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董仲舒春秋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作者：黃銘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七日癸巳

          耶穌2019年12月22日

提要：通過何休來解釋董仲舒的春秋學，是曆代注釋者共同遵循的方法。近來有學者從(cong) 學理上否定了這一路徑，認為(wei) 董學未明的症結正在於(yu) 此，力圖突破何休的框架另立新說，並舉(ju) “遠近內(nei) 外”問題為(wei) 例。本文從(cong) 該例證出發，闡述新舊兩(liang) 種解說，分析出新說錯誤的原因在於(yu) 誤解了何休的“義(yi) 例”。以此廣論何休的“義(yi) 例”與(yu) 董仲舒“《春秋》無達辭”觀念之間的關(guan) 係，重申“以何解董”的方法論問題。

董仲舒與(yu) 何休，是公羊學史上最重要的兩(liang) 位經師，被後人稱為(wei) 通向《公羊傳(chuan) 》的階梯。盡管兩(liang) 者在詮釋《公羊傳(chuan) 》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同時在師承關(guan) 係上，何休承接的是胡母生的學脈[1]，而非董仲舒的後學，但後世絕大多數學者都將董、何視為(wei) 一體(ti) ，或者即便在某些內(nei) 容上有所保留，但在經典解釋中，也經常用何休的《公羊解詁》去注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比如淩曙的《春秋繁露注》、蘇輿的《春秋繁露義(yi) 證》，都是如此。

以何解董的詮釋方法，有一個(ge) 基本的認定，即董、何對於(yu) 公羊學核心概念的認識基本一致。具體(ti) 而言，何休概括的“三科九旨”，在董仲舒那裏也能找到根據[2]。當然，也有學者因為(wei) 政治原因，強行區分董、何[3]，但以何解董的詮釋方法是沒有變的。近來有學者試圖從(cong) 學理上否定這種詮釋方法，如楊濟襄教授認為(wei) ：“（《春秋繁露》的注釋者）之所以‘於(yu) 理仍多未明’，最主要的症結，便是由何休《解詁》與(yu) 董氏之學的扞隔而來[4]。”具體(ti) 來說是“掣肘於(yu) 何休在《公羊》經傳(chuan) ‘字麵用語’所構架出的‘義(yi) 例’，無視於(yu) 董氏所倡‘《春秋》無達辭’的治經方法，以致於(yu) 不僅(jin) 在《公羊傳(chuan) 》的注解釋義(yi) 上無法得到通貫，對董氏春秋學義(yi) 理之發凡，也往往有錯誤的理解[5]。”糾偏的方式是“援引《公羊》經、傳(chuan) 原文去破解何休《解詁》所帶來的迷思[6]”。這種思路無疑是新穎的，是否能夠成立，還涉及到對於(yu) 公羊學整體(ti) 性的理解。下麵我們(men) 就從(cong) “遠近內(nei) 外”問題，來具體(ti) 分析。

一、以何解董之舊說

《春秋繁露·奉本》篇有這麽(me) 一段文字：

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yi) ，殺隱桓以為(wei) 遠祖，宗定哀以為(wei) 考妣……大國齊宋，離（不）言會(hui) [7]。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nei) 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8]

這段材料的主旨是《春秋》緣魯以言王義(yi) ，而王義(yi) 在時間上有遠近之別，故而以“隱桓”與(yu) “定哀”對舉(ju) 。那麽(me) “大國齊宋”以下，是何含義(yi) ？與(yu) 上文是否有關(guan) 聯？淩曙與(yu) 蘇輿都認為(wei) 這些與(yu) “遠近”有關(guan) ，故以何休“張三世”之說注釋“大國書(shu) 離會(hui) ”等內(nei) 容[9]，認為(wei) 這些是“三世說”的具體(ti) 書(shu) 法。為(wei) 了具體(ti) 分析，我們(men) 先來看一下何氏的“三世說”。

【春秋經】（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

【公羊傳(chuan) 】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

【何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yu) 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chuan) 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yi) 有深淺，時恩衰義(yi) 缺，將以理人倫(lun) ，序人類，因製治亂(luan) 之法……於(yu) 所傳(chuan) 聞之世，見治起於(yu) 衰亂(luan) 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nei) 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nei) 小惡書(shu) ，外小惡不書(shu) ，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nei) 離會(hui) 書(shu) ，外離會(hui) 不書(shu) 是也。於(yu) 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書(shu) 外離會(hui) ，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hui) 狄於(yu) 欑函”，襄二十三年“邾婁劓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yu) 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yi) ，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為(wei) 父母三年，為(wei) 祖父母期，為(wei)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qin) 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10]

由上可知，何休的“三世說”，包括兩(liang) 個(ge) 部份，一為(wei) 立意，一為(wei) 書(shu) 法。首先《春秋》假托魯國言王者之道，王者治世有先後次序，故治亂(luan) 之法也分三個(ge) 階段，依次遞進。先治大惡，再治小惡，再到纖細之惡；王化所及，由魯國至諸夏，再到夷狄。而具體(ti) 書(shu) 法，如離會(hui) 、爵製等等，在三世之中有不同的表達。從(cong) 這兩(liang) 點來考察《奉本》篇“大國齊宋”以下，實際上是討論三世的書(shu) 法問題。

首先，是書(shu) 法時限的確定。“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哀”指魯哀公，時間上屬於(yu) 所見世之末。當時理應治著太平，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故而之前魯國被伐，《春秋》要記錄鄙疆，如莊公十九年“齊人伐我西鄙”；而至哀公則不書(shu) 鄙疆，如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國書(shu) 帥師伐我”。

其次，“大國齊宋，離言會(hui) ”，也是所見世的書(shu) 法。因為(wei) 離會(hui) 屬於(yu) 小惡[11]，在傳(chuan) 聞世，以魯國為(wei) 內(nei) ，以諸夏為(wei) 外，內(nei) 小惡書(shu) ，外小惡不書(shu) ，故齊宋等國的離會(hui) 是不書(shu) 的。至所聞世，以諸夏為(wei) 內(nei) ，亦書(shu) 其小惡，故書(shu) 齊宋離會(hui) 。所見世的情況，何休未有說明，蘇輿雲(yun) ：“所見世，遠近大小若一，當書(shu) 外離會(hui) [12]”，則齊宋離會(hui) ，亦是哀公篇的書(shu) 法。

再次，“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也是哀公篇的書(shu) 法。“錄而辭繁”，指國君死後，《春秋》既書(shu) 其卒葬，又在時月日例中，卒書(shu) 到日，葬書(shu) 到月。《春秋》大國之君，都是卒日葬月。而小國之君的卒葬，隨著三世例有一個(ge) 遞進的過程：傳(chuan) 聞世例不書(shu) 小國卒葬；所聞世方書(shu) 之，然卒月葬時；至哀公之時，小國才能都達到卒日葬月的標準。

最後，“遠夷之君，內(nei) 而不外”，也是哀公篇的書(shu) 法。《春秋》講究夷夏之辨，內(nei) 外之別，體(ti) 現在名例上，諸夏之君稱爵，而夷狄之君則有“州、國、氏、人、名、字、子”七等稱謂，“子”為(wei) 爵稱，同於(yu) 諸夏。至哀公時，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無內(nei) 外之分，故而夷狄之君皆稱爵，與(yu) 諸夏無別。

所以從(cong) 何休“三世說”的角度解釋董仲舒此段文字，是完全合法的。而且董仲舒也有“三世”之說，如《春秋繁露·楚莊王》篇雲(yun)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wei) 三等，有見，有聞，有傳(chuan) 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chuan) 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chuan) 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chuan) 聞九十六年。於(yu) 所見微其辭，於(yu) 所聞痛其禍，於(yu) 所傳(chuan) 聞殺其恩[13]。”董子既提出了三世的斷代，又提出三世的文辭有變化，而《奉本》篇恰恰是三世異辭的具體(ti) 化，則董、何之“三世說”若合符節。

二、楊氏新說辨正

以何休三世例解《奉本》篇的關(guan) 鍵，是對於(yu) “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的理解，“哀”指魯哀公，則“大國齊宋”以下皆為(wei) 哀公時的辭例。楊氏從(cong) 這一點出發，認為(wei) “魯無鄙疆，伐哀皆言我”，並非專(zhuan) 指哀公，相關(guan) 的論據，是《春秋》經文言“我”、言“伐”者，不限於(yu) 哀公篇，並總結了“《春秋》經文言‘我’、言‘伐’者一覽表”[14]。

據此，楊氏雲(yun) ：“言‘我’記‘伐’之事，遍布於(yu) 《春秋》三世之中，並非僅(jin) 見於(yu) 哀公，而何休所言之‘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根本不見於(yu) 《公羊傳(chuan) 》，更非董氏春秋學之內(nei) 容。既然，董氏認為(wei) ‘王道’之義(yi) 遍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言‘我’記‘伐’之事多列於(yu) 哀公以外之經文，董氏實無必要強調‘諸侯伐而皆言我者’皆哀公之事[15]。”否定了哀公之事，則“大國齊宋離言會(hui) ”以下的文字，也失去了三世辭例的含義(yi) 。

那麽(me) “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應該怎麽(me) 解釋呢？楊氏認為(wei) “伐哀”當作“伐衰”，“衰”指代“衰世之事”。同時“我”字也有新的含義(yi) ，楊氏雲(yun) ：

“我”字在經文中專(zhuan) 指“魯國”，除非事關(guan) 魯國，否則，經文不會(hui) 以“我”行文。我們(men) 由上述《春秋》言“我”記“伐”之事看來，眾(zhong) 多的戰伐，魯國並非皆為(wei) 當事國。那麽(me) ，此處的“諸侯之伐衰者皆言我”，應該不是指經文在字麵上以“我”字行文的意思。否則，這句話與(yu) 經文實際的記載情況就有出入。“諸侯之伐衰者皆言我”，應該是指《春秋》經文在書(shu) 寫(xie) “戰伐”史事時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致使經文的陳述,透露出‘我’的責任與(yu) 使命。由於(yu) 《春秋》是以魯史記為(wei) 示範，示範出一個(ge) 王朝的禮製與(yu) 氣象；所以，放眼天下以為(wei) 視野，去關(guan) 懷諸侯之間的伐戰，於(yu) 《春秋》經文來說，毋寧是對王者的期待，期許王者以天下為(wei) 己任。《公羊傳(chuan) 》屢番感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也是這樣的一種情愫。事實上，“皆言我”，對“我”的期許，便是董氏所言“緣魯以言王義(yi) ”。[16]

楊氏將“伐我”二字拆開，認為(wei) “我”字並非是經文本身，而是《春秋》書(shu) 寫(xie) 的原則，即以“我”之使命感記錄本不該記錄的外國戰伐之事。並列舉(ju) “莒人伐杞（隱公四年經）、楚人伐鄭（僖公元年經）、齊人伐山戎（莊公三十年經）、秦師伐晉（宣公二年經）、吳伐越（昭公三十二年經）等”，皆屬“伐衰言我”的範疇。而這種書(shu) 法與(yu) 董氏所雲(yun) “緣魯以言王義(yi) ”是符合的[17]。

然而這種新解存在很大的問題。首先從(cong) 文獻的角度講，將“哀”字改為(wei) “衰”字，沒有版本上的根據。然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訛誤頗多，經過清代學者的整理改定，方勉強可讀，那麽(me) 楊氏運用“理校”改字，也不能簡單的判定為(wei) 非法，還是需要從(cong) 學理上進行考察。

第一，“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衰者皆言我”，這樣的句讀以及理解，是否有內(nei) 在的矛盾。按照楊氏的解釋，“衰”泛指“衰世之事”，然而結合上下文，應該專(zhuan) 指外國戰伐之事，否則“伐”字無處安頓。但是楊氏新解最後的落腳點在“緣魯以言王義(yi) ”，這個(ge) 說法包含甚廣，整個(ge) 《春秋》中的史事，皆屬於(yu) “衰世之事”，如篡位、弑君、出奔、外淫等等皆是“王心”應該關(guan) 注的，所以具體(ti) 的“伐”與(yu) 廣義(yi) 的“衰事言我”始終無法統一。而且“當此之時”，按照楊氏的新解，指代整部《春秋》跨越的二百四十二年，既然是整部《春秋》，何必單言“當此之時”。更為(wei) 重要的是，楊氏對於(yu) “《春秋》緣魯以言王義(yi) ”的理解有偏差。楊氏以為(wei) ，《春秋》本來隻記錄涉及魯國之事，以魯為(wei) “我”；之所以記錄外國之事，因為(wei) 《春秋》是王者，對於(yu) 整個(ge) 天下，都有“我”的擔當。然而在董仲舒的理論中，“緣魯以言王義(yi) ”並非隻是“記錄外事”，而是假托魯國為(wei) “王者”，闡發王義(yi) 。重點在“王”，而不在“魯”。《春秋繁露·王道》篇雲(yun) ：

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yi) 父稱字，滕薛稱侯，荊得人，介葛盧得名。內(nei) 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yi) 也。[18]

這段文字中，董仲舒將“緣魯以言王義(yi) ”表述的非常清楚。首先，《春秋》假托魯國為(wei) 王者，故而朝見魯國的諸侯能夠得到褒獎，如滕本為(wei) 子爵，而褒為(wei) 侯爵。可見重點不在記錄外事，而在於(yu) 王者的褒獎。其次，通過內(nei) 外異辭的方式，彰顯魯國的王者身份。例如，同樣是外交事件，諸侯稱“朝聘”而魯稱“如”。落腳點都在“王”字上，顯示魯國被賦予的王者權力與(yu) 地位，遠非“書(shu) 外事”那麽(me) 簡單。如此，則楊氏新解在學理上不能自洽。

第二，楊氏批評何休三世例最主要的論據，是對“魯無鄙疆，諸侯伐哀者皆言我”的質疑，認為(wei) 經文書(shu) “伐我”，不僅(jin) 限於(yu) 哀公篇，找出了很多例證，之後才有改“哀”為(wei) “衰”種種說法。然而這種批評是建立在誤解何休辭例的基礎上的。何休認為(wei) ，至哀公朝的時候，王化遍及天下，故而魯國沒有鄙疆，諸侯來伐哀公，經文僅(jin) 書(shu) “伐我”。這種書(shu) 法針對的是“有鄙疆”的情況，即表中的“伐我東(dong) 鄙”、“伐我西鄙”、“伐我南鄙”、“伐我北鄙”等書(shu) 法。所以不書(shu) “伐我某鄙”而書(shu) “伐我”，證明了哀公時期的魯無鄙疆，而表中的經文，完全可以支持這個(ge) 觀點。楊氏的錯誤，在於(yu) 混同了兩(liang) 個(ge) 辭例，單就“伐我”二字進行檢索，忽視了“魯無鄙疆”四字。既然何休之說能夠成立，那麽(me) 改“哀”為(wei) “衰”等等講法，也不攻自破。

三、《春秋》之例與(yu) 《春秋》無達辭

由上可知，楊氏質疑以何解董的詮釋方式，是從(cong) “例”的批判開始的，又認為(wei) 何休之例與(yu) 董仲舒“《春秋》無達辭”的觀念衝(chong) 突，從(cong) 而否定以何解董的合法性。那麽(me) 我們(men) 有必要重新審視“例”與(yu) “無達辭”兩(liang) 個(ge) 觀念。首先是怎樣看待何休的義(yi) 例。

第一，要明確何休之例的確切所指。以上文提到的“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為(wei) 例，指的是“伐我某鄙”與(yu) 僅(jin) 言“伐我”的比較。不能簡單的以“伐我”二字檢索經文，否則會(hui) 泯滅何休的問題意識，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如表中第一、二條，“伐”、“我”二字本不相連，又第一條“伐敗”之“伐”乃“誇伐”之意，與(yu) “戰伐”無關(guan) ，都不應納入。

第二，要明確何休對相關(guan) 概念的界定。如“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中對於(yu) “微國”的界定。從(cong) 何休的角度來看，“微國”基本與(yu) “小國”相同，而與(yu) “大國”相對。區分的標準是爵製，即公、侯為(wei) 大國，伯、子、男為(wei) 小國[19]。這與(yu) 《公羊傳(chuan) 》隱公五年“二王後稱公，其餘(yu) 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之文相合。然而楊氏認為(wei) ：“董氏所言之‘微國’，應是泛指國力衰微之國，亦或許是相較於(yu) 霸主國而言。”並將衛、陳、蔡三個(ge) 侯爵之國視為(wei) 小國[20]，據此立論，破解何休小國之君的卒葬條例，是不恰當的。

第三，要明確“正例”與(yu) “變例”的區分。這種區分不是何休開創的，《公羊傳(chuan) 》中早已有之。

【春秋經】（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chuan)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言即位何？如其意也。[21]

其中“繼弑君不言即位”就是《公羊傳(chuan) 》的條例。條例本身是一套書(shu) 寫(xie) 規則，用來彰顯微言大義(yi) ，但並不是說，所有內(nei) 容都必須符合條例，甚至可以說，大多數的義(yi) 理是從(cong) 變例中求得的。如上文，按照條例，魯桓公屬於(yu) “繼弑君”，本不應該書(shu) “公即位”，因為(wei) 桓公弒隱自立，反而書(shu) 即位，表達“如其意以著其惡”的義(yi) 理。由此可知，以例解經，正例當與(yu) 變例相表裏，那麽(me) 對待何休的條例，也應該注意這一點。如何休論述曹君之卒葬。

【春秋經】（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十一年）夏，五月，葬曹桓公。

【何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為(wei) 魯恩錄之尤深。

【徐疏】所傳(chuan) 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始書(shu) 之，其書(shu) 之也，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者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22]

按照徐彥總結的何氏條例，傳(chuan) 聞世不錄小國之君的卒葬，至所聞世方錄之，且卒月葬時。然而桓公十年，曹伯終生卻卒日葬月，屬於(yu) 變例，為(wei) 的是表達“《春秋》敬老重恩”的義(yi) 理。可以說正例確定書(shu) 法原則，變例揭示義(yi) 理，這在何休的理論中是自洽的，且《春秋》據亂(luan) 世而作，不可能沒有變例。然而楊氏雲(yun) ：“如果，何休所言，曹國國君卒葬之‘時日月’條例是真實的；那麽(me) ，就不應該有例外，方可稱為(wei) 書(shu) 寫(xie) ‘條例’[23]。”我們(men) 認為(wei) ，這種僵化條例觀，不符合《公羊傳(chuan) 》以例求義(yi) 的精神。

以何解董還需要考慮的問題，是何休的條例與(yu) 董仲舒“《春秋》無達辭”的觀念是否矛盾？很多學者將“《春秋》無達辭”視為(wei) 董仲舒反對條例的證據，我們(men) 需要重新考察這個(ge) 觀念。“無達辭”之說見於(yu) 《春秋繁露·精華》篇。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裏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cong) 變從(cong) 義(yi) ，而一以奉人。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wei) 為(wei) 之者，蔽於(yu) 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為(wei) 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必以兄之位為(wei) 欲居之，以至此乎雲(yun) 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24]

由上可知，董仲舒是根據僖公九年“晉裏克弒其君之子奚齊”，來論述“《春秋》無達辭”的觀念。推尋董氏的邏輯，奚齊為(wei) 未踰年君，本應遵循“未踰年之君稱子”的書(shu) 法，《春秋》卻書(shu) “君之子”，是爲奚齊明義(yi) ，認為(wei) 奚齊為(wei) 大國君之子足矣，不該居兄之位。我們(men) 可以看到，“《春秋》無達辭”，並不是拋棄條例，而是在條例的基礎上進行變化，說明微言大義(yi) 。如果沒有條例的規範，則無法“從(cong) 變”以“從(cong) 義(yi) ”。可以說，“《春秋》無達辭”實際上與(yu) 變例的概念相同，與(yu) 何休以例解經的方法並不矛盾[25]。

綜上，我們(men) 認為(wei) ，如果從(cong) 公羊學的理路出發，從(cong) 內(nei) 部理解董仲舒與(yu) 何休的學說，以何解董的詮釋方式是合法的，可能還是必要的，因為(wei) 董仲舒後學的著作並沒有流傳(chuan) 下來。我們(men) 與(yu) 其另立新解，不如從(cong) 時代相近的《公羊解詁》去詮釋董仲舒的春秋學，不必刻意誇大董何之間的差別。另一方麵，董、何具體(ti) 的學說確有差異，例如上引奚齊稱“君之子”的問題。董仲舒認為(wei) 稱“君之子”是變例，而何休以為(wei) 正例，但這屬於(yu) 具體(ti) 的師法差異，不影響以何解董的詮釋方法，但在詮釋過程中需要仔細辨別[26]。

注釋：
 
[1]段熙仲先生有相關的考證，詳見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3頁。
 
[2]如魏源的《董子春秋發微序》，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都以何休的條目整理董仲舒的思想，認為何休所言三科九旨之類的核心觀念，在董仲舒那裏已經有相關的內容了。蘇輿亦雲：“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究其義，與此（《春秋繁露》）合者，十實八九。”（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例言》，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標點本，第2頁）。
 
[3]例如蘇輿針對康有為借董子言變法，而曲解董仲舒微言、改製、王魯等觀念，並歸罪於何休。具體的論述可參郭曉東老師：《正學與翼教——論<春秋繁露義證>的經學觀與政治觀》，見《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56頁。
 
[4]楊濟襄：《董仲舒春秋學義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551頁。
 
[5]楊濟襄：《董仲舒春秋學義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頁。
 
[6]楊濟襄：《董仲舒春秋學義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頁。
 
[7]“離不言會”，淩曙、蘇輿皆以為當作“離言會”，文獻上的根據是天啟本注雲“一無不字”，當從無“不”字本。
 
[8]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80-281頁。
 
[9]如注釋“大國齊宋，離言會”，則引用隱公元年何注雲：“於所傳聞之世，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注釋“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則引用哀公三年何注雲：“哀公治著太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注釋“夷狄之君，內而不外”，則引用昭公十五年注文“戎曼則稱子，入昭公見王道太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注釋“魯無鄙疆”，則取隱公元年何注“至所見之世，治著太平，天下遠近小大若一”之意，認為哀公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而不言“伐我某鄙”，是因為“王化所以者遠”。
 
[10]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頁。
 
[11]桓二年何注雲：“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據此，離會為小惡。
 
[12]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80-281頁。
 
[13]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9-10頁。
 
[14]楊濟襄：《董仲舒春秋學義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398頁。
 
[15]楊濟襄：《董仲舒春秋學義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00頁。
 
[16]楊濟襄：《董仲舒春秋學義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01頁。
 
[17]楊濟襄：《董仲舒春秋學義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頁。
 
[18]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16頁。
 
[19]這是大體的判分，微國的概念比小國更廣，包括伯子男以下的國家，但與大國的區分是明顯的。另外，鄭國屬於特例，雖為伯爵，但屬於大國。
 
[20]楊濟襄：《董仲舒春秋學義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頁。
 
[21]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頁。
 
[22]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頁。
 
[23]楊濟襄，《董仲舒春秋學義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頁。
 
[24]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94-96頁。
 
[25]除了“《春秋》無達辭”之外，董仲舒還有“《春秋》無通辭”的說法，《春秋繁露·竹林》“《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這與條例也不矛盾，“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是《春秋》的常辭，也就是常例，以此為基礎，才能偏然反之，從邲之戰的文辭中看出夷夏關係的倒轉。所以無論是“無通辭”還是“無達辭”，都不是脫離條例任意解說。
 
[26]關於董何的差異，可參看拙文《<春秋>學中的董何之異》，見《經學研究》第二輯《經學與建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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