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名士為(wei) 表，儒士為(wei) 裏——追念餘(yu) 敦康先生

作者：李景林（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廿五日乙醜(chou)

          耶穌2019年7月27日

剛才聽了幾位先生的發言，內(nei) 心深受感動。前麵發言的先生，多是餘(yu) 敦康先生的舊友故交，與(yu) 餘(yu) 先生有很深的交誼。我是晚生後輩，得識先生時間不長。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餘(yu) 先生與(yu) 業(ye) 師金景芳先生及呂紹剛師就有密切的學術聯係，最近我還在網上看到餘(yu) 先生任職南京大學時寫(xie) 給金老的討論易學的書(shu) 信。金老和紹剛師對餘(yu) 先生的學問人品讚揚有加，我在吉林大學時，對此亦頗有耳聞。來北京工作後，我開始在一些學術會(hui) 議、博士生論文答辯一類的場合，得以當麵向餘(yu) 先生請益，也曾有幸得到過幾次與(yu) 先生一起開懷暢飲的機會(hui) 。自己與(yu) 餘(yu) 先生交往雖不多，但卻受到很多教益，在情感上也與(yu) 餘(yu) 先生頗相契合，感到很親(qin) 近。

於(yu) 我而言，餘(yu) 先生在學問上是師輩，年歲上也是父輩，但自己與(yu) 先生接觸，卻從(cong) 未覺得有代溝和距離感。先生特別獎掖後進，對我們(men) 這些晚生後輩從(cong) 不拿架子，常以開玩笑的方式引出嚴(yan) 肅的話題，循循善誘，如春風化雨，寓教於(yu) 無形。

記得2010年12月某日參加中國人民大學薑日天教授的博士生學位論文答辯會(hui) ，會(hui) 後席間，餘(yu) 先生跟我開玩笑說：李景林，你是“禽獸(shou) 之鄉(xiang) ”來的人哪。我一時有點摸不著頭腦，因問先生何以如此說。餘(yu) 先生解釋說：你們(men) 南陽最早出名的人是誰？是範蠡，做了西施老公的那個(ge) 人。範蠡有一句高明的話：“吾猶禽獸(shou) 也”（《國語·越語下》）。禽獸(shou) 不是罵人，禽獸(shou) 就是真人、真自由。範蠡是道家的始祖。孔子是道德的典範，老子是智慧的典範。我崇尚智慧的人生，是死不悔改的樂(le) 天派。蘇東(dong) 坡就是死不悔改的樂(le) 天派。他一生倒了不少黴，但還做出東(dong) 坡肉，來享受人生。由此又談及儒、釋、道三教。餘(yu) 先生用“提得起，放得下，看得開”三句話來概括儒、釋、道三教的精神。他說，儒家是提得起，道家是放得下，佛家是看得開。搞中國學術的人，就應有這三種精神。當年毛澤東(dong) 對紅衛兵說，要知道什麽(me) 是帝王將相，你們(men) 去找翦伯讚；要知道什麽(me) 是唯心主義(yi) ，你們(men) 去找馮(feng) 友蘭(lan) 。翦伯讚聽到這個(ge) 話，覺得自己過不了關(guan) 了，夫妻雙雙自殺。馮(feng) 友蘭(lan) 聽了哈哈一笑，說我自由了。又講到當年社科院開會(hui) ，上麵講批胡適，下麵侯外廬先生就站不起來，中風了。馮(feng) 先生搞中國哲學，能提得起，放得下，就能過得了關(guan) 。

這是一種典型的餘(yu) 敦康式話語方式。餘(yu) 先生常用這種論學的方式，縱談哲學、政治、宇宙、人生，亦莊亦諧，耐人尋味，真能達到一種寓教於(yu) 樂(le) 的效果。

餘(yu) 敦康先生喜酒，時與(yu) 學者把酒放言，縱論今古。他曾開玩笑說，不喝酒的人，不配研究魏晉玄學。一般人喝酒，往往借酒縱情，“始乎治常卒乎亂(luan) ”。餘(yu) 先生則不同，他喝酒，是越喝越清楚，嚴(yan) 肅的話題常在酒意正濃時提出。飲酒開始時，他談笑風生，指揮倜儻(tang) ；酒酣腦熱時，必又是慷慨激昂，指點江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溢於(yu) 言表。餘(yu) 先生研究魏晉玄學，似乎有名士之風，但他骨子裏其實是儒家，內(nei) 心充滿著深切的現實關(guan) 懷。魏晉人喜歡品評人物，我由此想到一句對餘(yu) 先生的品題，叫做“名士為(wei) 表，儒士為(wei) 裏”。我以此品題質諸先生，得到他的回答：“知我者，景林也”。

對餘(yu) 先生的国际1946伟德，我沒有研究。有關(guan) 餘(yu) 先生国际1946伟德的論評，要聽他的親(qin) 學生來講。在這一方麵，我隻能談一點個(ge) 人的感受。我聽餘(yu) 先生論學，讀餘(yu) 先生的文字，在內(nei) 心深處總會(hui) 引發一種感奮、一種激動。我想，這大概是根源於(yu) 餘(yu) 先生做學問的態度和精神。

說餘(yu) 先生是“名士為(wei) 表，儒士為(wei) 裏”，這是我對先生為(wei) 人為(wei) 學的一種親(qin) 切體(ti) 會(hui) ，並非酒桌上一句隨便的玩笑話。非常珍貴的是，這一品題，得到了先生的當麵印可。餘(yu) 先生率真諧趣，其言談文字，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此其表；但他又常於(yu) 嬉戲諧趣中見出嚴(yan) 肅，透顯一種道義(yi) 擔當的精神，此其裏。這個(ge) 擔當的精神，就是體(ti) 現在其對中國文化學術的一種“文化理念、價(jia) 值關(guan) 懷”，一種對學術人生“自我”的追尋。這種文化理念和價(jia) 值關(guan) 懷及及其對“自我”的追尋，運行在其言談與(yu) 論著裏，使他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時下一般純學術甚而技術性意義(yi) 上的所謂著述與(yu) 學問。

聽餘(yu) 先生論學，一方麵，可以感受到他有很強的學術自信；另一方麵，他又經常表現出對自己的不滿和困惑。近些年，他回顧自己的學術道路，常講到自己一輩子總是在“畫逗號”，而總沒能畫上一個(ge) “句號”，隻在在做哲學史家、思想史家的事，而沒有成為(wei) 一個(ge) 哲學家、思想家，認為(wei) 這是一個(ge) 悲哀。從(cong) 中可以感受到餘(yu) 先生對自己的思想和學術事業(ye) ，有非常高的自我期許和要求。

餘(yu) 先生把詮釋學看作哲學和哲學史研究的唯一進路。但他既不滿意一些學者要建立中國的詮釋學的提法，更不滿意顧頡剛先生對中國曆史文化那種實證主義(yi) 的態度。因為(wei) 在他看來，中國思想文化本有自身的詮釋傳(chuan) 統，接續這個(ge) 傳(chuan) 統，就是要通過與(yu) 經典的對話，重新找回中國當下的文化“自我”或主體(ti) 性。在《詮釋學是哲學和哲學史的唯一的進路》（《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5年2期）一文中，他指出：“解釋就是對話,就是理解……一個(ge) 民族,一個(ge) 偉(wei) 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經典,而經典的形成也就是那個(ge) 文化的形成……經學就是中華民族從(cong) 遠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現象學、精神發展史,精神由開辟、發展,到壯大,支持著我們(men) 個(ge) 偉(wei) 大的民族,這是精神的支柱。”又說：“經學思想史就是要寫(xie) 出中華民族的精神現象學、精神發展史……要尋找中國人在西方強勢文化的衝(chong) 擊之下失去的自我……一個(ge) 民族到現在都不敢有自我，非常可怕的一件事！”近年頗有學者強調經學對中國哲學研究的基礎性地位，這是一個(ge) 很好的學術動向。不過，一些學者卻主張，我們(men) 當代隻需要經學史，而不需要經學，認為(wei) 經學是過時的東(dong) 西。餘(yu) 先生對經學研究的理解卻正與(yu) 此相反。他強調經學的研究重點不在經學史。經學史其實就是每一代的經學所構築的曆史。所以，我們(men) 今天研究的對象，都是經學家，而非經學史家。經學家所關(guan) 注的並非是所謂經典的“本義(yi) ”，他有現實的關(guan) 懷，常常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通過經典的解釋，與(yu) 經典的對話，將經典融入自己的生命存在，從(cong) 而發現和挺立起“自我”，成為(wei) “時代的代言人”。我們(men) 今天來研究經典，詮釋經典，就要接續這個(ge) 傳(chuan) 統，“通過經典的解釋做一個(ge) 經學家”，必須要有做經學家的氣魄，而非隻做經學史。

由此，我們(men) 可以看到一個(ge) 學者對自身民族文化的強烈的擔當意識。強調哲學史和国际1946伟德的研究要貫穿“自己的價(jia) 值關(guan) 懷和文化理念”，要有自己的“自我”或主體(ti) 性，這是餘(yu) 先生中國哲學研究所秉持的一貫的思想宗旨和學術精神。他之研究玄學、《周易》，並非隻是在做哲學史、經學史，而是通過經典的詮釋，去建立那個(ge) “自我”，去畫那個(ge) “句號”。在《魏晉玄學史》的後記中，他對自己的這一學術宗旨做了一個(ge) 非常深刻精到的說明：“由於(yu) 曆史的偶然的因素，五十年代以後，北大的傳(chuan) 統和北大的學風受到更為(wei) 嚴(yan) 重的破壞，幾乎是蕩然無存了。我也被迫中斷了學業(ye) ，離開了北大，到社會(hui) 的底層去承受生存的考驗。在這個(ge) 漫長的時段，關(guan) 於(yu) 玄學的基本性質，關(guan) 於(yu) 玄學的抽象思辨，關(guan) 於(yu) 郭象是否剽竊竊了向秀的《莊子注》，這些純粹屬於(yu) 高深學術的問題與(yu) 我的生存困境毫無關(guan) 聯，值不得去用心細想了，但是對於(yu) 玄學之所以為(wei) 玄學的文化底蘊，對於(yu) ‘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玄學家們(men) 的悲慘的命運，對於(yu) 阮籍、嵇康詩文中所表現的深沉的時代憂患感以及痛苦矛盾彷徨無依的心態，卻有著一種切身的感受和強烈的共鳴。金嶽霖先生有一句名言：‘知識論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學底裁判者是整個(ge) 的人。’湯用彤先生把玄學的方法論的原則歸結為(wei) ‘得意忘言’。‘言’是屬於(yu) 知識論層麵的理智分析，玄學家普遍認為(wei) ，如果不能忘言，僅(jin) 僅(jin) 停留於(yu) 知識論的表層，就不能得意。而“意”則是把整個(ge) 的人投身於(yu) 其中的主客合一的對象，是玄學家在承受著生存困境和悲慘命運的情況下仍然苦心孤詣去進行探索的天人新義(yi) ，這才是玄學的本質所在。這麽(me) 說來，我被打入另冊(ce) 作為(wei) 一個(ge) 時代的棄兒(er) ，憑借著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所獲得的特殊的曆史經驗，竟然意想不到地發現了我作為(wei) 整個(ge) 的人的本體(ti) 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條不從(cong) 知識論入手而以整個(ge) 的人為(wei) 裁判者來解讀玄學的新途徑，對金嶽霖、湯用彤先生的那些早年的論述增添了一層新的體(ti) 會(hui) ，這也許是一件不幸中的幸事。”貧賤憂戚，玉汝於(yu) 成。餘(yu) 先生帶著他對自身所親(qin) 曆的痛苦人生和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以一種生存整體(ti) 性全身心投入的方式，尚友古聖先賢，與(yu) 經典相遇和對話，達到一種麵對當下的視界的融合，由此而成就了他的一家之言。

有了這個(ge) 學術的態度、精神和識度，我們(men) 作哲學“史”，也就是在作“哲學”。在這裏，哲學史與(yu) 哲學、思想史與(yu) 思想、經學史與(yu) 經學，乃構成為(wei) 国际1946伟德整體(ti) 的一體(ti) 之兩(liang) 麵。孔子自稱“述而不作”，其實是寓述以為(wei) 作。孔子所開創的這個(ge) 不作之作，或以述為(wei) 作的立言方式和思想傳(chuan) 統，凸顯了一種曆史連續性與(yu) 現實關(guan) 懷相統一的文化精神。餘(yu) 先生的學術，不正是這種文化精神和學術傳(chuan) 統的當代體(ti) 現嗎？近年常聽先生說，自己隻是“一個(ge) 哲學工作者”，而不是哲學家，他也隱隱地引此以為(wei) 憾事。不過，餘(yu) 先生同時又說過，他自己對於(yu) 刻意地去建立一個(ge) 人為(wei) 的體(ti) 係，“非不能也，不為(wei) 也”。因為(wei) 缺乏這個(ge) 精神，這個(ge) 識度，盡管你在刻意地作一種“體(ti) 係”，那也不過是無根的過眼煙雲(yun) 。餘(yu) 先生對於(yu) 那種單純技術性而無“整個(ge) 的人”全身心投入的功利之事，是不屑於(yu) 去做的。

我們(men) 要繼承的，正應是餘(yu) 先生這種學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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