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黔中地區陽明文獻的刊刻與(yu) 傳(chuan) 播
——以嘉靖貴陽本《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為(wei) 中心的研究
作者：張新民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孔學堂》（中英雙語）2020年第3期
 
摘要：王陽明“龍場悟道”後即通過講學活動傳(chuan) 播其心學思想，黔中士子從(cong) 其學者人數頗多，遂形成全國最早的陽明心學地域學派——黔中王門。黔中王門學者與(yu) 宦黔心學官員相互配合，自正德後期以迄萬(wan) 曆年間，先後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陽明典籍。種類及數量之多，即使置於(yu) 全國亦十分突出。其中《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即代表官方的王杏與(yu) 代表地方的陳文學、葉梧相互合作的產(chan) 物，乃極為(wei) 罕見的陽明文集早期單行刻本，無論是版本還是史料價(jia) 值都極為(wei) 珍貴。陽明文獻在黔中地區的大量刊刻，恰好反映了心學新穎思想在西南邊地的廣泛傳(chuan) 播，呈現了黔中王學崛起於(yu) 邊緣區域的生動文化景觀，折射出邊緣與(yu) 中心交流互功的複雜曆史信息。
 
關(guan) 鍵詞：陽明文獻  《文錄續編》  黔中王門  邊地文化  思想傳(chuan) 播
 
作者：張新民，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榮譽院長、教授。

16世紀下半葉，配合心學運動在西南邊地的發展，黔中王門學者凝聚各種政治與(yu) 學術資源，先後刊刻了《居夷集》《傳(chuan) 習(xi) 錄》《陽明先生文錄》《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陽明先生遺言稿》《陽明文錄》六部專(zhuan) 書(shu) ，即使較諸王學發展最為(wei) 興(xing) 盛的浙江、江西等中心地區，其數量規模亦足以令人驚詫，不能不說是陽明文獻傳(chuan) 播史上必須關(guan) 注的重要曆史事件。

貴州刊刻的陽明文獻雖多已亡佚，然《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嘉靖十四年刻本及《陽明先生文錄》嘉靖十八年補刻本，今皆尚存。其中《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以下簡稱《續編》）凡三卷，各卷均按文體(ti) 類別編次，依序為(wei) 文類、書(shu) 類、跋類、雜著、祭文、墓誌、詩類。據書(shu) 後所附王杏《書(shu) 〈文錄續編〉後》，可知書(shu) 之梓行，乃是因其初至黔，即有感“（陽明）先生以道設教，而貴人惟教之由無他也，致其心之知焉而已矣”；特別是“（陽明）先生昔日之所麵授，此心也，此道也；今日之所垂錄，此心也，此道也，能不汲汲於(yu) 求乎……貴人之懷仰而求之若此，嘉其知所向往也”。遂以“《文錄》所未載者，出焉以遺之，俾得見先生垂教之全錄，題曰《文錄續編》”，以為(wei) “讀是編者能以其心求之，於(yu) 道未必無小補。否則是編也，猶夫文也，豈所望於(yu) 貴士者哉？”[1]可見是書(shu) 之所以題曰《續編》，乃是補已刊的《陽明先生文錄》之未載者；所謂“新刊”雲(yun) 雲(yun) ，亦相對舊刊本《陽明先生文錄》而言。而新刊本《續編》之梓刻時間，亦必在王杏撰文之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是時距陽明先生逝世才七年[2]，謝廷傑之《全書(shu) 》合刻本尚未刊刻[3]，流傳(chuan) 於(yu) 世之單行本，無不“各自為(wei) 書(shu) ”[4]。《續編》即早期少數罕見單行本之一，曆來鮮少有史誌目錄專(zhuan) 書(shu) 著錄，即使置於(yu) 陽明文獻整體(ti) 係統之中，也彌足珍貴。

一、地方王門學者的合作與(yu) 《續編》的刊刻

《續編》之梓行，王杏既雲(yun) 乃其“以《文錄》所未載者，出焉以遺之”，則主其事者必乃其人，刊刻地亦當在黔省無疑。考書(shu) 之每卷卷末，均分三行題有“貴州都司經曆趙昌齡”“耀州知州門人陳文學”“鎮安縣知縣門人葉梧校刊”字樣，則參與(yu) 校刻者尚有趙昌齡、陳文學、葉梧三人，後兩(liang) 人為(wei) 陽明親(qin) 炙弟子，否則便不會(hui) 在姓氏前冠以“門人”二字。而王杏、趙昌齡亦必為(wei) 服膺或私淑陽明者，刊刻《續編》一事即足可證明之。王杏之史跡，綜合曆代史誌考之，知其字世文[5]，一字少壇[6]，號鯉湖[7]，又號日岡(gang) ，浙江奉化人，嘉靖十三年（1534）巡按貴州。時“貴州雖設布、按二司，而鄉(xiang) 試仍就雲(yun) 南。應試諸生艱於(yu) 跋涉，恒以為(wei) 苦”[8]。故早在嘉靖初，給事中田秋即“建議欲於(yu) 該省開科”，然前後逾五年未有定議，至此複“下巡按禦史王杏勘議，稱便。因請二省解額，命雲(yun) 南四十名，貴州二十五名，各自設科”[9]。杏之勘議奏疏明確稱：

貴州地方，古稱荒服，國初附庸四川，洪武十七年開設科目，以雲(yun) 、貴、兩(liang) 廣皆隸邊方，將廣西鄉(xiang) 試附搭廣東(dong) ，取士一十七名，貴州鄉(xiang) 試附搭雲(yun) 南，取士一十五名。永樂(le) 十三年，貴州增建布政司，以後撫按總鎮，三司衙門漸次全設，所屬府、衛、州司遍立學校，作養(yang) 人才，今百五十年，文風十倍，禮義(yi) 之化已駸駸與(yu) 中原等，乃惟科場一事，仍附搭雲(yun) 南，應試中途間有被賊、觸瘴死於(yu) 非命者。累世遂以讀書(shu) 為(wei) 戒，倘蒙矜憫，得於(yu) 該省開科，不惟出穀民黎獲睹國家賓興(xing) 盛製，其於(yu) 用夏變夷之意，未必無少補矣。[10]

足證嘉靖年間，盡管黔地“環處皆苗，其冠帶而臨(lin) 苗夷者皆土官”[11]，“夷多漢少”[12]的族群生態局麵，實際並未完全改變。但儒家思想的傳(chuan) 播範圍仍在不斷擴大，地域性的士紳階層早已形成[13]，誠如王陽明《寓貴陽詩》所雲(yun) ：“村村興(xing) 社學，處處有書(shu) 聲”[14]，後人據此以為(wei) 其用心之苦，乃在“喜其向道知方也”[15]。適可見不僅(jin) 府州縣科考生員的數量日益增多，即獨立開科設考亦成為(wei) 曆史的必然。而正德二年（1508），王濟（字汝楫）“巡按貴州，大有聲績，以貴州少書(shu) 籍，曾與(yu) 左布政使郭紳刻謝枋得《文章軌範》，以公之士林”[16]。書(shu) 稿刊刻前，王陽明受王濟之囑撰序，即稱是書(shu) 乃“取古文之有資於(yu) 場屋者……是獨為(wei) 舉(ju) 業(ye) 者設耳。世之學者傅習(xi) 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因而重新刊刻是書(shu) ，必能“嘉惠貴陽之士”。當然，他也特別告誡：“工舉(ju) 業(ye) 者，非以要利於(yu) 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yu) 舉(ju) 業(ye) 。不知方其業(ye) 舉(ju) 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嚐有其誠也”。凡此種種，在陽明看來，均極不可取。而主事者王濟又嚐“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yu) 捐俸廩之資，鋟之梓”。故陽明又極為(wei) 擔心“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wei) 是舉(ju) ，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誌荒矣”[17]。盡管“地以人才重，人才以科目重久矣”，但“若作興(xing) 風勵之機，則在上不在下”[18]，因而“能本之聖賢之學，以從(cong) 事於(yu) 舉(ju) 業(ye) 之學”[19]，以致“風動遠人，使知激勸”[20]，仍為(wei) 多數在黔官員的共識。即在王濟本人，也認為(wei) “枋得為(wei) 宋忠臣，固以舉(ju) 業(ye) 進者，是吾微有訓焉”[21]，用心誠可謂良苦。

由此可見，隨著邊地科考人數的增多，相關(guan) 書(shu) 籍的刊刻也開始受到地方官員的重視。《續編》的編排刊印雖較《文章軌範》為(wei) 晚，但也與(yu) 大量讀書(shu) 士子文化心理上的需求有關(guan) 。無論《文章軌範》或《續編》的刊行流通，如同科考的獨立開設與(yu) 取名額的增加一樣，立足於(yu) 國家的整體(ti) 宏觀治理策略，從(cong) 地方官員邊政實情的觀察視野出發，都既可在文化上“昭一代文明之盛”[22]，也能在政治上滿足“用夏變夷之意”[23]，從(cong) 而促使“夷多漢少”的邊地朝著內(nei) 地化或國家化的方向發展，實現王朝中央強化或鞏固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治邊目的[24]。

當然，從(cong) 國家有意建構的一整套教化體(ti) 係看，更重要的是，“凡古昔名賢流寓之地，必稽姓氏，為(wei) 往跡之光，甚而崇廟祀景德，永流韻為(wei) 人心之芳傳(chuan) ”[25]。如果說稽考流寓名賢姓氏，乃至立碑建祠，使人知所景仰固然重要，則刊刻其生前撰述，從(cong) 而移易地方習(xi) 俗風氣，影響世道人心，從(cong) 而改變“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xi) 益偷，風教不振”[26]的文化積弊現象，在地方官員看來，當也是其展開教化工作的一種重要手段。因而《續編》的刊印作為(wei) 一種官方政治行為(wei) ，尚有其他具有地方官員身份，署名為(wei) “貴州都司經曆”的趙昌齡的參與(yu) 。趙氏生平事跡，史籍載之甚少。考徐問《撫院續題名記》“昔司馬文正公諫院題名，有忠詐直回之語，將欲揭諸後之人，俾矚目警心，聿興(xing) 勸戒。然則今日之求寧，非後事之師乎？某以是懼，爰命都司從(cong) 事趙昌齡董工伐石，竊取文正公之意以續書(shu) 焉”[27]；王杏《清理屯田事議》“臣巡曆貴州新添等衛地方，查據經曆趙昌齡呈稱，貴州屯種額例……恐虛言無憑，委官履田踏勘，已各得實”[28]雲(yun) 雲(yun) ；具見參與(yu) 校勘《續編》者，必是上述兩(liang) 條材料提及之人，則趙氏除參與(yu) 校對之役外，又曾“董工伐石”，以便刻寫(xie) 貴州撫院續題名，並受命查核“貴州屯種額例”，所報數字均一一真實不虛。可證趙氏與(yu) 王杏，二人雖在官秩有為(wei) 上下之分，多有公務往來，然在私交上亦必時有過從(cong) ，均心儀(yi) 陽明心學，趙氏遂深得王杏信任，參與(yu) 《續編》之文字校訂，其名赫然列於(yu) 書(shu) 中。

參與(yu) 《續編》之文字校對者，尚有陳文學、葉梧兩(liang) 人，均陽明早期黔籍弟子，分別署名“耀州知州門人”與(yu) “鎮安縣知縣門人”，然其時早已由官任返歸貴陽，實際仍以門人弟子之身份，主動承擔《續編》文字校讎。錢德洪《王陽明年譜》“嘉靖十三年甲午五月”條載：

師（陽明）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shu) 延至貴陽，主教書(shu) 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裏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yu) 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冔、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為(wei) 贖白雲(yun) 庵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29]

席書(shu) 延請陽明至貴陽，主講文明書(shu) 院[30]，其事亦見郭子章萬(wan) 曆《黔記》：“文成既入文明書(shu) 院，公（席書(shu) ）暇則就書(shu) 院論學，或至夜分，諸生環而觀聽以百數。自是貴人士知從(cong) 事心性，不汩沒於(yu) 俗學者，皆二先生之倡也。”[31]可見陽明之主講文明書(shu) 院，與(yu) 提學副使席書(shu) 的關(guan) 係極大，也可說是地方官員有意支持的一種施教行為(wei) ，因而參與(yu) 聽講的生員顯然數量較多，湯冔、葉梧、陳文學即為(wei)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實乃陽明在黔期間最早的親(qin) 炙弟子，亦必列坐於(yu) “環而觀聽”諸生之中。

二、國家邊地政治策略與(yu) 紀念陽明係列活動

錢德洪提到的湯冔、葉梧、陳文學等人，因陽明之因緣而知儒家心性學說，晚年致仕歸黔帶頭請建陽明祠一事，亦見於(yu) 李贄《陽明先生年譜》：“門人湯冔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為(wei) 贖白雲(yun) 庵舊址，立祠置田以供親(qin) 事。”[32]實際是時“貴陽初設府，未建廟學，權以陽明祠為(wei) 學，而廟則附於(yu) 宣慰學”[33]。故建祠之同時而陽明書(shu) 院亦得以成立，可證其事之必可信據，則貴陽之建專(zhuan) 祠祭祀陽明，較諸直隸巡撫曹煜於(yu) 九華山建仰止祠祭祀陽明，時間上整整早了一年，可謂全國最早建專(zhuan) 祠祭祀陽明的區域，足證邊地民眾(zhong) 思慕係念之情彌久彌深。隻是無論錢德洪或李贄所記，如果沿流討源，追溯其原始出處，實皆本於(yu) 王杏的《陽明書(shu) 院記》。王氏在《記》中明白稱：

嘉靖甲午，予奉聖天子命，出按貴州，每行部聞歌聲藹藹如越音，予問之士民，對日：“龍場王夫子遺化也。”且謂夫子教化深入人心，今雖往矣，歲時思慕，有親(qin) 到龍場奉祀者，有遙拜而祀者，予問曰：“何為(wei) 遙拜而祀也？”對曰：“龍場去省八十裏，陵穀深峻，途程亦梗，士民艱於(yu) 裹糧，故遙祀以致誠雲(yun) 爾。”子聞而矍然曰：“有是哉。”先生門人湯君冔、葉君梧、陳君文學數十輩，乞為(wei) 先生立祠，以便追崇。餘(yu) 曰：“公帑未敷也。”次日，宣慰司學生員湯表、張曆等以辭請；又次日，湯君冔輩又請。予曰：“諸君之請，私情也；問之於(yu) 官，公議也。牽之以私者徇，強之以公者矯，矯與(yu) 徇君子弗取，諸公斯請，情至義(yi) 得，是可以行矣。”乃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左布政使周君忠、按察使韓君士英輩會(hui) 議，僉(qian) 曰：“此輿論也，先生功德在天下，遺澤在貴州，公論在萬(wan) 世，祀典有弗舍焉者乎？請許之以激勸邊人。”遂許之。為(wei) 贖白雲(yun) 庵舊基，給之以工料之費，供事踴躍，庶民子來，逾月祠成。[34]

文中提到的湯冔、葉梧、陳文學，以及當時尚為(wei) 宣慰司學生員的湯表、張曆等，顯然均為(wei) 黔籍人士，而受到陽明心性之學的沾溉。其中之湯冔，字伯元，即貴陽人，正德三年（1508），“王伯安先生謫龍場，公師事之”[35]，“得知行合一之學”[36]，“正德辛巳成進士，曆官南戶部郎，出守潮州……甫三月，改鞏昌，便道歸省。其在任思親(qin) ，有‘腸斷九回情獨苦，仕逾十載養(yang) 全貧’之句。居無何，中飛語歸。”[37]湯冔撰有《逸老閑錄》《續錄》，惜俱亡佚。黎庶昌撰《全黔故國頌》，將其收入儒林傳(chuan) [38]。

與(yu) 湯冔同時之陳文學，字宗魯，自號五粟山人，貴州宣慰司人，“年十餘(yu) 即能詩，以諸生事陽明，乃潛心理學”[39]，“弘治丙子鄉(xiang) 舉(ju) ，知耀州。三年調簡，不果赴。杜門養(yang) 痾，一切世故罔預。稍閑，即與(yu) 聖賢對……自耀歸，日者言歲將不利公，自作《五栗先生誌》”[40]。著有《耀歸存稿》《餘(yu) 曆續稿》《孏簃閑錄》，均合編為(wei) 《陳耀州詩集》。後人認為(wei) 他與(yu) 湯氏，均“親(qin) 炙文成，以開黔南學業(ye) ，宗魯得文成之和，兼擅詞章；伯元得文成之正，且有吏治，雖以飛語見責，恬然自退，又何傷(shang) 哉？”[41]

同陳文學一樣，葉梧（或作“葉悟”）也參與(yu) 了《續編》的校勘。葉氏字子蒼，亦貴州宣慰司人，正德八年（1513）舉(ju) 人，曾任陝西鎮安縣知縣[42]，劉鹹炘撰《明理學文獻錄》，廣搜陽明弟子，“子蒼”之名即赫然列於(yu) 其中。[43]正德三年（1508）陽明龍場悟道後，講學龍岡(gang) 、文明兩(liang) 書(shu) 院，他與(yu) 湯冔、陳文學同時，均為(wei) 最早進入師門的一批王學弟子，較諸最早在山陰（今紹興(xing) ）師事陽明的徐愛（字曰仁），其前後相去不過僅(jin) 僅(jin) 一年。[44]故晚年返歸故裏築垣後，不僅(jin) 與(yu) 湯冔、陳文學共同帶領地方讀書(shu) 士子要請建王文成公祠，同時也與(yu) 趙昌齡、陳文學合作共同校訂了師門的《文錄續編》。

湯冔、葉梧、陳文學三人，外出入仕即為(wei) 肩負官守職責之地方父母官，可謂握有朝廷權柄大任的士大夫，返黔鄉(xiang) 居則為(wei) 望重一時的縉紳，乃是能夠代表讀書(shu) 士子發言的地方知識精英。而貴州宣慰司與(yu) 貴州布政司、貴州都指揮司、貴州提刑按察司同城而治，貴州宣慰司在治城北，貴州布政司、貴州提刑按察司在治城中，貴州都指揮司在治城中西[45]，均同在府城，彼此緊鄰。城內(nei) “官軍(jun) 士民移自中土，且因遷調附住於(yu) 此，生齒漸繁，風化日啟”[46]。故葉梧、陳文學雖名為(wei) 貴州宣慰司人，實際也是貴陽人。時王杏恰在巡按任上，察院具本位即“在會(hui) 城東(dong) 門內(nei) ”[47]，陽明祠及所附書(shu) 院也在城東(dong) 。[48]據此完全可以推斷，所謂黔本《續編》，刊刻地點尚可確定在王杏、趙昌齡、湯冔、葉梧、陳文學共同交往和活動的區域，即貴州宣慰司與(yu) 貴州布政司、貴州都指揮司、貴州提刑按察司同城而治的貴陽，可稱為(wei) 嘉靖十四年貴陽刻本或築刻本。

陽明祠及其所附書(shu) 院之修建，雖出於(yu) 湯冔、葉梧、陳文學等地方縉紳之請，但畢竟要經過代表官方的王杏的允準同意，並商之“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周忠、韓士英等人，以為(wei) 可以“激勸邊人”，能夠強化地方秩序，達致教化目的，才最終得以建成，可視為(wei) 朝廷官員與(yu) 地方縉紳的一次重要合作。而築本《續編》的梓行，既有主事官員王杏及其下屬當差趙昌齡的倡導，也有葉梧、陳文學等地方精英的配合，也可說是地方政府與(yu) 邊地讀書(shu) 士子的一次成功合作，體(ti) 現了國家治邊大員與(yu) 邊地士紳文化共識空間的良性開拓與(yu) 擴大。如果以陽明心學在邊地的傳(chuan) 播和發展為(wei) 觀察視角，進一步向前追溯，則正德三年（1508）貴州提學副使席書(shu) 與(yu) 陽明往複論辯，最終為(wei) 陽明所折服，並“與(yu) 毛憲副修葺書(shu) 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49]，也可說是“身督諸生師”陽明[50]，即以陽明的身教與(yu) 言教為(wei) 中介，實現了地方官員與(yu) 邊地讀書(shu) 士子的良性互動。而陽明亦因此開始傳(chuan) 播其與(yu) 朱子有別的“知行合一”學說，從(cong) 而培養(yang) 了以湯冔、葉梧、陳文學為(wei) 代表的一批黔中弟子，標誌著心學思想在貴州的紮根，湯、葉、陳可稱為(wei) 黔中王門的“前三傑”。從(cong) 後更以修建陽明祠及陽明書(shu) 院為(wei) 觸媒，實現了地方政府與(yu) 邊地縉紳的合作，不僅(jin) 透過祭儀(yi) 活動提升了邊地士子仰止先賢之心，而且也擴大了有利於(yu) 邊地秩序建構的思想符號資源。

十分明顯，《續編》的刊印梓行，與(yu) 陽明祠及其所附書(shu) 院的修建一樣，也是國家行政理性與(yu) 地方文化認同資源的一次整合，既滿足了邊地士子閱讀心理的需要，也有裨於(yu) 陽明一生完整思想的傳(chuan) 播，遂有孫應鼇、李渭、馬廷錫等第二代心學學者的興(xing) 起，三人被稱為(wei) 黔中王門的“後三傑”。尤其貴陽一地，“富水繞前，貴山擁後，沃野中啟，複嶺四塞，據荊楚之上遊，為(wei) 滇南之門戶”[51]，不僅(jin) 在文化風氣的開啟上具有引領全省的重要作用，還在國家地緣政治的布局上有穩定整個(ge) 西南的戰略意義(yi) 。地方官員形成了“（陽明）先生功德在天下，遺澤在貴州，公論在萬(wan) 世，祀典有弗舍為(wei) 者乎”的共識，並與(yu) 地方精英群體(ti) 合作刊刻了《文錄續編》。稍後黔中王門學者陳尚象為(wei) 萬(wan) 曆《黔記》撰序，也立足於(yu) 國家立場著重強調：

今夫天地之元氣，愈漸潰則愈精華；國家之文治，愈薰蒸則愈彪炳。而是精華彪炳者，得發抒於(yu) 盍代之手？其人重，則其地與(yu) 之俱重，黔蓋兼而有之。貴山富水與(yu) 龍山龍場，行且有聞於(yu) 天下萬(wan) 世矣。世有寥廓昭曠之士，亦必於(yu) 黔乎神往矣。[52]

這些足證《文錄續編》的刊行，與(yu) 席書(shu) 要求諸生禮敬陽明為(wei) 師，王杏采納縉紳意見修建陽明祠類似，都是頗具國家邊地政治策略象征意義(yi) 的曆史性事件。其發揮了學術、文化、政治等多方麵的符號感召力量和影響作用，蘊含著“用夏變夷”即移易地方禮俗的微妙深意。

三、黔地刊刻的多種陽明文獻及其源流關(guan) 係

陽明著述文獻的整理刊刻，即便在僻遠的貴州也遠不止一次。王杏《書(shu) 〈文錄續編〉後》便明確提到：“貴州按察司提學道奉梓《陽明王先生文錄》，舊皆珍藏，莫有睹者”；又稱“陽明先生處貴有《居夷集》，門人答問有《傳(chuan) 習(xi) 錄》，貴皆有刻”[53]；具見《續編》梓行之前，黔地尚刊刻過《陽明王先生文錄》《居夷集》《傳(chuan) 習(xi) 錄》等書(shu) 。如論撰作先後次第，《居夷集》主要為(wei) 入黔後之著述，與(yu) 黔省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結集時間亦最早。嘉靖《貴州通誌·王守仁傳(chuan) 》亦明載陽明“正德間以兵部主事任龍場驛驛丞，有《居夷集》傳(chuan) 於(yu) 貴”[54]。郭子章萬(wan) 曆《黔記·藝文誌》著錄“《居夷集》，陽明先生謫龍場時撰”[55]，亦必為(wei) 黔中之刊本，均可證王杏之言必不誣。其刊刻時間，考正德四年（1509）歲杪陽明離開貴陽赴廬陵任，途中曾有信劄寄黔中弟子，信中便強調“梨木板可收拾，勿令散失，區區欲刊一小書(shu) 故也，千萬(wan) 千萬(wan) ”[56]。所雲(yun) 似即指《居夷集》之刊刻，或陽明在黔時即有刻印是書(shu) 之打算，付梓則必在正德年間後期。陽明信中提及之黔地弟子達十七人，其中必有參與(yu) 其事者，當為(wei) 全國最早的《居夷集》印本。[57]稍後貴州按察司副使謝東(dong) 山謂其“讀公《居夷集》”[58]，顯然又聯想到陽明在龍場“百死千難”的情形[59]，“未嚐不歎天之所以重困公而玉之成者，實在乎此”[60]。其寄慨如此之深，似亦入黔獲讀《居夷集》後才有之文字。惜書(shu) 已不傳(chuan) ，曆來著錄者亦極少[61]，然必是最早刊刻之本，似無任何疑義(yi) 。

《居夷集》今存嘉靖本三卷，首有丘養(yang) 浩敘，末有韓柱、徐珊跋，丘《敘》雲(yun) ：“引以言同校集者，韓子柱廷佐，徐子珊汝佩，皆先生門人。”[62]徐《跋》謂“集凡二卷。附集一卷，則夫子逮獄時及諸在途之作。並刻之”[63]。可識丘、韓、徐三氏，均為(wei) 是書(shu) 之校刻者。惟三人均未曾入黔，其書(shu) 亦非黔刻本。韓、徐二人尚在跋文落款處明書(shu) “門人”，揆諸史跡，其入門時間必在陽明離黔之後。故錢德洪特別強調：“徐珊嚐為(wei) 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64]癸未即嘉靖二年（1523），據丘養(yang) 浩“嘉靖甲申（三年）複孟朔”敘，知“二年”必為(wei) “三年”之誤；辛巳則為(wei) 正德十六年（1521），是時陽明離開黔地已久，故是書(shu) 決(jue) 不當牽混為(wei) 黔本。

繼黔刻本《居夷集》之後，黔中尚有陽明在黔遺言專(zhuan) 書(shu) 之鋟刻。主其事者為(wei) 胡堯時。胡氏字子中，號仰齋，亦陽明弟子，好與(yu) 人討論陽明心學。郭子章萬(wan) 曆《黔記》嚐載其事雲(yun) ：

胡堯時，字子中，泰和人，嘉靖丙戌進士，由駕部郎出為(wei) 雲(yun) 南提學副使、貴州按察使。公昔為(wei) 陽明先生弟子，雖職事在刑名案牘，然謂貴陽民夷雜處，宜先教化、後刑罰。既以躬行，為(wei) 此邦士人倡。複增修黌舍與(yu) 陽明書(shu) 院，凡王公遺言在貴陽者，悉為(wei) 鐫刻垂遠，且與(yu) 四方學者共焉。朔望率諸生拜先聖禮畢，即詣陽明祠展拜，如謁先聖禮。已，乃進諸生堂下，與(yu) 之講論學問，率以為(wei) 常。[65]

胡氏在“民夷雜處”的邊地，以秩序的建構為(wei) 目的，認為(wei) “宜先教化，後刑罰”，又鑒於(yu) 陽明在黔省的影響，遂有一係列的行政作為(wei) 。其中搜考陽明在黔遺言，並在貴陽鐫刻垂遠一事，清人鄒漢勳也主動加似證實，以為(wei) 其“嚐師事王守仁，學以躬行為(wei) 本……又新陽明書(shu) 院，刊守仁所著書(shu) 於(yu) 貴州，令學徒知所景仰，士風為(wei) 之大變”[66]。可證其事必當可信，陽明在黔之遺言，除《居夷集》外，尚另有一胡氏刊本。

胡氏刊行之書(shu) ，據郭子章《黔記·藝文誌》之著錄，當題作“《遺言稿》”，或乃《陽明先生遺言稿》之省寫(xie) 。郭氏接語明雲(yun) ：“貴州按察使泰和胡堯時編集陽明先生遺言在貴陽者，悉為(wei) 鐫刻，與(yu) 四方學者共焉。胡，王（陽明）先生門人也。”[67]胡氏對陽明的尊崇，觀其友人謝東(dong) 山的贈言：“我國家文明化洽，理學大儒後先相望，而陽明王公則妙悟宗旨，刊落支離，其有功於(yu) 後學為(wei) 尤大”雲(yun) 雲(yun) [68]，或亦可窺而知之，故書(shu) 名必作《陽明先生遺言稿》，似可完全斷言。是書(shu) 專(zhuan) 記陽明謫居黔地期間遺言，就陽明一生思想發展而言，較之徐愛所輯《傳(chuan) 習(xi) 錄》時間斷限更早。然成稿並鋟版於(yu) 何時？考胡氏到任貴州按察使，乃在嘉靖三十年（1551）[69]，則撰稿或當始於(yu) 是時，付梓則必在稍後。刊刻地點與(yu) 《續編》類似，亦當在按察司署所在地貴陽。其時去陽明龍場悟道不久，與(yu) 陽明交往之人或多健在，可說“地近而易於(yu) 質實，時近而不能托於(yu) 傳(chuan) 聞”[70]，顯然具有材料搜考核實上的便利。其書(shu) 必多有可觀，兼可與(yu) 《居夷集》互證，惜早已亡佚，難免不令人興(xing) 歎。

與(yu) 《居夷集》《陽明先生遺言稿》一樣，《傳(chuan) 習(xi) 錄》一書(shu) 亦有黔中之刊本。然是書(shu) 之最早編集，實因徐愛從(cong) 陽明遊久，乃“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誌，相與(yu) 考而正之”[71]，遂得以成書(shu) 。考陽明與(yu) 徐愛暢論《大學》之旨，乃在正德七年（1512）[72]，而今本《傳(chuan) 習(xi) 錄》卷一，亦多載有相關(guan) 內(nei) 容，則其書(shu) 之結集，亦必在是年或稍後不久。雖規模狹小，不過十四條或稍多，然保存陽明龍場悟道後早朝教言，功亦不小。以後薛侃據徐愛所載，補以陸澄與(yu) 自己所錄，刻於(yu) 江西虔州（今贛州），時在正德十三年（1517），是為(wei) 最早之初刻本，即今本一之上卷[73]。嘉靖二年（1514），南大吉續刻《傳(chuan) 習(xi) 錄》[74]，今通行本之中卷。其他可考者，如聶豹有感於(yu) 其所見之本，“答述異時，雜記於(yu) 門人之手，故亦有屢見而複出者”，乃與(yu) 陳九川“重加校正，刪複纂要，總為(wei) 六卷，刻之八閩”[75]。錢德洪廣搜師門遺稿，合以諸家之所錄，補入其撰輯，重編增刻，時間已在嘉靖三十三年（1553）之後。故王杏所言專(zhuan) 記“門人答問”之黔本《傳(chuan) 習(xi) 錄》，必在錢氏之前即早已刊刻。如謝東(dong) 山乃四川射洪人，嘉靖十年（1531）舉(ju) 鄉(xiang) 試，二十年登進士[76]，自謂“自弱冠時得公（陽明）《傳(chuan) 習(xi) 錄》而讀之，雖以至愚之質，亦未嚐不忻然會(hui) 意”[77]，則其所讀者，必乃早期刊本。而蜀、黔兩(liang) 地毗鄰，謝氏亦長期關(guan) 心陽明在黔史跡，則其所讀之書(shu) ，似不能排除即黔本之可能。因此，盡管《傳(chuan) 習(xi) 錄》陸續補輯成書(shu) ，“四方之刻頗多”[78]，然黔刻本仍為(wei) 早期罕見之書(shu) ，透露出不少陽明文獻地域傳(chuan) 播的信息，惜亡佚甚早，學界亦鮮少知之。

前雲(yun) 《續編》，其書(shu) 名既冠以“新刊”二字，王杏又明言：“一奉梓《陽明王先生文錄》，舊皆珍藏，莫有睹者。予至，屬所司頒給之。貴之人士，家誦而人習(xi) 之，若以得見為(wei) 晚。”[79]足可說明黔地必曾刊刻過《文錄》，刊刻地點亦必在按察司署所在地貴陽，惟原版印數甚少，所謂“頒給之”雲(yun) 雲(yun) ，極有可能即為(wei) 據原刻之再印，否則便談不上“家誦而人習(xi) 之”。足證其亦為(wei) 官方牽頭出資梓行，不僅(jin) 刊刻時間早於(yu) 《續編》，即印次亦絕非一次可限。王杏《續編》接踵後出，實即其書(shu) 同一性質之補編本。

貴州按察司提學道刻本《文錄》，雖久已不為(wei) 人所知，幸中國人民大學圖書(shu) 館所尚藏有嘉靖年間刻本，書(shu) 名正題作《陽明先生文錄》，凡三卷三冊(ce) ，非特體(ti) 製規模大小與(yu) 《續編》相當，即稱名亦與(yu) 王杏所言一致。而版刻特征雖有差異，風格仍有接近之處。[80]更要者即與(yu) 貴陽本《續編》類似，是書(shu) 卷末亦赫然題有“門人陳文學、葉梧重校”字樣，並附有《祭陽明先師文》一篇。祭文稱“隆輩生長西南，實荷夫子之教”；又雲(yun) “嘉靖己醜(chou) 三月戊辰，陽明夫子卒於(yu) 官，訃聞至辰，門人王世隆等為(wei) 位設主，哭於(yu) 崇正書(shu) 院之堂，複具香幣往奠之”[81]。可證作者必為(wei) 王世隆，當為(wei) 陽明生前入門弟子，相互之間多有過從(cong) ，故一俟聞知陽明訃信，即專(zhuan) 設木位祭祀，嚴(yan) 守弟子守喪(sang) 之禮。具見是書(shu) 之刊刻，不僅(jin) 涉及黔地及其學人，更與(yu) 王門弟子王世隆有關(guan) ，極有可能即是王杏所說之黔本《文錄》。

四、《陽明先生文錄》之補刻及其與(yu) 黔地學者的關(guan) 係

《祭陽明先師文》當撰於(yu) 陽明病卒之後。按史籍載陽明之卒年，當在嘉靖七年（戊子，1528）十一月[82]。時王氏（世隆）正在湖南辰州，故獲知師門訃聞，已在嘉靖八年（己醜(chou) ，1529）三月，祭文即撰於(yu) 是時。是書(shu) 既由陳文學、葉梧“重校”，則必與(yu) 黔地有關(guan) 。考明人郭子章《黔記》，果在《總督撫按藩臬表》中有王氏題名，據此可知其字“晉叔，長洲人，進士”，曾任貴州“（按察）副使”[83]。檢讀《陽明先生文錄》中國人民大學圖書(shu) 館藏嘉靖年間刻本，恰好有別本不載之陽明《與(yu) 王晉叔》三通。首通開首即雲(yun) “昨見晉叔，已概其外，乃今又得其心也”；次通又雲(yun) ：“所惠文字，見晉叔筆力甚簡健”；第三通複雲(yun) ：“劉易仲來，備道諸友相念之厚”；則二人不僅(jin) 時常見麵，同時更有文字交往，從(cong) 中可見以陽明為(wei) 中心，其周圍已形成一講學群體(ti) ，所謂“實荷夫子之教”雲(yun) 雲(yun) ，當為(wei) 信實可靠之語。

然極為(wei) 可疑，王氏裏貫既在長洲，萬(wan) 曆《貴州通誌》所載亦同[84]，長洲乃在江蘇，王氏何以自稱“生長西南”？而黔本《文錄》與(yu) 《續編》，一前一後，時序分明，附有王氏《祭文》之書(shu) ，如若真為(wei) 黔地刊刻之書(shu) ，則必有線索可尋。複核郭子章《黔記》及萬(wan) 曆《貴州通誌》，可知王氏到任貴州副使時間，乃在“嘉靖十七年（1538）”[85]，是時《續編》已刊畢，更遑論更早之《文錄》，王氏可能與(yu) 役？欲回答上述問題，則必須進一步詳考。

先看王氏之裏貫，除長洲說外，早出嘉靖《貴州通誌》，便明載其為(wei) “辰州人”[86]。而辰州或稱辰陽，故歐陽德亦徑稱“王君晉叔，辰陽人也”[87]。其地曆來為(wei) 湖南屬府，再查《沅陵縣誌》，果然內(nei) 其立有專(zhuan) 傳(chuan) 雲(yun) ：

王世隆，少英敏，強記為(wei) 文，援筆立就。年十七，中正德丁卯舉(ju) 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讞議精詳，多所平反。曆升貴州副使，有風裁，既歸，構大酉妙華書(shu) 院，集諸生講業(ye) ，其中湛甘泉為(wei) 銘其堂，著有《洞庭髯龍集》行世。[88]

文中提及之大酉妙華書(shu) 院，乃因大酉山妙華洞而得名，其地即“在辰陽西北”[89]。其所著《洞庭髯龍集》一書(shu) ，早已不傳(chuan) ，今存《辰州郡城記》一篇，或即其中之佚文。文中總結辰州形勝，稱“據楚上遊，當西南孔道”[90]，則王氏所謂“生長西南”雲(yun) 雲(yun) ，顯然自有其立論根據。足證其必為(wei) 辰州人，所謂“長洲”當為(wei) 音近致誤。嘉靖《貴州通誌》纂成時，距王氏出任貴州副使，前後相去不過十七年[91]，實為(wei) 當時人記當時事，較之晚出之其他誌乘，似更為(wei) 準確可靠。

王氏既為(wei) 辰州人，陽明赴謫貴州，往返均經過其地，而尤以正德五年（1510）返程就廬陵知縣，滯留當地時間最長，遂多有講學活動，並“與(yu) 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ti) ”，從(cong) 遊者則有“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92]。所謂“靜坐僧寺”，前引陽明《與(yu) 王晉叔》第二通亦有句雲(yun) ：“守仁前在寺中說得太疏略”雲(yun) 雲(yun) ，其事似均發生在同一地點，即當地虎溪龍興(xing) 寺內(nei) 。而文中之劉觀時，其人“字易仲，從(cong) 陽明講學虎溪，盡得其奧妙。陽明曾作《見齋說》遺之，學者稱為(wei) 沙溪先生”[93]，顯然即《與(yu) 王晉叔》第三通提及之劉易仲。具見陽明函劄之前二通，必當作於(yu) 其在辰州時。第三通有語雲(yun) ：“路遠無由麵扣，易仲去，略致鄙懷，所欲告於(yu) 諸友者，易仲當亦能道其大約。”其時陽明已離開辰州，似當撰於(yu) 滁州督馬政送別觀時之後。陽明嚐自謂“辰州劉易仲從(cong) 予滁陽……久之辭歸，別以詩”，詩中有句雲(yun) “秋風洞庭波，遊子歸已晚”[94]，足可征而證之。故王世隆與(yu) 冀元亨、蔣信、劉觀時，亦必在正德五年（1510）初，陽明離黔途經辰州時，加入王門，遂形成楚中王門早期重要人物群體(ti) 。[95]

再論黔本《文錄》之刊刻，《續編》既雲(yun) “新刊”，則貴州按察司提學道刻本必為(wei) 舊刊，時間當在嘉靖十四年（1535）之前。然王世隆嘉靖十七年（1538）始任貴州副使，何以能與(yu) 黔人陳文學、葉梧合作，提前預刻是書(shu) ，陳、葉二氏之所為(wei) ，亦徑稱“重校”而不雲(yun) “校”？實則王氏之到任副使，貴州按察司提學道刻本《文錄》舊版尚存，而王氏似有可能獲見其他異本，遂據以補刻，分置於(yu) 各卷之後，痕跡宛然猶在，均不難辨識。[96]例如，《與(yu) 王晉叔》三通，雖為(wei) 陽明舊文，亦必乃王氏私藏，複加上其私撰《祭文》一篇，或如錢德洪所預知，乃“好事者攙拾”[97]，雖文獻價(jia) 值極高，仍為(wei) 補刻時羼入其中者。其時王杏已離任，陳、葉二氏仍告老鄉(xiang) 居，遂聘其就舊版重校，或有個(ge) 別挖改，為(wei) 官紳之再次合作。與(yu) 王杏刻本《續編》一樣，補刻重校地點亦必在貴陽。而王氏以副使身份與(yu) 陳、葉二人合作，就貴州按察司提學道舊版補刻重校，其書(shu) 以其到任次年或再次年推之，亦當稱其為(wei) 嘉靖十八年或十九年貴陽補刻本。以補刻重校耗費時間相對較少而論，似可即定其為(wei) 嘉靖十八年貴陽補刻本。

王杏所刻之《續編》，乃是有鑒於(yu) “《文錄》所未載者，出焉以遺之，俾得見先生垂教之全錄”，則中國人民大學圖書(shu) 館所藏之貴陽本《文錄》，其補刻時間固然為(wei) 嘉靖十七年（1538），然其所據之貴州按察司提學道舊版，刊刻時間必早於(yu) 《續編》。故凡《文錄》未載者，《續編》均悉以補入。則貴州按察司提學道原本之鋟版，雖遠在西南之邊城貴陽，時人每以“衣之裔”即“邊裔”喻之[98]，以黃綰刊刻於(yu) 嘉靖十二年（1533）刊刻之《陽明先生存稿》為(wei) 時間坐標[99]，完全有可能較其更早，或與(yu) 鄒守益嘉靖六年（1527）刻於(yu) 廣德之書(shu) 同時稍後。[100]黃綰當時即感歎陽明之書(shu) ，“僅(jin) 存者唯《文錄》《傳(chuan) 習(xi) 錄》《居夷集》而已，其餘(yu) 或散亡，及傳(chuan) 寫(xie) 訛錯。撫卷泫然，豈勝斯文之慨”[101]。其所提及陽明三書(shu) （《文錄》《傳(chuan) 習(xi) 錄》《居夷集》）居然貴州一一都有刻本，是時陽明文獻雖刻而多有凋零，黔中則一刻二刻三刻而分別有其藏本，在文獻學史上亦是值得稱歎之奇事。故王世隆遂據貴州按察司提學道舊版複校補刻，王杏之《續編》本亦必得以經眼並有所參考，故其所補者亦絕無一文與(yu) 之犯複。而補刻雖在後，原刻卻在前，《續編》本則居中，如果再加上萬(wan) 曆十九年（1591）貴州副史蕭良幹刊刻之“《陽明文錄》一部十四冊(ce) ”[102]，以及前述《居夷集》《陽明先生遺言稿》兩(liang) 書(shu) ，則陽明之文錄前後已有五刻，屢計出書(shu) 共六部，均可視為(wei) 同一譜係之文獻專(zhuan) 書(shu) ，即使置於(yu) 各種版本係統之中，都自成一連續性知識譜係，是可反映陽明學地域分布及傳(chuan) 播特點。而貴陽作為(wei) 陽明文獻刊刻與(yu) 流通之重要地點，顯然也躍躍然成為(wei) 一大全國性心學傳(chuan) 播之核心區域。

由此可見，貴陽本《續編》的刊刻，從(cong) 版本淵源流變及其譜係看，實具有承上啟發下的重要作用。而黔中學者陳文學、葉梧，既勘對《續編》新刊本，又重校《文錄》補刻本，就陽明文獻傳(chuan) 播史而言，實屬罕見，厥功甚偉(wei) 。則斯二人之史跡，亦頗值得關(guan) 注。

五、陽明與(yu) 黔中弟子的往返互動與(yu) 情感聯係

兩(liang) 次參與(yu) 校刻陽明著述者陳文學，史籍明載其“少事陽明先生”[103]，當為(wei) 龍岡(gang) 、文明兩(liang) 書(shu) 院早期受業(ye) 諸生，後人以為(wei) “黔中學者得其傳(chuan) 者，惟陳宗魯及（湯）伯元。宗魯得陽明之和，（伯元）先生得陽明之正”[104]。陽明曾有《贈陳宗魯》詩：“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為(wei) 藤蔓纏。又如昆侖(lun) 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chuan)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yu) 事，聊雲(yun) 子所偏。”[105]該詩或題作《示陳宗魯》，未見丘養(yang) 浩嘉靖三年本有載，必先收入黔刊本《居夷集》，始輾轉錄入《王文成公全書(shu) 》“續編”，有邵元善“餘(yu) 姚王陽明先生謫官龍場時，（宗魯）先生師事之，今《居夷集》中‘示陳宗魯’是也”[106]之說可證。則早出之黔本《居夷集》，錢德洪極有可能已獲見，並為(wei) 其所編之《陽明先生文錄》所甄采，亦難免不以陽明早年“未定之論”為(wei) 由[107]，時加砍削或刪汰，未刪者必多為(wei) 謝廷傑《全書(shu) 》本所收。然亦可見黔本所載必較他本為(wei) 多，遂有不見於(yu) 丘養(yang) 浩刻本，反見諸《全書(shu) 》本者。[108]

尤宜注意者，陳文學又有《借陽明集》詩：“不拜先生四十年，病居無事檢遺編。羲文周孔傳(chuan) 千聖，河漢江淮會(hui) 百川。”[109]陳氏既兩(liang) 次參校陽明文集，則經其手校之《續編》新刊本及《文錄》重刻本，必常置案頭，難有再借之怪事。故其所借者，必為(wei) 省外流入之本，極有可能即為(wei) 歐陽南野門人閭東(dong) 新刊之《陽明先生文錄》。是書(shu) 嘉靖二十九年（1550）刊刻於(yu) 關(guan) 中天水，幾乎同一時間傳(chuan) 入貴州，時距正德四年（1509）歲杪陽明離開黔地，恰好符合詩中所雲(yun) “四十年”之數。適可見黔省與(yu) 中原江南，學者間之交流依然十分頻繁。

與(yu) 陳文學一樣，葉梧亦陽明早期在黔弟子。蓋陽明之學，乃因謫官貴州而成，最突出者即龍場大悟，直契儒家聖賢新境，遂往返龍場、貴陽兩(liang) 地，主講龍岡(gang) 與(yu) 文明書(shu) 院，“當日坐擁皋比，講習(xi) 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卉衣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門庭”。因而不僅(jin) 在黔時多與(yu) 諸生俎豆論道，即離黔後亦時有詩文往返，後人乃以“教何其廣，而澤何其深且遠”評之。[110]與(yu) 贈詩陳文學以勵誌類似，陽明亦有書(shu) 寄葉梧守職雲(yun) ：

消息久不聞，徐曰仁來，得子蒼書(shu) ，始知掌教新化，得遂迎養(yang) 之樂(le) ，殊慰殊慰！古之為(wei) 貧而仕者正如此，子蒼安得以位卑為(wei) 小就乎？苟以其平日所學薰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觀感，誠可以不愧其職。今之為(wei) 大官者何限，能免竊祿之譏者幾人哉？子蒼勉之，毋以世俗之見為(wei) 懷也。[111]

葉梧正德年間曾任湖南新化教諭，當地誌乘稱他“純厚平實”[112]，“立教嚴(yan) 肅，諸生憚之”[113]。時徐愛當也逆沅江進入湖南西部，與(yu) 葉梧謀麵並帶回其問候師門書(shu) 信，陽明之回劄即撰於(yu) 徐愛自湖南返歸後不久[114]。足證陽明雖認為(wei) “吾所以念諸友者，不在書(shu) 劄之有無。諸友誠相勉於(yu) 善，則凡晝之所誦，夜之所思，孰非吾書(shu) 劄乎？”[115]實際仍多有書(shu) 信往返，不僅(jin) 情常有所馳念牽掛，即言亦多以改過責善相勉，不啻古君子之交。尤其陽明“赴龍場時，隨地講授”[116]，而當地士民“悃樸少華，至道尤易”[117]，遂培養(yang) 了大批黔中誌道弟子。誠如徐愛《贈臨(lin) 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詩所說：“吾師謫貴陽，君始來從(cong) 學。異域樂(le) 群英，空穀振孤鐸。”[118]雖針對個(ge) 人而言，亦可見群體(ti) 之品性。陽明講學，攝受力極大，按照錢德洪的說法，“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嚐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愊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yu) 斯也”[119]。其所描述者，雖主要為(wei) 晚年聚講之情形，然亦可借以窺知早年傳(chuan) 道之信息。王杏於(yu) 街頭巷尾聽到藹藹越音，也是陽明教人習(xi) 禮歌詩轉移民風的結果。具見師生道義(yi) 切嗟，大得孔門弦歌不輟之樂(le) 。後人感慨“士習(xi) 用變意者，文教將暨遐方，天假先生行以振起之乎”[120]，當是透過實際觀察才得出的結論。甚至陽明離開貴陽以及逝世後，其情其義(yi) 仍長久存活在黔中學子的精神世界之中，表現為(wei) 他們(men) 處世行為(wei) 的氣節風範，轉化為(wei) “覺民行道”建構秩序的動力資源。刊刻《續編》以廣流傳(chuan) ，便是他們(men) 紀念陽明的最好方式，表麵雖僅(jin) 是少數個(ge) 別人的行為(wei) ，實際上乃有知識精英群體(ti) 的支持。其中湯冔、陳文學、葉梧之貢獻尤足稱道，他們(men) 與(yu) 後來“聞而私淑”陽明的馬廷錫、孫應鼇、李渭一樣，都“真有朝聞夕可之意”，完全“可以不愧龍場矣”[121]。

六、邊地王學的發展與(yu) 《續編》的文獻學價(jia) 值

貴陽本《續編》梓行之前，《文錄》傳(chuan) 世者除貴州按察司提學道刻本外，可數者僅(jin) 有鄒守益所編之嘉靖六年本及黃綰嘉靖十二年本兩(liang) 種。《續編》較諸錢德洪刊刻之《文錄》，可謂同時而稍早，以貴州按察司提學道本《文錄》與(yu) 王杏刻本《續編》合觀，不能不說在鄒本與(yu) 黃本之外，又多了一個(ge) 地域性的版本係統，其文獻價(jia) 值之重要，自不必贅言。而王杏與(yu) 錢德洪，一冷居西南，一鬧處江南，雖各不相謀，卻同刻《文錄》，仍可謂同聲相應。與(yu) 錢氏刻本以“正錄”“外集”“別錄”分篇，篇下再區分文類，並一一注明年代不同，貴陽本則無有“正”“外”“別”之界劃，一概按文體(ti) 部居類次，不出注年月。或許由於(yu) 錢氏過於(yu) 迴護師道，擔心時人或後世攻詰，同時自居陽明高弟發話地位，擁有師門著述之責任處理權，遂過多重視陽明晚年定論之言，“自滁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122]，而於(yu) 早年文字特別是所謂“未定之論”，則憑一己主觀之見多加刪汰，不僅(jin) 減損了分析陽明一生思想發展變化的線索依據，而且也模糊了心學傳(chuan) 播曆史必有的地域麵相，即使置於(yu) 知人論世整個(ge) 學術傳(chuan) 統之中，也有其違理礙情不合法之處。幸貴陽本《續編》所載，多有《全書(shu) 》本所未收者，極有可能即為(wei) 錢氏有意砍削之文，皆可補充陽明思想發展及地域傳(chuan) 播的微妙細節。當有必要將《全書(shu) 》本未載之篇，依其固有卷次列表如下：

《王文成公全書(shu) 》失收貴陽刻本《文錄》詩文篇名表

由於(yu) 《王文成公全書(shu) 》梓行之前，陽明撰述均“各自為(wei) 書(shu) ”[123]，謝氏所編《全書(shu) 》乃仿《朱子全書(shu) 》之例，凡所能見之單行本，內(nei) 容大體(ti) 已為(wei) 其涵蓋，陽明學之能風行天下，亦與(yu) 其“附於(yu) 朱子之學而並傳(chuan) ”密契相關(guan) 。[124]因而《全書(shu) 》本既出，單行本遂廢，不僅(jin) 貴陽本《文錄》《續編》絕少為(wei) 人所知，即黃（綰）、錢（德洪）所刻之書(shu) 亦鮮見流傳(chuan) ，以致上述未為(wei) 《全書(shu) 》本所收之詩文，均長期存而如亡，自明迄清少見人提及[125]，表麵仍托身於(yu) 欲求傳(chuan) 世之書(shu) 中，實際則沉沒隱晦已接近五百年。

上表所列曆來鮮少為(wei) 人所知之詩文，提供了大量可以說明陽明思想發展的微妙細節。例如，《答汪仁峰》談到“朱陸異同之辯，固某平日之所以取謗速尤者，亦嚐欲為(wei) 一書(shu) 以明陸學之非禪見，朱說之猶有未定者。又恐世之學者，先懷黨(dang) 同伐異之心，將觀其言而不入，反激怒焉。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wei) 小冊(ce) ，名曰《朱子晚年定論》，使具眼者自擇焉，將二家之學，不待辯說而自明也”[126]。即可見陽明因其說多與(yu) 朱子有異，每每遭受巨大誹謗非議，遂急於(yu) 刊刻《朱子晚年定論》，以爭(zheng) 取更多的認同資源。如果取該文與(yu) 收入《全書(shu) 》本的《朱子晚年定論》比較，尤其是比對序言中“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於(yu) 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等自辯之語[127]，則《答汪仁峰》無疑多提供了一重了解其撰寫(xie) 《朱子晚年定論》的時代氛圍與(yu) 文化心理背景。而《與(yu) 薛子修書(shu) 》強調“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之學，致此良知而已矣。謂良知之外尚有可致之知者，侮聖言者也”[128]，亦可見陽明一生學問的歸宿，即為(wei) “致良知”之學。“致良知”本質上即為(wei) 本體(ti) 實踐之學，也是儒家學聖成聖之“正法眼藏”[129]。他在《寄雲(yun) 卿》中之諄諄告誡：“君子之學，惟求自得，不以毀譽為(wei) 欣戚，不為(wei) 世俗較是非，不以榮辱亂(luan) 所守，不以死生二其心。”[130]顯然既得力於(yu) 龍場悟道後的深邃生命，也反映了良知說最重要者仍在工夫，工夫則以“自得”為(wei) 標準，不能不有“事上磨煉”的社會(hui) 化實踐過程[131]，同時也要轉化頂天立地的主體(ti) 人格自我精神。

貴陽《續編》既梓刻於(yu) 黔地，故凡涉陽明在黔活動，尤其與(yu) 黔中王門有關(guan) 事跡，不見於(yu) 《全書(shu) 》本者，則多載是書(shu) 。其中如《孺人詹母越氏墓誌銘》，其墓誌實物1955年出土於(yu) 貴陽城西，誌石今藏貴州省博物館，上有徐節篆寫(xie) 蓋文：“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誌銘”一行，誌文分題“賜進士出身餘(yu) 姚王守仁撰”“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那人徐節篆”“鄉(xiang) 進士奉直大夫雲(yun) 南北勝州知州嘉禾汪漢書(shu) ”[132]。而陽明之手書(shu) 真跡原件，今亦藏於(yu) 浙江省博物館[133]。版刻典箱、出土文物、作者手跡，三者俱在而可互證，誠可謂罕見難逢，不能不稱為(wei) 奇事。墓誌涉及之人物，如篆寫(xie) 蓋文之徐節，“字時中，其先壽昌人，戍籍貴州衛……幼習(xi) 《易》於(yu) 禦史陳鑒，大奇之，遺以《易》義(yi) 。成化壬辰舉(ju) 進士”。曆官雲(yun) 南右參政、右副都禦史、山西巡撫，“以廉正忤劉瑾，瑾矯製削秩，罷歸。瑾誅，奉詔複職致仕。比老，自擬淵明。生作挽歌行狀，以示其門人汪沐，訣別如平時”[134]，撰有《蟬噪》等集，當與(yu) 陽明有過從(cong) 。墓主越氏乃詹恩母，恩字藎臣，貴州衛人，先世或可溯至江西玉山。[135]恩乃“弘治八年舉(ju) 人，弘治十二年進士，任大理寺評事”[136]。進士會(hui) 試與(yu) 陽明同科[137]，故陽明撰《墓誌銘》，遂稱其為(wei) “年友”。恩之父“評事公好奇，有文事，累立軍(jun) 功，倜儻(tang) 善遊。嚐自滇南入蜀，逾湘，曆吳、楚、齊、魯、燕、趙之區，動逾年歲”[138]，必在雲(yun) 南時即與(yu) 汪漢有交誼。恩之祖父英，字秀實，號止庵，為(wei) 人“豪邁不羈，成化年間領雲(yun) 南鄉(xiang) 薦，授河西教諭”[139]，“執師道，條約肅然，時用兵麓川，英畫策以聞，且劾主司之過，英廟以英有識，俾讚軍(jun) 事，英辭不就，士論高之”[140]。英“卒二十年，大理寺副詹恩，公孫也。請於(yu) 編修羅玘，表其墓”[141]。檢讀羅玘《圭峰集》卷十九“墓表”，《止庵詹先生墓表》果在其中。清貴州巡撫田雯表彰有明一代“以理學文章氣節著”之黔中士子，詹英之名即赫然列在其中，亦不失為(wei) “大雅複作，聲聞特達者也”[142]。繼羅玘受詹恩之請為(wei) 其祖撰墓誌之後，越二十年，陽明又為(wei) 其母越氏作墓表，時詹恩剛卒一年，陽明以“言事謫貴陽”，有感於(yu) “不及為(wei) 藎臣銘，銘其母之墓”，乃成此文，為(wei) 《續編》所收。而越氏之“高祖為(wei) 元平章，曾祖鎮江路總管”，亦明初始“來居貴陽”者。[143]陽明嚐自謂：“吾居龍場時，夷人言語不通，所可與(yu) 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久之，並夷人亦欣欣相向。”[144]初到貴陽時，陽明多“與(yu) 中土亡命之流”過從(cong) ，後來才將交往範圍擴大至“夷人”文化圈，透過《止庵詹先生墓表》一文，尤其是他與(yu) 詹氏一家以及徐節等人的往來，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陽明有《龍岡(gang) 新構》詩，已載入《王文成公全書(shu) 》。詩前冠育小序雲(yun)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gang) 書(shu) 院，其軒曰‘何陋’。”[145]《續編》則有《全書(shu) 》失載之《龍岡(gang) 謾書(shu) 》詩：“子規晝啼蠻日荒，柴扉寂寂春茫茫。北山之薇應笑汝，汝胡局促淹他方。彩凰葳蕤臨(lin) 紫蒼，子亦鼓棹還滄浪。隻今已在由求下，顏閔高風安可望。”[146]詩或稍早於(yu) 龍岡(gang) 書(shu) 院建成前，然亦可見其創辦書(shu) 院之前後心境。龍岡(gang) 書(shu) 院乃陽明創辦之首家心學道場，一時諸生聞而前來聽講者，人數頗多，座下不乏附庸風雅者，然亦培養(yang) 了一批最早接受並傳(chuan) 播心學思想的知識精英。所謂“教化大行於(yu) 貴州，陳宗魯等於(yu) 是出焉”[147]，便是當時情景最好的描繪。陳氏《龍岡(gang) 書(shu) 院歌》亦有句雲(yun) ：“何陋軒旁石碑臥，何陋軒文壁頭破。傷(shang) 悲壁破石未磨，四十餘(yu) 年昕夕那。”[148]適可見黔中弟子闊別陽明既久，思念之情亦隨年歲積久而愈加梁長。陳詩撰作時間，當與(yu) 其重校《文錄》同時。而未見於(yu) 《全書(shu) 》之陽明《寄貴陽諸生》，也特別提到“諸友書(shu) 來，間有疑吾久不寄一字者。吾豈遂忘諸友哉，顧吾心方有去留之擾，又部中亦多事，率難遇便，遇便適複不暇，事固有相左者，是以闊焉許時”[149]。則信必當撰於(yu) 正德十六年（1521）陽明升南京兵部尚書(shu) ，不赴並“疏乞便道省葬”稍後不久[150]。是時陽明已經曆了“（張）忠、（許）泰之變”，雖已走出誹謗構陷危疑困局[151]，但也親(qin) 身感受到“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複出”[152]，即在去留未決(jue) 困頓憂慮之際，亦未忘出以“為(wei)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諸友勉之”等語[153]，以激勵黔中弟子。足證其與(yu) 黔中弟子書(shu) 信往返，雖時斷時續，然道交感應，情義(yi) 不問自通，始終長駐各人心間。陽明早期離開黔地，於(yu) 鎮遠以書(shu) 信話別時，曾有言雲(yun) ：“別時不勝淒惘，夢寐中尚在西麓，醒來卻在數百裏外也。相見未期，努力進修，以俟後會(hui) 。”[154]葉子蒼之名，即見於(yu) 該信手跡中。收入《續編》之《寄葉子蒼》，亦必係葉氏校書(shu) 時，據陽明手書(shu) 載入者，均可見陽明係念貴州學子之情，終其一生，從(cong) 未斷過。教澤入於(yu) 人心者甚深，影響播之山川者亦廣。至於(yu) 黔人之懷念陽明，則如陳文學《贈汪識環歌》所雲(yun) ：“慨昔陽明翁，過化此邊疆。崒嵂龍場岡(gang) ，夙願終當償(chang) 。駕言道阻長，吾道歌滄浪。”[155]經過數代王門弟子的傳(chuan) 承，“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156]。《續編》既刊刻於(yu) 黔地，所載多有《全書(shu) 》失收之文，提供了大量陽明與(yu) 貴州學者往返互動的情況，透露出很多黔地王門學者活動的信息，其書(shu) 價(jia) 值不容忽視。

七、開卷展讀當求得其意而能傳(chuan) 其道

陽明之書(shu) 究竟應當如何讀？錢德洪強調：“傳(chuan) 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真，匪徒無益，是眩之也。”[157]盡管陽明“為(wei) 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chuan) 世”[158]。《續編》之編排亦依文別類，容易引起他人重詞章末節，而非身心本源之學的質疑，但實際上王杏也與(yu) 錢德洪一樣，認為(wei) 如果隻汲汲於(yu) 表麵的辭句或文章，不知有更深一層的本真生命的實踐性體(ti) 驗，則不僅(jin) 有違於(yu) 陽明傳(chuan) 道設教的初衷，甚至也不符合黔人傳(chuan) 播其學的本懷。因而與(yu) 錢德洪的看法類似，王杏也特別強調：

（陽明）先生謫寓茲(zi) 土，遺惠在人，思其人而不可見，故於(yu) 文致重也。其勿剪甘棠之義(yi) 乎？或又謂先生之文，簡易精明而波瀾起伏，倏忽萬(wan) 狀，文士視以為(wei) 則焉，故若是其汲汲歟，是皆未得貴人之心者也。先生處貴僅(jin) 期月，位不過一恒品，惠澤布流，宜若有限；而由今所垂，乃有不世之休焉。可以觀教矣。先生以道設教，而貴人惟教之由無他也，致其心之知焉而已矣。知吾知也，其心之自有者也。先生詔之，而貴人聽之。吾有而吾自教焉爾。故昔日之所麵授，此心也，此道也；今日之所以垂錄，此心也，此道也，能不汲汲於(yu) 求乎？是求之者非以先生也，非以其文也，求在我者也，其或越是而在外者之是索，麵對而心相非者有矣。其肯求之耶，其肯求之於(yu) 異日耶？彼謂因惠而思，思先生者也。以文為(wei) 則，又其淺之者耳！豈足以知貴人之心哉？[159]

王杏既私淑陽明，入黔後又多與(yu) 王門早期弟子湯冔、葉梧、陳文學交往過從(cong) ，沃聞陽明龍場悟道各種遺事，了解“知行合一”之說，後又與(yu) 陽明晚期弟子“南野歐陽德、念庵羅洪先、荊川唐順之、龍溪王畿講求陽明致知之學，訓迪諸士，多所成立”[160]。今《明儒學案》引有王畿（字龍溪）回答“王鯉湖問：‘慎獨之旨，但令善意必行，惡意必阻’”[161]工夫應該如何的答語，實出自羅洪先《冬遊記》，為(wei) 王杏、羅洪先、王畿三人聚會(hui) 時之晤談。[162]相關(guan) 的討論以後還以書(shu) 信的方式繼繽展開，今存王畿《答王鯉湖》亦保存了不少有趣的討論內(nei) 容[163]，均可見他不僅(jin) 與(yu) 王門學者多有交往，同時也在身心之學上下過工夫。因而他特別強調龍場悟道後，陽明在黔所“麵授”者，無非是人人均有的原初本心，無非是內(nei) 在即超越的形上大道，最根本的仍是返歸本源真實的自我。《續編》的梓刻傳(chuan) 播作為(wei) 一種“垂教”方法，讀其書(shu) 者也決(jue) 不可舍此而汲汲他求。

十分明顯，王杏所表達者並非個(ge) 人一己之見，而是黔中學者的集體(ti) 性共識。類似的看法亦見於(yu) 他所撰寫(xie) 的《陽明書(shu) 院記》，從(cong) 中可知親(qin) 炙陽明之黔中學者，嘉靖年間曾有一係列的紀念陽明的活動，最突出者即為(wei) 建修祭祀專(zhuan) 祠與(yu) 刊刻書(shu) 籍兩(liang) 件大事。黔人所追尊者固然不能說與(yu) 陽明無關(guan) ，更重要的則是行人人可返身而得的天下大道。故特節錄其文如下：

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象於(yu) 其外，不若佩教於(yu) 其身。（陽明）先生之教，諸君所親(qin) 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飫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玄玄，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傾(qing) 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者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hui) 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睹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chuan) 也，其為(wei) 追崇何尚焉。[164]

上述文字，錢德洪撰《王陽明年譜》俱載之[165]，李贄續編《年譜》亦踵而節抄之166]，均可見“陽明子之學言於(yu) 天下，由貴始也；夫貴也，殆先生精神所留乎”[167]。故黔中王門之史跡，並非完全不為(wei) 外界所知。惟黔人質樸，“以氣節相高”[168]，不好自我表曝，雖親(qin) 承陽明之教，能在“言”“行”“思”等多方麵發揚光大陽明之真精神，其行為(wei) 事跡斑斑可考，仍曆來鮮少有人提及，隱晦不彰者頗多。王杏既入黔，而與(yu) 黔中學者交往，可謂能知黔人之學者，故乃汲汲表彰之。其與(yu) 黔地學者合作，梓刻《續編》一書(shu) ，雖隻是黔中王門諸多大事之一，實亦王學發展一段重要曆史因緣。讀其文非僅(jin) 可了解黔中王學早期發展情況，亦有裨於(yu) 《文錄》之閱讀及其理解。

《續編》原刻本“刀法樸茂，別具古趣”[169]，不僅(jin) 為(wei) 黔中難得一見之珍本，即使置諸全國範圍也堪稱佳槧，當然更是陽明文獻學研究必讀之要籍。本書(shu) 一方麵以影印存真的方式再次刊行，俾讀者一睹珍本原貌；另一方麵也以點校整理的方式鋟版重梓，助學者開卷展讀、身心受益，庶幾前人代代相續之道統學統不致消歇中輟，賢者能夠發揚光大並垂久於(yu) 將來。茲(zi) 事體(ti) 大，乃公諸群賢盼賜教焉。

注釋：
 
[1]    以上均見王杏：《書〈文錄續編〉後》，王陽明：《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貴陽：孔學堂書局，2020年，第485—489頁。
[2]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載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乙卯，陽明先生卒於南安，次年正月己醜正月，喪發南昌，二月庚午，喪至越，十一月，葬於洪溪。其棄世距《續編》之刊印，前後相距正好七年。詳見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511—1515頁。
[3]  謝廷傑所編之《王文成公全書》，刊刻於隆慶六年（1572），《四部叢刊初編》本即據此影印，較諸《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已晚去三十七年。
[4]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498頁。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六尚著錄《王陽明集》十六卷，乃陽明五世孫貽樂重編，或亦刻於嘉靖中，惜早已亡佚。是否為合編全書本，亦有待詳考。
[5]  郭子章：《總督撫按藩臬表》，萬曆《黔記》卷二十八，趙平略點校，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47頁。
[6]  道光《貴陽府誌》卷五十七，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5頁。
[7]  光緒《奉化縣誌》卷二十四，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8]  道光《貴陽府誌》卷五十七，第1115頁。
[9]  以上均見《明世宗實錄》卷一百七十八，（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5年校勘本，第3831頁。
[10]  萬曆《貴州通誌》卷十九，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53頁。
[11]  林喬相：《議處苗釁疏》，引自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第373頁。
[12]  江東之：《更調武職疏》，引自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第373頁。
[13]  參見張新民：《西南邊地士大夫社會的產生與精英思想的發展——兼論黔中陽明心學地域學派形成的文化背景》，《國際陽明學研究》2013年第3輯。
[14]  王守仁：《寓貴陽詩》，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三，貴陽：貴州人民出版2015年版，第118頁。
[15]  萬曆《貴州通誌》卷三，第42頁。
[16]  道光《貴陽府誌》卷五十六，第1107頁。
[17]  以上均見王守仁：《重刊文章軌範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03頁。
[18]  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98頁。
[19]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三十九，趙平略點校，第873頁。
[20]  田秋：《西麓奏議》，引自黎庶昌：《牂柯故事》卷十二，《黎庶昌全集》，黎鐸、龍先緒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6頁。
[21]  王守仁：《重刊文章軌範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002頁。
[22]  萬曆《貴州通誌》卷十九，第353頁。
[23]  錢鉞：《建欞星門記》，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17頁。
[24]  嘉靖《貴州通誌》卷三《風俗·貴州布政司宣慰司》（第118頁）稱“今開科會省，風教大行，向道知方，人文益彬彬矣”。可見科考的獨立開設，的確有助於王朝中央“用夏變夷”政治策略的實現，能夠強化邊地自上而下一統秩序的建構。至於書籍的刊刻與廣泛流通，顯然也可滿足日益增多的讀書士子的心理文化訴求。
[25]  徐樾：《王文成公祠祭田記》，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6頁。
[26]  楊希閔：《明王文成公年譜節鈔》“嘉靖七年六月”條引王守仁語，載龔曉康編：《王陽明年譜輯存》（一），馬瑞州、文桂芳、潘承健點校，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69頁。
[27]  徐問：《撫院續題名記》，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十二，第622頁。
[28]  王杏：《清理屯田事議》，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十二，第482頁。
[29]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附錄》，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19頁。
[30]  錢德洪稱“提學副使席書聘（陽明）主貴陽書院”雲雲，“貴陽書院”顯係“文明書院”之誤，細讀下文引語即可知之。又弘治《貴州圖經新誌》卷一（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頁）“文明書院，在治城內忠烈橋西，即元順元路儒學故址”雲雲，亦可證之。錢說見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6頁。
[31]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三十九，趙平略點校，第874頁。
[32]  李贄：《陽明先生年譜·譜後人》，趙永剛編：《王陽明年譜輯存》（二），鍾翌晨點校，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72—73頁。
[33]  道光《貴陽府誌》卷五十八，第1122頁。
[34]  王杏：《陽明書院記》，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頁。
[35]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六，趙平略點校，第989頁。
[36]  道光《貴陽府誌》卷七十三，第1296頁。
[37]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六，趙平略點校，第989頁
[38]  黎庶昌：《全黔故國頌》卷十五，《黎庶昌全集》，黎鐸、龍先緒點校，第1939—1941頁。
[39]  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三，同治十三年遵義唐氏夢研齋金陵刻本，第13頁。
[40]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按弘治無丙子年，據萬曆《貴州通誌》卷四《宣慰使司·科貢》，陳氏舉正德丙子（十一年，1156）鄉試，則引文所謂“弘治”，必係“正德”之誤。陽明黔中講學時，陳氏尚為生員。
[41]  道光《貴陽府誌》卷七十三，第1297頁。
[42]  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99頁。
[43]  劉鹹炘：《推十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335頁。
[44]  徐愛《橫山遺集·同誌考敘》稱：“自尊師陽明先生聞道後幾年，某於丁卯春，始得以家君命執弟子禮焉。於時門下亦莫有予先者也。繼而是秋，山陰蔡希顏、朱守中來學，鄉之興起者始多，而先生且赴謫所矣。”黃宗羲也認為“陽明出獄而歸，（徐愛）先生即北麵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按：丁卯即正德二年，可證龍場悟道前，徐愛便已入師門，較諸葉氏等人，當早了整整一年。徐說見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明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56頁；黃說則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一，沈芝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21頁。
[45]  詳見沈庠刪正，趙瓚編集：弘治《貴州圖經新誌》卷一，張光祥點校，第12—17頁。
[46]  嘉靖《貴州通誌》卷一，第33頁。
[47]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二十三，趙平略點校，第562頁。
[48]  詳見萬曆《貴州通誌》卷十九，第46頁。
[49]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7頁。
[50]  施邦曜：《年譜》，王守仁：《陽明先生集要》，王曉昕、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9頁。
[51]  萬曆《貴州通誌》卷三，第39頁。
[52]  陳尚象：《黔記序》，郭子章：萬曆《黔記》，趙平略點校，第4頁。
[53]  王杏：《書〈文錄續編〉後》，王陽明：《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第489頁。
[54]  嘉靖《貴州通誌》卷十，第467頁。
[55]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74頁。
[56]  王守仁：《與惟善書》，手跡原件載民國十七年中華書局影印高野侯輯《古今尺牘墨跡大觀》（第7冊）石印本，又見高野侯編：《古今尺牘墨跡大觀》（第2輯），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2頁。學界多題作《鎮遠旅邸書劄》，閆平凡《〈鎮遠旅邸書劄〉考辨》（載張新民主編：《陽明學刊》第8輯，2016年）厘定原信行文順序，多方考辨，以為當題作《與惟善書》，其說當從。
[57]  黃裳曾稱其“得《居夷集》三卷，嘉靖甲申刊於黔中者，時（陽明）先生尚存”，頗疑乃與下文所述丘養浩嘉靖三年（甲申）刻本牽混而致誤，否則何以今曰所見者，皆丘之敘刻本，而非黔刻本。黃說見上海圖書館藏嘉靖十四年刻本《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封麵墨批識語。
[58]  謝東山：《送仰齋胡堯時序》，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十一，第591頁。
[59]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傳習錄拾遺》，第396頁。
[60]  謝東山：《送仰齋胡堯時序》，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十一，第591頁。
[61]  《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一著錄“《居夷集》三卷”，惜未注明版本，是否與黔省有關，則當俟考。
[62]  丘養浩：《敘居夷集》，引自王守仁《居夷集》，北京圖書館藏嘉靖三年刻本，第2頁。
[63]  徐珊：《居夷集跋》，引自王守仁《居夷集》，第18頁。
[64]  錢德洪：《答論年譜書》，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六，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76頁。按：辛巳乃正德十六年（1521），即徐氏師事陽明時間；癸未則為嘉靖二年（1523），當為其參校《居夷集》時間。然丘養浩《敘居夷集》明題“嘉靖甲申夏孟朔丘養浩以義書”，甲申實乃嘉靖三年（1524），書之刻成亦必在是時。錢氏“癸未”之說，當為一時偶然誤寫。
[65]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三十九，趙平略點校，第880—881頁。
[66]  道光《貴陽府誌》卷五十七，第1114頁。
[67]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74頁。
[68]  謝東山：《送仰齋胡堯時序》，嘉靖《貴州通誌》卷十一，第591頁。
[69]  萬曆《貴州通誌》卷二，第23頁。
[70]  章學誠：《州縣請立誌科議》，《文史通義校注》，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91頁。
[71]  徐愛：《橫山遺集》，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明編校整理，第89頁。
[72]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404頁。
[73]  參見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概說》，第8頁。
[74]  參見南大吉：《傳習錄序》，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四十一，吳光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80—1582頁。
[75]  聶豹：《重刻傳習錄序》，《聶豹集》卷三，吳可為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46頁。
[76]  萬曆《四川總誌》卷十一，明萬曆刻本；另可參閱張新民：《貴州地方誌考稿》，根特：根特大學，1993年，第5頁。
[77]  謝東山：《送仰齋胡堯時序》，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十一，第591頁。
[78]  王宗沐：《傳習錄序》，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四十一，吳光等編校，第1590頁。
[79]  王杏：《書〈文錄續編〉後》，王陽明：《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第485頁。
[80]  《文錄》版框20.4厘米×13.2厘米，四周單邊，版心黑口，單黑魚尾，魚尾下標卷數，半葉9行，行17字；《續編》本版框21.0厘米×12.70厘米，四周單邊，版心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標卷數，半葉9行，行19字。版式略有差異，風格仍較接近。分見劉昊：《關於〈陽明先生文錄〉的文獻學新考察：就新發現的〈文錄〉三卷本及黃綰〈文錄〉本而談》，《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3期；永富青地：《上海圖書館藏〈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にっぃ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23號，早稻田大學，2006年。
[81]  王世隆：《祭陽明先師文》，《陽明先生文錄》，第62—63頁，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間刻本。祭文作者考證則見下文。
[82]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11—1512頁。
[83]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二十八，趙平略點校，第648頁。
[84]  萬曆《貴州通誌》卷二，第25頁。
[85]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二十八，趙平略點校，第648頁；萬曆《貴州通誌》卷二，第25頁。
[86]  嘉靖《貴州通誌》卷五，第268頁。
[87]  歐陽德：《大酉洞書院記》，《歐陽德集》卷八，陳永革編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252頁。
[88]  同治《沅陵縣誌》卷三十，清光緒二十八年補版重印本，第20頁。
[89]  歐陽德：《大酉洞書院記》，《歐陽德集》卷八，陳永革編校，第252頁。
[90]  王世隆：《辰州郡城記》，引自雍正《湖廣通誌》卷六《疆域誌·辰州府》，《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
[91]  嘉靖《貴州通誌》之纂成時間，當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由此上溯至王氏到任之期，相去恰為十七年年。參見參閱張新民：《貴州地方誌考稿》，第5頁。
[92]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8頁。
[93]  周聖楷編纂，鄧顯鶴增輯：《蔣信傳》，《楚寶》卷二十三，廖承良、楊雲輝點校，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第694頁。
[94]  王守仁：《別易仲》，《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70頁。
[95]  黃宗羲撰《楚中王門學案》，稱“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尚少，道林、暗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未見提及王世隆，顯然遺漏失載，或可據以補入。黃說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十八，沈芝盈點校，第627頁。
[96]  劉昊《關於〈陽明先生文錄〉的文獻學新考察：就新發現的〈文錄〉三卷本及黃綰〈文錄〉本而談》（《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3期）一文，已先揭出此點，當一並參閱。
[97]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487頁。
[98]  楊慎：《〈貴州通誌〉序》，嘉靖《貴州通誌》，第3頁；另可參閱張新民：《大一統衝動與地方文化意識的覺醒——明代貴州方誌成就探析》，《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第4期。
[99]  黃綰：《陽明先生存稿序》稱是書乃其“與歐陽崇一、錢洪甫、黃正之，率一二子侄，檢粹而編訂之，曰《陽明先生存稿》。洪甫攜之吳中，與黃勉之重為厘類，曰《文錄》、曰《別錄》，刻梓以行”。 具見黃本初名《存稿》，刊刻於嘉靖十四年（1535）。錢德洪後來據以重新厘類，始題曰《文錄》，刊刻於姑蘇。黃說見黃綰：《黃綰集》卷十三，張宏敏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7頁。
[100]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嘉靖六年丁亥四月”條載：“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時“守益錄（陽明）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複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為誌，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遣守益，凡四冊。”可識鄒本必刻於嘉靖六年（1527），是時陽明尚健在，較之貴陽本可能鋟版於陽明身後，雖時間極為接近，然前者仍當為最早之《文錄》刻本。錢說見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487頁。
[101]  黃綰：《陽明先生存稿序》，《黃綰集》卷十二，張宏敏編校，第227頁。
[102]  萬曆《貴州通誌》卷二十四，第520頁。
[103]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04]  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三，同治十三年遵義唐氏夢研齋金陵刻本，第13頁。
[105]  王守仁：《贈陳宗魯》，《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239頁。
[106]  邵元善：《陳耀州詩集序》，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十五，趙平略點校，第382頁。
[107]  錢德洪：《陽明先生文錄序》，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德洪語錄詩文輯佚》，錢明編校整理，第183頁。
[108]  丘養浩刻本《居夷集》，內有《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一首，為謝廷傑所編《王文成全書》本所未收。而黔本《居夷集》之《贈陳宗魯》，又未見丘本有載。適可見黔本與丘本，兩者之間必有異同，均經錢德洪之手有取有舍，而在晚出合編之《全書》本上亦有所反映。
[109]  陳文學：《借陽明集》，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10]  以上均見田雯：《黔書》卷下，《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合刊本，羅書勤等點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頁。
[111]  王陽明：《寄葉子蒼》，《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一，第143—144頁。
[112]  隆慶《寶慶府誌》卷四，明隆慶元年刻本，第65頁。
[113]  同治《新化縣誌》卷十五，清同治十一年刻本，第6頁。
[114]  徐愛《橫山集》收有《衡陽紀夢》《長沙署次韻》《登嶽陽樓有懷》《自華容抵武陵春望》《武陵客署感事》等詩作，均可證其在湖南境內有一次長遊，並深入到包括新化在內的湘西，與葉梧有過謀麵。葉梧既托其帶信，則二人必有深交。詳見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明編校整理，第31、32、35、36頁。
[115]  王陽明：《寄貴陽諸生》，《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一，第113頁。
[116]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8頁。
[117]  嘉靖《貴州通誌》卷三，第117頁。
[118]  徐愛：《橫山集·贈臨清掌教友人李良臣》，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明編校整理，第7頁。
[119]  錢德洪：《刻文錄敘說》，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德洪語錄詩文輯佚》，錢明編校整理，第186頁。
[120]  王杏：《陽明書院記》，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頁。
[121]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五，趙平略點校，第981頁。
[122]  錢德洪：《刻文錄敘說》，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德洪語錄詩文輯佚》，錢明編校整理，第187頁。
[123]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第1498頁。
[124]  胡泉：《王陽明先生書疏證序》，日本九州大學藏《王陽明先生書疏證》清刊本，又見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四十一，吳光等編校，第1625頁。
[125]  最早介紹黔刻本《續編》之“佚文”者，乃日本學者永富青地，見氏著《上海圖書館藏〈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にっぃ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23號。然《續編》原書俱在，稱為“佚文”，於義似有未安，不如采用“存而若佚”一詞，似更準確。
[126]  王陽明：《答汪仁峰》，《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一，第105—106頁。
[127]  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8頁。
[128]  王陽明：《與薛子修書》，《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一，第77頁。
[129]  王守仁：《與鄒謙之》，《王文成公全書》卷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217頁。
[130]  王陽明：《寄雲卿》，《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一，第97頁。
[131]  王守仁：《傳習錄下》，《王文成公全書》卷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14頁。
[132]  貴州省博物館編：《貴州省墓誌選集·明詹木妻越孺人墓誌銘》，貴陽：貴州省博物館，1986年，第30—31頁；又見貴陽市誌編纂委員會編：《貴陽市誌·文物誌》，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頁。
[133]  陽明手跡原件長111.1厘米，寬26.6厘米，詳見計文淵《吉光片羽彌足珍》，釋文可參束景南：《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8—279頁。
[134]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四，趙平略點校，第969—970頁。
[135]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997—998頁。
[136]  沈庠刪正，趙瓚編集：弘治《貴州圖經新誌》卷三，張光祥點校，第57頁。
[137]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弘治十二年己未”條稱：“是年春會試，（陽明）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見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1頁。
[138]  以上均見王陽明：《孺人詹母越氏墓誌銘》，《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二，第268頁。
[139]  沈庠刪正，趙瓚編集：弘治《貴州圖經新誌》卷三，張光祥點校，第54頁。
[140]  嘉靖《貴州通誌》卷九，第436頁。
[141]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997—998頁。
[142]  田雯：《黔書》卷下，《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合刊本，羅書勤等點校，第69頁。
[143]  以上均見王陽明：《孺人詹母越氏墓誌銘》，《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二，第268—269頁。
[144]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傳習錄拾遺》，第399頁。按錢德洪《王陽明年譜》“正德三年戊辰”條亦稱陽明初到貴州時，“與居夷人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 或可相互印正，當一並參閱。見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395—1396頁。
[145]  王守仁：《龍岡新構》，《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九，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838頁。
[146]  王陽明：《龍岡謾書》，《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三，第418頁。
[147]  道光《貴陽府誌》卷五十六，第1148頁。
[148]  陳文學：《龍岡書院歌》，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頁。
[149]  王陽明：《寄貴陽諸生》，《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一，第112頁。
[150]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三，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458頁。
[151]  參見張新民：《陽明精粹·哲思探微》，貴陽：孔學堂書局，2014年，第73—83頁。
[152]  王守仁：《與黃宗賢》，《王文成公全書》卷四，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87頁。
[153]  王陽明：《寄貴陽諸生》，《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一，第113頁。
[154]  王守仁：《與惟善書》，高野侯編：《古今尺牘墨跡大觀》（第2輯），第34頁。
[155]  郭子章：萬曆《黔記》卷四十七，趙平略點校，第1004頁。
[156]  田雯：《黔書》卷下，《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合刊本，羅書勤等點校，第91頁。
[157]  錢德洪：《刻文錄敘說》，徐愛、錢德洪、董沄：《徐愛  錢德洪  董沄集·錢德洪語錄詩文輯佚》，錢明編校整理，第188—189頁。
[158]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第1498頁。
[159]  王杏：《書〈文錄續編〉後》，王陽明：《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第485—488頁。
[160]  光緒《奉化縣誌》卷二四《人物·王杏傳》引《康熙（奉化）誌》，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又見《中華叢書·四明方誌叢刊》，（台灣）中華叢書委員會編，第1254頁。
[161]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八，沈芝盈點校，第412頁。
[162]  羅洪先：《冬遊記》，《羅洪先集》卷三，徐儒宗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53—54頁。
[163]  王畿：《答王鯉湖》，《王畿集》卷十，吳震編校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264頁。
[164]  王杏：《陽明書院記》，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5—276頁。
[165]  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第1519—1520頁。
[166]  李贄：《陽明先生年譜·譜後人》，趙永剛編：《王陽明年譜輯存》（二），鍾翌晨點校，第72—73頁。
[167]  王學益：《陽明書院記》，引自嘉靖《貴州通誌》卷六，第277頁。
[168]  嘉靖《貴州通誌》卷三，第116頁。
[169]  黃裳：《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墨批識語，見王陽明：《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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