二上。
 
83(7)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下)，第445頁。
 
84(1)陳慶鏞：《苗仙露〈檢韻圖〉記》，《籀經堂類稿》卷二十，第九頁下。
 
85(2)陳慶鏞：《劉鶴汀先生文集序》，《籀經堂類稿》卷十一，葉十一上。
 
86(3)(5)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第862，1129頁。
 
87(4)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下)，第4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