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董仲舒的改製理論

作者：黃銘（重慶大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原載《現代儒學》第三輯，郭曉東(dong) 執行主編，三聯書(shu) 店2018年11月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臘月初四日丙午

          耶穌2019年1月9日

改製是公羊學的微言，亦是經世致用最集中的體(ti) 現，同時招致的非議也最多。在改製理論的闡釋史上，董仲舒無疑是最重要的關(guan) 節。本文旨在係統梳理董仲舒的改製理論，展現問題的層次與(yu) 複雜性，並廓清後世的諸多誤解。

1.以往看待董氏改製理論的三種意見

《春秋》有大義(yi) 有微言，大義(yi) 在於(yu) 誅討亂(luan) 臣賊子，而微言則在於(yu) 改製立法[1]。改製對於(yu) 《公羊》家來講是極其重大的問題，而董仲舒作為(wei) 《公羊》先師，十分重視改製問題。“六科十指”中的“承周文而反之質”[2]說的就是改製的問題。而《春秋繁露》中的《三代改製質文》一篇，則詳細的論述了改製的內(nei) 容。然而要確切的理解董仲舒的改製思想，卻存在著諸多的困難。

首先，後世對於(yu) 董仲舒的改製思想的理解，有很大的爭(zheng) 論。以康有為(wei) 為(wei) 代表的《公羊》學家，極力推崇董子的改製思想，認為(wei) ：“《春秋》專(zhuan) 為(wei) 改製而作。然何劭公雖存此說，亦難徵信，幸有董子之說，發明此義(yi) 。”[3]在實際的政治中，康有為(wei) 也通過推尊董子，來推行改革。另一方麵，以蘇輿、朱一新為(wei) 代表的康有為(wei) 的反對者們(men) ，卻試圖將董仲舒與(yu) “改製”剝離開來。蘇輿甚至認為(wei) 《三代改製質文》一篇僅(jin) 僅(jin) 是“但述師說”，並非是《公羊傳(chuan) 》或者董仲舒自己的思想；同時將改製思想歸於(yu) 何休，認為(wei) 何休用“改製”以及其他相關(guan) 的概念，如“王魯”、“通三統”、“《春秋》當新王”等等來注釋《公羊傳(chuan) 》，才造成了後世對於(yu) 《公羊傳(chuan) 》以及董子的誤解[4]。徐複觀先生則認為(wei) ，“改製”、“絀夏親(qin) 周故宋王魯”等思想“最表現了仲舒《春秋》學的特色，而為(wei) 後來許多附會(hui) 之說所自出”[5]。又認為(wei) 董仲舒的“以《春秋》當新王”“實是以孔子即是新王”，並且通過曆史事實的考察，認為(wei) “王魯絀夏親(qin) 周故宋”等等思想，“在《公羊傳(chuan) 》中是毫無根據的”，而是出於(yu) 董仲舒的附會(hui) 。

上述三種不同的看法都有不合理之處。康有為(wei) 認為(wei) 唯有董仲舒能明《春秋》專(zhuan) 為(wei) 改製而作，這顯然是“有為(wei) ”之言。蘇輿等人將董仲舒與(yu) 改製思想剝離，也是武斷的。因為(wei) “王魯”、“通三統”、“《春秋》當新王”等概念，《春秋繁露》有明文。徐複觀先生認為(wei) 改製思想是出於(yu) 董仲舒的附會(hui) ，則是從(cong) 曆史的角度看待問題，將改製問題坐實了看，但是這種的理解方式是否合理，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公羊傳(chuan) 》是否已有改製的思想，也是值得討論的。

所以我們(men) 有必要對於(yu) 董仲舒的改製思想進行全麵的考察。具體(ti) 分三個(ge) 方麵進行，首先，討論改製思想與(yu) 《公羊傳(chuan) 》的淵源；其次，討論改製的具體(ti) 內(nei) 涵，揭示改製的三個(ge) 層麵；再次，討論改製的邏輯起點，即《春秋》當新王，並明確改製是孔子所“托”，不可以“坐實”看待；最後，討論董仲舒的改製思想與(yu) “辟秦”的關(guan) 係。

2.《春秋公羊傳(chuan) 》中的改製淵源

《公羊傳(chuan) 》雖未有“改製”二字，然而確有改製之內(nei) 容。

【春秋經】（桓公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公羊傳(chuan) 】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6]

段熙仲先生雲(yun) ：“新王改製之說，《傳(chuan) 》有明文：‘《春秋》，伯子男一也。’通三為(wei) 一，正《春秋》之改製也。”[7]周代諸侯有五等爵製，分別是公、侯、伯、子、男，段先生認為(wei) “通伯子男為(wei) 一”，改為(wei) 三等爵製，就是《公羊傳(chuan) 》改製的明文。而且“辭無所貶”的論斷，也印證了改製之事。

鄭國之君本為(wei) 伯爵，所以忽當成為(wei) “鄭伯”。但當時其父鄭莊公去世不滿一年，按照《春秋》的名例，“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8]，則忽應稱“鄭子”，表明嗣君居喪(sang) 期間，應盡子道，不忍當父之位，這就是《公羊傳(chuan) 》所謂的“辭有貶損”。故而因喪(sang) 貶稱“鄭子”，在周代五等爵製的體(ti) 係下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然而《春秋》卻書(shu) “鄭忽”，卻有另外的考慮。《公羊傳(chuan) 》認為(wei) ，“鄭子”的稱謂，不能夠體(ti) 現嗣君居喪(sang) 的貶損之義(yi) ，因為(wei) 《春秋》改製，將周代的五等爵製中的“伯子男”合為(wei) 一等，所以稱“鄭伯”與(yu) “鄭子”是沒有區別的，隻好通過稱名來體(ti) 現[9]。

“《春秋》伯子男一也”，也是董仲舒的改製理論的淵源。董仲舒雲(yun) ：

《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為(wei) 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10]

可見董仲舒的改製思想，是接著《公羊傳(chuan) 》說的。同時董仲舒與(yu) 改製相關(guan) 的一些概念，也是從(cong) 《春秋》的書(shu) 法中得出的，我們(men) 舉(ju) “絀夏”這個(ge) 概念為(wei) 例。董仲舒雲(yun) ：

《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製，當正黑統。而殷周為(wei) 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11]

按照“通三統”的講法，王者興(xing) 起，以前兩(liang) 朝的子孫為(wei) “二王後”，封之為(wei) 大國。以周朝為(wei) 例，宋國和杞國作為(wei) 二王後，故封為(wei) 大國。董仲舒認為(wei) 《春秋》當新王，作為(wei) 一個(ge) 假托的新的王者興(xing) 起，故而周和宋就是新的二王後，封為(wei) 大國，杞國則由二王後降為(wei) 小國。這就是“絀夏”。按照《春秋》三等爵，公為(wei) 一等，侯為(wei) 一等，伯子男為(wei) 一等，其中伯子男為(wei) 小國。如果沒有“絀夏”的話，則杞當稱“杞公”，而《春秋》中隻有“杞伯”和“杞子”。董仲舒認為(wei) ，“稱子又稱伯”，是因為(wei) 《春秋》“絀夏”，“弗同王者之後”。此外，“王魯”、“親(qin) 周”、“故宋”等等概念，都可以在《春秋》具體(ti) 的文辭中找到根據[12]。

3.改製的層次

由上可知，董仲舒改製的思想來自《春秋》，又有更加詳細的論述。《春秋繁露·楚莊王》中的一段插話，可以看作是董子論改製的總綱：

《春秋》之於(yu) 世事也，善複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製……今所謂新王必改製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yu) 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製，修故業(ye) ，而無有所改，是與(yu) 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yi) 誌。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yu) 同，則不顯不明，非天誌。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誌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yu) ？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le) ，何也？曰：樂(le) 異乎是。製為(wei) 應天改之，樂(le) 為(wei) 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le) 也。是故大改製於(yu) 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le) 於(yu) 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le) 而為(wei) 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xing) 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虛作樂(le) 。樂(le) 者，盈於(yu) 內(nei) 而動發於(yu) 外者也。應其治時，製禮作樂(le) 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製禮作樂(le) 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複合，所為(wei) 一也。[13]

董仲舒在這裏將改製分為(wei) 三個(ge) 層次：首先是“受命應天”層麵的改製。所改內(nei) 容包括正朔、服色、居處、稱號等等象征性的東(dong) 西，借此表明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yu) 天，將自身與(yu) 前朝的繼體(ti) 守文之君區別開來。《白虎通》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

王者受命必改正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yu) 天，不受之於(yu) 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14]

何休亦雲(yun) ：

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yu) 天，不受之於(yu) 人。[15]

董仲舒認為(wei) ，隻要是“受命”之王，就必須改製以“應天”，以革命取得天命的王者需要改製；通過禪讓取得天命的王者，也需要應天改製。《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對策雲(yun) ：

孔子曰：“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16]

可見“受命應天”層麵的改製是政治生活中的必要程序[17]，起到“慎始”的作用，同時將政治與(yu) 天道緊密的聯係在一起。

第二層含義(yi) 則是“救衰補弊”層麵的改製，按照《三代改製質文》篇中的表述，就是“文質”之改[18]，涉及到具體(ti) 的社會(hui) 問題，針對的是“亂(luan) 世”。出現亂(luan) 世的原因是王朝所推行的製度各有所偏，或文或質，到了後期就滋生了很多弊病，需要矯枉過正。在改革達到教化的目的之後，就可以製禮作樂(le) ，形成自身的一套法度。

當然，如果社會(hui) 沒有弊病，“繼治世”的王者就不需要在文質上有所改革。《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對策雲(yun) ：

道者，萬(wan) 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ju)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yu) 盡循堯道，何更為(wei) 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yu) 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luan) 世者其道變。[19]

董仲舒認為(wei) ，堯舜禹禪讓是“繼治世”，故而不需要在實質性的製度上有所改革。殷、周都是“繼亂(luan) 世”故而需要有“救弊之政”，依照文質的損益進行改革[20]。之所以能夠依據文質進行改革，其前提是文、質之法都本於(yu) 道，是道的兩(liang) 端。

所以改製的第三個(ge) 層麵，便是“改製而不變道”。董仲舒認為(wei) ：“王者有改製之名，無變道之實”。我們(men) 認為(wei) ，這個(ge) 不變之“道”應該有具體(ti) 所指，《禮記·大傳(chuan) 》有更為(wei) 經典的表述：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yu) 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qin) 親(qin) 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yu) 民變革者也。

“親(qin) 親(qin) ”、“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最基本的政治、倫(lun) 理價(jia) 值，鄭玄認為(wei) 是“人道之常”。這與(yu) 董氏所雲(yun) “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相通。

明確了改製的三個(ge) 層次之後，我們(men) 可以詳細的考察董仲舒《三代改製質文》篇中的改製理論。

4.改製應天中的三正、三統

董仲舒論改製的第一個(ge) 層次是“受命應天”，解決(jue) 的是王朝合法性的問題。在具體(ti) 的改製內(nei) 容中，改正朔是最重要的，因為(wei) 曆法直接是天道的體(ti) 現。然而改正朔的講法並不見於(yu) 《春秋經》或《公羊傳(chuan) 》，是董仲舒對於(yu) 經傳(chuan) 的闡發：

《春秋》曰“王正月”，《傳(chuan) 》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yu) 天也。王者受命而王，製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21]

《春秋》在魯隱公元年書(shu) 寫(xie) 了“王正月”三字，從(cong) 文字表麵上看，僅(jin) 僅(jin) 是時間的記錄，沒有改正朔的意思[22]。而《公羊傳(chuan) 》則敏銳的注意到，在“正月”之前，還有“王”字，表明這是特定王者的正月，但是也沒有明確的表示，王者興(xing) 起當改正朔。董仲舒則認為(wei) ，王者的“特定性”是通過“改正朔”表現的，以此代表天命的轉移。不僅(jin) 如此，董仲舒還提出了“三正”的概念，將改正朔的思想係統化。

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yu) 營室，鬥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法不刑有懷任新產(chan) ，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虛，鬥建醜(chou) 。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牽牛，鬥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yang) 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23]

所謂的“三正”，指的是三種不同的曆法，分別以建寅之月（即夏曆一月）、建醜(chou) 之月（即夏曆十二月）、建子之月（即夏曆十一月）為(wei) 正月；同時以平明、鳴晨、夜半為(wei) 一日之始。董仲舒認為(wei) ，王者改正朔是為(wei) 了順應天命，“三正”係統就是天道的體(ti) 現，原因是建子、建醜(chou) 、建寅三月，是萬(wan) 物剛開始生長的階段，萬(wan) 物由“始動”到“始芽”到“萌達”，顏色也經曆了赤、白、黑三個(ge) 階段，過了這三個(ge) 月，萬(wan) 物就“不齊”了[24]，所以古人稱之為(wei) “三微之月”。

董氏又雲(yun) ：

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wan) 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yu) 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nei) 而外應，動作舉(ju) 錯，靡不變化隨從(cong) ，可謂法正也。[25]

可見正月是“歲之要”，起到“統正而其餘(yu) 皆正”的效果，故而改正朔要順應天道，隻能限定在萬(wan) 物初始的“三微之月”。這是“三正”係統的第一個(ge) 要求。第二個(ge) 要求是，王者改正朔要按照“三正”的順序，這樣就必須考慮到前朝的統緒，如果前朝是以建子之月為(wei) 正月，那麽(me) 本朝隻能改為(wei) 建寅之月，這也是天道的順序，不可跳躍。《白虎通》亦雲(yun) ：“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26]這個(ge) 規定實際上是肯定了前朝的合法性，同時也提醒新的王者，“天子命無常，唯德是慶”[27]，是法天道的寬容的政治曆史觀[28]。

董仲舒非但承認前朝曾經的合法性，甚至在“三正”係統中提出了“存二王之後”的要求。董仲舒三言“具存二王之後”，這就是“通三統”的觀念。具體(ti) 來說，就是封前兩(liang) 朝的後人為(wei) 大國，在其封國境內(nei) 推行本來的正朔和製度，供王者取法，尊而不臣。這是“三正”係統的第三個(ge) 要求。隻有做到了上述三個(ge) 要求，改正朔才是合天道的。

同時，在“三統”之上，董仲舒更有“五帝”、“九皇”的講法。

絀三之前曰五帝……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qin) 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nong) 為(wei) 赤帝。……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qin) 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wei) 黃帝，推神農(nong) 以為(wei) 九皇。……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29]

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le) ，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nong) 為(wei) 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yu) 杞，存湯之後於(yu) 宋，以方百裏，爵號公。使服其服，行其禮樂(le) ，稱先王客而朝……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qin) 疏之義(yi) 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複者，有三而複者，有四而複者，有五而複者，有九而複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lun) ，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wei) 三王，絀滅則為(wei) 五帝，下至附庸，絀為(wei) 九皇，下極其為(wei) 民。有一謂之三（蘇輿以為(wei) “三”當作“先”）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yu) 郊號，宗於(yu) 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於(yu) 虛，極壽無疆。[30]

董仲舒認為(wei) ，王者興(xing) 起，則封二王後為(wei) 大國，通自身一統而為(wei) “三統”；同時二王後以上五個(ge) 朝代則為(wei) “五帝”，封之為(wei) 小國；“五帝”之上則為(wei) “九皇”，封之為(wei) 附庸；九皇之上則降為(wei) 民，沒有封地。三統、五帝、九皇是不斷變動的，所謂的“三而複、五而複、九而複”體(ti) 現了天命的流轉。另一方麵因為(wei) 天道本身是“不易者”，故而要優(you) 待王者之後，有大國、小國、附庸之封，即使“下極為(wei) 民”，也能“宗於(yu) 代宗”，作為(wei) 曆史上的王者受到祭祀。可以說，“五帝”、“九皇”之說是“通三統”的延伸。

5.改製中的“再而複”、“三而複”、“四而複”

“三正”、“三統”是形式上的改製，是要解決(jue) 王朝更替的合法性問題，然而對於(yu) 亂(luan) 世而言，改製還應該“補衰救弊”。董仲舒改製理論中的“再而複”、“三而複”、“四而複”便是針對實質性的製度。

首先是“文質再而複”。“文質”的思想可追溯到孔子。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31]

“質”有樸實、樸素、底子的意思，引申則有本質的意思。“文”有裝飾的意思。孔子用“文”與(yu) “質”形容野人和史官，認為(wei) 野人直情徑行，質樸有餘(yu) 而失之於(yu) 鄙陋，史官修飾過度，君子則要求文質兼備。同時孔子也有將“文”的概念用於(yu) 禮製上的傾(qing) 向，如《論語·八佾》雲(yun) ：“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

董仲舒則完整的將文質的概念運用到禮製之上。首先以文質來區別禮的內(nei) 涵與(yu) 儀(yi) 節，董氏雲(yun) ：“禮之所重者在其誌。……誌為(wei) 質，物為(wei) 文。文著於(yu) 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liang) 備，然後其禮成。”[32]更進一步，董仲舒認為(wei) 禮的內(nei) 在價(jia) 值也有文質之分，那就是“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之異。“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是禮製的兩(liang) 個(ge) 麵向，缺一不可，然而具體(ti) 到某個(ge) 朝代的禮製時，則或偏於(yu) “親(qin) 親(qin) ”，或偏於(yu) “尊尊”。無論偏向哪一方，到政教衰亂(luan) 之時，都會(hui) 出現相應的弊端，需要從(cong) 相反的一端進行改製除弊，董仲舒雲(yun) ：

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qin) 親(qin) 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sang) 禮別葬，祭禮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製爵三等，祿士二品。製郊宮明堂內(nei) 員外橢，其屋如倚靡員橢，祭器橢。玉厚七分，白藻三絲(si) ，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le) 桯鼓，用羽龠舞，舞溢橢。先用玉聲而後烹，正刑多隱，親(qin) 戚多赦。封壇於(yu) 左位。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sang) 禮合葬，祭禮先秬鬯，婦從(cong) 夫為(wei) 昭穆。製爵五等，祿士三品。製郊宮明堂內(nei) 方外衡，其屋習(xi) 而衡，祭器衡同，作秩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si) ，衣長後衽，首服習(xi) 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le) 縣鼓，用萬(wan) 舞，舞溢衡。先烹而後用樂(le) ，正刑天法，封壇於(yu) 左位。[33]

董仲舒認為(wei) “文質”之異是取法天地陰陽，具體(ti) 的表現是禮製上的主導原則有區別，質家講究“親(qin) 親(qin) ”，文家講究“尊尊”[34]。禮製原則的不同，直接影響到具體(ti) 政治、倫(lun) 理的傾(qing) 向，其中包含了繼位的次序、母子關(guan) 係、夫妻之間的尊卑、以及刑罰的原則等等。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到底是注重天然的血緣，還是政治上的尊卑，這對於(yu) 一個(ge) 王朝來說是實質性[35]的大事。

首先是繼位順序的問題。董仲舒所提及的“立嗣予子”、“立嗣予孫”含義(yi) 不明，何休則將這個(ge) 問題講的非常清楚，何休雲(yun) ：“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qin) 親(qin) ，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36]董仲舒所言的“立子”、“立孫”指的應該也是“嫡子有孫而死”的情況。從(cong) 禮製上看，無論是質家還是文家，對於(yu) 嫡長子繼位是沒有爭(zheng) 論的，因為(wei) 嫡長子是父親(qin) 的“正體(ti) ”[37]。所謂的“體(ti) ”指的是“父子一體(ti) ”，強調直接的血緣聯係，體(ti) 現“親(qin) 親(qin) ”之情；“正”注重嫡係概念，體(ti) 現“尊尊”之義(yi) 。嫡長子兼具“體(ti) ”、“正”。嫡孫是“正而不體(ti) ”，庶子則是“體(ti) 而不正”。在嫡長子有孫而死的情況下，質家重“親(qin) 親(qin) ”，故而立血緣上更近的庶子；文家重“尊尊”，則立嫡孫。

其次是母子關(guan) 係，更確切的來說是“母以子貴”的問題。所謂的“母以子貴”，指的是妾子立為(wei) 國君，追尊自己的生母為(wei) 夫人的製度[38]。按照禮製，隻有國君之妻可以稱為(wei) 夫人，妾不能稱為(wei) 夫人，而妾子繼位之後，問題就複雜了。質家認為(wei) ，妾子繼位，從(cong) 血緣的角度，必定想要推尊自己的生母，這是“親(qin) 親(qin) ”之情，故而“母以子貴”，得為(wei) 夫人。文家則堅持尊尊之義(yi) ，認為(wei) 妾子既然成為(wei) 了法定的繼承人，那麽(me) 他法定的母親(qin) 就是嫡母；同時妾子如果追尊生母，則是“子尊加於(yu) 母”，從(cong) “尊尊”的角度看來，也是不合法的，故而“妾不以子稱貴號”[39]。可見強調“親(qin) 親(qin) ”還是“尊尊”，直接影響到母子關(guan) 係。

其次是夫妻關(guan) 係。夫妻關(guan) 係有兩(liang) 層含義(yi) ：一方麵，從(cong) “尊尊”的角度來說，天無二日，家無二主，夫為(wei) 妻綱，夫尊而妻卑。另一方麵，從(cong) 生育子女的角度來講“夫妻牉合”，同時夫妻之間又有親(qin) 親(qin) 之情，故而相對來說夫妻又是平等的。這兩(liang) 種觀念在質家和文家的製度中有不同的側(ce) 重，具體(ti) 的表現就是夫妻方位的問題。質家的方位是“對坐而食，喪(sang) 禮別葬，昭穆別位”。“對坐”是相向而坐，類似於(yu) 《儀(yi) 禮》中的賓主之位，是平等的，而夫妻的對坐，側(ce) 重“親(qin) 親(qin) ”之情。“喪(sang) 禮別葬”和“昭穆別位”也是這個(ge) 道理。文家的方位則是“同坐而食，喪(sang) 禮合葬，婦從(cong) 夫為(wei) 昭穆”。“同坐”是同向而坐，則一定要分別尊卑，“同坐而食”就是表現夫為(wei) 妻綱的“尊尊”之義(yi) 。可見文家與(yu) 質家對夫婦一倫(lun) 的理解也是各有側(ce) 重的。

其次是刑罰的原則。對待一般人的犯罪，自然是按照法律的規定行刑。但是對於(yu) 親(qin) 屬犯罪的處罰，則有不同的原則。文家本著“尊尊”之義(yi) ，對待親(qin) 屬犯罪是“正刑法天”一視同仁，蘇輿注雲(yun) ：“執法稱天而行，不避親(qin) 戚……《左氏傳(chuan) 》所雲(yun) ‘大義(yi) 滅親(qin) ’皆是也。”[40]質家則本著“親(qin) 親(qin) ”之情，“正刑多隱，親(qin) 戚多赦”。按照《禮記·文王世子》講法，所謂的“隱”，是在隱蔽之處行刑；所謂的“赦”，是在行刑時，國君出於(yu) 親(qin) 情而下赦免之令，然而有司仍舊依法而行。並非不追究親(qin) 屬犯罪的責任，而是在追究的同時融入親(qin) 情的因素，兼顧法律與(yu) 人情，使得對親(qin) 屬犯罪的懲罰不那麽(me) 的理所當然。文家與(yu) 質家兩(liang) 種刑罰原則，雖然在結果上都懲治了親(qin) 屬的犯罪，但是所體(ti) 現的價(jia) 值是完全不一樣的。

由上可見“文”、“質”所代表的是兩(liang) 種傾(qing) 向不同的價(jia) 值理念，所涉及的內(nei) 容也關(guan) 係到具體(ti) 的政治倫(lun) 理生活。一旦禮義(yi) 規範興(xing) 起之後[41]，必然有“文”、“質”兩(liang) 個(ge) 層麵，理想的王朝是文質完美的結合，兼顧“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但是文質層麵的改製本為(wei) “繼亂(luan) 世”而設，三代以下的王朝都有所偏。新王朝興(xing) 起，也依據文質循環的順序進行改製除弊，然而矯枉過正，也會(hui) 有新的弊端，這就是董仲舒所言的“文質再而複”。

董仲舒改製思想中還有“商、夏、文、質四而複”，在文質之上又增加了“商”、“夏”兩(liang) 種製度。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qin) 親(qin) 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sang) 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製爵三等，祿士二品。製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yan) 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si) ，衣製大上，首服嚴(yan) 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用錫舞，舞溢員。先毛血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qin) 戚多諱。封禪於(yu) 尚位。

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yi) 節。故立嗣與(yu) 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sang) 禮合葬，祭禮先亨，婦從(cong) 夫為(wei) 昭穆。製爵五等，祿士三品。製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汙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si) ，衣製大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le) 設鼓，用纎施舞，舞溢方。先亨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於(yu) 下位。[42]

“四而複”中的“商”、“夏”並不是具體(ti) 的朝代之名，而是與(yu) “文”、“質”一樣，都是製度之名。然而“商夏”也是法天地陰陽，所涉及到的具體(ti) 的製度，以及製度所反映的“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的傾(qing) 向，與(yu) “文質再而複”基本上是相同的。《說苑·修文》篇雲(yun) ：“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汪高鑫先生據此，從(cong) 訓詁的角度認為(wei) “一商一夏，亦即一質一文”[43]。蘇輿亦雲(yun) ：“其實商夏亦文質之代名。”[44]段熙仲先生也認為(wei) ：“（商夏文質）其目則四，其實則二。”[45]康有為(wei) 甚至認為(wei) ：“天下之道，文質盡之。”[46]康氏之言略顯誇張，但是就改製救弊的角度來看，有“文質”這對概念足矣，為(wei) 何還要有“商夏”這兩(liang) 個(ge) 概念？我們(men) 需要考察“四而複”的具體(ti) 所指。董氏雲(yun) ：

四法修於(yu) 所故，祖於(yu) 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複始，窮則反本。……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47]

我們(men) 看到，舜用“商”法，禹用“夏”法，湯、文王則用“質”、“文”之法。舜禹之製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來說，與(yu) 殷周之製又有不同。《禮記·表記》雲(yun) ：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yu) 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按照《表記》的說法，虞夏是質，而殷周是文。孔穎達《正義(yi) 》亦雲(yun) ：“夏家雖文，比殷家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於(yu) 夏。故夏雖有文，同虞之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48]以此反觀董仲舒“一商一夏，一質一文”之說，則“商夏”較“文質”更加的質樸。康有為(wei) 雲(yun) ：“天下之道，文質盡之。然人智日開，日趨於(yu) 文。”[49]可見後世是越來越文。那麽(me) 後世之改製是否可以用虞夏之法？《表記》又雲(yun) ：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

《表記》認為(wei) 虞帝之法是後世王者“弗可及”的，據此而言董子“商夏文質四而複”的思想，段熙仲先生雲(yun) ：“古質而今文，孔子歎虞帝之不可及，固可與(yu) 《春秋》改文從(cong) 質之說合。”[50]由最質樸的“虞帝之不可及”，則後世“漸文”的王者，當依“文質再而複”之法進行改製。既然如此，那為(wei) 什麽(me) 在“文質”之上，還要加上“商夏”二法，是否如蘇輿所雲(yun) ，《三代改製質文》篇是“但述師說”，“四而複”僅(jin) 僅(jin) 是保存異說而已？我們(men) 認為(wei) “商夏文質四而複”之說，是在“文質再而複”循環改製中，加入了曆史漸進的因素。康有為(wei) 將其與(yu) “三世說”結合了起來：

天下之道，文質盡之。然人智日開，日趨於(yu) 文。三代之前，據亂(luan) 而作，質也；《春秋》改製，文也。故《春秋》始義(yi) 法文王，則《春秋》實文統也。但文之中有質，質之中有文，其道遞嬗耳。漢文而晉質，唐文而宋質，明文而國朝質。然皆升平世質家也，至太平世，乃大文耳。後有萬(wan) 年，可以孔子此道推之。[51]

這段話雖然不是針對“四而複”而言，但是在改製之中融入曆史漸進的思想是明顯的。康有為(wei) 認為(wei) 盡管“天下之道，文質盡之”，但總體(ti) 的趨勢是向“文”的方麵發展的。盡管按照“文質再而複”的觀點，《春秋》應該屬於(yu) “質家”，康有為(wei) 則認為(wei) “《春秋》實文統”。這個(ge) 矛盾，在“四而複”的係統中就能夠得到合理的解釋，《春秋》雖然是“質家”，但是與(yu) “商夏”之法比起來，還是偏文的。更重要的是，康有為(wei) 將“文質”改製與(yu) “三世說”結合起來，把三代以下的“文質”改革，歸在“升平”之世，則確定了“文質”改製的在曆史中的性質[52]。我們(men) 認為(wei) ，董仲舒在“文質再而複”之上又提出“商夏文質四而複”的觀點，是為(wei) 了表明改製之中也應有進化的元素。

另一方麵，段熙仲先生認為(wei) ，董仲舒“四而複”思想來自《論語·衛靈公》“顏淵問為(wei) 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在公羊家看來，孔子改製為(wei) 後王製法，之所以提及舜、夏、殷、周四朝，是為(wei) 了集群代之美事。《宋書(shu) ·禮誌》雲(yun) ：

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而為(wei) 後王製法也。[53]

既然是“集群代之美事”為(wei) 萬(wan) 世之法，故而改製以“太平”為(wei) 最終目的。而在董仲舒“文質”之上加“商夏”之法，正是在改製之中融入曆史進化的元素，不斷接近“太平世”之製。二說似可相通。

在董仲舒“救衰補弊”層麵的改製中，除了性質相近的“文質再而複”、“商夏質文四而複”之外，還有“三而複”的說法。“三而複”亦可以追述到孔子。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54]

孔子認為(wei) 夏殷周三代的禮製不同，有所損益，董仲舒據此提出了“三而複”的概念。“三而複”有兩(liang) 種，一為(wei) “三正”，一為(wei) “三教”。“三正”屬於(yu) “受命應天”層麵的改製，前文已有論述；“三教”則是實質性的禮製損益，董仲舒《對策》雲(yun) ：

冊(ce) 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le) 而不亂(luan) 、複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wan) 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ju)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yu) 盡循堯道，何更為(wei) 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yu) 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luan) 世者其道變。[55]

“三王之教”雖然是漢武帝的策問之語，但是董仲舒所言的“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卻是“三教”的具體(ti) 內(nei) 容。董仲舒在《對策》中區分了“繼治世”與(yu) “繼亂(luan) 世”兩(liang) 種情況，而“三教”改製屬於(yu) “繼亂(luan) 世”。設立“三教”的目的，在於(yu) “救溢扶衰”，由此我們(men) 認為(wei) ，“三而複”也屬於(yu) “救衰補弊”層麵的改製。關(guan) 於(yu) “忠”、“敬”、“文”之教具體(ti) 的弊端，《禮記·表記》雲(yun) ：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qin) 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qiao) 而野，樸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qin) ；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qin) 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所謂的“弊”，按照鄭玄以為(wei) 產(chan) 生於(yu) “政教衰失之時”，“忠”、“敬”、“文”分別“野”、“鬼”、“薄”的弊病。另一方麵“忠”、“敬”、“文”的循環，恰好能夠互相補救各自的弊病。《白虎通》雲(yun) ：

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56]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製與(yu) 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複始，窮則反本。[57]

“三教”雖各有所偏，但都出自於(yu) “道”，故可相救，如《白虎通》所雲(yun) ：“三教一體(ti) 而分，不可單行……忠、敬、文無可去者也。”同時像“文質”法天地陰陽一樣，“三教”也有所取法，《白虎通》雲(yun) ：

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nei) 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wei) 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yang) 之，以敬為(wei) 地教也。[58]

可見“忠”、“敬”、“文”三教是取法天地人，故而有“三而複”之說。同時“三教”與(yu) “文質”都是為(wei) 了“救衰補弊”，針對的都是具體(ti) 的禮製問題，故而董仲舒以“文質”配“三教”。

王者以製，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59]

僅(jin) 從(cong) 禮製層麵來看，“文質”說對應的是“尊尊”與(yu) “親(qin) 親(qin) ”兩(liang) 項基本原則，文質損益也就是“尊尊”、“親(qin) 親(qin) ”各有偏重，而“三教”之義(yi) 卻沒有“文質”來的明朗。“三教”中的“敬”與(yu) “文”可以分別對應“質”與(yu) “文”，而法人的“忠教”卻比較複雜，從(cong) 《白虎通》“內(nei) 忠，外敬，文飾之”之語看來，“忠”似乎比“敬”更加來的質樸。所以我們(men) 認為(wei) ，“忠教”似乎不像“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那樣，屬於(yu) 製禮的原則，“三教說”相對於(yu) “文質說”而言，應該是異說。

董仲舒所雲(yun) 的“三而複”中的“三正”，卻能很好的與(yu) “文質”說結合，“三正說”解決(jue) 形式上的“改製應天”問題，“文質說”則解決(jue) 實質性的“救衰補弊”問題，分別對應改製的兩(liang) 個(ge) 層麵。據此我們(men) 推測，董仲舒的“三教”之說或本於(yu) “三正”[60]。

經過上述討論，我們(men) 認為(wei) 董仲舒“救衰補弊”層麵的改製有“文質再而複”、“商夏質文四而複”、“忠敬文三而複”三種說法。其中“文質說”中的“親(qin) 親(qin) ”、“尊尊”原則是禮製損益的根本；“商夏質文說”從(cong) 性質上也屬於(yu) “文質說”，提出“商夏”之法，為(wei) 的是將曆史進化的觀念引入改製之中，最終使得所改之製能“兼群代之美事”，達到“致太平”的效果；“忠敬文三而複”由“三正”演變而來，相對“文質說”而言，屬於(yu) 異說。

6.“《春秋》當新王”與(yu) “王魯”

由上文可知，董仲舒的改製思想來源於(yu) 《春秋》以及《公羊傳(chuan) 》，並且形成了改製的係統思想，無論是哪一種改製的說法，最後都指向“《春秋》當新王”。所謂的“王”指的是王者，在公羊學看來，《春秋》雖然是一本書(shu) ，但是寄托著孔子撥亂(luan) 反正致太平之誌，故而將其“視為(wei) ”一個(ge) “王者”；而所謂的“新”，是相對周朝而言，《春秋》繼周之後成為(wei) 一個(ge) “新王”。從(cong) 現存的材料來看，“《春秋》當新王”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的，但是《公羊傳(chuan) 》中已有“新周”的說法。

【春秋經】（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災。

【公羊傳(chuan) 】成周者何？東(dong) 周也。宣謝者何？宣公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le) 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shu) ？記災也。外災不書(shu) ，此何以書(shu) ？新周也。[61]

“《春秋》當新王”的前提是周道不足觀[62]，《公羊傳(chuan) 》“新周”二字表達了這個(ge) 意思。《春秋》記錄災異有特定的書(shu) 法，一般來說僅(jin) 記錄魯國以及“二王後”即宋國的災異[63]，其他則視為(wei) “外災”而不書(shu) ，周天子亦在“外災”之列。然而《春秋》於(yu) 魯宣公十六年書(shu) “成周宣謝災”，依照災異的書(shu) 法，隻有把周視為(wei) 新的“二王後”這條經文才顯得合理[64]，所以《公羊傳(chuan) 》言“新周”。此外“成周”這個(ge) 書(shu) 法也印證了這一點，何休雲(yun) ：“係宣謝於(yu) 成周，是若國文，黜而新之，從(cong) 為(wei) 王者後記災也。”[65]何休以為(wei) 《春秋》變“京師”為(wei) “成周”就好像將周天子等同於(yu) 列國，那麽(me) 就可以將其視為(wei) 王者之後而錄其災。

《公羊傳(chuan) 》的“新周”到了董仲舒那裏就演化為(wei) “《春秋》當新王，王魯，絀夏，親(qin) 周，故宋”一係列之概念。結合“絀夏，故宋”來看，董仲舒的“親(qin) 周”也就是《公羊傳(chuan) 》的“新周”[66]，即將周視為(wei) 新的“二王之後”。同時董仲舒更明確的提出了“《春秋》當新王”的觀點，以《春秋》當“一統”，並將其放到了不同層次的改製係統之中。

首先在“改製應天”層麵，將《春秋》亦改正朔、易服色，而“通三統”。

《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le) ，稱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製，當正黑統。而殷、周為(wei) 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67]

董仲舒認為(wei) 《春秋》作為(wei) 新的王者“當正黑統”，是按照“三正”理論而“改正朔、易服色”，同時將周、宋作為(wei) “二王後”封之為(wei) 大國，通己為(wei) “三統”；又將原來的“二王後”杞國絀為(wei) 小國，成為(wei) “五帝”，這些就是“受命應天”層麵的改製。

其次，董仲舒認為(wei) 《春秋》也有實質性的禮製改革，即《春秋》以質道救周的文弊。

禮之所重者在其誌。誌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誌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le) 。誌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sang) 。故曰：非虛加之，重誌之謂也。誌為(wei) 質，物為(wei) 文。文著於(yu) 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liang) 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廬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子，乃少惡之，謂州公實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誌而左物。故曰：“禮雲(yun) 禮雲(yun) ，玉帛雲(yun) 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雲(yun) 朝雲(yun) ，辭令雲(yun) 乎哉？“樂(le) 雲(yun) 樂(le) 雲(yun) ，鍾鼓雲(yun) 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sang) 雲(yun) 喪(sang) 雲(yun) ，衣服雲(yun) 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誌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wei) 。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68]

“誌”是內(nei) 在的意向、感情，“節”是外在的儀(yi) 節，兩(liang) 者分別對應禮製中的“質”和“文”。理想的禮製是文質的完美結合。孔子認為(wei) 如果文質隻能選擇一種時，“寧有質而無文”，以此來救周文之弊。

另一方麵，董仲舒又將“《春秋》當新王”與(yu) “王魯”聯係起來。

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qin) 周，故宋。[69]

“王魯”從(cong) 字麵上看，就是以魯國為(wei) 王者的意思。同時從(cong) “正黑統”、“絀夏親(qin) 周故宋”之文來看，董仲舒所理解的“王魯”與(yu) “《春秋》當新王”是等同的。然而問題就來了，無論是“受命應天”還是“文質損益”層麵的改製，都歸屬於(yu) 王者。魯國作為(wei) 諸侯國，怎麽(me) 能取代周天子作為(wei) 王者呢？這也就是在問：《春秋》僅(jin) 僅(jin) 是一本書(shu) ，怎麽(me) 能成為(wei) 新的王者呢？所以對於(yu) “王魯”的解說對於(yu) 理解“《春秋》當新王”以及相應的改製，是相當重要的。董仲舒認為(wei) ，“王魯”僅(jin) 僅(jin) 是“托王於(yu) 魯”，並非真的以魯國為(wei) 王者。

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yi) ，殺隱桓以為(wei) 遠祖，宗定哀以為(wei) 考妣，至尊且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言會(hui) 。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nei) 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妻庶其、鼻我，邾妻大夫。其於(yu) 我無以親(qin) ，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qin) 《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於(yu) 稷之會(hui) ，言其成宋亂(luan) ，以遠外也。黃池之會(hui) ，以兩(liang) 伯之辭，言不以為(wei) 外，以近內(nei) 也。[70]

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lun) 。[71]

所謂的“緣魯以言王義(yi) ”，即借魯國來表明王者之義(yi) 、王心，魯國僅(jin) 僅(jin) 是假托的王者，而非事實上的王者[72]。孔子所重在“王心”而非“行事”。我們(men) 認為(wei) ，改製的“假托義(yi) ”，也是由董仲舒首先發明的。康有為(wei) 雲(yun) ：

“緣魯以言王義(yi) ”，孔子之意專(zhuan) 明王者之義(yi) ，不過緣讬於(yu) 魯，以立文字。即如隱、桓，不過讬為(wei) 王者之遠祖，定、哀為(wei) 王者之考妣，齊、宋但為(wei) 大國之譬，邾婁、滕、薛亦不過為(wei) 小國先朝之影。所謂“其義(yi) 則丘取之”也。自偽(wei) 《左》出後，人乃以事說經，於(yu) 是周、魯、隱、桓、定、哀、邾、滕皆用考據求之，癡人說夢，轉增疑惑，知有事不知有義(yi) ，於(yu) 是孔子之微言沒而《春秋》不可通矣。尚賴有董子之說得以明之。[73]

康氏之說十分精辟，董仲舒所言的“緣魯以言王義(yi) ”，所重並非是現實的魯國，而是整個(ge) 天下的王法，魯國僅(jin) 僅(jin) 是借以表達王法而已。孔子之所以要“讬王於(yu) 魯”，因為(wei) 改製是王者之事，孔子有德無位，若明顯的作一改製之法，則當時周天子還在，有僭越之嫌[74]；而假借魯國國史，則可以因行事而見王心，“因其國而容天下”[75]，這是聖人謙遜的體(ti) 現。陳立《公羊義(yi) 疏》雲(yun) ：“以《春秋》當新王，不能見之空言，故托之於(yu) 魯，所以見之行事也。所謂托新王受命於(yu) 魯也。托王於(yu) 魯，非以魯為(wei) 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以藉，故托魯為(wei) 王，以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76]“王魯”為(wei) 假托，則“《春秋》當新王”也是假托，假托之王則為(wei) “素王”。董仲舒《對策》雲(yun)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係萬(wan) 事，見素王之文焉。”[77]“素”就是“空”的意思，假借之義(yi) 是非常明顯的。

既然“王魯”、“《春秋》當新王”是假托，自然不會(hui) 明顯的與(yu) “時王”產(chan) 生矛盾。董仲舒認為(wei) 孔子之“讬王於(yu) 魯”僅(jin) 僅(jin) 由文辭之異體(ti) 現，不顯改周天子之製。

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yi) 父稱字，滕、薛稱侯，荊得人，介葛盧得名。內(nei) 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78]

朝聘指的是國與(yu) 國之間的外交活動，諸侯稱朝，大夫稱聘。然而魯國的外交活動則有不同的文辭，魯君或者大夫出訪他國不言“朝”、“聘”，而是書(shu) “如”；反之，他國則分別國君與(yu) 大夫訪問魯國的情況，稱“來朝”或“來聘”。按照禮製，諸侯拜見天子稱“朝”，諸侯互相間的拜訪也稱為(wei) “朝”。“如”字的意思，《爾雅·釋詁》雲(yun) ：“如，往也。”僅(jin) 表示到了某個(ge) 地方去，遠遠沒有“朝”來的莊重。《春秋》分別內(nei) 外之辭，表明魯國要高於(yu) 其他諸侯國，以此體(ti) 現“王魯”之義(yi) ，何休雲(yun) ：“傳(chuan) 言來者，解內(nei) 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yi) ，故內(nei) 適外言如，外適內(nei) 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nei) 也。”[79]

同時“王魯”之義(yi) 又體(ti) 現在諸侯來朝能夠得到褒獎，如邾婁儀(yi) 父之前失爵，應當稱“名”，因其先朝魯國，故受到褒獎而稱字。可見《春秋》是通過“內(nei) 外之辭”，將魯國區別與(yu) 其他諸侯以明“王魯”之義(yi) ，魯沒有稱王，周未降為(wei) “公”，處處表現出尊時王之義(yi) ，周天子依舊“王者無敵”[80]。

【春秋經】（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於(yu) 貿戎。

【公羊傳(chuan)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wei) 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81]

周天子雖然微弱而被晉國打敗，然而從(cong) 禮製上講，晉是臣，周是天子，兩(liang) 者不對等，晉沒有與(yu) 周天子開戰的資格，以此體(ti) 現尊時王之義(yi) 。對於(yu) “王魯”與(yu) 尊時王的關(guan) 係，徐彥雲(yun) ：

《春秋》之義(yi) ，托魯為(wei) 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為(wei) 王，寧可會(hui) 奪？正可時時內(nei) 魯見義(yi) 而已。[82]

所以“《春秋》當新王”、“王魯”都是假托，孔子隻是借此明王義(yi) ，供後世王者取法。不僅(jin) 僅(jin) 是“《春秋》當新王”，包括之前的“三正”、“文質再而複”、“商夏文質四而複”、“五帝”、“九皇”之說都是假托，並非曆史的真相，不可以坐實的看待。孔子改製以致太平，所針對的對象是後起的王者，在真正的王者沒有起來之前，權且以《春秋》代替。同樣的，董仲舒的改製理論，也不是為(wei) 了解釋曆史事實，著眼點在於(yu) 漢代具體(ti) 的改製。

7.董仲舒的改製理論與(yu) “辟秦”

由上可知，董仲舒的改製理論到最後的關(guan) 注點在於(yu) 漢朝本身的“複古更化”，之所以需要“複古更化”，是因為(wei) 漢承秦製，循而未改。雖然漢之“承秦”有其特定的曆史背景[83]，然而漢代很多儒者卻對秦朝進行了不遺餘(yu) 力的批評。賈誼雲(yun) ：

商君遺禮義(yi) ，棄仁恩，並心於(yu) 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yu) 公並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shou) 者亡幾耳。然並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yi) 之厚。信並兼之法，遂進取之業(ye) ，天下大敗；眾(zhong) 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luan) 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nei) ，德從(cong) 天下。曩之為(wei) 秦者，今轉而為(wei) 漢矣。然其遺風餘(yu) 俗，猶尚未改。[84]

董仲舒《對策》雲(yun) ：

聖王之繼亂(luan) 世也，埽除其跡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xi) 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wei) 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shu) ，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zhuan) 為(wei) 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wei) 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徠，未嚐有以亂(luan) 濟亂(luan) ，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yu) 烈，至今未滅，使習(xi) 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85]

在董仲舒看來，秦朝的作法是“盡滅先王之道，而專(zhuan) 為(wei) 自恣苟簡之治”，後果是使得風俗敗壞。依照賈誼的說法，風俗的敗壞集中體(ti) 現在倫(lun) 常的毀棄。“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則“尊尊”、“親(qin) 親(qin) ”之義(yi) 盡失，“抱哺其子，與(yu) 公並倨”則是男女無別，而“親(qin) 親(qin) ”、“尊尊”、“男女有別”是倫(lun) 理的根基，不變的常道。漢承秦製，也繼承了這些“遺毒餘(yu) 烈”，漢朝要“複古更化”，必須要徹底摒除秦朝的弊政，這種辟秦的思想也延伸到了董仲舒的改製思想中。

依照董仲舒的改製思想來看，秦朝的作法完全是“變道”而非改製，而且秦始皇所行的“改製”之事，也是不合法的。秦始皇之“改製”，《史記·秦始皇本紀》雲(yun) ：

秦初並天下，令丞相、禦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xing) 兵誅暴亂(luan) ，賴宗廟之靈，六王鹹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chuan) 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禦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裏，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製。今陛下興(xing) 義(yi) 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nei) 為(wei) 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嚐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yu) 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wei) ‘泰皇’。命為(wei) ‘製’，令為(wei) ‘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製曰：“可。”[86]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chuan) ，以為(wei) 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cong) 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wei) 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wei) 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wei) 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jue) 於(yu) 法，刻削毋仁恩和義(yi) ，然後合五德之數。於(yu) 是急法，久者不赦。[87]

秦始皇改製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以“五德終始”理論定秦為(wei) 水德，並且以夏曆的十月作為(wei) 正月；一是定其稱號為(wei) “皇帝”。這兩(liang) 項內(nei) 容在董仲舒的改製係統中屬於(yu) “三正三統”的內(nei) 容。這兩(liang) 種做法在都不符合規定。董仲舒認為(wei) 改正朔必須在“三微之月”，即夏曆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之中有序的選擇。而秦朝以夏曆的十月作為(wei) 正月，在“三微之月”之外，不合天道，沒有正始的含義(yi) ，故而是不合法的。在處理前朝的關(guan) 係上，新的朝代稱“王”，擁有整個(ge) 天下；“二王後”亦稱“王”，而封為(wei) 大國；之後則絀為(wei) “五帝”，封為(wei) 小國；再之後則為(wei) “九皇”，封為(wei) 附庸。從(cong) 稱號上講，“皇”、“帝”要尊於(yu) “王”，然而“皇”、“帝”是後人追加前代之號[88]，雖然尊貴，但是現實中的封國卻越來越小，董仲舒所謂“遠者號尊而地小”[89]，故有“絀”為(wei) “五帝”，“推”為(wei) “九皇”之說。秦始皇不稱“王”，而稱“皇帝”，名為(wei) 尊崇，實為(wei) 貶絀。而且“皇帝”之稱表明功德史無前例，水德勝火德則是相克[90]，所以對前朝沒有恭敬謙卑之義(yi) ，對於(yu) 天命延續與(yu) 流轉的也沒有敬畏，故而不合通三統之旨，這樣的改製也是不合法的。如此則秦雖改製，不得為(wei) 正統。段熙仲先生甚至認為(wei) ，公羊學中的改製思想，實際上是針對秦朝的發憤之言。

《春秋》大一統，而又言通三統，書(shu) 王正月，而又言三正，何也？儒生發憤於(yu) 暴秦而屏之，不以當正統故耳。三統、三正俱以夏、商、周三代為(wei) 正統，暴秦素在不足齒數之列。天統，地統，人統，為(wei) 三統；子正，醜(chou) 正，寅正，為(wei) 三正。彼秦皇、李斯自以為(wei) 功烈足以度越三皇五帝，而王又為(wei) 七國所通稱，是以有去“泰”著“皇”，號曰“皇帝”之妄，儒生憤之而有三統之說。王者三而止，其上則絀為(wei) 五帝，更上則推而遠之，曰九皇。曰“絀”、曰“推”，俱有《春秋》家貶外之意流露其間。意若曰：秦人雖自矜大，其實非正稱號也。故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yu) （天王、天子）皆通矣。”號曰皇帝，不足妄竊之以自娛，適為(wei) 絀遠之辭耳。有是哉，儒生之迂也。夏以十三月為(wei) 正，商以十二月為(wei) 正，周以十一月為(wei) 正，彼秦人者又妄以十月為(wei) 正，則於(yu) 此無說也。統之所以必三而複者此也。……秦始皇、李斯能焚儒生百家之書(shu) ，而不能禁其不腹誹也。無如秦何矣，則屏之於(yu) 統與(yu) 德之外，儒生之迂也，儒生之發憤也。[91]

段先生此語，真為(wei) 通人之論，董仲舒改製思想本為(wei) 假托，注重的是承秦製之漢朝，故而改製思想也是有為(wei) 之言。雖然如此，在托古改製背後，是董仲舒對於(yu) 儒家最根本的價(jia) 值與(yu) 製的堅持，以及對於(yu) 政治、倫(lun) 理、文化的“變”、“不變”、“如何變”的思索，這一點也被後世公羊家繼承，並不斷煥發光彩。

注釋：

[1]皮錫瑞雲(yun) ：“《春秋》有大義(yi) ，有微言。所謂大義(yi) 者，誅討亂(luan) 臣賊子以戒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製立法以致太平是也。”又雲(yun) ：“孔子懼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luan) 臣賊子懼，是《春秋》大義(yi) 。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義(yi) 竊取，是《春秋》微言。大義(yi) 顯而易見，微言隱而難明。”（見《經學通論·春秋通論》，中華書(shu) 局1954年版，第1-2頁。）

[2]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中華書(shu) 局1992年版，第145頁。

[3]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載《康有為(wei) 全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73頁。

[4]詳見《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84頁。

[5]徐複觀，《兩(liang) 漢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220頁。

[6]《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7]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頁。

[8]《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188頁。

[9]按照《春秋》的名例，國君出奔也是書(shu) 名的，但是此處書(shu) “鄭忽”，非因出奔之罪，而是居喪(sang) 而貶損稱名。其中原因，簡單的說，就是鄭忽出奔是祭仲行權的一個(ge) 環節，後來在祭仲的幫助下，鄭忽還是回到了鄭國，所以鄭忽先前的出奔並沒有罪過。詳參拙文《試論公羊學中的經權觀——從(cong) <公羊傳(chuan) >到董仲舒》，載《現代儒學》第一輯。

[10]《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03-204頁。

[11]《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99-200頁。

[12]比如“王魯”的概念通過內(nei) 外之辭來體(ti) 現，詳見下文。“親(qin) 周”則《公羊傳(chuan) 》有明文，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災，《傳(chuan) 》雲(yun) ：外災不書(shu) ，此何以書(shu) ？新周也。“新周”與(yu) “親(qin) 周”含義(yi) 相同，都是將周視為(wei) 新的二王後。“故宋”即宋國還是作為(wei) 二王後。《春秋》通過書(shu) 宋國的災異，“為(wei) 王者之後記災（異）”。其實改製的思想源頭可追溯到孔子。段熙仲先生認為(wei) 《論語》中的“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即是文質說之所從(cong) 來，“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即是《春秋》改製說所由起也。（見《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57頁。）可見董仲舒改製之說淵源有自。

[13]《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5-23頁。

[14]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shu) 局，1994年版，第360頁。

[15]《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8頁。

[16]王先謙：《漢書(shu) 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6頁。

[17]鄭玄也持有相同的觀點，鄭玄認為(wei) ：“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醜(chou) ，舜正建子。”（《尚書(shu) ·堯典》孔穎達疏所引）《白虎通》亦雲(yun) ：“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白虎通疏證》，第360頁。）

[18]文質層麵的改製，取自段熙仲先生的講法。段氏雲(yun) ：“改製蓋有二義(yi) ：其一以新民之耳目，以明受命，所謂‘所以神其事’也；其一則承前代之敝而不可不有以救之，此則文質之說也。”（詳見《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61頁。）

[19]《漢書(shu) 補注》，第4046-4047頁。

[20]《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篇中有“文質再而複”、“天地人三而複”、“文質夏商四而複”三種不同的講法，但是針對的問題都是補弊救衰，故而在此僅(jin) 用“文質再而複”的說法來指代。

[21]《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84-185頁。

[22]《春秋》有“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的經文，四月以下就沒有“王”字，《公羊傳(chuan) 》對此也沒有相應的解釋，後人則根據正月、二月、三月有“王”字推出改正朔的意思，但是就經傳(chuan) 本身來看，並沒有明確的改正朔之義(yi) 。

[23]《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91-195頁。

[24]《白虎通》雲(yun)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不以二月後為(wei) 正者，萬(wan) 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見《白虎通疏證》，第362-363頁。）

[25]《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97頁。

[26]《白虎通疏證》，第364頁。

[27]《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87頁，原文作“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今依蘇輿之說改。

[28]蘇輿亦雲(yun) ：“古者易代則改正，故有存三統三微之說，後世師《春秋》遺意，不忍先代之遽從(cong) 絀滅，忠厚之至也。”見《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91頁。

[29]《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86-187頁。

[30]《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98-203頁。

[31]《論語·雍也》。

[32]《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7頁。

[33]《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10-211頁。

[34]很多學者根據《漢書(shu) ·嚴(yan) 安傳(chuan) 》“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者，所以雲(yun) 救也。”之語，以為(wei) 用文質遞變言世運是鄒衍的觀點。但是董仲舒所言的文質實際上是禮製中的“尊尊”與(yu) “親(qin) 親(qin) ”的原則，縱使借鑒了鄒衍的說法，其精神實質還是禮製的原則，非陰陽家之旨趣，況且文質之說能追溯到孔子。

[35]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宋豔萍先生認為(wei) ：“‘質文說’所關(guan) 於(yu) 的基本上是政權的形式和特色，而非政治製度本身。”（詳見宋豔萍《公羊學與(yu) 漢代社會(hui) 》，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頁）陳蘇鎮先生也認為(wei) ：“（主天法商的虞舜禮製）顯然是狹義(yi) 的禮，大多隻有象征性意義(yi) 。”（詳見陳蘇鎮《<春秋>與(yu) 漢道——兩(liang) 漢政治與(yu) 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165頁。）但是我們(men) 認為(wei) ，“質文說”所反映的“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的原則，恰恰是政治的指導原則，具體(ti) 的政治製度，如下文所論述的繼位次序等等，雖然是屬於(yu) 狹義(yi) 的禮製，但都是“親(qin) 親(qin) ”、“尊尊”原則的延伸，不能視為(wei) 僅(jin) 有象征性的意義(yi) 。而禮製的象征性部分，如宋先生所論的“政權的形式和顏色”，屬於(yu) “受命應天”層麵，是“三正”層麵上的問題。

[36]《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13頁。

[37]“正體(ti) ”的概念取自《儀(yi) 禮·喪(sang) 服》。《喪(sang) 服傳(chuan) 》在解釋父為(wei) 長子服斬衰的原因時，認為(wei) 長子是“正體(ti) 於(yu) 上，又乃將所傳(chuan) 重也”。

[38]此處僅(jin) 以諸侯之製為(wei) 例，故言“夫人”。

[39]詳盡的製度可參照《儀(yi) 禮·喪(sang) 服·緦麻章》“庶子為(wei) 父後者為(wei) 其母”條。

[40]《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09頁。

[41]若是禮義(yi) 規範沒有興(xing) 起，則完全是質樸之情，有質而無文，就談不上文質的問題。

[42]《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05-209頁。

[43]汪高鑫：《董仲舒與(yu) 漢代曆史思想研究》，商務印書(shu) 館2012年版，第156頁。

[44]《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84頁。

[45]《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58頁。

[46]《春秋董氏學》，第786頁。

[47]《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12頁。

[48]《禮記正義(yi)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3頁。

[49]《春秋董氏學》，第786頁。

[50]《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58頁。

[51]《春秋董氏學》，第786頁。

[52]當然康有為(wei) 以“太平世”為(wei) “大文”，則是他的有為(wei) 之言。康氏理解的“文”為(wei) 西方的物質文明，出於(yu) 當時的政治需要，中國要向西方學習(xi) ，故而將“大文”定為(wei) “太平世”之法。但公羊學中的“文”指的是禮製上的“尊尊”之義(yi) ，並非物質文明，所以康氏以“太平世”為(wei) “大文”的說法，未必符合公羊學的原意。詳細的考證參見曾亦老師之《共和與(yu) 君主——康有為(wei) 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章第三節。然而康氏將“文質再而複”與(yu) “三世說”結合的思路，卻頗為(wei) 可取。

[53]《宋書(shu) 》，中華書(shu) 局1974年版，第328頁。

[54]《論語·為(wei) 政》。

[55]《漢書(shu) 補注》，第4046-4047頁。

[56]“正”陳立以為(wei) 當作“王”。

[57]《白虎通疏證》，第369頁。

[58]《白虎通疏證》，第371頁。

[59]《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04頁。

[60]實際上董仲舒的“三正說”的具體(ti) 內(nei) 容中，已經融入了“三教”的元素。《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篇雲(yun) ：“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yu) 營室，鬥建寅。……冠於(yu) 阼，昏禮逆於(yu) 庭，喪(sang) 禮殯於(yu) 東(dong) 階之上……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虛，鬥建醜(chou) 。……冠於(yu) 堂，昏禮逆於(yu) 堂，喪(sang) 事殯於(yu) 楹柱之間……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牽牛，鬥建子……冠於(yu) 房，昏禮逆於(yu) 戶，喪(sang) 禮殯於(yu) 西階之上。”（詳見《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91-195頁。）其中黑、白、赤三色，以及建寅、建醜(chou) 、建子之製屬於(yu) “改製應天”層麵的內(nei) 容；而戴冠、親(qin) 迎、殯屍的地點之異，則反應禮製精神之不同，屬於(yu) “三教”的範圍。以殯屍為(wei) 例：在禮製中，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意義(yi) ，東(dong) 階上是主人所在的地方，西階上是賓客的位子，楹柱之間則介於(yu) 主客之間。正黑統殯屍於(yu) 東(dong) 階之上，則還把死者當成主人，反應的是“忠”的精神。正白統殯屍於(yu) 西階，將死者當作賓客，則完全以鬼神事之，反應的是“敬”的精神。正赤統殯屍於(yu) 楹柱之間，則兼用賓主之道對待死者，反應的是“文飾”的精神。可見董仲舒的“三正”之中，也融入了“三教”的元素，然而“改正朔”終究是最主要的，“三教”之說與(yu) “文質說”不合，疑為(wei) 異說。

[61]《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362-363頁。

[62]周道不足觀的具體(ti) 表現見於(yu) 《詩經》，張厚齊先生有專(zhuan) 門的論述，詳見《春秋王魯說研究》第65-67頁。

[63]《春秋》在特殊的情況下，比如他國的災害波及到了魯國，或者為(wei) 天下記異，則亦書(shu) 他國之災異。

[64]孔廣森則別出新意，以為(wei) “新周”並非是以周為(wei) 新的“二王後”，而是具體(ti) 的地名，如新田、新鄭之類。然而孔說無法解釋《公羊傳(chuan) 》“外災不書(shu) ”的說法，所以我們(men) 不取孔說。

[65]《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363頁。

[66]很多學者都認為(wei) “親(qin) 周”和“新周”是不一樣的。如蘇輿以為(wei) “親(qin) 周”指的是“差世遠近以為(wei) 親(qin) 疏”，即有新的王朝興(xing) 起，則周在時間上離新的王朝最近，故有“親(qin) 周”之說，而董子沒有以周為(wei) 新的“二王後”之意。（詳見《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89頁。）錢穆先生甚至認為(wei) 《公羊傳(chuan) 》的“新周”是“親(qin) 周”之訛，“親(qin) 周”表明“周與(yu) 魯最親(qin) ”。（詳見《國學概論》，第98頁）我們(men) 認為(wei) “親(qin) ”、“故”、“絀”是一個(ge) 整體(ti) ，董仲舒不僅(jin) 有“親(qin) 周故宋絀杞”之說，還有“親(qin) 夏故虞絀唐”、“親(qin) 殷故夏絀虞”之說，都與(yu) 改製中的“三王五帝”之說相合，講的都是天命轉移的問題。所以董仲舒的“親(qin) 周”就是《公羊傳(chuan) 》“新周”的意思。

[67]《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97-199頁。

[68]《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7-30頁。

[69]《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87-189頁。

[70]《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79-282頁。

[71]《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63頁。

[72]徐複觀先生就誤解了董仲舒“假托”王者的意思，徐先生以為(wei) ：“仲舒之所謂‘新王’……實是以孔子即是新王；孔子作《春秋》，即是孔子把新王之法，表現在他所作的《春秋》裏麵。”（《兩(liang) 漢思想史》，第222頁。）又雲(yun) ：“‘王魯’，是說孔子在《春秋》中賦予魯國以王的地位。而魯國之王，並不是魯君而是孔子自己。”（《兩(liang) 漢思想史》，第223頁。）徐先生也談到了孔子將新王之法存於(yu) 《春秋》之中，但是“《春秋》當新王”與(yu) “孔子自王”是不一樣的。孔子有德無位，故不可自王，隻能假托《春秋》言自己的王道理想，並假托魯國為(wei) 王者，自王不合法，立言是合法的。所以董仲舒明言“緣魯以言王義(yi) ”是假托的意思，並無孔子自王之說。

[73]《春秋董氏學》，第778頁。

[74]公羊學對於(yu) 改製是很謹慎的，現實中唯有王者方能改製，孔子之“《春秋》當新王”雖然隻是“改製之言”，但是也要避事實上的改製之嫌。在公羊家看來，非但孔子如此，就連周公也是如此。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傳(chuan) 》雲(yun) ：“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何休雲(yun) ：“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yu) 文、武同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詳見《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302-303頁。）按照“三正”理論，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繼周而興(xing) 的王朝應該改製尚黑。周公雖然因為(wei) 大功而可以使用“王禮”，但是畢竟是臣子，故而有所限製：一方麵要與(yu) 周天子相區別，不能用赤牲；另一方麵還要避改周製之嫌，不能用黑牲。可見對於(yu) 現實層麵的改製，聖人需要避嫌。

[75]《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42頁。

[76]轉引自《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74頁。

[77]《漢書(shu) 補注》，第4035頁。

[78]《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16頁。

[79]《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64頁。

[80]這一點可以解除徐複觀先生等人的質疑，徐先生以為(wei) ：“在《春秋》中既然是‘王魯’，則置周於(yu) 何地？”（《兩(liang) 漢思想史》，第223頁。）李新霖先生亦雲(yun) ：“漢世公羊家王魯之說，不僅(jin) 非公羊傳(chuan) 本意，亦與(yu) 孔子‘從(cong) 周’之誌不合，可勿辯矣。”（見《春秋公羊傳(chuan) 要義(yi) 》，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頁。）然而按照董仲舒的意思，王魯本是假托，又僅(jin) 僅(jin) 由內(nei) 外之辭體(ti) 現，在《春秋》中周天子依舊是王者，王魯與(yu) 時王並不矛盾。

[81]《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369頁。

[82]《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369-370頁。

[83]根據陳蘇鎮先生的研究，漢之“承秦”包括據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製等幾個(ge) 方麵。而劉邦之所以能夠取得天下，所依仗的也是秦地、秦人，而用秦製則是政治上的一種策略，在取天下階段不得不為(wei) 。（詳見陳蘇鎮《<春秋>與(yu) 漢道——兩(liang) 漢政治與(yu) 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第二節）

[84]《漢書(shu) 補注》，第3671頁。

[85]《漢書(shu) 補注》，第4028-4029頁。

[86]《史記》，第235-236頁。

[87]《史記》，第237頁。

[88]蘇輿雲(yun) ：“秦稱皇帝，據此則皇帝連稱，自古所無，美其德故為(wei) 追尊，秦誤用耳。”（見《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01頁。）

[89]《春秋繁露義(yi) 證》，第200頁。

[90]秦始皇用的“五德終始說”與(yu) “三統說”最大的不同是對於(yu) 前朝的態度，秦朝的五德說講究相克，三統說強調的是天命的延續，並優(you) 待二王後。兩(liang) 者雖然都是曆史循環論，都有所尚之色，但是精神實質是不一樣的。

[91]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742-743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