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論從(cong) 朱子到陽明再到龍溪的不斷深化的過程在陽明那裏可以得到確認,前者是“誠意”工夫的轉變,後者則是“正心”工夫的提出。朱子的“誠意”工夫所體(ti) 現的道德意識是一種“反思—規範”的道德意識,即人對自己意念的判斷是根據已經具有的“應當之理”做出一個(ge) 判斷,而後“規範”自己的意念使其合於(yu) 善。
秦帝國意味著秦以邊陲王國君臨(lin) 天下,因此而必然遭遇文化上現實與(yu) 曆史的斷裂、政治上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對峙。漢武帝困惑的,董仲舒解決(jue) 的,正是這兩(liang) 大問題。從(cong) 這一角度解讀《春秋繁露》,不僅(jin) 意味著從(cong) 周秦之變、漢承秦製的時代轉換去理解董仲舒所抱持之文化立場和價(jia) 值理想,而且也意味著從(cong) 這一切與(yu) 我們(men) 今天的處境存在某種內(nei) 在聯係的認定去解···
在儒教中,天人合一是基本信念,信命、信道、信經典相統一,希賢成聖是人生理想,經學思維是基本思維方式。天授和受命、奉天和尊神觀念,與(yu) 天不變道亦不變觀念,構成董仲舒儒教思想的核心信念;用有宗教性能的天人感應論為(wei) “三綱”製度提供理論說明,是董仲舒儒教思想的現實目的。
張先生的儒學思想,具有深厚的曆史維度,注重天命直覺的內(nei) 在體(ti) 驗,講求漢宋佛道的貫通和大小傳(chuan) 統的互動,主張以活潑潑的生命境界為(wei) 導向的政治生活秩序的建構。
十餘(yu) 年來,隨著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漢服也逐漸得到了主流社會(hui) 的接受與(yu) 認同,成為(wei) 了承載民族情感的重要符號。希望在這一背景下,能走出文化虛無、逆向民族主義(yi) 的陰霾。西裝革履、白色婚紗固然可以穿戴,但不必將其視為(wei) 獨一無二的正裝,而傳(chuan) 統漢服衣冠,則更不能再被視為(wei) “奇裝異服”了。
在《新民說》中,梁啟超基於(yu) 耶林式的法權觀念批判舊倫(lun) 理與(yu) 舊道德,並以此建構新的社會(hui) 倫(lun) 理。但他並未因此而完全否定了舊倫(lun) 理與(yu) 舊道德,而是基於(yu) 新的權利義(yi) 務觀念對舊倫(lun) 理進行規範性重構,將舊道德淬厲為(wei) 新道德。
11月24日的區議會(hui) 選舉(ju) 是香港政治的重要轉折點,“泛民”取得了過半議席。這是香港理性精神進一步陷入迷惘的征兆。這是一次暴力氛圍下的特殊時期的選舉(ju) ,其結果受到一定的扭曲,但大體(ti) 上可以作為(wei) 測試香港所謂“主流民意”的民調依據。
「存有三態論」融攝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學,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開顯」與(yu) 「存有的執定」三者為(wei) 體(ti) 係建構支柱,它重視在現代化(外王)的曆程中重新調適公民正義(yi) 與(yu) 心性修養(yang) (內(nei) 聖)的方法途徑。一方麵恰當的調適而上遂於(yu) 「道」,另方麵則具體(ti) 而落實於(yu) 「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調理出「一統」。
《樂(le) 記》是中國首部專(zhuan) 論歌樂(le) 舞的樂(le) 論專(zhuan) 著,係漢武帝時劉德與(yu) 毛生等所作(公元前130年前)。西漢末年劉向校《樂(le) 記》得23篇,11篇於(yu) 東(dong) 漢馬融時編為(wei) 《禮記·樂(le) 記》,另西漢褚少孫采《樂(le) 記》補《史記·樂(le) 書(shu) 》,餘(yu) 篇散佚。鄭玄說“名曰樂(le) 記者,以其記樂(le) 之義(yi) ”,《樂(le) 記》要義(yi) 為(wei) 何?“樂(le) ”字當作何解?
王陽明的致良知工夫論,堪稱傳(chuan) 統儒家修身工夫的正法眼藏,也一直是現代學者論說不休的學術熱點。陳立勝先生《入聖之機》一書(shu) ,以陽明學“致良知工夫”“良知論”“知行合一”“心外無物”“心外無事”“龍場悟道”等著名論題為(wei) 焦點,從(cong) 修身工夫的向度對陽明心學的內(nei) 涵予以追本溯源,抽絲(si) 剝繭,疑義(yi) 與(yu) 析,以期領略致良知教的本地風光,管窺陽明學精···
判定“四有說”的依據不在於(yu) 是“至善無惡”,還是“無善無惡”,而在於(yu) “有善有惡意之動”。相對以“先天正心”為(wei) 理論基礎的“四無說”,“後天誠意”是龍溪語境中“四有說”的基本內(nei) 涵。“四有說”體(ti) 現了龍溪對陽明“四句教”的特定理解和定位。
“孝”在儒家傳(chuan) 統中發揮著雙重功能,既是公共生活的規範,也是家庭生活中的個(ge) 人美德。作為(wei) 公共規範的“孝”,往往意味著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品格和家庭倫(lun) 理生活的順從(cong) 關(guan) 係,被統治者所關(guan) 注、輿論所監督、公權力所保障,由此,人們(men) 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孝道”可能演化為(wei) 一種“道德表演”。
“賤丈夫”並非孟子對商人的定性,乃是賤人心之貪婪。教玉人雕琢成為(wei) 妨礙治國任賢的代名詞,但治國任賢並非如玉人雕琢那樣隻是一個(ge) 專(zhuan) 業(ye) 問題。士君子之尚誌不似梓匠輪輿之事,其所為(wei) 可謂功在千秋。孟子論孔子為(wei) 委吏或乘田,表明家貧親(qin) 老之時不擇官而仕。最後通過矢人與(yu) 函人之論顯示慎擇其業(ye) 之意,又由“君子遠庖廚”論出慎養(yang) 其心之義(yi) ,全麵···
當代新儒家存在著心性儒學重良知本體(ti) 與(yu) 政治儒學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較少關(guan) 注孔子“中庸”的“時中”維度。實際上,孔子“中庸”的“時中”思想正是中國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對世界思想史的獨特貢獻,它所蘊含的從(cong) “慎獨”到“群治”的個(ge) 體(ti) 與(yu) 群體(ti) 關(guan) 係的平衡,構成了對於(yu) 當代西方個(ge) 人主義(yi) 和黨(dang) 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糾偏。
本文從(cong) 《春秋》學的現世主義(yi) 和未來主義(yi) 進行分析,認為(wei) 高拱的理論是取消了未來主義(yi) 麵向,將《春秋》降為(wei) 一代之史,時王與(yu) 新王合一,使得《春秋》的批判性大為(wei) 減弱。
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過程中包含了幾次改朝換代、改造社會(hui) 的革命。當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ti) 係、經濟得到快速成長之際,整個(ge) 社會(hui) 氛圍轉向重新檢視革命的缺失和代價(jia) 。
曆來研究《大學》與(yu) 《中庸》,多關(guan) 注這兩(liang) 篇脫離《禮記》作爲四書(shu) 獨立之後的情況,卻無人注意《大學》、《中庸》在明清時代重返《禮記》的運動,這場運動的影響甚大,在思想史與(yu) 學術史上的意義(yi) 也非同尋常。
自由意誌所可以作之為(wei) 之之善與(yu) 惡,究竟是夐然獨立於(yu) 自由意誌外,自由意誌為(wei) 之也無加於(yu) 其為(wei) 善惡,不為(wei) 也無減於(yu) 其為(wei) 善惡,還是其竟取決(jue) 於(yu) 自由意誌之為(wei) 與(yu) 不為(wei) ,為(wei) 之然後成其為(wei) 善惡,不為(wei) 則亦無所謂善惡、不見其有善惡?
旁尊降和餘(yu) 尊厭是喪(sang) 服製度中的兩(liang) 種降服,然而兩(liang) 者的製服原則並不十分明確,且在適用上多有糾葛。本文旨在探明旁尊降和餘(yu) 尊厭的性質,相互間適用的規則,以及各自適用的親(qin) 屬範圍。
現在大陸的態度很明確:香港既然要鬧,就讓它鬧,結果自己承受;受製於(yu) “一國兩(liang) 製”,大陸對此也無能為(wei) 力。香港的命運掌握在港人自己手中:是繼續被人忽悠、利用,以香港蕭條、衰退為(wei) 代價(jia) 替居心叵測者火中取栗;還是幡然醒悟,腳踏實地地爭(zheng) 取相對可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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