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陳雲(yun) 與(yu) 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計到其理論誤用和濫用的嚴(yan) 重政治後果。不過,任何理論之風行,也絕無可能僅(jin) 僅(jin) 是理論家的咒語功夫,而是與(yu) 香港社會(hui) 深層次的精神困境有關(guan) 。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曆史上思想文化製度的大轉型、大變革的社會(hui) 運動。在新文化運動中,強化了晚清以來的“文化對待觀”,具體(ti) 表現為(wei) 古與(yu) 今的對峙以及中與(yu) 西的劃分。古今、中西的文化對立,雖然在當時促進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啟蒙,但同時也在觀念上帶來了文化激進主義(yi) 與(yu) 文化保守主義(yi) 的對立、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的對立,開啟了後來思想文化···
這種對於(yu) 中華文化的思考,既包含著執著的應然的價(jia) 值追尋,又包含對於(yu) 實然層麵的文化發展路徑的深長思慮,係統、高遠而富有現實意義(yi) 。餘(yu) 先生生前曾多次感慨,過於(yu) 表麵、浮躁而功利化的所謂文化熱,既不能深入文化精神深處,也無力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作出整體(ti) 性反思把握,他的中國哲學研究則是對於(yu) 這兩(liang) 方麵的有力推進和重大突破。
儒學現代轉型的任務,不僅(jin) 是要超越宋明儒學之倫(lun) 理學與(yu) 政治學,更根本的是要超越宋明儒學之心靈哲學,實現儒學心靈哲學的新開展。新型儒家心靈哲學的開展應在“顯相論(本源論)攝實相論(本體(ti) 論和廣義(yi) 知識論)”的思想視域下展開,以顯相觀(本源觀、真情觀)為(wei) 根本思想方法,主張“知識出於(yu) 真情,用於(yu) 真情”。這種新型的儒家心靈哲學將不···
道德生活在倫(lun) 理秩序中客觀化、現實化,並以調節者而非構成者身份參與(yu) 倫(lun) 理秩序的生成,同時也對陷落的倫(lun) 理生活提供抵抗與(yu) 轉化的資源。倫(lun) 理秩序以身份或角色的名義(yi) ,發動對人的動員,其目的在於(yu) 以規訓的方式把個(ge) 人轉換為(wei) 共同體(ti) 的成員,對政治社會(hui) 而言則是“化”人為(wei) “民”;與(yu) 之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則是超越具體(ti) 社會(hui) 身份與(yu) 角色的完整之“人”。
哲學具有地方性與(yu) 世界性,作為(wei) 文明論的現象,具體(ti) 的哲學總是曆史地與(yu) 特定的文明形態關(guan) 聯在一起,它不僅(jin) 出於(yu) 某種文明體(ti) ,而且也具有對文明體(ti) 的承擔意識。由此可以構築一種具有曆史縱深與(yu) 文明厚度的哲學概念,與(yu) 純而又純的追求徹底形式化的哲學相比,可以說它是一種“厚的哲學”。
借山東(dong) 大學召開“百年儒學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暨牟宗三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hui) 之機會(hui) ,參觀了煙台棲霞牟氏莊園。在莊園的牟宗三紀念館中,看到了牟宗三先生早年所寫(xie) 的《自立銘》。這篇《自立銘》,似乎並未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中,很多學者表示是第一次看到。雖短小精悍,但讀之卻令人震拔奮發,不下於(yu) 其深邃之哲思文章。
過分的理性,其實就是虛偽(wei) 。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朱先生提倡法治的本土資源,應該是不難懂得這個(ge) 的。
如果以“唐宋變革”為(wei) 視域,將眼光從(cong) 外部的佛老或魏晉玄學轉至儒學傳(chuan) 統的內(nei) 部,就會(hui) 發現中晚唐以來經學領域的“信經疑傳(chuan) ”等新風氣為(wei) 宋代新儒學實現“思想突破”提供了內(nei) 在契機;作為(wei) 訓詁之學的傳(chuan) 統經學也被注入新的道學思想元素,而不得不麵臨(lin) 一場詮釋典範的轉移。這一典範轉移作為(wei) 新儒學“思想突破”的一種表現,意味著漢唐經學傳(chuan) 統被超越,···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一個(ge) 以儒家思想為(wei) 主流意識形態的禮法社會(hui) ,有著獨特的社會(hui) 結構,突出強調天下觀念而忽視國家觀念,重視家庭而淡化團體(ti) 和個(ge) 人。被稱為(wei) “中國最後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近代中國進行巨大變革的時期,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切誌中國問題之解決(jue) ,站在傳(chuan) 統儒家的立場上,冷靜理性的思考中國社會(hui) 之改造。相繼撰寫(xie) 了《東(dong) 西文化及···
人類無法維持民主,這一點兒(er) 都不令人感到吃驚。
現代立國之道有賴於(yu) 對傳(chuan) 統憲製要素的激活和擴展。與(yu) 既有社會(hui) 之民情、道德、禮俗相悖、乃至敵對的憲製模式,不會(hui) 生成秩序性的生命活力,相反會(hui) 造成整體(ti) 社會(hui) 的紊亂(luan) 動蕩。在深受諸種現代意識形態紛擾的轉型中國,具有縱深視野地透視治體(ti) 代興(xing) ,深入提煉我們(men) 的憲製傳(chuan) 統,將是共和政治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經之道。
禮的曆史發源有“巫祭之源”與(yu) “情俗之根”兩(liang) 端。中國禮樂(le) 文明之所以具有“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恰恰是源於(yu) 這樣的曆史實情:禮來自於(yu) 巫術的理性化,經由了祭祀的中介,但其中亦留了情;禮來自於(yu) 民俗的規儀(yi) 化,經過了樂(le) 的環節,但其中亦有了情,這才塑造了中國人至今具有的那種“情理結構”。
“家”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我們(men) 理解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但是在現代社會(hui) ,隨著拒絕婚姻的人越來越多,離婚率越來越高,單親(qin) 家庭現象普遍增多,以及各種性取向合法化,人們(men) 不免哀歎“家”正在走向衰落。
在餘(yu) 先生看來,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宏揚,必須從(cong) 文化戰略上有個(ge) 通盤考慮。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瑣瑣碎碎不是儒者的風氣。北宋儒者真正關(guan) 心的是“國是”——秩序重建,南宋雖然向內(nei) 轉,最終目標仍是指向國與(yu) 天下,要在社會(hui) 政治領域見得儒者之效。談到這兒(er) ,餘(yu) 先生提高了嗓門,一字一頓:“文化應該是有力量的!搞儒學不考慮戰略的問題,是根···
雖然老話說“師父師父,一日為(wei) 師,終生為(wei) 父”,但現代社會(hui) 是商品經濟,知識是產(chan) 品,學費是價(jia) 格,也逐漸成為(wei) 事實和共識。我現在在高校教書(shu) ,就經常在這兩(liang) 種定位間困惑遊移。但在餘(yu) 先生這裏,沒有這個(ge) 問題。
如何理解“和諧”的起源與(yu) 內(nei) 涵,乃至如何真正進行“和諧”的實踐,都成為(wei) 當代中國必須麵對的問題。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和諧”作為(wei) 一種價(jia) 值,同樣具有一定的普世意義(yi) 。那麽(me) ,我們(men) 如何定位這一價(jia) 值,並真正發揮其作用呢?
我總希望這兩(liang) 種世界觀、認知方式、生活方式與(yu) 文化體(ti) 係能夠相輔相成,互相理解尊重,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低估。至於(yu) 我們(men) 個(ge) 人,則首先必須能在專(zhuan) 業(ye) 與(yu) 生活中,運用這兩(liang) 種態度中的其中一種,力求徹底到位地處理各種問題與(yu) 需求,並同時尊重與(yu) 學習(xi) 另一方麵,以獲得生命較佳的平衡及智慧。
德、藝、知之關(guan) 係,是中國哲學的一個(ge) 重要問題。今日哲學家皆言真、善、美,但多是平鋪言之。中國哲學講德、藝、知,則將三者理解為(wei) 以德為(wei) 核心的一個(ge) 整體(ti) 。
任何不切就“天”而言人性的理論,無論其形態如何,都逃不出性惡論的窠臼。而“惡”意味著人性不能貞定自己,隨境遷移而不能自我作主、自我立法而祈向“天”,故人性不可能具有絕對價(jia) 值,故曰惡。若欲由性惡論而求善,必然暗含著一條通向性善論的隱線,不然,善即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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