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尊孔與(yu) 反孔

——以改革曲阜林廟案為(wei) 中心

作者：孔明（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係博士研究生）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原載於(yu) 《理論月刊》2020年第10期

摘要：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dang) 之文化保守主義(yi) 傾(qing) 向日漸突出，然圍繞尊孔與(yu) 反孔仍存在尖銳之對立，發生於(yu) 1928—1930年的改革曲阜林廟案為(wei) 其標誌性事件，亦是尊孔與(yu) 反孔的總對決(jue) 與(yu) 分水嶺。關(guan) 於(yu) 該時期的尊孔反孔之爭(zheng) ，先行研究之敘事對象多以祀孔的廢止與(yu) 恢複為(wei) 主，而忽視了對本案深層次的探討。本研究以台北"國史館"原始檔案為(wei) 中心，參酌孔府檔案以及日本外交文書(shu) 等相關(guan) 資料，著重探討各方勢力圍繞曲阜林廟改革展開的博弈，為(wei) 全麵了解近代中國文化轉型過程中國民黨(dang) 在意識形態與(yu) 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hui) 的深厚根基以及日本對華文化侵略提供一新視角。 

關(guan) 鍵詞：南京國民政府初期; 改革曲阜林廟案; 尊孔反孔之爭(zheng) ;

基金資助：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民國時期省級教育行政與(yu) 地方教育現代化研究(1912—1949)”(COA150138)； 泰山學者工程專(zhuan) 項經費資助項目“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TS201712038)；

1928年4月，國民黨(dang) 青年黨(dang) 員十七人聯名呈請中央政治會(hui) 議撤銷孔子後裔衍聖公尊號，並沒收曲阜林廟祀田，引發了曠日持久的改革曲阜林廟案。1929年10月，國民黨(dang) 中央政治會(hui) 議委員蔡元培等向中政會(hui) 提交《審查改革曲阜林廟辦法報告》，全麵肯定前案之主張，繼1928年2月廢除孔子祀典後再次將反孔推向高潮，引發海內(nei) 外尊孔勢力強烈抗議。最終，在內(nei) 外壓力下，該案於(yu) 1930年初以反孔派的失敗而不了了之。其後，國民政府之大規模尊孔漸次展開，至1934年恢複祀孔優(you) 待聖裔達到頂峰。改革林廟案遂成尊孔與(yu) 反孔之總對決(jue) 與(yu) 分水嶺。該案成因之複雜、延宕之持久、牽涉範圍之廣泛為(wei) 民國儒學史上所僅(jin) 有，凸顯了黨(dang) 內(nei) 外在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和儒家傳(chuan) 統在中國社會(hui) 的深厚根基，同時也為(wei) 認識日本對華文化侵略提供了一新視角，洵為(wei) 近代中國文化轉型之縮影。

關(guan) 於(yu) 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尊孔反孔之爭(zheng) ，思想文化史領域先行研究多有提及，然其敘事對象多從(cong) 1928年大學院廢止祀孔跨越至1931年大修孔廟或1934年恢複祀孔，而忽視了對作為(wei) 分水嶺之本案的探討。[1]同時，由於(yu) 史料的局限，有關(guan) 研究對本案之旁及，多存在史實之誤區。本研究擬以迄今未被充分利用的台北“國史館”原始檔案為(wei) 中心，參酌孔府檔案以及日本外交文書(shu) 、儒教團體(ti) 等相關(guan) 資料，著重探討各方勢力圍繞曲阜林廟改革展開的博弈，並對過往謬誤加以訂正，以期對全麵了解國民政府初期的尊孔與(yu) 反孔有所啟示。（注：除已注明出處之參考文獻外，本文所用資料均出自台北“國史館”藏：《孔林孔廟保護》（一）；[2]《孔林孔廟保護》（二）[3]。）

一、林廟案之緣起

國民黨(dang) 內(nei) 尊孔反孔之爭(zheng) 由來已久。1924年改組後，因受聯俄聯共和左派勢盛之影響，國民黨(dang) 在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出濃厚的反傳(chuan) 統色彩。北伐伊始，工農(nong) 運動風起雲(yun) 湧，傳(chuan) 統秩序遭到嚴(yan) 重破壞，廢孔廟、毀倫(lun) 常之風盛行，甚至出現畀孔子像遊街笞辱之行徑。1927年2月，武漢國民政府“通令各省廢止春秋丁祀孔孟典禮”。與(yu) 此同時，出於(yu) 反共及樹立文化正統之目的，黨(dang) 內(nei) 保守派強調恢複中國固有道德智能的重要性，並對三民主義(yi) 作儒家化詮釋。1925年6月，戴季陶提出“孔孫道統論”，認為(wei)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接近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yi) 道德的思想”[4]，將孫中山與(yu) 三民主義(yi) 孔子化、儒家化。視戴為(wei) 理論導師的軍(jun) 事領袖蔣介石，亦是受儒家價(jia) 值觀念影響頗深的保守主義(yi) 者，1925年12月，他在為(wei) 黃埔軍(jun) 校第三期同學錄所作序言中稱“革命之學始於(yu) 格致誠正，而終於(yu) 修齊治平”[5]，以大學之道來詮釋國民革命。然而，在大革命時期，戴季陶主義(yi) 在黨(dang) 內(nei) 被視為(wei) 異端受到壓製，連蔣介石也不得不一度與(yu) 之劃清界限。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黨(dang) 之文化保守主義(yi) 傾(qing) 向日漸突出。一則，因“分共”清除了顯在的激進勢力，蔣介石及戴季陶權位漸趨穩固，戴季陶主義(yi) 逐漸上升為(wei) 國民黨(dang) 官方意識形態；再則，伴隨北伐進展至相對保守的北方，尊重禮教也成為(wei) 收攬人心、減輕統一阻力的重要手段。如6月18日，蔣介石在徐州對軍(jun) 隊政工人員演講時指出：“北方人對禮教比南方看得更重”“我們(men) 雖然不注重禮教，但亦不必反對禮教……尤其是對於(yu) 孔子更不好反對”。[6]

然而，此時國民黨(dang) 之“革命性”餘(yu) 波尚存，從(cong) 蔣介石規勸之語氣亦可看出，反孔仍具有相當之革命正當性，連尊孔如蔣介石者尚且不便明令禁止；同時，一向強調自由開放的無政府主義(yi) 派元老蔡元培等執掌文教機構，也使國民政府在對待孔子方麵仍呈現出相當之激進樣態。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主導的中華民國大學院以孔子忠王尊君之思想“實與(yu) 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dang) 之主義(yi) 大相悖謬”為(wei) 由，通令廢止春秋祀孔舊典。[7]蔡元培向以反孔著稱，早在民國初年教育總長任內(nei) 即曾廢止尊孔讀經，執掌北大期間，吸收反孔知識分子，被林紓斥為(wei) “覆孔孟鏟倫(lun) 常者”，廢除孔子祀典實為(wei) 其一貫思想之反映。

大學院的廢孔行動，不僅(jin) 引起尊孔人士的聲討，亦與(yu) 蔣介石等實權派的文化保守主義(yi) 傾(qing) 向和北伐政治需要相違背，輿論尤以“值此北伐正在努力之秋，倘因之激動人心，以致傾(qing) 向敵方，則影響於(yu) 軍(jun) 事政治非淺”。如，北方實力派、第三集團軍(jun) 總司令閻錫山即駁廢祀理由，聲明人民得自由祀孔。[8]

為(wei) 彌補因廢孔造成的思想混亂(luan) 並籠絡北方勢力，二次北伐開始後，4月19日，國民政府通令恢複中國舊有道德，批判“視吾國固有之文化如敝屣，邪說橫興(xing) ，世風日漓”的現象，定儒家的“七端”“八目”為(wei) 道德標準，號召“凡我國民，鹹秉斯旨”。[9]該通令不啻為(wei) 尊孔複古的文化宣言，充分體(ti) 現了蔣介石等人的保守主義(yi) 立場。22日，蔣更於(yu) 軍(jun) 旅途中親(qin) 至曲阜祭孔，以總司令名義(yi) 發布保護林廟布告，並宣示“我先總理師承孔聖之正統思想，發揮而實踐之，以救中國國家，以救中華民族，進而救世界人類，使共臻於(yu) 大同幸福，餘(yu) 小子繼先師之業(ye) ，敢不黽勉乎哉！”[10]通過儒化孫中山，為(wei) 國民革命及自身繼承塑造合法性。蔣還對衍聖公孔德成禮敬有加，其《事略稿本》載：“衍聖公孔德成年九歲，甚聰慧，公禮敬之，甚願其果能廣衍聖德”，[11]似有納入黨(dang) 國體(ti) 係之期待。返程途中，蔣複作讚詞表達仰聖之情，文曰：“廟貌堂堂，古柏青蒼；仰止在茲(zi) ，至大至剛。”[12]隨著軍(jun) 事勝利的擴大，蔣之尊孔傾(qing) 向愈加明顯，6月，蔣於(yu) 徐州係念曲阜林廟，再發尊孔布告，稱：“本總司令吊民伐罪，順天應人，前蒞兗(yan) 州展謁林廟，仰時中之至聖，今古無殊；作來哲之導師，會(hui) 歸有極”，並欲通過發揚孔孟之道“鏟除共產(chan) 主義(yi) ”、“辟邪說而正人心”，再次公開宣示了尊孔複古的文化立場。[13]

然而，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保守轉向也激起左派青年黨(dang) 員的強烈反對。7月，於(yu) 心澄、李澄之等國民黨(dang) 基層黨(dang) 員十七人，聯名呈文國民黨(dang) 中央政治會(hui) 議，要求：（一）廢除衍聖公舊製；（二）沒收孔子林廟、祀田及衍聖公府邸歸國有。25日，提案經第一五〇次中央政治會(hui) 議議決(jue) 交國民政府調查辦理，林廟案由此發端。

從(cong) 內(nei) 容上看，該提案充滿了激進色彩，沿襲了“反封建”的大革命傳(chuan) 統，其全文稱衍聖公為(wei) “餘(yu) 孽”、“畸形”和“特權階級”，稱北京政府為(wei) “袁賊”、“偽(wei) 政府”、“反革命”，甚至不惜虛構孔府與(yu) 張宗昌有“秦晉之好”來強調其反動性；從(cong) 人物身份上看，提案人恰以在大革命期間加入國民黨(dang) 的左派青年為(wei) 主，屬大同盟係。大同盟是魯籍國民黨(dang) 元老丁惟汾領導下的黨(dang) 內(nei) 小團體(ti) ，北伐前，北方各省黨(dang) 部多為(wei) 其勢力範圍。丁本人雖極其反共，然因曾表麵維持與(yu) 中共之合作，竟一度被視為(wei) 國民黨(dang) 左派，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投充。投靠蔣介石後，丁執掌中央黨(dang) 部日常事務，一度形成“蔣家天下丁家黨(dang) ”的格局，本案之提案人即多為(wei) 依附其就任中央黨(dang) 部下層職員的魯籍青年。雖身處黨(dang) 國“首善之區”，但其思想卻與(yu) 蔣氏發揚孔孟之道的方針大相徑庭，其提案更是對蔣介石親(qin) 謁孔廟、禮敬孔府、兩(liang) 度尊孔布告的直接否定，凸顯了黨(dang) 內(nei) 在意識形態和文化理念上保守與(yu) 激進的乖離。

另外，大同盟黨(dang) 員之所以逆蔣而動，或與(yu) 蔣介石、陳果夫對大同盟的排擠有關(guan) 。二屆四中全會(hui) 後，為(wei) 防止“丁家黨(dang) ”坐大，蔣以陳果夫代理組織部長，掌握人事權，推展《整理黨(dang) 務案》，停止原有黨(dang) 部運作，由己派員整理。6月，陳果夫派反對大同盟之聲日熾，並散發打倒之傳(chuan) 單，丁與(yu) 陳“久之乃益水火”，遂堅辭黨(dang) 內(nei) 職務，避滬不歸，並公開電陳表示讓賢路而免貽誤[14]。10月底，中央決(jue) 定以“圈定”而非選舉(ju) 的方式產(chan) 生三大代表，斷絕一切非蔣派係黨(dang) 員的進身之途。11月，大同盟聯合改組派公開反對中央，喊出打倒戴季陶、陳果夫，擁護汪精衛、丁惟汾的口號，丁本人亦北上策動，引發北方黨(dang) 潮，兩(liang) 派對達到頂點[15]。沒收林廟之提案即發生於(yu) 兩(liang) 派鬥爭(zheng) 之過程中。雖無直接史料證明丁惟汾對本案有策劃指使之實，但提案人的派係所屬和提案的逆蔣立場，客觀上符合大同盟對蔣陳鬥爭(zheng) 之需要；加之，提案時中央執行委員會(hui) 秘書(shu) 處日常事務及議事安排尚由丁惟汾負責，且其出席了審議該案的第一五〇次中央政治會(hui) 議（蔣未出席）[16]，對提案之進退有直接主導權。在派係鬥爭(zheng) 的大背景下，默認本派係成員以反封建大義(yi) 名分否定尊孔複古，或不失為(wei) 對蔣鬥爭(zheng) 的權宜之計。

如上所見，南京國民政府初期，雖然儒化三民主義(yi) 、尊孔成為(wei) 蔣介石等實權派的文化選擇，但受反孔派執掌文教和大革命餘(yu) 波之影響，文教機關(guan) 及青年黨(dang) 員在尊孔上仍持激烈否定之態度。林廟案恰為(wei) 兩(liang) 種理念對立之產(chan) 物，是對大革命傳(chuan) 統的繼承和對蔣介石尊孔複古的反動，凸顯了國民黨(dang) 在意識形態和思想理念上的分歧。同時，林廟案與(yu) 派係鬥爭(zheng) 之關(guan) 聯，也反映了國民黨(dang) 內(nei) 理念與(yu) 權力鬥爭(zheng) 的交錯性和複雜性。

二、實權派的尊孔倡議與(yu) 林廟保護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jun) 進駐京津，北京政府垮台，7月，張學良與(yu) 國民政府達成易幟協議，北伐指日告成，蔣介石權勢聲望達到新高峰。國民革命雖以反封建肇始，然此時支撐國民黨(dang) 政權之蔣、馮(feng) 、閻、桂四大軍(jun) 事集團及奉張等實權派卻多為(wei) 文化保守主義(yi) 者。在政權肇建、社會(hui) 浮動之際，尊孔迅速成為(wei) 對抗共產(chan) 主義(yi) 、建立文化正統之選擇。林廟案發生後，彼等先後從(cong) 恢複祀孔、保護林廟以及阻止林廟改革等方麵維護儒家道統及其遺產(chan) 。

恢複祀典之聲自廢止祀孔起即未間斷，然大學院多嚴(yan) 辭拒絕，並申斥陳請者“任意率陳，殊為(wei) 遺憾”，直到蔣介石屢次表態及地方實力派直接向中央施壓始有轉圜。1928年8月，國民黨(dang) 二屆五中全會(hui) 前夕，武漢政治分會(hui) 以主席李宗仁名義(yi) 發表《明定孔子誕辰紀念節案》，建議全會(hui) 仿照總理紀念周設立孔子誕辰紀念節。[17]8月6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清鄉(xiang) 會(hui) 辦何鍵會(hui) 銜呈請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總司令蔣介石和武漢政治分會(hui) 主席李宗仁，請求明定孔子祀典，以“塞亂(luan) 源而甦國脈”。國民政府將魯、何提案發交內(nei) 政部和大學院檢討。[18]

作為(wei) 直接利害相關(guan) 方，8月，孔府以孔德成名義(yi) 呈文國民政府和山東(dong) 省政府，主動輸誠，擁護三民主義(yi) ，並希望融入黨(dang) 國體(ti) 製。關(guan) 於(yu) 世爵及廟產(chan) ，孔府提出革新辦法，其要點為(wei) ：（一）取消衍聖公名義(yi) ，退居平民，聽候中央定奪；（二）繼續代國家看守林廟器物、保留田產(chan) 。孔府認為(wei) “聖林聖廟及曆代所藏之古物係奉前命代國家看守”，公私田產(chan) 亦“混為(wei) 一爐，不可分辨”，所有保管祭祀均為(wei) 應盡職責；（三）設立古物保存所及圖書(shu) 館等文化事業(ye) ，並以之宣傳(chuan) 黨(dang) 義(yi) 。此呈一麵駁斥了於(yu) 心澄等人的指責，極力塑造開明、非政治、服從(cong) 黨(dang) 義(yi) 的形象，一麵以退為(wei) 進，去名號保廟田，冀望在黨(dang) 國體(ti) 製中最大限度保留實際利權。與(yu) 此同時，孔族派員赴京，運動工商部長孔祥熙阻止沒收林廟。孔向藉聖裔身份提高聲望，對孔族利益極力維護。8月24日，他電請第二集團軍(jun) 總司令馮(feng) 玉祥保護林廟，獲馮(feng) 支持。隨後，他又向國民政府提案，攻擊提案黨(dang) 員“一班青年知識薄弱”“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徒打倒禮教之邪說所惑”，致“孔林孔廟頗受騷擾，甚至有沒收廟產(chan) 之謠傳(chuan) ”，建議嚴(yan) 令保護，以“正人心而熄邪說”。旋經8月28日國民政府第八十九次委員會(hui) 議議決(jue) 飭令山東(dong) 省政府“認真保護，無任侵擾”。為(wei) 此，孔府致電孔祥熙表達感謝，動之以同宗之情、譽之以族人稱頌，並期待其維護於(yu) 將來：

工商部長庸之宗長鑒：閱報敬悉，卓識偉(wei) 論，一秉大公，凡我族人，同聲稱頌。成雖年衝(chong) 幼，感佩尤深。仍祈遇事提攜，是所至禱。德成謹叩。[19]

8月31日，蔣介石將黨(dang) 員劉汝麟“對於(yu) 衍聖公酌予名義(yi) ，責成保衛林廟，並給祭田為(wei) 修理保存及維持學校之用”的呈請轉呈國民政府，並表明曲阜林廟“事關(guan) 中華文化古跡，為(wei) 吾國固有道德智能所從(cong) 出”，要求明定條例，頒行遵守，同時抄附此前所發保護林廟布告表明態度。9月1日，與(yu) 工商部關(guan) 係密切的上海總商會(hui) 也致電國民政府與(yu) 內(nei) 政部讚揚孔祥熙之提案“允洽多數國民之願望”，呼籲政府“力毅主持”。[20]

前有閻錫山、李宗仁、魯滌平等力爭(zheng) 恢複祀孔，後有蔣介石、孔祥熙、馮(feng) 玉祥以及工商團體(ti) 表態維持林廟，尊孔在黨(dang) 內(nei) 迅速占據上風。與(yu) 此相對，不滿蔡元培、取消大學院之聲甚高，8月17日，蔡憤然辭職離京[21]，反孔派之話語權和影響力進一步減弱。

10月2日，國民政府第九十八次委員會(hui) 議在參考“蔣總司令、孔部長先後文電”的基礎上，通過內(nei) 政部、大學院會(hui) 訂之《孔子紀念辦法》，以孔子誕辰日為(wei) 紀念日，演述孔子言行事跡。[22]值得注意的是，兩(liang) 部院在會(hui) 呈中一反大學院此前之見解，盛讚孔子集中國固有道德之大成，“使吾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得以日趨繁榮”，並承認“我先總理師承其說用以昭告後人”，足見蔣、戴儒化三民主義(yi) 之官方學說地位日益強化。但方案也以傳(chuan) 統祀典均涉陳腐為(wei) 由，提出“采用通行紀念儀(yi) 式”。有輿論認為(wei) ，代理大學院院務之副院長楊銓因“不便使蔡氏過於(yu) 難堪”[23]，故折衷為(wei) 之。

國民政府的尊孔風氣，使極力免受林廟充公的孔府獲得輿論上的主動，“兩(liang) 個(ge) 軍(jun) 人（魯滌平、何鍵）的一道電報便可以叫國民政府馬上恢複孔子紀念日”[24]，更使孔府體(ti) 認到結納黨(dang) 國實權派的重要性。9、10月間，孔府致電前述有尊孔舉(ju) 動的人士和團體(ti) 等表達感謝：

國民政府工商部孔部長、內(nei) 政部薛部長、湖南省政府魯主席、河南省政府馮(feng) 總司令、南京總司令部蔣總司令、廣州梁漱溟、何鍵、上海總商會(hui) 快郵代電、山西太原閻總司令、漢口李總指揮：崇儒重道，感佩實深，尤祈遇事始終維持，教言時賜，是所至禱。[25]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改革林廟案也引起同屬儒家文化圈之日本尊孔人士的警惕。9-10月間，禦用儒學團體(ti) 斯文會(hui) 及尊孔人士屢次發文呼籲有力之士製止國民黨(dang) 沒收“孔家財產(chan) ”。21-26日，少壯派軍(jun) 人、日軍(jun) 第三師團參謀金子定一中佐三度電請被稱為(wei) “日本法西斯主義(yi) 之父”的軍(jun) 國主義(yi) 理論家大川周明對孔家事態設法挽救。此時，大川正在奉天向張學良“遊說以我等所崇奉之儒教政治理想，複興(xing) 支那傳(chuan) 統之精神，以實現王道國家於(yu) 東(dong) 三省”，鼓動其脫離中國，以“王道”建國。接電後，大川於(yu) 9月26日麵見張學良，示之以金子來電。張當即表示：“我將直接質問蔣介石，果係事實，將通電反對”，並同意大川如衍聖公被驅離曲阜則迎之奉天的提議。

10月6日，張學良電令駐南京代表邢士廉向蔣介石進言：“惟保護孔廟係國民政府之通令，若果有此舉(ju) ，不啻盡失人心，亦將使外人懷疑政府命令之不行，殊礙中央之威信……希望查明製止”。當晚，邢士廉麵見蔣介石，晤談良久，事後其複電張學良：“蔣稱絕無將曲阜孔廟改為(wei) 中山公園之事，然為(wei) 杜絕起見，即電山東(dong) 省黨(dang) 部製止”。[26]蔣之積極表態，除源於(yu) 自身之尊孔立場外，還因此時國民政府正積極爭(zheng) 取張學良易幟，較為(wei) 重視其意見。如，10月8日，為(wei) 抵製“日本阻礙東(dong) 省歸入中央之陰謀”，蔣介石在第一七三次中央政治會(hui) 議上力排眾(zhong) 議推舉(ju) 張學良為(wei) 國民政府委員。[27]

當然，日本儒林和大川周明等人的所謂“護道”行為(wei) ，不過服務於(yu) 其對華侵略之終極目的。日本儒林素主張以儒教對華相號召，昭示“同文同種”，而反孔不僅(jin) 與(yu) 此旨大相徑庭，且有助長反日風潮之虞，故其對中國之反孔舉(ju) 動極端仇視；至於(yu) 迎衍聖公於(yu) 奉天，則更與(yu) 異日扶植溥儀(yi) 如出一轍。同時，通過張的護孔行動，日方也認識到儒學在籠絡張學良上的重要作用，滿鐵幹部古仁所豐(feng) 向澀澤榮一報告張絕非“摩登少年”，而是憧憬孔孟儒家精神的“王道”信仰者，並請其指示如何對張開展“王道”遊說。[28]

由上可見，北伐後期，支撐國民黨(dang) 政權之主要實權派大多為(wei) 尊孔的保守主義(yi) 者，其文化取向在恢複紀念孔子、保護林廟、阻止林廟改革中得以充分體(ti) 現，高層尊孔思潮的主流化，為(wei) 改革林廟案走向保守埋下了伏筆。同時，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將改革林廟案與(yu) 對華侵略相結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加速將張學良納入黨(dang) 國體(ti) 係和壓製反孔行動。

三、尊孔派方案的夭折與(yu) “子見南子”辱孔風波

高層尊孔思潮的主流化，客觀上促使內(nei) 政部在檢討改革林廟辦法時采取審慎態度。國民政府將改革林廟提案與(yu) 孔德成、蔣介石之呈文先後批交內(nei) 政部並案辦理後，9月18日，馮(feng) 玉祥係之內(nei) 政部長薛篤弼函複國民政府表示“此案關(guan) 係較大，非經詳密調查慎重討論難期妥善”，故先請“山東(dong) 省政府將關(guan) 於(yu) 孔林各節查明見覆後，再行核擬辦法，以昭慎重”。

10月24，薛篤弼轉任衛生部長，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為(wei) 內(nei) 政部長，由其親(qin) 信趙戴文以次長兼代，加上另一位在任次長趙丕廉，內(nei) 政部幾成閻係酬庸機構。[29]眾(zhong) 所周知，閻、趙均為(wei) 極其尊孔之人，閻在北京政府時期即主張定孔教為(wei) 國教[30]，並反對蔡元培廢止祀孔，趙也曾領導晉省孔教組織“宗聖會(hui) ”。[31]而孔府與(yu) 晉閻亦不乏溝通管道：除孔祥熙外，尚有孔教會(hui) 曲阜總會(hui) 係統可達於(yu) 趙；而孔族成員、時任山東(dong) 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孔繁霨亦係閻係將領，由閻指派回魯任職。要之，晉閻尊孔派掌理內(nei) 政部，為(wei) 改革林廟案走向保守創造了直接條件。

12月4日，內(nei) 政部代部長趙戴文擬出《曲阜林廟改革辦法》和《國民政府整理曲阜林廟委員會(hui) 條例》草案，其要點為(wei) ：（一）取消衍聖公襲爵，但須另給孔氏嫡裔以專(zhuan) 司奉祀之名義(yi) ；（二）祀田升科歸國家征收，但須從(cong) 優(you) 劃出一部分作為(wei) 孔氏嫡派子孫贍養(yang) 費用，以示優(you) 異而誌不忘；（三）設圖書(shu) 館、古物陳列所等文化事業(ye) ，由內(nei) 政部、教育部、山東(dong) 省政府管轄；（四）設立林廟整理委員會(hui) ，委員七人，孔族代表二人。該草案力求平衡原提案與(yu) 孔府、蔣介石各方意見。理論上，承認原提案部分內(nei) 容“其理至當”“正複可采”，肯定其“反封建”主張，對左派黨(dang) 員加以安撫；但在實際上，則執行了蔣介石“對於(yu) 衍聖公酌予名義(yi) ”的提議，並優(you) 給贍養(yang) 之資，盡量維護尊孔派意見和孔府利益。當然，草案也隱藏了剝奪孔府利權的危機，如雖采納孔府設立文化事業(ye) 的提議，但卻未明確授予其管理權，客觀上使收歸國有成為(wei) 可能。

隻是，該草案並未呈交國民政府和行政院審核，而是優(you) 先征求孔族意見。前文已誌，內(nei) 政部草案於(yu) 12月4日即擬就，但直至14日行政院行文國民政府時，仍稱該案前經“奉交內(nei) 政部擬具辦法……尚未呈複”。台北“國史館”現存相關(guan) 卷宗中亦無該文本，其抄本僅(jin) 存於(yu) 孔府檔案中，係孔族人員孔令熹“夏曆十二月（即公曆1929年1月11日-2月9日）同厚安〔庵〕叔祖在南京所錄內(nei) 政部趙次龍〔隴〕部長交來卷一宗”。可見，草案形成後，趙戴文曾交孔族長老、孔教會(hui) 曲阜總會(hui) 主任孔繁樸（字厚庵）參考。同時，趙還屢次開會(hui) 向孔祥熙、孔繁霨征求意見。鑒於(yu) 內(nei) 政部草案的不足，孔祥熙另提方案：

（一）名號存廢問題。……惟查國內(nei) 蒙古、青海等處，其王公襲爵，現尚存在，當此向背未明之際，恐因更衍聖公之名號轉滋誤會(hui) ……此時擬請暫從(cong) 緩議，留待後日從(cong) 長討論；（二）古物保存問題。……惟保管權仍宜明定歸諸董事會(hui) 孔子嫡後，以免流失；（三）祀田分配問題。查祀田分配為(wei) 本案最重要之問題……宜於(yu) 祀田內(nei) 規定以十分之四為(wei) 孔子嫡後子孫升科納稅自行管理，其餘(yu) 以十分之三為(wei) 孔林孔廟保管歲修之資，再以十分之三為(wei) 設立圖書(shu) 館、古物陳列所……;（四）整理委員會(hui) 人選問題。……擬略事酌定委員九人：……(6)孔族代表三人，（7）孔德成當為(wei) 委員之一。[32]

孔祥熙之意見對孔府舊有地位有增無損，並加以合法化。不僅(jin) 從(cong) 安定蒙青王公、維護國家統一的政治高度出發，力主保留衍聖公尊號，還開首開先河，明確祀田十分之四歸孔氏自主經理升科納稅，不啻將巨額公田化為(wei) 孔姓私田，且剩餘(yu) 祀田之資仍用於(yu) 孔氏嫡裔董事會(hui) 保管林廟，未對孔氏利權作絲(si) 毫損革。

1929年2月23日，在“與(yu) 工商部長孔祥熙、山東(dong) 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孔繁霨迭經開會(hui) 討論”的基礎上，內(nei) 政部長趙戴文將重擬之《曲阜林廟改革意見並附辦法條例》呈報國民政府，其要點為(wei) ：（一）暫存衍聖公名義(yi) ，俟將來與(yu) 蒙回各王公襲爵問題同時解決(jue) ；（二）孔氏嫡派子孫養(yang) 贍教育之需，則擬劃出祀田十分之四歸其升科納稅自行管理，其餘(yu) 十分之六作為(wei) 設立圖書(shu) 館、古物陳列所等文化事業(ye) 之資，另組董事會(hui) 管理；（三）整理曲阜林廟委員會(hui) 定額為(wei) 九人，孔族代表三人，孔德成為(wei) 當然委員。

該方案上基本上照搬了孔祥熙的意見，甚至措辭亦不稍變，而對大同盟黨(dang) 員原提案則未有任何實質性采納。所以如此，或與(yu) 大同盟喪(sang) 失話語權不無關(guan) 係。在大同盟發起反對中央的黨(dang) 潮後，中央組織部先後解散或撤換山東(dong) 、北平、天津等處黨(dang) 部及委員[33]，林廟案發起人李澄之被開除黨(dang) 籍。[34]1929年2月4日，蔣介石發表時局宣言，警告青年黨(dang) 員“不可有當選中央委員的欲望”、“不可抄襲共產(chan) 黨(dang) 的錯誤做法”。[35]而被圈定的三大代表，亦多為(wei) 蔣介石、陳果夫親(qin) 信以及與(yu) 黨(dang) 務不甚相關(guan) 的軍(jun) 政實權派，保持革命信念的青年黨(dang) 員則多被排除在外。如，北平三大代表為(wei) 孔祥熙、白崇禧、鹿鍾麟等人，大同盟經營多年的北平市黨(dang) 部竟無一人入選。[36]在蔣、陳的打擊下，大同盟等青年革命力量在黨(dang) 內(nei) 一蹶不振。

因“關(guan) 係數千年典製改革，至為(wei) 重要”，2月28日，國民政府將該草案函送中央政治會(hui) 議“提議施行”。3月6日，第一七八次中央政治會(hui) 議決(jue) 定交蔡元培、胡漢民、戴季陶、蔣夢麟、趙戴文五委員審查，以趙戴文為(wei) 召集人。[37]然而，當14日五委員首度會(hui) 商時，該草案即遭蔡元培親(qin) 信、教育部長蔣夢麟否決(jue) ，並主張由己另擬辦法[38]，方案之製定權遂轉移至反孔派之手。在蔣夢麟另擬辦法、林廟改革表麵趨於(yu) 平靜之時，轟動一時的“子見南子”辱孔案發生，進一步激化了蔡元培、蔣夢麟與(yu) 尊孔派和孔府的矛盾。

6月8日，山東(dong) 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師生排演醜(chou) 化孔子的新劇《子見南子》，引起孔府強烈憤慨。13日，日本立憲政友會(hui) 首領犬養(yang) 毅率該國政要二十餘(yu) 人在國民政府委員張繼陪同下來曲謁廟，並聲援孔府。在師範學校演講中，他強烈譴責“破壞舊文物打倒舊文明”的“好奇競新玉石同焚之舉(ju) ”，並敦促“諸君其反省”。張繼也“力說孫中山之三民主義(yi) 畢竟出自孔子之道這一根本”。[39]在犬、張聲援下，14日，孔族呈文國民政府，要求“迅將該校長宋還吾查明嚴(yan) 辦”。[40]在控告理由中，除違背政府紀念宗旨侮辱孔子外，尚有辱罵犬、張為(wei) 帝國主義(yi) 及西山會(hui) 議派腐化分子兩(liang) 項，欲將辱孔問題上升到外交失禮的高度，並引張為(wei) 奧援。

犬養(yang) 毅係蔣介石、戴季陶具名歡迎參加孫文奉安大典的“國賓”[41]，時為(wei) 日本最大在野黨(dang) 領袖，女婿芳澤謙吉是駐華公使，新生之國民政府亟待借助其改善中日關(guan) 係。在京期間，蔣介石對犬養(yang) 優(you) 禮備至，赴曲謁廟時，張繼專(zhuan) 程前來接待，極為(wei) 重視其在華行程。犬養(yang) 素來反對國民黨(dang) 的激進政策，戴季陶自稱其對三民主義(yi) 的儒化亦與(yu) 犬養(yang) 之勸告有關(guan) 。[42]奉安大典期間，犬養(yang) 也“聊帶警告”地勸蔣尊重傳(chuan) 統文化。[43]而嚴(yan) 厲處理辱孔事件無疑將呼應犬養(yang) 毅之勸告。接到孔府呈控後，國民政府隨即以奉主席諭名義(yi) 交行政院“嚴(yan) 飭查辦”。[44]

然而，國民政府委員蔡元培、教育部長蔣夢麟、魯教育廳長何思源均欲加以抵製。7月5日，蔡元培、蔣夢麟一同抵濟，公開表示“孔氏族人不應小題大做”，蔡還麵諭何思源：“反動勢力很難消滅，處處都能遇到，你應該下決(jue) 心堅持抵抗，決(jue) 不讓步”。[45]對此，11日，孔祥熙隨蔣介石自平抵濟後，針鋒相對表態嚴(yan) 辦。[46]蔣在召集山東(dong) 省黨(dang) 部人員訓話時，也要求學生安分守己，“學的必須求學”，禁止呼喊“打倒帝國主義(yi) ”的幼稚口號。[47]最終，在各方壓力下，8月1日，山東(dong) 省教育廳隻得將宋還吾撤職了事，辱孔案以尊孔派的勝利而告終。縱如此，尊孔派尤嫌不足，9月，戴季陶之師徐炯等複通過閻錫山、譚延闓轉請蔣介石嚴(yan) 懲辱孔者，顯示了尊孔派之勢盛與(yu) 雙方對立之尖銳。

如上所見，在孔祥熙和晉係直接主導下，林廟改革案全麵維護了尊孔派與(yu) 孔府的意見和利益，充分說明在戎馬倥傯(zong) 、未遑文化建設之時，尊孔與(yu) 否悉依當權派係意見而定；而蔣夢麟對方案的否決(jue) 以及“子見南子”辱孔案的發生，則再次體(ti) 現了自由派與(yu) 下層革命青年的強烈反封建意識和對尊孔複古的抵製，為(wei) 雙方對立之升級埋下了伏筆。另外，從(cong) 國民政府對“子見南子案”的處理上可見，尊孔已超越內(nei) 政範疇，成為(wei) 改善中日關(guan) 係之策略，從(cong) 外交上為(wei) 其增加了合理性。

四、反孔派方案的提出與(yu) 擱淺

“子見南子案”的勝利，進一步增強了孔府維護廟產(chan) 的主動性，因改革方案擱置審查會(hui) 中，林廟維持經費無著，故8月中，孔府函請魯省府主席陳調元對舊例經費“請予通融，暫準具領”。30日，在陳調元催促下，國民政府訓令內(nei) 政部迅速“查照核辦具報”。9月5日，內(nei) 政部長趙戴文呈複國民政府，說明方案延宕係因“蔣部長擬另擬辦法尚無結果”，將函請其從(cong) 速擬具意見。此呈複同時被刊諸《內(nei) 政公報》[48]，蔣夢麟方案遂成關(guan) 注焦點。

10月6日，由蔣夢麟製定、以五委員“會(hui) 同商定”名義(yi) 呈送中央政治會(hui) 議核議之《審查改革曲阜林廟辦法報告》見諸報刊。該報告沿襲了蔡元培廢除孔祀之舊調，開篇即指出“在昔帝王時代，皆以自身立場推重孔子，故致追加王封進用大祀，且複爵其嫡嗣”，建議本於(yu) 大學院廢止祀孔之主旨撤銷爵號、沒收林廟，報告名為(wei) 對內(nei) 政部方案之審查，實則為(wei) 全盤否定後另擬之新案。其要點為(wei) ：

（一）撤銷衍聖公名號。……吾黨(dang) 主張掃除封建遺製，尤宜及時革除不合國體(ti) 之名號……衍聖公有位無權，本與(yu) 滿蒙王公有殊，存之於(yu) 理未宜，廢之於(yu) 事無礙……；（二）以原有祀田充作辦理紀念孔子各項事業(ye) 之基金。查祀田皆屬公產(chan) ……吾黨(dang) 正平均地權……故元培等以為(wei) ，為(wei) 孔氏子孫計，今後當自儕(chai) 於(yu) 平民，而力謀自立，以適合潮流……；（三）紀念孔子事業(ye) 擬辦左列各項：①圖書(shu) 館……②古物陳列所…；（四）設立整理曲阜林廟委員會(hui) 。……由內(nei) 政教育兩(liang) 部會(hui) 同擬定章程……。[49]

該報告針鋒相對地否決(jue) 了孔祥熙、趙戴文方案，不僅(jin) 認為(wei) 衍聖公不可與(yu) 蒙回王公等量齊觀，將延續二千餘(yu) 年之儒家道統象征一旦廢除；還以平均地權之名將祀田盡數歸公，要求孔族“自儕(chai) 於(yu) 平民，自食其力”，將孔氏舊有利權褫奪殆盡。

麵對舊有地位盡失的危機，孔府改變鬥爭(zheng) 方式，將政治問題民事化，從(cong) 爭(zheng) 取在黨(dang) 國體(ti) 製內(nei) 重新受命轉向依法維護私有財產(chan) 。如，孔府一改林廟器物“係奉前命代國家看守”、祀田公私“混為(wei) 一爐”的見解，極力主張廟田器物完全為(wei) 祖傳(chuan) 私產(chan) ，並以天賦人權法定繼承的現代法治原則相抗衡。半月之間，孔府持續通電全國各報館、各主要實權派、各部院、各省市長以及孔教、工商等社會(hui) 團體(ti) ，控訴蔡元培“蹂躪人權”。之所以攻擊蔡元培一人，一方麵，係因《內(nei) 政公報》已明示辦法製定人為(wei) 蔡之親(qin) 信蔣夢麟，且報告中有“元培等以為(wei) ”佐證；另一方麵，反孔為(wei) 蔡元培之一貫立場，攻之可引起尊孔派之共鳴；加上蔡非實權派，1928年10月大學院撤銷後其影響力益減，攻其一人有避實擊虛之策略性考量。

對此，蔡元培頗感不平，稱“財產(chan) 充公案，似由委員四五人審查，不知彼何以攻弟一人”，然此時分崩離析的大同盟已無法成為(wei) 其聲援力量，故其希望蔣夢麟之教育部對孔府“嚴(yan) 斥”。[50]隨後，蔣夢麟批答孔府，嚴(yan) 厲申斥，謂“蔡委員道德聲望舉(ju) 國欽仰，豔電對之妄加揣測及誹謗，尤屬不合”，憑藉衍聖公廢印妄發通電，“跡近招搖”。同時，教育部訓令山東(dong) 省教育廳調取衍聖公印繳部聽候核辦。[51]蔣夢麟之申斥與(yu) 調印顯有維護乃師蔡元培個(ge) 人名譽之目的，世爵存廢原非該部職掌，府院亦未指定其辦理。

與(yu) 此同時，孔府之呼籲在海內(nei) 外獲得廣泛同情，而蔡、蔣傾(qing) 覆儒家道統之舉(ju) ，也引發各界強烈反彈，海內(nei) 外抗議電文紛至國民政府，持續至翌年二月始告沉靜。

在軍(jun) 政界，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接孔德成電後，於(yu) 11月19日[52]及翌年2月12日兩(liang) 電中央黨(dang) 部、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長，警告改革林廟“誠恐引起國人誤會(hui) 之心，再種摧殘禮教之禍，大道行滯，關(guan) 係頗巨”，請中央謹慎裁奪。

在孔教界，11月初，孔教會(hui) 總幹事陳煥章撰《改革曲阜林廟辦法駁議》萬(wan) 言書(shu) ，逐條批駁審查報告。[53]調印事件發生後，陳複於(yu) 11月27日致電國民政府，控訴蔣夢麟“行越俎之權，演奪印之劇”，並要求召開國民會(hui) 議公決(jue) 尊孔與(yu) 否及衍聖公存廢。此後，汕頭孔教總會(hui) 、成都大成會(hui) 、檳榔嶼孔教會(hui) 、廣東(dong) 澄海縣公民代表大會(hui) 、成都三英學校、奉係尊孔人士薑思治等先後向國民政府及蔣介石陳情，主張撤銷沒收林廟方案、召開國民會(hui) 議，甚者祈罷黜元培治以相當之罪。

在工商界，11-12月間，北平、南昌、太原[54]及綏遠等處總商會(hui) 先後通電國民政府，要求“對於(yu) 孔氏一切林廟祀田書(shu) 籍器物予以法律之保障……無論何人不得提議加害”。在此基礎上，全國商會(hui) 聯合會(hui) 複動員各地總商會(hui) “此事關(guan) 係吾民族精神至重且巨，應請一致聲援”。隨後，汕頭、甘肅]等處總商會(hui) 先後電達國府抗議。

在山東(dong) 地方，部分州縣之紳民、行會(hui) 、團練等基層社會(hui) 中堅力量，如鄒縣政府各局長商會(hui) 會(hui) 長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慶棠等、曲阜縣士紳張汝庚等、汶上縣商會(hui) 團練代表等、泗水縣團練商民協會(hui) 代表等亦先後以全體(ti) 縣民名義(yi) 電請國民政府撤銷提案。

在日本方麵，麵對“支那無差別之孔家打倒運動”，儒林再次起而聲援並鼓動張學良阻止。11月初，斯文會(hui) 會(hui) 員、在魯山東(dong) 文化研究者馬場春吉介紹日外務省文化事業(ye) 部長坪上貞二和事務官伊集院兼清到訪孔府，並約見東(dong) 京朝日新聞社濟南通信員戶塚(zhong) 易，通告孔家事態，試圖獲得外交當局和輿論關(guan) 注。1930年初，大東(dong) 文化學院教授峰間信吉（曾到訪並投宿孔府）攜馬場來文請求漢學家內(nei) 堀維文亟圖挽救。內(nei) 堀曾於(yu) 清末任山東(dong) 師範學堂總教習(xi) [55]，與(yu) 前代衍聖公有交，麵對孔家之危機，其當即求助於(yu) 與(yu) 張學良有“親(qin) 交”的大川周明。大川欣然應允，並發長電請張學良設法阻止。據峰間稱，接大川請求後，“張學良氏逕發長電於(yu) 民國政府主席蔣介石抗議”。[56]

麵對洶湧的反對聲浪，蔡元培、蔣夢麟一度試圖以高壓手段壓製。陳煥章《駁議》發布後，11月14日，蔡元培表示：“孔德成呈文，教育部已駁斥；陳煥章之駁議，未知如何”[57]，似有仍加申斥之意。而在孔府拒繳衍聖公印信後，教育部則又呈請行政院明令收繳並獲允。[58]與(yu) 此相反，正集中精力討馮(feng) 、討桂的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則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對於(yu) 抗議電文均予函複或令行政院回複，告以尚無定論，甚至對文書(shu) 局“擬存”之來電，文官長亦批示函複，剴切開導，以最大限度回應社會(hui) 關(guan) 切。1930年2月8日，文官長古應芬函告中央政治會(hui) 議秘書(shu) 處：“關(guan) 於(yu) 孔子林廟產(chan) 業(ye) 一案，各處呈電請求撤銷處分原案者甚多”，並將代表性呈電十四件一次性匯送該會(hui) 參考，續至文電仍持續轉送。此後，改革林廟案再未付諸討論，成為(wei) 曆史的絕響。而調取衍聖公印信事，也在孔祥熙的交涉下“暫緩執行”“俟與(yu) 孔氏全部問題同時解決(jue) ”，[59]部院之明令竟成一紙具文。

由上可見，反孔派方案沿襲了蔡元培一貫反傳(chuan) 統之思想，成為(wei) 大學院製失敗後自由派對國民黨(dang) 保守勢力的一次有力反擊；然而，該方案不僅(jin) 與(yu) 實權派主流文化取向相左，也激起了全社會(hui) 尊孔勢力的護道意識，軍(jun) 政界、孔教界、民族資產(chan) 階級以及基層社會(hui) 士紳階層的強烈反彈，充分說明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hui) 仍有根深蒂固之影響，如陶希聖所言：“五四以來，對於(yu) 傳(chuan) 統倫(lun) 理政治思想的改革隻在大都市的學術界裏”[60]，鄉(xiang) 村、地方、官廳及工商業(ye) 均未受多少動搖。同時，日本儒林與(yu) 軍(jun) 國主義(yi) 勢力對林廟案的幹涉，再次表明儒學已成為(wei) 日本對華文化侵略之重要工具。

結語

在曠日持久的改革林廟案漸趨平靜之時，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曲阜林廟為(wei) 戰火所損，孔府獲得廣泛同情，國民黨(dang) 當局受到海內(nei) 外輿論的強烈譴責。蔣介石諉過閻錫山“晉逆以猛烈炮火圍攻城垣……作此毀滅聖跡之舉(ju) ”[61]，並派員慰問孔府。在此氛圍下，反孔很難再有輿論空間。戰後，蔣介石大權獨攬，身兼行政院長與(yu) 教育部長，蔣夢麟退出權力核心[62]，反孔派喪(sang) 失繼大學院之後的又一陣地。加之，大同盟等青年革命力量受到清理，激進勢力在黨(dang) 內(nei) 全麵退場，反孔難以再有作為(wei) 。

為(wei) 彌補因損毀林廟而一落千丈的政權形象，1931年3月，蔣介石、張學良、戴季陶，甚至包括蔡元培、丁惟汾在內(nei) 的國民黨(dang) 要員二十餘(yu) 人聯名募款倡修曲阜孔廟。[63]4月17日，國民政府第十九次會(hui) 議根據戴季陶、於(yu) 右任、邵元衝(chong) 三委員提議通過撥款修複曲阜孔廟案。[64]同時，戴季陶盛讚“此兩(liang) 家（孔孟）之存在，實為(wei) 中國民族莫大之光榮”，提議製定《奉祀官條例》，將衍聖公納入黨(dang) 國體(ti) 製以傳(chuan) 久遠，並保護其一應祀產(chan) ，變相否定了改革林廟案。[65]至1934年，國民政府恢複祀孔、優(you) 待孔氏嫡裔，並仿“國父”陵園例將孔廟興(xing) 修提升至國策工程，尊孔複古達到頂峰。

由此可見，改革曲阜林廟案實為(wei)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尊孔與(yu) 反孔之總對決(jue) 與(yu) 分水嶺，其持續時間之長、對抗程度之激烈、參與(yu) 勢力之廣泛，為(wei) 民國儒學史上所僅(jin) 有。綜觀全案，不難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首先，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國民黨(dang) 內(nei) 不同派係和階層在意識形態與(yu) 文化理念上存在巨大分歧。一方麵，以蔣介石為(wei) 首的軍(jun) 政實權派多為(wei) 尊孔的保守主義(yi) 者，出於(yu) 個(ge) 人文化取向及反共、重建文化正統之需要，堅持恢複中國固有道德並儒化三民主義(yi) ；另一方麵，自由派與(yu) 左派青年黨(dang) 員則堅持自由開放與(yu) 大革命傳(chuan) 統，高揚反孔、反封建旗幟。惟黨(dang) 國肇建、未遑文化建設之時，尊孔與(yu) 否多由各派自身觀點及當下政治需要而定，缺乏對儒家文化轉型的整體(ti) 設計，這不僅(jin) 阻礙了儒學的現代化，反而引起更大社會(hui) 對立。這種對立在改革林廟案中得到全麵體(ti) 現，其曲折反複、對壘頡頏的過程，正是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縮影。

其次，儒家傳(chuan) 統價(jia) 值在國民黨(dang) 建政後仍有強大之生命力，社會(hui) 轉型及文化重構必須解決(jue) 如何對待儒學的問題。五四以來，儒學雖喪(sang) 失了獨尊地位，但其思想模式、倫(lun) 理規範在中國社會(hui) 依舊有堅固的曆史根基，圍繞林廟案，不僅(jin) 黨(dang) 國實權派與(yu) 反孔派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博弈，孔教、工商界以及行會(hui) 、團練、士紳等基層社會(hui) 領導力量也廣泛參與(yu) 其中，充分顯示了尊孔在中國社會(hui) 擁有廣泛共識，故國民黨(dang) 對儒學的利用有其必然性與(yu) 合理性，非唯蔣介石等實權派個(ge) 人因素或階級性使然。而國民政府初期文化轉型的困境，又可成為(wei) 曆史之鏡鑒，使當下中國對待儒學更趨科學化、合理化。

最後，中國的反孔運動為(wei) 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對華文化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機。近代以來，為(wei) 喚起中國對“同文同種”之共鳴，取得在華文化霸權、遂行侵略目的，日本儒林及軍(jun) 國主義(yi) 極力主張以儒學對華相號召，這種企圖在在改革林廟案中得以充分體(ti) 現。而出於(yu) 改善中日關(guan) 係與(yu) 鞏固國家統一的需要，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在客觀上順應了日方的尊孔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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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孔明（1989-），男，山東(dong) 滕州人，孔子第七十五代孫。日本早稻田大學東(dong) 方史學專(zhuan) 業(ye) 文學碩士，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係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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