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俗流變中的神聖空間

——朱子祠堂製度的建構

作者：和溪（廈門大學哲學係博士後）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廿五日己未

          耶穌2020年7月15日

摘要：朱子所處的南宋時代禮製廢弛已久，民間佛道盛行，儒家祭祀禮儀(yi) 難以推行。朱子折中損益諸家觀點，打破家廟的身份限製，將祭祖場所定名為(wei) “祠堂”，並以《司馬氏書(shu) 儀(yi) 》為(wei) 藍本，綜合已有的祭祀場所形製，於(yu) 《家禮》之中首創祠堂製度。《家禮》祠堂製度的核心為(wei) “祭及高祖”與(yu) “同室異龕”。祠堂是祖先靈魂的安頓之所，是維係宗族的神聖空間，亦是現實社會(hui) 人倫(lun) 教化的重要載體(ti) 。朱子祠堂製度提高了高祖與(yu) 繼高祖之宗子的收族功能和在宗族中的地位，樹立了宗族的權威性，將祖先的美德與(yu) 精神常駐於(yu) 子孫心中。

關(guan) 鍵詞：祠堂；祭及高祖；同室異龕；神聖空間

《左傳(chuan) ·成公十八年》雲(yun) :“國之大事，唯祀與(yu) 戎。”祭祀是儒家禮儀(yi) 中最重要的一項禮儀(yi) ，體(ti) 現了儒家禮學報本反始的精神及事死如事生的原則。唐宋時期是中國禮學變革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祭祀製度亦多有變革。唐代祭祀祖先之事多行於(yu) 家廟之中，到了宋初，複興(xing) 於(yu) 唐代的家廟製度廢弛已久，時人欲建家廟已不知應尊何式。於(yu) 是自宋初開始，宋儒關(guan) 於(yu) 祭祀對象、祭祀場所等問題的討論便一直未絕，且因各家觀點不一，始終未有定論。直到南宋，朱子在編定《家禮》時折中諸家觀點，打破家廟的身份限製，最終將祭祖場所定名為(wei) “祠堂”，並在損益諸家意見的基礎上，以《司馬氏書(shu) 儀(yi) 》為(wei) 藍本，綜合已有的祭祀場所形製，於(yu) 《家禮》之中創立了新的祠堂製度，這一製度為(wei) 此後曆朝所沿用。

一、“祠堂”之緣起

“祠堂”一詞最早見於(yu) 漢代王逸的《楚辭章句》，屈原於(yu) 流放時“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1，此後關(guan) 於(yu) “祠堂”的記載漸多。漢時之“祠堂”有兩(liang) 種:一種修於(yu) 墓所，用於(yu) 祭祀先人，如《漢書(shu) ·霍光傳(chuan) 》載:“發三河卒穿複土，起塚(zhong) 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此處“墓塚(zhong) ”與(yu) “祠堂”並言，可知此“祠堂”修於(yu) 墓所，為(wei) 祭祀先人之用。另一種“祠堂”並不特定修於(yu) 墓所，多用於(yu) 祭祀先賢，如《漢書(shu) ·循吏傳(chuan) 》載:“文翁終於(yu) 蜀，吏民為(wei) 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此處吏民所立之“祠堂”並非修於(yu) 墓所。再如《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塚(zhong) 去城一裏，塚(zhong) 塋百畝(mu) 。塚(zhong) 南北廣十步，東(dong) 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塚(zhong) 前以瓴甓為(wei) 祠壇，方六尺、與(yu) 地平，本無祠堂。”至漢時，“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cong) 政。”此時距孔子葬日甚久，高皇帝立祠之處未必為(wei) 孔子原葬之塚(zhong) ，隻為(wei) 表達對先賢的敬意，此處之“祠堂”亦非墓所之祠。從(cong) 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兩(liang) 漢時期“祠堂”十分流行，但是“祠堂”的功能並不固定。

自魏晉之後，古禮中家廟之製逐漸恢複，對祖先的祭祀活動也回歸至家廟中進行。到了唐代，墓前立祠之習(xi) 漸衰，“祠堂”則多為(wei) 紀念先賢、消災祈福之用。《舊唐書(shu) ·太宗本紀》載:“贈殷比幹為(wei) 太師，諡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為(wei) 文以祭之。”《舊唐書(shu) ·高宗本紀》載:“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創造祠堂，其廟置令丞各一員，改穀陽縣為(wei) 真源縣，縣內(nei) 宗姓特給複一年。”從(cong) 上述記載可知，此時墓前建祠之製尚存，但已多為(wei) 祭祀先賢之用，新入葬封塚(zhong) 建祠之事已不多見。及永昌公主薨，京兆尹依前朝之製向憲宗請示公主祠堂之製，憲宗初令依前朝之製減其半而立，李吉甫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xi) 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諫之，憲宗遂罷祠堂之製。(《舊唐書(shu) ·李吉甫傳(chuan) 》)自憲宗後，墓前立祠之習(xi) 逐漸消失。

其後，經五代離亂(luan) ，禮教荒廢不行，唐代複興(xing) 的家廟之製再次中斷。北宋立國，社會(hui) 秩序逐步穩定，禮儀(yi) 製度漸次恢複。民間出於(yu) 祭祀祖先的需要，開始摸索合適的宗族祭祀形式，但是複興(xing) 於(yu) 唐代的家廟製度廢弛已久，時人欲建家廟已不知應尊何式。司馬光曾在為(wei) 文彥博撰寫(xie) 的《文潞公家廟碑》中概述了北宋仁宗朝之前家廟興(xing) 廢的曆史，以及文彥博營建家廟的過程。由司馬光的敘述可知，北宋開國至仁宗朝，文武官員尚無興(xing) 建家廟之人，對祖先的祭祀處於(yu) “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yu) 寢，儕(chai) 於(yu) 庶人”之狀態，以至於(yu) 仁宗詔令“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後，因不知家廟應據何式而建，相關(guan) 部門及文武百官並未積極響應。直至文彥博奏請“立廟河南”，其“築構之式”依然無所循依，文彥博在長安訪得唐代杜佑的家廟遺跡，依其式營建家廟。2文彥博家廟雖立，但其製並不可為(wei) 眾(zhong) 人法，依當時之詔令，得建家廟僅(jin) 為(wei) 高層官員之特權，多數士人依舊隻能祭祖於(yu) 寢。於(yu) 是民間出於(yu) 祭祀祖先的需要，湧現出許多名稱不同，但具有宗族祭祀功能的場所。此後宋廷頒《政和五禮新儀(yi) 》曾詳定家廟之製，然而由於(yu) 此前長時間製度的不完善，其間產(chan) 生的許多與(yu) 家廟功能相類似的祭祖場所，並未因禮典的頒行而消亡。

宋代民間祭祖場所名稱眾(zhong) 多，多建於(yu) 墓所附近，有墓祠、墳寺、墓亭等。如沈括《長興(xing) 集》中《蘇州清流山錢氏奉祠堂記》載:“姑蘇錢君僧孺，將謀葬其親(qin) ，而築館於(yu) 其側(ce) 。歲時率其群子弟族人祭拜其間，凡家有冠婚大事則即而謀焉。”3文中言“將謀葬其親(qin) ，而築館於(yu) 其側(ce) ”，則此為(wei) 墓前之祠堂。梅堯臣《宛陵集》中《雙羊山會(hui) 慶堂記》載:“餘(yu) 以附城之地勢勝，神靈所棲。故建閣曰寶章，以嚴(yan) 帝書(shu) ，為(wei) 堂曰會(hui) 慶，以安吾先君先叔畫像。有僧澄展願歲時奉香火”4。言堂中有僧奉歲時香火，可知此為(wei) 墳寺。《清波雜誌》載:“方務徳侍郎受知於(yu) 張全真參政，後每經毗陵，必至報恩院張之祠堂祭奠，修門生之敬，祝文具在。”5其所言“報恩院”亦為(wei) 墳寺。宋代釋道之風盛行，當時士族之家在祖先墓旁建寺院、道觀，委托僧、道看守墳墓，打理祭祀的不在少數。又如蘇洵《嘉佑集》載:“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蠟社，不能相與(yu) 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xiang) 黨(dang) 鄰裏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yu) 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6蘇洵言“立亭於(yu) 高祖墓塋之西南”，則此為(wei) 墓亭。

在這些名稱各異的祭祀場所中，也出現了一種與(yu) 家廟功能類似，興(xing) 建於(yu) 居室之旁的“堂”。穆修《任氏家祠堂記》載:“治其第之側(ce) 隅起作新堂者，敞三室而闘五位，前後左右皆有宇。以引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製，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罔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無因而立。是以顯考主父神次不敢盡陟，而時享合敘抑有常焉。矧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cong) 廟稱，而複設於(yu) 居裏，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適事中而允時義(yi) 矣。”7文中言及任中師不願祭祖與(yu) 寢，於(yu) 是於(yu) 居室旁修建了“家祠堂”以紀念其父母及兄弟。除任中師外，石介也曾在住所之側(ce) 修建祭堂以祭祀祖先，據其《祭堂記》載:“周製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介今官為(wei) 節度掌書(shu) 記，在國家官器今從(cong) 七品……在周製得立廟一，唐製則未得立廟。今祭於(yu) 寢，則介之烈考嚐為(wei) 東(dong) 宮五官，且鬼神之道尚嚴(yan) ，於(yu) 寢實為(wei) 黷神，將立廟則介品賤未應於(yu) 式，貴賤之位不可犯，求其中而自為(wei) 之製。乃於(yu) 宅東(dong) 北隅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馬夫人、劉夫人、楊夫人、後劉夫人居焉。薦新及於(yu) 烈考四夫人而已，時祭則請皇考、皇考妣、王考妣鹹坐。緣古禮而出新意也，推神而本人情也。”8如文中所述，石介當時官品並無立廟之資格，但祭祖於(yu) 寢似又黷慢先人。故而其取折中之法，在居室之東(dong) 建“堂三楹”，既不至違製，又可全愛敬之心。據《司馬氏書(shu) 儀(yi) 》載，司馬光亦於(yu) 宅中設有懸掛祖先遺像之影堂:“仁宗時，嚐有詔聽太子少保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為(wei) 之定製度，惟文潞公立廟於(yu) 西京，他人皆莫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9其實上文中所言之“家祠堂”“祭堂”“影堂”等設置，皆是民間在朝廷廟製規定與(yu) 現實需要之間折中的結果。按照朝廷法令的規定，廟製需與(yu) 官員品級相結合，但官員無論品級大小，祭祖事都要歲歲常行，無法等待具有立廟資格，修建家廟後再行祭祖，所以民間在實際操作中則多有變通之法。此可謂朱子《家禮》中祠堂製度之前身。

二、《家禮》中的祠堂製度

唐代家廟(祠堂)多立於(yu) 京師，朱子認為(wei) 此法並不合理，朱子雲(yun) :“唐大臣長安立廟，後世子孫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廟，此其法不善也。”10依此法行事，若其後世子孫不能官至大臣，則不得祭其廟。宋初，儀(yi) 章製度多承唐舊，《宋史·禮製》載:“群臣家廟，本於(yu) 周製。適士以上祭於(yu) 廟，庶士以下祭於(yu) 寢。唐原周製，崇尚私廟。……慶曆元年，南郊赦書(shu) ，應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式立家廟。已而，宋庠又以為(wei) 言，乃下兩(liang) 製禮官詳定其製度……凡立廟，聽於(yu) 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yu) 裏城及南郊禦路之側(ce)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亦載:“凡立廟，聽於(yu) 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yu) 裏城及南郊禦路之側(ce) 。”11宋廷依唐代舊製，令有資格立家廟的文武官員將家廟立於(yu) 京師或其所居州縣。但是此製度頒定後，因為(wei) 種種原因並未得以大規模實施。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群臣家廟，自慶曆中宋莒公請為(wei) 之，後詔執政官許祀四室。然當時大臣，獨文潞公嚐建於(yu) 河南私第，他未見也。大觀四年，詔公輔大臣祀五世，且以祭器賜之。紹興(xing) 十六年，上命有司為(wei) 秦益公立家廟。太常請建於(yu) 私第之中門左，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東(dong) 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版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shu) 某官某夫人之神座，貯以帛囊，藏以漆函”12。宋廷雖令文武官員立家廟於(yu) 京師、州縣，但有宋一代，自文彥博始建家廟起，皆將家廟立於(yu) 私第。此後朱子作《家禮》定祠堂之製，將祠堂的位置安排在正寢之側(ce) ，或亦與(yu) 此風俗相關(guan) 。

《家禮·祠堂》章述祠堂位置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yu) 正寢之東(dong) 。”13朱子解釋雲(yun)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14更雲(yun) 如此立廟乃“人子不死其親(qin) 之意。”15由此可知，《家禮》中祠堂是依寢而立。朱子立祠堂於(yu) 此位，其因有三:一則，雖然宋承唐製令文武官員立家廟於(yu) 京師、州縣，但有令而未行，文武官員為(wei) 祭祀之便皆立廟於(yu) 私第，朱子亦從(cong) 其俗；二則，朱子遵“親(qin) 親(qin) ”之儀(yi) ，認為(wei) 人子當不死其親(qin) ，祖先之神靈當依人而居；三則，考慮到祭祀之事家中常行，如祠堂立於(yu) 別處，婦女家人遇雨天則難以出入。祠堂依寢而立，且古者以東(dong) 為(wei) 上，尊先人而卑己，故立祠堂當在正寢之東(dong) 。

《家禮》述祠堂形製雲(yun) :“祠堂之製，三間，外為(wei) 中門，中門外為(wei) 兩(liang) 階，皆三級，東(dong) 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眾(zhong) 敘立。又為(wei) 遺書(shu) 、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yu) 其東(dong) 。繚以周垣，別為(wei) 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為(wei) 一間，不立廚庫，而東(dong) 西壁下置立兩(liang) 櫃，西藏遺書(shu) 、衣物，東(dong) 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狹，則於(yu) 廳事之東(dong) 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製，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為(wei) 南、後為(wei) 北、左為(wei) 東(dong) 、右為(wei) 西，後皆放此。”16中國傳(chuan) 統的木製結構房屋，多為(wei) 梁架結構。梁，即為(wei) 橫梁。架，是與(yu) 橫梁相交結的長木。戴侗《六書(shu) 故》雲(yun) :“架與(yu) 冓閣聲相近，冓木以閣物之謂架。架之為(wei) 言若枷，故俗有架冓、架閣之說，衡而在上者為(wei) 桁，架以庋物，桁以縣物。楎、椸雖未詳，《爾雅》謂之竿，謂在牆，則亦桁之類也。”17因此架也可以稱為(wei) 桁或檁。

梁輿架相交，並於(yu) 相交之處支以柱，即構成房屋之基本框架。再於(yu) 架上交錯鋪設橫木，則成屋頂。此處所鋪之橫木稱為(wei) 椽，椽超出屋架的部分稱為(wei) 簷。如賈公彥所說，則正中之桁架稱之為(wei) “棟”，最外側(ce) 靠簷下之桁架稱之為(wei) “庪”，棟與(yu) 庪之間之桁架稱之為(wei) “楣”。此即為(wei) 梁架之屋各部件的具體(ti) 名稱。朱子雲(yun) :“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18此處的“架”便是“桁架”。

《家禮》雲(yun) “祠堂之製，三間”，這裏的“間”也稱“開間”，特指房屋的寬度，兩(liang) 根立柱之中為(wei) 一間，間數越多，麵寬越大。

立於(yu) 堂前之立柱也稱作“楹”，《五禮通考》雲(yun) :“楹間，兩(liang) 楹之間。”19堂前立柱之間的“開間”也可稱為(wei) “楹間”，古人婚禮通常授雁於(yu) 此處。清代洪頤煊《禮經宮室答問》載:“今人五架之屋，堂南兩(liang) 楹，七架之屋則四楹。古人五架、七架之屋，堂南皆止兩(liang) 楹。《大射儀(yi) 》:‘兩(liang) 楹之間，疏數容弓。'《既夕禮》:‘正柩於(yu) 兩(liang) 楹間。'鄭注:‘兩(liang) 楹間象鄉(xiang) 戶牖。'則兩(liang) 楹間，東(dong) 西兩(liang) 楹之中也。《鄉(xiang) 射》記:‘射自楹間。'鄭注:‘楹間，中央東(dong) 西之節。'楹間者，即兩(liang) 楹間也。”20五架之屋堂前有兩(liang) 楹，堂前的兩(liang) 根楹柱將前堂格做三間，此即“五架三間”之製。“五架三間”是當時常用屋製，祠堂之正堂亦從(cong) 此製。

《家禮》又言“外為(wei) 中門，中門外為(wei) 兩(liang) 階，皆三級，東(dong) 曰阼階，西曰西階。”21朱子《儀(yi) 禮釋宮》雲(yun)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向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dong) 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sang) 禮》注以寢門為(wei) 內(nei) 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dong) 行，又曲而北”22，即言寢門為(wei) 內(nei) 門、中門，而正寢之製與(yu) 正堂同，由此可推知《家禮》中所言之中門為(wei) 祠堂正堂外之門。中門外有三級台階，東(dong) 曰阼階，西曰西階。唐陸明德《尚書(shu) 注疏》疏雲(yun) :“阼階者，東(dong) 階也。謂之阼者，鄭玄雲(yun) 《冠禮》注雲(yun) :‘阼，猶酢也。東(dong) 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yi) 也。”23可知阼階為(wei) 主人行走之階，因主人於(yu) 此答酢賓客，故稱阼階。《家禮》言“又為(wei) 遺書(shu) 、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yu) 其東(dong) ”，阼階之下有東(dong) 西兩(liang) 廂房，東(dong) 為(wei) 神廚，及祭器庫；西藏遺書(shu) 、衣物。神廚為(wei) 祭祀之時宰牲、烹飪祭饌之所，祭器庫則貯祭祀之器皿，其二者並立，為(wei) 便於(yu) 取用之故24。《家禮》複雲(yun) 在祠堂與(yu) 東(dong) 西廂房之外“繚以周垣，別為(wei) 外門，常加扃閉”。所謂“周垣”，清代桂馥《說文解字義(yi) 證》卷二十二載:“周垣也，四麵屏蔽也，亦謂之院落。《廣雅》:‘院，垣也。'襄三十一年，《左傳(chuan) 》壞其館之垣是也。”25可知周垣即院牆，繚以周垣是指以院牆圍之。

綜上所述，可知《家禮》祠堂形製為(wei) “五架三間”，堂室相連，堂前兩(liang) 楹柱，堂外有中門；中門外有三級台階，東(dong) 曰阼階，西曰西階；阼階之下有東(dong) 西兩(liang) 廂房，東(dong) 為(wei) 神廚及祭器庫；西藏遺書(shu) 、衣物；正寢及廂房之外複以圍牆圈之，別置外門。同時朱子亦言，如家貧地狹，則不必拘於(yu) 此製，止為(wei) 一間之屋即可，廂房廚庫皆可不立，隻在祭堂東(dong) 西壁下置兩(liang) 立櫃，西藏遺書(shu) 、衣物東(dong) 藏祭器即可。

《家禮》述祠堂內(nei) 陳設雲(yun) :“為(wei) 四龕，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內(nei) ，以近北一架為(wei) 四龕，每龕內(nei) 置一卓。……神主皆藏於(yu) 櫝中，置於(yu) 卓上，南向。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yu) 堂中，置香爐、香合於(yu) 其上。兩(liang) 階之間，又設香卓亦如之。”26按朱子所言，祠堂內(nei) 後牆之前以木板格做四龕，每龕內(nei) 置一桌子，桌上供奉神主。

龕本意為(wei) 盛裝27，並不特指某一種形式的構造，後因佛教傳(chuan) 入，佛家盛裝神佛用以供奉的屋格狀家具等被通稱為(wei) 龕。唐宋時佛教盛行，龕多為(wei) 佛家專(zhuan) 用名詞。朱子定祠堂之製，其所主張的祠製(廟製)與(yu) 古禮有很大不同。據《禮記·祭法》，不同等級的人所祭世數不同，所立廟數也隨之而異。一般來說，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親(qin) 廟皆有四，祭高祖以下四世；大夫三廟，祭曾祖以下三世；《儀(yi) 禮》冠、婚皆士禮，而士隻能祭祖、禰二世，或二廟，或祖禰共廟28。朱子則傾(qing) 向於(yu) 程子之說，主張士庶皆得上祭四世，但依禮所定，士庶階層並沒有資格立四廟。因此朱子定祠堂之製時僅(jin) 取祭四世之意，而使用折中之法，用“同堂異龕”之製。即僅(jin) 立一祠(廟)，仿佛龕之製在堂中以木板隔斷作四龕堂，立高祖以下四世之神主，則是祭及高祖也。

神主，即後世所言之牌位，為(wei) 死去祖先亡靈之象征。《白虎通疏證》卷十二載:“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係心焉。”29在唐代之前，隻有天子與(yu) 諸侯才允許設置神主。吾妻重二先生考證，曆代神主的形製大體(ti) 可分為(wei) :正方體(ti) 式、前方後圓式、長方體(ti) 式、神板式四種。30至宋代，程頤提倡報本返始，事死如生，認為(wei) “家必有廟……廟必有主。”31朱子亦秉承其觀點，於(yu) 祠堂內(nei) 設立神主祭祀祖先。宋代神主多為(wei) 木製，程頤所定神主以栗木製成，圓頂方底，即上為(wei) 長方體(ti) ，下為(wei) 方形底座，其各部分尺寸取法時、月、日、辰之數(即四時、十二月、三十日、十二時辰):神主底座四寸見方，象征一年四季；整高一尺二寸，象征四季共十二個(ge) 月；寬三十分(三寸)，象征每月三十日；厚一寸二分(十二分)，象征一日十二時辰。神主底座之上的長方體(ti) 自圓頂下一寸處，一分為(wei) 二，有兩(liang) 片木板相合而成，前片木板厚四分，無頂，比後片低一寸；後片木板有頂，自頂至下一寸處厚一寸二分，自頂下一寸處至底部厚八分。後片木板正中央位置稱作“陷中”，“陷中”高六寸、寬一寸，用於(yu) 書(shu) 刻“爵姓名行”。前後片相合嵌入底座固定，固定後神主總高度一尺二寸，底座高一寸二分，木板露出底座處至頂高一尺八分。在後片木板距底座七寸二分處，左右兩(liang) 側(ce) 各鑽一直徑四寸圓孔以通中。以鉛粉塗神主之表，然後書(shu) 寫(xie) 屬稱，並於(yu) 旁題寫(xie) 主祀之名。如日後死者被追封或奉祀者備份有變，可洗去粉麵重新題寫(xie) ，細粉之水需倒於(yu) 家廟牆角處。外板可改，陷中文字不得更改。32朱子認為(wei) :“伊川木主製度，其剡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製禮作樂(le) 之具也。”33因此於(yu) 《家禮》中繼承其木主之製，並依其製寫(xie) 作《神主式》載於(yu) 卷首。

但在當時實際祭祀中，另一種神主形式——牌子，也十分常用。宋初文彥博立家廟時“公以廟製未備，不敢做主，用晉荀安昌公祠製作神板”34，此後司馬光、秦檜皆依此製作家廟祭祀之牌。程頤雖作神主之製，亦雲(yun) :“白屋之家不可用，隻用牌子可矣。”35故朱子雲(yun) :“主式乃伊川先生所製，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wan) 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自作主不妨，牌子亦無定製，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為(wei) 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yi) 起之製，今複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36“伊川主式，雖雲(yun) 殺諸侯之製，然今亦未見諸侯之製本是如何，若以為(wei) 疑，則隻用牌子可也。”37可見宋時去唐未遠，因唐之前神主非皇室貴族不用，故而時人對是否用主仍持保留態度，民間實際操作時多折中而行。關(guan) 於(yu) 牌子形製，朱子雲(yun) :“伊川製士庶不用主隻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製，隻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38《朱子語類》載其與(yu) 弟子討論雲(yun)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雲(yun) 已是殺諸侯之製，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古式而勿陷其中，可也。'”38可見牌子之製與(yu) 神主相同，隻是較神主簡化，不必做兩(liang) 片相合，亦不必陷中與(yu) 打孔。

由上可知，《家禮》祠堂內(nei) 陳設為(wei) :在祭堂後架部分以木板格做四龕，每龕內(nei) 各置一桌，桌上供奉祖先神主；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複設香桌於(yu) 堂中，置香爐、香合於(yu) 其上；中門外兩(liang) 階之間，又設香桌如前。

三、神聖空間與(yu) 現實空間的交融

朱子所處的南宋時代禮製廢弛已久，“士大夫幼而未嚐習(xi) 於(yu) 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yu) 家。長而無以行於(yu) 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yu) 朝廷，施於(yu) 郡縣；退而無以教於(yu) 閭裏，傳(chuan) 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39加之民間佛道盛行，儒家祭祀禮儀(yi) 難以推行。宋廷雖曾於(yu) 仁宗朝和徽宗朝兩(liang) 頒廟製，但由於(yu) 官方所定之製多本自古禮，而官方製禮之時常側(ce) 重於(yu) 推敲禮義(yi) 而忽略實踐，導致禮典雖頒，實施卻難，禮典中文節亦不乏抵牾之處，以至於(yu) 士大夫之流亦難盡解，更遑論推廣。前代諸儒對廟製雖多有討論，但各家觀點不盡相同，且疏於(yu) 實踐。朱子折中損益諸家觀點，打破家廟的身份限製，將祭祖場所定名為(wei) “祠堂”，並以《司馬氏書(shu) 儀(yi) 》為(wei) 藍本，綜合已有的祭祀場所形製，於(yu) 《家禮》之中首創祠堂製度，並為(wei) 後世所沿用。祠堂是祖先靈魂的安頓之所，是維係宗族的神聖空間，亦是現實社會(hui) 人倫(lun) 教化的重要載體(ti) 。

《禮記·祭義(yi) 》雲(yun) :“眾(zhong) 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yu) 下，陰為(wei) 野土。其氣發揚於(yu) 上，為(wei) 昭明，熏蒿淒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製為(wei) 之極，明命鬼神，以為(wei) 黔首則，百眾(zhong) 以畏，萬(wan) 民以服。聖人以是為(wei) 未足也，築為(wei) 宮室，謂為(wei) 宗祧，以別親(qin) 疏遠邇，教民反古複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死亡是生命的輪回，是具體(ti) 存在到抽象存在的轉化，而非由存在歸於(yu) 虛無。人既死，其身魄化歸野土為(wei) 鬼，其魂氣發揚於(yu) 上為(wei) 萬(wan) 物之精、神之著明，因而尊其謂鬼神，使萬(wan) 民畏服，以達到別親(qin) 疏、明人倫(lun) 、敬祖禰、報本反始的效果。然而生人化為(wei) 鬼神，畢竟由具象歸為(wei) 抽象，鬼神之陰陽動靜、聚散屈伸若無具體(ti) 承載，則無法堅定萬(wan) 民敬事鬼神之心。因此聖人築宮室、設宗祧，安頓祖先之靈，借由外在有形建築，使無形的先祖神靈有所憑借，使生者敬事之心不至流於(yu) 虛無。這一建築無疑是神聖的，具有宗教性的。伊利亞(ya) 德指出:“我們(men) 可以這樣說，對宇宙空間非均質性的宗教體(ti) 驗是一種原發的體(ti) 驗，這種宗教體(ti) 驗能夠被比作世界的形成……當神聖以任何顯聖物表證自己的神聖的時候，這不僅(jin) 是空間的均質性的種中斷，更是一種絕對實在的展示，也展示了它與(yu) 其所屬的這個(ge) 廣垠蒼穹非實在性的對立。正是神聖的這種自我表證，才從(cong) 本體(ti) 論的層麵上建構了這個(ge) 世界。在一個(ge) 均質而又無限浩瀚的空間中，不可能有任何的參照點，因而也無任何方向得以確立其中。隻有顯聖物才揭示了一個(ge) 絕對的基點，標明了一個(ge) 中心。”40祠堂所塑造的神聖空間主要由祠堂及祠堂內(nei) 部所供奉的祖先構成，先祖的神主揭示了一個(ge) 絕對的基點，標明了一個(ge) 中心。每一次禮儀(yi) 活動均由祭祀開始，通過祭祀的程序喚醒常駐子孫心中的祖先之靈，祖先的降臨(lin) 使祠堂變得神聖而莊嚴(yan) ，神而明之的祖先威靈，或福佑萬(wan) 代、或懲戒不肖。祠堂這一安頓祖先之靈的空間也因之而變成了神聖的，具有宗教性的空間。

祖宗神靈既得以安頓，便更以生者與(yu) 祖宗血緣等差之關(guan) 係來區分人倫(lun) 輩次、長幼尊卑，以觀照現實社會(hui) ，樹立倫(lun) 常秩序。《白虎通》雲(yun) :“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考寄養(yang) 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祖先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41可知祠堂設立的主要目的是追養(yang) 繼孝、敦厚人倫(lun) 、尊祖敬宗。《家禮》祠堂製度的核心是“祭及高祖”與(yu) “同室異龕”。“祭及高祖”即士庶皆可祭祀自父至高祖的祖先。按照傳(chuan) 統廟製一廟僅(jin) 祭一世，根據祭祀者身份的不同，所應設廟數不同，所祭世數亦不同。古禮士設一或二廟，祭祖、禰兩(liang) 世，庶人無廟，祭於(yu) 寢。但隨著朝代的變化，古禮所定的廟製早已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自宋初始，從(cong) 朝廷到民間均對重整廟製做出不懈的努力。朱子特別強調，“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家禮》規定所有人都可以“祭及高祖”，其從(cong) 平等化、庶民化的視角出發設計改良宗族製度，使之更為(wei) 切合實際社會(hui) 生活，成為(wei) 南宋以來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的基本構成單元。“同室異龕”則是“祭及高祖”這一思想得以最終落實的必要舉(ju) 措。古禮一廟僅(jin) 祭一世，若依古禮則士庶無法祭及高祖，因此需要在禮經製度允許的範圍內(nei) 進行調整。自後漢明帝始，皇室廟製皆采用“同堂異室”之製42，朱子設計祠堂時借鑒了後漢以來實行的“同堂異室”之製43，參考《司馬氏書(shu) 儀(yi) 》中的影堂形製，“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隻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44朱子這一做法巧妙的繼承了皇室“同堂異室”的做法，將皇家製度中的堂變為(wei) 室，室改作龕，龕堂形製借鑒佛龕而略有改良，使建築構造不至逾製，且實施起來更為(wei) 簡潔。“祭及高祖”與(yu) “同室異龕”之製，使儒家不行已久的家廟製度，以祠堂的身份得以重新落實。“祠堂”替代“家廟”成為(wei) 宗法製度的載體(ti) ，打破古禮的等級限製，重新肩負起敬宗收族、昭明人倫(lun) 、教化族人的作用。亦後世百姓傳(chuan) 承祖先精神、凝聚血緣親(qin) 情的神聖空間與(yu) 精神家園。

祠堂這一“神聖空間”兼具現實性與(yu) 宗教性。神秘的神聖空間構成宇宙的基點和中心，同時又是世俗的現實空間賴以存在的前提條件。伊利亞(ya) 德指出:“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神聖的時間是可逆的。確切地說，它是一種被顯現出的原初神話時間。每一個(ge) 宗教節日和宗教儀(yi) 式都表示著對一個(ge) 發生在神話中的過去、發生在‘世界的開端'的神聖事件的再次現實化。對節日的宗教性參與(yu) 意味著從(cong) 日常的時間序列中逆出，意味著重新回歸由宗教節日本身所再現實化的神聖時間之中。”45有了神聖空間，現實空間才得以產(chan) 生。世俗的現實空間是混沌的、均質的和廣延的，神聖時間則具有結構性和一致性，可以通過宗教節日無限製地重新獲取，並獲得一種方向，建構一個(ge) 神聖的終極的意義(yi) 世界和價(jia) 值世界。當宗教性的節日和儀(yi) 式逐漸退去，祠堂複又回歸日常，成為(wei) 進行家族自治的現實空間，血緣與(yu) 宗法通過祠堂中進行的各種禮儀(yi) 程序成為(wei) 家族統治的核心。在家國同構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地方宗族構成了最基層社會(hui) 單元，他們(men) 承擔著家族祭祀、修纂譜係、興(xing) 辦私學、贍養(yang) 貧弱、約束族眾(zhong) 、溝通官民等等管理職責，而管理者為(wei) 了彰顯行事的公平性與(yu) 神聖性，多在祠堂中麵對列祖列宗處理家族事務。祠堂作為(wei) 行使這些職責的場所，也逐漸成為(wei) 現實中宗族權威的象征。

朱子祠堂製度是神聖空間與(yu) 現實空間的交融，在祠堂製度中神聖空間與(yu) 現實空間交互而行，並對現實空間起到引導示範的作用。祠堂製度提高了高祖與(yu) 繼高祖之宗子的收族功能和在宗族中的地位。通過在祠堂中供奉先祖神主，舉(ju) 行冠婚喪(sang) 祭之禮，樹立宗族的權威性，將祖先的美德與(yu) 精神常駐於(yu) 子孫心中。人們(men) 最初的價(jia) 值觀與(yu) 道德觀，通常來自於(yu) 家庭。在世世代代的祭祀中，先祖的血脈、先祖的故事、先祖的精神得以傳(chuan) 承，宗族的生命延續不息，這是對有限生命的無限延長。這是中國文化中的特有的“生”的形式，把有限的生命轉化為(wei) 無限以至達到永恒，使中華民族的生命力永葆活力，生生不息。

注釋
 
1洪興祖:《楚辭補注》卷三，中華書局，1983年，第85頁。
 
2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卷七十九，四部叢刊景宋紹興本，第586-587頁。
 
3沈括:《蘇州清流山錢氏奉祠館記》，《長興集》卷二十二，四部叢刊三編景明翻宋刻本，第32頁。
 
4朱潤東:《梅饒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06-807頁。
 
5劉永翔:《清波雜誌校注》卷五，中華書局，1994年，第218-219頁。
 
6蘇洵:《蘇氏族譜亭記》，《嘉佑集》卷十四，四部叢刊景宋鈔本，第82頁。
 
7穆修:《任氏家祠堂記》，《穆參軍集》卷三，四部叢刊景述古堂景宋鈔本，第18頁。
 
8石介:《祭堂記》，《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二十，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第116頁。
 
9司馬光:《司馬氏書儀》卷十，《叢書集成初編》第1039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13頁。
 
1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朱子全書》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37頁。
 
1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69，中華書局，2004年，第4072頁。
 
12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三，中華書局，2000年，第99頁。
 
13朱熹:《家禮·通禮》，《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13頁。
 
14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朱子全書》第17冊，第3039頁。
 
1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朱子全書》第17冊，第3037頁。
 
16朱熹:《家禮·通禮》，《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
 
17戴侗:《六書故》卷二十一，中華書局，2012年，第486頁。
 
18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朱子全書》第17冊，第3038頁。
 
19秦蕙田:《五禮通考》卷一百五十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2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526頁。
 
20洪頤煊:《禮經宮室答問》卷上，清嘉慶刻傳經堂叢書本，第5頁。
 
21朱熹:《家禮·通禮》，《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13頁。
 
2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八，《朱子全書》第23冊，第3308頁。
 
23孔安國、陸明德:《阮刻尚書注疏》卷十八，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115頁。
 
24李林甫:《唐六典》卷十四，中華書局，2008年，第395頁。《唐六典》雲:“凡備大享之器物有四院，各以其物而分貯焉。一曰天府院，藏瑞應及伐國所獲之寶，禘祫則陳之於廟庭。二曰禦衣院，藏乘輿之祭服。三曰樂縣院，主藏六樂之器物。四曰神廚院，主藏禦廩及諸器物。”
 
25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卷二十二，清同治刻本，第1208頁。
 
26朱熹:《家禮·通禮》，《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14頁。
 
27漢代揚雄《方言箋疏》卷十二載:“堪之言龕也，前卷六，龕受也。揚越曰:‘龕，受盛也。'猶秦晉言容盛也。注雲:‘今雲龕囊，依此名也。'”參見:揚雄《方言箋疏》卷十二，清光緒刻民國補刻本，第312頁。
 
28孔穎達:《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卷五十五《祭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60-1265頁。
 
29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十二，清光緖元年淮南書局刻本，第414頁。
 
30[日]吾妻重二:《朱熹〈家禮〉實證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59頁。
 
31朱熹編:《程氏遺書》卷十八，《朱子全書外編》第2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02頁。
 
32《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627頁。
 
33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朱子全書》第17冊，第3047頁。
 
34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九，四部叢刊景宋紹興本，第587頁。
 
35《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三上，《二程集》，第286頁。
 
3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一，《朱子全書》第23冊，第2971頁。
 
3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三，《朱子全書》第23冊，第3052頁。
 
38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朱子全書》第17冊，第3047頁。
 
3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三，《朱子全書》第24冊，第3920頁。
 
40[羅]米爾恰·伊利亞德:《神聖與世俗》，王建光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2頁。
 
41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十二《闕文》，中華書局，1994年，第567頁。
 
42“古製，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製，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複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製。”參見《事類備要》外集卷八《祭祀門》。
 
4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朱子全書》第22冊，第2407頁。
 
44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朱子全書》第17冊，第3038頁。
 
45[羅]米爾恰·伊利亞德:《神聖與世俗》，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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