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新文化運動的“文化對待觀”

作者：朱承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央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廿一日辛酉

          耶穌2019年7月23日

摘要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曆史上思想文化製度的大轉型、大變革的社會(hui) 運動。在新文化運動中，強化了晚清以來的“文化對待觀”，具體(ti) 表現為(wei) 古與(yu) 今的對峙以及中與(yu) 西的劃分。古今、中西的文化對立，雖然在當時促進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啟蒙，但同時也在觀念上帶來了文化激進主義(yi) 與(yu) 文化保守主義(yi) 的對立、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的對立，開啟了後來思想文化界的長期紛爭(zheng) 。當前，中國仍處在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化轉型的大曆史時期，為(wei) 更好建設現代文化，為(wei)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構建提供適當的文化心理，有必要超越古今中西對立的“文化對待觀”，實現古今中西的融會(hui) 貫通。

中國曆史上王朝鼎革此起彼伏，江山易主不可勝數，但要論社會(hui) 政治和文化的根本性變革，其關(guan) 節點並不如朝代輪換那麽(me) 頻繁，曆史上大多數時候的改朝換代隻是權力轉移，其文化和根本政治製度並不沒有發生徹底性的變化。大致來說，中國曆史上的文化大變革之節點大致有三，一為(wei) 殷周之際，二為(wei) 周秦之際，三為(wei) 晚清民國以來的新文化運動。[1]殷周之際所確立的宗法血緣、分封建國等製度奠定了其後的政治文化格局，周秦之際所形成的君主專(zhuan) 製、郡縣製、大一統等製度與(yu) 文化為(wei) 曆代所襲用，晚清民國以來的新文化運動，使得民主、共和、科學、平等、自由等現代性觀念深入人心並直接影響了20世紀的製度建構。據今之世，前兩(liang) 次大的文化變革已成為(wei) 曆史，惟第三次變革雖已延續百年，但目前還仍然處在這一變革轉型過程，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任務也正在推進之中，尚待時日以竟全功。處此現代化建設的現在進行時狀態，仍有必要對於(yu) 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轉型時期之思想史格局進行反思，並以此為(wei) 當前的文化建設提供思想史意義(yi) 的借鑒。基於(yu) 此種考慮，本文擬對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文化局麵進行討論，並分析新文化運動時期在“古今中西”上所形成的“文化對待觀”及其存在的問題，為(wei) 超越文化上的對立思維，實現文化保守主義(yi) 與(yu) 文化激進主義(yi) 的“和解”提供參考。

一、古與(yu) 今的對峙

從(cong) 當代的視角來看，如果要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尋找一個(ge) 標誌以區分古今的話，發生在1919年前後的新文化運動無疑將是這個(ge) 標誌。這場運動的領袖之一的胡適曾經用“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運動”來形容“五四”新文化運動[2]，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早期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1925年在《向導》雜誌上發表了《五四紀念與(yu) 民族革命運動》一文，稱“五四運動”的爆發，“在世界史上實在是分化中國之政治經濟思想等為(wei) 前後兩(liang) 時期的運動。”[3]對於(yu) 中國思想文化的曆史來說，以“五四”為(wei) 高峰的新文化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yi) ，在一定意義(yi) 上，是古今文化、新舊文化的分水嶺。當然，本文所指的新文化運動絕不僅(jin) 僅(jin) 是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而是晚清辛亥以來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

如所周知，自鴉片戰爭(zheng) 以來，晚清中國內(nei) 外憂困，為(wei) 推動中國社會(hui) 走出困境，中國人曆經了農(nong) 民戰爭(zheng) 、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政治革命等多種形式的社會(hui) 變革運動，社會(hui) 各階層的有識之士希望能夠回答並解決(jue) “中國向何處去”的曆史命題，但多次社會(hui) 變革運動的效果都不盡如人意，反而使得中國陷入了更深的社會(hui) 危機。由是，眾(zhong) 多思想家意識到，僅(jin) 僅(jin) 是經濟、政治的單向度變革不足以改變中國的發展道路，必須有一場深刻的思想文化變革才能實現徹底變革中國社會(hui) 的願望，“蓋吾人須知，新舊異同，其要點不在槍炮工藝以及政法製度等，若是者猶滴滴之水，青青之葉，非其本源所在。本源所在，在其思想。”[4]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新文化運動在辛亥革命後才應運而生，思想、文化上的變革才被引向深入，並被上升到影響“國運”的高度上去對待。

在這一時期，活躍的思想家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不斷揭示、分析和批判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不足並呼籲按照“現代文明”的模式改造中國，如陳獨秀的政論、魯迅的小說、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等等。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家有個(ge) 基本的文化預設：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hui) ，全麵落後於(yu) 西方，其根源在於(yu) 文化、倫(lun) 理、思想層麵，因為(wei) 文化、倫(lun) 理、思想的落後，導致了政治製度停留在專(zhuan) 製的層麵，而專(zhuan) 製的政治製度使得科技、經濟無法得到實質性的推進，科技、經濟的落後又導致了軍(jun) 事上的落後，故而為(wei) 西方所全麵壓製變成了類似於(yu) 殖民地的國家，在國際上沒有地位，國內(nei) 又民生凋敝、動亂(luan) 頻仍，整個(ge) 社會(hui) 處在崩潰的危機邊緣。正是基於(yu) 這樣的預設，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家認為(wei) ，隻有徹底變革文化、倫(lun) 理、思想等精神層麵深層次的東(dong) 西，才能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政治、經濟、軍(jun) 事上的困境，實現整個(ge) 社會(hui) 的轉型並最終像歐美國家一樣實現現代化。陳獨秀說：“吾人果欲於(yu) 政治上采用共和立憲製，複欲於(yu) 倫(lun) 理上保守綱常階級製，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衝(chong) 撞，此絕對不可能之事……吾敢斷言曰，倫(lun) 理的覺悟，為(wei) 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5]魯迅在《呐喊·自序》裏也說：“因為(wei) 從(cong) 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ti) 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yi) 的示眾(zhong) 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wei) 不幸的。所以我們(men) 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men) 的精神，而善於(yu) 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wei) 當然要推文藝，於(yu) 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6]胡適更是將思想文化作為(wei) “惡政治的祖宗”來予以認識，他說：“打到今日之惡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到惡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藝裏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7]從(cong) 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的言論裏，我們(men) 大致可以看到，對於(yu) 思想文化上的革新之重視，並將其作為(wei) 解決(jue) 中國政治經濟困境的前提條件，逐漸成為(wei) 當時思想界的一個(ge) 普遍共識。正是因為(wei) 這樣，以鼓吹新文化、批判舊文化為(wei) 主要基調的《新青年》雜誌才能風行一時，倡導新文化、打到“孔家店”才能成為(wei) 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主要聲音，西方的各種“主義(yi) ”才會(hui) 蜂擁而至在中國思想界找到擁泵並使得中國成為(wei) 這些“主義(yi) ”的試驗場。在新文化運動思想領袖們(men) 的鼓動下，中國社會(hui) 形成了將思想文化的革新當作現代化建設前提條件的基本共識，在這一共識下，清算傳(chuan) 統文化、批判傳(chuan) 統文化便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聲音。在力倡新文化的思想家看來，古今思想文化的關(guan) 係變成了非此即彼的“對待”關(guan) 係。

重視思想文化領域內(nei) 的革新，帶來的是思想家們(men) 對於(yu) 中國古代傳(chuan) 統文化的全麵反思與(yu) 批判，並進而造成了古今思想文化的對峙。陳旭麓先生認為(wei) ，“新文化是與(yu) 舊文化相對而言，是對千百年來的曆史沉積而成的舊文化的揚棄和超越。”[8]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家看來，既然思想文化的革新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前提，那麽(me) 為(wei) 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早日實現，就要徹底的與(yu) 舊文化決(jue) 裂，通過打到舊文化為(wei) 新社會(hui) 提供思想前提，要想早日實現現代化，務必要早日打到舊文化、革去舊傳(chuan) 統。胡適疾呼：“舊文學，舊政治，舊倫(lun) 理，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謀改革，乃畏阻力而牽就之，此東(dong) 方之思想，此改革數十年而毫無進步之最大原因也。”[9]胡適這一口號在當時幾乎是代表了思想界的普遍認識，這一認識概括來說就是將新舊文化做截然對立觀，認為(wei) 舊文化應該被全部淘汰，不破舊就無法立新。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格局就呈現為(wei) ：代表“今”的新文化高歌猛進，代表“古”的傳(chuan) 統文化百口莫辯，古今文化成為(wei) 了“你死我活”的對手，而非“代際傳(chuan) 承”的自然過渡。

新文化運動思想家們(men) 的這種極端的古今文化對立觀，當然也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和當時的曆史處境聯係在一起的。陳旭麓曾指出，新文化運動是“以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hui) 現實為(wei) 認識起點，進而追溯到幾千年曆史凝結而成的文化傳(chuan) 統，並對這種傳(chuan) 統進行了總體(ti) 性的理性批判。”[10]這裏所謂的“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現實”，指的是當時袁世凱、張勳等人都曾假借孔子來搞帝製的複辟，以及當時遺老遺少們(men) 所推行的複古主義(yi) 等，有可能將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共和”成果毀於(yu) 一旦。在這一社會(hui) 現實乃至上溯至鴉片戰爭(zheng) 以來的積貧積弱的現實刺激下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吳虞等接受了現代性價(jia) 值觀念洗禮的知識分子，將矛頭指向了傳(chuan) 統儒家及其代表的舊文化。陳獨秀曾說，“我們(men) 反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ge) 人，也不是說在古代社會(hui) 無價(jia) 值。不過因他不能支配現代人心，適合現代潮流，還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來壓迫現代人心，抵抗現代潮流，成了我們(men) 社會(hui) 進化的最大障礙。”[11]可見，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並不是刻意要詆毀曆史上的孔子，與(yu) 幾千年前的孔子過不去，而是將孔子作為(wei) 舊文化的代表和符號，認為(wei) 孔子所代表的舊文化已經很難回應現實問題，反而還被人所利用以抵抗現代潮流，為(wei) 了更快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對孔子作為(wei) 符號的舊文化予以清算。這種情況的出現，既有主張新文化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的判斷和批判等因素，也有舊有的文化傳(chuan) 統確難回應現實的現代性問題等深層次的原因。可見，古今的文化對立，既有當時思想家的主觀認識問題，也有當時社會(hui) 現實的客觀緊迫感等因素。

由上述簡單的思想追溯可以看出，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由於(yu) 對於(yu) 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社會(hui) 命運的認識以及當時曆史處境的刺激，思想界將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社會(hui) 嚴(yan) 重對立起來，“把傳(chuan) 統視為(wei) 與(yu) 現代性水火不容的曆史惰性力量，而將徹底毀棄傳(chuan) 統看作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12]，從(cong) 而認為(wei) 舊文化、舊思想完全不能適應新社會(hui) ，必去之而後快。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這種“古今文化對待觀”，對傳(chuan) 統文化及現代社會(hui) 都造成了一定的負麵影響。從(cong) 本質上來說，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包含積極合理的因素，口號式的“打到”可能會(hui) 造成“玉石俱焚”的局麵；從(cong) 策略上來看，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全麵否定，並不能有效團結許多接受了傳(chuan) 統文化的“舊知識分子們(men) ”，也不能使早已習(xi) 慣了傳(chuan) 統而不自知的普通大眾(zhong) 迅速能夠適應。餘(yu) 英時先生曾經說，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人物“把民主和科學放在和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直接對立的地位，那更是不可原諒的大錯誤”[13]，而他認為(wei) ，“中國文化重建的問題事實上可以歸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的基本價(jia) 值與(yu) 中心觀念在現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調整與(yu) 轉化的問題。”[14]這就指出了新文化運動中的“古今對待觀”的要害問題之所在，任何一種文化傳(chuan) 統，不可能驟然的消亡，也不可能一下子實現徹底的重建，文化的更新一定是放在時代演進的曆程中逐漸調整、轉化而成的。文化傳(chuan) 統的驟然斷裂，不但對現代化建設推動不大，反而造成社會(hui) 大眾(zhong) 無所適從(cong) 的局麵，從(cong) 而為(wei) 改革本身帶來巨大的阻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文化保守主義(yi) 崛興(xing) 及其強勢反彈，就深刻的說明了這一點，而這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men) 所始料未及的。

二、中與(yu) 西的劃分

在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浪潮中，與(yu) 古今對峙相伴相隨的，是中西思想與(yu) 文化的“劃分”。新文化運動延續了晚清以來“中西體(ti) 用”之爭(zheng) ，但又和晚清側(ce) 重政治及製度上的爭(zheng) 論有所不同，而主要表現在思想和文化層麵上的分歧。簡單來說，在新文化運動中，所謂“中”，往往指的是中國傳(chuan) 統中固有的特別是以儒家為(wei) 中心的思想文化，而所謂“西”，則是西方近代以來的民主、科學、平等、自由等觀念為(wei) 中心的思想與(yu) 文化。在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看來，舊倫(lun) 理、舊道德、舊文化是中國固有的，也是造成中國貧弱的總根源，而新倫(lun) 理、新道德、新文化是西方傳(chuan) 進來的，代表著新的社會(hui) 發展方向。基於(yu) 這樣的認識，古今的對壘又演變成為(wei) 中西的劃分，中西問題涉及民族國家與(yu) 世界的關(guan) 係，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文化上的中西對待就不僅(jin) 僅(jin) 是時代性、進步性的問題了，還摻雜著民族性、情感性的因素，使得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局麵更為(wei) 複雜。

新文化運動思想家們(men) 所倡導的民主、科學、自由、平等觀念，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沒有明確的與(yu) 之對應的觀念，在現實的社會(hui) 生活中，這些觀念也較少曾經切實的發揮過現實作用，正是由於(yu) 這樣的原因，在這些觀念在為(wei) 國人逐漸熟知的時候，就天然的帶著“西方”烙印，是“徹頭徹尾”的外來價(jia) 值觀念。陳獨秀曾說：“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15]可見，在當時的思想界領袖的認識裏，近現代文明與(yu) 西洋文明是同一的，優(you) 勢文明就是西洋文明，西洋文明就是優(you) 勢文明；中國的思想文化變革，是要朝著優(you) 勢文明方向去的，那就自然要向西方文明學習(xi) ；要學習(xi) 西方文明，就要將原有的傳(chuan) 統文化徹底推到，從(cong) 而實現“文明的再造”，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大量引入西方觀念的基本邏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men) 簡單的將“中國”和“西方”在觀念上對立起來的，陳獨秀認為(wei)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lun) 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16]在這種激烈的口號下，中西文化便被放在對立的位置上予以審視，一邊是西方的現代價(jia) 值，一邊是中國固有的傳(chuan) 統文化，似乎二者是水火不容的關(guan) 係，人們(men) 必須在二者之間做出邏輯上的不相容選言判斷。在新文化運動的語境下，西方的價(jia) 值觀念意味現代的觀念被當作包治會(hui) 百病的優(you) 良藥方，為(wei) 人們(men) 所追捧[17]，在這種情況下，各種西方思想，如自由主義(yi) 、實驗主義(yi) 、人文主義(yi) 、無政府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等等，都各自有著思想的擁護者和傳(chuan) 播者。

西方傳(chuan) 播進來的各種觀念，被冠以“現代文明”的名頭，在當時所接受的質疑並不是太多，而且後來一些觀念還成了超級概念，如民主、科學就被當作“德先生”“賽先生”，成為(wei) 教導國人形成新觀念的“老師”。可以說，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來說，新文化運動就是“西方”價(jia) 值觀念（包括來歐洲的社會(hui) 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等）在中國傳(chuan) 播、普及的過程，也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被質疑、被批判的過程。中西文化並不是截然對立的關(guan) 係，但由於(yu) 新文化運動領袖們(men) 急於(yu) 建設新的文化，便人為(wei) 的將二者對舉(ju) 起來，使得它們(men) 變成“你優(you) 我劣”的對立麵。陳獨秀在《東(dong) 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便羅列了東(dong) 西方的三大差異：“西洋民族以戰爭(zheng) 為(wei) 本位，東(dong) 洋民族以安息為(wei) 本位”；“西洋民族以個(ge) 人為(wei) 本位，東(dong) 洋民族以家族為(wei) 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為(wei) 本位，以實利為(wei) 本位，東(dong) 洋民族以感情為(wei) 本位，以虛文為(wei) 本位”。[18]類似陳獨秀對東(dong) 西方思想差異所作的全稱歸納，此前此後都不絕如縷，直到今天，人們(men) 在討論東(dong) 西方差異的時候也還喜歡用全稱判斷對東(dong) 西方的差異進行描述。這種全稱判斷式的比較，當然有一定道理，對於(yu) 我們(men) 從(cong) 宏觀上把握不同文化之間的大致差異具有幫助作用，但是，對思想文化的全稱判斷帶來的後果就是會(hui) 使人們(men) 形成一種認識上的定勢，即將用來比較的雙方置於(yu) 完全對立的位置，一方如此，另一方必不如此。這種對立式的思維，容易使人們(men) 忽視人性中、思想文化上的普遍性特質，我們(men) 知道，人性的優(you) 缺點在東(dong) 西方中都一樣能發現，基於(yu) 人性的普遍性，我們(men) 可以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尋找到共通的東(dong) 西，進而為(wei) 不同民族文化的互相融通提供可能性。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men) 正是通過這種簡單的全稱判斷，為(wei) 中國大眾(zhong) 勾畫了中西方的文化差異，使得普通大眾(zhong) 逐漸認識西方，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中西方的對立，使得人們(men) 以簡單的兩(liang) 極化思維來區別中西。

西方的價(jia) 值觀念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大獲全勝、通行無阻，為(wei) 期待思想文化革新的中國人熱情傳(chuan) 播、欣然接受。但由於(yu) 這些觀念是隨著當時的社會(hui) 形勢而普及的，或者說，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men) 對於(yu) 西方觀念本身及其與(yu) 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方式，並沒有經過認真的反思、細致的辨析，總體(ti) 上呈現為(wei) 激情勝於(yu) 理性，帶來了不少的新問題，這一點，已經為(wei) 後來的學者不斷指出。以研究“五四運動”蜚聲學界的周策縱先生曾認為(wei) ，“五四時期新知識分子對於(yu) 從(cong) 外國輸入的新思想又過於(yu) 輕信。雖然他們(men) 也聲言要進行批判的研究，但在‘實踐’中卻做得不夠。他們(men) 往往大談空泛的‘主義(yi) ’，而對其內(nei) 容卻沒有作認真細致的考察。”[19]陳旭麓先生在上個(ge) 世紀八十年代也曾指出，“自今人視之，倡導新文化的人們(men) 對中西文化的比較未必算得上是百分之百的正確，而存在著明顯的偏向。如常常把中西的問題視作是非的問題，甚至全盤否定中國固有的文化傳(chuan) 統，在重新審視舊傳(chuan) 統舊觀念也往往是批判的激情多於(yu) 批判的理性。”[20]汪榮祖先生在最近一篇反思胡適功績的文章中也指出，“胡適參與(yu) 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因其革命的本位——所呈現的也就不可能時理性的啟蒙精神，而是感性的浪漫激情。”[21]理性恒長久，激情易消退，從(cong) 口號上歡呼現代西方價(jia) 值觀念當然容易，但從(cong) 理性上實現中西價(jia) 值觀念的對接卻並非易事。因此，當人們(men) 冷靜下來，重新回頭審視新文化運動的時候，這些被作為(wei) “舶來品”的價(jia) 值觀念，就被國人重新予以懷疑，甚至迅速走向另一個(ge) 極端。可以說，20世紀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正是基於(yu) 對於(yu) 新文化運動的反動，他們(men) 重新反思“全盤西化”，並試圖重新捍衛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帶來的災難，使得類似梁啟超那樣的中國思想家開始對西方文明產(chan) 生懷疑。曆史的來看，新文化運動的喧鬧稍事平靜後，圍繞“科學與(yu) 人生觀”的論爭(zheng) 馬上就接踵而至，國粹派、東(dong) 方文化派、學衡派等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主義(yi) 者就打著民族主義(yi) 的旗號紛紛登場了。之所以文化保守主義(yi) 比較容易和民族主義(yi) 關(guan) 聯起來，那是因為(wei) 自由、科學、民主、平等這些現代價(jia) 值被認為(wei) 是西方的價(jia) 值，既然是“非我族類”，那麽(me) 它的文化適應性、民族適應性就會(hui) 被提出來予以質疑，而本土的文化也會(hui) 被提高到國家精神、民族標識的高度來予以重新定位。“國粹者，一國精神之所寄也。其為(wei) 學，本之曆史，因乎政俗，齊乎人心之所同，而實為(wei) 立國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國粹存則其國存，國粹亡則其國亡。”[22]晚清時期的這種把民族固有文化視為(wei) 立國之本的“國粹論”，在新文化運動之後依然持存，實際上，直到今天也依然持存，人們(men) 容易把價(jia) 值觀念上的民族性與(yu) 政治上的民族性聯係在一起。當前，思想文化界也依然有種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yi) 認為(wei) ，新文化運動所鼓吹的“西方”價(jia) 值觀念與(yu) 本民族的文化傳(chuan) 統有所不容，故而無法在中國得到徹底的落實，持這種思想的人，甚至傾(qing) 向於(yu) 徹底否定新文化運動的曆史功績。

新文化運動從(cong) 觀念層麵加劇了自鴉片戰爭(zheng) 以來的中西方的對立與(yu) 劃分，特別是在思想文化意識領域加深了中西文化的對峙，使得中西方之間原本政治、軍(jun) 事上的抗衡，在日後又逐漸增加了思想文化上的分野與(yu) 對立，也為(wei) 後來人們(men) 反思新文化運動的激進之處埋下了伏筆。在20世紀民族國家興(xing) 起的世界性浪潮下，後發國家的民族主義(yi) 情緒尤其熱烈，對於(yu) 外來的思想價(jia) 值觀念也帶有一定的抵觸情緒，過分強調文化的民族差異與(yu) 衝(chong) 突，無益於(yu) 世界文化的交流與(yu) 融合，也無益於(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形成。而這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men) 在傳(chuan) 播西方文化的時候，所沒有料想到的。

三、“古今中西對待觀”的超越

新文化運動的引領者、擁護者截然的劃分了古今中西，主觀上將古今、中西分別對立起來，沒有從(cong) 普遍意義(yi) 上看待文化的同異，從(cong) 而在實際上造成了“文化對待”的局麵。新文化運動雖然在當時推動了思想的啟蒙和解放，在一定意義(yi) 上為(wei) 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礎，但從(cong) 另一個(ge) 維度來講，新文化運動的一些激進的思想文化主張，導致了古今中西的觀念對立，也導致了很多人在文化選擇上，在思想和文化上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對立式思維。這種非此即彼式的對立式思維引發了一係列文化衝(chong) 突、文化鬥爭(zheng) ，從(cong) 根本上來說是不利於(yu) 思想文化的健康發展。為(wei) 了實現思想文化的多元協調發展，有必要超越新文化運動中所固化的“文化對待觀”，超越古今、中西的對立去考慮文化建設的問題。

如所周知，過分強調思想和文化的古今之分，用一種截然決(jue) 裂的方式對待傳(chuan) 統，容易造成傳(chuan) 統的斷裂，且無益於(yu) 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家認識到傳(chuan) 統文化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但是往往停留在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批評上，沒有實現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轉化與(yu) 改造。倡導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激進式判斷，導致了社會(hui) 上一度出現全麵否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思潮，這種對傳(chuan) 統文化徹底否定性的認知之流風餘(yu) 韻至今未消。誠然，中國要走向現代，確實要對中國傳(chuan) 統特別是適應封建君主專(zhuan) 製的思想文化傳(chuan) 統予以深刻的反思，但是，中國的現代化、現代文化不是全麵移植、套用某種現代化、某種異質文化就能一蹴而就，而是應該生長在既有的傳(chuan) 統之上，也就是在固有的傳(chuan) 統中結合外來因素而自然生長出來。馬克思曾說：“人們(men) 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men) 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men) 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cong) 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3]人們(men) 不可能在“一張白紙”上從(cong) 事文化創新，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存在，對於(yu) 中國現代化建設來說，是一個(ge) 本體(ti) 論的事實，不可能無視幾千年傳(chuan) 統的存在和延續來進行現代化的設計。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說，傳(chuan) 統也構成了現代化的內(nei) 容，是活著的“傳(chuan) 統”，正如美國學者德裏克所言：“傳(chuan) 統並沒有成為(wei) 現代性的外部障礙，卻成了它的一個(ge) 內(nei) 在組成部分。”[24]傳(chuan) 統不僅(jin) 僅(jin) 構成了現代性革命的對象，同時還是現代性所需要麵對和依賴的資源。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化激進主義(yi) ，企圖將中國傳(chuan) 統完全否定，試圖“推到重來”，這顯然是一種“浪漫”的想法。類似於(yu) 胡適所說的：“所以中國這二千年隻有些死文學，隻有些沒有價(jia) 值的死文學。”[25]這類說法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認知帶有極端的情緒性，雖能開一時之新風，但對待傳(chuan) 統的這種極端態度並無益於(yu) 新文化的綜合創新。傳(chuan) 統文化的存在，不止是停留在經典上、器物上，而是融入到人們(men) 的日常生活習(xi) 慣中的，對於(yu) 這些融入到人們(men) 風俗、習(xi) 慣中的文化傳(chuan) 統，一方麵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革除，另一方麵其中的合理性也是不容忽視的。除此之外，傳(chuan) 統文化的積極意義(yi) 、消極意義(yi) ，在日常生活中很難做出明確劃分，應對現代社會(hui) 生活，如果要列舉(ju) 出傳(chuan) 統文化的積極意義(yi) 和消極意義(yi) ，兩(liang) 方的舉(ju) 證將會(hui) 是一樣的多。一般來說，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文化所麵對的都是人類生活，無論古代、現代，文化都是人類生活的創造物，反映人類社會(hui) 生活，在這一點上，古代和現代具有共通性。既然人類生活具有延續性，那麽(me) 人類文化就具有延續性。因此，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文化具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共同反映的是綿延不斷的人類生活。站在現代文化的立場上反思傳(chuan) 統文化，要具有“古今一也”的公共情懷，“厚古薄今”“厚今薄古”的極端化傾(qing) 向，都可能引發文化上的衝(chong) 突，從(cong) 而導致一係列社會(hui) 問題。

如前所述，在新文化運動中，因為(wei) 存在簡單化、口號化理解西方文化的傾(qing) 向，導致了中西方文化的對立、緊張關(guan) 係，並形成了“全盤西化”派與(yu) 民族主義(yi) 者之間的兩(liang) 軍(jun) 對壘，造成中西方文化衝(chong) 突的客觀影響，從(cong) 而對政治、經濟、製度建設都有所影響。對於(yu) 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來說，世界性、外來性的思想文化因素之存在，具有多維的意義(yi) ，既可能激發民族國家的獨立意識、愛國意識，也可能會(hui) 造成排斥意識、孤立意識，還可能出現依附意識、照搬意識。如何看待異質文化因素對於(yu) 本國的影響，這是民族國家必須麵對的問題。新文化運動時期，引領風潮的思想家大多強調外來文化（主要是歐美文化）的先進性地位，並期望以歐美文化來替換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從(cong) 而為(wei) 中國的現代化築牢思想和文化根基，然而，由於(yu) 他們(men) 過分的強調了本來具有普適意義(yi) 之文化的“西方性”，而“西方”在近代以來構成了對於(yu) 中國的“傷(shang) 害性”記憶，往往是以“帝國主義(yi) ”“侵略者”的麵貌出現的，這就可能引起了人們(men) 對於(yu) 外來文化的警惕、抵觸和反感。實際上，基於(yu) 人性和人類遭遇問題的普遍性，很多文化具有普遍的意義(yi) ，比如說科學、平等、自由、民主等價(jia) 值，雖然在不同的文化氛圍裏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但其對於(yu) 人性來說，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因此，不必過於(yu) 強調其民族和地域屬性，而應該從(cong) 人類普遍性發展進程的角度予以思考。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曾經說：“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you) 越底，並不是因為(wei) 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wei) 它是近代或現代底……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異。”[26]馮(feng) 友蘭(lan) 提出的“化中西之分為(wei) 古今之異”的思路，總體(ti) 上也是尊崇社會(hui) 進化論的根本主張，認為(wei) 人類社會(hui) 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是將世界看成一個(ge) 整體(ti) 的曆史，強調文化有古代、近代、現代之分，而無地方性、民族性的根本性差別。人類由於(yu) 受地域和生產(chan) 生活空間的限製，產(chan) 生了不同形態的文明，但總體(ti) 上來看，不同形態的文明中很多基本內(nei) 容是相通的，隨著征服自然能力的發展，也都是從(cong) 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不斷發展。而且隨著社會(hui) 交往、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的擴大化，人類文明的趨同化也在初現端倪，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格局正在日趨形成。正因如此，我們(men) 在看待不同民族文明、文化和思想時，在辨析其異的同時，更要強調其同，對於(yu) 不同思想、文化形態，要尋找其共同、共通的地方，以“道通為(wei) 一”的文化心態看待不同思想文化，以“求其通”的文化追求去造就文化交流融通的格局。在中西文化所表現出來的獨特性、個(ge) 性化的背後，一樣能找到人類普遍、共通的東(dong) 西，從(cong)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角度，我們(men) 要以公共性情懷來看待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世界其他文明的關(guan) 係，超越簡單的中西對舉(ju) 、辯異、劃分門戶以及文化衝(chong) 突，轉而從(cong) 更加普遍的人性基礎上來審視二者的關(guan) 係，尋找文化中的普遍性因素，為(wei)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構建提供共通的文化心理基礎。

新文化運動，顧名思義(yi) ，是建設一種適應中國現代化的文化，形成一種範圍古今中西的“新文化”，然而，在當時的形勢下，由於(yu) 對於(yu) 文化的極端式、激情式理解，在客觀上卻進一步加深了“古今中西”的對峙，並影響了最近一百年人們(men) 的文化認知和文化心態。在新文化運動的百年之後，對這種情緒式的“文化對待觀”，我們(men) 要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概言之，要避免“文化對待觀”及其所造成的消極影響，首先就在思想認識上要實現“古今中西”的超越，超越極端的文化激進主義(yi) 和文化保守主義(yi) ，超越極端的世界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既不過分強調古今之分，又不過分強調中西之別，以一種打通時間和地理差異的視角來麵對人類所創造的思想和文化資源。

小結

時間的綿延進展，空間的拓展轉換，時代的更新交替，使得每一個(ge) 國家、每一種文化都麵臨(lin) 著一個(ge)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本土與(yu) 世界的問題，這種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本土與(yu) 世界的問題，在社會(hui) 穩定時期，表現為(wei) 自然的平穩過渡，而在社會(hui) 革命時期，就會(hui) 表現急劇的對立與(yu) 衝(chong) 突，由此還可能影響與(yu) 製約整個(ge) 社會(hui) 的發展方向。馮(feng) 契先生曾經指出近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問題是“古今中西”問題，他說：“‘中國向何處去’這個(ge) 時代的中心問題在思想文化領域中表現為(wei) ‘古今中西’之爭(zheng) ，那就是：怎樣分析地學習(xi) 西方先進的文化，批判繼承自己的民族傳(chuan) 統，以便會(hui) 通中西，正確地回答中國當前的現實問題，使中華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繁榮富強的道路。……不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求正確處理古今中西的關(guan) 係。可以說‘古今中西’之爭(zheng) 貫串於(yu) 中國近現代曆史，今後若幹年這個(ge) 問題大概還是社會(hui) 的中心問題。”[27]馮(feng) 契的這個(ge) 論斷，既能反映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格局，也能反映過去一百年來的思想曆史，直到今天，思想文化領域重點“古今中西”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jue) ，中國依舊處在“古今中西”激蕩的“思想史三峽”，正確處理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中國文化與(yu) 世界文化之間的關(guan) 係，仍然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所要麵臨(lin) 的核心問題。正確認知“古今中西”的位置與(yu) 關(guan) 係，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以來就成為(wei) 了中國文化變革所要解決(jue) 的首要問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古今中西”的矛盾被進一步激化，並被固形為(wei) 一種“文化對待觀”，強化了文化激進主義(yi) 與(yu) 文化保守主義(yi) 的對峙、“全盤西化”與(yu) 民族主義(yi) 的對立。今天，我們(men) 重新審視新文化運動，有必要對這種“文化對待觀”進行反思。寬泛而言，要正確處理文化上的“古今中西”關(guan) 係，就要超越“文化對待觀”，在激進和保守、民族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之間形成一定的平衡，以思想和文化主張上的恢弘寬容，來對待傳(chuan) 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對於(yu) 中國和世界文明發展都將具有深遠的意義(yi) 。

注釋

[1]此說法參酌了王國維的“殷周製度論”、唐德剛的“曆史三峽論”等觀點。

[2]胡適在1958年5月4日曾做過“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運動”的演講，他認為(wei)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名稱用“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運動”最好，參見薑義(yi)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化運動》，中華書(shu) 局，1993年，第285頁。

[3]瞿秋白：《五四紀念與(yu) 民族革命運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5頁。

[4]黃遠生：《新舊思想之衝(chong) 突》，《遠生遺著》第1卷，商務印書(shu) 館，1984年，第155頁。

[5]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獨秀文存》卷一，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55-56頁。

[6]魯迅：《呐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39頁。

[7]胡適：《我的歧路》，《胡適文集3·胡適文存二集》卷三，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70頁。

[8]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hui) 的新陳代謝》，熊月之、周武編《陳旭麓文集》第1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42頁。

[9]胡適、陳獨秀：《論<新青年>之主張》，《胡適文集11·胡適時論集》，第6頁。

[10]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hui) 的新陳代謝》，熊月之、周武編《陳旭麓文集》第1卷，第542頁。

[11]陳獨秀：《孔教研究》，《獨秀文存》卷一，第626頁。

[12]高力克：“鳳凰涅槃的現代之夢”，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hui) 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2頁。

[13]餘(yu) 英時：《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頁。

[14]餘(yu) 英時：《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現代詮釋》，第52頁。

[15]陳獨秀：《法蘭(lan) 西與(yu) 近世文明》，《獨秀文存》卷一，第11頁。

[16]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shu) 》，《獨秀文存》卷二，第362頁。

[17]美國學者格裏德曾指出，“從(cong) 中國人的觀點來看，胡適所做的東(dong) 西方比較常常多少有些阿諛奉承。”[美]格裏德：《胡適與(yu) 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yi) （1917-1937）》，魯奇譯，王友琴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8頁。

[18]陳獨秀：《東(dong) 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獨秀文存》卷一，第35-40頁。

[19]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8頁。

[20]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hui) 的新陳代謝》，熊月之、周武編《陳旭麓文集》第1卷，第557頁。

[21]汪榮祖：“啟蒙還是浪漫？——重評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功與(yu) 過”，《文史哲》，2019年第2期，第3頁。

[22]許守徵：《論國粹無阻於(yu) 歐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上冊(ce) ，三聯書(shu) 店，1962年，第52頁。

[23][德]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二，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頁。

[24][美]阿裏夫·德裏克：《後革命時代的中國》，李冠南、董一格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頁。

[25]胡適：《文學革命論》，《胡適文集2·胡適文存》，第45頁。

[26]馮(feng) 友蘭(lan) ：《新事論》，《三鬆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5頁。

[27]馮(feng) 契：《<智慧說三篇>導論》，《馮(feng) 契文集》第一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4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