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應鼇及其傳(chuan) 世著述考論

作者：張新民

來源：《孔學堂》（中英雙語）2021年第1期

摘要：孫應鼇乃有明一代大儒，亦是黔中王門重要人物。其家世由屯戍武職人員轉為(wei) 地方文化世家，適可反映邊地社會(hui) 國家軍(jun) 事集團向地方士人群體(ti) 轉型的整體(ti) 特征。他早年多受姚江、江門兩(liang) 派學者影響，思想成熟則主要在提學關(guan) 中時期。一生著述頗多，成就亦高，學統與(yu) 政統合一，實為(wei) 雙重實踐的產(chan) 物。但其撰作清初即遭抽毀，散佚數量甚多，均有必要一一爬梳史料，逐條詳加考證，不僅(jin) 可見現存各本前後刊刻源流，亦有助於(yu) 還原黔中王門發展之真實麵貌。其中隆慶元年刻本《督學文集》與(yu) 重印本《督學詩集》，久藏日本靜嘉堂，獲見者既少，引用者更稀，則有必要揭示其內(nei) 容宗旨，並從(cong) 中了解一代心學學者之心路跋涉曆程

關(guan) 鍵詞：孫應鼇 心學思想 黔中王門  現存撰作 個(ge) 人別集

作者：張新民，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榮譽院長、教授。

隆慶元年刻本《孫山甫督學文集》及重印本《孫山甫督學詩集》，原藏於(yu) 日本靜嘉堂，乃明代著名理學家孫應鼇所撰，為(wei) 國內(nei) 流入東(dong) 瀛而曆來少為(wei) 人引用之佳本。兩(liang) 書(shu) 分之自可各成一編，合之則為(wei) 一完整個(ge) 人別集，即《天一閣書(shu) 目》著錄之八卷本《孫山甫督學集》，所收均為(wei) 孫氏督學關(guan) 中時所撰詩文，刊版亦在其長期駐節及講學的正學書(shu) 院。孫氏不僅(jin) “以儒術經世，為(wei) 貴州開省以來人物冠，即以詞章論，亦未有媲於(yu) 先生者”[1]，甚至置於(yu) 全國範圍內(nei) 進行觀察，他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今幸從(cong) 日本訪回兩(liang) 書(shu) ，重新影印刊行[2]，以為(wei) 亦學林值慶幸之一大盛事，遂詳考其生平事跡及相關(guan) 傳(chuan) 世著述如下。

一、從(cong) 武職人員到文化世家的轉型

孫應鼇（1527—1584），字山甫，號淮海，別號道吾，人稱淮海先生，諡文恭，貴州清平衛（今凱裏市爐山鎮）人，先世籍貫為(wei) 南直隸如皋（今江蘇省如皋市），明初占籍貴州清平衛。較孫氏稍晚的黔籍學者丘禾實嚐敘其家世淵源雲(yun) ：

先世祖曰華，以從(cong) 龍功授神策衛千戶，籍鳳陽之如皋，淮海者，從(cong) 如皋也。華以永樂(le) 中調清平，傳(chuan) 其子禮，禮傳(chuan) 欽。欽累官萬(wan) 戶，有別子曰鐸，生翰，翰生重，重生衣，衣乃生先生。自衣以前三世，皆以孝廉起家至郡丞、守令。衣複以先生貴，封中憲大夫，而衣有弟曰裒。又先生舉(ju) 進士，讀中秘書(shu) ，為(wei) 柱下史。《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若先世皆霰乎？[3]

類似的記載亦見黔中王門學者陳尚象（字心易，號見羲）為(wei) 孫氏所撰的《墓誌銘》：“一世祖華，永樂(le) 初以南京神策衛千戶調清平，家焉。華生禮，襲千戶，禮生欽，累官指揮僉(qian) 事，次鐸。鐸而後曰瀚，曰重。鹹以文學科第世其家。公父為(wei) 雲(yun) 南府同知南明公衣。”[4]孫華調清平衛之時間，嘉靖《貴州通誌》作“洪武十四年（1381）”，並雲(yun) “二十九年（1396）功升副千戶，景泰元年（1450）四世孫欽升正千戶，景泰四年（1453）升指揮僉(qian) 事”[5]，此說雖稍有歧異，仍可見其入黔始祖孫華，乃衛所軍(jun) 屯武職人員，自華至禮凡二世，皆任千戶之職，至三世欽，則累官指揮僉(qian) 事，依然以軍(jun) 功傳(chuan) 家。然次子鐸及其兩(liang) 子瀚與(yu) 重，則開始從(cong) 軍(jun) 功人員向地方士紳精英轉化，即所謂“鹹以文學科第世其家”[6]，不僅(jin) 孫應鼇的父親(qin) 衣“舉(ju) 鄉(xiang) 試《禮記》選首，典教犍為(wei) ，以道義(yi) 經術造士，士鹹有成”，歸隱後更“築舍之右為(wei) 學易齋，藏圖書(shu) ；築舍之西隅為(wei) 南明精舍……好覽究今古，時時以謙厚道訓族姓”[7]，即其叔父亦“居身有道，孝親(qin) 敬長，友愛宗黨(dang) ，可謂處家有禮”，雖“七試場屋，竟弗獲售，然以學擅淵源，才優(you) 經濟，故佐郡滇陽，夷獠向化。典教湖浙，儒生服義(yi) 。司牧鄖西，黎庶歸心”[8]。而孫應鼇《述祖德詩》亦有句雲(yun) ：“皇朝開天地，從(cong) 龍興(xing) 義(yi) 師。功成裂爵土，世祿清平陲。三傳(chuan) 奮大祖，業(ye) 儒崇聖規。褎然舉(ju) 上第，政教揚當時。郡丞入桂林，掛冠不可追。高風動宥府，肅衽讚偉(wei) 奇。”[9]足證其家由軍(jun) 屯移民轉化為(wei) 邊地文化世家，主要是從(cong) 曾祖一代開始的，延至其父孫衣，雖主要“以子應鼇貴”[10]，然“講幄橫六經，弦誦環犍為(wei) ；百裏歌神君，盡化哀牢夷”[11]，也儼(yan) 然具備了地方知識精英的身份特征。而孫衣之所以要辭官歸隱，也是因為(wei) “子山甫君，已登上第，遴翰苑，補給舍，名蒸蒸起，方向用。先生複曰：‘將代吾有行者，不在吾兒(er) 鼇乎？’遂焚牒不複出”[12]。可證以孫應鼇高中進士為(wei) 突出標誌，不僅(jin) 意味著人才和功名的雙重實際收獲，而且象征著家族的文人化成功轉型，當然也為(wei) 家族的地方化立足帶來了巨大的榮耀和聲望。丘禾實引《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以形容其家族，認為(wei) 曆經幾代人的邊地生活及發展，至孫應鼇成為(wei) 一代名臣大儒，遂開始發出奪人眼目的精英人物璀璨光芒，不妨視為(wei) 移民群體(ti) 乃至整個(ge) 西南邊陲文化內(nei) 地化變遷轉型的代表性高峰，當是恰如其分的概括性歸納總結。

以軍(jun) 屯移民方式入黔，曆經數代人的努力，通過科舉(ju) 轉換社會(hui) 身份，成為(wei) 詩書(shu) 禮樂(le) 世家，躋身士大夫階層者，不止孫應鼇一個(ge) 家族。例如，較孫應鼇稍晚的許一德（字子恒，號吉庵），其先世亦為(wei) “泗州人，七世祖得名從(cong) 高皇帝淮上，有開國功，授冠帶總旗。調守貴州，屢世建功，曆升指揮僉(qian) 事，世以武蔭著。數傳(chuan) 而至公（一德）父，封禦史，公始以儒業(ye) 起”[13]。也就是說，貴陽許氏家族從(cong) 七世祖得名開始入黔，即所謂“自直隸泗州以武功為(wei) 貴州衛指揮僉(qian) 事，子孫世其職，遂著衛籍”[14]，至一德父奇，為(wei) 嘉靖十年（1531）舉(ju) 人，授雲(yun) 南巨津知縣，遷四川順慶府同知，才開始由軍(jun) 功人員轉為(wei) 地方士大夫。奇下子孫人數頗多，多有科舉(ju) 功名，不能不說是“子孫繩繩，衣冠如雲(yun) ”[15]，許家遂成為(wei) 地方大家望族。其家族中最突出者即許一德，嘉靖四十年（1561）舉(ju) 鄉(xiang) 試第一，隆慶五年（1571）進士，“官禦史，立朝多所建白，遷雲(yun) 南副使，乞休歸家居十餘(yu) 年，惇厚謙謹，人稱長者”[16]。陳尚象與(yu) 許一德均為(wei) 江右王門學者鄒元標的弟子，萬(wan) 曆《貴州通誌》即“尚象削籍、一德乞休家居時，巡撫江東(dong) 之、巡按應朝卿延請撰輯者”[17]。鄒元標嚐為(wei) 是書(shu) 撰序，稱江東(dong) 之“奉命鎮撫是邦……敦請予門人給諫陳君見羲、鄉(xiang) 縉紳憲父許君吉庵大葺《通誌》”[18]。適可見其家世淵源雖為(wei) 武職，與(yu) 孫氏家族一樣，經過數代人的習(xi) 禮讀書(shu) ，已徹底轉化為(wei) 地方頗有影響和號召力量的士人家族集團，遂能憑借家族聲望與(yu) 邊地封疆大吏合作，積極參與(yu) 鄉(xiang) 邦文獻的搜考編纂及文化秩序的建構活動。[19]

陳尚象、許一德雖影響遠不如孫應鼇，但均為(wei) 黔中王門的重要人物，如果說前二人為(wei) 王陽明的三傳(chuan) 弟子，孫應鼇便當為(wei) 陽明的再傳(chuan) 門人。王陽明初至黔省謫居地時，自謂“所可與(yu) 言者中土亡命之流”[20]。“中土亡命之流”顯然即指非黔籍的外來漢人移民，如果考察其遷徙源流，則大體(ti) 以永樂(le) 十一年（1413）為(wei) 時間坐標，“始置貴州布政使司，分職設官，比於(yu) 內(nei) 地諸行省。自是以後，遷流日眾(zhong) ，或以官戶戍卒，或以軍(jun) 屯負販，世代占籍，遂為(wei) 黔產(chan) ，賢達漸多，彬彬稱盛，黔地非複舊觀”[21]。至於(yu) 陽明赴謫的龍場驛，恰為(wei) 貴州宣慰司所轄。明代貴州布政使司、宣慰使司，當時均“同駐貴陽府城，而貴州衛、貴州前衛其治事之署，亦皆不離府城”[22]。故貴陽府城集中了大量與(yu) 陳尚象、許一德祖輩類似的軍(jun) 屯移民，當然也有不少商屯、民屯即所謂“中土”流亡者，他們(men) 中一部分人已開始有了地方士人的文化身份特征，遂與(yu) 陽明多有交往接觸，部分具有生員資格者更成了他早期的學生。特別是陽明在龍場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後，“貴州提學副使席書(shu) 聘守仁主講貴州書(shu) 院，書(shu) 身率諸生事守仁，守仁因論知行合一之旨，教化大行於(yu) 貴州，陳宗魯等於(yu) 是出焉”[23]。宗魯乃陳文學字，貴州前衛人[24]，亦必為(wei) 軍(jun) 屯武職人員後裔，與(yu) 其同時師從(cong) 陽明之湯冔（字伯元），則為(wei) “貴州宣慰司人，其先自直隸桃源來籍”[25]，加上同為(wei) 貴州宣慰司人的葉梧（字子蒼）[26]，均為(wei) 正德三年（1508）最早負笈向陽明求學的入門弟子，同時也是陽明病逝後最早倡議修建祭祀專(zhuan) 祠，“以慰士民（景仰）之懷”[27]的地方士人。具見陽明心學思想的傳(chuan) 播渠道，最早是通過漢人文化區來逐步展開，後才不斷向“夷人”文化圈滲透、擴散。以外來移民文化世家讀書(shu) 子弟為(wei) 中堅力量，早期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陳文學、湯冔、葉梧三人。三人“宗魯得文成之和，兼擅詞章，伯元得文成之正，且有吏治”，葉梧與(yu) 陽明多有書(shu) 信往返，遂“開黔南學業(ye) ”[28]。時人認為(wei) “貴陽當國家西南之陬，而實今人才樸茂之區也。自是近古之才，庶幾彬彬乎盛矣”[29]。以後又不斷擴大其影響涵蓋範圍，蔚蔚然興(xing) 起黔中王門一大地域性學派，其“主將者”多為(wei) 軍(jun) 功漢族移民轉為(wei) 文化世家的後裔，以致孫應鼇已發榜進士並升給事中後，仍有地方誌乘稱其為(wei) “貴州軍(jun) 生”[30]。無怪乎萬(wan) 斯同要稱其“奮起荒徼，以學行知名，為(wei) 黔中人士之冠”[31]。後人則將其與(yu) 李渭（字湜之，號同野）、馬廷錫（字朝寵，號心庵）合稱為(wei) “理學三先生”，以為(wei) “孫文恭崛起於(yu) 清平，李同野振拔於(yu) 思南，馬內(nei) 江奮跡於(yu) 宣慰，人文之盛，幾與(yu) 中華爭(zheng) 烈”[32]，影響不可謂不大。而明代對西南諸省的開發，其中也包括大量移民的遷入，以及他們(men) 的文化轉型與(yu) 社會(hui) 影響，則不僅(jin) 堪稱“中國國力南移之顯征”，亦為(wei) “近世中國開新運”[33]。認真分析孫應鼇一類人才群體(ti) 的迅速湧現或崛起，便可清楚看出邊地文化影響作用的持續性與(yu) 重要性。

二、外在政治理想與(yu) 內(nei) 在心性工夫的雙重奏鳴

孫應鼇之家世淵源，可說由武而文，以致水到渠成緩慢轉型，成為(wei) 邊地移民一代成功典範。而其對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承，也是積微成著，從(cong) 而薪傳(chuan) 不斷漸成氣候，遂躋身王門學者代表性人物行列。

從(cong) 孫應鼇一生成長經曆看，他“九歲能屬文，授之書(shu) ，輒取大義(yi) ”，以致“盡發家藏書(shu) 讀之，學遂通”[34]。年十九即舉(ju) 鄉(xiang) 試第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中進士，“貴州解元進士自應鼇始”[35]。應鼇應鄉(xiang) 試時，貴州提學徐樾（字子直，號波石）一見大奇，歎賞邊地竟有如此人才。徐氏“少與(yu) 夏相才名相亞(ya) ，得事陽明，繼而卒業(ye) 心齋之門”[36]，故能“講明心學，陶鎔士類，取夷民子弟而衣冠之，訓迪諄諄，假以色笑”[37]，不僅(jin) 對應鼇有知遇之恩，即在心學思想上亦必有所啟蒙。[38]

繼徐樾之後，孫應鼇又從(cong) 楚中王門蔣信遊，自謂“鼇少亦知學道，見公而其誌始堅”[39]。與(yu) 徐樾為(wei) 陽明晚年門人不同，蔣信（字卿實，號道林）則為(wei) 陽明早年弟子。陽明離開龍場赴廬陵任，過常德、辰州時，曾“與(yu) 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於(yu) 龍興(xing) 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ti) ”[40]。蔣信既“深見（陽明）器重，其後師事甘泉先生，服膺有年，又見印可”[41]。湛甘泉乃陳白沙學問的重要傳(chuan) 人，蔣信則不僅(jin) 承續了陽明一派的嫡傳(chuan) 心法，亦深得白沙—甘泉一係的血脈神髓，可說是姚江之學與(yu) 江門之學的共同承祧者[42]。其在貴州提學任上時，“訓迪生儒以默坐澄心，體(ti) 認天理，一時士習(xi) 翕然丕變……所獎拔盡名士”，時人讚其“文章節概，為(wei) 品流第一”[43]。是時孫應鼇雖尚未獲見蔣信，然亦必受其所倡學風的影響，所謂“某自髫齡，慕公道德，未及門牆，有懷立雪”[44]雲(yun) 雲(yun) ，即是一可靠自述鐵證。以後離黔入仕，多次往返武陵，複得聞蔣氏謦欬，“默悟審幾慎獨合一求仁之旨”[45]，故其學問之入手處，“於(yu) 江門、餘(yu) 姚得力獨深，若其處變應卒，錯綜文武之間，亦似餘(yu) 姚衣缽”[46]。一生學問取向，均“講求仁之旨”[47]。胡直（字正甫，號廬山）為(wei) 孫應鼇的早期文集撰序，便談到孫應鼇見到蔣信後的思想發展變化情況：

孫子生神穎，長學於(yu) 道林子，視其氣，杜機忘言，弗諜一光。至讀其詩文，凡數千萬(wan) 言，達於(yu) 天地庶物，究於(yu) 帝王，辨於(yu) 諸家，放於(yu) 上下、內(nei) 外巨細，尤嚴(yan) 於(yu) 學術政治，而皆出於(yu) 幾微之所絯。其韻不假揣度而靡不應律，其辭不煩比擬而靡不合軌。予知孫子之無為(wei) 為(wei) 之而不能不為(wei) ，雖千萬(wan) 言無言也，進乎一矣。[48]

胡直曾從(cong) 學歐陽德，又遊於(yu) 羅洪先之門，與(yu) 蔣信類似，為(wei) 江右王門的大將。孫應鼇“兩(liang) 官江西，得締交廬山子”，兩(liang) 人以後又“數會(hui) 芷厓蘭(lan) 水之間”，並“同官於(yu) 蜀”[49]，不僅(jin) 在官場上是同僚，即在道義(yi) 上亦為(wei) 至交，可謂相知甚深且密。胡直在文中聯係孫氏一生詩文成就，以為(wei) 極廣博而又甚精微，便特別突出了求學蔣信的關(guan) 鍵性作用，當是至交頗為(wei) 允當妥適之言。孫氏一生學問，主要“以求仁為(wei) 宗，以盡人合天為(wei) 求仁之始終，而其致功，扼要在誠意、慎獨”[50]，實際便是要全身心地投入本然真實的自我，並透過切身性的實踐活動遙契形而上的天道，開啟人的精神的無限向上超越之機。而溯河窮源，剝蕉至心，均與(yu) 早年從(cong) 遊蔣信，身心無不獲益有關(guan) 。

正因如此，孫應鼇才特別指出，蔣信“蚤得聖門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宗，其論雖殊，其本為(wei) 要於(yu) 知止，知止為(wei) 嚴(yan) 於(yu) 慎獨，慎獨為(wei) 妙於(yu) 默識，默識為(wei) 融於(yu) 勿忘勿助之間，其綜之為(wei) 成此仁於(yu) 一身”[51]。蔣信自己也強調：“廓然大公者，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無所容於(yu) 我也。物來順應，則規矩在乎方圓，萬(wan) 變存乎一運焉已耳。”[52]故其接引後學，最重工夫論上的踐仁知天，亦即必“知萬(wan) 物一體(ti) 為(wei) 聖門宗旨”[53]，而尤重“踐履篤實，不事虛談”[54]。以為(wei) “孔氏之教其徒也，一則曰仁，二則曰仁。當時學者之學於(yu) 孔氏也，一則曰求仁，二則曰求仁。是故立而立人，達而達人者，語其體(ti) 也”[55]。凡有來問學請教者，他都首先要求本諸人性之本然及人生之應然，依孔門之教不斷識仁、求仁，展開先立乎其大的生命實踐活動，否則便難有終極性的安身立德，遠離或違背了人生的本真實然。

當然，作為(wei) 姚江門下的重要心學學者，孫應鼇固然以“求仁”兩(liang) 字來統攝其一生學問主旨，但也極為(wei) 重視心的主體(ti) 作用及其實踐工夫，認為(wei) 《大學》自“知止”到“至善”一段，實際“就是明新心之本體(ti) ，心學工夫全在致知，心之本體(ti) ，知而已矣”。因此，“格物、致知是聖學之安身立命處”[56]，而“良知者，仁體(ti) 也。得仁之體(ti) ，則備有眾(zhong) 善，不以撓己。不得仁體(ti) ，則雖有眾(zhong) 善，惟物徇美。惟物之徇，是謂喪(sang) 真，是謂忘生。不以撓己，為(wei) 止其所，為(wei) 宇宙主”[57]。尤宜注意的是，孫應鼇為(wei) 胡直的《正學心法》撰序，尚有以下一段文字：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感，人心也。寂感之間，聖人所謂“一貫”也。雖寂而天下之故未嚐不感，雖感而本然之真未嚐不寂，故寂感非二，不二則仁。譬洪鍾含聲，明鏡蓄照，不將迎於(yu) 物，物至應之；適中天則，應已不留，非擬議形跡可逮……本體(ti) 在此，工用在此，易簡理得，得是爾。豈後世學術或偏內(nei) ，或偏外，遺事物以求心，將無入空滅？逐吾心於(yu) 事物，將無陷支離哉！[58]

上述文字，王陽明晚年弟子王畿（字汝中，號龍溪）嚐有節引，以為(wei) “此數言，深契（陽明）先師格致之微旨，可謂得其髓矣”[59]。王陽明早年即認為(wei) “聖人之心如明鏡，隻是一個(ge) 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60]。其晚年則謂：“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致知在於(yu) 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全體(ti) 精神隻從(cong) 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著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乃良知妙用，以順萬(wan) 物之自然而我無與(yu) 焉。”[61]對於(yu) 王陽明的“致知格物”說，王畿自然十分稔熟，誠如黃宗羲所說：“先生（王畿）親(qin) 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以為(wei) 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jue) 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yu) 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62]可見王畿不僅(jin) 深得陽明之學，同時更多有所闡釋發明。而對《大學》的“致知格物”說重新展開創造性的解讀，乃是陽明建構其心學體(ti) 係的重要基礎，也是他與(yu) 朱子的看法產(chan) 生嚴(yan) 重分歧的要害。孫應鼇的立論強調終日乾乾，收攝葆任，故心體(ti) 雖寂而能照，雖應而恒寂，照乃直觀之慧照，應亦直觀之慧應，即照即寂，即寂即應，隻是廓然無對，朗朗然如明鏡，可作出一切必要之價(jia) 值判斷，又全然超越一切價(jia) 值判斷。證以孫氏本人的言說及王畿的評價(jia) ，比較陽明一係列的理論主張，再反觀比對朱子的相關(guan) 言說，即可知孫氏之說遠離朱子而更契合陽明。

以此通觀孫應鼇一生，可說他的思想的成熟雖主要在督學關(guan) 西以後，但早年受到陽明心學人物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時人稱他與(yu) 蔣信見麵後，“悟宗旨而歸，發憤刊落，功收一原，任重詣極，洞見道體(ti) ”[63]，當是可以信據之言。而蔣信臨(lin) 終前亦曾命其子如川、如止說：“我化……誌我者，孫山甫乎。”[64]更可見二人道義(yi) 相交，知之可謂深矣。如果說科舉(ju) 中試開啟了孫應鼇的外在宦海沉浮之路，為(wei) 他提供了政治活動的舞台或空間，那麽(me) 與(yu) 徐樾、蔣信的交往則點燃了他內(nei) 在心靈探尋之燈，極大地堅定了他的精神發展方向或價(jia) 值訴求目標。而他後來與(yu) 王門親(qin) 炙弟子王畿、南逢吉等人多有交往，觀其《太平興(xing) 國宮用王龍溪韻》：“詠真元福地，古徑已平蕪。林隱雲(yun) 光亂(luan) ，煙銷殿影孤。仙源何寂曆，靈跡半虛無。閑坐觀元化，吾今且喪(sang) 吾。”[65]是詩任瀚以為(wei) “天趣最深”[66]，“吾今且喪(sang) 吾”一句，亦最見《大學》靜慮境界，均可見二人思想境界甚為(wei) 接近，相互之間必多有認同和影響。外在的政治理想活動和內(nei) 在的心性涵養(yang) 工夫，相互交織，成為(wei) 他人生中長期不斷的雙重奏鳴曲。

三、思想與(yu) 實踐的交織及互動

以進士解元身份進入國家行政體(ti) 製的孫應鼇，先是“讀書(shu) 中秘，時館師徐文貞公以國士目之”[67]，不久即改戶科給事中，出補江西僉(qian) 事，升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以後又遷陝西提學副使、右僉(qian) 都禦史，並兩(liang) 撫鄖陽。初蒞鄖陽，時“歲饑，奏免兆化諸縣秋糧”；再撫鄖陽，“皆以廉惠得民和”[68]，頗有政聲。督學關(guan) 中時，則“以濂洛之學自任，蒞政舉(ju) 大體(ti) ，不親(qin) 細務，教士務實效，不為(wei) 虛名，當時號稱得士”[69]。又“日與(yu) 秦中諸生講論心學，隨所疑問，應辯如向”[70]，“一時關(guan) 中博士弟子事先生如山鬥，乃闡明道妙，揭示默識本旨，即世世可師承矣”[71]。今存孫應鼇《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內(nei) 分崇製、訂學、論心、立誌、破迷、修行、規讓、飭禮、勵勤、戒速、博理、講治、進業(ye) 、惇友、養(yang) 蒙、嚴(yan) 範十六條，及其在陝西提學任上，根據地方實際，“與(yu) 諸有司教職暨諸生約，分別體(ti) 要”，希冀“在諸生是為(wei) 教學相長，在各官是為(wei) 法紀相成”，遂著手製定並上報朝廷的重要撰述。其中“立誌”強調“誌於(yu) 聖人之道，不能為(wei) 聖人之徒者，吾不信也。耳順從(cong) 心，境域至矣，必始於(yu) 誌學；據德依仁，功夫精矣，必原於(yu) 誌道”[72]。具見其所要求諸生者，乃是與(yu) 終極目標相關(guan) 之“立誌”。“立誌”代表人生遠大理想自覺的建立，生命價(jia) 值目標主動實現的開始，不僅(jin) 與(yu) 孔子自述“十五誌於(yu) 學”（《論語·為(wei) 政》）之精神路向契合，同時也與(yu) 陽明“立誌而聖則聖矣，立誌而賢則賢矣”[73]之立論一致：

於(yu) 戲！聖人之道誠大矣，其意誠精矣。曷言大？極天地萬(wan) 物同體(ti) 之量，故曰大。曷言精？極人心道心危微之辨，故曰精……夫學聖人之道，以天地萬(wan) 物同體(ti) 為(wei) 量，則家國天下固修齊治平於(yu) 我者也。乃至於(yu) 害於(yu) 凶於(yu) 禍而不顧，無乃非其類也乎……夫一誌聖道，必能恬於(yu) 世情，能淡於(yu) 世味，然後可以有道，是以亹亹為(wei) 諸生指迷雲(yun) 。[74]

毫無疑問，孫應鼇是以專(zhuan) 司一方學政的朝廷令官的身份，發布曉諭其下屬各級行政儒學教官及諸生的檄文的。盡管他明顯擁有權力與(yu) 知識的雙重地位與(yu) 身份，但與(yu) 謫官貴州龍場的王陽明類似，仍突出表現了儒家人文教化的風格特征，即所謂“禔身秉道，繩墨嶄然，真足以為(wei) 諸生之師”[75]，乃是以個(ge) 人學術與(yu) 政治行為(wei) 實踐的方式，將已經分裂的道學與(yu) 政術重新整合成一體(ti) [76]。是時張居正的新政改革活動盡管尚未開始，但其後來整頓天下府、州、縣學，亦強調“養(yang) 士之本，在於(yu) 學校，貞教端範，在於(yu) 督學之臣”[77]。如果稍微比較一下前後兩(liang) 人的做法，則孫氏已憑借以身示範的具體(ti) 行為(wei) 方式，率先開啟了地方學政改革的實踐活動。他既督導學校重視德化以端正地方士風，當然就必須盡可能地凸顯人的主體(ti) 精神。而在思想及實踐交織互動變化發展的線索上，又與(yu) 王陽明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流變邏輯關(guan) 係。

因此，孫應鼇在關(guan) 中提學任上，又特別告誡在學諸生，要“大心以體(ti) 天下之物，誠心以納天下之善”[78]。與(yu) 陽明極為(wei) 重視“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79]類似，孫氏在鼓勵學生挺立主體(ti) 人格自我的同時，也極為(wei) 關(guan) 注工夫論意義(yi) 上的心性鍛煉實踐，認為(wei) “放心既收，則未發氣象自見，隨感而應之體(ti) ，渾淪無物之實，莫非自然妙用，其求靜惡動之心，執動泥靜之心，至此俱知其非真矣”。其最重要者，仍是“妙於(yu) 慎獨，極諸默識，達於(yu) 悅樂(le) ，合諸內(nei) 外之旨”，不僅(jin) 要證入形上本體(ti) ，開出內(nei) 外一體(ti) 的生命存在境域，同時更要轉化為(wei) 社會(hui) 性的生命實踐行為(wei) ，匯積為(wei) 政治人倫(lun) 秩序建構的動力資源，做到“道義(yi) 渾融，酬酢罔間。是以行於(yu) 身家，則能以禮讓化家；行於(yu) 國，則能以禮讓化國；行於(yu) 天下，則能以禮讓化天下”[80]。也可說，在個(ge) 人便當“立誌以聖賢為(wei) 歸”，在社會(hui) 則應“學道以倫(lun) 理為(wei) 準”[81]。無論是心靈的內(nei) 在言說還是以其為(wei) 表征的主體(ti) 精神的外在弘揚，都一頭連著個(ge) 人道德與(yu) 人格的完善，一頭連著家國天下秩序的建構，個(ge) 人的美德與(yu) 社會(hui) 群體(ti) 的共同善，二者必須浹然打成一片，從(cong) 而如實開顯出人的存在應有的“內(nei) 外合一”完整大全之道。

王陽明曾讚歎：“關(guan) 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wei) 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guan) 中之盛者。”但也惋惜“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yu) 四方無異矣”。因而希望南大吉（子元善，號瑞泉）、南逢吉（字符貞，號薑泉）兄弟二人，返回渭南家鄉(xiang) 後，能“進其文藝於(yu) 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wei) 聖賢之學”，[82]使當地學風重新振發興(xing) 起。南氏兄弟二人均為(wei) 陽明門下高足，如作為(wei) 兄長的南大吉，其治學就“以致良知為(wei) 宗旨，以慎獨改過為(wei) 致知工夫，飭躬勵行，惇倫(lun) 敘理”[83]。而其弟南逢吉則早在越州時，便從(cong) 兄師事陽明，“早聞陽明良知之訓，服行至老不為(wei) 怠”[84]。故兄弟二人曾合力創辦湭西書(shu) 院，聚集四方士人講學，不僅(jin) 推動了“渭上人才科目”[85]的興(xing) 盛發展，而且也為(wei) 關(guan) 學注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心學思想資源。孫應鼇曾與(yu) 南逢吉交，一見而語相合，又“與(yu) （逢吉）公論學，公為(wei) 極闡其微……聞所未聞”[86]，同時也踵接南氏兄弟二人之遺業(ye) ，“日與(yu) 秦中諸生講論心學，隨所疑問，應辯如向”[87]。其中也包括工夫論上的“默識本旨，即世世可師承”[88]，亦即他與(yu) 蔣信共同主張的“慎獨”工夫——“慎獨為(wei) 妙於(yu) 默識，默識為(wei) 融於(yu) 勿忘勿助之間，其綜之為(wei) 成此仁於(yu) 一身”[89]。如曾被孫氏視為(wei) “國士”的溫純，便說“自從(cong) 吾師淮海先生遊也，習(xi) 太師家學風度，不啻身坐春風中”[90]。陽明高足王畿亦有函稱：“世傳(chuan) 當局者有不喜講學之說，愚竊以為(wei) 不然，講以身心與(yu) 講以口耳，先正常有辨矣。”[91]身心之學必兼體(ti) 用，當為(wei) 正學，口耳之學不過玩弄伎倆(lia) ，多為(wei) 異端。適可見與(yu) 陽明的講學類似，孫氏的講學也為(wei) 人人受益的身心之學，絕非單調刻板的官僚套話，更非販弄口舌的空洞無聊之論。

由此可見，孫應鼇繼南氏兄弟之後，再次擴大了心學在關(guan) 中的傳(chuan) 播範圍，加上其作為(wei) 提學特殊的行政身份，故教化所及，造就頗眾(zhong) ，影響甚大，貢獻殊多，顯然有力地推動了關(guan) 學的心學化發展。以後尚有許孚遠（字孟中，號敬庵）、馮(feng) 從(cong) 吾（字仲好，號少墟）等相繼講學關(guan) 中，不僅(jin) 強調心的主宰作用的重要性，關(guan) 心義(yi) 理精神的發揚，同時也突出心上用功的必要性與(yu) 重要性，注意實行學風的弘傳(chuan) 和發揚，既強化了關(guan) 學一貫固有之長處，又加快了其心學化發展的進程，最終則以關(guan) 學心學化的理論突破方式，實現了關(guan) 學發展的曆史性複興(xing) 。[92]而孫氏承上啟下所發揮之曆史作用，即就關(guan) 學的源流變遷而言，其功亦十分突出，其地位絕不當低估。

四、學政改革與(yu) 講學實踐活動

孫應鼇一生經曆，主要集中在嘉靖、隆慶、萬(wan) 曆三朝，繼督學關(guan) 中之後，又曾升吏部右侍郎，尋改禮部，充講官經筵，掌國子監祭酒事。曾有《講筵恭述四首》，其第二首雲(yun) ：“袞衣縹緲五雲(yun) 間，侍從(cong) 威儀(yi) 玉筍班。講罷典謨因諷勸，即看喜氣滿天顏。”[93]可見其進講必不止一次，且多有諷勸，同時又配合張居正改革，整頓學政，事亦多有可述者。

在孫應鼇看來，“國家興(xing) 治以人，造人以師，師得則得人，人得則得治，古今一揆，未有能易”[94]。因此，他認為(wei) 整頓學政，必從(cong) 重建師道入手。然縱觀中國曆史，明代乃是傳(chuan) 統中國政治的惡化期，王陽明便根據自己的官場慘痛經曆，特別指出“仕途如爛泥坑”，勸人“勿入其中，鮮易複出”[95]。甚至身居內(nei) 閣首輔要職的張居正也認為(wei) ：“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特行戒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眾(zhong) 心無所適從(cong) ，化理何由而致？”[96]盡管官場學政一職，最見儒家人文精神，同樣也有陋習(xi) 流弊，孫應鼇便曾針對“政以賄成，官由寵敗者，往往形於(yu) 奏牘”的負麵現象，著眼於(yu) “法禁於(yu) 已著而教化於(yu) 未形，忽未形之化而崇已著之禁”，認為(wei) “植木不於(yu) 其根，浚水不自其源，終非所以培養(yang) 人才、曲成士類”，都是缺乏長遠考量的政治舉(ju) 措。所以，除必須重視重振師道外，也應“裒集英才，以弘教育”。而究其根本原因，則為(wei) “興(xing) 化治理，本之賢才，成賢育才”，最要莫過於(yu) 素養(yang) ，亦即“不素養(yang) 士而求得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97]。實際仍是要通過養(yang) 士或造士的方法，能夠以開明的方式多蓄備國家人才，甚至社會(hui) 上的名儒耆俊，也應盡量網羅擢用，從(cong) 而凝聚更多的學術文化資源，發揮其引領政治的正麵作用。遂據此革除舊製弊端，整飭國子監舊製，即所謂“討求舊章，嚴(yan) 飭功令，務在必行”[98]。尤其提學乃朝廷命官，更不能不“在內(nei) 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99]，最終則“請禁社生黜生及民間庸子弟入監，（上）從(cong) 之”[100]，從(cong) 而強化了太學培養(yang) 人才的功能，改變了學問虛假空疏的時代通病。當然，明代自“萬(wan) 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為(wei) 小康。萬(wan) 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yu) 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101]。以此觀察孫應鼇為(wei) 改革學政所做出的種種努力，盡管成效或功勞不小，但從(cong) 長時段來看，仍隻能算是朝廷教化由盛入衰閃出的臨(lin) 時一線亮光，乃王朝自救機製短暫的生機複活。

稍需注意的是，孫應鼇所主持的學政改革，乃是張居正新政中極為(wei) 重要的一環。是時張居正恰好強調“養(yang) 士之本，在於(yu) 學校；貞教端範，在於(yu) 督學之臣”，開始著手整頓和改革學校製度，要在“使人皆知敦本尚實，而不敢萌僥(jiao) 幸之心，則振興(xing) 人才之一大機也”[102]。可見孫應鼇的所作所為(wei) ，必與(yu) 張居正推行的新政有關(guan) 。考孫氏嚐有《太嶽先生為(wei) 予談衡山之勝，因示登遊諸作》詩：“見說高峰迥不群，遊仙特禮祝融君。遠從(cong) 千裏浮湘浦，獨立孤峰辨禹文。紫蓋璚雲(yun) 時縹緲，朱陵瑤草正氤氳。詩篇一一思玄興(xing) ，何得相隨坐日曛？”[103]按太嶽乃張居正號，讀詩可知其曾與(yu) 孫應鼇談及衡山形勝，孫遂揀出其登遊衡山多篇舊作回贈，並為(wei) 茲(zi) 事專(zhuan) 門題詩一首，具見二人必多有私交。而張居正之推行新政，亦有函致孫應鼇：“比者冒昧，妄有論建，辱獎譽過情，深以為(wei) 愧。”顯然孫應鼇先有函劄致張居正，表示對新政的支持，張居正才引其為(wei) “道誼知己”，認為(wei) “人心玩愒已久，溺於(yu) 故常，蔽於(yu) 私意，雖心知其當然，而終不能踴躍以趨赴”，因而特別表示，“大廈之成，非一木之幹，仆既已唱之矣，尚賴一時賢士同心和之，庶克有濟”。[104]由於(yu) 新政受到多方麵的阻力，張居正才主動爭(zheng) 取孫應鼇一類要臣的支持。孫氏革除學政舊弊的種種舉(ju) 措，實際也是對萬(wan) 曆新政的積極配合與(yu) 參與(yu) 。

孫應鼇既在官場有很高聲望，學問亦多為(wei) 人所讚許，以致“海內(nei) 群以名臣大儒推之”[105]，如郭子章便認為(wei) 其“尊賢貴義(yi) ，執事堅固”，尤其“發明聖學，具載諸書(shu) ，立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書(shu) 之者”[106]。然名高謗亦隨之，故其曾兩(liang) 次要求辭官。先是隆慶三年（1569）“有蜚語，遭言者誣陷，遽乞骸骨以去”[107]。孫氏亦曾自謂：“隆慶己巳（三年），餘(yu) 移疾得歸田裏，卜築城西別墅為(wei) 草堂”[108]；同時又建學孔書(shu) 院於(yu) 清平偉(wei) 拔山麓，並有詩詠懷雲(yun) ：“末路謝世馽，托心棲混蒙；我遊慚方內(nei) ，彼是得環中。卓爾三丘地，蕭然一畝(mu) 宮；從(cong) 茲(zi) 逐高蹈，清興(xing) 複何窮。”[109]頗有從(cong) 此歸隱之意，加上可能不滿張居正“奪情”的做法，故複官後又於(yu) 萬(wan) 曆四年（1576）再次辭官告歸，以後“台省撫按交章薦舉(ju) ”[110]，朝廷雖屢以國子監祭酒、南京工部尚書(shu) 等故秩起用，“若虛以待之者”[111]，均屢疏堅辭，卒年當在萬(wan) 曆十二年甲申（1584）十二月[112]，享年不過五十八歲。

告病歸裏的孫應鼇，自謂“譽髦多士，時時來從(cong) 予遊，奉親(qin) 之暇，日與(yu) 講道談藝”[113]。同時又建學孔書(shu) 院，誠如清人王橒所說：“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指，當時講明正學。”[114]並培養(yang) 了不少鄉(xiang) 邦學人。胡直嚐為(wei) 其學孔書(shu) 院撰記雲(yun) ：

始予友淮海孫公解大中丞歸，而遠近問學者履盈戶，公乃選偉(wei) 拔山之麓，得其勝者止焉，遂辟為(wei) 書(shu) 院，以居學徒。中為(wei) 堂曰某堂，齋曰某齋，軒曰某軒，亭曰某亭，後為(wei) 寢室，旁兩(liang) 楹為(wei) 學舍，凡若幹間。公自以平昔所學，舍孔子無繇也，因名曰學孔書(shu) 院。[115]

胡氏本人為(wei) 政與(yu) 羅汝芳、鄒善同司，餘(yu) 暇三人均熱衷講學[116]，又與(yu) 孫應鼇誌同道合，二人都願以孔子求仁之學相終身[117]。證以孫應鼇“餘(yu) 既以病廢家居，得日與(yu) 吾黨(dang) 二三子講明孔門之學，隨所論析”之言[118]，以及萬(wan) 曆《黔記》所載馬廷錫“與(yu) 孫淮海諸公聚講越山”[119]等語，可見胡氏所說當完全可信。具見他致仕歸裏後，不僅(jin) 以私家之力創辦書(shu) 院，同時更多聚徒講學。即使首次致仕後再撫鄖陽，也有信函寄返家鄉(xiang) ，告誡青年學子：“此身與(yu) 天下國家共為(wei) 一物者也，不知立其身，以為(wei) 天下國家之本，失此身矣。此心與(yu) 天地萬(wan) 物合為(wei) 一體(ti) 者也，不知充其心，以盡天地萬(wan) 物之大，失此心矣。”因而必須在“立誌”與(yu) “學道”兩(liang) 方麵同時痛下工夫，前者必須“以聖賢為(wei) 歸”，後者則應“以倫(lun) 理為(wei) 準”，[120]全然一派苦口婆心。吳國倫(lun) 《懷孫祭酒山甫》詩有句雲(yun) ：“逍遙不赴征，匪學商山皓。”[121]亦可謂真能知其心誌者。

追溯黔地講學之風的盛行，當主要始自陽明。其在龍岡(gang) 書(shu) 院之講學，後人描繪當時情景，以為(wei) “坐擁皋比，講習(xi) 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卉衣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門庭”[122]，當非完全虛構誇大之辭。繼陽明之後，傳(chuan) 良知之學者，前有陳文學、湯冔、葉梧稱“前三先生”，後有孫應鼇、馬廷錫、李渭為(wei) “後三先生”。孫氏既私淑陽明，即在陽明之學遭禁黜之際，亦有《夢陽明先生述懷》詩雲(yun) ：“平居學道心，晚路孰期許；年往慚無聞，歸來宅幽陼。先覺遺良模，神交倏相與(yu) ；纏綿心曲事，懇款夢中語。精爽偕寤言，意氣同居處；徒增覺後悲，拊循轉淒楚。擁衾結長思，望鬥懷遐舉(ju) ；遺我大還訣，誓以銘肱膂。”[123]則講學固然是希望其一生學問能有傳(chuan) 人，但也未嚐不是陽明講學精神的再發揚。清人莫友芝嚐有詩稱：“孫先學孔開精室，手辟山荒衍儒術。”[124]即可見孫氏對邊地儒學傳(chuan) 播的貢獻。

當然，孫應鼇在黔地的講學活動，從(cong) 更大的空間範圍看，亦並非一時偶然之個(ge) 別現象，不僅(jin) 其所在的黔中，如鄒元標所說，有“孫淮海、李同野、馬心庵皆致力斯學”，即“宇內(nei) 講明正學”者，也如胡直所言，“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nei) 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125]。具見黔省與(yu) 其他各地的講學活動，乃是互通聲氣並有所呼應的。抗倭名將俞大猷（字誌輔，號虛江）致函孫應鼇，稱他為(wei) “名公振世道望，昭代真儒，天下有誌之士，莫不願立門牆，聽一日之教，為(wei) 終身之宗。猷抱此誌蓋亦有年，為(wei) 向無介紹，未遂夙懷”[126]，以致生起私淑之意，即可見孫氏的影[127]。前引王畿之函中，王畿亦特別提醒孫應鼇，“世傳(chuan) 當局者有不喜講學之說”。具見孫應鼇雖支持張居正之新政，但也絕非一味趨同迎合。王畿稱他“通道力學”，即使“楚侗兄亦時時傳(chuan) 誦高誼”[128]，亦絕非憑空即興(xing) 之虛言。

按王畿提到的“楚侗”，乃耿定向號，世人多稱耿氏為(wei) 天台先生。耿氏一生學問，主要得力於(yu) 陽明。黃宗羲撰《明儒學案》，便將其列入《泰州學案》[129]。焦竑稱他督南畿學政，“在事七閱月，所舉(ju) 如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鼇、中丞孟公養(yang) 性、方伯趙公希夔，皆藩臬中聞人”[130]。可識他不僅(jin) 與(yu) 孫氏相知甚深，而且更舉(ju) 薦過孫氏。其“學歸宿在王守仁”[131]，故其文集遂以陽明為(wei) 世家，而以薛瑄、白沙為(wei) 列傳(chuan) [132]。時有人憚於(yu) 張居正的禁令，“書(shu) 來相勉慎勿講學，蓋懼時忌雲(yun) ”，耿定向之回答則雲(yun) ：“學或講之口耳，或講之身心事實”，而自己所講並商之他人者，“原是以不容已之真機為(wei) 宗”。因而“一息無此，一息不能生活；一方無此，一方不能生活；一世無此，一世不能生活。方今身肩其任，益覺痛切，如之何能容已也”。[133]耿氏乃眼光極高之人，他之所以屢屢稱道孫氏，顯然也與(yu) 後者不憚高壓堅持講學有關(guan) 。而孫應鼇亦頗認同耿氏的講學及門下人才，嚐函致他稱：“年來繆叨師職，愧浮聲虛影，不能有所自立，故每於(yu) 門下卓卓以聖賢自表樹者傾(qing) 心焉。”他認為(wei) ：“學絕道喪(sang) 之餘(yu) ，顓蒙者錮蔽而不知，離叛者輕侮而不信。其有一二知從(cong) 事者，又徒飾榮名，不求實際，發憤之念方起，惰慢之氣已生；則世道之不唐虞，人才之不皋夔，何憾已！某誠願門下永肩是任，則斯文幸甚！”[134]可證他們(men) 都目睹政治生態的窳陋，社會(hui) 風氣的敗壞，希望通過講學以培養(yang) 人才，重振社會(hui) 風氣。他們(men) 都以講明自身深切本悟並有所受益的身心之學的方式，明確表示了對張居正強行毀書(shu) 院、禁講學行為(wei) 的正麵抗議。[135]盡管有人批評他“每自以為(wei) 孔子”，有“好善”而不“明理”之過[136]，但客觀如實地評價(jia) ，仍可說他“學術純正，識見高明”。譬如任瀚便以“近世豪傑”[137]稱他。適可見他有獨立特行的人格，或褒或貶的評論，均針對他的行事方式而發，而與(yu) 他的行動風範有關(guan) 。

孫應鼇早年受徐樾影響，“即傳(chuan) 其所受陽明、心齋之學，終日摳趨”，同時又與(yu) 鄉(xiang) 人“李同野、馬心庵、蔣見嶽同勵聖軌”[138]。其中尤以孫、李、馬“三先生躬行實踐，體(ti) 道入微，卓然為(wei) 後學典型，非但振拔超群，為(wei) 全黔一時山鬥也”[139]。晚年家居，時江右王門學者鄒元標（字爾瞻，號南皋）因反對張居正“奪情”，謫戍黔省都勻，前後長達六年，時人評其所作所為(wei) ，以為(wei) 誠真“能以道事君而身任天下之重者”[140]，二人過從(cong) 交往亦甚密。鄒氏離開都勻後，不免回憶說：“一別茲(zi) 土，荏苒幾廿年，憶承名儒如少宗伯淮海孫公、參知同野李公及諸士陳君等以聖賢之學相切劘……五溪雲(yun) 山，用想為(wei) 勞，撫茲(zi) 誌，悠悠我思矣。”[141]即可見其相互之間以道義(yi) 切磋，有共同的誌向與(yu) 抱負，同省外其他同道呼應往來，已形成一黔中王門學者群體(ti) 。尤其“通籍後”孫氏遊曆更廣，乃“遍交羅念庵、胡廬山、鄒穎泉、羅近溪、趙大洲、耿在倫(lun) 、楚侗諸巨公，往複切劘，溫故知新，浩然自得”[142]。嚐自謂：“宇宙至廣大，士生其間，即異代不必論，幸而偕其時，有豪傑稱卓卓以聖賢自表樹者，雖不能接顏色，得昕夕侍下風相周旋，鄙心誠向往之，斯古人所謂‘聲者無翼而飛，情者不根而固’。”[143]可證其一生成就固然離不開個(ge) 人的發奮惕勵，但也得力於(yu) 師門朋友的互勉共警。誠如鄭珍詩所讚，“孫公學孔開南荒，邃詣同時幾人匹”[144]，不僅(jin) 在貴州儒林人物中，一生均“以儒術經世，為(wei) 貴州開省以來人物冠，即以詞章論，亦未有媲於(yu) 先生者也”[145]。甚至置於(yu) 全國心學人物觀察，也“有聲於(yu) 四方”[146]，“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旨，當時講明正學，與(yu) 豫章南城羅公近溪，蜀內(nei) 江趙公大洲，楚黃安耿公楚侗，號稱理學”[147]。以致“蜀故有大儒祠，祀宋明諸儒宦於(yu) 蜀，產(chan) 於(yu) 蜀者”，萬(wan) 曆年間複“增祀趙大洲、胡廬山與(yu) 鼇，稱三先生”[148]。延至清道光年間，賀長齡巡撫貴州，“以文學經術為(wei) 一世倡”[149]，遂為(wei) 《清平縣誌》撰序，仍以為(wei) 要“誌文恭公之所誌，學文恭公之所學，則斯誌之修為(wei) 不虛，吾道且重有賴矣，庸僅(jin) 一邑一省之幸而已乎？”[150]可證長期以來“海內(nei) 群以名臣大儒推之”[151]，影響自明迄清長期持續而未斷。

五、《淮海易談》與(yu) 《左粹類纂》

孫應鼇一生著述宏富，今傳(chuan) 世者有《淮海易談》《左粹類纂》《四書(shu) 近語》《教秦語錄》《律呂分解》《莊子要刪》等，可謂“發明聖學，具載諸書(shu) ”[152]，非僅(jin) 為(wei) 黔人曆代述作不可或缺之要籍，亦吾國學術史值得一提之專(zhuan) 書(shu) 。

儒家“六經”，即《易》《書(shu) 》《詩》《禮》《樂(le) 》《春秋》，在孫應鼇看來，均各有其大義(yi) ，如“《易》道陰陽，《書(shu) 》道政事，《詩》道性情，《春秋》道名分，《禮》《樂(le) 》道和序”[153]，揭示了人生發展及社會(hui) 秩序建構應有的路徑，乃是一切價(jia) 值存在的淵藪。因而“戴籍雖多，要以六藝為(wei) 本”[154]。學者如欲治經，則不能不通其義(yi) 。“六經”之中，孫氏最擅長者為(wei) 《易》，所著《淮海易談》一書(shu) ，凡四卷，《千頃堂書(shu) 目》《明史·藝文誌》《續文獻通考》《授經圖義(yi) 例》《經義(yi) 考》均有著錄，除隆慶二年刻本外[155]，又收入《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黔南叢(cong) 書(shu) 》及《叢(cong) 書(shu) 集成續編》。諸家著錄時多作“易譚”，偶亦作“易經”，皆應依隆慶原刻本作“易談”。

孫氏是書(shu) ，開宗明義(yi) 即雲(yun) ：“《易》者，何也？以著天地萬(wan) 物之理也。天地萬(wan) 物之理妙於(yu) 人心，故《易》著天地萬(wan) 物之理以明心也。古之聖人生而明諸心矣，欲人人皆明諸心不可得，於(yu) 是著《易》之書(shu) 曰經。”[156]實際即立足於(yu) 心學立物以解《易》，以為(wei) 心之理與(yu) 《易》之理表麵一內(nei) 一外，但卻全然相通相融而一體(ti) 通貫，故發明《易》之理即是發明人心之理，發明人心之理亦為(wei) 發明《易》之理，天地萬(wan) 物之理必透過人心之妙用才能客觀如實地開顯。四庫館臣稱：

是書(shu) 謂天地萬(wan) 物，在在皆有《易》理，在乎人心之能明，故其說雖以離數談理為(wei) 非，又以程子不取卦變

為(wei) 未合，而實則借《易》以講學，縱橫曼衍，於(yu) 《易》義(yi) 若離若合，務主於(yu) 自暢其說而止，非若諸儒之傳(chuan) ，惟主於(yu) 釋經者也。自《說卦》“乾坤六子”以下，即置而不言，蓋以八卦取象之類，無可假借發揮耳。其宗旨可知矣。[157]

語氣略有微詞，評價(jia) 雖未必就高，但也點出了其以心說《易》，離心即無從(cong) 彰顯《易》理，而踐履《易》道精神，必發揚人之主體(ti) 實踐能力，皆能自暢其說，仍有突出特點。

事實上，早在孫應鼇之前，王陽明已強調：“《易》也者，誌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158]陽明一生都“以倡明聖學為(wei) 事”[159]，即使解《易》也絕無例外。故蔣信便接著陽明之思想理路，繼續強調“求《易》之要，作聖之本。千聖千賢，體(ti) 用內(nei) 外合一之旨也”[160]。孫氏既以心學方法解《易》，要在轉化為(wei) 人生社會(hui) 實踐活動，實現以人合天之價(jia) 值理想，也可說是陽明、蔣信理路脈絡的再發展和再深化。例如，陽明講“‘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161]，又說“良知隻是一個(ge) 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隻是一個(ge) 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ti) ”[162]。孫應鼇據此進一步發揮，認為(wei) 陽明所說的良知之“知”，“即是《易》理，《易》理極真實，極光明，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消假借；其發見流行處，輕重、大小、厚薄、張弛，毫厘爽失不得，增減不得，物即是我，我即是天地。聞者聞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故聞見即知，非有聞有見而後知也；知即聞見，非待聞待見而後有知也。此知人人所同，但爭(zheng) 一先後，是以立教者以先知覺後知”。[163]與(yu) 此同時，他也強調“於(yu) 聖學有能講而行者，不以自止，必究其致，必極其力”[164]。均可見他的易學具有極濃厚的心學色彩，但又無不以儒家聖學為(wei) 正道歸途。

明代以心解《易》之書(shu) 頗多，見諸《明史·藝文誌》《四庫全書(shu) 總目》著錄者，有王畿的《大象義(yi) 述》、季本的《易學四同》、蘇濬的《周易冥冥篇》、鄭圭的《易臆》、高攀龍的《周易簡說》等。其中方以智尤善治《易》，同樣強調以《易》理兼治身心，身心皆可與(yu) 道合一，因而“以心治身，即以身治心，為(wei) 身累而言舍身，即所以重其載道表化之身也”[165]。易言之，即生命存在之理與(yu) 精神實踐之理完全可以統一。孫應鼇以心為(wei) 中心樞管，也認為(wei) 天地萬(wan) 物之理、生命存在之理與(yu) 道德實踐之理，三者均可統合於(yu) 人之一心，其說在明代心學學者中亦頗有代表性。具體(ti) 而言，即“性命之理”“性理之命”“命理之性”，三者名有不同，實則一體(ti) 。“性命之理”作為(wei) 形上來源，“即天地人之道，天之道陰與(yu) 陽，地之道柔與(yu) 剛，人之道仁與(yu) 義(yi) ”。主體(ti) 的人既“稟陰陽之氣，具剛柔之質，妙仁義(yi) 之性”，則“仁義(yi) 立於(yu) 我，則陰陽合德，剛柔有體(ti) ”。所以，“見用天地之道惟人與(yu) 能”，亦即“得仁義(yi) 之貞為(wei) 正，合仁義(yi) 之時為(wei) 中”。[166]其說顯然也極大地突出了人的主體(ti) 性和能動性，強化了道德實踐的正當性與(yu) 必要性。論《易》理而重人事，意在經世利人，遂多“透髓之見”[167]，或可稱其為(wei) 經世《易》學，甚“得孔子心傳(chuan) ”[168]，似無愧“尤致精於(yu) 《易》理”[169]之美譽。

《左粹類纂》十二卷，凡八冊(ce) ，分製命、諫諍、誡諭、辯說、議論、賦詩、盟載、謠誦、隱語、謀略、政事、薦舉(ju) 、節義(yi) 、辭讓、逆料、夢卜十六門，今尚有嘉靖年間安國弘仁堂刊本，北京圖書(shu) 館、南開大學圖書(shu) 館均有收藏。原書(shu) 題作“吳郡施仁編集，如皋孫應鼇批點”，《南開大學圖書(shu) 館館藏古籍善本書(shu) 目》著錄為(wei) “（明）施仁編”，未具孫氏之名。萬(wan) 曆年間重刻，分裝八冊(ce) ，今藏美國國會(hui) 圖書(shu) 館。王重民《中國善本書(shu) 提要》著錄雲(yun) ：“《左粹類纂》十二卷，八冊(ce) （《四庫總目》卷一百三十七）”，並雲(yun) ：“明萬(wan) 曆間重刻本［十行二十一字（19×14.2）］。原題‘吳會(hui) 施仁編集，維揚孫應鼇批點，河東(dong) 任養(yang) 心校閱’。”[170]按“維揚”乃古揚州之代稱，孫應鼇祖籍如皋即其下轄之地，稱大名亦可涵蓋小名，王氏之說與(yu) 原刻本並無矛盾。考《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一百三十七“子部類書(shu) 存目”載“《左粹類纂》十二卷，明施仁撰，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ju) 人”[171]，所據乃浙江吳玉墀家藏本，或可據嘉靖本或萬(wan) 曆本補入“孫應鼇批點”等字樣。而莫友芝稱其“訪求數十年”，所得之書(shu) 除“《易譚》四卷、《四書(shu) 近語》七卷”外，尚別有“《左粹題評》十二卷”[172]，黎庶昌為(wei) 孫之《督學集》撰序，亦兩(liang) 次提及《左粹題評》，而無一言涉及《左粹類纂》。民國《貴州通誌·藝文誌》亦據以著錄，並將其置入《春秋》類。均可見稱名雖異，實即一書(shu) 。蓋孫應鼇僅(jin) 為(wei) 是書(shu) 評點人而非編集者，今嘉靖刻本前所冠之孫應鼇序，又收入其自著之《督學文集》，即徑題作“左粹題評序”，為(wei) 莫、黎兩(liang) 氏所本，不過突出其所作為(wei) ，主要為(wei) 題下評點而已[173]。

孫應鼇評點之《左粹類纂》嘉靖年間刻本，除孫氏嘉靖四十二年（1563）序外，尚有黃省曾嘉靖八年（1529）序雲(yun) ：“予友施宏濟氏，博古敦行，潛心下帷，以《春秋》舉(ju) 。乃析別二《傳(chuan) 》之文，自《製命》至於(yu) 《夢卜》，定為(wei) 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若十卷，命曰《類纂》。於(yu) 古隱而難通者，務酌諸家而曲暢其義(yi) ，使學者不勞披觀，可以因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入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174]而萬(wan) 曆重刻本亦有蔣希孔後序雲(yun) ：“國朝往喆好《左氏》者，則稱東(dong) 吳施公，其所輯有《類纂》一書(shu) ，蓋類二傳(chuan) 而轄萃之。自《製命》訖《夢卜》，定為(wei) 十五則，則係以文，文係以目。廣陵孫公又讀而加評焉，豔傳(chuan) 寓內(nei) 舊矣。萬(wan) 曆壬午，侍禦任公來按兩(liang) 淮，暇則取兩(liang) 家所纂評者校閱之。既卒業(ye) ，請剞劂以傳(chuan) ，公慨然屬孔董其役。”可見前後兩(liang) 次刊印，當時流傳(chuan) 不可謂不廣。故萬(wan) 曆重刻時，除時任揚州知府蔣希孔之後序外，又新增姚士觀、任養(yang) 心撰於(yu) 萬(wan) 曆十一年（1583）之兩(liang) 序。[175]

孫應鼇稱：“左氏內(nei) 外二傳(chuan) ，世未有不稱美者，豈非以羽翼聖經邪！故論世則事核，綜變則術該，辯理則意密，程藝則旨深，信樞管文字，莫能相為(wei) 競高。”故其“為(wei) 諸生時，亦妄有采錄，既仕，見施氏所纂而罷”。與(yu) 黃省曾、蔣希孔類似，他也認為(wei) “稱美（左氏）而能舉(ju) 其辭者鮮矣，能析其義(yi) 尤鮮……獨吳郡施宏濟《摘粹類纂》可為(wei) 諸家決(jue) 正”[176]，顯然也精左氏之學，評價(jia) 施氏不可謂不高。唯四庫館臣認為(wei) ：“茲(zi) 編以《左傳(chuan) 》所紀之事，分十五門編載，變解經之書(shu) 為(wei) 類事之書(shu) ，去《春秋》之義(yi) 遠矣。”[177]似亦頗有道理。至於(yu) 所謂“十五門”雲(yun) 雲(yun) ，仍沿襲前引黃省曾、蔣希孔序“十有五目”或“十五則”之說，實則複核原書(shu) ，當作十六門。今按《左傳(chuan) 》固然以文辭之美見長，然更要者乃在以事解經，“傳(chuan) 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shu) ，著將來之法”[178]，“文詞高妙精理”[179]，反為(wei) 第二義(yi) 。然無論施氏之文或孫氏之評，未必就毫無發明，實有補於(yu) 世教，乃是繼呂祖謙《左氏博議》之後，又一解讀《左傳(chuan) 》或《春秋》之要籍，足可反映心學學者治經之成就。

《左粹類纂》之編纂方法，“年經事緯，體(ti) 也；類分，則以辭矣”[180]。孫應鼇則“即施氏所纂，為(wei) 加批評，以明己意，庶幾參會(hui) 作者之辭義(yi) 焉”[181]。凡其所施之批點，均以眉批方式，置於(yu) 原文上方天頭處，題評固然當為(wei) 大宗，隨事發論者亦不在少數。明人一向好評點，讀是書(shu) 亦可知之。然其既可與(yu) 正文比照對讀，亦當視為(wei) 對話式體(ti) 裁寫(xie) 作，另多一種理解或詮釋視角。如《製命》開篇即雲(yun) “襄王賜齊桓腓”，孫氏評曰：“天子優(you) 臣，諸侯謹禮，使者從(cong) 容，將命，俱可見之。”次又涉及“襄王饗管仲上卿”事，孫氏則評曰：“仲以有國，高，受下卿之饗，上不抗君，中不倍位，下不逾禮。”[182]均可見《左傳(chuan) 》敘事意義(yi) 含蘊深遠，孫氏將其見解及時著之於(yu) 篇，不僅(jin) 有助於(yu) 暢通文辭，更大俾於(yu) 點明意義(yi) 。而文理既暢，神理亦浹，欲研究明代心學學者之《春秋》左氏學成就，是書(shu) 及孫氏之評點均當特別加以重視。

孫氏批點之《左粹類纂》，黔中曆來鮮少流傳(chuan) ，至清末莫友芝始多方訪求而得之。光緒六年（1880）莫祥芝據其兄友芝所收者，合刻《孫文恭公遺書(shu) 》八種，唯是書(shu) 以其“卷帙繁重”而未刊。[183]題評隨文附於(yu) 施氏之書(shu) 上，並非嚴(yan) 格意義(yi) 上之個(ge) 人獨立著作，故《明史·藝文誌》、朱彝尊《經義(yi) 考》著錄時，均僅(jin) 題作施仁或施氏仁《左粹類纂》，《孫文恭公遺書(shu) 》之未收是書(shu) ，當亦有此一重原因。而莫友芝所獲原本，延至民國年間，即已不知去向。時“馮(feng) 雄（翰飛）曾致函曹經沅，謂得萬(wan) 曆刊本《左粹題評》十二卷，貴州文獻征輯館立即椷請錄副，未得複”[184]。萬(wan) 曆本迄今仍僅(jin) 見異域有藏，殊令人歎為(wei) 憾事。近則有青年學者趙廣升以國家圖書(shu) 館所藏嘉靖本為(wei) 底本，同時參校揚州市圖書(shu) 館藏嘉靖影印本，重新標點整理一過，刊入新版《孫應鼇全集》第二冊(ce) ，亦稍補前人遺憾，有功於(yu) 學術。

六、《四書(shu) 近語》與(yu) 《律呂分解發明》

《四書(shu) 近語》六卷，分別闡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義(yi) 旨，最後成書(shu) 當在孫氏晚年“以病廢家居”時，可說一生心力均萃於(yu) 孔、曾、思、孟之書(shu) ，而篤實、躬行、淑世之誌亦蘊藏於(yu) 書(shu) 中。與(yu) 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相較，孫氏之解讀均“融貫大意，非徒以訓詁字句為(wei) 工，或詳朱《注》所略，或略朱《注》所詳，或匯數章聯為(wei) 一說，或綜全部括為(wei) 一義(yi) 。根據六經，貫串性理，引經說書(shu) ，真得程子體(ti) 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蓋言近而指遠，學者欲求近道，舍此何由？”[185]與(yu) 《淮海易談》一樣，是書(shu) 亦為(wei) 最能代表孫氏思想成就之重要撰述。

孫應鼇解讀“四書(shu) ”之核心宗旨，大要仍在返本孔孟，折中陸王與(yu) 程朱，而不失其心學基本立場。盡管甘泉學傳(chuan) 人唐伯元說他“讀孫淮海講章，亦既明乎其解，視諸家較備矣。乃其緊要歸明心體(ti) ，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學》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學又一人也”[186]，但實際其心學立場並非專(zhuan) 守一人一家，而是於(yu) 王（陽明）、湛（甘泉）兩(liang) 派思想資源都有所吸收或整合，解讀多有個(ge) 人之發明，而尤以《大學》一篇之訓釋最突出。然亦有個(ge) 人身體(ti) 力行一貫之宗旨，概括言之，即所謂“求仁”。例如釋解《大學》義(yi) 旨，開篇即引明道先生之說：“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體(ti) ，以誠敬存之”[187]，孫氏認為(wei) “此三言者，《大學》之要領也。格得此身與(yu) 天下國家共是一物，而致其知，無有一毫疑惑障蔽，這便是識仁體(ti) ”[188]。具見他對《大學》的解讀，實有意將其納入孔子的仁學體(ti) 係，明顯表現出整合陸王與(yu) 程朱的取向，更加突出了仁學本體(ti) 實踐學的特征，可謂“為(wei) 切問近思之學，窺知行合一之原，其於(yu) 四子書(shu) 融會(hui) 貫通，詳說反約……務得聖賢大旨所存，不拘拘一章一句訓詁”[189]。與(yu) 天台耿定向之學“以識仁為(wei) 宗”[190]一樣，孫應鼇一生肆力於(yu) 學，時人也以“識仁為(wei) 宗”[191]概括其學。以此為(wei) 前提，稍加發揮，也可說是“以求仁為(wei) 體(ti) ，以謹獨為(wei) 功，以合一為(wei) 幾”[192]，均最能見其體(ti) 認實踐之學，得力於(yu) 先秦早期儒家不少。誠如孫氏所說：“聖門之學，全在求仁。夫子稱顏淵其心不違仁，提出個(ge) ‘心’字與(yu) ‘仁’字相粘，可見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無仁，仁外無心。”[193]足證他以“心”釋“仁”，不僅(jin) 豐(feng) 富了“仁”的思想內(nei) 涵，突出了人的主體(ti) 性，同時也強化了工夫論，深化了“體(ti) ”（本體(ti) ）“用”（實踐）之間的內(nei) 在脈絡關(guan) 聯。據此可以心為(wei) 中心樞管，上通本體(ti) 界，下開現象界，展示儒者成教或成德的人生發展方向，實現心體(ti) 本來應有的全體(ti) 大用，再外化為(wei) 與(yu) “內(nei) 聖”相關(guan) 的人間現實“外王”事業(ye) 。

因此，孫應鼇的仁學本體(ti) 實踐學，特別重視“心”的統攝主宰作用，強調“心存則仁存，心亡則仁亡……顏子視聽，必以其禮，言動必以其禮。蓋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故雖三月之久，猶不違仁也”[194]。“仁”在天地即是生生之德，是“天地萬(wan) 物之真機昭然不息”；在人則為(wei) “成己成物，位育參讚”[195]。所以，仁學本質上即是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學，天地萬(wan) 物不僅(jin) 不與(yu) 人疏離隔閡，反而與(yu) 人相生相成，顯然也可將其說成是透過本體(ti) 實踐的方法成就聖賢人格之學，是貫通人己萬(wan) 物而無處不在的存在論大全之學。

孫應鼇“求仁”之說，主要見諸《四書(shu) 近語》，但在《淮海易談》及其文集中也時有討論，可謂前後一貫，自成係統，大端本於(yu) 孔孟，又調和陸王與(yu) 程朱[196]，多有個(ge) 人補充發揮之心得，無拘墟之見，多樂(le) 道之趣。清初學人戴嗣方總結孫氏一生學問及義(yi) 趣宗旨，認為(wei) 其“為(wei) 切問近思之學，窺知行合一之原，其於(yu) 四子書(shu) 融會(hui) 貫通，詳說反約……《論語》開章言學，未言所學何事。先生提‘仁’字貫之，曰‘學者學此而已’。今試取《論語》二十章反覆玩味，何一非聖人教人求仁之事。論《大學》，則以‘格致’為(wei) 聖學之安身立命；論《中庸》，則以‘慎獨’為(wei) 盡性之始終條理。而謂孟子一生之學為(wei) 性學，故可以正人心、息邪說，回治道，端學術，尤為(wei) 深切著明。雖其標新立異不無一二，間與(yu) 《章句》互異，然意在發明，實非抵牾。既有以得夫聖賢教人之旨歸，則有裨於(yu) 世道人心不少，其於(yu) 考亭《集注》之苦心，亦未必不同條而共貫也”[197]。戴氏顯然是以程朱之說為(wei) 立論出發點的，未免有意忽視了其心學思想立場。[198]但也可見其針對王門後學日見空疏或虛無的弊病，力圖透過程朱來匡正陸王流弊的時代努力，乃是細讀《四書(shu) 近語》才得出的結論，立論仍顯得全麵和公允。[199]

《四書(shu) 近語》的具體(ti) 刊刻時間，考黃虞稷《千頃堂書(shu) 目》已有著錄，萬(wan) 曆《貴州通誌·藝文誌》亦明載其書(shu) 乃“一部四冊(ce) ”[200]，郭子章萬(wan) 曆《黔記》亦有著錄並引其《自序》雲(yun) ：“以天合天，得之自我，用力少，見功多，終身由之而不舍，是聖人誠死，猶有不死者。存所謂不可傳(chuan) 者，豈真不傳(chuan) 邪？二三子寧盡無懸解餘(yu) 言於(yu) 笑談領略者乎？”[201]可證刻本萬(wan) 曆年間黔地即有流傳(chuan) ，為(wei) 郭子章等人所經眼，成書(shu) 時間當在孫氏首次辭官鄉(xiang) 居講學時，刊刻則應在其晚年再次致仕終老鄉(xiang) 邦期間，即所謂“當時講學清平，已梓行世”[202]。再考俞大猷《與(yu) 孫淮海書(shu) 》：“病中伏讀《四書(shu) 近語》，仰知名公盛德則實心實行大業(ye) ，而善教善政。每一開卷，真若與(yu) 古聖賢相對語，精神交契，意氣交孚，一字一言，鹹得聖賢精深之旨，循之即可以入道。愚朦如猷，雖未橫經親(qin) 受，亦竊謂私淑而少有得矣。”[203]足證刊本流傳(chuan) 既廣，讀之者亦多，影響不可謂不大。唯《四庫全書(shu) 總目》著錄《淮海易談》而遺漏是書(shu) ，後人以為(wei) “明人講章，大都宗朱，然拘迂空泛，鮮能自抒心得。應鼇是書(shu) ，泛論大義(yi) ，不為(wei) 章解句釋，與(yu) 朱《注》互有詳略，不肯苟同，亦不染講章習(xi) 套，似在其所著《易談》之上。《四庫》著錄《淮海易談》而不及是書(shu) ，殆未見之歟”[204]。

但是，如果進一步考察，則可知是時孫氏之書(shu) 多遭禁毀，四庫館臣於(yu) 宋明理學更時懷偏見[205]，故有意遺去不載之可能，似不能完全排除。而自明入清，戰禍頻仍，兵燹連年，黔省文獻一時散佚零落，即在《近語》一書(shu) 亦難幸免。如黃平王橒即謂“癸巳（康熙五十二年，1713）讀禮，搜得（是書(shu) ）於(yu) 敝笥中，缺《論語下》及《孟子》，會(hui) 施秉顧孝廉其宗、同裏趙守戎起龍，乃集成全璧……因與(yu) 諸及門亟加校讎，複繡之梓”[206]，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重刻本，亦見《續修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著錄。朱彝尊《經義(yi) 考》錄為(wei) “七卷”，並引李延昰雲(yun) ：“孫氏《近語》，自為(wei) 之序，又有李蔉、楊一魁序二篇。”[207]然今存王橒重刻本除孫氏自序外，李、楊二人之序均已不見，同時又新補入王橒、戴嗣方兩(liang) 人序三篇，則重刻本與(yu) 原本不僅(jin) 篇卷分合已有不同，即部分內(nei) 容亦略有差異。以後莫祥芝輯《孫文恭公遺書(shu) 》，所據即王橒重刻本。至於(yu) 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shu) 》者，所據又為(wei) 晚出之莫氏《遺書(shu) 》本。[208]

孫應鼇認為(wei) “諸生以經世為(wei) 誌，其學以能用世為(wei) 本”，因而強調凡食貨所資，選舉(ju) 所關(guan) ，職官所統，禮樂(le) 所攝，兵刑所理，州郡所列，邊防所係，均應“一一觀諸要難而辨白黑於(yu) 掌上，治天下之大器舉(ju) 在此”。其中禮樂(le) 所攝一項，“若郊廟、祀享、朝聘、宴會(hui) 、律呂、器數”等，諸生“異日黻冕後，先使化理有資焉”[209]。正是有鑒於(yu) 此，遂撰《律呂分解發明》四卷。而郭子章《黔記》及戴嗣方《重刻〈四書(shu) 近語〉序》言及是書(shu) ，俱作《律呂分解》，未載具體(ti) 卷數。[210]《千頃堂書(shu) 目》《明史·藝文誌》則作“《律呂分解發明》四卷”。四庫館臣稱：“《律呂分解》二卷，《發明》二卷”[211]，《四庫采進書(shu) 目》所載亦同，注曰“四本”[212]，可證分裝四冊(ce) 。冒廣生謂“文恭亦著有《律呂分解》《律呂發明》二書(shu) ”[213]，竟誤分一書(shu) 為(wei) 二書(shu) 。翁方綱《四庫提要稿》仍合載為(wei) 四卷，並雲(yun) 與(yu) 《明史·藝文誌》所著錄者“卷數相合”，而“前二卷曰《律呂分解》，後二卷曰《律呂發明》。其分解者，自黃鍾十二律以暨五聲、八十四聲、六十調等，分條引前人之說，又自為(wei) 按語於(yu) 下，凡十三篇。其‘發明’者，自‘推本’以至‘考證’，皆引古經訓以發其義(yi) ，凡九篇”[214]。《四庫存目標注》亦有“《律呂分解》二卷、《律呂發明》二卷”，版本除《四庫總目》之“浙江巡撫采進本”外，又引《浙江采集遺書(shu) 總錄》：“《律呂分解發明》四卷，刊本。”[215]均可見是書(shu) 乃四卷本，《分解》與(yu) 《發明》各自為(wei) 篇，分裝一函四冊(ce) ，刊本清初仍有流傳(chuan) 。

《律呂分解發明》一書(shu) ，涉及十二律各律等諸多問題，或可溯至《國語》，《左傳(chuan) ·昭公二十五年》也提到“為(wei) 九歌、八鳳、七聲、六律，奉五聲”。孫氏承續前人餘(yu) 緒，多有個(ge) 人發揮，上引翁方綱之說，評價(jia) 相對公允客觀。唯四庫館臣持論極為(wei) 苛嚴(yan) ，其說以為(wei) ：

是書(shu) 考辨律呂，多出臆斷，如旋宮之法，以十二律相生為(wei) 次，每調用五聲二變，止得七聲，如通計一均五調所用之七律，則三十五聲隻得十一律。今以黃鍾一均言之，自黃鍾而上，用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四律；自黃鍾而下，用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六律，並黃鍾為(wei) 十一律，其不用大呂者，以旋宮之法所不及也。應鼇不解其義(yi) ，乃雲(yun) 大呂助黃鍾宣氣，後妃之象，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虛而不用，穿鑿殊甚。其算漢斛銘文之徑，尤為(wei) 疏舛。嘉量方尺圖，其外方斜即圓徑也。方求斜術，以方尺自乘倍之，開方得斜，即以之為(wei) 圓徑，用祖氏密率得圓周，乃不易之法。今應鼇以徑一圍三最疏之率起算，命斜徑為(wei) 一尺四寸有奇，周四尺二寸，是以開方乘除所得之數，無一不謬，與(yu) 祖氏所有徑一一四周三五五密率相去殊遠，乃自雲(yun) 依祖氏布算何也？況即以徑一圍三論之，則斜徑一尺四寸有奇者，周亦不止於(yu) 四尺二寸。總之，根柢不明，故無往而不牴牾也。[216]

然是書(shu) 辨律呂，明雅樂(le) ，既入於(yu) 經部存目類，必與(yu) 一般論藝之書(shu) 不同，要在以度法繩準十二律，亦自有其可觀處。

七、《莊義(yi) 要刪》及以儒攝道

孫應鼇的子學研究成就，主要見於(yu) 《莊義(yi) 要刪》一書(shu) 。是書(shu) 篇前有孫氏《自序》雲(yun) ：

昔陳景元踞郭象、成玄英、文如海各注、疏、正義(yi) 作《莊子解義(yi) 》，褚伯秀踞郭象、呂惠卿、林疑獨、陳詳道、王雱、劉槩、吳儔(chou) 、趙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範無隱各注、論、發題、講語，作《莊子義(yi) 海纂微》，而景元《解義(yi) 》亦入其中。餘(yu) 隨仕輒置笥篋，時鏡覽。乃萬(wan) 曆乙亥（三年，1575）晤少方王公於(yu) 京邸，少方嗜《莊》篤，每惜注《莊》不多見。餘(yu) 出《義(yi) 海》，少方繕寫(xie) 之。少方即挈往南都使院以別。無何，餘(yu) 賜告歸，乃雲(yun) 南按台劉九澤氏屬《莊義(yi) 要刪》餘(yu) 校，則少方至南，以《義(yi) 海》付周潮陽氏、方新安氏、方莆田氏正音句，剔補諸家蕪雜斷落。乃周潮陽諸氏益以蘇子瞻《廣成解》、少傅蒲州鳳磐張公《補注》及靖江朱得之《通義(yi) 》，少方更益以少師荊州太嶽張公《批評》，總名為(wei) 《要刪》。[217]

又雲(yun) 南監察禦史劉維（九澤）《序》稱：

其書(shu) 始為(wei) 太史淮海孫先生藏校，間出以語今吏部貳卿少方王公。公任操江時，攜入留都，以示二三博雅君子校正之，頗有附益。將發刻，以僉(qian) 院詔入，事中寢。無何，太史同麓餘(yu) 先生還朝，見其書(shu) ，謂猶有要義(yi) 之當刪者，慨然以為(wei) 己任，校訖二篇，而纂修務殷，未遑就緒。王公恐是書(shu) 久不就刻，或致散逸，函其書(shu) 以示維。維具辭謀於(yu) 淮海先生……先生曰：“二篇增損檃括，極其精要，有功於(yu) 《莊子》大矣。而所裁弗完，未可遽刻，盍先刻原刪？俾讀《莊》者有所考據，以通全文。俟他日新裁者脫稿，重加鐫梓，自可以並行不悖也。”維受命，請先生校序。[218]

據以上所說可知，原書(shu) 乃孫應鼇藏校本，後又由王篆（少方）繕寫(xie) 並複校，參與(yu) 校核刪補者尚有周光鎬（潮陽）、方揚（新安）、方沆（莆田）等，劉維後期亦與(yu) 其事，均按專(zhuan) 長各有所任。刊刻前孫氏又通校一過，多有訂正或糾改，並撰寫(xie) 補入序言及凡例，最後由雲(yun) 南布政司左布政使陶幼學等捐俸梓行。故是書(shu) 開卷下方，均分三行題：“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祭酒事清平孫應鼇編校，吏部右侍郎夷陵王篆校錄，巡按雲(yun) 南監察禦史江陵劉維校正。”篇前尚冠有校刊姓氏名錄，凡參與(yu) 其事者均一一具名，核之即今傳(chuan) 萬(wan) 曆八年陶幼學等刻本，或又據其剞劂地稱萬(wan) 曆庚辰滇中刊本。考焦竑《莊子翼》已引及是書(shu) ，《千頃堂書(shu) 目》《明史·藝文誌》均有著錄，則該刊本當時流傳(chuan) 較廣，入清後則多遭毀損，以致莫友芝雖見之吳中，後欲錄副而終不可得。[219]今原本又由《四庫未收書(shu) 輯刊》影印梓行，遂化身千百而為(wei) 常見易讀之書(shu) 了。

《莊義(yi) 要刪》凡十卷，主要取褚伯秀《莊子義(yi) 海纂微》，參以其他諸家注《莊》之書(shu) ，刪其繁而存其要，遂自成一家之書(shu) 。其前後數次校錄，間附以己意，即所謂“正句讀，剔諸家蕪謬，補二氏之斷落……間或綴數語於(yu) 褚氏之後”[220]。《義(yi) 海纂微》引書(shu) 既多，僅(jin) 孫氏所舉(ju) 者已有十餘(yu) 家，補錄者如《莊子解義(yi) 》，引書(shu) 亦較為(wei) 可觀。新增者則有蘇軾《廣成解》、張居正《少師張先生批評莊子義(yi) 》、張四維《莊子鬳齋口義(yi) 補注》、朱得之《莊子通義(yi) 》等。書(shu) 前列有“刪摭采書(shu) 目”，雖不免有矜奇炫博之嫌，然參與(yu) 者既多，引書(shu) 亦不少，仍有其可觀處。

孫氏認為(wei) 《莊子》一書(shu) ：“真趣洋溢，世所不能無，則曰充實不可以已；論其鬯達於(yu) 初始之樸，則曰於(yu) 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調適而上遂；論其應化解物，則曰理不竭，來不蛻；論其胸次實得，非談話可罄，則曰芒乎昧乎未之盡者。”[221]因此，林希逸以儒家立場解《莊子》，便認為(wei) “其書(shu) 雖為(wei) 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尤其“大綱領、大宗旨，未嚐於(yu) 聖人異……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yu) 聖門者”[222]。與(yu) 林希逸類似，孫應鼇也強調儒家“六經”之外，“自有此一家奇特驚世瑰瑋不常之撰，以震耀人耳目心誌，非與(yu) ‘六經’乖反，抑且成濟‘六經’……故泥‘六經’以讀《莊》，則《莊》無稽；執‘六經’以讀《莊》，則《莊》無用；外‘六經’以讀《莊》，則《莊》無據；融六經以讀《莊》，則《莊》無忤。心有識有主，知其所異於(yu) 聖人如何，所同於(yu) 聖人如何，所同而異、異而同如何，斯其實睹矣”[223]。具見他是以儒融道，攝道歸儒，不僅(jin) 對莊子思想進行儒家化的有效改造，同時更積極擴大儒家思想言說的空間。類似的工作並非僅(jin) 限於(yu) 一時一地一人，早在北宋呂惠卿撰《莊子義(yi) 》，便認為(wei) “其書(shu) 之綱領，尤見於(yu) 內(nei) 篇”，而“周之言內(nei) 聖外王之道，深根固蒂之理，無不備矣”[224]。他實際已將出於(yu) 《莊子·天下篇》的“內(nei) 聖外王”一詞，主動納入儒家思想義(yi) 理言說脈絡，轉化為(wei) 儒家以“內(nei) 外合一”之道為(wei) 出發點，堅守人間文化理想事業(ye) 的概括性自我表達。而荀子所謂“聖也者，盡倫(lun) 者也；王也者，盡製者也；兩(liang) 盡者，足以為(wei) 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wei) 師”（《荀子·解蔽》），顯然也完全可以用“內(nei) 聖外王”詞來加以概括。《禮記·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則揭示了“內(nei) 聖”與(yu) “外王”一體(ti) 兩(liang) 麵打通的可能，提供理論架構及步步實踐以達成功的具體(ti) 方法。宋明理學家之主動改造莊子思想，當然也有其內(nei) 部的思想資源以作觸媒。

較孫應鼇稍晚的焦竑（字弱侯，號澹園），乃泰州學派重要人物，早在其為(wei) 諸生時，便“從(cong) 督學禦史耿定向學，複質疑於(yu) 羅汝芳”，後“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讀書(shu) 崇正書(shu) 院，以竑為(wei) 之長。及定向裏居，複往從(cong) 之”。[225]而定向與(yu) 孫應鼇交往亦甚密，觀孫氏文中有《答楚侗公書(shu) 》即可知之。焦竑既從(cong) 定向遊，必側(ce) 聞孫氏其人其事。而孫氏有《莊義(yi) 要刪》，焦竑亦有《莊子翼》，二人均主動調和儒道兩(liang) 家，當非一時之偶然。焦竑嚐感慨：“世之學者，顧誻誻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yu) 有，而老、莊詳於(yu) 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即寓於(yu) 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彼老、莊生其時，見夫為(wei) 孔、孟之學者局於(yu) 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為(wei) 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於(yu) 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226]

與(yu) 焦竑的看法類似，孫應鼇亦強調“下學上達”的重要，但卻主張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來加以折中，即隻知“上達”不知“下學”，便有可能成為(wei) 釋老虛無之說；而隻知“下學”不知“上達”，又難免不會(hui) 淪為(wei) 世俗功利之學。儒家的中道智慧則必須上下兩(liang) 頭打通，二者本來可以相輔相成上下一氣貫通。誠如他自己所說：“《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終言‘上天之載’，始終以天，則中庸之道，不過盡人合天而已。慎獨者，盡人合天者也。高乎此者，是佛老之空寂；卑乎此者，是世俗之功利。以外乎天也，不中也，不庸也。”[227]之所以要力倡中庸（中道），乃是因為(wei) “察其兩(liang) 端，由中道行，中備四時，隨其環應”[228]，既不喪(sang) 失自我，也能應變無窮。而言天始終不離人，言人也始終不離天，兩(liang) 者和合為(wei) 一，決(jue) 不可隻偏朝一端。如試以其與(yu) 焦竑比較，則可說焦竑是以莊融儒，力圖透過莊來彌補儒的不足；孫氏則是以儒攝莊，希望通過儒來改造莊，亦即“吾儒能兼二氏，二氏不能兼吾儒，此非身體(ti) 不能知，尤不能以楮筆盡”[229]。如果說焦竑稍顯銳進或偏激，則孫氏似更穩健或允當。

與(yu) 孫應鼇同時之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又自號攖寧子。所謂攖寧，乃本於(yu) 莊子“其為(wei) 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wei) 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莊子·大宗師》），故人又多稱其為(wei) 攖寧先生。孫應鼇與(yu) 王宗沐交誼甚深，應鼇稱宗沐“每相期過，未嚐不賦詩投壺，竭情歡伯，然後別”[230]。宗沐則讚歎應鼇“經術博詣，尤有師承”[231]。故應鼇有《莊義(yi) 要刪》，宗沐也有《南華經別編》，前者多以己意出為(wei) 批語，後者也直抒見解隨處點注，不僅(jin) 立場相同，體(ti) 例亦頗接近。宗沐嚐“師事歐陽南野，少從(cong) 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為(wei) 不已之命，在人為(wei) 不息之體(ti) ，即孔氏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232]。可見他在工夫論或本體(ti) 論上頗受益於(yu) 莊子，而在主體(ti) 論或實踐論上又完全歸宗儒家，重視參讚化育的存在論意義(yi) ，以為(wei) 生命即是創進不已的完整過程。孫應鼇亦主張“天之生物，若有一刻之停，則造化便息。心之理，若有一刻之閑，則道義(yi) 便泯”[233]。並多引宋儒之言，如程顥（伯淳）當有言雲(yun) ：“莊生形容，道體(ti) 最佳”，朱熹（元晦）也說：“天運地處，日月爭(zheng) 所，意有機緘，運轉不得自止。見到此，方說到此。”孫氏據此以為(wei) “諸大儒精思密考，醞藉於(yu) 《莊》，所涵泳寔多已”，而“《要刪》各注釋皆與(yu) 諸大儒語合”。[234]可見他既重視透過工夫證入道體(ti) ，強調以人合天必然涵化出無窮的生命創造活力，同時也對莊子天然一派真機的哲學思想加以儒家化的改造，以求更好地充實儒家仁道即是生道的義(yi) 理脈絡旨趣及內(nei) 涵。孫、王兩(liang) 人均同為(wei) 心學陣營中的主將，又都同治莊子之書(shu) ，並有意以儒釋道或攝道歸儒，顯然也反映了明代三教融合的整體(ti) 曆史發展趨勢。

孫應鼇以儒學改造《莊》學，幫助儒學的發展，其本身也在多方麵地吸取或整合各種思想文化資源，不斷地豐(feng) 富自己的理論形態及實踐品格。隋儒王通曾感慨：“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圓機之士，與(yu) 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yu) 之共敘九疇哉”。[235]孫氏通過以儒釋道或攝道歸儒的方法來推動儒學的發展，可說樹立了以儒家為(wei) 本位的“共言九流”或“共敘九疇”的典範，固然不能稱其為(wei) “皇極之主”，但卻不失為(wei) “圓機之士”。

尤宜注意者，孫氏盡管以儒釋道或攝道歸儒，亦即對道家進行了儒學化的改造，明顯表現出儒家文化立場及其價(jia) 值取向，但也主張“持《莊》所自言，解《莊》藏《莊》之精微”，反對“多以己意附會(hui) 緣飾，遂上下出入其議論”。要在“後之人自信自證，契《莊》宗，晤《莊》辭，循《莊》著述功緒，獲《莊》初始之樸，以應化解物，爰成濟‘六經’之用”。[236]後來的方以智撰《藥地抱莊》，也強調“聖學、宗教，各各會(hui) 通，且得平心，麵麵可入”，尤其《莊子》一書(shu) 中，多有“正論奇論，反語隱語，兩(liang) 未兩(liang) 造，兼通而中道自顯矣”。[237]如同孫應鼇之注《莊》是要濟“六經”之用，方氏同樣認為(wei) “讀聖作當虛心以從(cong) 經，覽百氏當化書(shu) 以從(cong) 我”[238]，仍以儒家思想統攝道家哲理，兼會(hui) 通禪宗智慧，最終則活化其用為(wei) 根本目的訴求。方氏無論自覺或不自覺，顯然也在沿著孫應鼇等人的路子繼續向前開拓，但後出者必能加密轉精入細，其氣象格局似較前人顯得更加壯闊宏大。

八、一生詩文的匯刻與(yu) 流傳(chuan)

前麵屢次引及的《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乃孫應鼇的重要論學撰述，篇前有小引雲(yun) ：“今蒞任伊始，與(yu) 諸有司教職暨諸生約，分別體(ti) 要，庶濯磨披抉，免諸紊雜，端緒有稽。由之上下督勸，誠孚罔弗，楙有嘉緒。在諸生是為(wei) 教學相長，在各官是為(wei) 法紀相成。”[239]可證乃其提學關(guan) 西時，以朝廷官員身份刊布的教育科條。其性質相類者尚有《幽心瑤草》，鄭珍以為(wei) “一篇《瑤草》寄幽心”[240]，乃與(yu) 黔中學子講學論道殷殷寄語，尤其要求他們(men) “獨立不懼，真是在我，天下非之而不顧者也。遁世無悶，真得在我，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241]。顯然是以師長立場勸勉家鄉(xiang) 學子，希望其能涵養(yang) 獨立人格，形成豪傑精神。盡管《檄文》與(yu) 《瑤草》均同出一人之手，然一威嚴(yan) 肅警，一溫潤親(qin) 切，雖文字風格有異，仍反映了他的倫(lun) 理教化思想，值得認真參互比觀。而最能同時反映他的性情世界與(yu) 思想世界，不妨反複品讀玩味的，則為(wei) 他的兩(liang) 部詩文著作——《孫山甫督學詩集》與(yu) 《孫山甫督學文集》。

孫應鼇一生詩作甚多，文亦不少，即在其生前，便已有人稱其“詩文幾百卷，學者罕能睹其全書(shu) ”[242]。清初汪之珩輯《東(dong) 皋詩存》，收其詩九十三首[243]，數量明顯偏少。以後《黔詩紀略》廣載黔人詩作，分四卷收入其各體(ti) 詩四百五十八首，乃明代詩家入選最多者，仍不到其詩作總量之一半。陳田《明詩紀事》首眼於(yu) 全國，亦選入其詩十二首。考孫氏一生，均以求仁踐仁為(wei) 事，故詩作雖多，皆餘(yu) 力為(wei) 之，絕少引為(wei) 成就。溫純乃孫氏門下最有影響的關(guan) 中弟子，曾總結師門詩歌創作心路曆程，以為(wei) “吾師淮海先生故喜為(wei) 詩已，在蜀登峨眉，陟汶嶺，眺錦江玉壘，盡發為(wei) 詩，何減工部《夔府》以後諸什？然先生深於(yu) 性命者，自謂詩之一道，雕情繪物，故禁不為(wei) 已。自鄖中歸，又為(wei) 之。不必為(wei) ，不必不為(wei) ，先生深於(yu) 詩可知已”[244]。足證孫氏以心性涵養(yang) 及工夫實踐為(wei) 前提，在為(wei) 與(yu) 不為(wei) 高度自覺之下，一任性靈自然發抒，也創作了不少詩歌作品。《孫山甫督學詩集》即其提學關(guan) 中時之詩作結集，更早則已有《衡廬遊稿》傳(chuan) 世，以後“篤心道德性命之學彌切，故自入蜀後為(wei) 詩益寡”[245]。證以孫氏“餘(yu) 素亦喜為(wei) 詩，年來自愧未有萬(wan) 分之一得處於(yu) 道，乃漸次離去不為(wei) ”[246]雲(yun) 雲(yun) ，可知其的確是自覺作詩者，往往容易過度“雕情繪物”，遂一度禁罷停作。為(wei) 此曾專(zhuan) 作《禁語》一篇，強調“不知道，不可以為(wei) 詩；不知學，不可言詩；斯孔門詩教也”，並明確規定自己，“自今以往，於(yu) 詩當一字不談，一字不作”。[247]延至歸裏再返鄖陽之任，或許是複性的工夫已漸入佳境，深邃的人生體(ti) 驗亦有必要顯發為(wei) 創作文辭，才以第一義(yi) 的無為(wei) 法來率性為(wei) 之，故雖千萬(wan) 言而終歸於(yu) 無言，境界則始終均與(yu) 形上道體(ti) 契合。進一步追究原因，則詩教不僅(jin) 有裨於(yu) 作育人才，更重要的是還能轉移習(xi) 俗風氣，當也是他恢複原有創作熱情的一大重要原因。是時孫氏“精力尚健，才識過之”[248]，加上見道日深，故詩作亦極為(wei) 可觀，不妨視為(wei) 心性涵養(yang) 實踐工夫之產(chan) 物，是即情為(wei) 道而道亦可以成詩的必然結果。

十分明顯，人性固有之理世界當然需要開發，但與(yu) 之相關(guan) 的情世界亦不能任其枯竭。蓋“道始於(yu) 情，情生於(yu) 性”（《郭店楚簡·性自命出》），情也可彌漫天地，點化客觀世界與(yu) 主觀人生。孫應鼇便認為(wei) ：“誌之指微矣，是性情之樞管也。有其誌然後可言詩，誌端則性情得矣，性情得則聲音諧矣。皆自然所疏屬，不可強也。”[249]“理教”固然重要，“情教”似也不可輕忽。他既以“道”為(wei) 詩的本體(ti) 論依據，同時也重視“學”的實踐論意義(yi) ，其所欲表現者顯非風花雪月式的“一時之性情”，而隻能是與(yu) 天地合德的“萬(wan) 古之性情”[250]。《歸來漫興(xing) 》一書(shu) ，即主動罷停後不久，又以新境複筆之作，乃繼《督學詩集》之後，其詩歌作品的又一次重要結集。

今按《孫山甫督學詩集》凡四卷，胡直稱“孫子督學關(guan) 西，門人嚐刻其詩，曰《督學集》”[251]，所指即是書(shu) 。是書(shu) 所收，均為(wei) 其在陝西提學任上的詩作，書(shu) 前冠有任瀚、吳懋、喬(qiao) 因羽諸序。其中之任瀚（少海），乃嘉靖八才子之一，而一生為(wei) 學，凡“百家二氏之書(shu) ，罔不搜討”，又曾“反求‘六經’，闡明聖學”，[252]可謂詩文俱佳。考其《序》中有言：“甲子春，（淮海）移鎮劍南，始按部訪予江門釣台。予逃空穀久，見君嫻雅縕藉，栩栩若平生歡。明日從(cong) 事來，齎所得南遊以後諸體(ti) 詩五百餘(yu) 篇相印可。”[253]按甲子當嘉靖四十三年（1564），時《督學詩集》已謀鋟版，孫氏乃齎稿往訪任瀚，二人遂有文字交誼。任瀚眼光極高，讀其詩讚歎不已，故除撰序外，複多加圈點論評。今不僅(jin) 孫氏《詩集》隨處可見任氏評點，即《文集》亦多附載其評語，文字則散見全書(shu) 留白各處，讀之可識深得孫氏性情真機，詩趣文心皆因此而彰顯發明，最當與(yu) 孫氏詩文逐條比照互觀。至於(yu) 剞劂印版時間，考喬(qiao) 因羽嘉靖乙醜(chou) （四十四年，1565）冬十二月序雲(yun) ：“關(guan) 中士日思見先生，乃遂自刻先生集。刻成，以藏之正學書(shu) 院，令關(guan) 中士讀此集者，因以識先生之遺教”[254]雲(yun) 雲(yun) ，則至遲嘉靖四十四年年底已刊刻畢，版即庋藏孫氏曾駐節和經營過的正學書(shu) 院，以後雖有挖改及重印，不過僅(jin) 變動個(ge) 別文字而已。

晚年返黔鄉(xiang) 居的孫應鼇，詩歌創作作品亦頗豐(feng) 富。讀其《瑞竹詞十二首》之第八首：“陋巷歸來隻一瓢，此君相對日逍遙。悠然如坐虞廷上，雙鳳和鳴葉大韶。”[255]即可知其晚年鄉(xiang) 居閑適心境。而曆年詩集亦由清平門人匯刻為(wei) 《學孔精舍詩稿》六卷，合以文集則稱《學孔精舍匯稿》。後者《明史·藝文誌》《千頃堂書(shu) 目》均著錄為(wei) “十六卷”，並雲(yun) “一作《學孔堂稿》”，萬(wan) 曆《貴州通誌·藝文誌》則著錄為(wei) “一部八冊(ce) ”[256]。《傳(chuan) 是樓書(shu) 目》所載亦“十六卷”，分裝“八本”[257]，可證萬(wan) 曆《貴州通誌》著錄者亦必為(wei) 十六卷本。據劉伯燮序“吾今見孫先生全集”雲(yun) 雲(yun) ，可證《匯稿》乃詩文之合編本，即詩與(yu) 文合編共八冊(ce) 十六卷，《明史·藝文誌》、《千頃堂書(shu) 目》、萬(wan) 曆《貴州通誌》、《傳(chuan) 是樓書(shu) 目》所載及劉氏所經眼者，一概為(wei) 足本。故不僅(jin) 其曆年所撰詩集，均得以匯編合刻為(wei) 《詩稿》，即晚年鄉(xiang) 居未收之詩作，亦一並補錄匯入，篇目則當為(wei) 孫氏所自定。而《匯稿》詩與(yu) 文均收入其中，乃是當時最全的足本。而“集時時傳(chuan) 域中，類弗全”的現象[258]，從(cong) 此遂有了明顯的改變。

《學孔精舍匯稿》見於(yu) 黔省史籍者，尚有郭子章《黔記·藝文誌》。郭書(shu) 除著錄《學孔精舍匯稿》外，又載有《學孔精舍論學匯編》《學孔精舍續稿》《孫淮海遺稿》三書(shu) [259]。其中《論學匯編》，《明史·藝文誌》《千頃堂書(shu) 目》俱作“八卷”入錄，可證其論學之書(shu) ，如《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幽心瑤草》等，即在孫氏晚年，似亦有了合刻本。至於(yu) 《匯編》一書(shu) ，萬(wan) 曆《貴州通誌·藝文誌》著錄為(wei) “一部四冊(ce) ”[260]，為(wei) “匯編先生在秦、在鄖、在廱及友朋相切琢語，時為(wei) 門下士各編摩之以傳(chuan) ，至是匯而為(wei) 一也，故題曰《學孔精舍匯編》”[261]。蓋《匯稿》梓行後，又續有新作，則收入《續稿》，當刊於(yu) 孫氏逝世前。《遺稿》萬(wan) 曆《貴州通誌·藝文誌》著錄為(wei) “一部三冊(ce) ”[262]，乃孫應鼇病逝後不久，毛在巡按貴州，“檄清平令搜公遺稿，得若幹卷，稍為(wei) 銓次刻之”[263]。則孫氏之書(shu) ，無論生前身後，黔人感其德澤，多已鋟版合刻。然除《學孔精舍詩稿》一書(shu) ，經艾茂從(cong) 《匯稿》錄出，遂收入《孫文恭公遺書(shu) 》，從(cong) 此得以長期保存外，其餘(yu) 俱已散佚，思之每令人惘然興(xing) 歎。孫氏書(shu) 院既大書(shu) “學孔”兩(liang) 字，合刻之書(shu) 複以“學孔”冠名，亦可見其中年以後，思想取向逐漸歸本於(yu) 孔子仁學，學孔之目的即“求仁”，無論詩文都以此為(wei) 宗旨。調和陸王與(yu) 程朱的傾(qing) 向，愈到晚年表現就愈突出[264]。

清平孫氏門人合刻《學孔精舍匯稿》之前，《督學詩集》與(yu) 《督學文集》已先獨自刊行，故無論單刻或合刻，孫氏詩文均流傳(chuan) 較廣。然入清以後反多散佚，則與(yu) 清廷修纂《四庫全書(shu) 》，多抽毀或禁毀其書(shu) 有關(guan) 。考《抽毀書(shu) 目》即赫然列有“《學孔精舍匯稿》三本”，並明雲(yun) “書(shu) 內(nei) 《世史正綱序》《穀音序》《張浚論》諸篇，語多偏駁，應請抽毀”。[265]按《世史正綱序》《穀音序》兩(liang) 文，均載於(yu) 隆慶本《督學文集》之中，唯《張浚論》一篇，未見收入，必撰成於(yu) 《督學文集》梓行之後，合刻《學孔精舍匯稿》時始補入。據劉伯燮《學孔精舍匯稿》序：“集首奏疏、經筵講義(yi) ，次序、傳(chuan) 、碑、銘諸文，次古風、絕、律諸詩。”[266]則《匯稿》必文集在先，詩集在後，而館臣抽毀者，當為(wei) 文集部分。故《四庫存目》者錄“兩(liang) 江總督采進本”十二卷，以為(wei) 較諸“《明史·藝文誌》載應鼇《匯稿》十六卷，此本十二卷”；以劉伯燮所撰序文參照，則“第十二卷止於(yu) 五言律詩，而絕句、七言律詩皆闕，知非足本”。[267]然殘闕而足本的真正原因，則因為(wei) 文集部分四卷，多已遭清廷抽毀，遂移置於(yu) 《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所剩十二卷殘本，亦見《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八千卷樓書(shu) 目》著錄。據《八千卷樓書(shu) 目》“全集，刊詩六卷，文一卷，附錄一卷本”雲(yun) 雲(yun) ，則文至少已毀去三卷，詩抽出者亦當不少，可見毀損劣跡斑斑俱在，乃是人為(wei) 有意破壞殘存之本。

九、《孫山甫督學文集》與(yu) 《孫山甫督學詩集》

《學孔精舍匯稿》既遭清廷抽毀，則《督學文集》與(yu) 《督學詩集》亦必在禁毀之列。兩(liang) 書(shu) 原刻本雖流傳(chuan) 極少，幸天壤之廣大，仍偶有完整保留。其原刻本《督學詩集》，據王重民《中國善本書(shu) 提要》，最初庋藏於(yu) 北平圖書(shu) 館，凡四卷，分裝二冊(ce) [268]。抗戰期間為(wei) 免兵禍毀損，曾作為(wei) 善本臨(lin) 時裝箱輾轉運存於(yu) 美國國會(hui) 圖書(shu) 館，後又平安返回祖國，最終珍藏於(yu) 台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269]。今除台北藏本外，日本靜嘉堂文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亦有收藏。原刻本《督學文集》國內(nei) 早已亡佚，今亦藏於(yu) 日本靜嘉堂文庫與(yu)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兩(liang) 書(shu) 能免於(yu) 清廷禁毀嚴(yan) 令而幸存，亦天不喪(sang) 斯文之明證乎？

《督學詩集》原由門人初刻於(yu) 關(guan) 中正學書(shu) 院，王重民《中國善本書(shu) 提要》著錄為(wei) “明嘉靖間刻本”。據卷前吳懋、喬(qiao) 因羽序，當刊刻於(yu) 嘉靖四十四年（1565）[270]。而《詩集》既已刊刻蕆事，《文集》之梓行必亦提上議事日程。胡直《刻督學集序》即明雲(yun) ：

孫子督學關(guan) 西，門人嚐刻其詩，曰《督學集》。今台山邵子刻藏保寧者，增文類，複仍其名。豈不以孫子寤道得一，自居關(guan) 中浸盛也夫？孫子名滿天下，而莫逆莫予，若序而傳(chuan) 之，以明孫子之學，非予誰耶？[271]

比對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原刻本《孫山甫督學文集》，上引序言文字一一赫然俱在，唯稍有不同者，引文中“增文類”三字，原刻本作“皆文類”。又原刻本文末有“嘉靖丙寅孟冬十月之吉，友弟廬陵胡直書(shu) ”凡一七字，《衡廬精舍藏稿》本省去未錄。按丙寅當嘉靖四十五年（1566），胡直撰序時已在是年“孟冬十月”，則書(shu) 之剞劂必至次年始能畢役。匯刻其文並藏之保寧者，乃貴州普安州人邵元善。按邵元善，字台山，嘉靖二十二年（1543）舉(ju) 人，工吟詠，善詞賦，曾任四川按察僉(qian) 事，著有《賢奕稿》。陽明黔中親(qin) 炙弟子陳文學撰《陳耀州詩集》二卷，元善嚐為(wei) 之序。孫應鼇曾讀其《碧雲(yun) 洞賦》[272]，遂有興(xing) 懷詩，末有句雲(yun) ：“何日褰裳去，同君策杖行。鉤玄紆雅況，發興(xing) 出高評。獨往探牛鬥，相知洽弟兄。”[273]元善兄元吉隱居不仕，應鼇為(wei) 其撰《邵隱君傳(chuan) 》[274]。均可見相互交誼之厚。由邵元善負責刊刻孫氏之《文集》，當亦出自後者的委托。

由此可見，孫氏之《督學詩集》刊刻在先，《文集》刊刻在後，今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孫氏《文集》，必乃隆慶元年刻本無疑。而《詩集》既已獨立梓行，邵元善接踵其事，匯刻其《文集》，欲合兩(liang) 書(shu) 為(wei) 一編，遂將《詩集》舊版原一至六卷，按卷次逐條挖改為(wei) 五至八卷，以銜接《文集》一至四卷。《詩集》早刻收詩凡418首，《文集》後刻增文87篇。而胡直序原文“皆文類”之“皆”字，亦據此改為(wei) “增文類”之“增”字，雖一字之變動，關(guan) 係兩(liang) 書(shu) 亦大。足證文與(yu) 詩雖各自分冊(ce) ，然仍前後緊接相續。而《詩集》雖先後兩(liang) 印，同出一刻，挖改與(yu) 未挖改，仍略有區別。至於(yu) 挖改重印時間，亦當與(yu) 《文集》之刊刻時間相同。二者必在隆慶元年（1567）無疑。《詩集》後所附隆慶元年禦史慈溪顏鯨《贈孫淮海拜大中丞節製三藩序》，顯然即重印時補版新增。是時《文集》尚未慘遭抽毀，故《萬(wan) 卷堂書(shu) 目》著錄“《山甫集》八卷，孫應鼇”，即此《文集》與(yu) 《詩集》合編匯刻之八卷足本。《天一閣書(shu) 目》載“《孫山甫督學集》八卷，刊本，前四卷缺”。則前四卷《文集》顯然已遭清廷抽毀，所傳(chuan) 者不過後四卷《詩集》而已。

孫氏之書(shu) 入清後既遭清廷忌禁，故晦隱散佚的情況亦十分嚴(yan) 重。即如莫友芝在江南廣搜文獻，多方留心鄉(xiang) 人撰述，雖訪得孫氏遺書(shu) 甚多，皆經莫祥芝匯刻為(wei) 《孫文恭公遺書(shu) 》二十卷，惜終未能獲見其《文集》，故隻能以附錄方式“補輯雜文”，不過寥寥四篇而已。近人王重民《中國善本書(shu) 提要》廣載各地善本，亦僅(jin) 著錄《詩集》而不及《文集》，提要雲(yun) “原題：‘如皋孫應鼇著，南充任瀚批評。’是集始卷五，終卷八，凡四卷，正與(yu) 喬(qiao) 因羽序所記卷數相合”。可見前四卷《文集》根本未能經眼，所載僅(jin) 為(wei) 挖改重印之後四卷《詩集》，自然不明詩與(yu) 文之前後關(guan) 係，遂不無困惑地說：“此本為(wei) 因羽刻於(yu) 關(guan) 中正學書(shu) 院者，所刻當僅(jin) 有此數；然其何以自卷五開始，則必因接續前一詩集編卷數者……此《督學詩集》四卷，後來當亦編入《（學孔精言舍）匯稿》中，餘(yu) 尚未見《匯稿》也。”[275]今則完全可以斷言，其所接續者絕非前一詩集之篇卷，而為(wei) 孫氏本人《文集》之卷次。後來《詩集》雖編入了《匯稿》，《文集》則慘遭抽毀。王氏見其《詩集》而未見《文集》，考清代書(shu) 目所載亦均為(wei) 後四卷《詩集》，前四卷《文集》則極少有人提及，當必與(yu) 《文集》抽毀後原刻已罕為(wei) 人知有關(guan) 。

《學孔精言舍匯稿》慘遭抽毀，必然殃及《督學文集》，後人欲究孫氏或黔中王門之學，而一窺其著述之全貌，均難免不惘然興(xing) 歎。迨光緒年間黎庶昌出使日本，偶於(yu) 友人中村正直家訪得原本，遂據以重刻於(yu) 川東(dong) 巡署，是書(shu) 始由東(dong) 瀛回歸故土。以後無論民國年間南洋官署增補《孫文恭公遺書(shu) 》本，抑或貴州文獻征輯館續編《黔南叢(cong) 書(shu) 》本，乃至晚近新出的《叢(cong) 書(shu) 集成續編》影印《黔南叢(cong) 書(shu) 》本，雖一印再印或三印，大陸所流傳(chuan) 者均為(wei) 重印本，盡管依然不能一睹原本舊貌，鄉(xiang) 人仍一概視其為(wei) 拱璧，以為(wei) 舊籍重光大有功於(yu) 學術。而清廷斥為(wei) “語多偏駁”之《世史正綱序》與(yu) 《穀音序》兩(liang) 文，則赫然遭毀而仍俱在。唯《張浚論》一篇未見，似原載於(yu) 孫氏之《續編》，收入《匯稿》乃遭抽削者。[276]以此揆而推之，則《續編》遭毀之文必多，欲求其完帙，似已極為(wei) 困難。

與(yu) 《續編》本所收之文多已散佚明顯不同，初編《文集》幸尚為(wei) 完帙足本。即檢讀今人易得之黎庶昌重印之本，或比對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原刻本，可知清廷抽毀之《穀音序》一文，不僅(jin) 譏刺宋臣之降誌辱身投元，即在名臣大儒亦繩之極嚴(yan) ，同時更痛斥“胡虜入居帝王位，思以脫溷濁而濯清泠”[277]，以致任瀚兩(liang) 次以“痛切”評之[278]。《世史正綱序》更嚴(yan) 申“統正然後不入夷狄，不陷禽獸(shou) 。不入夷狄，不陷禽獸(shou) ，然後可為(wei) 中國主。可為(wei) 中國主，然後所踐曰天位”[279]。所論全在發抉《春秋》“大居正”義(yi) 旨[280]，以彰明人心，嚴(yan) 判正閏，區分華夷，辨別王霸，認為(wei) 王者“未嚐不以兵刑立威”，霸者也時“以仁恩樹德”，但“王者之心公而誠，仁恩兵刑之用各適其宜；伯者之心私而偽(wei) ，仁恩兵刑之用則濟其欲”[281]。盡管在明人如任瀚看來，孫氏“此等文字，世間不可多見”[282]，揚之不可謂不高，但以清廷立場視之，則甚戮其眼目，犯了心理設防大忌，直當痛斥為(wei) 異類。故雖早已異代隔世，仍目為(wei) 異己敵仇，不能不禁而擯之，致使其人其學長期沉晦不彰。而舊籍回歸故國重印，黎氏之功可謂大矣。惜後出者多轉輾翻印，非特錯訛頗多，更刪去任瀚之圈點批評，已失原貌之真。重新依據原刻影印，仍長期為(wei) 學界所期盼。

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之《孫山甫督學文集》，即今據以影印之隆慶元年原刻初印本，全書(shu) 依序為(wei) 卷一至卷四，分裝四冊(ce) ，卷首胡直《刻孫山甫督學文集序》，以及每卷開卷首行之下端，均鈐有“靜嘉堂藏書(shu) ”長條印一方，次行及第三行分別題有“如皋孫應鼇著”“南充任瀚批評”字樣。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孫山甫督學詩集》則為(wei) 隆慶元年挖改重印本，全書(shu) 依序為(wei) 卷五至卷八，亦分裝四冊(ce) ，書(shu) 前有任瀚、吳懋、喬(qiao) 因羽三序，書(shu) 後則附任瀚《淮海操有敘》《送淮海孫公升觀察使序》及顏鯨《贈淮海先生拜大中丞節製三藩序》。任瀚《刻孫山甫督學詩集序》，以及卷七、卷八開卷處，加上正文“六言古”之下端，亦鈐有“靜嘉堂藏書(shu) ”長形印，每卷開卷首行題“孫山甫督學詩集”，次行及第三行亦分別題有“如皋孫應鼇著”“南充任瀚批評”字樣。正文亦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兩(liang) 書(shu) 均有南充任瀚之圈點評語，稍有不同者，《文集》之評點題下及天頭空白均有，《文集》則一概置於(yu) 各詩之題下，不妨視為(wei) 一種明代常見之對話式文體(ti) 。

綜上可知，《文集》與(yu) 《詩集》，分之固然為(wei) 兩(liang) 書(shu) ，合之則為(wei) 一集，即所謂《孫山甫督學集》，觀卷一至卷八每卷末均有“《督學集》×卷終”字樣可知。按日本《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著錄：“《孫山甫督學文集》四卷，明孫應鼇撰，任翰評，明嘉靖刊，林家舊藏。與(yu) 《文集》版式撰人相同而共藏一處者，尚有《（孫山甫督學）詩集》四卷。”[283]又嚴(yan) 紹蕩《日藏漢籍善本書(shu) 錄》亦載有《孫山甫督學文集》四卷，並雲(yun) ：“明嘉靖年間刊本，靜嘉堂文庫藏本。按靜嘉堂文庫藏此同一刊本兩(liang) 部。一部原係江戶時代林氏大學頭家舊藏，後歸中村敬宇，共四冊(ce) 。一部共八冊(ce) 。”[284]以上“嘉靖刊”或“嘉靖年間刊本”之說雖未準，“一部共八冊(ce) ”亦應為(wei) 《文集》《詩集》“八卷”合計之數，不能僅(jin) 著錄《文集》而遺漏《詩集》，然仍可見其書(shu) 正為(wei) 國內(nei) 流入東(dong) 瀛之原刻足本。黎庶昌曾獲見於(yu) 中村正直家中，後又輾轉入藏靜嘉堂。唯原刻本《詩集》四卷，黎氏當從(cong) 未經眼。今能據兩(liang) 書(shu) 足本重新影印，豈非學林一大快事乎？

孫應鼇固然為(wei) 明代思想界重要人物，讀其《淮海易談》與(yu) 《四語近語》即可知之，郭子章撰《黔記》即將其入於(yu) 理學人物傳(chuan) 。然孫氏同時也是明代文壇卓有成就之大家，讀其《文集》《詩集》亦可知之，當時“廷論”便“以先生文行宜為(wei) 學者宗師”[285]。盡管其“餘(yu) 事為(wei) 詩，當弇洲、於(yu) 鱗、明卿諸子雄長壇坫時，使其拔幟並馳，正不知誰執牛耳，而先生不屑也”[286]。但其與(yu) 詩壇“後七子”如謝榛、王世貞、吳國倫(lun) 等多有詩歌唱答，相互之間都留下了大量詩歌作品，一生文學成就仍不可輕易低估。任瀚當時就認為(wei) “其詩蔚然有江左風流，其雋永閎鬯，自鮑、謝諸人不能過也”[287]。後來的莫友芝也指出其“五言樂(le) 府，沉雄森秀，直逼魏晉，而無何、李、王、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體(ti) ，舒和蒼潤，品亦在初盛唐間”[288]。自明以迄晚清，眾(zhong) 口一詞，都極力讚歎，評價(jia) 甚高。

孫氏曾撰《古文關(guan) 鍵》序，強調文章之要，在“與(yu) 神合，不必言閑習(xi) ”，倘以“終身如一日之心求之，則至精之微”[289]。時人以為(wei) “觀此一序，則淮海之精妙於(yu) 文見矣”[290]。其“文在詩右”[291]，舉(ju) 其要者如《題孔子小景》《植柏記》《菊記》等，“皆莫（友芝）氏昆季所未睹，時一諷誦，益忻慕無窮”[292]。如同其經部撰述及其他論學專(zhuan) 文一樣，詩作何嚐不是其精神之所凝會(hui) ？當為(wei) 實存主體(ti) 心性境域之如實投射，乃是立體(ti) 顯用、執一禦萬(wan) ，亦即“至一者之無為(wei) 為(wei) 之而不能不為(wei) ”[293]的必然成果。故曰：“豈非天實俾之以西南哉？河東(dong) 而北，龍山而東(dong) ，粵東(dong) 而南，自今曰黔南以西孫先生焉，吾道大明日中天矣。”[294]

《孫山甫督學文集》與(yu) 《孫山甫督學詩集》原本，長期藏於(yu) 日本靜嘉堂，國人鮮有能一睹其原貌者。今幸得以影印方式重新刊行，俾能廣泛流傳(chuan) 而又不失原書(shu) 之真，則多賴日本群馬大學石田肇教授鼎力襄助。餘(yu) 與(yu) 石田肇先生交已近四十年，麵晤少而通信多，然詞組會(hui) 心，相知頗深，尤其治學取徑多有一致，得失利弊概能坦率直言。猶憶二十世紀末，餘(yu) 受弘福寺住持慧海上人委托，搜考曆代黔僧典籍，編纂《黔靈叢(cong) 書(shu) 》，一時資料匱乏，茫然無從(cong) 措手。石田先生聞訊後，盡其能力所及，凡其能查尋覓見者，均源源滾滾，不斷惠贈，《叢(cong) 書(shu) 》遂得以順利大規模結集出版，並深得學術界廣泛好評。石田先生又專(zhuan) 程赴黔，餘(yu) 二人相聚於(yu) 靈山妙水之間，品茗彈琴，論道談藝，並同去遵義(yi) 沙灘，詢問掌故舊聞，同謁黎庶昌墓，相得甚歡。今又隔二十年，知餘(yu) 與(yu) 淮海先生有文字因緣，先整理其《淮海易談》，又遍搜其明刻原本，苦於(yu) 不能得，遂遠道寄贈，令我興(xing) 奮不已，以為(wei) 知己難得。感佩之餘(yu) ，無從(cong) 答謝，乃亟謀剞劂，而得孔學堂書(shu) 局資助，遂使其化身千萬(wan) ，非特充實黔中王門研究珍籍，嘉惠後學，亦見證兩(liang) 國民間合作友誼，樹立典範。複詳考孫氏一生學思曆程及其撰述成就，庶幾讀是書(shu) 能知其人其學焉。

注釋：
 
[1]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清同治十三年遵義唐氏夢研齋金陵刻本，第5頁。
 
[2]孫應鼇：《孫山甫督學集》，貴陽：孔學堂書局，2021年。
 
[3]丘禾實：《孫文恭先生傳》，《循陔園集》卷五，明萬曆四十一年刻本，第31頁。
 
[4]陳尚象：《南京工部尚書孫應鼇墓誌銘》，引自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三，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72頁。
 
[5]萬曆《貴州通誌》卷十三，第225頁。
 
[6]近年發現的《清平孫文恭公祠族譜》（孫鳴鴻祖等編印，2002年內部印本）載孫應鼇之曾祖翰為成化丁酉（十三年，1477）舉人，祖父重為正德庚午（五年，1510）舉人，父衣為嘉靖辛卯（十年，1531）舉人，雖未必完全可以信據，亦可見其由軍職人員向文化世家轉化的痕跡，主要的途徑則為科舉入世，足以反映家族文化身份認同和選擇。
 
[7]孫應鼇：《合壽遙祝乞語》，《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9頁。
 
[8]以上均見孫應鼇：《祭叔父南原先生文》，《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97、296頁。
 
[9]孫應鼇：《學孔精舍詩稿》卷一，《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38—139頁。
 
[10]萬曆《貴州通誌》卷十三，第228頁。
 
[11]孫應鼇：《學孔精舍詩稿》卷一，《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39頁。
 
[12]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二，《胡直集》，張昭煒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5頁。
 
[13]郭子章：《陝西道監察禦史吉庵許公墓誌銘》，按《墓誌銘》1996年出土於貴陽東山曬田壩許氏古墓葬，參見趙小帆：《試論許氏家族：讀〈許一德墓誌銘〉》，《貴州文史叢刊》2007年第4期。
 
[14]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九，第21頁。
 
[15]王耒賢：《許一德墓誌銘》，引自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七，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008頁。
 
[16]康熙《貴州通誌》卷二十，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17]道光《貴陽府誌》卷五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61頁。
 
[18]鄒元標：萬曆《貴州通誌》序，萬曆《貴州通誌》卷一，第1頁。
 
[19]參見張新民：《西南邊地士大夫社會的產生與精英思想的發展——兼論黔中陽明心學地域學形成的曆史文化背景》，《國際陽明學研究》2013年第3輯。
 
[20]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傳習錄拾遺》，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399頁。
 
[21]李獨清：《孫文恭公年譜初稿·自序》，《潔園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7頁。
 
[22]民國《修文縣誌》卷八，貴陽：修文縣地方誌辦公室，2009年，第316頁。
 
[23]道光《貴陽府誌》卷六十，第1148頁。按“貴州書院”當作“文明書院”，有明代貴州巡撫郭子章“文成既入文明書院，公（席書）暇則就書院論學”之說可證，郭說詳見郭子章：萬曆《黔記》卷三十九，第874頁。
 
[24]嘉靖《貴州通誌》卷六，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9頁。
 
[25]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三，第12頁。
 
[26]由於明代貴州布政使司、貴州宣慰使司、貴州衛、貴州前衛均同駐貴陽府城，故曆代地方誌乘記當地人之裏貫，或曰貴州布政司人，或曰宣慰司人，或曰貴州衛人，或曰貴州前衛人，實均可謂貴陽人，而陳文學、湯冔、葉梧三人，亦當為同郡人。參見民國《修文縣誌》卷八，第316頁。
 
[27]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519頁。
 
[28]道光《貴陽府誌》卷七十三，第1297頁。
 
[29]蔣信：《贈焦雪山督學序》，《蔣道林文粹》卷二，劉曉林校點，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45頁。
 
[30]嘉靖《重修如皋縣誌》卷八，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第19頁。
 
[31]萬斯同：《孫應鼇傳》，《明史》卷三百一十八，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第501頁。
 
[32]謝聖綸：《興賢書院記》，引自謝聖綸：《滇黔誌略》卷二十一，古永繼點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6頁。
 
[33]錢穆：《國史大綱》（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740頁。
 
[34]丘禾實：《孫文恭先生傳》，《循陔園集》卷五，第31頁。
 
[35]郭子章：萬曆《黔記》卷三十，第693頁。
 
[36]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24頁。
 
[37]嘉靖《貴州通誌》卷九，第420頁。
 
[38]陳矩《重印〈淮海易談〉跋語》稱孫應鼇“受知督學貴溪徐樾，為陽明再傳弟子”；黎庶昌《刻孫淮海先生〈督學文集〉序》認為其“傳陽明王氏之學於貴溪徐樾波石，即能洞徹良知之弊”。當一並參閱。陳說見孫應鼇：《淮海易談》，張新民、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87頁；黎說則見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卷二，《黎庶昌全集》（第1冊），黎鐸、龍先緒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9頁。
 
[39]孫應鼇：《〈道林先生諸集〉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06頁。
 
[40]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26頁。
 
[41]趙錦元：《蔣道林先生文粹序》，蔣信：《蔣道林文粹》，劉曉林校點，第4頁。
 
[42]《明史·儒林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222頁）：“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江門心學主要以陳獻章、湛若水為代表，流傳不廣；姚江心學則由王守仁一手開創，影響遍天下。
 
[43]萬曆《貴州通誌》卷二，第34頁。
 
[44]孫應鼇：《祭蔣道林先生文》，《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94頁。
 
[45]萬曆《貴州通誌》卷十三，第227頁。
 
[46]丘禾實：《孫文恭先生傳》，《循陔園集》卷五，第34頁。
 
[47]孫應鼇：《〈正學心法〉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10頁。
 
[48]胡直：《刻督學集序》，《衡廬精舍藏稿》卷八，《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163頁。
 
[49]孫應鼇：《〈衡廬詩稿〉後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12頁。
 
[50]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4頁。
 
[51]孫應鼇：《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87頁。
 
[52]蔣信：《壽裘魯江正郎七十序》，《蔣道林文粹》卷一，劉曉林校點，第38頁。
 
[53]孫應鼇：《蔣見嶽〈初誌稿〉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07頁。
 
[54]張廷玉等：《蔣信傳》，《明史》卷二百八十三，第7268頁。
 
[55]蔣信：《學者須先識仁》，《蔣道林文粹》卷七，劉曉林校點，第179頁。
 
[56]以上均見孫應鼇：《四書近語》卷一，《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60頁。按文中之“明新”兩字，似即《大學》“明明德”及“新民”之省寫。然所謂“新民”，孫氏既引古本《大學》作“親民”，則頗疑“明新”當改作“明親”。
 
[57]孫應鼇：《賀薑泉南公壽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45頁。
 
[58]孫應鼇：《〈正學心法〉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11頁。
 
[59]王畿：《與孫淮海》，《王畿集》卷十，吳震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239頁。
 
[60]王守仁：《傳習錄上》，《王文成公全書》卷一，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頁。
 
[61]以上均見王畿：《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引王守仁語，《王畿集》卷十三，吳震編校整理，第343頁。
 
[62]黃宗羲：《郎中王龍溪先生畿》，《明儒學案》卷十二，沈芝盈點校，第240頁。
 
[63]顏鯨：《〈教秦總錄〉後序》，孫應鼇：《教秦總錄》，日本內閣文庫藏明隆慶二年刻本。
 
[64]孫應鼇：《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85頁。
 
[65]孫應鼇：《學孔精舍詩稿》卷三，《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79頁。
 
[66]任瀚：《太平興國宮用王龍溪韻》題下評語，見孫應鼇：《孫山甫督學詩集》卷六，《孫山甫督學集》，第397頁。
 
[67]丘禾實：《孫文恭先生傳》，《循陔園集》卷五，第32頁。
 
[68]萬斯同：《孫應鼇傳》，《明史》卷三百一十八，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第500頁。
 
[69]雍正《陝西通誌》卷五十二，《四庫全書》本，第40頁。
 
[70]任瀚：《題〈教秦緒言〉小引》，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364頁。
 
[71]溫純：《歸來漫興序》，《溫恭毅集》卷七，《四庫全書》本，第12頁。
 
[72]見孫應鼇：《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原碑存於西安碑林，又見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87、289頁。
 
[73]王守仁：《教條示龍場諸生》，《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120頁。
 
[74]孫應鼇：《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破迷》，《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89—290頁。
 
[75]王宗沐：《贈淮海孫公序》，《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五，明萬曆元年福建劉良弼刻本，第11頁。
 
[76]宋儒張載曾指出：“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如果說宋代已出現了道學、政術分裂為二的現象，那麽明代顯然加劇了分裂的程度，但並不排斥個別堅持價值理想的知識精英，仍通過自己的行為實踐使其獲得了整合。張說見張載：《張載集·文集佚存·答範巽之書》，章錫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349頁。
 
[77]張居正：《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張文忠公全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57頁。
 
[78]孫應鼇：《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規讓》，《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91頁。
 
[79]王守仁：《與辰中諸生》，《王文成公全書》卷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76頁。
 
[80]以上分見孫應鼇：《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89、288、291頁。
 
[81]孫應鼇：《孫文恭公遺書·幽心瑤草》，《明別集叢刊第三輯》（第42冊），合肥：黃山書社，2015年，第458頁。
 
[82]以上均見王守仁：《答南元善》，《王文成公全書》卷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56頁。
 
[83]馮從吾：《瑞泉南先生》，《關學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2頁。
 
[84]孫應鼇：《賀薑泉南公壽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45頁。
 
[85]天啟《渭南縣誌》卷二，明天啟元年刻本，第10頁。
 
[86]孫應鼇：《賀薑泉南公壽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44頁。
 
[87]任瀚：《題〈教秦緒言〉小引》，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364頁。
 
[88]溫純：《歸來漫興序》，《溫恭毅集》卷七，第12頁。
 
[89]孫應鼇：《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87頁。
 
[90]溫純：《與孫南翁先生》，《溫恭毅集》卷二十八，第5頁。
 
[91]王畿：《與孫淮海》，《王畿集》卷十，吳震編校整理，第239頁。
 
[92]參見劉宗鎬：《論關學的心學化及其價值》，《人文雜誌》2018年第12期。
 
[93]孫應鼇：《學孔精舍詩稿》卷六，《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84頁。
 
[94]孫應鼇：《國子監祭酒司業題名記》，引自唐文慶、李宗昉：《欽定國子監誌》卷六十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34頁。
 
[95]王守仁：《與黃宗賢》，《王文成公全書》卷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87頁。
 
[96]張居正：《請戒諭群臣疏》，《張文忠公全集》，第19頁。
 
[97]以上均見孫應鼇：《懇乞聖明裒集英才以弘教育事疏》，引自王材、郭鎜：《皇明太學誌》卷九，嘉靖三十八年國子監刻，隆慶萬曆遞修本，第41—42頁。
 
[98]丘禾實：《孫文恭先生傳》，《循陔園集》卷五，第34頁。
 
[99]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3頁。
 
[100]談遷：《國榷》卷六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288頁。
 
[101]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九，秦克誠點校，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第313頁。
 
[102]張居正：《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張文忠公全集》，第57—58頁。
 
[103]孫應鼇：《學孔精舍詩稿》卷四，《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09頁。
 
[104]以上均見張居正：《與中丞孫淮海》，《張太嶽集》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45頁。
 
[105]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4頁。
 
[106]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十七，趙平略點校，第437頁。
 
[107]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2頁。
 
[108]孫應鼇：《瑞竹詞十二首·小序》，《學孔精舍詩稿》卷六，《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74頁。
 
[109]孫應鼇：《平旦草堂詠懷》，《學孔精舍詩稿》卷二，《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93頁。
 
[110]萬曆《貴州通誌》卷十三，第227頁。
 
[111]丘禾實：《孫文恭先生傳》，《循陔園集》卷五，第34頁。
 
[112]參見李獨清：《孫文恭公年譜初稿》，《潔園集》，第533—536頁。
 
[113]孫應鼇：《瑞竹詞十二首·小序》，《學孔精舍詩稿》卷六，《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74頁。
 
[114]王橒：《〈四書近語〉序》，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6頁。
 
[115]胡直：《學孔書院記》，《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二，《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257頁。
 
[116]參見張昭煒：《胡直集·編校幫助》，第2頁。
 
[117]孫應鼇《正學心法》序曾提到：“楚侗耿子語鼇曰：‘子今為仁，廬山子其依也。’故鼇願與胡子以此學相終身，且效於同誌雲。”文中所本即此。見孫應鼇：《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11頁。
 
[118]孫應鼇：《四書近語·自序》，《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5頁。
 
[119]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五，趙平略點校，第980頁。
 
[120]孫應鼇：《孫文恭公遺書·幽心瑤草》，《明別集叢刊第三輯》（第42冊），第458頁。按《幽心瑤草》又題作《寄學孔書院諸會友瑣言》，乃孫氏首次致仕複官寫給清平學孔書院諸弟子的勵誌進學寄語。
 
[121]吳國倫：《懷孫祭酒山甫》，《甔甀洞稿》卷六，明萬曆刻本，第9頁。
 
[122]田雯：康熙《黔書》卷下，見《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合刊本，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1頁。
 
[123]孫應鼇：《學孔精舍詩稿》卷一，《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41頁。
 
[124]莫友芝：《郘亭遺詩》卷四，《莫友芝詩文集》，張劍等編輯點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350頁。
 
[125]以上均見郭子章：《孫應鼇祠記》引鄒元標、胡直語，萬曆《黔記》卷十七，趙平略點校，第437頁。
 
[126]俞大猷：《正氣堂集·與孫淮海書》，轉引自陳桂炳：《俞大猷與閩學》，陳繼川、俞建輝主編：《俞大猷研究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12頁。
 
[127]夏燮：《明通鑒》卷六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914頁。
 
[128]王畿：《與孫淮海》，《王畿集》卷十，第239頁。
 
[129]詳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五，沈芝盈點校，第815—816頁。
 
[130]焦竑：《天台耿先生行狀》，《焦氏澹園集》卷三十三，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第18頁。
 
[13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01頁。
 
[132]詳見耿定向：《薛文肩公傳》《白沙陳先生傳》《新建侯文成先生世家》，《耿定向集》卷十三，傅秋濤點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大出版社，2015年，第509—542頁。
 
[133]以上均見耿定向：《與吳伯恒》，《耿定向集》卷六，傅秋濤點校，第219—220頁。
 
[134]孫應鼇：《答楚侗公書》，《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78頁。
 
[135]反對張居正毀書院、禁講學最激烈的是何心隱，曾明確表示：“學則學矣，奚必講耶？必學必講也，必有原以有事於講，必不容不學不講也。……不有所講，則不有所誨，而不有所傳矣。而容不有講耶？有言必有講，以誨以傳於講也。是故學也者，學乎其所講也，不有講而奚有學耶？”孫應鼇雖未見公開反對的言辭，但他堅持創辦書院並聚徒講學，乃可視為無聲的抗議，耿定向頌其“高誼”，必與此有關。何說見何心隱：《何心隱集》卷一，容肇祖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頁。
 
[136]駱問禮：《講學好善》，《萬一樓集》卷四十八，清嘉慶年間活字本，第12頁。
 
[137]萬曆《貴州通誌》卷十三，第227頁。
 
[138]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3頁。
 
[139]謝聖綸：乾隆《滇黔誌略》卷二十二，古永繼點校，第281頁。
 
[140]趙吉士：《續表忠記》，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60頁。
 
[141]鄒元標：萬曆《貴州通誌·序》，第1頁。按文中之陳君即撰《南京工部尚書孫應鼇墓誌銘》之陳尚象，乃鄒元標黔中入門弟子。
 
[142]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3—4頁。
 
[143]孫應鼇：《答楚侗公書》，《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77頁。
 
[144]鄭珍：《巢經巢詩鈔後集》卷三，《鄭珍全集》（第6冊），黃萬機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7頁。
 
[145]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5頁。
 
[146]薛繼茂：《再廣解額疏》，引自萬曆《貴州通誌》卷十九，第354頁。
 
[147]王橒：《〈四書近語〉序》，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6頁。
 
[148]萬曆《貴州通誌》卷十三，第227頁。
 
[149]淩惕安：《鹹同貴州軍事史》，張祥光、郎啟飛點校，《續黔南叢書》（第2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5頁。
 
[150]賀長齡：《〈清平縣誌〉序》，《耐庵文存》卷二，《賀長齡集》，雷樹德校點，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487頁。
 
[151]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4頁。
 
[152]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十七，趙平略點校，第437頁。
 
[153]孫應鼇：《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71頁。
 
[154]以上均見孫應鼇：《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93頁。
 
[155]隆慶二年本北京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江蘇如皋市圖書館均有庋藏，曾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見《江蘇文化年鑒》編纂委員會編：《江蘇文化年鑒（2010）》，揚州：廣陵出版社，2011年，第353頁。
 
[156]孫應鼇：《淮海易談·題辭》，張新民、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頁。
 
[15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七，第56頁。
 
[158]王守仁：《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王文成公全書》卷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309頁。
 
[159]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4頁。
 
[160]蔣信：《白兆山房說》，《蔣道林文粹》卷四，劉曉林校點，第116頁。
 
[161]王守仁：《傳習錄下》，《王文成公全書》卷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7頁。
 
[162]王守仁：《傳習錄中》，《王文成公全書》卷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4頁。
 
[163]孫應鼇：《雜談》，《淮海易談》卷四，張新民、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79—180頁。
 
[164]孫應鼇：《讓溪書院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57頁。
 
[165]方以智：《易餘正身》，黃得寬等主編：《方以智全書》（第1冊），合肥：黃山書社，2019年，第26頁。
 
[166]以上均見孫應鼇：《淮海易談》卷四，張新民、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65—166頁。
 
[167]李顒：《讀書次第·易經本義》，《二曲集》卷八，陳俊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60頁。
 
[168]陳矩：《重印〈淮海易談〉跋》，孫應鼇：《淮海易談》，張新民、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87頁。
 
[169]黎庶昌：《刻孫淮海先生〈督學文集〉序》，《拙尊園叢稿》卷二，《黎庶昌全集》（第1冊），黎鐸、龍先緒點校，第59頁。
 
[170]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74頁。
 
[17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第1167頁。
 
[172]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5頁。
 
[173]參見劉漢忠：《孫應鼇生平、著述的再考察》，《貴州文史叢刊》1994年第5期。
 
[174]黃省曾：《〈左粹類纂〉序》，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2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52頁。
 
[175]以上均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第374頁。
 
[176]孫應鼇：《〈左粹題評〉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01頁。
 
[17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第1167頁。
 
[178]劉知幾：《史通》卷四，引自張振珮：《史通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4頁。
 
[179]黃省曾：《〈左粹類纂〉序》，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2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51頁。
 
[180]施仁：《左粹類纂·凡例》，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2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52頁。
 
[181]孫應鼇：《〈左粹題評〉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01頁。
 
[182]以上均見孫應鼇：《製命》，《左粹題評》卷一，《孫應鼇全集》（第2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55頁。
 
[183]莫祥芝：《孫文恭公遺書》，《孫文恭公遺書敘錄》，清光緒六年莫祥芝刻本。
 
[184]李獨清：《潔園集》，《孫文恭公年譜初稿》，第487頁。
 
[185]戴嗣方：《重刻〈四書近語〉序》，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8頁。
 
[186]唐伯元：《與叔時季時》，引自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四十二，沈芝盈點校，第1021頁。
 
[187]按程顥之說原作：“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孫氏易“理”為“體”，雖一字之改，意義變動亦大。蓋“理”多與“事”連用，以理事圓融為根本，“體”則多與“用”並置，以體用一源為究竟。據此可知孫氏既引用程氏之說，又改造了程氏之說，類似例證尚多，不遑一一條舉。程說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二程集》，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6頁。
 
[188]孫應鼇：《四書近語》卷一，《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9頁。
 
[189]戴嗣方：《〈四書近語〉序》，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7頁。
 
[190]劉元卿：《河南憲僉聚所鄒君行狀》，《詩文集》卷八，《劉元卿集》，彭樹欣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6頁。
 
[191]鄒德涵：《上孫淮海公》，《鄒聚所先生文集》卷四，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年間鄒袠、鄒袞刻本，第18頁。
 
[192]劉伯燮：《學孔精舍匯編序》，《鶴鳴集》卷十九，明萬曆十四年鄭懋洵刻本，第16頁。
 
[193]孫應鼇：《四書近語》卷四，《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07頁。
 
[194]孫應鼇：《四書近語》卷四，《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07頁。
 
[195]孫應鼇：《答楚侗公書》，《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78頁。
 
[196]王橒《〈四書近語〉序》稱孫應鼇“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旨……每發一論，親切著明，與朱注相表裏”，當一並參閱。見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6頁。
 
[197]戴嗣方：《〈四書近語〉序》，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7頁。
 
[198]陸隴其《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九《雍也》引孫淮海之言雲：“不曰道而曰夫子之道，既曰說夫子之道而又諉於力不足，是在聖人身上尋求，而非自己心上尋求，徒說以口耳，而非說之以心者，宜乎自謂力不足也。”同書卷十《述而》又引孫淮海之言雲：“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均可見孫氏不僅在上思想言說有突出的心學立場特征，即在施教方法上也有明顯的陽明學派風格。
 
[199]明人駱問禮曾以孫應鼇之《雍諭》一書為例，稱“《雍諭》謂《論語》中孔子自言，則曰‘從心所欲，不逾矩’；稱顏子，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必到孔子地位，心才不逾矩；到顏子地位，心才不違仁，其難如此！”並據此批評“近世講學者於聖賢操存涵養工夫全不理會，乃說的都是生知安行的話，真似他已不逾矩不違仁者。吾誰欺？欺天乎？此一段極中今時學者之弊，極為陽明先生良知之切劑，但其別說，畢竟歸陽明先生法門”。其說極中肯，可證孫氏學風之穩健篤實，以及調和程朱與陸王，而又歸宗陽明，力矯王門後學弊病之努力。此說較戴嗣方為早，二者正可互參。見駱問禮：《雍諭》，《萬一樓集》卷四十八，清嘉慶年間活字本，第9—10頁。
 
[200]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四，第519頁。
 
[201]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十四，趙平略點校，第355頁。
 
[202]王橒：《〈四書近語〉序》，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6頁。
 
[203]俞大猷：《正氣堂集·與孫淮海書》，轉引自陳桂炳：《俞大猷與閩學》，陳繼川、俞建輝主編：《俞大猷研究論文集》，第312頁。
 
[204]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939頁。
 
[205]參見張新民：《明代大儒孫應鼇及其著述考論》，《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張新民：《論〈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批評方法》，《中華典籍與學術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73—274頁。
 
[206]王橒：《〈四書近語〉序》，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6頁。
 
[207]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七，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第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01頁。
 
[208]詳見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79—670頁。
 
[209]以上均見孫應鼇：《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94頁。
 
[210]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五，趙平略點校，第979頁；戴嗣方：《重刻〈四書近語〉序》，孫應鼇：《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58頁。
 
[21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九，第333頁。
 
[212]《四庫采進書目·兩江第二次書目》，吳慰祖校訂，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49頁。
 
[213]冒廣生：《柏齋先生樂府序》，《冒鶴亭詞曲論文集》，冒懷辛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0頁。
 
[214]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吳格整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10頁。
 
[215]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經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0頁。
 
[216]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九，第333頁。
 
[217]孫應鼇：《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0頁。
 
[218]張維：《刻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3—274頁。
 
[219]詳見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5頁。
 
[220]周光鎬：《莊義要刪摭采書目》按語，《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82—283頁。
 
[221]孫應鼇：《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1頁。
 
[222]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發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頁。
 
[223]孫應鼇：《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1頁。
 
[224]呂惠卿：《莊子義·進莊子義表》，引自湯君：《莊子義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頁。
 
[225]張廷玉等：《焦竑傳》，《明史》卷二百八十八，第7392頁。
 
[226]焦竑：《莊子翼·敘》，明萬曆十六年長庚館刊本；參閱郎擎霄：《莊子學案》，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第346頁。
 
[227]孫應鼇：《中庸》，《四書近語》卷二，《孫應鼇全集》（第1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78頁。
 
[228]方以智：《讀書類略提語》，《通雅》卷首之二，黃得寬等主編：《方以智全書》（第4冊），第39頁。
 
[229]胡直：《太虛軒稿·與孫淮海書》，《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859—860頁。
 
[230]孫應鼇：《菊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57頁。
 
[231]王宗沐：《贈淮海孫公序》，《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五，第11頁。
 
[232]黃宗羲：《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明儒學案》卷十五，沈芝盈點校，第315頁。
 
[233]孫應鼇：《孫文恭公遺書·幽心瑤草》，《明別集叢刊第三輯》（第42冊），第458頁。
 
[234]孫應鼇：《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2頁。
 
[235]王通：《中說》卷四，鄭春穎：《文中子中說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頁。
 
[236]孫應鼇：《〈莊義要刪〉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三輯》（第27冊），第270—272頁。
 
[237]方以智：《藥地抱莊·發凡》，黃得寬等主編：《方以智全書》（第2冊），第12頁。
 
[238]方以智：《讀書類略提語》，《通雅》卷首之二，黃得寬等主編：《方以智全書》（第4冊），第39頁。
 
[239]孫應鼇：《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87頁。
 
[240]鄭珍：《巢經巢詩鈔後集》卷三，《鄭珍全集》（第6冊），黃萬機等點校，第287頁。
 
[241]孫應鼇：《孫文恭公遺書·幽心瑤草》，《明別集叢刊第三輯》（第42冊），第459頁。
 
[242]劉伯燮：《孫先生格言序》，《鶴鳴集》卷十八，第21頁。
 
[243]《東皋詩存》凡四十八卷又《詩餘》四卷，今尚有清乾隆三十一年文園刻本。
 
[244]溫純：《歸來漫興序》，《溫恭毅集》卷七，第11頁。
 
[245]吳懋：《督學詩集序》，孫應鼇：《孫山甫督學詩集》卷首，《孫山甫督學集》，第296頁。
 
[246]孫應鼇：《〈衡廬詩稿〉後敘》，《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12頁。
 
[247]孫應鼇：《禁語》，《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80—281頁。
 
[248]胡直：《太虛軒稿·答淮海書》，《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859頁。
 
[249]孫應鼇：《重刻〈海叟集〉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99頁。
 
[250]黃宗羲：《文約·馬雪航詩序》，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1頁。
 
[251]胡直：《刻督學集序》，《衡廬精舍藏稿》卷八，《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163頁。
 
[252]張廷玉等：《任瀚傳》，《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第7371頁。
 
[253]任瀚：《刻孫山甫督學詩集序》，孫應鼇：《孫山甫督學詩集》卷首，《孫山甫督學集》，第291頁。
 
[254]喬因羽：《督學詩集序》，孫應鼇：《孫山甫督學詩集》卷首，《孫山甫督學集》，第299頁。
 
[255]孫應鼇：《瑞竹詞十二首》，《學孔精舍詩稿》卷六，《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274頁。
 
[256]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四，第519頁。
 
[257]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清道光八年味經書屋鈔本，第19頁。
 
[258]以上均見劉伯燮：《學孔精舍匯稿序》，《鶴鳴集》卷十九；又見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三，第451頁。引文中之“見”字，萬曆《貴州通誌》作“睹”。
 
[259]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77頁。
 
[260]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四，第519頁。
 
[261]劉伯燮：《學孔精舍匯編序》，《鶴鳴集》卷十九，第14頁。
 
[262]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四，第519頁。
 
[263]毛在：《孫淮海遺稿序》，引自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77頁。
 
[264]劉伯燮曾總結孫應鼇一生思想變化，稱：“先生自少穎悟絕倫，博極群書，時已誌於道。長遊四方，得定性求仁之學於宋大儒程純公，中歸本於學孔，故是稿（《學孔精舍匯稿》）標以‘學孔’雲。”文中所言本此。劉說見《學孔精舍合稿編序》，引自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77頁。
 
[265]英廉等編：《全毀抽毀書目·抽毀書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3頁。
 
[266]見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三，第451頁。
 
[26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八，第1600頁。
 
[268]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第632頁。
 
[269]參見趙廣升、朱崇先：《〈孫山甫督學集〉版本考述》，《文獻》2016年第1期。
 
[270]《督學詩集》吳懋序撰於“嘉靖甲子”，喬因羽序則作於“嘉靖乙醜”。按“甲子”當嘉靖四十三年（1564），“乙醜”則為嘉靖四十四年（1565），具見是書之刊刻當謀始於嘉靖四十三年，必延至次年乃蕆事，而刻本年代亦必以嘉靖四十四年為準。
 
[271]胡直：《刻督學集序》，《衡廬精舍藏稿》卷八，《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163頁。按此標點本乃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乙未增刻本為底本，以《四庫全書》本及清光緒二十九年齊思書塾刻本為參校本整理而成。
 
[272]按碧雲洞在普安州南三裏，外狹內曠，懸崖怪石，不可名狀。郭子章撰《僉事邵元善傳》，附其賦於傳後。見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八，趙平略點校，第1013—1015頁。
 
[273]孫應鼇：《邵台山寄碧雲洞賦到輒興遠懷》，《學孔精舍詩稿》卷三，《孫應鼇全集》（第4冊），趙廣升編校整理，第198頁。
 
[274]見孫應鼇：《邵隱君傳》，《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三，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49—250頁。
 
[275]以上均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第632頁。
 
[276]參見張新民：《明代大儒孫應鼇及其著述考論》，《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277]孫應鼇：《〈穀音〉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04頁。
 
[278]任瀚：《穀音序》天頭評語，孫應鼇：《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孫山甫督學集》，第45頁。
 
[279]孫應鼇：《〈世史正綱〉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94頁。
 
[280]《春秋公羊傳·隱公三年》：“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即強調一切政治行為都必須守正，無論屈伸順逆都無例外。
 
[281]孫應鼇：《王霸辯》，《孫山甫督學文集》卷四，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275頁。
 
[282]任瀚：《〈世史正綱〉敘》題評，孫應鼇：《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孫山甫督學集》，第17頁。
 
[283]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昭和五年（1930），第732頁。
 
[284]嚴紹蕩：《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700頁。以上兩條材料，趙廣升、朱崇先《〈孫山甫督學集〉版本考述》（載《文獻》2016年第1期）均已引及。
 
[285]吳懋：《督學詩集序》，孫應鼇：《孫山甫督學詩集》卷首，《孫山甫督學集》，第295頁。
 
[286]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5頁。
 
[287]任瀚：《刻孫山甫督學詩集序》，孫應鼇：《孫山甫督學詩集》卷首，《孫山甫督學集》，第291—292頁。
 
[288]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五，第5頁。
 
[289]孫應鼇：《〈古文關鍵〉序》，《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趙廣升點校，《黔南叢書》（第7輯），第193、194頁。
 
[290]任瀚：《〈古文關鍵〉敘》題評，孫應鼇：《孫山甫督學文集》卷一，《孫山甫督學集》，第15頁。
 
[291]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附錄》卷一，邱麗玟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9頁。
 
[292]宗孝忱：《長安碑林孫文恭公遺刻記》，轉引自劉漢忠：《關於明史無孫應鼇傳及有關考證》，《貴州文史叢刊》1994年第2期。
 
[293]胡直：《刻督學集序》，《衡廬精舍藏稿》卷八，《胡直集》，張昭煒編校，第162頁。
 
[294]劉伯燮：《學孔精舍匯編序》，《鶴鳴集》卷十九，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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