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可理解為(wei) “成人”道德(“學以成人”)。成人道德在實踐上有相對性,即要麵對理想的無限性與(yu) 現實的底線原則、道德的無條件性與(yu) 其實現的有條件性、倫(lun) 理的客觀性與(yu) 道德實踐的自覺性之間的張力。
“禮樂(le) ”乃儒家文化的核心所在,而“祭祀”之禮更是各種禮儀(yi) 中尤為(wei) 重要者,“凡治人之道,莫急於(yu) 禮;禮有五經,莫重於(yu) 祭。”(《禮記•祭統》)《周禮•地官•大司徒》也記載,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將祀禮視為(wei) “十二教之首”。在各種祭祀之禮中,列入國家祀典並綿延至今的文廟釋奠禮,具有文化傳(chuan) 承、文明信仰的崇···
為(wei) 了弘揚儒家士大夫主體(ti) 意識,宋儒提出並努力解決(jue) 下列幾個(ge) 問題:在儒、佛、道三教並盛之時,哪家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在儒學學統四起之際,哪一派是儒學的正統?在道統與(yu) 政統、儒生與(yu) 君王的共治結構中,該誰主導文化秩序與(yu) 政治秩序?
五經是經學的元典,經學的其他典籍都是訓解或依附五經而成,經學全部的注疏以至整個(ge) 中國文化都以五經為(wei) 根荄;元典為(wei) 五決(jue) 定了經學不是一經獨尊,而是具有包容性、開放性的學說,經學也因此而能夠實現日新不已的自我創新。
《唐君毅先生年譜長編》是迄今為(wei) 止最完備的一部唐君毅年譜。《長編》凸顯了“‘學術年譜’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學對儒家哲學現代發展的三點根本意義(yi) :一是“現代轉型”的主題,二是“釋本開新”的路徑,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場。這應當是當代儒家哲學發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實現這三點意義(yi) 的問題上,唐先生的某些觀點是可以商榷的。《長···
朱子在《中庸章句》中所說的“陰陽之靈”,集中體(ti) 現了理學家解釋“鬼神”的思路。一方麵“陰陽”構成了限定,意味著不存在陰陽之氣以外的鬼神,由此理學家否定了佛教和世俗所謂能夠輪回轉世的鬼神。
一方麵,在現代儒學的各種版本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空洞的仁學,其實是將原本來自實際生活經驗的精神指引徹底抽空其內(nei) 容而為(wei) 種種大而無當的愛人類主張背書(shu) ,而這些大而無當的愛人類主張自然也會(hui) 呈現出明顯的烏(wu) 托邦主義(yi) 傾(qing) 向;另一方麵,被經過有意的扭曲性解釋的陽明學成為(wei) 現代儒學的主流,其實是在“夷天地為(wei) 物質”的科學主義(yi) 蠱惑下繼續···
中華慈善的獨特之處可以從(cong) 高攀龍的一生看出來,這種慈善是內(nei) 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不是為(wei) 了外在光環和利益,而是內(nei) 在生命的需要,是將自己人性中的最美好的東(dong) 西發揚光大的必由之路。而且,慈善之於(yu) 人是內(nei) 化的,彌散化的,不是切割出來與(yu) 其他東(dong) 西分開的一部分,它貫穿在個(ge) 人生活的方方麵麵,慈善與(yu) 個(ge) 人、家國、天下融為(wei) 一體(ti) 。儒家講“小···
最可恨的還不是一線的青年黑衣人,而是幕後策劃者,是他們(men) 的卑劣政治利益和精神蠱惑導致青年人陷於(yu) 法治的不赦、不義(yi) 境地,自身卻逍遙法外,瘋狂抽水分贓,頗有“政治嗜血者”的陰鬱形象。對後者,不僅(jin) 其心可誅,更應當長線追蹤、揭發、檢控和懲治。
中西方都有“治體(ti) 論”,但各有特色。我不讚成將“治體(ti) 論”作為(wei) “政體(ti) 論”的對立物,它們(men) 之間不應該是一種對立的關(guan) 係,而應該是一種互相參照的關(guan) 係,它們(men) 完全可以在相互觀照的過程中豐(feng) 富自身。
儒家民主主義(yi) 者認為(wei) ,如同現代儒家政治體(ti) 必須從(cong) 君主製轉變到民主製一樣,必須對儒家政治領袖的角色進行反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現代儒家必須擯棄傳(chuan) 統儒家視野下的領袖觀。
康曉光認為(wei) ,當下中國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在多元化中重建主流價(jia) 值,而非簡單拒絕多元化。“建構路徑、尋找方法不能隻停留在紙麵和書(shu) 本,而是要真正把項目設計運營、組織架構、團隊成長實實在在地落地,體(ti) 用打通、體(ti) 用合一,讓這些有益的價(jia) 值觀對行業(ye) 產(chan) 生有效的推動和影響。如果我們(men) 的交流永遠停滯在分析問題層麵,已經沒有多大意義(yi) 了。”
孔子對孝文化的傑出貢獻在於(yu) 創新性地在關(guan) 係性孝中引入了公平與(yu) 平等思想,並為(wei) 孝文化奠定了本體(ti) 論的根基,因此孔子不僅(jin) 是個(ge) 守舊守成的文化傳(chuan) 承者與(yu) 批判者,更是個(ge) 開思想新篇的理論創新者和修正者。“身體(ti) 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shang) ”,這不僅(jin) 是儒學之孝的本體(ti) 與(yu) 實體(ti) 所在,也是一種自然法則與(yu) 定言命令,由此決(jue) 定了儒學的孝是具有科學性的倫(lun) 理···
事實上,作為(wei) 主流中的支脈,“浙學”每每通過挑戰主流思想的方式,顯示自身的學術品格:王充挑戰當時主流的經學,事功學派挑戰主流的儒學,王陽明挑戰正統的理學,章學誠挑戰主流的乾嘉學派,等等。直到近現代,馬一浮的思想也蘊含著對西學思潮的某種挑戰。可以看到,以有別於(yu) 主流的獨特方式延續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構成了浙學的個(ge) 性特···
餘(yu) 先生率真諧趣,其言談文字,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此其表;但他又常於(yu) 嬉戲諧趣中見出嚴(yan) 肅,透顯一種道義(yi) 擔當的精神,此其裏。這個(ge) 擔當的精神,就是體(ti) 現在其對中國文化學術的一種“文化理念、價(jia) 值關(guan) 懷”,一種對學術人生“自我”的追尋。這種文化理念和價(jia) 值關(guan) 懷及及其對“自我”的追尋,運行在其言談與(yu) 論著裏,使他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時下一···
為(wei) 了應對基督教的理論挑戰,康有為(wei) 刷新了傳(chuan) 統儒學入世天遊的修道空間,譚嗣同則激活了傳(chuan) 統儒學入世永生的成道時間,他們(men) 知行合一地光顯了傳(chuan) 統儒學入世立功的弘道時空。
香港反修例運動綿延數月,從(cong) 和平示威一步步發展為(wei) 極限施壓式的暴力衝(chong) 擊,已經公然挑戰憲法和基本法權威、中央政府權威、國家主權安全,嚴(yan) 重損害了香港非常珍貴的法治精神,損害了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和根本利益,也嚴(yan) 重傷(shang) 害了包括700多萬(wan) 香港同胞在內(nei) 的全中國人民的感情。當持續的暴力因素累加到一定程度時,香港的法治與(yu) 民意的歸位就···
十多年前,“讀經運動”進入高潮,國內(nei) 湧現了近百家讀經學堂,大批少年從(cong) 傳(chuan) 統教育體(ti) 製中跳出來,進入讀經學堂求學。然而,讀經到底是在培養(yang) 人才,還是在毒害孩子?從(cong) 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爭(zheng) 論不休。
中國雖然承諾香港高度自治的大原則五十年不變,但不等於(yu) 在具體(ti) 的法律製度上不能根據實際運行情況進行調適修補。一國是兩(liang) 製的前提,隻有夯實一國的基礎,才會(hui) 讓兩(liang) 製健康成長。為(wei) 了香港能更好地自治,中央應該拿出政治勇氣和政治決(jue) 斷力,實事求是地檢討《基本法》的製度漏洞,擔負起中央政府的憲製責任,由全國人大進行修訂。
香港、澳門《基本法》“特別行政區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hui) 解釋基本法”這一機製的運轉並不暢通。一國兩(liang) 製的複雜性、基本法的框架性、香港法治的特點,聯邦製普通法國家司法權的安排,都說明完善此人大釋法機製對“一國兩(liang) 製”的成功極為(wei) 關(guan)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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