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學：思想與(yu) 經典的重建

作者：吳震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十四日甲寅

          耶穌2019年7月16日

宋代新儒學的興(xing) 起堪稱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緣”（陳寅恪語），它不僅(jin) 賡續先秦儒學傳(chuan) 統並對之作出了創新轉化，而且構成近現代新儒學反思“現代性”的文化資源。儒家文化無疑以經典為(wei) 其載體(ti) ，先秦以來任何時代的儒學家在思想傳(chuan) 承或創造的過程中，都無法置身於(yu) 經典世界之外而另辟捷徑。如果以“唐宋變革”為(wei) 視域，將眼光從(cong) 外部的佛老或魏晉玄學轉至儒學傳(chuan) 統的內(nei) 部，就會(hui) 發現中晚唐以來經學領域的“信經疑傳(chuan) ”等新風氣為(wei) 宋代新儒學實現“思想突破”提供了內(nei) 在契機；作為(wei) 訓詁之學的傳(chuan) 統經學也被注入新的道學思想元素，而不得不麵臨(lin) 一場詮釋典範的轉移。這一典範轉移作為(wei) 新儒學“思想突破”的一種表現，意味著漢唐經學傳(chuan) 統被超越，並導致儒家經典世界的知識版圖重新改寫(xie) 。因此，宋代新儒學其實是一場重建“經典世界”的文化運動。

漢唐經學嬗變與(yu) 儒學複興(xing)

文化的生命力往往依托於(yu) 經典，因為(wei) 經典中的知識內(nei) 涵構成了文化的重要基因。上古中國自商周以來的文化傳(chuan) 統被濃縮在儒家“六經”係統中，並在孔子時代就已基本成型。經典既以文本為(wei) 載體(ti) ，而文本又是承載思想的平台，從(cong) 中轉化出“經學”學術形態則始於(yu) 漢代。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文化政策以及“五經博士”的製度創立，意味著經典向經學的轉化既是文化發展的需要，更是政治教化體(ti) 製得以確立的保障。自此，經學作為(wei) 一種文化知識體(ti) 係，構成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文化意識基礎，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係統中始終占據首要地位。

經學內(nei) 容大致涉及唐虞三代至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幾乎涵蓋了政治、典章、禮法、曆史、宗教及文學等各個(ge) 方麵。兩(liang) 漢時期隨著今古文經學的交錯與(yu) 折衝(chong) ，最終融為(wei) 一套牢固的經學知識體(ti) 係。兩(liang) 漢經學注重師法傳(chuan) 承以及章句訓詁，但這種“隻是以章句訓詁為(wei) 事”（程頤語）的唯知識論的學術取向，在宋代新儒家看來，不免遺忘了儒學本旨以及對“道”的發現和闡釋，因為(wei) 唯有“知道者”才是真儒學。

唐初經學一度達到了輝煌的頂峰，《五經正義(yi) 》標誌著經學被定於(yu) 一尊，而9世紀初“開成石經”的完成則意味著漢唐經學邁入了“統一時代”（皮瑞錫語），使得傳(chuan) 統文化得到了經學意識形態的強力支撐。然而，就在將經學與(yu) 經典融為(wei) 一體(ti) 的整理工作得以順利展開之後，隨著“安史之亂(luan) ”這一影響整個(ge) 唐代社會(hui) 根基的事變發生以及唐中期古文運動的興(xing) 起，在8世紀唐代宗時期，經學領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經典的“經義(yi) ”而非“字義(yi) ”開始受到關(guan) 注，特別是啖助一係的新《春秋》學的出現為(wei) 經典詮釋帶來了一股新風氣。他們(men) 對經與(yu) 傳(chuan) 、注與(yu) 疏之間的差異非常敏感，認為(wei) 既要將經典各傳(chuan) 進行打通，更要對經中的“道”或“理”作一番思辨抽取的工作；儒家之“道”貫通人之“靈府”、經典之“理”遍在於(yu) “事物”之中。而以往的經學闡釋正是忽視了這一點，故有必要重新認識《春秋》在“救亂(luan) ”“王道”“忠教”等政治、哲學及倫(lun) 理等方麵的意義(yi) 。這種融貫經典義(yi) 理以及“信經駁傳(chuan) ”（吳澄語）的經學研究新風氣注入了哲學批判和懷疑的精神，成為(wei) 唐宋之際催動疑古改經思潮之先聲。

宋初疑經思潮與(yu) 理學化轉向

唐宋之際新儒學興(xing) 起之初，新儒家首先須麵對的是在批判總結漢唐經學之同時，如何對此實現“思想突破”這一課題。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複對後孔子時代的經學史有一總體(ti) 判斷，認為(wei) 漢魏以來的經學在實質上導致了“六經之旨”紊亂(luan) 不已的後果。其因在於(yu) 注解方式的陳陳相因以及經義(yi) 層麵的無所發明，經學著述表麵上出現了“數千百家不可悉數”的繁榮景象，然而思想卻被籠罩在“舊之注說”的框架內(nei) 。顯然，上述判斷反映了宋初學界對漢唐經學的一般看法，孔子之後“六經之旨鬱而不章”的現狀正是宋初新儒家自覺必須進行“思想突破”的對象。

但是，新儒學想要實現義(yi) 理建構，亦不能抽離於(yu) 經典之外，因為(wei) 經學仍是義(yi) 理得以生存的文本基礎，故問題在於(yu) 欲擺脫漢唐經學之窠臼的同時，如何重建經學詮釋典範。這就成為(wei) 新儒家實施思想突破的首要課題。依陸遊的說法，這場思想突破的導火索是由宋初慶曆新政期間諸多儒者著力發明“經旨”的思潮點燃的：“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其實，這股思想動向也就是疑經思潮的開啟，導致儒家經典《係辭》《周禮》《孟子》《尚書(shu) 》《詩經》等都竟然被視作可疑的對象。隨著這股疑經風氣逐漸蔓延和擴散，引發了觀念上的轉變。故在慶曆之後的道學奠基者程頤看來，由慶曆至熙寧的各種新政或變法的政治運動，同時牽動了經學領域的變化，導致“本朝經術最盛”的局麵。隨著道學思潮的興(xing) 起，經學中所內(nei) 含的義(yi) 理也開始朝著“議論專(zhuan) 一”的方向推向縱深。具體(ti) 而言，所謂“經術最盛”應以劉敞《七經小傳(chuan) 》及王安石《三經新義(yi) 》為(wei) 代表，且兩(liang) 者之間存在思想連續性。劉的經學雖隻是“稍尚新奇”，而王的《新義(yi) 》則顯然“視漢儒之學若土梗”（王應麟語），對漢唐經學實現了全麵超越。

問題是，這波宋初疑經改經的風潮是否對熙寧前後道學思潮有助推作用，疑經改經又是如何導致道學思潮中“經學理學化”之現象得以形成的。從(cong) 道學視域出發來審視宋初新經學運動，則可發現正是由於(yu) 對經學思想敢於(yu) 懷疑甚至敢於(yu) 對經典文本作“動手動腳”的刪改，連帶著傳(chuan) 統經學注疏方式便不得不發生動搖，進而轉出理學化的詮釋方式也就事成必然。例如，程頤《周易程氏傳(chuan) 》便是經學理學化的典型之作，甚至對宋明理學不無微詞的清初大儒顧炎武對此也稱讚備至。他斷定在古往今來“無慮數千百家”的易學著作群當中，“未見有過於(yu) 《程傳(chuan) 》者”。當然，經學理學化的典範確立者則非朱熹莫屬，他的《四書(shu) 集注》開創了“四書(shu) 學”的新典範。

“四書(shu) 學”新經典的係統重建

新儒學運動從(cong) 經學領域開始著手思想突破之際，便遭遇一個(ge) 迫切問題：儒家經典如何重新安排以便為(wei) 儒學複興(xing) 奠定文本基礎。欲在“五經”的經典世界之外另辟蹊徑，重建新經典絕非易事，這首先需要新的思想眼光。據《宋史·道學傳(chuan) 》，二程基於(yu) 道學立場，“表彰《大學》《中庸》”，以此與(yu) 《語》《孟》並列。盡管二程並沒有完成“四書(shu) 學”的係統重建，但他們(men) 對《學》《庸》不僅(jin) 進行了文本校勘，而且完成了“改本”工作，更在思想詮釋方麵提升到新的理論高度，這項新經學研究為(wei) 後來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建構“四書(shu) 學”發揮了先導的作用。

自唐中期韓愈重《孟子》、而其弟子李翱特重《中庸》以來，便預示著在“五經”係統之外，仍有重要經典有待發現。特別是經過了宋初疑經思潮的衝(chong) 擊，《中庸》《孟子》先後得到了孫複、石介、範仲淹、胡瑗、王安石等儒者的大力推崇。而《大學》地位提升的原因，除了司馬光撰《大學廣義(yi) 》進行表彰以外，要數二程的功績最大。他們(men) 不僅(jin) 分別刪定《大學》文本，而且堅信《大學》乃“孔氏遺書(shu) ”，“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強調儒家修身實踐“當學《大學》之序”。至此，《大學》作為(wei) 儒學“入德之門”的經典地位被初步確定。

基於(yu) 二程的經學新觀念，朱熹為(wei) 《大學》重建了一套經傳(chuan) 係統，即重組了經一章和傳(chuan) 十章的結構，並為(wei) 第五章補寫(xie) 了一篇“格物補傳(chuan) ”。朱熹以其敏銳的理論眼光，從(cong) 《大學》文本中提煉出“三綱領八條目”，以此為(wei) 《大學》一經之總綱。隨後以章句集注的闡釋方式，逐一完成了“四書(shu) ”的詮釋工作，構建起以《四書(shu) 章句集注》為(wei) 標誌的新“四書(shu) 學”。而且，朱熹援引二程之說，強調學者用力須先從(cong) “四書(shu) ”著手，“然後及乎《六經》”，從(cong) 而為(wei) “四書(shu) ”與(yu) “五經”的序列作出了重新安排，“四書(shu) ”作為(wei) 新經典逐漸越過《五經》而占據了首要地位。

從(cong) 結構看，《四書(shu) 章句集注》也與(yu) 舊經學的注疏形式有很大不同：首先注明字音和字義(yi) ；其次釋文句或概念之大意；再次引述前人（以二程等道學觀點為(wei) 主）的各種注釋；最後以“愚按”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可以說，朱熹四書(shu) 學打破了以往的章句注疏體(ti) 而開創了一種“新章句”體(ti) ，將道學觀念融於(yu) 經典詮釋之中，實現了義(yi) 理與(yu) 經典的內(nei) 在統一，使《四書(shu) 章句集注》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經學的著述體(ti) 例，又在義(yi) 理層麵凸顯了重構道學話語的特征。

無疑地，宋代新儒學是對漢唐經學的一場“思想突破”，新儒家著力於(yu) 重建儒家“新經典”。與(yu) 此相隨的經典詮釋也出現了理學化的轉向，其典型標誌便是“四書(shu) 學”的形成，在哲學、經學、文化等各層麵，有力推動了儒學的全麵複興(xing) 。朱熹“四書(shu) 學”建構了道學意義(yi) 上的“經典世界”，其《四書(shu) 章句集注》在13世紀後便已傳(chuan) 入東(dong) 亞(ya) 周邊各國，從(cong) 而使原本屬於(yu) 地方性知識的“四書(shu) 學”在東(dong) 亞(ya) 世界獲得了普遍性意義(yi) ，成為(wei) 東(dong) 亞(ya) 儒學的重要思想財富。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17ZDA013）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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