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文化精神

作者：郭齊勇 王晨光（武漢大學哲學院教授、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北京日報》2020年11月23日

“中國文化精神”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這一概念涵蓋了中華民族文化相對於(yu) 世界上其他族群的不同的、差異性的內(nei) 容與(yu) 特征，也涵蓋了能夠得到不斷延續的中國文化的主要內(nei) 容與(yu) 特征，同時還表達了現代語境下中國人的訴求與(yu) 對現代性的回應。

存有連續與(yu) 生機自然

所謂“存有的連續”，即把微生物、植物、動物、人類和靈魂統統視為(wei) 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關(guan) 乃至互相交融的連續整體(ti) ，這種觀點區別於(yu) 將存有界割裂為(wei) 神界、凡界的西方形而上學。受此影響，中國古代思想家始終聚焦於(yu) 生命哲學本身，沒有創世神話，不向外追求第一原因或最終本質等抽象答案，不向超越的、外在的上帝觀念致思。所謂“生機的自然主義(yi) ”，指中國哲學認為(wei) “自然是一種不斷活動的曆程，各部分成為(wei) 一種有生機的整體(ti) 形式，彼此動態地關(guan) 聯在一起……此種活動的曆程是陰與(yu) 陽的相互變動，在時間的曆程中來實現自己。”中國哲學並不強調主體(ti) 和客體(ti) 、物體(ti) 和精神之間的分辨，而是一種自然的相應，互為(wei) 依藉和補充，在互為(wei) 依藉和補充以及自然的相應中，就成就和保存了生命與(yu) 理解。

整體(ti) 和諧與(yu) 天人合一

中國人有著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ti) 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與(yu) 智慧。中華民族長期的生存體(ti) 驗形成了我們(men) 對於(yu) 宇宙世界的獨特的覺識與(yu) “觀法”和特殊的信仰與(yu) 信念，即打破了天道與(yu) 性命之間的隔閡，打破了人與(yu) 超自然、人與(yu) 自然、人與(yu) 他人、人與(yu) 內(nei) 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對話、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濟。與(yu) 這種宇宙觀念相聯係的是寬容、平和的心態，有彈性的、動態統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論。“天人合一”體(ti) 現了中國哲學精神中存有的連續和有機的整體(ti) 。

中國文化重視人與(yu) 自然之間，各族群、民族之間，人與(yu) 人之間的和諧統一的關(guan) 係。所謂“天人合一”，包含有經過區分天人、物我之後，重新肯定的人與(yu) 自然的統一，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麵征服、絕對占有自然。中國人在觀念上形成了“和而不同”、“協合萬(wan) 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既重視各民族、族群及其文化、宗教的分別性、獨特性，又重視和合性、統一性。在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問題上，善於(yu) 化解與(yu) 超越分別與(yu) 對立，主張仁愛、和平、和為(wei) 貴與(yu) 協調性，有民胞物與(yu) 的理想，厚德載物，兼容並包，愛好和平，從(cong) 不侵略別人，反對以力服人，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自強不息與(yu) 創造革新

中國文化是“尊生”、“重生”、創造日新的文化，所崇拜的“生”即創造性本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人們(men) 效法天地的，就是這種不斷進取、剛健自強的精神與(yu) 包容不同的人、事物與(yu) 文化、思想的胸懷。人在天地之中，深切體(ti) 認了宇宙自然生機蓬勃、盎然充滿、創進不息的精神，進而盡參讚化育的天職；由此產(chan) 生了真善美統一的人格理想，視生命之創造曆程為(wei) 人生價(jia) 值實現的曆程。在天地宇宙精神的感召之下，人類可以創起富有日新之盛德大業(ye) ，能夠日新其德，日新其業(ye) ，開物成務。所以《禮記·大學》引述古代經典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無論是對我們(men) 民族還是個(ge) 人，我們(men) 不能不盡心竭力地創造新的，改革舊的，推陳出新，革故鼎新，這是天地萬(wan) 象變化日新所昭示給我們(men) 的真理。

中國文化凸現了積極有為(wei) 、自強不息的精神，強調革故鼎新，創造進取，即人要向天地學習(xi) 。無數的仁人誌士奮發前行，不屈服惡劣的環境、勢力與(yu) 外來侵略者的淩辱壓迫，正是這種剛健堅毅的精神使然。

德性修養(yang) 與(yu) 內(nei) 在超越

中國文化的特點特別鮮明地體(ti) 現在道德文明層麵，並且用道德取代了宗教的功能。儒、釋、道、宋明理學四大思想資源與(yu) 思想傳(chuan) 統，最根本處是做人，是強調人的德性修養(yang) 。這四大思想傳(chuan) 統的道德精神並非隻停留在社會(hui) 精英層，相反通過教化，通過民間社會(hui) 、宗教與(yu) 文化的各種方式，如蒙學、家訓、家禮、戲文、鄉(xiang) 約、行規等，把以“仁愛”為(wei) 中心的五常、四維、八德等價(jia) 值滲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成為(wei) 他們(men) 日常生活的倫(lun) 理。而這些倫(lun) 理是具體(ti) 的、有生命的，甚至其中每一個(ge) 讚揚與(yu) 責備都包涵很高的智慧。

中國人以仁義(yi) 為(wei) 最高價(jia) 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揚至大至剛的正氣，舍我其誰的抱負，乃至“不識一個(ge) 字，亦須還我堂堂的做個(ge) 人”，強調人人都有內(nei) 在的價(jia) 值與(yu) 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意誌，以“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的氣概，守正不阿，氣節凜然，甚至殺身成仁，舍生取義(yi) 。

內(nei) 在超越的精神是中國傳(chuan) 統哲學在麵對超越性與(yu) 內(nei) 在性問題時展現出來的共同精神。儒家的天道性命之學、為(wei) 己之學，是“以道德理想的提升而達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製，以實現其超凡入聖的天人合一境界”；道家的道德論和逍遙思想，“以其精神的淨化而達到超越自我與(yu) 世俗的限製，以實現其絕對自由的精神境界”。內(nei) 聖外王之道，同樣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儒、道、釋（禪宗）所共有，以此作為(wei) 達到理想社會(hui) 的根本辦法。

秩序建構與(yu) 正義(yi) 訴求

中國文化中不僅(jin) 有理想勝境，而且有係統的現實社會(hui) 的治理的智慧與(yu) 製度。長期以來，中國社會(hui) 秩序的建構，靠的是“禮治”。“禮治”區別於(yu) “人治”、“法治”。“德治”是“禮治”的核心，但“禮治”的範圍比“德治”更廣。

在“禮”這種倫(lun) 理秩序中，亦包含了一定的人道精神、道德價(jia) 值。荀子推崇“禮”為(wei) “道德之極”、“治辨之極”、“人道之極”，因為(wei) “禮”的目的是使貴者受敬，老者受孝，長者受悌，幼者得到慈愛，賤者得到恩惠。在貴賤有等的禮製秩序中，含有敬、孝、悌、慈、惠諸德，以及弱者、弱小勢力的保護問題。禮樂(le) 文化不僅(jin) 促進社會(hui) 秩序化而且有“諧萬(wan) 民”的目的，即促進社會(hui) 的和諧化並提升百姓的文明水準。

一個(ge) 穩定和諧的人間秩序總是要用一定的禮儀(yi) 規範來調節的，包括一定的等級秩序、禮文儀(yi) 節。禮包含著法，禮既是道德規範，又是法律製度。儒家主張“明德慎罰”、“德主刑輔”、“一斷於(yu) 法”、“賞當其功，刑當其罪”、“執法必信，司法必平”等公平原則。儒家總體(ti) 上肯定德本刑用，省刑慎罰，反對不教而誅。

中國人特重教育，強調教育公平，即“有教無類”，這為(wei) 達到“政治公平”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國社會(hui) 等級間的流動較快，這是文官政治的基礎。儒家強調知識分子在社會(hui) 政治中的指導作用，甚至提出士大夫與(yu) 皇帝共治天下的主張。儒家有其言責，批判與(yu) 主動建言，為(wei) 廣開言路而抗爭(zheng) 。傳(chuan) 統民本主義(yi) 主張：“民為(wei) 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人無於(yu) 水監，當於(yu) 民監”，“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民本主義(yi) 肯定人民是主體(ti) ；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保民、養(yang) 民、教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具體(ti) 理性與(yu) 象數思維

中國的理性是具體(ti) 的理性。《論語》中孔子就是對某個(ge) 具體(ti) 的人物、具體(ti) 的情況做出評判，這一點就與(yu) 我們(men) 現代的學術討論習(xi) 慣大不相同。西方理性主義(yi) 的主要特征是人有抽象和演繹的理性能力。中國哲學所展示的具體(ti) 理性，無論是在認識實踐的層麵，還是在倫(lun) 理政治甚至本體(ti) 論的層麵，始終不與(yu) 經驗相離。中國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維，有明確的概念、範疇。古代辯證思維發達，這屬於(yu) 理論思維，包含了抽象過程。中國思維有兩(liang) 大特征，一是整體(ti) 觀，二是陰陽觀。前者從(cong) 整體(ti) 上把握世界或對象的全體(ti) 及內(nei) 在諸因素的聯係性、係統性；後者重視事物內(nei) 在矛盾中陰陽、一兩(liang) 關(guan) 係的對立與(yu) 平衡。

相對於(yu) 西方用理性思辯的方式來考察、探究形上學的對象，中國哲人重視的則是對存在的體(ti) 驗，是生命的意義(yi) 與(yu) 人生的價(jia) 值，著力於(yu) 理想境界的追求與(yu) 實踐工夫的達成。中國哲學的實踐性很強，不停留於(yu) “概念王國”。這不是說中國哲學沒有“概念”、“邏輯”、“理性”，恰恰相反，中國哲學有自身的係統，中國哲學的“道”、“仁”等一係列的概念、範疇，需要在自身的係統中加以理解。中國哲學有關(guan) “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內(nei) 在的邏輯、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學的、生態學的涵義(yi) 。其本體(ti) 論、宇宙論及人道、人性、人格的論說無比豐(feng) 富，而這些都需要在自身的語言、文化、思想係統和具體(ti) 的語境中加以解讀。

知行合一與(yu) 簡易精神

我國有經世致用精神，強調知行合一，踐形盡性，經國濟民，兼重文事武備，明理達用，反對空談高調。在朱熹、王陽明和王夫之的知行統合觀中，他們(men) 各自強調的側(ce) 麵或有所不同，但把價(jia) 值理想現實化，實踐出來，而且從(cong) 自我修養(yang) 做起，落實在自己的行為(wei) 上，完全出自於(yu) 一種自覺、自願、自由、自律，這是頗值得稱道的。

孔子、老子、《周易》、禪宗、宋明儒等都主張一種“簡易”精神，強調大道至簡。孔子講“居敬而行簡，以臨(lin) 其民”。《周易》哲學肯定“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cong) ”，善於(yu) 在“變易”中把握“不易”的“簡易”原則。中國文化強調要言不繁，以簡禦繁，便於(yu) 實行。

儒家並不脫離生活世界、日用倫(lun) 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尋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會(hui) 政事，科技發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開展。因此，中國文化精神可以與(yu) 現代文明相配合，彌補宗教、科技及現代性的偏弊，與(yu) 自然相和諧，因而求得人文與(yu) 宗教、與(yu) 科技、與(yu) 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