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留良時文評選中的遺民心態與(yu) 朱子學思想

——以《四書(shu) 講義(yi) 》為(wei) 中心

作者：張天傑（杭州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學院教授）

來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17第4期

摘要：生於(yu) 明清之際的呂留良，因其家庭出身而有著曲折的遺民心態，愈來愈堅守明遺民的節操，同時在思想上也愈來愈尊朱辟王而毫無假借。他的思想通過時文評選這一獨特形式進行傳(chuan) 播，後匯為(wei) 《四書(shu) 講義(yi) 》一書(shu) ，他對朱子的闡發在義(yi) 理層麵是統一、精切、獨到的，無論是對王陽明、陳亮學術的排斥，還是對夷夏之辨以及君臣、封建、井田的討論，都是從(cong) 節義(yi) 之道引申而發展了朱子學。

摘要：呂留良；時文評選；《四書(shu) 講義(yi) 》；清初朱子學；遺民心態

呂留良（1629—1683），字莊生，又名光輪，字用晦，號晚村，別號恥齋老人、南陽布衣；暮年為(wei) 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浙江崇德縣（康熙元年改名石門縣，今屬桐鄉(xiang) 市崇福鎮）人。呂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詩人，同時又是著名的理學家、時文評選家、刊行“程朱遺書(shu) ”著稱的出版家，後三者則是有機聯係在一起的，其相關(guan) 成果之一便是《呂晚村先生四書(shu) 講義(yi) 》（以下簡稱《四書(shu) 講義(yi) 》）。

早在清初，就有人稱呂留良思想主旨為(wei) “尊朱辟王”，故而每每論及其學術思想，學者們(men) 大多強調其“尊朱辟王”的一麵，這就很難解釋，為(wei) 什麽(me) 在雍正朝深受呂留良影響、同樣倡導“尊朱辟王”的陸隴其獲得了清廷的推崇，而呂留良卻淪為(wei) 文字獄批判的對象？［1］於(yu) 是學者們(men) 又轉而表彰其“夷夏之防”的一麵，或認為(wei) 其君臣、封建、井田等思想極有價(jia) 值，那麽(me) 這些帶有“啟蒙”色彩的思想，與(yu) 朱子學又是什麽(me) 關(guan) 係呢？學界尚未有專(zhuan) 論將其“尊朱辟王”、“夷夏之防”等問題相互之間的關(guan) 係解釋清楚。j事實上呂留良雖受朱熹影響極深，但年輕時對王陽明的心學也抱有極大的興(xing) 趣，當時推崇王學的浙東(dong) 學者黃宗羲也在呂家處館多年。呂留良後來之所以轉而倡導尊朱辟王，改請推崇朱子學的張履祥來呂家處館，還有他在《四書(shu) 講義(yi) 》之中對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的詮釋，以及對君臣、封建等問題的看法，都與(yu) 其曲折發展著的遺民心態有關(guan) ，隻有將此二者充分結合來討論，方才能夠真正明晰其朱子學思想的真正實質，故有必要從(cong) 明清易代這一時代背景與(yu) 其遺民心態這個(ge) 角度，來對其學術思想加以重新考察。

一

呂留良的本生祖呂熯，明嘉靖時為(wei) 江西淮府儀(yi) 賓、尚南城郡主，後為(wei) 了侍養(yang) 父母而與(yu) 郡主一同回籍。本生父呂元學，萬(wan) 曆二十八年（1600）舉(ju) 人，後謁選為(wei) 繁昌知縣，興(xing) 利除弊，有循吏之稱。呂元學育有五子：大良、茂良、願良、瞿良和留良。呂茂良，官刑部司務；呂願良，官維揚司李。呂留良，父卒後四月，方由側(ce) 室楊孺人所生，誕生之後，其母無力照料，將他交給三兄願良夫婦撫育。呂留良三歲時，三嫂又病故，過繼給堂伯父呂元啟。不久之後嗣父、嗣母，以及本生母相繼過世，故而呂留良的少年時代幾乎都是在不間斷的服喪(sang) 之中度過，“計自始生至十五歲未嚐脫衰絰”，不可不謂孤苦淒涼。［2］63-72當時的呂家，還是一個(ge) 深受明朝恩澤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故而少年失怙的呂留良，得以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並表現得聰慧超群。

十六歲時，呂留良遭逢明亡清興(xing) ，不得不麵臨(lin) 艱難的出處抉擇。起先，呂留良散金結客、毀家紓難，曾與(yu) 其友孫爽、侄呂宣忠等人參與(yu) 過太湖義(yi) 軍(jun) 的抗清鬥爭(zheng) ，失敗之後呂宣忠被殺，呂留良於(yu) 悲痛之中逃逸他鄉(xiang) 。後來，因為(wei) 害怕仇家陷害，羽翼未豐(feng) 的呂留良於(yu) 順治十年被迫易名應試而成為(wei) 清朝的諸生。其子呂葆中在《行略》中說：“癸巳始出就試，為(wei) 邑諸生，每試輒冠軍(jun) ，聲譽籍甚。”［3］864由此可知當時的呂留良，雖不汲汲於(yu) 功名，卻在舉(ju) 業(ye) 上有著非凡的才能，之後從(cong) 事時文評選而成名也就不足為(wei) 怪了。直到康熙五年，呂留良方才決(jue) 意摒棄科考，被革去秀才，這在當時也是驚人之舉(ju) ，呂葆中《行略》說：“一郡大駭，親(qin) 知莫不奔問旁皇。”［3］865此時寫(xie) 有著名的《耦耕詩》，表達其隱居不出、終老鄉(xiang) 野的誌向，其二曰：“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dang) 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4］443然而清廷卻並未輕易放過呂留良，康熙十七年（1678）有博學鴻儒之征，浙江當局首薦呂留良，他誓死拒薦；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隱逸之征，呂留良聞知消息當即吐血滿地，無奈隻得在病榻之上削去頭發，披上袈裟，後隱居於(yu) 吳興(xing) 妙山的風雨庵。［2］255-256即便如此，生前節義(yi) 之間的掙紮結束了，死後卻依舊難以免除是非。雍正十年，呂留良被剖棺戮屍，甚至連累子孫以及門人，或被戮屍，或被斬首，或被流徙為(wei) 奴，罹難之慘烈，可謂清代文字獄之首。［2］378、397

由此可知，呂留良原本就是一個(ge) 前明的遺少，然而為(wei) 了其家族在清廷之下的生存，不得不在科考等方麵有所讓步。但是，與(yu) 一涉科考便有心功名的變節遺民不同，呂留良的遺民情結是自始至終縈繞在胸的，故而一旦時機較為(wei) 成熟，便又退守其遺民本色，且頗為(wei) 堅決(jue) ，毫不假借。之所以略述呂留良之生平，及其遺民心態之曲折，是因為(wei) 與(yu) 其學術思想之發展息息相關(guan) 。

二

呂留良一生從(cong) 事朱子學，然與(yu) 當時其他理學家不同，不以語錄、講章行世，而以時文評選著稱，而《四書(shu) 講義(yi) 》便是其時文評選之中發明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相關(guan) 義(yi) 理的精華。

時文，也即八股文、四書(shu) 文，又稱製義(yi) 、時藝等。明、清兩(liang) 代科舉(ju) 考試的第一場，就是以八股文考試學子，以《四書(shu) 》中的句子命題而代聖賢立言，又以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為(wei) 準，故而對於(yu) 《四書(shu) 》以及朱子學是否有著正確的理解，成為(wei) 士人科舉(ju) 乃至人生成敗的關(guan) 鍵。如果說學風、士風端正則八股取士也能求得真才實學。事實上，生逢明清之際的亂(luan) 世，學風、士風皆難免乖戾，這在結社、選文上表現尤其突出。呂留良《東(dong) 皋遺選序》說：

自萬(wan) 曆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為(wei) 事，天下化之。士爭(zheng) 為(wei) 社，而以複社為(wei) 東(dong) 林之宗子，鹹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訖於(yu) 浙，一大淵藪也。……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為(wei) 囮媒。自周鍾、張溥、吳應箕、楊廷樞、錢禧、周立勳、陳子龍、徐孚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yu) 社例相為(wei) 表裏。［5］160

當時的複社、應社、幾社，以及呂留良之兄呂願良集合浙省十餘(yu) 郡文士所舉(ju) 的澄社，呂留良之友孫爽、侄呂宣忠等所舉(ju) 的征書(shu) 社，也都有選文之舉(ju) 。而舉(ju) 征書(shu) 社之時，年僅(jin) 十三歲的呂留良就曾參與(yu) ，且能“千言立就，芒彩四射”［3］864。

呂留良本人曾兩(liang) 度從(cong) 事時文評選，並成為(wei) 與(yu) 艾南英、陳子龍等齊名的時文名家，“今者鹿洞之遺書(shu) 同南陽之評本，無不家庋戶肄”［3］871。王應奎《柳南續筆》說：“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nei) ，遠而且久。”［6］163其前期的時文評選時間較短，約為(wei) 順治十二年（1655）至十八年。抗清失敗後，呂留良不知當如何出處，如何治生，於(yu) 是應他人之邀而從(cong) 事選文，他在《庚子程墨序》中說：“蓋中無恒業(ye) ，則日見無事，見無事則益凷然無所用其心，心無所用，則其苦有甚於(yu) 逼迫程限之役者，故欣然受之而不辭也。”［5］167由此來看，呂留良早期的時文評選並無明確目的，主要當是因為(wei) 出處節義(yi) 的困擾而內(nei) 心苦悶彷徨，借以填補無所用之心。康熙五年（1666）被革去秀才之後，再度從(cong) 事時文評選，直到康熙十二年。

為(wei) 什麽(me) 呂留良人到盛年，又再度以此為(wei) 業(ye) 呢？一方麵，因為(wei) 放棄諸生後治生之需要，當時的呂家生口繁盛，呂留良也不得不多方尋求治生之法。他在與(yu) 多位友人的書(shu) 信之中都曾提到選文之業(ye) 所帶來的財力，如在《與(yu) 董方白書(shu) 》中就說：“選文行世，非仆本懷，緣年來多費，賴此粗給，遂不能遽已。”［5］118另一方麵，因為(wei) 寄托議論、講明義(yi) 理之需要。其實就治生而言，當時的呂家畢竟還是大家族，當有眾(zhong) 多的途徑。故而呂留良鍾情於(yu) 選文，主要還是處於(yu) 一種道義(yi) 上的擔當，也是呂留良借時文而有所寄托的一麵。呂留良自己在《與(yu) 施愚山書(shu) 》中也說：“某跧伏荒塍，日趨弇固，偶於(yu) 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為(wei) 有當於(yu) 歌謳。”［5］16而在《答張菊人書(shu) 》之中，則又詳細解說了對於(yu) 時文的態度，他說：

自來喜讀宋人書(shu) ，爬羅繕買(mai) ，積有卷帙，又得同誌吳孟舉(ju) 互相收拾，目前略備。……蓋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又某喜論《四書(shu) 章句》，因從(cong) 時文中辨其是非離合，友人輒慫恿批點，人遂以某為(wei) 宗宋詩、嗜時文，其實皆非本意也。［5］32

所謂喜好宋人之書(shu) 、宋人之學，主要就是指朱子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而其次則涉及宋詩，故呂留良與(yu) 吳之振（孟舉(ju) ）一起選刻了《宋詩鈔》。呂留良認為(wei) 朱子學是“直接三代”的真學問，故而通過時文來辨析朱子《四書(shu) 》學說中的“是非離合”是其內(nei) 在本意所在，至於(yu) 外在形式之“時文”雖偶有講求然並不太在意，故有人說他“嗜時文”、“時文選手”則“深恥而痛恨”［5］71。當時的呂留良，在家中開設了天蓋樓書(shu) 局，還到南京等地售書(shu) 。自己刊刻並發行所評選的時文選本之後，擺脫了書(shu) 商約定評選時限、篇幅之類的約束，也擺脫了評語體(ti) 例上的限製，於(yu) 是這些與(yu) 眾(zhong) 不同的優(you) 質時文選本開始風行起來，這就不隻是為(wei) 了增加收入，而是為(wei) 了真正實現改革時文，並藉此弘揚朱子理學了。

那麽(me) 作為(wei) 一種道義(yi) 上的擔當，呂留良為(wei) 什麽(me) 要選擇時文評選？其背後還有更為(wei) 深層的三大原因。其一，呂留良對於(yu) 晚明士人的結社、選文之風並不滿意，認為(wei) 是“以門戶聲氣為(wei) 事”，在他《東(dong) 皋遺選序》中還說：“於(yu) 是郡邑必有數社，每社又必有異同，細如絲(si) 發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複相顧。”［5］160-161可見當時結社之多，社與(yu) 社之間又因為(wei) 評選時文等利益衝(chong) 突，故而產(chan) 生了門戶之爭(zheng) 。士風之壞，除了結社本身，影響更大的還是時文評選行業(ye) 。呂留良《答趙湛卿書(shu) 》指出：

蓋“選手”二字，某所深恥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跡如之。嚐謂近世人品文章，皆為(wei) 選手所壞，……若其苟且卑汙，靡所不為(wei) ，一副齷齪肺腸，不堪照看。目未識貴人，輒呼其字甫，若舊知深好；名未通一刺，已譜敘交契，攀撦線索，謂某某手授郵寄。士林廉恥之道，至此掃地盡矣。［5］71

呂留良一再強調雖為(wei) “選手”，卻又以“選手”二字為(wei) 恥，他本人親(qin) 自從(cong) 事選業(ye) 十多年，故深知其中的弊病。確實當時“選手”多有“齷齪肺腸”，以至於(yu) 壞了“人品文章”，為(wei) 了謀求暫時的利益，有許多“選手”全然不顧廉恥了。呂留良在其後期，之所以還在堅持時文評選，就是為(wei) 了矯正此不良之風。

其二，呂留良雖不認同八股取士，但也不認為(wei) 問題出在八股文上。當時的科舉(ju) 以八股文考試為(wei) 重，導致了許多考生的枕邊秘籍幾乎隻有時文評選的冊(ce) 子。不過究其病根，卻並不在八股取士上頭。呂留良《戊戌房書(shu) 序》說：

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讀何書(shu) 。探其數卷枕秘之籍，不過一科貴人之業(ye) 。……然以為(wei) 科目之弊專(zhuan) 由八股，則又不然。

夫科目之弊，由其安於(yu) 庸腐，而僥(jiao) 幸苟且之心生。文氣日漓，人才日替，陳陳相因，無所救止。……且此數十萬(wan) 庸腐之儒者，其耳目無所開，其心思無所用，遊談妄議，武斷鄉(xiang) 曲以為(wei) 蠹，如此而人心不壞，教化不壞，事業(ye) 不損，衣食不耗，而無害於(yu) 國家者，未之前聞。［5］172-173

應該說他看得還是很準的，科舉(ju) 的弊病，其根源還在於(yu) 人心，人心容易“安於(yu) 庸腐”，又在科舉(ju) 考試上報有“僥(jiao) 幸苟且之心”。這些庸腐的儒者，不願認真研讀諸如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等經典，隻將希望寄托在時文選本之上，方才導致了“文氣日漓，人才日替”，導致了“遊談妄議，武斷鄉(xiang) 曲”，最後就是亡家、亡國。呂留良在《今集附舊序》中也說：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秕糟魄矣，豈皆學聖賢之學者與(yu) ？……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為(wei) 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ju) 業(ye) 亦可以為(wei) 伊傅、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群啞啞而笑矣。［5］163-164

時文之作原本意在學孔孟、程朱等聖賢，代聖賢而立言，然而庸腐之儒者心懷功利，隻將之視為(wei) 謀求進身之工具，故將之輕視，告知他們(men) 通過時文、舉(ju) 業(ye) 可以成為(wei) 伊尹、傅說或周公、召公，則群起而笑之。

於(yu) 是呂留良在《戊戌房書(shu) 序》中提出：“故愚以為(wei) 欲興(xing) 科目，必重革庸腐之習(xi) 而後可。”［5］172他之所以投入於(yu) 時文十多年，就是希望用好的時文，來驅逐惡的時文。在他看來，好的時文可以引導學子重回經典、重回成聖成賢之路。事實上，時文也未必沒有好文字，比如呂留良就曾在康熙元年將自己所作時文三十篇，匯集為(wei) 《慚書(shu) 》一冊(ce) ，為(wei) 此書(shu) 作序的黃周星說：

昨得用晦製義(yi) ，讀之，乃不覺驚歎累日。夫仆所恨者，卑腐庸陋之帖括耳。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麗(li) ，詭勢瑰聲，拔地倚天，雲(yun) 垂海立。讀者以為(wei) 詩賦可，以為(wei) 製策可，以為(wei) 經史子集諸大家皆無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觀，真咄咄怪事哉！使世間習(xi) 此技者皆如用晦，則八股何必不日星麗(li) 而嶽瀆尊也？”［3］498

因此，呂留良以時文名家的身份來做時文評選，也就能順理成章了，更何況他還是真正懂得朱子《四書(shu) 》學真精神的少數儒者之一，故而一旦進入此事業(ye) ，便一發而不可收了。

其三，呂留良更為(wei) 強調的是，通過好的講章、時文來反對俗學、異學。什麽(me) 是俗學、異學？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卷一說：“除卻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7］3也就是說當時廣泛流傳(chuan) 的時文、講章都是俗學，主要由村師所授；還有晚明以來的講學先生，多半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將佛、道等異學雜入儒學之中，他們(men) 所講都是異學。呂留良在《程墨觀略論文》之中專(zhuan) 門談了講章之說的弊病所在：

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yu) 焉，一訓詁，一文章，一儒者。”餘(yu) 按，今不特儒者絕於(yu) 天下，即文章、訓話皆不可名學，獨存者異端耳。……此餘(yu) 謂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窺群情之所欲流，起而抉其籬樊，聰明向上之徒，喜其立論之高，而自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歸之。隆、萬(wan) 以後，遂以背攻朱注為(wei) 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yu) 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為(wei) 講章也。［5］180-181

在呂留良看來，訓詁、文章在明代的泛濫，其表現即為(wei) 講章之說，與(yu) 時文一樣，雖也講程朱理學卻多是“腐爛陳陳”的學問，故而“人心厭惡”，於(yu) 是講章便被陽明心學所占據，混入了禪學之流的異端之術，出現了大量攻擊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的講章之學。對此問題，呂留良還在《答葉靜遠書(shu) 》中有進一步的說明：

病在小時上學，即為(wei) 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為(wei) 章句傳(chuan) 注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為(wei) 發揮理解與(yu) 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為(wei) 先儒之精義(yi) 與(yu) 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嚐下火煆水磨之功，即曰“予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入牛角，蠅投紙窗，其自視章句傳(chuan) 注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yu) 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為(wei) 聖學之真傳(chuan) ；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chuan) 注文字不足為(wei) ，而別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為(wei) 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yu) 章句傳(chuan) 注文字研窮辨析，乃揣撰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為(wei) 得之，不覺其自墮於(yu) 邪異耳。故從(cong) 來俗學與(yu) 異學，無不惡章句傳(chuan) 注文字者，而村師與(yu) 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yi) 亦一也。［5］29

俗學與(yu) 異學，導致的是士人“以為(wei) 章句、傳(chuan) 注之說不過如此”，“以為(wei) 發揮理解與(yu) 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因此就不會(hui) 去對先儒之精義(yi) 與(yu) 古人之實學“下火煆水磨之功”，卻還自以為(wei) 已經有所得了，而更嚴(yan) 重的則是以邪異之說來“別求新得之解”，結果離開正道越來越遠。所以，呂留良要用時文評選來重新講明章句、傳(chuan) 注，講明先儒之精義(yi) 與(yu) 古人之實學，以及八股文之中的文字法度，以端正被俗學、異學搞得烏(wu) 煙瘴氣的講章、時文風氣。

上述三點，其實有著共同的指向，也就是世道人心，而人心之壞其根源，本在功利之企求，次在陽明心學、禪學之異端，故想要療治士人之心也隻有以時文為(wei) 藥，通過時文來重新講明程朱之學、聖賢之道。署名為(wei) 吳爾堯《天蓋樓大題偶評序》中曾引呂留良的話：

讀書(shu) 未必能窮理，然而望窮理必於(yu) 讀書(shu) 也。秀才未必能讀書(shu) ，然而望讀書(shu) 必於(yu) 秀才也。識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於(yu) 識字也……舍此識字秀才讀書(shu) 者而安望耶？［5］

讀書(shu) 之人未必能從(cong) 事程、朱理學去格物窮理，但是想要尋找傳(chuan) 承程、朱理學之人卻還是得在讀書(shu) 人當中；秀才們(men) 也不見得真正讀書(shu) ，但想要尋找讀書(shu) 之人也還是在那些識字的秀才當中；進而言之，儒門正學的弘揚，也就隻能從(cong) 那些秀才們(men) 最有可能接觸的書(shu) 籍入手。呂葆中的《行略》也引過呂留良類似的話：“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複明，舍目前幾個(ge) 識字秀才，無可與(yu) 言者；而舍四子書(shu) 之外，亦無可講之學。”［3］870呂葆中還說其父“晚年點勘八股文字，精詳反複，窮極根抵，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樂(le) 不為(wei) 疲也”。可見在呂留良看來，改變士風、學風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士人所離不了的《四書(shu) 》、時文，以最為(wei) 優(you) 秀的四書(shu) 文之評選來作引導。

呂留良以時文反時文，因而著成一係列著名的時文選本，再由後人匯集為(wei) 《四書(shu) 講義(yi) 》等書(shu) ，影響了一個(ge) 時代。這一點錢穆先生在《呂晚村學述》中分析的最為(wei) 透徹：“晚村於(yu) 當時講章家言，雖極致其鄙薄之意，而其自所致力，則終不出講章一途。在彼之意，實欲拔趙幟，立漢幟，借講章之途徑，正儒學之趨向。”［8］213顯然挽救世道人心，是其進行時文評選的深層用心所在。

當然，對於(yu) 時文的作用，呂留良也有矛盾的心態，他在《與(yu) 吳玉章第二書(shu) 》中說：“但取聖賢之書(shu) ，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yi) 而漸求其理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即作古文論說亦得，或作講義(yi) 、或作書(shu) 牘亦得。”［5］136這就是說，讀書(shu) 之後有所心得，與(yu) 其寫(xie) 八股時文，不如寫(xie) 古文或講義(yi) 、書(shu) 牘，他最認同的還是直接去讀聖賢之書(shu) ，作時文則不見得真有必要。這種矛盾心理，置於(yu) 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和呂留良的文化認同中來看，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

關(guan) 於(yu) 呂留良是否篤信朱子學，學界多有不同說法，其中影響頗大的則是全祖望在《小山堂祁氏遺書(shu) 記》之中的說法：

初南雷黃公講學於(yu) 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麵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澹生堂書(shu) ，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參與(yu) 。交乃既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dong) 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讬於(yu) 建安之徒，力攻新建。［9］1074

全祖望的說法影響極大，比如章太炎《書(shu) 呂用晦事》就說呂氏之學“本非朱學”，“以太衝(chong) 主王學，欲借朱學與(yu) 競”［10］317。且不說呂留良是否有與(yu) 黃宗羲競爭(zheng) 之意，但看其學術發展脈絡，即可知其於(yu) 朱子學必然積學深久。呂留良曾在《複王山史書(shu) 》中說：

某荒村腐子也，平生無所師承，惟幼讀經書(shu) ，即篤信朱子細注，因朱子之注，而信程、張諸儒，因朱子、程、張而信孔、孟。”［5］69-70

呂留良自幼熟讀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並認為(wei) 由朱子之注可至二程、張載等宋儒之學，再至孔子、孟子之學，篤信朱子學為(wei) 儒門正宗。再者，呂留良少年時代就鑽研時文，而時文成敗在於(yu) 是否對《四書(shu) 》之精義(yi) 、實學有所精通，由此亦可知其必然精通朱子學。當然並不是說不受王學影響，比如康熙初年，黃宗羲到呂留良家處館時，他在與(yu) 張履祥的信中就說“平生言距陽明，卻正坐陽明之病”［5］2，也就是說呂留良也曾受過王學影響，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朱子學的立場，正因為(wei) 當時還有一點朱、王調和心態，故與(yu) 黃宗羲有所交往，然在康熙五年之後則漸漸放棄調和，轉而推尊朱子學，又與(yu) 早就轉向朱子學的張履祥多方聯係。康熙八年，張履祥到呂留良家處館之後，呂留良的朱子學自然也就更為(wei) 精進了。

在明清之際，因為(wei) 注意到王學末流的弊病，轉而推尊朱子學的學者極多，著名的如顧憲成與(yu) 高攀龍，然而呂留良與(yu) 他們(men) 不同，其主張也並非簡單的“尊朱辟王”，究其本意則有三個(ge) 特點。

第一，此非門戶之爭(zheng) 。呂留良在與(yu) 高攀龍之侄高匯旃的書(shu) 信中說：“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yu) 陸沉，此生民禍亂(luan) 之原，非僅(jin) 爭(zheng) 儒林之門戶也。”［5］9正德、嘉靖以來，各種邪說流行，最後影響人心、政事以至於(yu) 明亡，在呂留良看來想要明道，也就必須力辟王學以及其他各種邪說，這隻是為(wei) 了學術、人心，而非程朱、陸王之間的門戶之見。所以他一直強調，隻有朱子之學才是孔、孟正學，不合朱子者都是異學，都需要辟之而後已，除了王學，還有佛學，還有永康學派陳亮（龍川）的事功之學。《四書(shu) 講義(yi) 》中結合朱子的集注，對這些異學的批判極多，比如卷十六、三十四說：

此便是學術義(yi) 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與(yu) 龍川力辟之旨也。［7］376

此永康事功之害，朱子辟之與(yu) 金溪同。［7］764

當然呂留良之所以認同朱子之辟陳亮，不隻是因為(wei) 朱子認為(wei) 其為(wei) 異學，而在於(yu) 認同朱子的義(yi) 利之辨本身，也即重義(yi) 輕利。至於(yu) 為(wei) 什麽(me) 必須“尊朱”，《四書(shu) 講義(yi) 》卷二、十、三十九說：

聖人新民之極，三代後惟朱子得之耳。觀其與(yu) 陳、呂辨論可見。［7］27

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7］21-222

在呂留良看來，或是從(cong) 朱子學術之廣大精微來看，或是從(cong) 朱子與(yu) 陳亮、呂祖謙等南宋諸子的論辯來看，唯有朱子才是真正傳(chuan) 承儒門正學者，傳(chuan) 承了孔、孟，乃至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以來的道統譜係，故而必須折衷於(yu) 程、朱。

第二，不願有所調停。呂留良《與(yu) 施愚山書(shu) 》說：“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hui) 。一著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zheng) ，亦無所用調停也。”［5］16清初之時，諸如黃宗羲等人主張朱、王調停，其背後則是為(wei) 王學張本。呂留良雖然也認為(wei) 就個(ge) 人事功而言，王陽明“不無足法之善”，但就學術而言，則將論人與(yu) 論學分開，在學術上當求唯一性，故而不可調停。《四書(shu) 講義(yi) 》卷十七說：

世教衰，人心壞，隻是一個(ge) 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陸王都一般並存，全不幹我事，善善惡惡之心，至此斬絕，正為(wei) 他不尚德，無君子之誌也。才欲為(wei) 君子，知尚德，定須討個(ge) 分明，如何含糊和會(hui) 得去。［7］391-392

呂留良極力反對晚明以來的三教合一，反對晚明以來孔孟、老佛以及程朱、陸王都可以並存不悖等說法，他認為(wei) 為(wei) 了世教、人心起見，就必須要將學術一一分辨，不可含糊和會(hui) ，這是他與(yu) 東(dong) 林學派等倡導朱子學者的很大一個(ge) 不同。

第三，認為(wei) 儒門正學唯由朱子學而上方可講求。這是最為(wei) 關(guan) 鍵的一點，上文也已提及，但有必要專(zhuan) 門就呂留良所理解的朱子學之真再作闡明。呂留良一再強調，宋末以來的朱子學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出處、辭受先儒不曾講究，但是儒門“下手入德”的關(guan) 鍵。呂留良在《複高匯旃書(shu) 》之中說：

從(cong) 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而近世闡提陸說者，其權詐又出金溪之上。金溪之謬，得朱子之辭辟，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讀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yu) ，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luan) ……而所謂朱子之徒，如仲平、幼清，辱身枉己，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wei) 非。此義(yi) 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間諸儒，失足不少。

故姚江之罪，烈於(yu) 金溪，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chuan) ，不足為(wei) 法。今日辟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與(yu) 貴”章，先儒謂必先取舍明而後存養(yang) 密。今示學者，似當從(cong) 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劄定腳跟，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緣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亙(gen) 古所未經，先儒不曾講究到此，時中之義(yi) ，別須嚴(yan) 辨，方好下手入德耳。［5］10-11

呂留良指出，宋代陸九淵（金溪）流於(yu) 佛禪而非儒門正學，經過朱子的嚴(yan) 詞辟陸，是非得以分辨，到了晚明的王陽明（姚江）則更流於(yu) 佛禪，且多權詐，故而危害比陸九淵更甚，所以要辟邪，當糾正王學之非，講明朱學之是。他還指出，自從(cong) 宋末的德祐年間以來，諸如元代的吳澄（幼清）、許衡（平仲）等人，也是徒有尊朱之名，未得朱學之真，因為(wei) 他們(men) 在元代的異族統治之下“辱身枉己”；而朱學之真則是“必先取舍明而後存養(yang) 密”，也就是“當從(cong) 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劄定腳跟”。

在呂留良看來，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未曾講究，因為(wei) 他們(men) 未曾經曆類似“德祐以後”天地亙(gen) 古未有的大變局，而呂留良本人則經曆明清鼎革，其變故是相似的，故對於(yu) 節義(yi) 有著深刻、真切的認識。因此，他在《四書(shu) 講義(yi) 》之中，也多有闡發先講明出處、辭受而後方可講明致知、主敬的觀念，這方才是呂留良朱子學的根本所在、獨特所在。錢穆先生也說：“講理學正當從(cong) 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劄定腳跟，而豈理氣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誠偽(wei) 、判是非。此一主張，乃暢發於(yu) 其《四書(shu) 講義(yi) 》中。亦可謂當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為(wei) 善述朱學也。”［8］215也可以這麽(me) 認為(wei) ，呂留良的朱子學，因為(wei) 講明出處、辭受等節義(yi) 上的大問題，所以才成為(wei) 真正結合其時代的朱子學，也就是真正承繼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

呂留良的《四書(shu) 講義(yi) 》，反複闡明的就是朱子學的真精神，就在於(yu) 倡節義(yi) 、反功利，這也就是所謂立身行己之道，也即出處、辭受之際劄定腳跟。卷三十五、三十八之中說：

近來多講朱子之學，於(yu) 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憂有甚焉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yi) 、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於(yu) 立身行己上，定個(ge) 根腳。［7］796

能夠做到大聖大賢的人，都是在出處、辭受上必有堅持，“經天緯地事業(ye) ，都在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7］881-882《四書(shu) 講義(yi) 》卷七還說：“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yang) 。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詆古人。至其趨膻營利，喪(sang) 身失腳，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講者何事也。”［7］156呂留良講《四書(shu) 》、講朱學，其出發點都是節義(yi) 之道，故而對於(yu) 晚明流行的空談心性極為(wei) 反對，自身節義(yi) 無一可取，將心性說得高妙也是沒有任何意義(yi) 的；同樣，趨於(yu) 功利而“喪(sang) 身失腳”則更不足取。呂留良並不是說“談心說性”之類存養(yang) 工夫的講求本身有錯，而是說學問也有一個(ge) 先後、大小之分，所以一再強調“取舍明”方可“言存養(yang) ”。

明晰呂留良詮釋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的核心理念之後，再來看呂留良所論夷夏之防等問題，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論“夷夏之防”，並非從(cong) 種族出發，而是從(cong) 節義(yi) 之道出發，指出必須倡明節義(yi) ，反對功利，這其間有著更具深度的儒家義(yi) 理在。他在《四書(shu) 講義(yi) 》卷十七“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yu) 章”說：

聖人此章，義(yi) 旨甚大。君臣之義(yi) ，域中第一事，人倫(lun) 之至大。若此節一失，雖有勳業(ye) 作為(wei) ，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luan) 臣賊子接跡於(yu) 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為(wei) 言者，將萬(wan) 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yi) ，尤有大於(yu) 君臣之倫(lun) ，為(wei) 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yi) 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7］401

前人對此章關(guan) 注極多，大多斷章取義(yi) 而說呂留良在強調夷夏之防大於(yu) 君臣之義(yi) ，事實上其真正用意不僅(jin) 於(yu) 此。唯有錢穆先生指出呂留良講春秋大義(yi) “為(wei) 域中第一事者”，其立足點是在節義(yi) ，“人惟節義(yi) 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晚村所以深斥永嘉而敬推朱子者，其意在是。”［11］89錢先生的詮釋當是符合呂氏原意的。在呂留良看來，夷夏之防固然當守，此本不必多言，而需要講明的則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節義(yi) 而已；至於(yu) “君臣之義(yi) ”，固然是“人倫(lun) 之至大”，君臣而後父子、夫婦，然而其中需要講明的也就是節義(yi) 。也就是說，真正需要講明的隻有節義(yi) 之道，至於(yu) 夷夏之防與(yu) 君臣之義(yi) 的選擇，在於(yu) 節義(yi) 大小的分辨，而不在於(yu) 功名大小的分辨。朱子還在辨析公子糾與(yu) 小白誰大誰小以及“忘君事仇之義(yi) ”，而呂留良則指出，不必論及公子糾、小白的是非，更不必論及功名大小，而要講明管仲所作所為(wei) 的節義(yi) 大小。至於(yu) 朱子等先儒為(wei) 什麽(me) 在此問題上會(hui) 有糾結，呂留良分析道：“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經曆講究，固難曉然耳！”從(cong) 此可以看出呂留良對於(yu) 《春秋》大義(yi) 的思考，是與(yu) 其經曆明清鼎革之變，在節義(yi) 上有新的體(ti) 證有關(guan) 的。呂留良還說：“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yi) 之道，甚精甚大，……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節義(yi) 與(yu) 功名之別，而功名大小則要服從(cong) 於(yu) 節義(yi) 大小，如不重節義(yi) 而重功名，那就會(hui) 被失節之徒誤用了。

《四書(shu) 講義(yi) 》之中所論君臣、封建與(yu) 井田，也是在辨析節義(yi) 與(yu) 功利，卷六、三十八說：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隻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卻了天字，……直弄成一個(ge) 私心自利世界。［7］142

父子之仁，君臣之義(yi) ，並行於(yu) 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yi) ，則並其所為(wei) 仁者，私心也，非仁也。”［7］869

在呂留良看來，父子、君臣之間都有一個(ge) “義(yi) ”在，而“義(yi) ”則本於(yu) “天”如不去講求天理、節義(yi) 則會(hui) 生出種種私心來了。卷三十七說：

君臣以義(yi) 合，合則為(wei) 君臣，不合則可去，與(yu) 朋友之倫(lun) 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誌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也。隻為(wei) 後世封建廢為(wei) 郡縣，天下統於(yu) 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為(wei) 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絶，並進退亦製於(yu) 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yi) 為(wei) 之一變，但以權法相製，而君子行義(yi) 之道幾亡矣。［7］831-832

因為(wei) 君臣之義(yi) ，來自天理，故而可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這在周代的封建製之下比較容易實現，在郡縣製、大一統之下則很難實現，所以說“有進退無去就”，更何況“尊君卑臣”以至於(yu) 君臣上下懸絕，更無法實現士大夫的節義(yi) 了。所以說，呂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關(guan) 係，並倡導封建、井田，也就是因為(wei) 倡導“君子行義(yi) 之道”。卷三十四則說：

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luan) 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yang) 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複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zheng) 者，正為(wei) 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複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為(wei) 迂，更複何望哉！［7］764-765

呂留良認為(wei) 後世廢封建、井田然後因循苟且，都是一種私利之心，然而就算終古必不能再行封建、井田，儒者也不可不堅持立場，否則就是所謂曲學阿世，成了孔孟、程朱的罪人，儒者還當有一點迂拙，而死守其節義(yi) ，方能為(wei) 世人留存一份希望。

呂留良的上述觀念自然會(hui) 引起統治者的警惕，雍正帝駁斥呂留良，倒是下了一番功夫，且從(cong) 節義(yi) 入手，以可謂抓住根本。他在上諭中說：

是呂留良於(yu) 明毫無痛癢之關(guan) ，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節也！……身為(wei) 本朝諸生十餘(yu) 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wei) 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複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shu) ，立逆說，喪(sang) 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實不過賣文鬻書(shu) ，營求聲利。［12］556

雍正帝並不詳論呂留良之闡發朱子學，而論其於(yu) 明、清兩(liang) 朝之關(guan) 係，論其最為(wei) 關(guan) 切的節義(yi) 、功利。他認為(wei) 呂留良在成為(wei) 清朝諸生十多年後方才堅守明遺民之氣節，實在難免“悖逆反複”之嫌，而時文評選則也有“營求聲利”的一麵。這兩(liang) 點確實也道出了呂留良心中隱痛，然而也隻是指出其遺民心態的一個(ge) 側(ce) 麵而已，並不能反映其中的真實意義(yi) 。至於(yu) 《四書(shu) 講義(yi) 》一書(shu) ，雍正帝認為(wei) “毀之固未必能盡；即毀之而絕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從(cong) 窺其底蘊，而辨諸道學之真偽(wei) 乎”，故未禁毀，而是命大學士朱軾等編撰《駁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一書(shu) ，“逐條摘駁”。［12］590到了乾隆朝《四書(shu) 講義(yi) 》等呂留良的著述悉數被禁，其傳(chuan) 播便轉入地下。

四

基於(yu) 遺民情結，呂留良的以時文評選為(wei) 載體(ti) 的獨特的朱子學思想，重在彰顯中國儒學之中的節義(yi) 之道，強調為(wei) 人為(wei) 學，當重節義(yi) 而非功名利祿，並以此來考量諸如吳澄、許衡等後世朱子學者，先問其出處、辭受之際的節義(yi) 如何，帶有朱子學式的道德嚴(yan) 格主義(yi) 色彩。其富有時代色彩的“義(yi) 利之辨”，用心則在於(yu) 端正士風、學風，挽救世道人心。呂留良與(yu) 陸隴其最大的思想差異也在於(yu) 此n，他的書(shu) 之所以能風行一時也在於(yu) 此。而在此理念之下，他的《四書(shu) 講義(yi) 》對朱子的闡發在義(yi) 理層麵是統一的、精切的，且有諸多獨到之處的，無論是對王陽明、陳亮等人學術的排斥，還是對夷夏之辨以及君臣、封建、井田等問題的探析，都是從(cong) 節義(yi) 之道引申而發展朱子思想的。誠如《續修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所說：“書(shu) 中悉就朱注發揮，然體(ti) 會(hui) 有得，多有比朱注更精更切者，時亦自出己意，不能盡合朱子。……自成呂氏之書(shu) ，非一般遵朱不敢失尺寸者可以同語也。”［13］946呂留良於(yu) 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的發揮難能可貴，諸如節義(yi) 之道等論述，雖不盡合於(yu) 朱子然亦極有價(jia) 值，絕非當時一般《四書(shu) 》學者所能及。因此，呂留良的時文評選以及之後的《四書(shu) 講義(yi) 》，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呂文案之後，一直有著巨大的影響。

受其直接影響者非陸隴其莫屬，他在《鬆陽講義(yi) 》之中稱引其當世學者唯有呂留良最多，錢穆先生也說：“稼書(shu) 議論，頗有蹈襲晚村。”且就“蹈襲”還有小注：“稼書(shu) 鬆陽講義(yi) 十二卷，其間稱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處，跡尤顯也。”［11］84-85此後，還有多種版本的《四書(shu) 》類著作，也都引用了呂留良論四書(shu) ，如王琰編撰的《四書(shu) 繹注》五卷，錢穆先生在論及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影響時也有提及，但稱其書(shu) 名爲《呂陸四書(shu) 繹注》。該書(shu) 於(yu) 《四書(shu) 》各章先摘録呂留良、陸隴其二人之評語，再附以己說，其序讚揚呂留良《四書(shu) 》評語“於(yu) 朱子之注《四書(shu) 》有所發明，一時學者宗之”。［14］477李沛霖、李禎編撰的《四書(shu) 朱子異同條辨》一書(shu) ，對呂留良評價(jia) 極高，稱其為(wei) “傑出之士”［15］10。該書(shu) 共四十卷，後又刊行書(shu) 名為(wei) 《四書(shu) 諸儒輯要》的刪減版，兩(liang) 個(ge) 版本都曾一再梓行，影響極廣，而又因其大量引用呂留良評語而曾遭禁毀。陝甘總督李侍堯、四川總督文授分別奏繳該書(shu) ，都說“內(nei) 有呂留良講義(yi) 七百零二條”［16］16、263。還有康熙三十六年刊行的、張庸德增補的《四書(shu) 尊注會(hui) 意解》，因為(wei) “內(nei) 多呂留良說”而被禁毀，［17］1096這些事例從(cong) 另一角度證明了呂留良時文評選的思想力量。

至於(yu) 清初學者對呂留良的評價(jia) ，則可舉(ju) 隱居深山的王夫之，在其《搔首問》一書(shu) 中說：“近有崇德人呂留良，字用晦，極詆陸王之學，以衛朱子之教，是已。”［18］646王夫之不完全認同呂留良，然而也極為(wei) 關(guan) 注其“尊朱辟王”之影響。戴名世《九科大題文序》說：“吾讀呂氏之書(shu) ，而歎其維挽風氣，力砥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而二十餘(yu) 年以來，家誦程、朱之書(shu) ，人知偽(wei) 體(ti) 之辨，實自呂氏倡之。”［19］102王弘撰《山誌》也說：“近時崇正學、尊先儒，有功於(yu) 世道人心者，呂晚村也。”［20］266可見當時呂留良的書(shu) 風行海內(nei) ，且真正起到了推尊朱子學，維挽風氣的作用。到了晚清，文網稍寬，呂留良《四書(shu) 講義(yi) 》等書(shu) 又再度風行起來，如曾國藩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七月的家書(shu) 中就說時文當讀呂晚村；［21］1024張謇《呂晚村墨跡跋》也說：“謇十四許時，讀晚村批評之製藝，義(yi) 本朱子，繩尺極嚴(yan) ，不少假貸，緣此於(yu) 製舉(ju) 業(ye) 稍睹正軌。”［2］455由此可見，無論八股文之寫(xie) 作，或是推尊朱子學，呂留良的影響都是覆蓋有清一代的。

對呂留良普遍給予極高評價(jia) 的背後深意在於(yu) ：節義(yi) 之道自始至終都是清代士人心中隱藏的大問題。正因為(wei) 呂留良將節義(yi) 之道與(yu) 遺民心態融鑄起來，提升到突出的高度，其推尊朱子學才具有了時代意義(yi) ，而他的時文評選也才能夠在清初文章學中贏得富有光彩的獨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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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夫之.搔首問［M］//王夫之.船山全書(shu) （第十二冊(ce) ）.長沙：嶽麓書(shu) 社，1996.

[19]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

[20]王弘撰.山誌•二集（卷五）［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9.

[21]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家書(shu) 二［M］.長沙：嶽麓書(shu) 社，1985.

注釋

1關(guan) 於(yu) 呂留良的研究，大多集中於(yu) 文字獄案件，研究其思想最為(wei) 全麵的是錢穆，詳見下文論及。此外較重要的還有：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載《輔仁學誌》1936年5卷1-2期；陳祖武《呂留良散論》，載《清史論叢(cong) 》第7輯，中華書(shu) 局1986年，此文修訂之後，載於(yu) 作者的專(zhuan) 著《清初學術思辨錄》第七章《呂留良與(yu) 浙西學術》，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美]狄百瑞著、黃水嬰譯《儒家的困境》第四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日]伊東(dong) 貴之著、楊際開譯《中國近世的思想典範》第五章，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版。另有多篇碩士學位論文研究呂留良《四書(shu) 》評語。學界已有研究大多將“尊朱辟王”與(yu) “夷夏之辨”以及封建、井田論等孤立來看，又未聯係其遺民情結、時代變遷，故得出的論斷多有片麵、不夠圓融。

2呂留良時文評選的著作主要有《天蓋樓偶評》、《天蓋樓製藝合刻》、《十二科小題觀略》、《十二科程墨觀略》、《唐荊川先生傳(chuan) 稿》、《歸振川先生全稿》、《陳大樽先生全稿》、《錢起士先生全稿》、《黃陶庵先生全稿》、《黃葵陽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質亡集》等。後有呂留良的弟子，將時文選本中的呂氏評語摘出，並以《四書(shu) 》的順序加以重組，重要的版本有周在延編《天蓋樓四書(shu) 語錄》、陳鏦編《呂晚村先生四書(shu) 講義(yi) 》、車鼎豐(feng) 編《呂子評語》，其中流傳(chuan) 最廣則是《呂晚村先生四書(shu) 講義(yi) 》。

3據卞僧慧先生的考證，此序實出呂留良本人之手。吳爾堯：《天蓋樓大題偶評序》，載《呂留良年譜長編》，第203-204頁。

4除了錢穆，容肇祖、陳祖武等學者也注意到此文，他們(men) 認為(wei) 呂留良講朱學重視出處，這是其思想特點，但隻將其聯係於(yu) 種族、民族氣節，而未認為(wei) 這是理學或儒學的真精神。容肇祖先生說：“種族的思想，他是很看重的，他要分夷夏，在滿清入主的時候，他自然對於(yu) 出處去就的節義(yi) ，特別的看重了。”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載《輔仁學誌》1936年5卷1期；陳祖武先生說：“他所謂‘先儒不曾講到’的‘紫陽之是’，呼之欲出，那便是為(wei) 他所一貫堅持和表彰的民族氣節。……這樣的朱學觀，不僅(jin) 前無古人，而且同清初陸隴其、張烈、熊賜履、李光地等禦用理學家的尊朱辟王殊若霄壤，不可同日而語。”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第141頁。

5陸隴其自己也說：“所不能盡合於(yu) 先生者，程明道有雲(yun)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yu) 利物，於(yu) 人必有所濟。’斯言耿耿，橫於(yu) 胸中，遂與(yu) 先生出處殊途。”陸隴其：《祭呂晚村先生文》，《三魚堂文集》卷十二，參見卞僧慧《呂留良年譜長編》，第3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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