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時王當新王 

——高拱《春秋》學研究

作者：黃銘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原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9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十八日乙卯

          耶穌2019年11月14日

作者近照

摘要：

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漢代《春秋》學理解為(wei) 孔子當“素王”，宋代《春秋》學則理解為(wei) 孔子“以天自處”。高拱以二說皆有損尊君之義(yi) ，著《春秋正旨》駁正之。以為(wei) “天子之事”當指文、武之製，孔子作《春秋》，隻是按文、武法度，據事直書(shu) 而已。並對“素王”說、“以天自處”說進行了係統的解構，將尊時王的意思推到了極致。本文從(cong) 《春秋》學的現世主義(yi) 和未來主義(yi) 進行分析，認為(wei) 高拱的理論是取消了未來主義(yi) 麵向，將《春秋》降為(wei) 一代之史，時王與(yu) 新王合一，使得《春秋》的批判性大為(wei) 減弱。

關(guan) 鍵詞：尊時王；魯史；天子之事

高拱字肅卿，諡文襄，河南新鄭人，明嘉靖二十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shu) 、中極殿大學士，著有《春秋正旨》一卷。在此書(shu) 中，高拱“以吾心君臣之義(yi) ”[高拱：《春秋正旨》，載《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69頁。下文凡引此書(shu) ，僅(jin) 標明頁碼。]闡明《春秋》尊王大義(yi) ，並批判了傳(chuan) 統的“孔子素王說”和“孔子以天自處說”，將尊時王推到了極致，甚至明言：“《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書(shu) ，吾不敢謂然也……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69頁。]而且在一卷的篇幅中，高拱通過看似零散的問答，係統的批評了舊說。本文試圖從(cong) 傳(chuan) 統的《春秋》學的角度，詳細分析高拱諸多命題的意圖，展示其嚴(yan) 密的邏輯體(ti) 係，並提出批評。

中州古籍出版社《高拱全集》書(shu) 影

一、春秋學的兩(liang) 個(ge) 主義(yi)

在傳(chuan) 統《春秋》學中，孔子作《春秋》有兩(liang) 個(ge) 層麵的意義(yi) ，一方麵是批判現世中弑父弑君的行為(wei) ，通過尊周王而誅討亂(luan) 臣賊子。另一方麵是創設出一套理想的製度，供後代的王者取法。前者屬於(yu) 現世主義(yi) ，後者屬於(yu) 未來主義(yi) 。

這兩(liang) 層意思，在《孟子》和《史記》中都有提及。《孟子•滕文公下》雲(yun)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根據孟子之意，孔子因為(wei) 畏懼弑父弑君之禍，故而作《春秋》誅討亂(luan) 臣賊子，這是出於(yu) 現世主義(yi) 的考慮。而“《春秋》天子之事”，趙岐注雲(yun) ：“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孟子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10頁。]素王，即是空王，是借《春秋》設計出一套王者之製，供後王取法，這屬於(yu) 未來主義(yi) 的麵向。

同樣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亦雲(yun) ：“周道衰廢，孔子為(wei) 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wei) 天下儀(yi)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史記》，中華書(shu) 局，1963年，第3297頁。]所謂的“退諸侯，討大夫”，就是現世中的尊王，通過貶退諸侯、大夫的僭越行為(wei) ，維護周天子的權威；而“為(wei) 天下儀(yi) 表”“以達王事”“見之行事”，則是麵向未來訂立製度，故而周天子也在貶損之列。

現世主義(yi) 的尊時王，《春秋》多有論及。如有“王者無敵”的觀念，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於(yu) 貿戎。”《公羊傳(chuan) 》雲(yun)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wei) 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99頁。下文凡引此書(shu) ，僅(jin) 標明頁碼]此處的史實是晉國擊敗了周天子。《春秋》從(cong) 尊王的角度來看，晉國沒有資格和周天子“戰”，因為(wei) 書(shu) “戰”表明雙方是平等的，周天子至高無上，沒有敵體(ti) 之人，故僅(jin) 書(shu) “王師敗績於(yu) 貿戎”，隱去晉國，好像是王師自敗一樣。又有“王者無外”的觀念，如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羊傳(chuan) 》雲(yun)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wei) 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35-36頁。]祭伯為(wei) 天子之大夫，出奔至魯國，然《春秋》書(shu) “來”不書(shu) “出奔”，因為(wei)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魯國的土地也是屬於(yu) 周天子的，故而無所謂“出奔”，以此表達尊王之義(yi) 。此外，《春秋》不僅(jin) 尊待周天子本人，王官亦在尊崇之列，如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hui) 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yu) 洮。”《公羊傳(chuan) 》雲(yun)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wei) 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409頁。]按照《春秋》名例，稱“王人”表明是周天子的下士，地位低賤，會(hui) 盟中的排序卻在諸侯之上，這是也尊王觀念的題中之義(yi) 。另一方麵，對於(yu) 僭越天子的行為(wei) ，《春秋》進行了嚴(yan) 厲的聲討，如宣公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公羊傳(chuan) 》雲(yun) ：“何以不書(shu) 葬？吳、楚之君不書(shu) 葬，辟其號也。”[《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686頁。]按照《春秋》常例，諸侯卒時書(shu) 其爵位，葬時則體(ti) 察臣子尊榮君父之心，以臣子所稱之名號書(shu) 之。如齊國為(wei) 侯爵，齊桓公卒時書(shu) “齊侯小白卒”，葬時則書(shu) “葬齊桓公”，稱“侯”為(wei) 本爵，稱“公”則是臣子尊榮君父之辭。而吳、楚之君僭越了王號，按照上述規則書(shu) 寫(xie) ，則會(hui) 出現“葬楚某王”、“葬吳某王”的文句，明顯的僭越了周天子，故而《春秋》統一不書(shu) 吳、楚之君的葬禮，以此彰顯尊王之義(yi) 。此外，對於(yu) 某些事實上的有益之事，若僭越了天子之權，文辭上也要進行貶抑，以此絕嫌明疑。如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傳(chuan) 》雲(yun) ：“孰城之？城衛也。曷為(wei) 不言城衛？滅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wei) 不言桓公城之？不與(yu) 諸侯專(zhuan) 封也。曷為(wei) 不與(yu) ？實與(yu) 而文不與(yu) 。文曷為(wei) 不與(yu) ？諸侯之義(yi) ，不得專(zhuan) 封。諸侯之義(yi) 不得專(zhuan) 封，則其曰實與(yu) 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376-377頁。]衛國被狄所滅，齊桓公助衛複國，將衛國都城遷至楚丘，在當時的形勢下，這是存亡繼絕的善舉(ju) ，但是在禮製上，唯有天子才能封建諸侯，齊桓公的善舉(ju) 有僭越之嫌，故而《春秋》對此的評價(jia) 是“實與(yu) 而文不與(yu) ”，實際上認同，而在文辭上不認同。由上可見，《春秋》極重尊時王之義(yi) 。

《春秋》的未來主義(yi) ，涉及到的是“素王”以及“通三統”的問題，即“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這裏麵有一整套邏輯：第一，孔子通過作《春秋》，為(wei) 後世的王者定立製度，那麽(me) 《春秋》就是孔子假托的新的王者，此即“素王”之法。《春秋》是新的王者，則天命改易，周從(cong) 天下共主降為(wei) 新的“二王後”，此即“新周”。而且“新周”是通過災異體(ti) 現的，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災。”《公羊傳(chuan) 》雲(yun) ：“成周者何？東(dong) 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le) 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shu) ？記災也。外災不書(shu) ，此何以書(shu) ？新周也。”[《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681-682。]按照《春秋》之例，隻記錄魯國的災異，魯國以外的災異，除了“二王後”之外，例所不書(shu) 。此處書(shu) 成周之災，即是周降為(wei) 新的二王後的表征。另外，“《春秋》當新王”也是由災異、祥瑞體(ti) 現的，如哀公十四年書(shu) “西狩獲麟”。按照一般的講法，王者之世，麒麟才會(hui) 出現，故而麒麟是王者之祥瑞。哀公十四年出現麒麟，則被認為(wei) 是《春秋》受命之瑞，同時也是周亡失天下之異。第二，《春秋》新王之法是通過筆削兩(liang) 百四十二年的史事表達的，那麽(me) 需要在《春秋》中假托一個(ge) 國家來闡明新王治世之法，故而又有“王魯”之說。可以說“《春秋》當新王”與(yu) “王魯”是一體(ti) 之兩(liang) 麵，前者是精神實質，後者是書(shu) 法上的依托。第三，《春秋》另立一王法，有具體(ti) 的改製內(nei) 容，如改正朔、服色、爵製等等。以上幾點構成了“素王”說的整體(ti) 邏輯。

更加重要的是，在《春秋》中，現世主義(yi) 與(yu) 未來主義(yi) 並行不悖，體(ti) 現在尊周王與(yu) “王魯”並不矛盾。如成元年“王師敗績於(yu) 貿戎”，《公羊傳(chuan) 》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wei) 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徐彥疏雲(yun) ：“《春秋》之義(yi) ，讬魯為(wei) 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為(wei) 王，寧可會(hui) 奪？正可時時內(nei) 魯見義(yi) 而已。”[《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700頁。]此條的主旨是說明周天子的“王者無敵”，而徐彥提出了疑問，既然《春秋》以魯國為(wei) 王，為(wei) 何還使周天子“王者無敵”？答雲(yun) ：在現世中，時王之位不可剝奪，周不可退為(wei) 諸侯，魯不可進為(wei) 王爵；所謂的“王魯”僅(jin) 是麵向未來的假托，而且是通過“內(nei) 魯”文辭體(ti) 現的。具體(ti) 來講，是將魯國的文辭和外諸侯區別開來，又不與(yu) 周天子的文辭衝(chong) 突。如按禮製，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而在《春秋》中，周天子稱崩，魯君稱薨，而外諸侯則稱卒。魯君稱薨，是正常的諸侯文辭，而外諸侯的文辭則下降一等，這就彰顯了王魯之義(yi) ；同時魯國又不僭越周天子的文辭，則與(yu) 尊時王不矛盾。故而皮錫瑞雲(yun) ：“《春秋》王魯，不奪舊王，是《春秋》尊王之義(yi) ，與(yu) 王魯之義(yi) ，本可並行不悖也。”[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通論》，中華書(shu) 局2003年，第25頁。]

二、高拱對於(yu) 孔子素王說的批評

高拱《春秋正旨》意在尊崇時王，對於(yu) 傳(chuan) 統的“孔子素王說”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具體(ti) 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取消《春秋》的未來主義(yi) 麵向，從(cong) 現世主義(yi) 的角度剝奪孔子貶天子之權，將《春秋》降為(wei) 魯史。一是徹底消解“素王”說的理論根基，將王魯、災異、改正朔等觀念作係統性的批判。

守山閣叢(cong) 書(shu) 本《春秋正旨》內(nei) 頁

1.孔子無賞罰天子之權，《春秋》僅(jin) 為(wei) 魯史

高拱雲(yun) ：“莫大乎君臣之義(yi) ，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yi) ，宜無如孔子者。是故懼亂(luan) 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69頁。]《春秋》專(zhuan) 為(wei) 尊王而作，誅討亂(luan) 臣賊子是自然之事。然而天子為(wei) 至尊之人，孔子僅(jin) 為(wei) 布衣，能否賞罰天子？依據何種理由賞罰？就成了一個(ge) 問題。

在傳(chuan) 統《春秋》學中，孔子麵向未來，為(wei) 後王立法，屬於(yu) 假托的“天子之事”，自然可以褒貶周天子。而高拱認為(wei) 孔子布衣而行“天子之事”，本身屬於(yu) 莫大的僭越。高拱雲(yun) ：“（孔子）自托南麵之權以行賞罰，是作威作福，躬蹈無君之罪。亂(luan) 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luan) 賊乎？”[高拱《春秋正旨》，第1070頁。]又雲(yun) ：“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高拱《春秋正旨》，第1071頁。]高拱純粹從(cong) 現世主義(yi) 出發，采取歸謬法，認為(wei) 孔子行天子事為(wei) 最大的僭越，不可能再去誅討亂(luan) 臣賊子，故孔子本人無賞罰天子之權。

另一方麵，傳(chuan) 統《春秋》學中確有貶天子之文，如“王不稱天”。即文公五年“王使召伯來會(hui) 葬（成風）”，不稱“天王”。據何休之意，因天子使召伯會(hui) 葬成風不及時，故在名例上有所貶損。高拱卻認為(wei) 這是削罰天子，相當於(yu) 諸侯的黜爵，大違尊王之義(yi) ，高氏雲(yun) ：“此傳(chuan) 者之謬也。且如魯桓簒弑之賊也，其‘公’則僭稱也。孔子以宗國君臣之義(yi) ，乃於(yu) 簒弑之賊，尚不敢改其僭稱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魯桓？王，其本稱也，何如僭‘公’？其事則葬成風也，何如簒弑？而乃如此特加削罰，豈其君臣之義(yi) 於(yu) 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4至1075頁。]高氏再次使用歸謬法，認為(wei) 魯國本為(wei) 侯爵，而常稱為(wei) “公”，[實際上魯君稱“公”並非是僭稱，而是臣子之辭，見內(nei) 外之別。因孔子根據魯史修《春秋》，因魯臣子之辭稱國君為(wei) “公”，此為(wei) 內(nei) 外之別，非為(wei) 僭稱，而外諸侯書(shu) 葬之時，亦因其臣子辭而稱公，亦非僭稱。]這是名例上的僭越，而《春秋》因其為(wei) 宗國之君而不改。又認為(wei) 魯桓公有篡弑之事，性質比周天子會(hui) 葬諸侯之妾母不及時要更加的惡劣，《春秋》亦不在名例上貶損。兩(liang) 相比較，則周天子更加不可削罰。高氏又雲(yun) ：“聖人立言，取諸大義(yi) ，非若後世比對於(yu) 一字之間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隨便而言，無異同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5頁。]既然天子不可削罰，那麽(me) “王不稱天”就是偶然異義(yi) ，又進而否定了傳(chuan) 統《春秋》學“一字褒貶”之書(shu) 法。

那麽(me) 是不是天子有過，《春秋》不可以批評呢？上引周天子遣使會(hui) 葬一事，高拱亦以為(wei) 是“以天子之尊而會(hui) 葬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紀法掃地甚矣”，“何為(wei) 其無貶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5頁。]但貶天子的方式是“據事直書(shu) ，所貶自見，固不在乎王之天與(yu) 不天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5頁。]高拱否定了一字褒貶，那麽(me) 隻能從(cong) 據事直書(shu) 上探討褒貶。同時，孔子僅(jin) 為(wei) 匹夫，那麽(me) 《春秋》貶天子的根據來自何處？高拱雲(yun) ：“文、武之褒貶之也。何謂文、武褒貶之也？曰：天下有聖賢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準之，以作《春秋》。其所書(shu) 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所賞者也，是即所謂褒也。其所書(shu) 惡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罰者也，是即所謂貶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與(yu) 法，則《春秋》所書(shu) 褒貶自見，正不必求其義(yi) 於(yu) 一字之間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5頁。]很顯然，貶天子的隻能是文、武之法，孔子雖為(wei) 聖賢，也隻是“據文、武之典製，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高拱《春秋正旨》，第1072頁。]那麽(me) 孟子所謂的“《春秋》天子之事”自然指的是文、武法度，故而高拱雲(yun) ：“‘《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製’雲(yun) 爾，非謂孔氏之為(wei) 天子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高拱《春秋正旨》，第1072頁。]

高拱將孔子定為(wei) 文、武之製的遵行者，《春秋》不過是遵循“太祖舊製”，“據事直書(shu) ，所貶自見”，則與(yu) 史書(shu) 無別。高拱雲(yun) ：“《春秋》，孔氏之書(shu) 歟？抑魯國之書(shu) 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1頁。]定《春秋》為(wei) 魯史，是驚世駭俗的觀點。傳(chuan) 統《春秋》學都認為(wei) 《春秋》是孔子筆削魯史而成，不可等同於(yu) 魯史。且據高拱所引《孟子》，下文尚有“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而今文家認為(wei) ，這就是孔子“加王心於(yu) 魯史”，屬於(yu) “天子之事”。對此高拱反駁道：“曰：筆則筆，削則削，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yu) 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yi) 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shu) ，即所謂筆也。如齊侯、鄭伯皆稱公，其赴報之書(shu) 皆‘公’也。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shu) 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shu) 也。孔子於(yu) 齊公則削而為(wei) ‘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於(yu) 鄭公則削而為(wei) ‘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於(yu) 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為(wei) ‘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高拱《春秋正旨》，第1076頁。]由此可見，魯史完全依據列國赴告寫(xie) 成，而《春秋》則經過了孔子筆削。高拱並不否定筆削，隻是筆削的根據在於(yu) 文、武之法。那麽(me) 將《春秋》定性為(wei) 魯史，著眼點不在筆削，在於(yu) 定《春秋》為(wei) 有周一代之書(shu) ，即為(wei) 史書(shu) 。

一代之史與(yu) 萬(wan) 世之法，在今文家看來，是經與(yu) 史的區分，如皮錫瑞雲(yun) ：“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孔子所作者，是為(wei) 萬(wan) 世作經，不是為(wei) 一代作史。經史體(ti) 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shu) ，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製立法，為(wei) 百王不易之常經。”[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通論》，中華書(shu) 局，2003年，第2頁。]高拱將《春秋》定為(wei) 魯史，其實也注意到了萬(wan) 世的問題，隻不過是認為(wei) 有周一代即為(wei) 萬(wan) 世，雲(yun) ：“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yu) 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誌亦可畢。故曰‘誌在《春秋》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3至1074頁。]萬(wan) 世皆行文、武之法，那麽(me) “《詩》亡然後《春秋》作”的曆史繼代內(nei) 涵也被取消了，高拱雲(yun) ：“曰：孟子不雲(yun) 乎：‘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製，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yu) 天下，罔敢有弗遵也。……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製雖不共守，然有可考而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yu) 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yu) 是，據文、武之典製，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跡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跡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跡，續接成周之命脈耳。”[高拱《春秋正旨》，第1071至1072頁。]按照高拱的邏輯，《春秋》是續接成周命脈，“王者之跡”實則未熄，時王即為(wei) 新王，根本沒有素王的位置，故高氏雲(yun) ：“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高拱《春秋正旨》，第1072頁。]

2.對“素王”說的係統批判

高拱以時王為(wei) 新王，定《春秋》為(wei) 魯史，認為(wei) 文、武之製即為(wei) 萬(wan) 世法。而“素王”說則認為(wei) 周製僅(jin) 是一代之法，本身有弊端，而《春秋》則是改製救弊，為(wei) 未來的王者訂立新製。此說自然受到了高拱批判，而且是係統性的解構。

首先，消解“王魯”觀念。《春秋》當新王，具體(ti) 是假托魯國為(wei) 王者，闡釋新王之法。高拱則對“王魯”說進行了解構，以為(wei) ：“《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天子之權與(yu) 魯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4頁。]高拱認為(wei) ，魯國僅(jin) 為(wei) 諸侯，自然不可作為(wei) 王者。又認為(wei) ，《春秋》之所以依托於(yu) 魯史，是因為(wei) 列國史記，如晉之《乘》、楚之《檮杌》，皆“語多張詡”“亂(luan) 法幹紀”，“惟魯史尚存周製一二，文有足征，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事，夫何嚐以假魯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6頁。]如此，《春秋》依托於(yu) 魯，是因魯國更好的保存了周製，這完全是從(cong) 一代之史的角度出發，將指向未來的“王魯”解釋為(wei) 保留周製的“托魯”，則“王魯”說被消解了。

其次，對於(yu) 災異、祥瑞觀念的消解。《春秋》當新王的前提是周朝不再興(xing) ，然而這些判斷是通過災異、祥瑞隱晦的表達出來的。如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因麟與(yu) 王者有對應關(guan) 係，便與(yu) “素王”說緊密聯係在一起。今文家認為(wei) 孔子得麟而作《春秋》，獲麟是“（《春秋》）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古文家則認為(wei) 孔子成《春秋》而麟來瑞應。無論是獲麟乃作《春秋》，還是成《春秋》而麟來，都可以證明《春秋》是“素王”，當繼周而興(xing) 。[關(guan) 於(yu) 今古文經學“素王說”的具體(ti) 考證，可參見曾亦、郭曉東(dong) 《春秋公羊學史》，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28-330頁。]高拱則斬斷了獲麟和孔子作《春秋》之間的聯係，雲(yun) ：“曰：獲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於(yu) 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為(wei) 瑞應’。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撥亂(luan) 世，反之正，是萬(wan) 代之綱常也，而何與(yu) 於(yu) 麟？若曰‘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固不作歟？使麟出於(yu) 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歟？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為(wei) 瑞應’，則安知麟之所出，瑞為(wei) 己歟？且後世亦每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歟？固又知其不然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8頁。]高拱認為(wei) ，麟來與(yu) 王者並沒有直接聯係，又從(cong) 生活經驗出發，否定了整個(ge) 瑞應之事，雲(yun) ：“瑞應之事，有道者不言，謂其理之不可詳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鄭州生麟，予適過鄭，親(qin) 見之。越歲，予門人王從(cong) 諾氏家生麟，邑人皆見之，然迄無所應。則麟雖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即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誠何與(yu) 於(yu) 聖人之經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9頁。]高拱“麟其所麟”的觀念，頗近乎今人，破除了“素王”說的祥瑞支撐。同時“素王說”的災異支撐亦被破除，高拱雲(yun) ：“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旱凶災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為(wei) 天矣，而況其理實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高拱《春秋正旨》，第1080頁。]傳(chuan) 統的災異說都將災異的原因歸於(yu) 君王的行為(wei) ，如董仲舒雲(yun)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shang)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luan) 也。”[班固《漢書(shu) 》，中華書(shu) 局，1962年，第2498頁。]意在通過災異彰顯天意，使人君反躬自省，以此限製君權。但高拱敏銳的看到，傳(chuan) 統災異說存在巨大的弊端，因為(wei) 災異傷(shang) 害的是民眾(zhong) ，與(yu) 人君沒有直接的聯係，而且將災異與(yu) 具體(ti) 的事應聯係在一起是非常荒謬的。所以《春秋》書(shu) 災異與(yu) 祥瑞都是據事直書(shu) ，沒有其他附加的意思，那麽(me) “成周宣謝災”就沒有“新周”的意義(yi) ，“西狩獲麟”就不為(wei) “素王”而設，那麽(me) “素王”說中的災異、祥瑞支持，也被解構掉了。

再次，對於(yu) 具體(ti) 改製內(nei) 容的消解。在“通三統”理論中，新的王朝崛起，要在製度上有所變革，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等等，以此表明天命的轉移。就改正朔而言，夏朝的正月為(wei) 建寅之月（即當今的農(nong) 曆正月），商朝正月為(wei) 建醜(chou) 之月（農(nong) 曆十二月），周朝正月為(wei) 建子之月（農(nong) 曆十一月），這三個(ge) 月被稱為(wei) “三正”，在王朝變革中不斷循環。《春秋》繼周而起，當以建寅之月為(wei) 正月。《論語》中孔子答顏淵問為(wei) 邦，有“行夏之時”一語，可以作為(wei) 《春秋》改正朔的佐證。高拱則從(cong) 根本上否定改正朔的觀念，認為(wei) 《春秋》是行文、武之政，而“行夏之時”則是另立一代製度，自然沒有合法性，並將《論語》中孔子之語定為(wei) “私言”，雲(yun) ：“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le) 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shu) 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2-1073頁。]高拱不否認孔子可以斟酌四代禮樂(le) 來“立法”，但是這種“立法”沒有未來主義(yi) 的麵向，不可能被後世王者取法，充其量隻能作為(wei) “私言”。而《春秋》屬於(yu) 魯史，而且表明有周一代之製將不斷的延續，隻有現世的尊王，一切假托的改製都是非法的。至此，高拱將“素王”說作了係統而徹底的解構。

影視作品中的高拱形象

三.對“夏時冠周月”及“孔子以天自處”說的批評

“素王”說遵循的是現世主義(yi) 和未來主義(yi) 兩(liang) 條路徑，新王是假托，現世中仍尊待周天子，孔子既在曆史中，又超然於(yu) 曆史之外。而到了宋代，孔子的神聖性不斷增強，完全超然於(yu) 曆史之外，就有了“夏時冠周月”說和“孔子以天自處”說。

“夏時冠周月”是胡安國提出的，[“夏時冠周月”說實際上起源於(yu) 程頤，顯明於(yu) 胡安國，到朱子那裏正式完成，可參見拙文《論春秋學“行夏之時”說的漢宋之辨》（未刊稿）。]旨在《春秋》中貫徹《論語》“行夏之時”的觀念，屬於(yu) 改正朔的範疇。胡安國雲(yun)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wei) 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wei) 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zhuan) 也，其旨微矣。”[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頁。]胡氏的理論有三個(ge) 步驟，分別是改年、改月、改時。首先，胡安國認為(wei) 夏、商、周三代分別以建寅（農(nong) 曆一月）、建醜(chou) （農(nong) 曆十二月）、建子（農(nong) 曆十一月）為(wei) 首月，但是三代以夏曆作為(wei) 標準，商、周僅(jin) 僅(jin) 改年，而不改時、月，如周之正月為(wei) 夏曆十一月，而周代的一年之首記作“元年冬十一月”，僅(jin) 以夏曆十一月作為(wei) 一年的開端，而不改時、月。其次，孔子在周代曆法的基礎之上改月，將建子之月改為(wei) 正月，[胡安國認為(wei) 周代本不改月，月為(wei) 孔子所改，而朱子則對此提出嚴(yan) 厲的批評，認為(wei) 周製已經改了正月，非孔子所改。我們(men) 認為(wei) 朱子的批評是正確的，詳參拙文《論春秋學“行夏之時”說的漢宋之辨》（未刊稿），由於(yu) 此處高拱批判的是胡安國的學說，故仍以胡氏說為(wei) 準。]原來的“元年冬十一月”則變成“元年冬正月”，這個(ge) 就是“夏時冠周月”說中的“周月”。再次，胡安國認為(wei) 四季的標準本是固定的，以農(nong) 曆的一、二、三月為(wei) 春，四、五、六月為(wei) 夏，七、八、九月為(wei) 秋，十、十一、十二月為(wei) 冬，這個(ge) 恰好符合夏代的曆法。而按照周代正月的算法，則以三、四、五月為(wei) 春，六、七、八月為(wei) 夏，九、十、十一月為(wei) 秋，十二、一、二月為(wei) 冬，所以歲首是“元年冬正月”。所謂“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將夏曆四時和月份的對應關(guan) 係，移植到周月上，將“元年冬正月”改為(wei) “元年春正月”，而四季的實際範圍也發生了變動。

浙江古籍出版社《春秋胡氏傳(chuan) 》

由上可知，“夏時冠周月”的邏輯是很複雜的，高拱對此顯然有誤解，以為(wei) 胡安國是直接使用“夏正”，《春秋》“元年春正月”指的是夏曆正月，據此進行批評，雲(yun) ：“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yu) 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為(wei) 之，以為(wei) 國史，將為(wei) 私言乎？將為(wei) 公言乎？且《左傳(chuan) 》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shu) ‘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驚蟄，舟楫既通矣，何以書(shu) ‘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為(wei) 災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3頁。]高拱認為(wei) 《春秋》用夏正，則二月無冰，十月有菽等皆不合時令，以此反駁胡安國之說，是一個(ge) 巨大的誤解。胡安國也以為(wei) 《春秋》以建子之月為(wei) 正月，非用夏正。問題的症結在於(yu) 胡安國認定周代原本沿用夏曆，僅(jin) 改年而已，而孔子對於(yu) 周代曆法進行了直接的改動，從(cong) 周史的“元年冬十一月”改為(wei) “元年春正月”。而在“素王”說中，周代原初的曆法即以建子之月為(wei) 正月，孔子沒有直接改動周曆，“行夏之時”是通過隱微的對比得出的。[即何休用“河陽冬言狩”與(yu) “獲麟春言狩（而不譏）”的對比，得出孔子欲“行夏之時”的結論，而《春秋》本身則用的是周曆，可參拙文《論春秋學“行夏之時”說的漢宋之辨》（未刊稿）。]而“夏時冠周月”說則是孔子完全超然於(yu) 曆史之外，直接改動正朔，這是莫大的僭越，故而高拱批評其“改當代之正朔”，“不可以成史”，是可以的。至於(yu) 指責胡安國直接用夏正，則是高拱粗疏武斷的表現。

胡安國還有“孔子以天自處”說。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胡安國以為(wei) ，先前夾穀之會(hui) ，孔子以禮責齊，故齊侯歸還三邑謝罪，《春秋》記錄此條是孔子“自序其績”，繼而雲(yun) ：“《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hui) 人物於(yu) 一身，萬(wan) 象異形而同體(ti) ；通古今於(yu) 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yu) 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yu) 我皆真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68頁。]胡安國以為(wei) ，孔子是“以天自處”，超越於(yu) 曆史，對於(yu) 自身參與(yu) 的事件，自然可以表功序績。高拱駁雲(yun) ：“茲(zi) 書(shu) 曰‘及齊平，公會(hui) 齊侯於(yu) 夾穀’，後即書(shu) 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歸鄆、讙、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高拱《春秋正旨》，第1077至1078頁。]將歸田之事完全納入現世政治中，認為(wei) 是齊魯講和的結果。而且歸田本為(wei) 小事，即便是孔子自序其績，也與(yu) “以天自處”無關(guan) ，高氏雲(yun)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為(wei) ‘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高拱《春秋正旨》，第1078頁。]孔子超越曆史本是未來主義(yi) 麵向，與(yu) 現世的尊王並不矛盾，這也是“素王”說高明的地方。而宋以後將孔子不斷神化，甚至取消了現世主義(yi) 的麵向，孔子可以直接改變時王之正朔，以天自處，是走向了一個(ge) 極端。高拱的批評，純粹從(cong) 現世主義(yi) 出發，將神化孔子的部分還原為(wei) 現實政治，則走向了另一個(ge) 極端，可謂是矯枉過正。

餘(yu) 論

《四庫全書(shu) 總目》認為(wei) ，高拱作《春秋正旨》，“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hui) ，欲尊聖人而不知其所以尊，欲明書(shu) 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意，以訂其謬”。[永瑢等《四庫全書(shu) 總目》，中華書(shu) 局，1965年，第231頁下欄。]實則高拱以尊時王入手，批判了宋以來的“孔子以天自處”說，更是批判了漢代的“孔子素王”說。從(cong) 文中單個(ge) 命題來看，高拱所論，即便在明代亦非首創，正如周翔宇所雲(yun) ：“整部《春秋正旨》所辨，其實都並未超出明代中期《春秋》學已有的理論成果。”[周翔宇《經典詮釋的新發展——明代<春秋>學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第256頁。]然其理論的體(ti) 係性非常嚴(yan) 密，有立亦有破，特別是將“孔子素王”說的理論構架進行了全麵地消解。同時定《春秋》為(wei) 魯史，孔子僅(jin) 是文、武之法的遵循者，與(yu) “天子之事”無關(guan) ，則將尊時王的觀念推到了極致。這當然是明代君權空前強盛，在學術上的反映。或是高拱有實際的政治意圖，因為(wei) 《春秋正旨》作於(yu) 隆慶六年高氏歸田之後，書(shu) 中極端的強調尊時王，或許是針對張居正與(yu) 馮(feng) 保的有為(wei) 之言。

影視作品中的高拱形象

另一方麵，作為(wei) 曆史中的孔子本人而言，作《春秋》肯定屬於(yu) 私言，僅(jin) 是麵向未來一種假托而已。但是對於(yu) 後人而言，孔子就不僅(jin) 是曆史上的人物，其學說更是判斷政治合法性的標準，本身超越於(yu) 曆史。後人實踐孔子之言，或是提高孔子的地位，都是在現實政治之外，保存理想主義(yi) 和批判精神。無論是“素王”說還是孔子“以天自處”說，都具備這一點。而高拱隻重現世主義(yi) 的維度，將時王與(yu) 新王合一，極大的削弱了《春秋》的批判精神。且在論證中多有武斷空疏的地方，如高拱屢次認為(wei) 諸侯僭“公”，實則此為(wei) 臣子之辭，《春秋》依托於(yu) 魯史，對魯君的稱謂本為(wei) “公”，非僭公爵。又如誤解“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為(wei) 直接使用夏正等。總體(ti) 來說，高拱“以吾心君臣之義(yi) ”衡量《春秋》，極度尊君，強悍而又係統，在《春秋》學史上可謂獨樹一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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