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之學的新開展

——範仲淹思想重估

作者：謝琰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3期

作者簡介：謝琰，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wei) 唐宋文學。出版學術專(zhuan) 著《北宋前期詩歌轉型研究》，普及著作《課本裏的古詩詞》，譯著《中國曆史中的情感文化》（合譯），參編教材2部，發表學術論文50餘(yu) 篇。擔任中央電視台“中國詩詞大會(hui) ”命題組專(zhuan) 家，“經典詠流傳(chuan) ”文學顧問。

內(nei) 容摘要：本文突破理學框架，對範仲淹思想進行重估。他的政治思想以“綱紀”為(wei) 核心理念，細化的“條例”成為(wei) “綱紀”的核心內(nei) 容。他的哲學思想緊密依附於(yu) 政治思想，以簡樸的“修身”理念為(wei) 核心，“誠”與(yu) “中”構成“修身”的主要內(nei) 容。合而觀之，範仲淹思想的實質是製度之學，其三大特色是：史學立場，職能本位，修身出口。他在儒學畛域之內(nei) 開啟了主體(ti) 性的製度之學，為(wei) 此後的道德性命之學提供了永恒的參照物和挑戰者，這是他對於(yu) 宋代思想史的主要貢獻。

關(guan) 鍵詞：範仲淹  製度之學  思想重估  綱紀  修身

範仲淹是偉(wei) 大的政治家。他是慶曆新政的核心人物，是文武雙全的奇才，是北宋士風振起的標杆與(yu) 楷模。同時，他也是影響深遠的思想家。慶曆之學的翹楚以及下一代學者中的英傑，如孫複、胡瑗、石介、李覯、歐陽修、王安石、張載，都直接受到他的熏染、推獎、點撥。由於(yu) 史料記載的豐(feng) 富，範仲淹的政治實踐及政治史地位，已經得到充分研究[1]。但是他的思想著述相當有限，常被討論的隻是一篇《易義(yi) 》、幾篇雜文以及一組律賦，所以其思想麵目不易描述，思想史地位不易權衡。由於(yu) 理學研究在宋代思想史研究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所以學界總是試圖在有限的文本中，發掘其在經典闡釋、哲學方法論、哲學概念運用等方麵的突破與(yu) 創獲，從(cong) 而為(wei) 範公確立理學先驅的地位[2]。這樣一種基於(yu) 理學立場的思辨研究，不完全符合範仲淹的思想特點，更與(yu) 其動筆少、思辨少的著述特點不盡契合，容易帶來過度闡釋，不利於(yu) 認清其思想的真實麵目與(yu) 真正價(jia) 值。

筆者認為(wei) ，範仲淹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思想家。他的思想特點，必須放在廣泛的政治實踐中予以觀照，才能得到合理的描述與(yu) 評判。反過來，正由於(yu) 他是具備“縝密多知之才”[3]的思想家，所以他的政治實踐並非諸多政治觀念及行為(wei) 的拚湊與(yu) 連綴，而是包含深邃的考量和縝密的體(ti) 係，具有很高的思想價(jia) 值。李存山先生曾以“明體(ti) 達用之學”來涵蓋範公革新政令、創通經義(yi) 、立教興(xing) 學等多方麵成就[4]，此概括十分精辟。不過，範公對於(yu) 儒學之“體(ti) ”的認識程度，對於(yu) 儒學之“用”的實踐思路，對於(yu) “明體(ti) ”與(yu) “達用”二者關(guan) 係的處理方式，仍需要進一步辨析和厘清。本文擬突破理學研究的框架，從(cong) 範仲淹思想中的幾個(ge) 重要理念或概念入手，先重估其政治思想，進而重估其哲學思想，最終揭明其思想實質及曆史地位。

一、細化的“綱紀”：範仲淹政治思想重估

目前學界對慶曆新政性質的共識是：“擇吏為(wei) 先”[5]，“以澄清吏治為(wei) 首要的、根本性的任務”[6]。此種任務的確定與(yu) 執行，並非一時興(xing) 起。範仲淹對於(yu) “擇吏”有一套獨特且長久的思考過程。他是從(cong) 製度建設角度來看待“擇吏”的，前者是後者的背景，後者是前者的核心。製度，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綱紀”。

“綱紀”，或稱“紀綱”，在範集中有廣、狹二義(yi) 。廣義(yi) 的“綱紀”，是國家各項製度的統稱，如其《答手詔條陳十事》雲(yun) ：“綱紀寖隳，製度日削，……綱紀製度，日削月侵，官壅於(yu) 下，民困於(yu) 外，……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製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7]“綱紀”一詞，還有專(zhuan) 指官僚製度之狹義(yi) ，即範公所謂“設官之大端”“百司者朝廷之綱紀”“正百司之綱紀”“百司之綱有所未振”“振百司之綱紀”“官者一人之股肱兆民之綱紀”[8]。慶曆革新雖以“擇吏”為(wei) 中心任務，但此一階段的士大夫並不具備足夠的意願和能力去實施如元豐(feng) 改製那樣的體(ti) 製改革。範仲淹終其一生亦無體(ti) 製改革的宏願，他關(guan) 注的重點是官僚職能的整肅。他希望在不改變國家體(ti) 製的前提下，對具體(ti) 官僚職能進行修補整肅，從(cong) 而形成一個(ge) 穩定、長久的完美體(ti) 製。借用當今電腦術語來說，他不做“係統重裝”，而隻做“係統清理”或“係統升級”。

早在天聖五年的《上執政書(shu) 》中，範公就提出，“縣令郡長”當“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學校之製”當“約《周官》之法，興(xing) 闕裏之俗”，西北戰事當“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9]。在後來諸多討論官僚製度的奏議中，範公幾乎言必稱《周禮》，不但談宰輔時引“三公兼六卿之職”為(wei) 法則[10]，就連討論“遺人”“醫師”這樣的小官也援引《周禮》條文為(wei) 據[11]。他希望上下群臣皆能明悉職責、盡心履職。故其《推委臣下論》雲(yun) ：

夫執持典禮，修舉(ju) 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nei) 養(yang) 萬(wan) 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畧，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yi) ，觸搢紳之邪，此禦史府之職也。治繁劇，製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yu) 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此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12]

這真是一幅精要的“百官圖”！有意思的是，景祐三年範仲淹指斥呂夷簡時獻給仁宗的也恰恰是一幅“百官圖”，且雲(yun) ：“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13]同樣體(ti) 現了其對官僚職能的重視。

官僚職能的整肅，在範公看來就是“綱紀並舉(ju) ”，反之，則是“紊亂(luan) 綱紀”。翻檢範集，時時可見他以“綱紀”這樣嚴(yan) 肅的理念，來評判各級官僚職能的整肅情況：

《再奏乞兩(liang) 府兼判》：臣昨上愚見，乞詔兩(liang) 地輔臣兼領要務。蓋欲朝廷綱紀並舉(ju) ，以救因循之弊。……我國家承五代破散之弊，未能複三代漢唐之製，事多權宜。……陛下既能責兩(liang) 地之職業(ye) ，大臣必能振百司之綱紀。綱紀備用則政令既行，政令既行則天下自理。[14]

《奏乞定奪在京百司差遣等第》：臣竊見內(nei) 諸司並百司，顯有緊慢高下，事體(ti) 不同。今來臣僚不拘官職大小，各取便乞勾當，紊亂(luan) 綱紀，深屬未便。……所貴百司有倫(lun) ，不至輕授。[15]

《答手詔條陳十事》：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為(wei) 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lin) 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16]

《奏杜杞等充館職》：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必亂(luan) ，俊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旰昃未暇，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17]

《景祐重建至聖文宣王廟記》：（範宗古）命諸秀前席而言曰：吾之斯來，職在共理，綱紀之設，胡取廢墜？至若嚴(yan) 戟署，崇使館，維城之門，維川之梁，百貨之藏，九年之廩，諸寮之局，浮民之宇，刑訊之室，關(guan) 榷之會(hui) ，皆增其製度，以取新焉。[18]

可見，宰相的統籌力不足，百司的差遣混亂(luan) ，百司的濫用子弟，館職的不得其人，江陰縣令的盡職盡責，都難逃範公巨筆的裁判或銘記。鄧小南先生指出：“（慶曆）新政的倡導者們(men) 主張把京朝官磨勘年限與(yu) 差遣任期統一起來，任事三年方得磨勘；且要求明定考績條件、嚴(yan) 格保任之法，希望把磨勘的重點轉至責求治事實效方麵，以‘使天下政事無不舉(ju) ’。這是宋代三百年曆史中對於(yu) 磨勘製度唯一的一次直接、正麵的衝(chong) 擊。而正是由於(yu)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jiao) 幸者不便’，使新政遭到大批既得權勢者的強烈反對而終至失敗。”[19]這個(ge) 論斷證明了範公整肅“綱紀”的決(jue) 心與(yu) 重心。

在各種製度中，範仲淹最重視官僚製度；在官僚製度中，他又最重視官僚職能。那麽(me) 如何整肅官僚職能呢？範公寄希望於(yu) 命令的細化，也就是製定和頒行各種條例。比如慶曆三年進呈《答手詔條陳十事》之外，他還提交了好幾份瑣細但精密的奏議，如《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qin) 戚恩澤事》《奏重定職田頃畝(mu)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ti) 例》，分別針對“抑僥(jiao) 幸”“均公田”“明黜陟”等改革綱目。這些奏議的內(nei) 容，全部是具體(ti) 詳明的整肅條例。而《答手詔條陳十事》中那些沒有另擬條例的改革綱目，往往在該文中已然擬定了簡明條例或建議朝廷繼續討論、頒行條例，正所謂“臣之所陳，蓋欲周悉，故言辭之間有涉細碎，而於(yu) 國體(ti) 甚大”[20]。令人驚歎的是，即便是簡明條例，也比時賢所議更為(wei) 縝密，如論“精貢舉(ju) ”，歐陽修、蔡襄都請求“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校精”，而範公擔心“舊人扞格，不能創習(xi) 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於(yu) 是建議分成五類情況（“進士舊人三舉(ju) 以上者”、進士“兩(liang) 舉(ju) 初舉(ju) 者”、“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諸科“不會(hui) 經旨”且“三舉(ju) 已上”者、諸科“不會(hui) 經旨”且“兩(liang) 舉(ju) 初舉(ju) ”者），區別對待，使各有所安[21]。這種兼顧新舊、穩步改革的思路，至今仍值得我們(men) 借鑒。

如果細讀範仲淹更多奏議，進而了解更多的生活細節，我們(men) 會(hui) 發現他實在是一個(ge) 在任何領域都崇尚條例的“狂人”。在《奏乞複位三班審官院流內(nei) 銓條貫》中，他擔心“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逐旋衝(chong) 改，久不刪定”[22]。在《奏乞將邊任官員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中，他認為(wei) “苟循常規，將何以勸”，於(yu) 是“乞朝廷別立條製”，“為(wei) 經久之備”[23]。在《奏乞編錄緣邊部署司條貫宣敕事》中，他聽說“朝廷已議差官刪定《天聖編敕》”，但唯恐“諸處多有漏落”，遂“乞朝廷指揮諸路沿邊部署司，令具錄前後宣敕、條貫，候到亦令相度編錄，如一司一務編敕之例，須下逐處各令遵守”[24]。在《奏乞在京並諸道醫學教授生徒》中，他自擬條例，把天下醫生分為(wei) 三類：一是經過官學學習(xi) 、考核而成為(wei) 醫學院教授；二是私下學習(xi) 但經過官學認證而成為(wei) 醫學院教授；三是非正規醫生但治療有效且醫齡十年以上，可以給予一定學術資格[25]。如此精密的條例，放在今天的中醫教育體(ti) 係改革中也是非常合理的方法。最能體(ti) 現其“條例狂人”本色的是《奏災異後合行四事》。在此奏議中，範公既“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又要求“檢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wei) 例冊(ce) ”，又希望“委輔臣等速定勸農(nong) 賞罰條約，頒行天下”[26]。可以設想，如果這些條例都順利編成，幾乎成為(wei) 一部涉及官製、法律、農(nong) 務的小型法典了。如此縝密的整肅職能的習(xi) 慣，當然不是一朝一夕養(yang) 成。早在天聖六年，範公就曾總結泰州修堰的經驗，撰成《堰記》，可惜已佚。到景祐二年，他又總結蘇州治水經驗，寫(xie) 出《上呂相公並呈中丞谘目》和《與(yu) 人論吳中水利書(shu) 》。這些及時的總結、撰述，是他日後倡導或親(qin) 自製定條例的經驗基礎。在工作中如此崇尚條例，在日常生活中範公也不改本色。比如他早年編寫(xie) 《賦林衡鑒》，出於(yu) “繩墨不進，曲直終非”的考慮，對唐人諸賦“載加研玩，頗見規格”，遂編成此書(shu) ，幫助學子“權人之輕重，辨己之妍媸”[27]，事實上正可起到“條例”的效果。而他晚年為(wei) 族人擬定《義(yi) 莊規矩》，也出於(yu) 相似的動機，也能達到相似的效果。

綜上所述，範仲淹的政治思想以“綱紀”為(wei) 核心理念，而“條例”又成為(wei) “綱紀”的核心內(nei) 容。可見，範仲淹關(guan) 於(yu) 製度建設的想法與(yu) 實踐，是極為(wei) 縝密、細化的。這樣的政治思想，源自他對仁宗朝政的兩(liang) 個(ge) 基本判斷：一是“既在承平之朝，當為(wei) 長久之道”[28]，二是“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其毫末，杜其堅冰”[29]。範公的思路是：既然在“承平之朝”，不在五代動亂(luan) 之世，就應該考慮建立長久的製度，而不可追求權宜之計；既然是“明盛之朝”，而不是後來的“四方有誌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或“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就不需要根本性的變革，而應該進行細處的修補與(yu) 夯實，防微杜漸，並積漸成功。“求久”與(yu) “慎微”，是相輔相成的兩(liang) 個(ge) 判斷。兩(liang) 個(ge) 判斷統一在“綱紀”理念中，指引了範仲淹一生的政治實踐。

二、簡樸的“修身”：範仲淹哲學思想重估

目前學界研究範仲淹哲學思想，每有過度闡釋之嫌。如謂《四德說》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本體(ti) 論闡釋”[30]，謂《易兼三材賦》是“對宇宙本體(ti) 論的獨特理論詮釋”[31]，謂《南京府學生朱從(cong) 道名述》“宣告了從(cong) ‘無’的哲學向‘有’的哲學的轉變，從(cong) 道家本體(ti) 論向儒家本體(ti) 論的轉變”，“試圖重建儒家心性之學”[32]，等等。由於(yu) 範仲淹的思想著述過於(yu) 稀少，表述亦太簡略，所以他在本體(ti) 論、心性論問題上到底有無自覺、有無創獲，實在不易定讞。

筆者以為(wei) ，範仲淹的哲學思想緊密依附於(yu) 政治思想。最能體(ti) 現其哲學思想實質的，應該是以下兩(liang) 段話：《答手詔條陳十事》雲(yun) ：“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33]又《上呂相公書(shu) 》雲(yun) ：“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xi) 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34]“修身治民”，語出《中庸》：“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治人”，屬於(yu) 政治思想；“修身”，則屬於(yu) 哲學思想。“修身”是為(wei) “治人”提供合格的主體(ti) 。如何“修身”呢？範公給出了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詞：“誠”與(yu) “中”。

眾(zhong) 所周知，“誠”“中”都與(yu) 《中庸》有關(guan) 。範仲淹雖然重視《中庸》並授讀於(yu) 張載，但他對此中包含的心性論問題的覺悟與(yu) 闡發，似不明朗。範公對於(yu) “誠”的理解，用《南京府學生朱從(cong) 道名述》的話來說就是“必大成於(yu) 心，而後可言焉”[35]，用《四德說》的話來說就是“守誠不回，貞之道也”[36]。“大成”即是“守誠”，其效果是“致道”，也就是“治人”。範公並未將“誠”視作心性概念，而是視作意誌概念，故常將“誠”與(yu) “鍛煉”“修”“致”“至”“竭”“開”等詞語配合使用，強調“誠”的堅貞之質。比如：

《金在鎔賦》：士有鍛煉誠明，範圍仁義(yi) 。[37]

《歲寒堂》：於(yu) 以聚詩書(shu) ，教子修誠明。[38]

《上執政書(shu) 》：況聖賢存誠，以萬(wan) 靈為(wei) 心，以萬(wan) 物為(wei) 體(ti) ，思與(yu) 天下同其安樂(le) 。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39]

《唐狄梁公碑》：及居相位，而能複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yu) 事業(ye) ？……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40]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銘》：誠加於(yu) 物，心竭於(yu) 國，始終一德。[41]

《天章閣待製滕君墓誌銘》：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42]

《與(yu) 謝安定屯田》：某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遑，思所以報，故竭其誠心，自謂無隱爾。[43]

以上“誠”之概念，無論稱“誠明”“誠性”“誠意”還是“誠心”，其實都隻是在說“誠心”，即一般心理功能意義(yi) 上的意誌。具備此種意誌，方能“治人”，正所謂“上誠於(yu) 君，下誠於(yu) 民”[44]。關(guan) 於(yu) 此點，蘇舜欽、蘇軾皆看得極分明。蘇舜欽雲(yun) ：“（範公）閣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為(wei) 己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wan) 物，遠近無不被也。”[45]蘇軾雲(yun) ：“（範公）其於(yu) 仁義(yi) 禮樂(le) 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yu) 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故天下信其誠，爭(zheng) 師尊之。”[46]還有，範公之所以極欣賞滕宗諒，也是看重他的“誠意”。歐陽修說滕公“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wei) 後法”，“不苟一時之譽，思為(wei) 利於(yu) 無窮”[47]，尹洙說滕公“樹教及人”，“切於(yu) 近、通於(yu) 久”，“勇其所樹立，不以險夷自疑於(yu) 時”[48]，都是對“誠”所下的極佳注腳。

範仲淹對“中”的理解，也與(yu) 《中庸》不同，而近於(yu) 《尚書(shu) 》。《洪範》雲(yun) ：“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黨(dang) ，王道蕩蕩。無黨(dang)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ce) ，王道正直。會(hui) 其有極，歸其有極。”《大禹謨》雲(yun)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兩(liang) 段文字都談了“中”，前者具有政治意義(yi) ，後者具有哲學意義(yi) ，二者相互發明。範公在討論製度細節或具體(ti) 條例之時，特別注重主體(ti) 的縝密思考以及主體(ti) 之間的交流商議，稱為(wei) “適中”“酌中”“約”“議”“建極”或類似說法，顯然是對“皇極”“執中”觀念的發揮運用。比如：

《明堂賦》：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處士之橫議。約其製，複其位。儉(jian) 不為(wei) 其陋，奢不為(wei) 其肆。斟酌乎三五，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hui) 之義(yi) ，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49]

《今樂(le) 猶古樂(le) 賦》：舉(ju) 今古而酌中，與(yu) 英莖而豈異。[50]

《上攻守二策狀》：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51]

《上攻守二策狀·議守》：儻(tang) 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ju) 擇官員，約古之義(yi) ，酌今之宜，行於(yu) 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52]

《上執政書(shu) 》：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製，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53]

《答手詔五事》：今須朝廷集議，從(cong) 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滯。[54]

《奏乞兩(liang) 府兼判》：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製，亦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yu) 奪。其大體(ti) 者，別具奏呈，令中書(shu) 、樞密院更從(cong) 僉(qian) 議，然後奏取敇裁。[55]

《奏陝西河北和守攻備四策·河北備策》：考法於(yu) 古，擇利於(yu) 今。[56]

《進李覯明堂圖序表》：覯能研精其書(shu) ，會(hui) 同大義(yi) ，按而視之，可以製作。[57]

這些表述，分而視之則似乎無關(guan) 哲學層麵，合而觀之才能看出範公對於(yu) 人性的精英化考量。他希望各種製度、條例的製定，都應該“朝廷集議”，最好還得有“輔臣與(yu) 奪”；如果不便，也得慎重“舉(ju) 擇官員”；如有李覯那樣的學者“會(hui) 同大義(yi) ，按而視之”，則善莫大焉；如果讓他親(qin) 自“損之益之，以建其極”，那更是樂(le) 意之至；至於(yu) “處士之橫議”，可以斥去。在《奏災異後合行四事》中，他把這種精英意識表達得極為(wei) 露骨：“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58]這是對當時官吏的基本判斷，其實也是對人性的基本判斷。絕大多數官吏是“愚暗”的，而“治人”的重任，必須交給有學問、有理智、有地位且又富於(yu) 商議精神的“明賢者”。他們(men) 能對古今之製精研會(hui) 通，又能和其他精英商酌權衡，從(cong) 而以最大可能性來實現“中道”。總之，在範公看來，“中”是一個(ge) 智識層麵的概念，意味著精英階層的認知力與(yu) 判斷力達到了高度均衡的境界。

綜上所述，範仲淹的哲學思想以“修身”為(wei) 核心理念，而“誠”與(yu) “中”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又構成“修身”的主要內(nei) 容。範公有選擇地突出了“誠”的意誌內(nei) 涵和“中”的智識內(nei) 涵。他沒有在心性層麵設立本體(ti) ，也沒有認識到應該有“識仁”“定性”的工夫，而是希望精英階層在“治人”過程中鍛煉意誌、發展智識，這是一種簡樸的經驗主義(yi) 態度。由於(yu) 範公以“綱紀”為(wei) “治人”之要義(yi) ，所以“修身”理念事實上緊密依附於(yu) “綱紀”理念，為(wei) 後者提供意誌源泉與(yu) 智力支持。

三、主體(ti) 性：製度之學的新開展

範仲淹的政治思想以細化的“綱紀”為(wei) 中心，哲學思想以簡樸的“修身”為(wei) 中心，後者又緊密依附於(yu) 前者，並沒有產(chan) 生獨立的形而上學的玄思，所以範公的思想世界呈現出極為(wei) 踏實、縝密、質樸的趣味。用理學框架來界定、權衡這樣的思想人物，或不得要領，或言過其實。筆者以為(wei) ，隻有抓住製度之學的概念，才能把握範公思想的真實麵目；也隻有將範公放到製度之學的發展曆程中，才能認清其思想的真正價(jia) 值。

筆者所謂製度之學，取其廣義(yi) ，既指研究製度之国际1946伟德，也指建設製度之政治實踐。經學傳(chuan) 統中的“三禮”學、《春秋》學、《尚書(shu) 》學都包含豐(feng) 富的製度關(guan) 懷，曆代朝廷都重視典章製度，士大夫也必須學習(xi) 、遵守、建設製度，所以製度之學包羅深廣，源遠流長，在各個(ge) 時代都有新的發展。範仲淹的製度之學是對這個(ge) 傳(chuan) 統的全麵回應與(yu) 積極開拓。具體(ti) 而言，其製度之學有以下三個(ge) 特色：

第一，從(cong) 国际1946伟德來看，範仲淹的製度之學主要取史學立場而非經學立場。漢唐古文經學的訓詁考據工夫，不為(wei) 範仲淹所取，雖然其求實態度與(yu) 範公相通。漢代今文經學（尤其是公羊學）強調“政治社會(hui) 的形上根基問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問題”，將“改製立法問題”寄托於(yu) “新王”[59]，還要求“在具體(ti) 的社會(hui) 製度中呈現出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60]，這樣一種與(yu) 形上理念以及宗教化的聖人形象密切相關(guan) 的製度之學，也與(yu) 範公氣質不相侔。他並不相信儒家經典能夠直接提供終極真理，他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經學提供的是探索真理的方法與(yu) 榜樣。他雖然在名分上仍然將“六經”裏的製度之學放在最高位置上，但這是一種曆史評價(jia) ，不是一種邏輯設計。他高度評價(jia) 《通典》“敘六代沿革禮樂(le) 製度，複折中而論其可者”，幾乎接近“六經”的境界，隻不過從(cong) 名分上來說必須略低一籌，這既體(ti) 現了範公愛惜名器的觀念，也反映了他對於(yu) 製度研究抱有至嚴(yan) 至慎的態度，正所謂“於(yu) 六經之中，專(zhuan) 師聖人之意”[61]。這樣一種建立在知識積累和理性權衡基礎上的製度之學，造就了《通典》，也成就了範仲淹，二者共同處於(yu) 一條基於(yu) 史學立場的學術脈絡之中。而範仲淹之所以極欣賞李覯的《明堂定製圖》，也是因為(wei) 李覯是用史學方法解決(jue) 禮學問題，即廣取《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記》《禮記月令》《白虎通》《（禮記）明堂位》《禮記外傳(chuan) 》乃至宋初聶崇義(yi) 《三禮圖》諸書(shu) ，“略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62]。

第二，從(cong) 政治實踐來看，範仲淹的製度之學聚焦於(yu) 官僚製度，尤其注重整肅官僚職能，主張漸變，在唐宋兩(liang) 代製度之學發展曆程中處於(yu) 承前開新的樞紐位置。在唐代，《唐六典》《大唐開元禮》的編訂，劉晏、楊炎的理財，白居易的“製度意識”[63]，都屬於(yu) 標誌性的製度實踐活動，可惜至晚唐而衰歇。北宋前期，斯文複興(xing) 。到真宗、仁宗朝，孫何、丁謂、楊億(yi) 、夏竦、賈昌朝、宋祁、尹洙、歐陽修、韓琦、胡瑗，都有很好的製度之學的修養(yang) ，發表過很多相關(guan) 議論，也參與(yu) 了很多禮製、法製的製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楊億(yi) 和夏竦。楊億(yi) 論“在於(yu) 紀綱之不舉(ju) ，不在於(yu) 琴瑟之更張”[64]，夏竦論“正其官司，辨其職掌”，“分詔能吏，刊一製度，垂之萬(wan) 世，……枝辭繁議，一切勿用”“吏職可學”[65]，這些意見都為(wei) 範公所繼承、發揚，整合在“綱紀”理念中。不過總體(ti) 來看，範公之前的唐宋士大夫的製度實踐偏於(yu) 鬆散，是對朝廷重大政治需要的隨機回應，很難形成持久、深遠的影響，更不會(hui) 進行積極的主體(ti) 建設和縝密的思想建構，所以劉晏、楊炎的改革，楊億(yi) 、夏竦的呼籲與(yu) 嚐試，都無法與(yu) 範仲淹、王安石的改革相提並論。而與(yu) 王安石相比，範仲淹又顯得尤其理性、穩健。他既強調“法”的周密性，又重視“人”的主體(ti) 性，故將官僚職能的整肅放在製度實踐的中心位置。他對於(yu) 官僚隊伍建設的高標準、高要求，已隱隱接通現代社會(hui) 的法治精神與(yu) 管理意識。他自己在醫療、救災、治水等方麵的製度設計與(yu) 創新，至今仍堪借鑒。劉子健評價(jia) 歐陽修說：“（歐公）偏重於(yu) 行政理論。然而他以寬簡二字來說明其主要精神，卻未免過略。原因是北宋當時許多士大夫都隻務高論、偉(wei) 論，而不看重具體(ti) 的實際的行政方麵。連歐陽自己也未詳加發揮，建立一套有係統的行政理論。這是千百年來儒家士大夫的一個(ge) 大缺陷。”[66]相比之下，範仲淹的製度實踐顯然更精密，而且在宋代製度之學的發展過程中，站在比歐陽修更為(wei) 優(you) 先和優(you) 越的位置上。後人承此而努力，未必不能“建立一套有係統的行政理論”，甚至萌生現代精神。

第三，範仲淹維持著製度之學與(yu) 修身思想的血脈紐帶，同時又與(yu) 道德性命之學保持距離。從(cong) 根本上來說，宋代的道德性命之學是“挑戰-回應”模式的產(chan) 物，即：儒學接受佛學的本體(ti) 論挑戰，發展出以道德本體(ti) 論以及相關(guan) 工夫論為(wei) 主要特色的理學，從(cong) 而極大開拓了儒家的“內(nei) 聖”之道。然而，範仲淹的製度之學卻揭示了另一條儒學發展路徑：製度即可修身，不需要依賴內(nei) 在覺悟，不需要回應佛學挑戰。歐陽修亦有此思路。《本論中》雲(yun) ：“學問明而禮義(yi) 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yi) 者，勝佛之本也。”又《本論下》雲(yun) ：“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wei) 爾。”[67]他希望用“禮義(yi) ”抵禦佛法，而拒絕與(yu) 其論辯交鋒，更拒絕在儒學內(nei) 部發展“甚高難行之說”。胡瑗的教育思想與(yu) 範公最合。他所立教育製度“以經義(yi) 及時務為(wei) 先”，尤以設立“治事齋”為(wei) 特色，其弟子既“適於(yu) 世用，若老於(yu) 吏事者”[68]，又“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69]。後來劉彝評價(jia) 胡門四位高足，曰“淵篤”“純明”“直溫”“簡諒”[70]，證明胡門的修身成效是非常顯著的。李覯則為(wei) 此思路提供了進一步的理論闡釋。《禮論第四》雲(yun) ：“或曰：仁義(yi) 智信，疑若根諸性者也。以吾子之言，必學禮而後能乎？曰：聖人者，根諸性也。賢人者，學禮而後能者也。……禮者，聖人之法製也。”[71]他說隻有聖人才能從(cong) “性”中直接修身，而賢人以下都必須通過學習(xi) 禮製來修身。又《禮論第五》雲(yun) ：“仁義(yi) 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製之總名也。然而所以與(yu) 仁義(yi) 智信並列，而其次在三者，意者謂雖有仁義(yi) 智信，必須以禮製中而行之乎？”[72]他用了一套很有趣的邏輯來證明“禮”的修身功能：仁義(yi) 禮智信，禮排在中間，所以應該由它來調控、節律倫(lun) 理道德。李覯所謂“禮”，是“法製之總名”，泛指製度。可見他對於(yu) “製度修身”的思路持有樂(le) 觀和信心。

綜上所述，範仲淹製度之學的三大特色是：史學立場，職能本位，修身出口。餘(yu) 英時先生將宋代理學家的整體(ti) 思路概括為(wei) “內(nei) 聖轉出外王”[73]，那麽(me) 範仲淹的整體(ti) 思路則可稱作“外王帶動內(nei) 聖”。盡管兩(liang) 種思路的重點和方向非常不同，但是就重視主體(ti) 性而言，則是殊途同歸。範公的製度之學強調知識性、實踐性、縝密性並最終通往主體(ti) 性。他希望用製度研究和製度建設的方式，來塑造士大夫的能力與(yu) 人格，使其成為(wei) 合格的政治主體(ti) ，進而形成“法”與(yu) “人”的良性互動。此種主體(ti) 性，是範仲淹畢生研究製度、建設製度的最終收獲，也是宋代製度之學的新特質。經此新開展，製度之學才可能匯入宋代思想史的血脈之中，與(yu) 道德性命之學之間發生複雜的碰撞與(yu) 交融。在李覯的禮學中，“聖人者，根諸性也”之語，事實上已經預示了二者交融的可能性。王安石既是北宋製度之學的頂峰人物，也是道德性命之學的宗師，他用後者為(wei) 前者提供根本性的辯護，從(cong) 而促成了製度之學的重大變化（與(yu) 道德性命之學的合流），也留下無窮口舌。呂祖謙則是南宋製度之學的集大成者，他著有《曆代製度詳說》，並且“認為(wei) 禮不但是理，而且也是養(yang) 心的必須之具”[74]。浙東(dong) 學派的陳亮、葉適等人，也非常重視製度。在理學家方麵，從(cong) 張載、二程到朱熹，都有相當精深的製度之學的修養(yang) 甚至實踐，盡管製度之學在他們(men) 的思想世界中隻能占據次要的位置。總之，製度之學與(yu) 道德性命之學的交互影響關(guan) 係，貫穿整個(ge) 宋代思想史。這幅浩浩湯湯的曆史畫卷，還有待繼續研究。而這幅畫卷的卷首，站的是範仲淹。範仲淹不是道德性命之學的先驅，也不是詮釋經典的專(zhuan) 家，更不是多方建樹的“雜家”。他在儒學畛域之內(nei) 開啟了主體(ti) 性的製度之學，為(wei) 此後的道德性命之學提供了永恒的參照物和挑戰者，這是他對於(yu) 宋代思想史的主要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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