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鄉(xiang) 約文化與(yu) 社會(hui) 教化

作者：沈小勇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九月廿一日癸醜(chou)

          耶穌2020年11月6日

廣袤的鄉(xiang) 間社會(hui) 如何進行整合和秩序建構，一直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重要議題。在中國曆史上，鄉(xiang) 約作為(wei) 約束鄉(xiang) 村居民日常行為(wei) 規範的“契約性”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整合了廣大民眾(zhong) 的道德認知，具有獨特的社會(hui) 教化功能和社會(hui) 整合功能，特別是通過各種處世規範與(yu) 道德要求等影響著人們(men) 的價(jia) 值觀認知和內(nei) 在精神生活的轉變。鄉(xiang) 約原意主要是指在鄉(xiang) 村社會(hui) 為(wei) 了端正民風、敦風化俗、安定社會(hui) 秩序而自發訂立的鄉(xiang) 規民約，不過後來鄉(xiang) 約逐步發展成為(wei) 一種以教化為(wei) 目的的基層社會(hui) 的組織形式，並與(yu) 保甲、社學、社倉(cang) 等形式結合，實現了對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教化與(yu) 有效管理。

鄉(xiang) 人相約教人善俗

根據現有資料考察，鄉(xiang) 約濫觴於(yu) 北宋的呂大鈞，以《呂氏鄉(xiang) 約》為(wei) 後世遵奉的依據。《呂氏鄉(xiang) 約》的主旨精神從(cong) 一開始就堅持“來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的立約原則，建立了以儒家倫(lun) 理精神為(wei) 核心並倡導鄉(xiang) 村自我約束管理的道德教化體(ti) 係。組織上，每約有“約正一人或二人，眾(zhong) 推正直不阿者為(wei) 之。專(zhuan) 主平決(jue) 賞罰當否”。在《呂氏鄉(xiang) 約》中，專(zhuan) 門提出了“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大綱目，勾畫了儒家式的美好道德鄉(xiang) 村。如“德業(ye) 相勸”中提到“德”，強調要“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要“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要“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wei) 人謀，能為(wei) 眾(zhong) 集事”等；在“過失相規”中，專(zhuan) 門強調過失分為(wei) “犯義(yi) 之過”“犯約之過”和“不修之過”；在“禮俗相交”中，專(zhuan) 門強調了婚姻喪(sang) 葬祭祀之禮，明確了慶吊、遺物和助事等禮俗之交；在“患難相恤”中，提及七大患難之事，即水火、盜賊、疾病、死喪(sang) 、孤弱、誣枉、貧乏，都作了詳細的救恤說明。《呂氏鄉(xiang) 約》不僅(jin) 在道德規範上有所倡導，也明確了道德懲罰的內(nei) 容，如“犯義(yi) 之過，其罰五百（輕者或損至四百三百）。不修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百（重者或增至四百三百）。犯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ju) 者，止書(shu) 於(yu) 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

正如呂大鈞所言：“鄉(xiang) 人相約，勉為(wei) 小善。”不難看出，鄉(xiang) 約中這些具體(ti) 的道德規範和要求無不倡導修身齊家、孝悌忠信，無不標舉(ju) 禮義(yi) 廉恥、美化風俗，通過鄉(xiang) 約的規範旨在勸人向善，從(cong) 而達到改善社會(hui) 風氣的目的。呂大鈞的思想特別受到了古禮的影響，鄉(xiang) 約的原則與(yu) 《周禮》十二教的教化精神一致，還繼承了《禮記》的鄉(xiang) 飲酒禮。後世的鄉(xiang) 約，基本上都突出了相互禮讓的儀(yi) 式，倡導裏仁之美。《呂氏鄉(xiang) 約》被視為(wei) 鄉(xiang) 約的鼻祖，融合鄉(xiang) 約與(yu) 鄉(xiang) 禮，主張鄉(xiang) 人自治和勸人向善，追求美好的道德願望，這些都對後世產(chan) 生了很大影響。

鄉(xiang) 約在宋以後頗受到社會(hui) 的關(guan) 注和推崇，如朱熹就重新發掘了鄉(xiang) 約的教化意義(yi) ，還對《呂氏鄉(xiang) 約》作了必要的“增損”，闡揚了鄉(xiang) 約的核心精神、組織製度等，使鄉(xiang) 約無論作為(wei) 規約還是組織都更為(wei) 明晰。朱熹認為(wei) ，修鄉(xiang) 約並不是為(wei) 了單純的學術研究，而是要號召人們(men) 在鄉(xiang) 村真正實行，是為(wei) 了“彼此交警”和“教人善俗”，朱熹在修訂中重點對“禮俗相交”部分作了增補，根據長幼尊卑的順序，列舉(ju) 了造請拜揖、請召送迎、慶吊贈遺等諸多禮節，各項禮儀(yi) 的規定都非常具體(ti) 詳實。可以看出，朱熹更加重視鄉(xiang) 約的道德感化和禮儀(yi) 條規作用，這也就強化了鄉(xiang) 約對社會(hui) 風俗影響的功能。

鄉(xiang) 約化民保甲安民

到了明代，鄉(xiang) 約的社會(hui) 教化功能愈發受到重視，明代的鄉(xiang) 約吸收了《呂氏鄉(xiang) 約》的思想，同時非常注重宣講教化活動。各地也紛紛以《呂氏鄉(xiang) 約》為(wei) 藍本，進行宣講活動。明太祖就非常重視鄉(xiang) 村社會(hui) 教化，令行鄉(xiang) 約，還有所謂“洪武六諭”的行世，即“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這也成了明代教化的主要內(nei) 容。明代的地方官也竭力提倡鄉(xiang) 約，並使鄉(xiang) 約逐步發展為(wei) 一套較為(wei) 完善的管理體(ti) 係，成為(wei) 揚善糾惡、教化人心、管理社會(hui) 的組織機構。

明代不少名臣大儒都竭力推行鄉(xiang) 約，如方孝孺、王陽明、呂坤、陸世儀(yi) 等都作出了很大貢獻。王陽明製定和實踐的《南贛鄉(xiang) 約》就是明代鄉(xiang) 約教化的典範之作。《南贛鄉(xiang) 約》也稱《陽明先生鄉(xiang) 約法》，內(nei) 容包括諭民文告和具體(ti) 規條。規條共十六條，包括了約內(nei) 人員和彰善糾過簿冊(ce) 的設置、約眾(zhong) 會(hui) 飲的開支、糾過彰善的方式以及鄉(xiang) 約所遇疑難雜事的處理等，鄉(xiang) 約也規定了禁止的事項，如陰通賊情、販賣牛馬和下鄉(xiang) 要索等。《南贛鄉(xiang) 約》中所強調的重點仍然是儒家倫(lun) 理規範，所謂要達成“良善之民”，形成“仁厚之俗”的社會(hui) 風氣。正如王陽明在鄉(xiang) 約中所言：“故今特為(wei) 鄉(xiang) 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xiang) 裏，死喪(sang) 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zheng) ，講信修睦，務為(wei) 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不過，與(yu) 《呂氏鄉(xiang) 約》自下而上和鄉(xiang) 人自治性質不同，《南贛鄉(xiang) 約》更強調自上而下，體(ti) 現了官治的傳(chuan) 統，特別是與(yu) 保甲法的結合更突出了官方主導下的鄉(xiang) 村整體(ti) 建製，鄉(xiang) 約的組織也更加完整，鄉(xiang) 約機構成為(wei) 政府督促的鄉(xiang) 村組織，以此維持鄉(xiang) 村的公正。《南贛鄉(xiang) 約》的推行，對當時南贛地區的社會(hui) 風氣和治安維護等起到了積極的影響作用。

傳(chuan) 統的鄉(xiang) 約製度真正融合鄉(xiang) 約與(yu) 保甲，使得兩(liang) 者合二為(wei) 一的則自呂坤開始。呂坤推行的《鄉(xiang) 甲法》既繼承了鄉(xiang) 約製度的道德教化一麵，又加入了保甲製度的組織力量，具有“教民”和“治民”兩(liang) 種功用，用鄉(xiang) 約勸善懲惡，用保甲緝奸弭盜，正如呂坤所言：“約主勸善，以化導為(wei) 先。保主懲惡，以究詰為(wei) 重。”呂坤的鄉(xiang) 甲約在鄉(xiang) 治製度上是一個(ge) 創新，不僅(jin) 體(ti) 現在對鄉(xiang) 約領袖的培訓，更體(ti) 現在構建了鄉(xiang) 約和保甲合一的嚴(yan) 密鄉(xiang) 治組織。約內(nei) 之民眾(zhong) 按照十甲四鄰的辦法組織起來，十家為(wei) 一甲，十甲為(wei) 一約，每甲有甲長。五家為(wei) 一組，由本家加上前後左右四家為(wei) 四鄰。這種劃分並不固定，而是相對的。十甲四鄰的作用就在於(yu) 互相勸化，如出現惡行就告知甲長、約正等，所謂一家有罪，九十九家都有幹係，這也使得奸盜無處藏身，鄉(xiang) 村美德能夠得到弘揚。呂坤的鄉(xiang) 甲約對後世鄉(xiang) 約的推行也產(chan) 生了廣泛影響，如清朝名臣張伯行等人就繼承和發揚了呂坤的辦法，寓鄉(xiang) 約於(yu) 保甲，大力倡導鄉(xiang) 約保甲互相助益，以鄉(xiang) 約化民，以保甲安民。

鄉(xiang) 約為(wei) 綱治鄉(xiang) 三約

鄉(xiang) 約文化本以道德感召和行為(wei) 勸誡為(wei) 要旨，旨在揚善和懲惡。但隨著鄉(xiang) 約文化的推行，鄉(xiang) 約製度越來越多地承擔了基層社會(hui) 治理和百姓實際生活的諸多具體(ti) 問題，從(cong) 婚喪(sang) 嫁娶、日常來往、地方治安到經濟安民、教育感化等，都離不開鄉(xiang) 約的全麵推行。自宋推行鄉(xiang) 約以來，保甲、書(shu) 院、社倉(cang) 等也陸續建設，明代的保甲、社學和社倉(cang) 更是普遍，保甲以維護鄉(xiang) 村秩序穩定為(wei) 要，社學則重在教育未成年子弟，社倉(cang) 側(ce) 重於(yu) 鄉(xiang) 間救濟。王陽明在推行鄉(xiang) 約實踐中，不僅(jin) 重視發揮保甲在地方治安的作用，同時也大辦社學，培育教育年輕子弟。但當時保甲、社學與(yu) 鄉(xiang) 約三者還是獨自發揮作用，並沒有形成體(ti) 係。到明代黃佐推行泰泉鄉(xiang) 約才開始有意識地將保甲、社學、社倉(cang) 和鄉(xiang) 約一並推行。

明代章潢結合前人鄉(xiang) 約推行經驗，他專(zhuan) 門論述了保甲、鄉(xiang) 約、社倉(cang) 和社學四者的作用，主張這四個(ge) 辦法要並用，發揮各自的作用。在他看來，保甲使人不敢妄為(wei) ，鄉(xiang) 約使人勸以為(wei) 善，社倉(cang) 能夠厚民生，社學能夠振民德，這四者要綜合運用起來。他甚至還建議在鄉(xiang) 裏可以選取一個(ge) 地方建鄉(xiang) 約亭，兩(liang) 旁建社倉(cang) 和社學，這樣不僅(jin) 容易管理，還能方便本地的鄉(xiang) 民。章潢在鄉(xiang) 約製度中還編列了這四者的具體(ti) 做法，可以說考慮得麵麵俱到，他的鄉(xiang) 約思想對後世也產(chan) 生了很大影響。

在明清鄉(xiang) 約文化推行中，傳(chuan) 統的鄉(xiang) 治理論也日益成熟完備，鄉(xiang) 約和保甲、社學、社倉(cang) 之間逐步形成成熟理論體(ti) 係。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陸世儀(yi) 重視鄉(xiang) 約教化，他崇尚“三代之治”，認為(wei) 傳(chuan) 統鄉(xiang) 約製度對鄉(xiang) 約、保甲、社學和社倉(cang) 這四者的關(guan) 係還不清晰，意義(yi) 還不明了，因而不能達到理想的“三代之治”。他的《治鄉(xiang) 三約》係統總結和理清了四者關(guan) 係，典型地體(ti) 現了傳(chuan) 統鄉(xiang) 治理論的體(ti) 係化成果。陸世儀(yi) 認為(wei) ，這四者的關(guan) 係應是“鄉(xiang) 約為(wei) 綱為(wei) 虛，社學保甲社倉(cang) 為(wei) 目為(wei) 實”，應該是“約一鄉(xiang) 之眾(zhong) ，而相與(yu) 共趨於(yu) 社學、共趨於(yu) 保甲、共趨於(yu) 社倉(cang) ”。陸世儀(yi) 的“治鄉(xiang) 三約”特點鮮明，以鄉(xiang) 約為(wei) 總精神，以社學的教約、社倉(cang) 的恤約以及保甲的保約這“三約”為(wei) 支柱，係統地總結了鄉(xiang) 約推行中諸要素和關(guan) 係的協同處理。“治鄉(xiang) 三約”可以說是一綱三目、一虛三實，實際上既倡導了鄉(xiang) 村的道德倫(lun) 理精神，又旨在解決(jue) 好鄉(xiang) 村學習(xi) 教育、鄉(xiang) 村經濟合作和鄉(xiang) 村安全自衛等三大具體(ti) 問題，可以說構建了相對完整的鄉(xiang) 治體(ti) 係。

我國傳(chuan) 統的鄉(xiang) 約從(cong) 最早由地方士紳發起，到紳士自辦和官倡民辦並行不悖，曆經增損、改良和不斷完善成熟，有力地發揮了鄉(xiang) 村教化、社會(hui) 救助、治安維穩、文化傳(chuan) 承等社會(hui) 作用，在曆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