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邊疆治理經驗的反思與(yu) 總結

作者：張新民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文化與(yu) 管理》2020年第1卷

摘要：傳(chuan) 統邊疆體(ti) 係不同地區之間的盛衰興(xing) 替通常都有連環性，必然會(hui) 刺激或影響王朝中央政府的內(nei) 政決(jue) 策問題，由於(yu) 外患與(yu) 內(nei) 政之間存在內(nei) 在本質的互動關(guan) 係，必須全麵兼顧才能做出準確可靠的分析或判斷。傳(chuan) 統邊疆治理積累的曆史經驗複雜繁多，但仍可以模式建構的方法進行歸納與(yu) 總結，其中可舉(ju) 者如漢武帝的治邊模式、諸葛亮的治邊模式、兩(liang) 宋時期的治邊模式、清代的治邊模式，均各有其利弊和得失，而以諸葛亮用德而備兵即“威德”型的治邊模式最為(wei) 可取。由於(yu) 邊疆地區本質上也是民族聚居區，因而邊疆治理也關(guan) 涉華夷秩序如何建構的問題，尚有必要重新理解或詮釋“大一統”觀念的原初本義(yi) ，看到天道人心既是政治行為(wei) 正當性的本體(ti) 依據，也是華夷與(yu) 天下秩序合法性的形上根源，而隻有做到“天下歸心”與(yu) “天下歸仁”，才能長久建立造福人類社會(hui) 的和平穩定秩序。

關(guan) 鍵詞：邊疆治理；中國模式；大一統；華夷秩序；天下歸仁

邊疆治理作為(wei) 國家治理體(ti) 係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無論何時都對推動民族友好團結、國家穩定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yi) ，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中，邊疆治理更直接關(guan) 係到“一帶一路”如何順利實施的問題，因而不能不認真反思和總結曆代王朝的治邊經驗，從(cong) 更廣闊的時空範圍來審視或討論我們(men) 今天的邊疆治理工作。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曾稱讚司馬遷的治史態度，認為(wei) 他“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shu) 生之所能幾”；我們(men) 今天已有了更好的交通條件和認知環境，當然可以超越司馬遷，在討論國家邊疆治理的問題上，胸中也有範圍更加寬廣的天下大勢。我們(men) 一方麵要看到曆代王朝不斷向外開邊拓土，空間活動的疆域範圍日趨擴大；另一方麵也要看到其所管理或經營的內(nei) 部係統方式並非一成不變，總是朝著充實和完善的方向發展。無論向外的拓展或向內(nei) 的收縮，都與(yu) 時局或國運的升降起伏有關(guan) 。至於(yu) 帝國體(ti) 係內(nei) 部核心區與(yu) 邊陲區，或者說漢族文化區和非漢族文化區之間，則始終存在著經濟、文化、政治等多方麵的差異，有著管理方法或管理模式的不同。而國家經營管理邊疆社會(hui) 的過程，本質上也是邊地族群參與(yu) 國家建構的過程。從(cong) 治國必治邊的角度看，當然也有必要以史為(wei) 鑒，博古通今，擴大觀察和思考的視野空間，認真探討傳(chuan) 統中國的邊疆治理模式，努力從(cong) 中尋找出可供借鑒的各種得失利弊經驗，以反思的態度升華或豐(feng) 富當前的邊疆治理戰略內(nei) 容，實現邊疆與(yu) 內(nei) 地有機一體(ti) 的和諧化穩定和連環式快速發展。

一、“邊疆”政權連環體(ti) 係及其盛衰互動

“邊疆”的概念嚴(yan) 格說先秦文獻極少記錄，所謂“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天子守四夷”一類的說法，都說明以天子為(wei) 共主的天下秩序格局，可以由中心向外逐漸推移，必然有直接統治和間接統治乃至更外圍的區域之分，形成內(nei) 服與(yu) 外服有別的相關(guan) 製度。而越向外延伸便越為(wei) “異族”居住之地，於(yu) 是與(yu) 中原政治文化核心區域相對應，便有了明顯帶有邊地性質的“四鄰”或“四夷”的概念。因此，如何在國家治理層麵上真正做到“安中國而禦四夷”，遂成為(wei) 後人治《春秋》學最關(guan) 注的政治大事。

“四夷”與(yu) “四裔”的概念相通，唐代杜佑撰《通典》一書(shu) ，即先立“州郡”一門，強調“其畫野分疆之製，自五帝始焉。道德遠覃，四夷從(cong) 化，即人為(wei) 治，不求其欲，斯蓋羈縻而已，寧論封域之廣狹乎!”“州郡”之後，即次以“邊防”一門，稱“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圑食焉，有祭立屍焉”。細核後者內(nei) 容所及，實即“四夷”或“四裔”之事。盡管後來四庫館臣批評他，認為(wei) “邊防門所載多數萬(wan) 裏外重譯乃通之國，亦有僅(jin) 傳(chuan) 其名不通朝貢者，既不臨(lin) 邊，亦無事於(yu) 防，題曰邊防，名實亦舛”。但他既將“邊防”殿於(yu) “州郡”之後，主要是針對與(yu) 國家行政體(ti) 製有別的“羈縻”或“朝貢”地，並以先秦即有的“四夷”——東(dong) 夷、南蠻、西戎、北狄——觀念列目分篇，目的仍在於(yu) “來則禦之，去則備之”，並將視野拓寬至“數萬(wan) 裏外重譯乃通之國”，暗中仍有一傳(chuan) 統“天下”觀在支配，遂超出了“邊防”一詞的限製範圍。這也可見古代的“疆域”觀念，一概以“政教所及為(wei) 限”，是一個(ge) 彈性的可以盈縮消長有所變化的廣闊空間，並沒有現代國家主權意義(yi) 上必須清晰劃定的邊界。

正是有鑒於(yu) 此，後來馬端臨(lin) 撰《文獻通考》，便將“邊防”改成了“四裔”。清人解釋“四裔”，認為(wei) “大地東(dong) 西七萬(wan) 二千裏，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裔之為(wei) 言邊也”。如果以馬氏《文獻通考·四裔考》為(wei) 時代標誌，則可說由“四夷”觀念發展出“四裔”觀念，又由“四裔”觀念產(chan) 生了“邊裔”觀念，均要到唐代以後才普遍流行。與(yu) “邊裔”相應的概念為(wei) “邊地”“邊繳”或“邊境”，傳(chuan) 世典籍常有“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之說，可見“邊境”如果不是“四夷”居住區域，至少也必須與(yu) 其相連接，盡管仍以中原為(wei) 軸心區來加以定位，但已將其視為(wei) 與(yu) 內(nei) 地有著盛衰聯結關(guan) 係的有機整體(ti) ，同樣要到唐代以後才廣泛流行，越到後世運用就越頻繁。例如，明代一些有識之士便特別反對以“邊徼”為(wei) “逖遠”而不加重視，甚至任職邊地也頗以此自輕自賤的朝野議論，認為(wei) “衣之裔曰邊，器之羨曰邊，而器破必自羨始，衣破必自裔始，邊徼之說，何以異此邊可輕乎哉”，意在告誡國家政治文化中心的衰敗，往往都是從(cong) 邊地開始的；國家政治文化中心區域與(yu) “四夷”意義(yi) 上的邊地，二者始終存在著互為(wei) 依存的整體(ti) 聯係。國家的政治危機、政權危機或國家安全危機等，都有可能從(cong) 邊疆地區的亂(luan) 象引發出來。無論內(nei) 地或邊疆，從(cong) 傳(chuan) 統中國的天下觀或文化體(ti) 係出發，都絕不是對立的毫不相關(guan) 的兩(liang) 極；它們(men) 有著一榮俱榮、一損倶損的相互支撐的關(guan) 係，都是全局整體(ti) 不可分割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

但是，邊疆治理不僅(jin) 涉及邊疆與(yu) 內(nei) 地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也牽連邊疆與(yu) 邊疆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陳寅恪先生在其所撰寫(xie) 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shu) 中，也著重討論了有唐一代的邊疆治理問題。由於(yu) 邊疆地區往往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因而治理邊疆不可能不涉及華夷關(guan) 係問題，但所謂“夷”與(yu) “夷”之間的關(guan) 係似也不能忽視。因而他特別關(guan) 注“外族盛衰之連環性”，以及各種外患及其與(yu) 王朝中央內(nei) 政的相互影響問題。質而言之，他著眼於(yu) 宏大國家局勢分析討論唐代邊疆治理大事，認為(wei) 一“外族”的崛起或強大可能導致另一“外族”的滅亡或衰弱，而“外族”與(yu) “外族”之間環環相扣，突厥、吐蕃、回紇、南詔等實際已構成了一個(ge) 盛衰連環的體(ti) 係。反過來，“外族”的興(xing) 亡、強弱又會(hui) 影響王朝中央的內(nei) 政，例如唐太宗為(wei) 了解決(jue) 北部突厥的邊境威脅，對其他三個(ge) 邊疆政權采取了綏靖政策，性質猶如今天的統戰工作，因此便有了大唐政權與(yu) 吐蕃西藏政權的多次“和親(qin) ”。突厥問題解決(jue) 後，又傾(qing) 全國之力攻打高麗(li) ，但高麗(li) 剛一得手即迅速退出，在東(dong) 北地區采取了消極退守的治邊策略，原因即與(yu) 西部地區吐蕃勢力開始強大有關(guan) 。以後尚有回紇、南詔地方勢力的相繼崛起，構成了極為(wei) 明顯的連環互動關(guan) 係，極大地改變了邊疆與(yu) 內(nei) 地的政治生態結構，從(cong) 而影響到王朝中央的內(nei) 政“國是”決(jue) 策問題，關(guan) 係到唐帝國數百年國運的興(xing) 衰隆替，決(jue) 不可視為(wei) 孤立性的事件，遺忘了事物總是相互聯係的常識性真理。即使邊疆彼此之間相隔甚遠的“外族”及其可能發生的外患，往往也會(hui) 深刻地影響到內(nei) 政外交一係列重大“國是”問題。

陳寅恪先生的研究提示我們(men) ，盡管曆代王朝中央政府經略開發的重點不同，但都有必要將邊疆看成一個(ge) 相互影響或牽連甚廣的整體(ti) 體(ti) 係，任何治理者都必須以通觀總覽的眼光來加以審慎判斷和可靠決(jue) 策。“四夷”的更迭盛衰不可能不影響國運的升降起伏，治邊本身就是治國不可或缺的重要內(nei) 容。中國是中原王朝與(yu) 周邊少數民族區域合為(wei) 一體(ti) 的完整中國，借用傳(chuan) 統“四夷”的概念，解構其貶義(yi) 的色彩，也可說邊疆治理必須同時兼顧東(dong) 、西、南、北周遭邊地的實際情況，即在今天也不能簡單視為(wei) 一條生硬固化的邊界線，而是一個(ge) 範圍廣袤的族群生活區，多數均在府州廳縣轄境之外，往往設有具有更多自治權的土司，可能臨(lin) 邊亦可能不臨(lin) 邊，不僅(jin) 範圍廣大，資源豐(feng) 富，而且民族眾(zhong) 多，風俗各異，彼此之間長期存在著連環互動的關(guan) 係，更與(yu) 內(nei) 地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同樣是完整中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cong) 中原王朝與(yu) 周邊少數民族區域合為(wei) 一體(ti) 的完整中國的宏觀視域看，傳(chuan) 統中國能崛起為(wei) 亞(ya) 洲內(nei) 陸最大的國家，是與(yu) “天子守四夷”的治邊策略消長不斷地實現分不開的。近年來美國學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等人提出的“雙邊疆”(double frontiers)學說，即將傳(chuan) 統中國邊疆體(ti) 係分為(wei) “外邊疆”(Outer Frontier)和“內(nei) 邊疆”(Inner Frontier)。他以長城為(wei) 防禦性的線狀區隔線，認為(wei) 長城及其周邊地區為(wei) “內(nei) 邊疆”，而蒙古草原遊牧地區則為(wei) “外邊疆”。這一理論範式雖然尚有缺陷，但也有較強的解釋力。我們(men) 完全可以創造性地改造他的理論，看到不僅(jin) “內(nei) 邊疆”可稱為(wei) “內(nei) 地邊疆”，即“外邊疆”也可稱為(wei) “邊地邊疆”，其中必然有族群與(yu) 族群或部落與(yu) 部落之間的交流和融變，因而“內(nei) 地邊疆”可以透過連環互動而不斷去邊疆化，變為(wei) 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內(nei) 地，“邊地邊疆”也能憑借連環互動轉化為(wei) “內(nei) 地邊疆”，即使蒙古草原遊牧地區也無例外。曆史上的邊疆作為(wei) 一個(ge) 彈性的不斷變動著的區域體(ti) 係，不能以一勞永逸的絕對邊界概念來加以界定，需要透過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麵的交流現象來曆史性地吸取既往的經驗與(yu) 智慧，不僅(jin) 要高度關(guan) 注雙邊疆變量因素交叉滲透的多元複雜性，更要重視整個(ge) 邊疆區域交流融變的連環互動性，從(cong) 而促使其朝著邊疆與(yu) 內(nei) 地共同受益並能維係國家長久穩定的方向發展。

中華民族與(yu) 文化共同體(ti) 勢態性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發展，無論任何時候都離不開民族與(yu) 民族之間的互動交往。曆代的邊地治理模式也各有其利弊或得失，需要以“理想型”的方法來做抽樣式的檢討及分析，不妨先從(cong) 漢武帝的邊地治理模式談起，再依序涉及蜀漢、兩(liang) 宋及清幾個(ge) 時代。

二、漢武帝的邊地治理模式

中國曆史存在一個(ge) 常見的現象，便是王朝國家在經營開拓邊疆的過程中，一般都會(hui) 同時兼顧“四夷”的戰略地位及其連環互動關(guan) 係，亦即經營開發西北，則先要安撫西南或東(dong) 南；反之穩定了西北，也有利於(yu) 西南或東(dong) 南的經營開發。例如，西漢王朝國家政權建立後，西北麵臨(lin) 著強大匈奴的威脅，西南則有各種大大小小的部落君長國，東(dong) 南更有南越地方政權的崛起。漢初麵對戰後滿目瘡痍、國力十分衰弱的局麵，以及匈奴勢力不斷南下，以致直抵今山西、河北北部一帶，而南越王又雄霸一方的客觀現實，自然一方麵不得不對匈奴采取“和親(qin) ”的妥協政策，以後又發展為(wei) “徙民實邊”的“國是”方略，以爭(zheng) 取“休養(yang) 生息”的發展機會(hui) ；另一方麵又派陸賈持書(shu) 前往南越，修好已經稱帝的南越王趙陀，從(cong) 而切斷其與(yu) 匈奴連環互動的勢態發展危局，化解南北夾擊可能造成的帝國生存風險。或許隻要看一看漢文帝托陸賈帶去的修好書(shu) 劄，信中處處顯得退讓謙恭，又處處露出冷氣殺機，既是懇切安撫之言，又是脅迫警告之辭，表麵關(guan) 心漢與(yu) 南越緊張關(guan) 係的和解，暗中卻盯著漢與(yu) 匈奴危機局麵的緩和，就不能不說是著眼於(yu) 整個(ge) 邊疆體(ti) 係，在國家層麵上做出的高度智慧決(jue) 策。

文景之治得以休養(yang) 生息之後，隨著國力的不斷充盈強大，漢武帝擁有了憑借強大軍(jun) 事力量來解決(jue) 匈奴問題的可能。但解決(jue) 匈奴問題的一個(ge) 重要前提條件，便是必須先解決(jue) 南越客觀存在的威脅，否則難免不有後顧之憂，受到雙方連環互動引發危機的掣肘。因此，在邊地治理問題上南北兩(liang) 麵同時兼顧——如果要消弭西北積勢已久的嚴(yan) 重邊患，就首先要保證南麵後方的穩定——依然是國家邊疆戰略體(ti) 係製定必須通盤考慮的大問題。

漢武帝攻打南越，從(cong) 正麵分兩(liang) 路出兵的同時，也想借道僻處西南交通要區的夜郎，即從(cong) 牂柯水道直逼番禺(今廣州)城下，形成腹背兩(liang) 麵夾擊之勢，從(cong) 而減輕正麵攻擊翻越五嶺可能遭遇的風險。從(cong) 漢武帝的邊疆治理整體(ti) 戰略出發，最終不僅(jin) 在南麵同時滅了夜郎和南越，分別在其故地建立了由王朝中央直接統管的郡縣，實現了南麵邊疆的穩定；更重要的是北麵也出兵塞外數千裏，大敗威脅最大的強敵匈奴，將其驅趕出了漢地邊境，為(wei) 以後西域都護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這正好說明南北分隔的邊疆大小獨立政權，麵對更加強大的王朝統一帝國，自身也存在盛衰連壞的互動性。而漢帝國南北兼顧的治邊策略，應該說是極為(wei) 成功的。

強盛之後的西漢帝國，憑借強大國力開邊拓土，不僅(jin) 建立了亞(ya) 洲內(nei) 陸龐大雄闊的帝國體(ti) 係，創造了世界性的政治統一奇跡，而且南北兩(liang) 麵先後開通的絲(si) 綢之路，聯係了周邊由近及遠極為(wei) 廣袤的區域，經濟文化交往傳(chuan) 播的範圍甚至從(cong) 中亞(ya) 、南亞(ya) 延伸至遙遠的歐洲。隻是在讚歎王朝帝國邊疆治理正麵成就的同時，尚有必要看到武力征討治邊模式的負麵問題。武力征討治邊模式固然擴大或強化了王朝帝國的版圖勢力範圍，但也付出了巨大的國家財政成本代價(jia) ，引發了不少內(nei) 政國勢方麵的危機問題，留下了不少盛極而衰的時代變化征兆。司馬遷就敏銳地觀察到漢武帝好大喜功引發的各種內(nei) 政危機，認為(wei) 不僅(jin) “江淮之間蕭然煩費”“巴蜀之民罷焉”“燕齊之間靡然發動”，更重要的是“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幹戈日滋”，以致“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撫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可見純粹征討式的治邊模式，盡管打敗了匈奴，征服了四夷，開拓了疆土，建立了世界罕見的龐大帝國，固然不能不稱道漢武帝的雄才大略，但也有必要看到國家財力、物力、人力的巨大耗損，代表國運根基的天道人心元氣的由盛轉衰，從(cong) 而不但激化了社會(hui) 多方麵的複雜矛盾，造成了民生的長期凋敝，同時也引發了各種或明或暗的政治危機，導致了人心的渙散和政局的空虛。後人認為(wei) “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wei) 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nei) 蕭然，戶口減半，陰奪於(yu) 民之禍，於(yu) 斯為(wei) 極”。足證邊務失措造成的外患與(yu) 內(nei) 政不當引發的內(nei) 憂，二者之間也是不斷交叉連環並相互牽引的，最終破壞了邊務與(yu) 內(nei) 政應有的生態格局有序化平衡，導致了一係列嚴(yan) 重的社會(hui) 經濟和政治文化問題，即在當時便已弊端窳陋盡皆顯露，造成了西漢帝國後來長期一蹶不振的厄運，影響後世不可謂不既深且遠。

三、諸葛亮的邊地治理模式

除上述較具典型意義(yi) 的武力征討治邊模式外，邊疆治理作為(wei) 一項長期性的國家政治策略，是否還有其他可供借鑒的模式呢?三國時期諸葛亮的邊疆治理模式，顯然更值得認真分析探討和客觀總結。眾(zhong) 所周知，諸葛亮早在其《隆中對》中，就已有了明確的聯吳抗魏統一中國的戰略性設想，但是，麵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擁有北方強大兵力的優(you) 勢，欲北伐抗魏實現統一大業(ye) ，依然必須首先排除南麵後方可能發生的邊患一類的後顧之憂。《隆中對》提到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實際即為(wei) “南撫北抗”化解後顧之憂的長遠整體(ti) 戰略構想。具體(ti) 到用兵南中的過程，他即采取了“攻心為(wei) 上，攻城為(wei) 下，心戰為(wei) 上，兵戰為(wei) 下”的治理方略：一方麵示以兵威，展示了軍(jun) 事力量的強大;另一方麵也柔之以德，表現出政治舉(ju) 措的寬厚，實際即以“威德”征服人心，爭(zheng) 取邊地部落族群的自覺認同，實現成本最小而效益最大的和平治邊政治方略。

諸葛亮的邊疆治理方略，如果稍加總結，也可說是“示之以力，懷之以德”，即在顯示體(ti) 現國家強大意誌的外在軍(jun) 事彈壓力量的同時，也要表現代表國家道德立場的內(nei) 在感召吸引力量。從(cong) 儒家一貫具有的“王道”思想出發，誠如孟子所說：“行一不義(yi)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wei) 也”，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因此，國家不僅(jin) 是強權力量的象征，也應該是道德化的存在，道德作為(wei) 一種紮根於(yu) 人心的秩序建構力量，無論任何時候都不應在國家治理活動中缺位。諸葛亮在用兵西南邊地的過程中，對孟獲擒而縱，縱而擒，以至“七擒七縱”，顯然都是要以恩威並重的方法來爭(zheng) 取人心的認同，雖然並沒有完全放棄武力，但又並非徒逞武力，是一種剛柔相濟——以兵示剛，以德示柔——的“威德”型治邊模式。《詩》雲(yun)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諸葛亮的治邊策略，似與(yu) 此意最相接近。

十分明顯，蜀漢政權之所以采取剛柔相濟的“威德”型治邊模式，一方麵，是要安撫西南夷部落民眾(zhong) ，建構穩定的大後方秩序；另一方麵，則是要傾(qing) 全國之力北伐討魏，實現天下一統的政治目的。其中尚有“和戎”與(yu) “聯吳”的問題，同樣是麵對四周眾(zhong) 多分散力量連環互動的可能，從(cong) 而采取了與(yu) 之相關(guan) 的宏觀整體(ti) 邊防方略。史載“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可見“以夷治夷”當也是諸葛亮采取的一大重要治邊方法。“以夷製夷”與(yu) “攻心為(wei) 上”的方法相互配合，則不僅(jin) 爭(zheng) 取了更多的邊地人心的認同，實現了“彝漢相安”的治邊目的，即蜀國內(nei) 部也出現了“田疇辟，倉(cang) 廩實，器械利，蓄積饒”的穩定局麵，可視為(wei) 邊裔與(yu) 內(nei) 政秩序治理連環性互動的典範，也足以證明有剛有柔“威德”型治邊模式的成功。

以“威德”型感召治邊模式來建構邊地秩序，當然也獲得了邊地部落族群的認同。不妨先看彝文典籍《西南彝誌》的說法：“蜀漢皇帝時，孔明先生出兵，征討南方，與(yu) 叛帥交戰。祖先妥阿哲，出兵助漢皇，供給軍(jun) 糧，為(wei) 其後援，攻無不克。”類似的記載亦見於(yu) 漢文文獻《滇考》：“牂牁酋帥火濟亦率其羅鬼諸部，為(wei) 漢兵刋山通道，聚糧以供軍(jun) ，丞相悅，封為(wei) 羅甸國王，讚助以平諸蠻。”今按妥阿哲其人，彝文文獻或作“慕勾妥阿哲”，為(wei) “牂牁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漢文典籍則多譯為(wei) 濟火，亦偶有作火濟者。其聚糧以助諸葛亮及受封羅甸國王等相關(guan) 史實的細節，雖有必要進一步考辨，但仍可見彝族部落君長國族群深受諸葛亮感召，與(yu) 蜀漢政權的治邊舉(ju) 措相互呼應，實際已成為(wei) 漢彝和平秩序建構的積極參與(yu) 者，也可說是蜀國後方政局穩定自覺不自覺的重要維護人。

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麵邊地，通過多年內(nei) 政外務良性互動式的努力，不僅(jin) 蜀地內(nei) 部“軍(jun) 資所出，國以富饒”，即後院邊地“諸夷慕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nong) 桑，諸部於(yu) 是始有姓氏”。可見他的善政舉(ju) 措也引發了地方習(xi) 俗風氣的變化，完全可以視為(wei) 其治邊模式反應下的重要成果。他的“威德”型人格力量和行事風格，一旦外化為(wei) 內(nei) 部政治風氣或社會(hui) 環境影響，最直接的效果便是舉(ju) 國上下“風化肅然”；具體(ti) 表現為(wei) 邊政措施及其攝受吸引力量，則是遠近“諸彝感慕德化”。他在西南夷地區“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但又做到了“南人不反人心歸……凡牂柯、昆明、東(dong) 川、武定、烏(wu) 撒、沾蒙，地方數千裏，莫不收其豪傑以為(wei) 官屬”。不僅(jin) 采取地方習(xi) 俗製度認可的“詛盟”的方式，迅速獲得了“綱紀初定，而蠻漢相安”的積極效果，更重要的是還通過一係列適宜“夷區”實際情況的措施，實現了“示以信義(yi) ，布以德威，俾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的安邦治邊目的。盡管其主要的方法仍為(wei) 羈縻，後人以為(wei) 已開了土司製度的濫觴，適可見他對後世影響的深遠，不能不稱為(wei) 善理邊政的重要曆史典範。

紮根於(yu) 人心基礎上的影響，必然長期傳(chuan) 為(wei) 口碑。隻要觀察一下西南地區無處不有的武侯祠，以及大量以“諸葛”二字命名的名勝古跡，更甚者即水西彝族部落還將其首領濟火配祀於(yu) 武侯祠中，便可見他的影響已大書(shu) 深刻在人心之中，獲得了漢夷雙方的一致認可。特別是以濟火配祀武侯的做法，盡管一主一次區別很大，但畢竟長年共享祭祀香火，說明二人均已化身為(wei) 漢彝友好的象征符號，反映世人對華夷合理秩序建構的向往。隨著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隔閡的消除，不僅(jin) 差異很大的文化之間的融變整合已是客觀事實，甚至國家認同高於(yu) 族群認同的發展趨勢也開始有所顯現，說明用德而備兵(威德)的文化是何等重要。盡管兩(liang) 宋以後帝國官方的人為(wei) 塑造作用也不可忽視，但諸葛亮的邊政事功及符號象征力量，作為(wei) 一種重要的文化影響因子，仍曆史性地發揮了穩定邊疆多元複雜秩序的政治作用，從(cong) 而極大地改變了西南地區的政治文化生態結構，有利於(yu) 國家大一統廣袤地域分布局麵的整合與(yu) 形成，至今仍可通過創造性的實踐方式為(wei) 其賦予新的曆史內(nei) 涵和解讀意義(yi) 。

四、兩(liang) 宋時期的邊地治理模式

宋代的治邊模式又與(yu) 前代有所不同，南渡之前與(yu) 南渡之後更有很大調整。北宋時不僅(jin) 遼、金、西夏頗為(wei) 強大，即吐蕃、回鶻、大理也相繼崛起，依然形成盛衰連環互動凶危局麵。外患既與(yu) 內(nei) 政密切牽連，策略的運用即為(wei) 重大“國是”問題。王安石執掌朝政期間，即采取“力不足則事之，力同則交之，力有餘(yu) 則製之，同力同德我交之”的治邊策略，認為(wei) “南方事不足計議”，而“經略西方則當善遇北方，勿使其有疑心，緣四夷中強大未易兼製者，惟北方而已”。他顯然也是從(cong) 傳(chuan) 統的“四夷”觀念出發，將邊疆看成一個(ge) 連環互動的體(ti) 係，隻是一反諸葛亮“德力相濟”的穩妥邊患應對方法，采用了“力主德輔”的激進治邊策略，在區別對待“四夷”關(guan) 係的同時，傾(qing) 全力對付北麵邊患引發的嚴(yan) 重邊防危局。

王安石的邊政治理重點，顯然主要是在北方。麵對北麵強敵壓境的凶危局麵，宋王朝不能不采取“力同則交之”的柔性防禦策略。特別是訂立“澶淵之盟”後，在如何處理與(yu) 契丹的關(guan) 係問題上，他特別強調“薄物細故，勿與(yu) 之校，務厚加恩禮，謹守誓約”。原因是經略西夏則不能不加倍防範契丹，必須消弭一切連環夾擊強大勢力的可能，麵對雙方實力相當的軍(jun) 事博弈窘境，他隻好采取柔性退讓的防禦性策略。但從(cong) 邊疆完整體(ti) 係的視野出發，為(wei) 了確保南麵邊地的秩序穩定，消除南北連環互動可能滋生的一切禍源，在舉(ju) 國上下均關(guan) 注北方邊政方略的同時，宋室中央政府未必就放棄了南方的經略開拓，隻是與(yu) 北方的柔性退讓邊防政策相較，則更多地采用了“力有餘(yu) 則製之”的積極進取方略，舉(ju) 凡川蜀、廣南、荊湖等地，均無不有相應的積極的邊政舉(ju) 措。例如，他在荊湘一帶地區，便一方麵針對可以控禦的羈縻區，采取剿撫並用的積極開拓方式，靈活運用了各種分化脅迫手段，將其完全納入了國家的有效掌控範圍；另一方麵又針對長期失控的“生界”區，即所謂不“與(yu) 中國通”，不斷“寇掠邊界”的“內(nei) 地邊疆”，在運用武力彈壓的同時，則又采取了消極保守的區隔防範政策，“禁不得與(yu) 漢民交通，其地不得耕牧”，大體(ti) 仍為(wei) “力主德輔”的邊地治理範式。

宋室被迫南渡後，與(yu) 同為(wei) 獨立政權的金處於(yu) 對峙局麵，麵對實力強大的女真族，宋室隻能采取“力不足則事之”的退讓策略，以不斷談判議和的方式，獲得自身暫時的偏安。與(yu) “澶淵之盟，宋為(wei) 兄，遼為(wei) 弟，故遼使常稍屈”明顯不同；宋與(yu) 金之議和，則以淮水中流分界，不但要向金歲貢銀二十五萬(wan) 兩(liang) 、絹二十萬(wan) 匹，更要奉表稱臣，受金冊(ce) 封而為(wei) 帝。“宋以忠厚開國”，最重氣節，亦最講義(yi) 理，但“義(yi) 理之說與(yu) 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yi) 理者，蓋義(yi) 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wei) 真義(yi) 理”。揆諸當時的時勢，從(cong) 務實的態度出發，則可說“宋之為(wei) 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三朝下當勃興(xing) 之運，天之所興(xing) ，固非人力可爭(zheng) ，以和保邦，猶不失為(wei) 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為(wei) 辱，妄肆詆，真所謂知義(yi) 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力不足則事之”的治邊策略，固然為(wei) 不得已的下策，但仍是審時度勢采取的自我保全良策，隻能視為(wei) 弱國博弈勢態下的妥協性邊防退讓治理模式。

但是，與(yu) 北麵邊防“力不足則事之”的消極策略不同，南宋的南方治邊舉(ju) 措依然沿襲了北宋的做法，仍采取了積極性的“力有餘(yu) 則製之”的方略，主張“德以柔中國，威以鎮八蠻，言異用也。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以從(cong) 宜也”，更多地強調“力”而非“德”的重要。隻是與(yu) 北宋略顯激進的做法相較，由於(yu) 南宋國力日趨衰弱，盡管也誇飾炫耀強大武力，但也盡量運用更加穩健的招撫策略，從(cong) 而避免邊患可能引發的內(nei) 外政治危機，緩解北部邊防承受的巨大壓力。其中較值得注意者，即南麵“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內(nei) 地者謂之省民、熟戶，山瑤、峒丁乃居外為(wei) 捍蔽”，所謂“捍蔽”乃指介於(yu) “省民”與(yu) “生界”(生苗)之間的“熟界”(熟苗區)，與(yu) 國家以羈縻方式管理的“熟界”不同，“生界”則為(wei) 長期不沾“王化”的廣袤失控區。“捍蔽”二字恰好點出了由“省民”過渡到“生界”的“內(nei) 地邊疆”特點。“宋淳熙(1174—1189)中，率逢源討平峒賊姚民敖”，朝廷主將“不忍盡誅”其眾(zhong) ，便在當地築招降台，利用“峒民”一貫固有的“合款”習(xi) 慣法製度，“從(cong) 夷俗，斫鐵歃血而誓”，嚴(yan) 格規訓以“合款”方式聚眾(zhong) 起事的“峒民”各部眾(zhong) ，“各毀爾牌甲，棄爾標弩，平爾壕塹，散爾徒黨(dang) ，無貪我省地，無害我省民，無若民敖之首亂(luan) ，以自取滅亡，則爾諸團亦得永保室家”。與(yu) 北麵與(yu) 遼、金的立約議和一樣，南宋在南麵也采取了盟誓立約的方法，不同處則為(wei) 前者是國家政權與(yu) 國家政權之間的談判和約，後者則為(wei) 國家政權與(yu) 地方族群組織之間的盟誓條約。

由此可見，南宋王朝雖然表麵上采取“力有餘(yu) 則製之”的積極性治邊策略，但如果真引發重大衝(chong) 突性邊患事件，在用兵強製平息之後，有鑒於(yu) 北麵大兵壓境的凶危局麵，仍采取了消極性的內(nei) 收式招撫政策，以對方不再犯邊惹亂(luan) 為(wei) 前提條件，通過盟誓的方法來確保邊地秩序的和平與(yu) 穩定。而以“熟界”來作為(wei) “省民”與(yu) “生界”之間的“捍蔽”，也說明南宋的治邊方略有了明顯的向內(nei) 收縮的策略性轉向。

以歃血為(wei) 盟的方式來爭(zheng) 取邊地族群的認同，實現南方“內(nei) 地邊疆”社會(hui) 秩序的穩定，尚見於(yu) 景定年間(1260—1264)摩崖石刻《戒諭文》。時南宋王室在王化不到的湖耳“生界”或“生苗”地區，展開了一場平定“蠻酋”起事的戰爭(zheng) 。戰爭(zheng) 的殘酷可用“青煙斷野，白骨枕途”來形容。然而一俟戰爭(zheng) 結束，有鑒於(yu) 迅速崛起的蒙古不僅(jin) 先後滅了西夏和金，開啟了從(cong) 北向南直逼南宋的戰場，更嚴(yan) 重的是還有效控製了西南地區的吐蕃和大理，開始從(cong) 南麵分路進攻四川及湖廣，形成三麵合圍包抄的軍(jun) 事攻擊態勢，於(yu) 是今湘黔桂交界一帶地區亦成為(wei) 前線，宋室遂不得不采取消極性的綏靖策略，同樣利用“峒民”一貫固有的“合款”習(xi) 慣法製度，站在征服者居高臨(lin) 下的立場，以“蠻酋”能夠接受的習(xi) 俗儀(yi) 禮方式，達成了相應的安邊和解盟約。

根據雙方達致的安邊和解盟約，不難看到勝利者以“戒諭”的話語口氣，一方麵要求失敗者“各訓爾子孫，棄爾弓弩，毀爾牌甲”，消除可能再次引發亂(luan) 局的各種隱患；另一方麵也鼓勵他們(men) “賣劍買(mai) 牛，賣刀買(mai) 犢，率丁男少壯，從(cong) 事田畝(mu) ，男耕女桑，各歸聖化，永為(wei) 王民”，希冀恢複固有的生產(chan) 或生活秩序。較諸淳熙年間的消極防範策略，《戒諭文》顯然多了一重積極性的“王化”策略，可說是以“懷柔”的方式來化解暴力造成的創傷(shang) ，從(cong) 而更加主動地謀求安邊息亂(luan) 長久之道。這說明南宋的治邊策略也在不斷調整，盡管與(yu) 其遭遇的連環性邊患不無關(guan) 係，明顯表現出一種征服者特有的權力傲慢，但也兼顧了邊地族群恢複生產(chan) 和滿足生活需要的實際切身利益，透露出了與(yu) “恃文教而略武衛”有關(guan) 的曆史動向新信息，可說是朝著穩妥合理及長久和平治邊的方向發展的。

以盟約的方式來處理國家政權與(yu) 邊地族群的關(guan) 係，並非始於(yu) 我們(men) 已一再提到的兩(liang) 宋時期。例如，後晉天福五年(940)，“溪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銘於(yu) 銅柱”。可說是楚王馬希範與(yu) 溪州刺史彭士愁共同以“飲血求誓”的方式，在後者承諾“一心歸順王化，永事明廷”的前提下，後者答應“爾能恭順，我無征徭;本州賦租，自為(wei) 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無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業(ye) ”，從(cong) 而形成了法律性的盟約文本，並銘文立柱以作永久曆史見證，體(ti) 現了華夷關(guan) 係不斷融突整合的一個(ge) 側(ce) 麵。與(yu) 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溪州銅柱記》類似，無論《受降台記》或《戒諭文》，亦都具有清晰可靠的誓約特征，能夠同時為(wei) 國家法與(yu) 民間習(xi) 慣法所接受，具有雙方立誓認可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當然就為(wei) 締約者必須奉行或遵守。隻是與(yu) 五代時期的後晉非常態臨(lin) 時性的做法略有不同，以誓約或盟約的方法治邊貫穿了整個(ge) 兩(liang) 宋時期，其中雖有獨立國家政權與(yu) 獨立國家政權之間，以及獨立國家政權與(yu) “內(nei) 地邊疆”生界族群之間的差別，可適當分梳為(wei) “力不足則事之”與(yu) “力有餘(yu) 則製之”兩(liang) 種類別形態，但作為(wei) 法律性的盟誓行為(wei) ，其具有不可違背的有效約束力則是共同的，完全能夠抽繹或總結為(wei) 盟約式的邊政治理模式，顯示了王朝中央穩定邊地秩序的政治意圖與(yu) 謀略，是特殊曆史條件下妥善處理華夷關(guan) 係的一種權宜而有效的方法。

五、清代的邊地治理模式

如前所述，兩(liang) 宋時期遼、金、西夏、蒙元相繼在北方興(xing) 起後，其周邊疆域發生了明顯的盈縮變化，趙宋政權出於(yu) 邊疆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實際狀況的需要，往往以盟約或誓約的方式來促成相對暫時的和平。但邊疆地區各個(ge) 少數民族政權陸續興(xing) 起強盛，因而盟約的對象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盟約的數量或頻率既多且繁，邊患引發的內(nei) 政紛爭(zheng) 亦持續不斷。清代王朝帝國的邊疆控製實力遠勝前代，周邊“四夷”的治理對象亦顯得相對穩定，所以絕無兩(liang) 宋時期以盟約求和的問題，武力開邊拓土的邊疆治理發展傾(qing) 向顯得十分突出，但未必就不注意善後的安撫或懷柔政策，作為(wei) 一種治邊模式也自有其重要特征。

清朝政權以暴力入主中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其殘忍行為(wei) 的曆史見證。以後也繼續兼用王、霸兩(liang) 道治理全國，逐漸開拓四周邊遠區域，不斷擴大統治範圍，從(cong) 而形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廣大的疆域版圖，不能不說是其留給後人的最大政治文化遺產(chan) 。清代疆域版圖的廣大，依然是曆代王朝長期拓土開邊的必然結果，離不開邊疆與(yu) 內(nei) 地經濟、政治、文化多方麵的密切交往，是華夷關(guan) 係長期融變整合反映在地緣政治上的正常現象。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圖集》，即以清朝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zheng) 以前形成的版圖，作為(wei) 曆史的中國的合法性地域範圍，而不論朝代興(xing) 衰更替的早晚先後，以及民族連環互動勢力的消長和變化，應該說是有充分的經驗事實和學理根據的。

清代的邊疆治理活動，一般說有三大重要創舉(ju) ：一是平定準噶爾叛亂(luan) ，實現了西北地區的有效管控和妥善治理；二是收複了失地台灣，從(cong) 而奠定了掌控東(dong) 南廣袤海域的曆史性基礎；三是為(wei) 三千裏苗疆無不入於(yu) 版圖，推動了西南地區的內(nei) 地化發展趨勢。清王朝作為(wei) 一個(ge) 統一的龐大帝國政權，已逐漸將中原及其周邊民族邊區整合為(wei) 一個(ge) 複雜多元的政治共同體(ti) ，並在以後各種外來勢力不斷襲來的政治文化語境中，促使其朝著民族——國家的現代性方向曲折艱難地向前發展。

清帝國平定準噶爾叛亂(luan) 之所以顯得重要，是因為(wei) 戰事除涉及漠南、漠北即準噶爾本部外，還牽連青海、西藏、回疆(回部)等廣大區域，因而清廷通過征討和結盟等多種治邊策略的運用，不僅(jin) 控製了蒙古及大部分中亞(ya) 地區，極大地強化了其與(yu) 內(nei) 地社會(hui) 經濟化的聯係，改變了當地固有的政治文化生態格局，同時也繼續向西南推進並平息了衛藏戰爭(zheng) ，派出了監管地方事務的駐藏大臣，反映了王朝帝國治藏策略的製度化發展趨勢。從(cong) 而以建立或擴大屏藩範圍體(ti) 係的方式，極大地強化了帝國邊疆治理的掌控能力和安全係數。

收複台灣當然也是有清一代的大事，因為(wei) 盡管明代後期顏恩齊、鄭芝龍即在台灣建立了漢人政權，後又落入荷蘭(lan) 侵略勢力手中，又再次由鄭成功收複，成為(wei) 地方割據政權。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王朝平定台灣，迫使鄭氏歸順並獻出台灣島，從(cong) 此台灣開始納入王朝政治有效管理疆域之內(nei) ，成為(wei) 統一大業(ye) 實現的又一重大曆史性標誌。而以國家大一統地緣政治格局為(wei) 依托，隨著西方列強的不斷入侵，海疆與(yu) 其他內(nei) 陸邊疆的連環性關(guan) 係也日趨明顯，遂有海防與(yu) 塞防孰輕孰重的朝野紛爭(zheng) ，爭(zheng) 論的結果是將海防塞防兼顧定為(wei) 基本國策，反映海疆秩序的建構也開始成為(wei) 十分重大的“國是”問題。

與(yu) 王朝帝國勢力在其他邊陲地區的擴充同步，清廷在西南地區的經略開發活動也極為(wei) 活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三千裏“苗疆”的開辟，從(cong) 不少清代學者的認知視野出發，他們(men) 認為(wei) 較諸平定準噶爾叛亂(luan) 和收複台灣，前者甚至是意義(yi) 更為(wei) 重大的曆史性事件。嚴(yan) 格地說，龐大帝國管理體(ti) 係並非均質地分布於(yu) 全國各地，其中有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區，也有政治、經濟、文化的空隙地。後者不僅(jin) 長期徘徊在國家經濟和社會(hui) 體(ti) 係的邊緣，而且也始終遊離於(yu) 國家政治與(yu) 思想體(ti) 係之外，既是國家控製體(ti) 係不及的空隙，也是“王化”力量不到的邊陲。而在帝國龐大社會(hui) 經濟政治控製體(ti) 係的內(nei) 部，實際仍長期存在著或大或小的空隙，數量之多，分布之廣，甚至可用“支離破碎”“漏洞百出”來形容。以貴州一省之地而論，時人即感慨“遠在天末，雖有府州縣衛之名，地方皆土司管轄”，何況“苗疆”更為(wei) 國家“王化”力量長期不到之地，既談不上羈縻，更從(cong) 未設置土司，雖位於(yu) 帝國疆域腹地內(nei) 部，卻為(wei) 王期權力缺失的“生苗”之區，有著“議榔”“款州”“鼓社”“理老”一類獨特的組織管理形式，不為(wei) “內(nei) 地邊裔”或“內(nei) 地邊疆”。由於(yu) 經略開辟的地域極為(wei) 廣袤和重要，遂成為(wei) 當時震驚朝野上下的“國是”決(jue) 策大事。

“苗疆”的國家化開辟或經略如何進行，亦即采取何種方法才能更好地將其納入王朝帝國行政管理體(ti) 係，雖也有主撫與(yu) 主剿兩(liang) 種不同的主張，但畢竟主剿作為(wei) 一種國家意誌的治邊策略，始終占據了開辟過程的主導地位，不僅(jin) 進行了血腥式的武力征服，更濫殺了不少無辜民眾(zhong) ，不能不說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後的又一次殘暴行為(wei) ，造成了當地苗人“痛恨切骨”的曆史性創傷(shang) 記憶，不久即引發了包利、紅銀領導的大規模“苗亂(luan) ”。“苗亂(luan) ”的根源和責任當然不在反抗的正義(yi) 的地方苗人，而在濫用暴力的非正義(yi) 的王朝政府。較之諸葛亮同樣用兵邊地，以威德而非暴力服人，即使用計布陣，也“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相去不啻天壤之別。

當然，在武力開辟“苗疆”的整個(ge) 過程中，就其手段的具體(ti) 運用而言，隻能說是重“剿”而輕“撫”。與(yu) “剿”區別很大的代表柔性力量“撫”，作為(wei) 王朝帝國更長遠的一項政治謀略，實際亦並非完全棄而不用。質而言之，即王朝政府從(cong) 地方實際出發，顯然也清楚地看到“苗民風俗與(yu) 內(nei) 地百姓迥異”，從(cong) 而施行了大量善後特殊寬鬆政策，甚至明確規定“嗣後苗眾(zhong) 一切自相爭(zheng) 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繩以官法”，即以尊重苗人固有習(xi) 慣法製度(苗例)為(wei) 前提，通過以“苗”製“苗”的方法來實現更加有效的管控。因而不僅(jin) 消解了暴力因素引發的族類仇恨，緩和了“苗”“漢”之間的矛盾衝(chong) 突，同時也凝聚了更多的與(yu) “王化”政策有關(guan) 的國家認同資源，能夠促使地方社會(hui) 更快地朝著內(nei) 地化的方向發展，可說是“剿”後又繼之以“撫”，“剿”製造了大量衝(chong) 突和矛盾，隻能靠“撫”來化解和修複。

始終參與(yu) 開辟“苗疆”之事的方顯曾主張“先撫後剿，剿平之後，仍歸於(yu) 撫”。“先撫後剿”實際並未做到，但“剿平之後，仍歸於(yu) 撫”，仔細考察王朝帝國的善後舉(ju) 措，仍當為(wei) 客觀事實。因此，似可將其總結為(wei) “剿主撫輔”而終“歸於(yu) 撫”的治邊模式，“撫”相對“剿”仍為(wei) 常態性的長久做法。這種治邊模式雖然有其殘忍凶險的一麵，但從(cong) 邊疆連環互動戰略體(ti) 係出發，也有配合平定勢力強大的準噶爾叛亂(luan) ，為(wei) 維護國家安全而急於(yu) 在西南地區用兵的另一麵。因為(wei) “三千裏苗疆”橫亙(gen) 在西南交通要道上，即使都柳江流域“古州等處苗蠻，界在黔、粵之間，自古未通聲教……常越境擾害鄰近之居民，劫奪往來之商客，以致數省通衢，行旅阻滯，迂道然後得達，而內(nei) 地犯法之匪類，又往往逃竄藏匿其中”，嚴(yan) 重地阻礙了經都柳江水道由粵入黔轉蜀的通道。除都柳江流域外，“苗疆”範圍尚廣涉清水江上遊及其周邊地區，水道“上通重安以達都勻，下通黔陽以會(hui) 朗水”，亦為(wei) 由湘經水道轉旱路入黔轉桂，或經“滇楚大道”直達滇省必經之地。一旦梗阻，則“官民自黔之黔、之楚、之粵，皆迂道遠行，不得取直道由苗地過，……商旅尤以為(wei) 苦”。從(cong) 王朝國家邊防戰略的宏觀視野看，“苗疆”一地的開辟，亦關(guan) 涉整個(ge) 西南的穩定，不僅(jin) 意味著湘黔桂三省毗鄰地帶大塊空隙區域的內(nei) 部自我充實，更關(guan) 係經黔地入滇南向外部邊疆進行更大範圍的拓展。

交通要道及其眾(zhong) 多支線所構成的網絡，本質上也是王朝帝國權力體(ti) 係向外延伸必須依賴的控製網絡，開辟“苗疆”穩定整個(ge) 西南，未必就與(yu) 西北局勢完全無關(guan) 。事實上，準噶爾部在西域不斷擴充其勢力，早已控製了青海和西藏的廣袤地區，很可能以此為(wei) 憑借繼續南下，與(yu) 雲(yun) 南的蒙古殘存勢力相互聯合，而雲(yun) 南曆史上又曾出現過南詔、大理一類的強大地方政權，南宋因腹背兩(liang) 麵受敵而滅亡便是極為(wei) 重要的前車之鑒，因而如何通過開辟“苗疆”來有效掌控雲(yun) 南及整個(ge) 西南，又依靠掌控雲(yun) 南及整個(ge) 西南來防範西北長期存在的邊患，避免西北與(yu) 西南多種地方勢力疊加可能造成的危機，從(cong) 而強化或穩定整個(ge) 東(dong) 西南北麵合為(wei) 一體(ti) 的邊疆防禦體(ti) 係，顯然也是王朝帝國邊政治理不能不憑借宏觀視野考慮的大問題。

由此可見，清帝國之所以急於(yu) 開辟“苗疆”，既不是為(wei) 了殖民，也非掠奪資源，而是為(wei) 了確保王朝帝國統治的安全，是建構國家邊疆體(ti) 係整體(ti) 步驟的重要一環。不少歐美學者將其等同於(yu) 西方早期殖民擴張，無論衡以國家戰略意圖，抑或驗以地方客觀史事，顯然都是站不住腳的。從(cong) 邊疆盛衰連環互動體(ti) 係的宏觀角度看，如果說準噶爾叛亂(luan) 的平定即意味著對“天下秩序”威脅力量的解除，那麽(me) “苗疆”的開辟則象征著對“天下秩序”建構力量的加強，其一為(wei) “邊地邊疆”，一為(wei) “內(nei) 地邊疆”，都是有清一代邊疆治理的重點。

六、以德治邊的重大曆史性意義(yi)

以上通過抽樣分析的方法，具體(ti) 討論了曆代較有代表性的幾種邊疆治理模式。如果一定要做出取舍性的比較，最可取者顯然是諸葛亮的治邊模式。諸葛亮的一整套做法不僅(jin) 穩定了西南邊地，更重要的是還收拾了人心。更直接地說，他清楚地看到了人心是秩序紮根的基礎，缺少了人心的依歸或認同，再牢固的秩序也會(hui) 轟然坍塌，隻有建立在人心基礎上的秩序才是最長久和最牢固的秩序。無論內(nei) 政邊務，均難有例外。

諸葛亮用以威德感召人心的方法來治邊，不僅(jin) 消除了民族心理隔閡，緩和了民族矛盾或衝(chong) 突，穩定了西南邊疆局勢，而且樹立了以德治邊的曆史典範，體(ti) 現了“王道”政治的重要性，說明任何“正統”的象征均不能有道德資源的缺失。宋儒朱熹常“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所謂“大德”即剛柔兩(liang) 麵兼用，盡管以德政感召是根本性或主導性的策略，但並不排斥兵威的必要輔助支持作用，否則非但不能穩定邊地局勢，建構相互間的友好交往秩序，反而有可能導致連年幹戈，百姓生靈塗炭窘境的出現，隻能是“小惠”而絕非“大德”。其中之微妙差異，亦可見胸襟器識，而必以國家之前途，百姓之福祉，其受益之多寡久短，為(wei) 一客觀標準。後人感慨“侯所過，輒有遺跡付諸山靈，後人發得奇跡響，必謂侯所遺，蓋謂非侯其誰宜為(wei) ”。即可見其治邊功績傳(chuan) 播的廣泛，兼可一窺其影響的深遠。

透過曆代邊疆治理範例多方麵的比較，以諸葛亮治邊模式為(wei) 典型代表，以此分析傳(chuan) 統中國與(yu) 邊疆治理有關(guan) 的思想體(ti) 係或具體(ti) 方法，尚有三個(ge) 重要概念需要適當分梳：“大一統”“華夷秩序”“天下觀”。三者都與(yu) 我們(men) 討論的主題有關(guan) ，或許需要以之為(wei) 分析框架，來進一步判斷曆代治邊模式的利弊得失，不妨稍作一點補充性發揮和說明。

傳(chuan) 統中國的“大一統”思想，一般都理解為(wei) 一個(ge) 自下而上不斷將權力向上集中的龐大皇權體(ti) 係，當然也可將中央權力層層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手中。在上是居高臨(lin) 下的一統中央王權，在下是唯上是從(cong) 的王權派出機構，權力係統如網絡般分布於(yu) 全國各地，逐層管控廣袤的社會(hui) 空間。但是，根據早期公羊學的說法，“大一統”的“大”是動詞而非形容詞，意在表示讚歎或推崇，具有重要或了不起之義(yi) 涵。傳(chuan) 世經典多有此類用法，例如，《論語·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wei) 君也。巍巍乎!唯天為(wei) 大，唯堯則之。’”《孟子·盡心上》：“孟子自範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yang) 移體(ti) ，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yu) ?’”《文心雕龍·原道》：“文之為(wei) 德也大矣，與(yu) 天地並生者何哉?”《史通·敘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wei) 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wei) 主，簡之時義(yi) 大矣哉。”均可見“大”字作動詞用，明顯具有褒揚之義(yi) 。

“大一統”之“一”字，則當指形上本體(ti) ，也可說是大全式的道體(ti) ，是一切存在的原初性本源。《說文》：“惟初太極，道立於(yu) 一，造分天地，化成萬(wan) 物。”《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wan) 物。”公羊學認為(wei) “一”即萬(wan) 物發生形變的潛在開始，也為(wei) 萬(wan) 物生長的原初狀態，不妨稱為(wei) 隱秘而有待展開的本體(ti) 秩序。“一”亦與(yu) “元”相通，即《周易》“元亨利貞”之“元”，也可稱為(wei) “乾元”，因而不能不讚歎“大哉乾元，萬(wan) 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wan) 物滋生，乃順承天”。與(yu) “一”相通一致，而又需要在不同語境中分別表述約“元”，同樣既是一切創造活力的形上來源，也是一切價(jia) 值存在的本體(ti) 依據。“一”與(yu) “元”可以互訓互釋，當絕無任何疑義(yi) 。

至於(yu) “大一統”之“統”字，可說“自一本而萬(wan) 殊，而體(ti) 用一原也；合萬(wan) 殊而一統，而顯微無間也”。“統”既與(yu) “一”相關(guan) 聯，則明顯是用形上本體(ti) 的“一”來統攝形下現象的各種分殊性的存在。“一”(本體(ti) )與(yu) “萬(wan) 殊”(現象)互攝互涵，不僅(jin) 不分裂對立，反而高度辯證統一，構成了一種宇宙天地生成變化及社會(hui) 人生發展調適的重要解釋模式。

《春秋》開篇即大書(shu)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學依據“大一統”理念展開解釋，認為(wei) 既“變一為(wei) 元”，當然就應“立元正始”。任何分殊的存在本質上都自有其共同的形上原初的來源或開端，即使追問人類社會(hui) 及其政治活動的究極根椐也絕無例外。形上本體(ti) 的來源或開端是神聖、超越、純正和有序的，一方麵，無論天地萬(wan) 物或人類社會(hui) ，都可以在形上本體(ti) 的世界中統歸於(yu) “一”，表現出超越抽象的統一性；另一方麵，形上本體(ti) 的世界也是能夠活潑起用的，自然可以展開和落實於(yu) 天地萬(wan) 物或人類社會(hui) 而表現為(wei) “多”，顯現為(wei) 具象的形形色色的分殊。換句話說，“一本”可展開為(wei) “萬(wan) 殊”，“殊途”並不妨礙其“同歸”。足證“大一統”雖講“一”而決(jue) 不排斥“多”，“一統”與(yu) “分殊”是高度辯證統一的。

《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為(wei) 敘事之開首，如果說其書(shu) 法隱含著微言大義(yi) ，那明顯就是要開出人間正義(yi) 或正當的政治秩序。以“元”為(wei) “統”而係之於(yu) “一”，就是強調政治秩序的正當性與(yu) 合法性來源，尚有一更深層的不以人的意誌為(wei) 轉移的形上大道，形上大道即天道作為(wei) 普遍流行的隱性存在，乃是一切良性政治秩序得以建構的本體(ti) 根據，以其為(wei) “一”為(wei) “統”才能得“元”而“亨”而“利”而“貞”。“春”既實指自然界的盎然生機，也象征人類社會(hui) 的創造活力，乃得“元”稟“一”的必然結果，表現為(wei) 天道流行創化不已的欣融與(yu) 繁榮。如果說貫通天地人的“王”字，是政治秩序合理、正當的隱喻，那麽(me) “正”則為(wei) 政治行為(wei) 正義(yi) 的象征，說明一切政治行為(wei) 都必須受到天道正義(yi) 的規約。亦即前者必須以“一”“元”或“天道”為(wei) 合法性的根本依據，隻能在其規約下按照自然正義(yi) 原則行“王道”，而絕不可偏離正義(yi) 原則行“霸道”。後者則為(wei) “天道”合法性原則具化為(wei) 人間正義(yi) 的行為(wei) 顯現，是天道落實於(yu) 人心做出的正確價(jia) 值判斷和行為(wei) 抉擇。任何不義(yi) 的政治行為(wei) 都既違背了天道，也乖離了可與(yu) 天道相通相感的人心。以天道和人心為(wei) 合法性依據建立起來的政治製度，當然必須謀求一國政治乃至整個(ge) 人類社會(hui) 的長治久安，反對任何危害國家和人類社會(hui) 穩定的分裂破壞行為(wei) 。“大一統”的政治理念同時兼顧形上、形下兩(liang) 個(ge) 世界，是一種整體(ti) 而全麵的具有生命體(ti) 驗形態的哲學致思傳(chuan) 統。

憑借《春秋》所提示的微言大義(yi) 係統，以“大一統”政治理念為(wei) 出發點，可說政治的原則即不離天道人心而又時時注意其“用”，亦即政治行為(wei) 必須以形上超越的天道為(wei) 正當性的根據，做出以人性人心為(wei) 支撐的合法性製度安排，並將其轉化為(wei) 有體(ti) 有用的人間正義(yi) 行為(wei) ，是傳(chuan) 統中國政治哲學致思和行為(wei) 不言自明的重要方式。天道人心的原則標準固然必須歸“元”為(wei) “一”，但作為(wei) 具體(ti) 方法的政治行為(wei) 可以據“一”為(wei) “多”，原則的常而不變的“一”和方法的靈活萬(wan) 變的“多”，二者之間是可以相融相安而有機統一的。以此為(wei) 依據衡量曆代治邊模式，則其利弊得失均可洞若觀火，而最可取者仍為(wei) 諸葛亮的治邊模式，盡管曆史給他的隻是一個(ge) 小國寡民的政治舞台，根本就無力與(yu) 雄居北方的曹氏爭(zheng) 中原。

嚴(yan) 格地說，無論“內(nei) 地邊疆”或“邊地邊疆”，一般都是少數民族生活區，因而所謂治邊必然涉及華夷秩序的建構，當然也要一本天道人心采取長治久安靈活措施。而諸葛亮治邊所要麵對的“南人”，作為(wei) 一個(ge) 有著廣闊生活區的邊地主體(ti) 民族，其生活習(xi) 俗一貫“征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wei) 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yu) 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可見“治邊”本質上即是“治夷”，“治夷”與(yu) “治邊”是一事之兩(liang) 麵。因而他不僅(jin) 深入了解了“南人”的風規禮俗，尊重他們(men) 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而且透過他們(men) 固有和能夠接受的“盟詛”習(xi) 慣法製度，建立起了和平友好的交往關(guan) 係。這當然是上合天道、下得人心的正當政治策略，除人心的自覺歸依和認同外，尚多增了一重習(xi) 俗傳(chuan) 統紮根的深廣合法性基礎，遂使在習(xi) 俗傳(chuan) 統中生活的每一個(ge) 人，都成為(wei) 積極性的守邊者或安邊者，不能不稱為(wei) 古代中國華夷秩序建構最有借鑒意義(yi) 的曆史典範。

華夷秩序的重建與(yu) 邊地治理模式的選擇，作為(wei) 政治實踐必做的一體(ti) 兩(liang) 麵之事，之所以一再強調天道人心合法性的重要，即在於(yu) 具體(ti) 展開時必須以德而非以力服人，即使擁有不同習(xi) 俗傳(chuan) 統的族群也應充分尊重，誠如孟子所說：“舜生於(yu) 諸馮(feng) ，遷於(yu) 負夏，卒於(yu) 鳴條，東(dong) 夷之人也；文王生於(yu) 岐周，卒於(yu) 畢郢，西夷之人也。”雖為(wei) “夷人”，但不影響其成賢為(wei) 聖，說明聖賢從(cong) 不擇地而生，無論南海或北海，不分華夏與(yu) 諸夷，均心同理同，有著成德的發展可能。後來的王陽明也針對他生活的西南邊地及“蠻夷”特殊語境強調“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可說是孔子“有教無類”思想的再深化和發揮，從(cong) 而為(wei) 華夷秩序的重建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

毫無疑問，無論孔孟或後來的王陽明，乃至整個(ge) 儒家主流傳(chuan) 統，都是以普世的人性至善論為(wei) 出發點，來實踐性地討論或分析人生、社會(hui) 、政治和製度等各種現實問題。人性上則契應天道，下亦規範人心，故以天道人心作為(wei) 政治合法性的依據，以普遍、共同的人性為(wei) 基本預設，則可超越地域和民族，維護一切人的尊嚴(yan) 。因此，也可說人道不離天道，天道即是人道，人道本身就是華夷秩序建構的基礎，相互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分界線。即使有所謂“種族”或“民族”之分，“多係於(yu) 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統”。至於(yu) 文化則是可以通過交流互動的方式融變整合的，當然也是能夠憑借傳(chuan) 播受容的方式來推動其發展的。所謂“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正是通過日趨頻繁的人、財、物的流動與(yu) 互惠，渠道越來越多的語言、文化、思想、價(jia) 值的傳(chuan) 播和交流，大量原有的邊裔明顯出現了去邊疆化發展趨勢，不少曆史上的邊地已儼(yan) 然成了內(nei) 地，不僅(jin) 華複之間的區分逐漸淡化，民族間的藩籬也日見減少，凡儒家價(jia) 值深入紮根並與(yu) 當地文化水乳融合的民族聚居區，往往都是國家邊疆治理體(ti) 係最為(wei) 穩定的區域。而諸葛亮剛柔相濟的治邊策略，也可進一步發展為(wei) “乾坤並建”的施政原則，既可以用來處理傳(chuan) 統的華夷關(guan) 係，更可擴大為(wei) 重建社會(hui) 秩序的一般方法，傳(chuan) 統的治邊模式經過創造性地轉化和詮釋，未必就沒有可供借鑒的現實意義(yi) 。

“大一統”理念固然重視形上本體(ti) 世界的“一統”，但也決(jue) 不忽視形下經驗世界的多元，認為(wei) “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因而決(jue) 不否定多元文化存在的價(jia) 值，必然尊重各個(ge) 民族自身的文化認同和選擇。同時也需要以共同的天道天理或人性良知來建設共同的世界，力求以人道仁政為(wei) 基礎來建構良好的製度秩序。因此，必然打破傳(chuan) 統國家觀念的限製，建構更高一層的天下觀，亦即不僅(jin) 要在形上本體(ti) 界開出“仁者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的價(jia) 值理想，即在形下經驗界也要破除各種邊界，做到雖重視民族國家又超越民族國家，關(guan) 心人類社會(hui) 又超越人類社會(hui) ，以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共生共榮的視域來觀察和定位自己的發展。例如，晚近的康有為(wei) 就特別強調：“古今人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若人道不可少者，此大謬也。今將欲救生民之慘禍，致太平之樂(le) 利，求大同之公益，其必先自破國界去國義(yi) 始矣。”他層層解構一切人為(wei) 製造的區隔界劃，認為(wei) 當“去國界，合大地；去級界，平民族；去種界，同人類;去形界，保獨立；去家界，為(wei) 天民；去產(chan) 界，公生業(ye) ；去亂(luan) 界，治太平；去類界，愛眾(zhong) 生；去苦界，至極樂(le) ”。這明顯是一種理想層麵上的話語言說，難免烏(wu) 托邦式的想象色彩，但未必就沒有傳(chuan) 統天下觀的暗中支配，說明傳(chuan) 統天下觀是沒有邊界的，即使有邊界也是可以逐層突破和超越的，盡管國家作為(wei) 長期曆史的存在尚需要維護和關(guan) 愛，但未必就不可以朝著更高一層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方向發展。

以傳(chuan) 統天下觀看邊疆治理和華夷秩序建構，則邊疆有邊界而又可以超越邊界，邊界並非經濟文化交流的斷層線;華夷有分別亦當超越分別，不同的民族並非永遠隔閡而不能成為(wei) 一家。中國文化從(cong) 來就沒有與(yu) 西方類似的種族主義(yi) 、征服主義(yi) ，也沒有與(yu) 西方相同的殖民主義(yi) 、霸權主義(yi) ，更絕對沒有至今依然在西方內(nei) 部存在的長期性宗教仇恨、宗教衝(chong) 突。中國人曆來渴望文化的和平交往，反對文化的歧視和壓迫。

傳(chuan) 統天下觀的終極價(jia) 值訴求，是建構一個(ge) 無遠弗屆的道德共同體(ti) ，即使現實的邊疆治理和華夷秩序建構，也不能不有道德力量的真實到場。“乾坤並建”的架構並不排斥硬性力量的運用，但道德的軟性吸引力量則更為(wei) 根本。道德感召引發的心理認同及精神自律，或許更有助於(yu) 長久秩序的建構。原因是真正的道德總是與(yu) 正義(yi) 密契相連，恰如“仁”與(yu) “義(yi) ”隻能並舉(ju) 而不能割裂。“天下歸心”與(yu) “天下歸仁”，作為(wei) 一種秩序建構的價(jia) 值理念或原則，必須通過實際的政治行為(wei) 及相應的社會(hui) 實踐，才能顯示其真實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如果內(nei) 政外務均以良性互動的方式朝著“天下歸心”“天下歸仁”的方向發展，未來的中國邊疆體(ti) 係治理未必就不能實現“柔遠人而四方歸之”的升平和諧景象。而中國的經驗當然也可以進一步提升為(wei) 世界性的經驗，為(wei) 人類和平秩序的建構和社會(hui) 的永久福祉作出中國式的永恒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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