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王魯”說芻議：以董仲舒為(wei) 中心

作者：楊運籌（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8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九月十一日癸卯

          耶穌2020年10月27日

內(nei) 容提要：《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提出了“王魯”說。“王魯”，即以魯或假托魯為(wei) 王。“王魯”說遠承孔子“變魯”說，所謂“齊一變至於(yu) 魯，魯一變至於(yu) 道”，“變魯”，即變魯至於(yu) 道。

“王魯”又與(yu) “絀夏”“新周”“故宋”相聯，王魯，即魯繼周為(wei) 新王，它符合三統循環、文質相複的王朝更迭理則。董仲舒等漢人論定“王魯說”一方麵是上探孔子“緣魯以言王義(yi) ”的微旨，另一方麵是要處理漢代秦而興(xing) 的合法性問題。

而在具體(ti) 處理漢朝代秦而興(xing) 的解釋學說時，“三統循環”之外尚有“五德終始”，兩(liang) 者是聯係在一起的，並且彼此衝(chong) 突。出於(yu) 勾銷秦統，為(wei) 漢立法的意圖，董仲舒采用“三統循環”而不取“五德終始”。

質言之，漢為(wei) 新王，直接上承三代，而非接續秦統。魯和漢皆是“新王”，故而，董仲舒申述“王魯”說，內(nei) 裏映照的實際是王漢，以漢為(wei) 新王。

關(guan) 鍵詞：春秋；王魯；孔子；董仲舒；王漢

司馬遷自陳其作史之因由，乃是上承孔子而紹法《春秋》，論《春秋》有言道：“撥亂(luan) 世反之正，莫近於(yu) 春秋。春秋文成數萬(wan) ，其指數千。”（《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師事董仲舒，論“春秋”多襲用董義(yi) 。

董仲舒其人精於(yu) “春秋”：“故漢興(xing) 至於(yu) 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wei) 明於(yu) 春秋，其傳(chuan) 公羊氏也。”（《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董仲舒在闡發“春秋大義(yi) ”中，提出了“王魯說”，《三代改製文》“故《春秋》應天之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qin) 周，故宋。”[1]

踵繼董仲舒，何休積數年之力撰成《春秋公羊解詁》，專(zhuan) 門發揚春秋義(yi) 法，“王魯說”被列入“三科九旨”中的“一科三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2]“《春秋》托新王受命於(yu) 魯”。[3]

換言之，“《春秋》當新王”就是“王魯”。何休之後，“王魯說”遂成為(wei) 後來公羊家說解“春秋”的定論。[4]那何謂“王魯說”？

一、董子“王魯”說

董仲舒論說“王魯”，依《春秋繁露》，顯見的除上文所引《三代改製文》，另有《俞序》與(yu) 《奉本》，說法略有差異。

《俞序》有：“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wan) 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wei) 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5]

《奉本》有：“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lun) ，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luan) 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yu) 粗粗，終於(yu) 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6]

董仲舒兩(liang) 次提到孔子作《春秋》，因行事以加王心。在《奉本》中，“王魯”被稱之為(wei) “緣魯以言王義(yi) ”：“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yi) ，殺隱、桓以為(wei) 遠祖，宗定、哀以為(wei) 考妣，至尊且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

前是常數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言會(hui) 。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nei) 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強，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yu) 我無以親(qin) ，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qin) 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於(yu) 稷之會(hui) ，言其成宋亂(luan) ，以遠外也；黃池之會(hui) ，以兩(liang) 伯之辭，言不以為(wei) 外，以近內(nei) 也。”[7]

“前是常數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與(yu) “大國齊、宋，離不言會(hui) ”兩(liang) 句曆代名家皆無確解，蘇輿以為(wei) 兩(liang) 句有脫誤，不知確否，即便是也不影響對文義(yi) 的整體(ti) 性理解。

結合以上《俞序》與(yu) 《奉本》的兩(liang) 段話，可知董仲舒的意思是：因有王心，故“緣魯以言王義(yi) ”，孔子之作《春秋》，是假借魯史來寄寓改製的王法，這正是對王魯說的發凡。

以現有的文字材料看，“王魯說”首見於(yu) 董仲舒。董氏自有師承，“子夏傳(chuan) 與(yu) 公羊高，高傳(chuan) 與(yu) 其子平，平傳(chuan) 與(yu) 其子地，地傳(chuan) 與(yu) 其子敢，敢傳(chuan) 於(yu) 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yu) 竹帛，與(yu) 董仲舒。皆見於(yu) 圖讖。”[8]

子夏，即卜商，為(wei) 孔子弟子，從(cong) 子夏至公羊壽，計有五代，董仲舒師出公羊壽，為(wei) 公羊正傳(chuan) 。換言之，董仲舒之學脈可以上溯孔子。經分今古，漢武帝設立的五經博士，乃至宣帝時共存的十四博士，都屬於(yu) 今文。今文經師授源流，都可上達孔子，董仲舒之公羊學隻為(wei) 其中之一。與(yu) 今文經相比，古文經無師授。

說古文經無師授也不太恰當，古文經也有師授，古文經以文字、詁訓為(wei) 法解經，古文經師也有老師，其後更有弟子，隻是古文經不如今文經重義(yi) 法，這一點在《春秋》經上體(ti) 現尤為(wei) 明顯。《春秋》有三傳(chuan) ，《左傳(chuan) 》重史實，《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重義(yi) 理，即常說的“微言大義(yi) ”。

當然，今古經之別也有一個(ge) 時間先後，“《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xing) ，故謂之今學。”[9]《公羊傳(chuan) 》在未著於(yu) 竹帛之前，同其他的儒家經籍類似，靠的是口傳(chuan) 心授。

口傳(chuan) 心授不能記載於(yu) 籍，徐彥以為(wei) ：“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shu) ，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10]孔子自然不能確知身後之事，說孔子“知秦無道，將必燔書(shu) ”雲(yun) 雲(yun) ，顯係推尊孔子和神化其作《春秋》之事。

徐彥之說實出於(yu) 何休：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yu) 密。《公羊傳(chuan) 》雲(yun)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何休解雲(yun) ：“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製，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shu) 》，其說口授相傳(chuan) ，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yu) 竹帛，故有所失也。”[11]

口傳(chuan) 心授當確有其事，但無法論定其實，所能探討的隻能是見之於(yu) 竹帛、傳(chuan) 於(yu) 後世的文字。[12]

以《公羊傳(chuan) 》看，記載了多個(ge) 公羊先師，學者已有所梳理。[13]如是說來，董仲舒公羊之學不排除有繼承自孔子、公羊先師的“微言大義(yi) ”。但到底哪些是習(xi) 傳(chuan) 的義(yi) 法，哪些是董仲舒個(ge) 人的發揮，無從(cong) 考論，若是真有，習(xi) 傳(chuan) 的和發揮的已經融為(wei) 一體(ti) ，難以區分。

董仲舒尊孔，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因行事而加王心”、“緣魯以言王義(yi) ”，此即王魯。“王魯說”出自公羊先師還是董仲舒，不得而知。既然有所口傳(chuan) 心授，循著這個(ge) 路徑，不禁要追問，孔子本人是否有“王魯”或者說同“王魯”有相近的表述及思想傾(qing) 向。

二、孔子“變魯”說

孔子答子張“十世可知也？”之問，“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繼周者到底是誰？孔子沒有明確地說，隻是在由殷、周二代在各自繼承前代禮製時所做的增損補益時，總結出了王朝更迭的一般理則。[14]

換句話說，繼周者無論是誰，在禮製上都必然要遵循增損補益的理則，即便繼周者是魯國，也不能例外。按照潘雨廷所論，孔子一生之思想先後經曆了“為(wei) 東(dong) 周”-“西周文王之德”-“堯舜之德”-“天之曆數”的變化，且在這個(ge) 過程中孜孜以求“變魯”之道。[15]

“變魯”，孔子亦說，“齊一變至於(yu) 魯，魯一變至於(yu) 道。”（《論語·雍也》）對於(yu) 此章的解釋，眾(zhong) 說紛紜，茲(zi) 列如下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見解：

（1）包（鹹）曰：“言齊、魯太公、周公之餘(yu) 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xing) 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16]

（2）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yu) 習(xi) 。魯則重禮教，崇信義(yi) ，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墮爾。道，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17]

（3）變魯而至於(yu) 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yu) 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18]這三種說法，各有偏重，大義(yi) 相近。齊魯同為(wei) 東(dong) 方封國，但風教差異巨大，王道與(yu) 霸道、禮樂(le) 與(yu) 刑政，各自變革的方法不盡相同。

齊魯之別，如包鹹所說，其來有自也。據司馬遷《史記·魯世家》記載，“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sang) 三年然後除之，故遲。”

太公亦封於(yu) 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cong) 其俗為(wei) 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周公受封於(yu) 魯國，本該前往封地，但武王早歿，成王年幼，周公不得已留京輔佐，同時讓自己的兒(er) 子伯禽就任魯國。伯禽治理魯國，三年有成，於(yu) 是向周公述職。三年，相比於(yu) 太公望三月治齊而言，周公認為(wei) 伯禽報政的速度太慢，時間太長。

伯禽治理魯國，“革其俗，變其禮，喪(sang) 三年而後除之”，體(ti) 現的是禮製的基本精神，“尊尊親(qin) 親(qin) ”，可見魯國是完全貫徹宗法禮製，所以報政遲緩。而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ye) ，便魚鹽之利”因地製宜，所以報政迅速。

一魯一齊，治國方式迥異，頗有儒道之辨的意味。太公預言魯國日後必定臣事齊國，同樣地，周公也預言齊國“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19]魯在宗法禮製之下，世卿世祿，長此以往，社會(hui) 發展緩慢。齊舉(ju) 賢尚功，任用異姓賢才，國家權力必陷於(yu) 他人。

劉向總結說，齊有霸者之跡，魯有王者之跡。[20]值得注意的是，何以太公、周公都預言了各自的國運，但卻不給出可能的應對策略，任其發展呢。其實不難理解，各自的治國理念已定，國家氣象已成，況且天道不可違。

時間推進到春秋之世，周室東(dong) 遷，勢力一落千丈，先後出現五霸。齊桓公任用管仲，管仲仍然沿襲齊國舊有“伸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悅”（《史記·齊太公世家》），爾後成為(wei) 春秋首霸。

齊桓公“尊王攘夷”，孔子極為(wei) 讚許，同時推重管仲。桓公稱霸不以兵車，不是真正的不依靠兵車，試想，既要稱霸諸侯，沒有強大的兵車、武備絕無可能。說不以兵車，是嘉許齊桓、管仲“尊王攘夷”的“正而不譎”。

齊國因其富庶和兵力，稱霸一時，但管仲死後，迅速衰落，到孔子之世，田氏崛起，國政已經不在宗室。這一點倒是和魯國相似。魯國完整繼承了西周禮製，但宮室權利逐漸被三桓攫取。三桓的行為(wei) 確實不符合臣子之道，君臣名分尚在，從(cong) 側(ce) 麵反映出禮治的功效。

孔子變魯，任大司寇、隳三都，可惜的是，重振宮室宣告失敗，於(yu) 是周遊列國，這算是孔子變魯的具體(ti) 政治實踐。周遊列國，實際上也是在尋求變魯之道。[21]

孔子曾說“魯衛之政，兄弟也”。（《論語·子路》）魯衛本同為(wei) 姬姓同宗，在血緣上親(qin) 近。其時的衛靈公因寵信南子，造成南子與(yu) 衛國世子蒯聵的衝(chong) 突，致使國力日漸衰退。衛靈公或說衛國之所以不亡，如孔子所說，有賢人在位，衛國所以不亡。

周遊列國之後，孔子亦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le) 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編訂經籍，修訂《春秋》，孔子借魯史而言誌，“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所謂“變魯”，以齊之武備結合魯之文事，換言之，由齊國的霸道經魯國的禮儀(yi) 教化而成王道。齊國富庶，齊一變至於(yu) 魯，與(yu) “富而後教”相通。王道教化，更需賢人在位輔政。齊-魯-道，魯已非春秋之時的魯，而是周室禮儀(yi) 、王道的代稱。

達至道，若用孔子自己的話來說是，“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

三、春秋“王魯”說

董仲舒說“王魯”，孔子“因行事以加王心”“緣魯以言王義(yi) ”，可謂“變魯”的發展，有孔子修訂《春秋》用意。談“王魯”，顯然不能抽離來談，《三代改製文》中，董仲舒將“王魯”“絀夏”“新周”“故宋”並置。“絀夏”也叫“絀杞”，杞為(wei) 夏之後，魯分封大禹之後東(dong) 樓公於(yu) 杞地，延續夏朝的宗祀，爵位為(wei) 公。

“三統”是指前兩(liang) 朝並己為(wei) 三統，《春秋》托魯為(wei) 王則需要將夏絀置，體(ti) 現在《春秋》書(shu) 法上是，莊公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杞伯本應稱“公”，此處卻稱“伯”，表明絀夏或絀杞。複次，僖公二十三年有“杞子卒”，蘇輿解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為(wei) 徐、莒脅，不能死位。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絀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22]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製文》認為(wei) ，這是推周為(wei) 新王的體(ti) 現。依據成例，絀夏之公為(wei) 伯，大禹自然應該並入帝皇序列。

絀夏之後是親(qin) 周。親(qin) 周或者新周，是用“親(qin) ”還是“新”，蘇輿辯論甚詳，以為(wei) 當作“親(qin) 周”。[23]“親(qin) 周”和“新周”的討論，與(yu) 《大學》“親(qin) 民”“新民”類似，大學之道是通過“親(qin) 民”而達到“新民”，同理，“春秋”通過“親(qin) 周”達到“新周”。《春秋》兼有托魯為(wei) 王與(yu) 尊周兩(liang) 意。

《公羊傳(chuan) 》僖公二年、僖公十四年、襄公元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三年皆論及“實與(yu) 而文不與(yu) ”。“實與(yu) 而文不與(yu) ”，實際上讚成，而文辭上不讚成。諸侯本受命於(yu) 周王，沒有私自分封國家的權利。

周王室東(dong) 遷之後，勢力一落千丈，天子徒有虛名，無法主持天下大局以實現撥亂(luan) 反正，又屈居於(yu) 洛邑一帶，這與(yu) 小國沒有差別。在這種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情況下，天下諸侯有相互滅亡的，有能力去救援則救援是完全可以的。

換言之，諸侯不得專(zhuan) 封專(zhuan) 討，但天子沒有實權，諸侯又可以專(zhuan) 封專(zhuan) 討，體(ti) 現在《春秋》書(shu) 法上就叫做“實與(yu) 而文不與(yu) ”。當然，專(zhuan) 封專(zhuan) 討，不是任何諸侯都會(hui) 得到讚許的，除非是像秉持道義(yi) 的齊桓公一般方可。

宋與(yu) 杞都是王者的後代，周初微子啟被分封在宋地，延續殷商的宗祀。絀夏後，大禹已經歸入帝皇序列，故宋，宋就成為(wei) 三統中的第一統。即是說，對新王而言，宋和周同為(wei) 舊二王之後。

絀夏、故宋、新周，按照董仲舒的解釋，三代更迭的理則是文質相複，三統循環。三代各自所尚，初見於(yu) 《禮記·表記》，[24]其後解經家各自敷衍成文，文質相複更為(wei) 明確地說明是司馬遷。

夏道尚文，殷道尚質，周道尚文，《春秋》改周之文，從(cong) 殷之質，一文一質，由質而文，由文返質，循環往複。這應該算得上是儒家的曆史觀或曆史哲學。

文質往往又和三統相聯。三代夏、殷、周，三代即是三統，三統也叫三正：“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yu) 營室，鬥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幟尚黑，郊牲黑，冠於(yu) 阼，昏禮逆於(yu) 庭，喪(sang) 禮殯於(yu) 東(dong) 階之上。祭牲黑牡，樂(le) 器黑質。

法不刑有懷任新產(chan) ，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虛，鬥建醜(chou) 。

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大節綬幟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於(yu) 堂，昏禮逆於(yu) 堂，喪(sang) 事殯於(yu) 楹柱之間。

祭牲白牡，薦尚肺。樂(le) 器白質。

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

正赤統者，歷正日月朔於(yu) 牽牛，鬥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大節綬幟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牲角栗。冠於(yu) 房，喪(sang) 禮殯於(yu) 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le) 器赤質。

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yang) 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25]

以上論三統或三正的文字不少，足見董仲舒對三正的重視。如其篇目所示“三代改製”，新王朝初立的“改製”問題，“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與(yu) ，通以己受之於(yu) 天也。”[26]

何休進一步歸納為(wei) “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yu) 天，不受於(yu) 人。”[27]夏代尚黑，殷代尚白，周代尚赤，因而服飾、犧牲、器械對應相關(guan) 的顏色。

夏代建寅，以農(nong) 曆正月為(wei) 歲首，殷代建醜(chou) ，以農(nong) 曆十二月為(wei) 歲首，周代建子，以農(nong) 曆十一月歲首。三統，周為(wei) 天統，殷為(wei) 地統，夏為(wei) 人統。

“一曰天統，為(wei) 周十一月建子為(wei) 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醜(chou) 為(wei) 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wei) 正，人始成之端也。”[28]十三月，正月。《春秋》開篇“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chuan) 》解為(wei)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孔子作《春秋》，《公羊傳(chuan) 》從(cong) 立法改製角度解析，認為(wei) 文王是奠立王道政教的受命王，《春秋》本應“行夏之時”，但出於(yu) 政教目的，沿用周正。[29]王者通三統，《春秋》有“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

何休雲(yun) ：“二月、三月皆有王，二月，殷之正月頁，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王，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30]

正月、二月、三月采用的周正，二月是殷之正月，三月是夏之正月。《春秋》編年，對於(yu) 所記載的曆史，可以從(cong) 夏正、殷正、周正三個(ge) 中的任何一個(ge) 時間維度去看待，董仲舒、何休及其後的公羊家釋“王”為(wei) “文王”，“正月”為(wei) “周之正月”，表明了《春秋》所延用的周正內(nei) 裏是包含了夏正與(yu) 殷正。

用周正，編年紀實係在魯國上，以魯史為(wei) 經，以他國之史為(wei) 緯，不免存在“王魯”的因素或傾(qing) 向，無怪乎公羊家以“王魯”解釋《春秋》與(yu) 孔子修《春秋》之意旨。

換言之，《春秋》用周曆，周曆內(nei) 含夏曆、殷曆，夏為(wei) 人統、殷為(wei) 地統、周為(wei) 天統，三統統於(yu) 《春秋》，通三統而大一統。以周之一統為(wei) 大，而魯承繼周，諸國曆史係在魯國曆史上，有合於(yu) “王魯說”。

四、董子“王漢”說

董仲舒言，“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春秋繁露·三代改製文》）。三統循環，繼周者當為(wei) 魯，王魯也。而依據董仲舒的闡釋，固然不錯，但顏色涉及的是“五行”，引入“五行”就要考慮五行之間的生克。

《春秋繁露》中以“五行”命名或與(yu) “五行”相關(guan) 的有《五行對》《五行之義(yi) 》《五行相生》《五行相勝》《五行變救》《五行五事》等數篇，此見董仲舒對“五行”的重視。“三統循環”與(yu) “五行生克”是解釋王朝更迭的兩(liang) 個(ge) 係統，兩(liang) 相結合不免存在衝(chong) 突和矛盾。

夏尚黑，黑屬水，殷尚白，白屬金，周尚赤，赤屬火，水克火，火克金，金卻不克水，不符合三統循環、文質相複。如是，“三統”與(yu) “五行”必須分別看待，盡管“三統說”中含有顏色替換的向度。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構建了一套繁複的“五行係統”，其中有三次提到了“火”與(yu) “本朝”的關(guan) 係，分別是《五行相生》中“南方者火也，本朝”；《五行相勝》中“夫火者，本朝”；《五行順逆》中“火者夏，成長，本朝也。”

本朝即是漢朝，董仲舒以為(wei) 屬火德。漢朝到底屬於(yu) 哪一德，漢人本身也爭(zheng) 論不休。《史記·曆書(shu) 》記載，漢初沿襲秦曆，秦屬水德，漢亦水德；至文帝時，公孫臣認為(wei) 漢為(wei) 土德。水德、土德，加上董仲舒所說的火德，就有三種說法。漢為(wei) 哪一德，關(guan) 乎漢王朝繼承哪一統，通俗地講就是漢王朝的合法性問題。

秦屬水德，尚黑，以“五行生克”論，繼秦之漢當為(wei) 土德，土克水，尚黃。這與(yu) 董仲舒所說的漢為(wei) 火德相抵牾。同理反推，既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春秋繁露·三代改製文》），那麽(me) 繼承周的就應該是尚黑的秦，從(cong) 曆史看，繼周的本來秦，而經文寫(xie) “王魯，尚黑”，如何解釋？

秦人世代居住於(yu) 偏遠的西陲，了解和運用“五行說”卻甚早。秦襄公始祭白帝，德公祭青帝，靈公祭黃帝和炎帝，始皇之時更有人論黃帝為(wei) 土德、夏為(wei) 木德、殷為(wei) 金德，周為(wei) 火德，秦變周當為(wei) 水德。

“自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記·封禪書(shu) 》）“五德終始說”本由戰國齊人鄒衍所創，鄒衍頗有聲名，受到各國國君的禮遇，以至於(yu) 司馬遷感歎道：“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yu) 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yu) 齊梁同乎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

鄒衍之學說也因之而流布甚廣，始皇采用也在情理之中。與(yu) “五行”相配，秦國采用顓頊曆，顓頊曆建亥，以農(nong) 曆十月為(wei) 歲首。

建亥與(yu) 夏建寅、殷建醜(chou) 、周建子有本質不同。清人提出“改正亦改時”，學者對此作出解釋，認為(wei) 清人的意思是四季的時間會(hui) 隨著改正而變化。[31]此說明顯有誤，混淆了月建和農(nong) 曆。

建寅、建醜(chou) 、建子、建亥，是說歲首、新年從(cong) 哪一個(ge) 月開始，農(nong) 曆中的二十四節氣是固定的，不會(hui) 因為(wei) 歲首的變化而變化。

建亥的顓頊曆，《春秋緯·命曆序》說顓頊部落共傳(chuan) 20世，計350年，《易緯·稽覽圖》又說傳(chuan) 了500年，孰是孰非，不知究竟。秦本為(wei) 顓頊帝之後，顓頊帝絕地通天，創製了顓頊曆，以此來說，秦或許一直延用顓頊曆。

秦一統天下之後，顓頊曆變為(wei) 天下的通行、通用曆，尚黑之風、禮儀(yi) 製度仍然不變。秦的做法，很顯然，並不符合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家所言：“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與(yu) ，通以己受之於(yu) 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製文》）

顯然秦人隻知或隻用“五德終始”說。董仲舒、何休為(wei) 漢人，論“王魯”，除了推原孔子作《春秋》之旨意，也是在為(wei) 漢王朝正名。劉邦建立漢朝，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情，相對於(yu) 夏殷周秦四代來說，劉邦出身低微，並不像之前的朝代，它們(men) 都是通過幾代、十幾代乃至幾十代人的努力而建立。因之，如何解釋劉邦、漢王朝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成為(wei) 漢儒必須要麵臨(lin) 的問題。

“王魯”，公羊三世說有“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內(nei) 其國”指魯，魯就是夏，夏，“中國有禮儀(yi) 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32]“王魯”即是王華夏。

秦處西陲，曆來被中原各國視為(wei) 西戎狄仲，故而董仲舒論“三代改製”特別論及：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王魯”於(yu) 董仲舒、何休等漢人而言又具有了時代意義(yi) ，“王魯”“王（華）夏”同於(yu) “王漢”。

漢繼秦而起，繼承了秦的製度，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漢朝的建立者無尺寸之地、無累世之功，最終卻奪取了天下，這與(yu) 三代據德尚仁享有天下者截然不同。如何處理和解釋秦漢兩(liang) 朝的代繼成為(wei) 漢儒念茲(zi) 在茲(zi) 的問題。

秦國、秦朝知曉“五德終始”之說，但不知“三統循環”“文質相複”之說。依據董仲舒、何休等漢人的看法，秦並天下後，正朔、服色等皆未變，凡此諸種不合天道。而論定漢代秦而起時，董仲舒認為(wei) 漢本是上接三代，至於(yu) 以漢朝為(wei) 火德，則是他給出的一種說法。

換言之，董仲舒明確區分了“五德終始”與(yu) “三統循環”。畢竟，兩(liang) 套解釋學說本就彼此衝(chong) 突，出於(yu) 勾銷秦統、尊奉漢朝的意圖，董仲舒采用“三統循環”而不取“五德終始”。

注釋：
 
[1]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84-186頁。
 
[2]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3]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4]詳參申屠爐明：《論何休對董仲舒“春秋公羊”學說的繼承和發展》，《齊魯文化研究》2011年第10期；施婧嫻：《孔廣森〈公羊通義〉“王魯說”考辨》，《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2期；曾亦、郭曉冬：《春秋公羊學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5]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55-156頁。
 
[6]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60頁。
 
[7]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73-276頁。
 
[8]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9]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10]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11]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頁。
 
[12]段熙仲：《春秋公羊傳講疏》，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2頁。
 
[13]曾亦、黃銘：《春秋公羊譯注》，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4頁。
 
[14]參見殷慧、張子峻：《“宗周”抑或“黜周”——<論語>“吾其為東周乎”“吾從周”析論》，陳明、朱漢民主編：《原道》，2016年第3期，新星出版社。
 
[15]潘雨廷：《易學史發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2頁。
 
[16]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39頁。
 
[1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0頁。
 
[18]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嶽麓書社1994年版，第241頁。
 
[19]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巴蜀書社2002年版，第1123-1124頁。
 
[20]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69頁。
 
[21]潘雨廷：《易學史發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頁。
 
[22]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86頁。
 
[23]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頁186頁。
 
[24]《禮記正義》，鄭玄注，孔穎達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9—2082頁。
 
[25]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90頁。
 
[26]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82頁。
 
[27]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頁。
 
[28]《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951頁。
 
[29]曾亦、黃銘：《春秋公羊傳譯注》，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3頁。
 
[30]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頁。
 
[31]曾亦、黃銘：《春秋公羊傳譯注》，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3頁。
 
[32]《左傳正義》，杜預注，孔穎達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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