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論語》應從(cong) 同情的了解開始,意識到作為(wei) 曾經的存在之孔子何以關(guan) 聯於(yu) 我們(men) 當下的存在,以在內(nei) 心之中去尋找作為(wei) 我們(men) 精神生命之重要發端的孔子,經由孔子來認識我們(men) 自己。其基本路徑乃是努力從(cong) 斷片中探尋整體(ti) ,使斷片的言說關(guan) 聯於(yu) 孔子思想的隱在大體(ti) 。就其實質而言乃是回返民族心靈之開端,以此作為(wei) 個(ge) 體(ti) 精神發展的基礎,由此而使得研···
從(cong) 根本上說,“辭”隻是“指”的載體(ti) ,當“指”的表達訴求高於(yu) “辭”時,不僅(jin) 書(shu) 寫(xie) 者不必為(wei) “辭”所拘,閱讀者也不應執辭而索義(yi) ,這與(yu) 孟子提出讀《詩》應“以意逆誌”的思路頗有相近之處。作為(wei) 早期私人著述的典範,公羊學關(guan) 於(yu) “因史記作《春秋》”的一係列闡釋不僅(jin) 在取義(yi) 的層麵深刻影響了司馬遷,而且在書(shu) 寫(xie) 方式的層麵對司馬遷產(chan) 生了直接的影響。
禮樂(le) 複興(xing) 首在城市,整頓人心也首在城市,如何禮樂(le) ,如何整頓,我看公共生活秩序、慈善公益、集體(ti) 文娛、宗教社團及活動、文化社團及活動等等,此中莫不有禮有樂(le) 。若能這方麵提升或做好,提升公民素養(yang) 或人格,提升社會(hui) 友愛與(yu) 互助,提升人心的仁善與(yu) 安樂(le) ,則善莫大焉。
朱熹所講的生命,不是生物學意義(yi) 上的生命,也不是抽象意義(yi) 上的生命,而是從(cong) 人的日常生活上講生命,從(cong) 生活環境上講生命。朱熹的生命對象,不僅(jin) 是指活生生的人,而且還指花草樹木、蟲魚鳥獸(shou) 、山河大地、風雨霜雷、日月星辰等與(yu) 人息息相關(guan) 的自然萬(wan) 物。因此,朱熹喜歡以與(yu) 人關(guan) 係密切的草木來具體(ti) 闡述其生命哲學。
故鄉(xiang) 的暴動史實與(yu) 先祖傳(chuan) 播的孟子有關(guan) “民本”和“革命”思想融匯在了一起,森林中的農(nong) 民暴動敘事所體(ti) 現的樸素村落政治觀和鬥爭(zheng) 史,恰恰是“民本”古義(yi) 和“革命”的現代左翼思潮相結合的表現,更是大江在未來的人生中接受戰後民主主義(yi) 思想的倫(lun) 理基礎。
“生生”是一個(ge) 古老的詞匯,常為(wei) 人們(men) 使用,近年來更為(wei) 一些學者關(guan) 注,連續發文加以討論,或確定中西哲學之不同,或探討以此重建中國哲學之可能。我高度評價(jia) 這些學者做出的努力,但我關(guan) 注這一問題與(yu) 時下研究有所不同。我的重點在於(yu) 探討道德本體(ti) 與(yu) 時間的關(guan) 係,將時間包括空間加入道德本體(ti) 之中,以對儒家傳(chuan) 統的思維範式進行徹底的變革。
孔子一輩子在學與(yu) 教之間不斷轉化,其中心就是傳(chuan) 承斯文,也即賡續周代以來的禮樂(le) 文化傳(chuan) 統。斯文之所以重要,不僅(jin) 僅(jin) 是作為(wei) 個(ge) 體(ti) 生命意義(yi) 的依據,更是承載著民族的根本價(jia) 值。傳(chuan) 承斯文不是固守斯文,而是“述而不作”與(yu) “溫故知新”的統一,是人與(yu) 文的互相轉化。擔當“斯文”,乃是當代師者的文化使命。
中國人對儒家政治是中國國家治理的理想原型這件事缺乏共識。中共還沒有準備好去完成其中國化的進程,而公眾(zhong) 又被西方民主敘事所支配。結果是,中國政治中充滿了雙重焦慮帶來的緊張 — 公眾(zhong) 、特別是知識分子,急切地希望中國過渡到民主製度,而正因為(wei) 此,中共對其權力的穩固產(chan) 生焦慮。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應該帶頭打破這種焦慮,而完成中國化是其···
形式主義(yi) 在當今世界也已是“中國特色”之一,嚴(yan) 重影響工作效率,浪費公共資源,各級幹部不堪重負,民眾(zhong) 深惡痛絕,給執政黨(dang) 帶來了極大的負麵影響,是舉(ju) 國上下齊聲呼籲必須鏟除的“毒瘤”。縱觀古今橫比中外,形式主義(yi) 並非難以徹底根治的“頑疾”,但因積弊太深,需要猛藥去屙,才有可能得以解決(jue) 。
“天下之言性也”章是《孟子》一書(shu) 中最難解釋的一章。自上博竹書(shu) 《性情論》(即郭店簡《性自命出》篇)整理、出版後,《孟子》此章應當如何訓解的問題被再度激活,學界陸續發表了十多篇相關(guan) 文章。不過,在筆者看來,當前的研究不但未使舊的爭(zheng) 訟平息,反倒平添了新的爭(zheng) 端。
本文主旨有三個(ge) :第一,從(cong) 曆史文字學來論證荀子性惡論中“惡”的各種用法,並在這個(ge) 基礎之上重新分析“性惡”的“惡”字應指“靜態厭惡”,而不是“動態作惡”的涵義(yi) ;第二,分析性惡論在荀子儒學禮法係統中與(yu) 他的“群居和一”社會(hui) 論的邏輯關(guan) 係。第三,荀子發展孔子禮法思想的重要性在清代隨著儒家禮教主義(yi) 的興(xing) 起而得到承認並推廣,通過對戴震與(yu) 淩···
朱子所處的南宋時代禮製廢弛已久,民間佛道盛行,儒家祭祀禮儀(yi) 難以推行。朱子折中損益諸家觀點,打破家廟的身份限製,將祭祖場所定名為(wei) “祠堂”,並以《司馬氏書(shu) 儀(yi) 》為(wei) 藍本,綜合已有的祭祀場所形製,於(yu) 《家禮》之中首創祠堂製度。《家禮》祠堂製度的核心為(wei) “祭及高祖”與(yu) “同室異龕”。
經籍箋注內(nei) 蘊的史學價(jia) 值也明顯呈現出今古文融通的學術特點:一方麵,鄭玄基於(yu) 古文經學的學術立場注重名物訓詁和史實考辨,其經籍箋注保存了大量史料,為(wei) 考察上古三代曆史提供了依據;另一方麵,他的經籍箋注蘊含了豐(feng) 富的曆史思想,他對天命王權的宣揚、古史係統的構建,以及禮治思想的闡發,都力求融合令古文經說以解釋曆史的發展。
王國維曾過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他所說的“國初”,即明末清初時代,確實產(chan) 生了一係列大思想家,如我們(men) 非常熟悉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此外如主張實學,被譽為(wei) “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的顏元(號習(xi) 齋,1635年—1704年)等人,也在東(dong) 亞(ya) 大陸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張載的心學有其獨特性,與(yu) 後來陸象山、王陽明以“心”為(wei) 本體(ti) 的心學有所不同。時下張載心學研究論域存在以下不足:對“心-物”關(guan) 係這一張載心學的基本問題缺乏自覺,對張載“心-物”關(guan) 係形態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對其“心-物”關(guan) 係的理論基礎也有所忽略。
根據金聖文的觀點,儒家公共理性這一概念可以起到一箭雙雕的作用:既有助於(yu) 表述現代儒家文化圈(如韓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又可以起到理論規範的作用,從(cong) 而指導儒家文化圈國家發揮更好的社會(hui) 與(yu) 政治功能。金聖文對儒學公共理性的論述過於(yu) 薄弱、抽象,與(yu) 韓國文化之根所表現出的價(jia) 值與(yu) 實踐背離太遠。因此,他需要更明晰地闡述其理論並納···
西漢春秋公羊學博士董仲舒有《春秋繁露》一書(shu) 存世,是他闡釋《春秋》的著述,因此《春秋繁露》中“春秋”二字大家都能明白;“繁露”二字,筆者認為(wei) 就是指《春秋》繁多滋潤,因為(wei) 《春秋》義(yi) 理繁茂,而這些義(yi) 理就是滋潤養(yang) 長天下萬(wan) 民的。但曆代以來,對於(yu) “繁露”二字取名之意有較多說法。
追溯古代社會(hui) 的“禮治之治”,並非發思古之幽情,“維新”的前提還是得追尋“舊邦”固有法文化之“自我”,破譯中華法係和古代中國“禮法之治”曆四千年不衰的遺傳(chuan) 密碼,擷取其中之治國理政智慧,開出“禮法之治”新境界。
原儒不能局限於(yu) 考證“儒”的本義(yi) ,還要探究“儒家”作為(wei) 一種思想的起源,以及儒學在先秦的授受源流。同時,古今學者的“原儒”包含經子關(guan) 係命題,因思想立場、研究方法的不同,各人對經子關(guan) 係的認識存在差異,研究者必須結合學術思想史來考察經子關(guan) 係在各個(ge) 曆史時期的形態,不能用某一命題籠統地概括之。
讀書(shu) 會(hui) 以“禮經鄭氏學”為(wei) 名,其實閱讀範圍包括了《喪(sang) 禮鄭氏學》中“禮經鄭氏學”和“禮記鄭氏學”兩(liang) 部分。在各自分別閱讀的基礎上,讀書(shu) 會(hui) 每周在集中討論一次,由一人作報告,梳理每條經文的大意和經學史上發生過的爭(zheng) 論,總結代表意見及其理由;諸生討論疑難之處,發掘經注和後代討論中有啟發性的內(nei)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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