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時身後形象的人為(wei) 塑造——兼論楊時墓誌撰寫(xie) 的風波

作者：朱學博（重慶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講師）

和溪（廈門大學哲學係博士後，本文通訊作者）

來源：《複旦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十七日壬午

            耶穌2020年6月8日

摘要

與(yu) 楊時身後醇正光輝的形象相反，在兩(liang) 宋之際對於(yu) 其晚節存在各種質疑與(yu) 非議。但以陳淵為(wei) 首的楊氏門人後學，利用諸多蓋棺定論性的文字材料的組織、文飾，對楊時的形象和曆史地位進行了一係列新的構建。楊時與(yu) 蔡京父子的關(guan) 係、高麗(li) 國主問龜山安在、《三經義(yi) 辨》終結王學、“吾道南矣”說等，大量似是而非、真偽(wei) 交織的材料不斷層累的塑造出一個(ge) 失真的楊時形象。陳淵與(yu) 胡安國還就楊時墓誌的撰寫(xie) 產(chan) 生了爭(zheng) 論，最後以陳淵違背胡氏之意，改寫(xie) 楊時墓誌而告終。

關(guan) 鍵詞：楊時；晚節；胡安國；墓誌；曆史形象

楊時逝世後，胡安國曾在致陳淵的信中感歎道：“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1]然與(yu) 胡氏所說的“疑謗”二字相反，楊時在後世留下的完全是程學正宗、醇儒宗師的光輝形象，今人也很難聯想到楊時當時有何被“疑謗”之事。造成如此反差的原因是其逝世後，以陳淵為(wei) 首的楊氏後學進行了一係列了形象塑造活動，通過各種文獻剪裁、組織，負麵信息的修飾、遮蔽，對楊時的學行、道統地位的表述和評價(jia) 進行了新的敘事和書(shu) 寫(xie) ，最後在曆史的作用下完成了楊時形象的塑造和道統地位的建構。這些似是而非的表述和真偽(wei) 交織的史料，不僅(jin) 對於(yu) 後世關(guan) 於(yu) 楊時的研究誤導巨大，對宋代學術史、思想史研究的負麵影響也不容小覷。為(wei) 此，本文就有關(guan) 問題進行係統性的梳理和探討。

一、楊時晚節辨

北宋末年，政事昏弊，時局倉(cang) 惶，楊時年過七十而突被征召入朝任秘書(shu) 郎，很快又侍講經筵、除任諫議大夫等職。一時間頗有元老耆宿出山力挽時弊，要回元再造之感。可惜時局勢急轉直下，楊時也難有作為(wei) ，很快因上疏言事被罷。但實際在當時這段曆史中，還有更為(wei) 複雜曲折的故事。楊時的真實形象也並不是空有抱負，難以施展的誌士醇儒。在欽宗靖康元年楊時遭到朝官和太學生的攻擊，有重要的一點是與(yu) 蔡京父子有關(guan) 。而在南宋中期依然有許多學者討論此事，《朱子語類》中曾連篇累牘，大量記載了門人弟子討論楊時晚節出處的問題。隻是由於(yu) 兩(liang) 宋之交的史料缺略與(yu) 碎片化，以及楊時在後世不斷被儒士學者所推崇尊奉，很多負麵的史料不斷被掩蓋遮蔽，而正麵積極的史料持續得以加強和建構。所以原本在兩(liang) 宋之際部分指摘楊時道晚節有虧(kui) 的文獻不斷淡出公眾(zhong) 視野，以至於(yu) 原本極為(wei) 明晰的曆史事件後世也晦暗難言了。

（一）楊時受蔡京父子汲引與(yu) 其袒護蔡攸辨

在詳細討論此事之前，先簡單梳理下楊時晚年之出處。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楊時七十二歲，奉旨任秘書(shu) 郎；七年，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說書(shu) 。靖康元年（1126），初為(wei) 著作郎兼侍經筵，隨後即除右諫議大夫兼經筵試講、國子祭酒。但因上疏力諫王安石禍國，請廢新學，罷其配享孔廟，而受到部分朝官彈劾，遂被罷祭酒。

楊時晚年突然出仕是受蔡京父子提拔的。雖然其門人後學多有回護或閃爍其詞，但不少宋代文獻中還保有此事記載。如《朱子語類》卷一百一記載了十餘(yu) 則關(guan) 於(yu) 楊龜山晚節的討論，譬如“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渠用蔡攸薦亦未是”、“擇之曰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聞龜山晚歲一出，為(wei) 士子詬罵果有之否”等條，皆記載詳實。原文較多，不再抄錄，概括而言即：“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cong) 子應之自興(xing) 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推薦福州張觷，蔡京遂用張觷為(wei) 塾師。張氏以師道自尊，異於(yu) 他客。後蔡京入書(shu) 院，向張氏訪䇿。“張氏曰：‘今日救時己是遲了，隻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yi) 。’京因叩其所知，遂以龜山為(wei) 對。龜山自是始有召命。”[2]

蔡京專(zhuan) 權當政，惡名昭彰，為(wei) 士人不齒。楊時受蔡氏舉(ju) 薦而出，自然是一件有損醇儒形象之事。從(cong) 《朱子語類》所載諸多門人蜂擁質問楊時晚節之事看，當時士論滔滔的情景尚能想見一二。朱熹弟子林擇之即直言“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3]，朱熹自己也曾言：“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luan) 就之。”[4]這裏所謂“苟且”是隨意、不謹飭之意。總體(ti) 朱熹對楊時晚節的評價(jia) 還是褒大於(yu) 貶的，其雖然直言楊時“做事都渙散無倫(lun) 理”，“隻是出得來，不濟事耳……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著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為(wei) 不足用”，但朱熹自己也表示：“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隻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5]

不過除了受蔡京父子汲引之事外，更有一事引人譏議，對楊時晚節影響更大。即在欽宗靖康時國事危急，天下士論蔡氏為(wei) 禍國殃民之首，朝臣累章彈劾。而時為(wei) 諫議大夫的楊時卻顧念蔡氏汲引之恩，言說“毋攻居安”（蔡攸字居安）。此事史料缺略甚多，且後來楊時一派學者門庭廣大，後學儒士罕有議論，遂使真相晦暗。《朱子語類》曾載：“欽宗即位，為(wei) 諫議大夫。因爭(zheng) 配享事，為(wei) 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常與(yu) 蔡京諸子遊，今眾(zhong) 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6]但朱熹亦言：“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7]“孫仲益”即孫覿，其時為(wei) 禦史，彈劾蔡氏頗力。

楊時是否當時曾為(wei) 蔡攸出言斡旋，關(guan) 係其醇儒形象。經上文論述，楊時受蔡京父子汲引出山一事已無可疑。而《朱子語類》“渠用蔡攸薦”條下小注雲(yun) ：“蔡老，令攸薦之。”[8]即蔡京當時年老，實際是讓長子蔡攸向朝廷舉(ju) 薦楊氏。宣和六年，蔡京已年近八十，史料亦多有記載，其晚年目昏體(ti) 弱，政事皆由諸子操辦。雖然蔡京或蔡攸舉(ju) 薦並無本質區別，但蔡京是禍國殃民之首而遭抨擊，楊時是否顧念舉(ju) 薦之情而避重就輕，為(wei) 蔡攸出言？以情理而言，楊時這樣的儒者宗師當然不應該有此行為(wei) 。朱熹亦力斥孫覿“毋攻居安之語則誣”，但朱熹畢竟非當時之人，亦未提出證據。反而，殘存的史料中透露出一些線索是楊時可能袒護過蔡攸。

首先，我們(men) 在楊時之《龜山集》確實找不到任何抨擊或批評蔡攸的文字。在其《上欽宗皇帝書(shu) 》中曾言：“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yu) 年，蠧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葢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wei) 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9]此是楊時集中唯一抨擊蔡京的文字，但其文本意是攻擊王安石新學禍國，欲罷王安石配享孔廟之事，且行文中亦未及蔡攸。朱熹亦曾言及：“龜山彈蔡京亦是隻不迅速”，“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wei) 者，隻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可見，在彈劾蔡京之事上，楊時確實不積極。

其次，關(guan) 於(yu) 楊時袒護蔡攸的文字並不是孤證，部分宋代文獻仍有所記載。上文提及朱熹稱楊時有“毋攻居安”之語是孫覿所誣。今檢孫覿撰《鴻慶居士集》卷八有《辭免再除中書(shu) 舍人狀》一文，曰：“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宣言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台諫。臣獨以為(wei) 有罪，論奏不已。”[10]南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hui) 編》卷一百六亦引此。與(yu) 朱熹所引不同，孫氏本人是稱楊時宣言淵聖（即欽宗）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台諫勿攻蔡攸。此狀是孫氏在建炎元年上奏高宗，且言及欽宗，當時距楊時此事不過一年，朝官知之者不少，應不至於(yu) 完全處於(yu) 杜撰編造。又南宋張端義(yi) 《貴耳集》卷下亦載：“淵聖嗣位，台諫交章請誅京、攸。雖楊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11]

再次，南宋《靖康要錄》卷六“六月十五日”條載：

右司諫徐秉哲奏：楊時年逾七十，老無戒得之識，日造蔡攸之門，進逐其騃子弟遊。從(cong) 於(yu) 道觀僧舍，以幸薦拔，學者無不羞之。因緣蔡氏除館職、進侍講，遂為(wei) 諫議大夫，可謂峻矣！今年春台諫官集於(yu) 檢院，共論蔡氏之惡。時搖手以止同議者，曰：“且無及居安。”居安，攸字也。身為(wei) 諫官，不恤公議，容奸黨(dang) 惡略無忌憚，近在太學，議論輕脫。諸生紛拏，幾致生事。無德服人，遂罷祭酒。’[12]

以此可知，上文提及的朱熹等言“毋攻居安”之言，實際是自徐秉哲奏章“無及居安”。徐秉哲與(yu) 楊時同時，從(cong) “今年春”雲(yun) 雲(yun) 可知，其奏言即是當時之事。徐秉哲為(wei) 了彈劾楊時，措辭誇張激烈，咄咄逼人，此亦是朝官彈章常見的問題，我們(men) 尚不至於(yu) 以此懷疑楊時之學行品質。但擯除感情色彩，其所言的事件卻是重要史料。由於(yu) 上書(shu) 對象正是欽宗，又為(wei) 當年發生之事，且徐秉哲所描述時間、地點、甚至楊時“搖手以止同議者”的動作皆巨細無遺，不免增加了此事的可信度。

最後，還有一條十分重要的材料，從(cong) 側(ce) 麵可以作證楊時和蔡氏的關(guan) 係。南宋初曾協的《雲(yun) 莊集》中有《右中㪚大夫提舉(ju) 台州崇道觀強公行狀》一文，其中記載：

楊公時一見公，大奇之，曰：“強氏有此人。”一時名勝造門……居鄉(xiang) 二年，殆無岀仕意。親(qin) 故更勸勉，乃再趨朝，詣吏部，視文榜有湖州司錄事者，即求以歸。時論為(wei) 之扼捥，而公恬然自若也。楊公時屢為(wei) 蔡攸輩言之，不效。公於(yu) 蔡氏雖姻戚，然未嚐少為(wei) 之屈，故不用。[13]

此文是曾協為(wei) 強行父寫(xie) 的行狀。強行父，字幼安，錢塘人，與(yu) 周紫芝、唐庚等友善，著有《杜荀鶴警句圖》一卷。此段文字透露出一個(ge) 重要信息，即楊時曾屢次向“蔡攸輩”推薦強行父，恰側(ce) 麵表示楊時與(yu) 蔡氏確實有關(guan) 係，否則不可能屢次推薦人做官。

綜上所述，楊時晚年出山是因蔡氏父子汲引，而他在後來眾(zhong) 人彈劾蔡氏的時也不甚積極，亦有較大可能出言袒護過蔡攸。但必須強調的是此事之考證並非意指楊時學行質量有失，亦不會(hui) 以此否定楊時一代名儒的地位。正如上文朱熹所言，“他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做事都渙散無倫(lun) 理”。在風雲(yun) 激變的關(guan) 口，楊時的性格和政治能力的缺點造成了其疏於(yu) 應變。而本文所注重的是基於(yu) 楊時晚節出處上有如此多的糾葛與(yu) 議論，卻在其門人與(yu) 後代理學人士的不斷修飾、掩蔽、重塑中構建出了另一種醇正光大的形象。從(cong) 來的《宋史》等文獻來看，後世對楊時形象甚至道統地位、曆史地位的評價(jia) ，都是來源於(yu) 這類累增重構的敘述。其中比較重要的還有高麗(li) 國主問“龜山安在”事件。

（二）高麗(li) 國主問龜山事及傅墨卿與(yu) 蔡氏關(guan) 係

在楊時逝世後，以陳淵為(wei) 首的龜山門人不得不麵對一件棘手的事件，即如何在行狀、墓誌等一係列記載生平、蓋棺定論的文字中解釋楊時晚年出山的原因。陳淵是楊時的得意門生，同時又其女婿，負責整理楊時的遺書(shu) 與(yu) 行狀、墓誌的編訂。但當時與(yu) 楊時交往的朋輩、朝官大多知道楊時出山的原委，所以陳淵等人也不太可能完全否認其與(yu) 蔡氏父子的關(guan) 係。於(yu) 是陳淵等主要采取了選擇性模糊、回避關(guan) 鍵信息和移花接木的手段組織材料。

首先，今可見的楊時行狀與(yu) 墓誌有兩(liang) 套，即胡安國《龜山先生墓誌銘》、《楊龜山先生行狀》（此有很大問題，詳見下文），呂本中《楊龜山先生行狀》、《楊龜山先生行狀略》。呂本中是楊時弟子，行文多溢美。而陳淵對胡安國撰寫(xie) 的墓誌並不滿意，其中出現了不小的風波。（詳見下文論述）

為(wei) 了清晰對比，先以表格列出胡、呂二人行狀與(yu) 墓誌中關(guan) 於(yu) 楊時出山的原因：

對比幾段文字，我們(men) 發現在胡安國《墓誌》和呂本中《行狀略》中都沒有直接提及蔡京的名字，隻隱晦的稱“當世貴人”；而在《行狀》中則明確提及了蔡京舉(ju) 薦楊時的事情。這是由於(yu) 行狀和墓誌本身用途和體(ti) 例有所區別而造成的敘事差異。行狀一般是詳細記述作者生平，宋代朝官的行狀在其家人編訂完成後，往往還要進呈朝廷，作為(wei) 國史等史誌檔案的取材資料，而墓誌是作為(wei) 私家下葬時的生平記述，所以行狀在篇幅和事件記載上都比墓誌詳細。有時家屬請名家尊者為(wei) 逝者撰寫(xie) 墓誌，往往也會(hui) 提供行狀，作為(wei) 墓誌的取材。而墓誌代表了一種逝者的哀榮，更有蓋棺定論，傳(chuan) 之千古的意義(yi) 。故墓誌文辭本身有彰善隱過的特點，溢美文飾也是極為(wei) 平常的。所以在胡安國《墓誌》、呂本中《行狀略》中都選擇模糊掉蔡京的名字，來為(wei) 楊時晚節出山之事遮掩。

此外，呂本中提到了高麗(li) 國王問楊時安在的事情，但胡安國的《墓誌》中沒有（胡氏《行狀》中提及，但此為(wei) 陳淵竄改，詳見下文）。在胡安國的表述中，楊時出仕的原因隻有一個(ge) ，即“因丞相京薦，召為(wei) 秘書(shu) 郎”。而在呂本中的敘述中，楊時出仕不僅(jin) 有蔡京的推薦，還因為(wei) 有高麗(li) 王問楊時安在的因素。兩(liang) 者意義(yi) 實有天壤之別。因為(wei) 多加入高麗(li) 王之事，則表示楊時高名遠播外域，其被召為(wei) 秘書(shu) 郎並非僅(jin) 因蔡氏。這對楊時晚節評價(jia) 的影響是不言而喻。

那麽(me) ，高麗(li) 王問過“龜山先生安在”之事是否真實？可惜我們(men) 現今無法見到關(guan) 於(yu) 當時的高麗(li) 史料文獻中記載此事。但依據零星的宋代文獻，卻能顯示出一些蛛絲(si) 馬跡。首先，關(guan) 於(yu) 事件中高麗(li) 王所問的兩(liang) 位使者路允迪、傅墨卿是有據可查的。路允迪，字公弼，曆任禮部侍郎、簽書(shu) 樞密院事等。傅墨卿，字國華，山陰人，曆任實錄院修撰、中書(shu) 舍人、禮部尚書(shu) 等職。關(guan) 於(yu) 二人出使高麗(li) 之事，史傳(chuan) 多有提及，其中以徐兢《宣和奉使高麗(li) 圖經》卷三十四記載最詳：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shu) 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li) 。秋九月，以國王俁(yu) 薨，被旨兼祭奠吊慰而行，遵元豐(feng) 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舟……十四日丁卯錫宴於(yu) 永寧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18]

則兩(liang) 人在宣和四年三月奉詔，經過一番準備，到宣和五年出發，五月才從(cong) 四明出海（今寧波）。但史料中並未記載高麗(li) 王提及楊時之事，如何判斷此事真偽(wei) ？其實，在陳淵寫(xie) 給胡安國的一封信中，恰恰透露出傅墨卿出使與(yu) 楊時被舉(ju) 薦的關(guan) 係。

陳淵《默堂集》卷十七雲(yun) ：

（宣和五年）因傅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袐書(shu) 郎召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㫖許於(yu) 經由三路，凡人才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才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某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才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19]

正是由於(yu) 陳淵的書(shu) 信，我們(men) 可以清楚的知道，傅墨卿（字國華）之所以能推薦楊時，是因為(wei) 其奉旨出使高麗(li) （三韓），可以於(yu) 其途徑之地搜羅人才推薦，且“不限以員”。而後來傅墨卿上奏推薦楊時的理由是“京西、淮、浙，人才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某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才薦此一人”。根本未提及有所謂高麗(li) 王問龜山安在之說。且如上文所言，傅墨卿共推薦了兩(liang) 次，宣和五年第一次舉(ju) 薦，楊時“以足疾，辭不赴”。並非呂本中《行狀》中表述的：“會(hui) 路君允迪使高麗(li) ，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wei) 秘書(shu) 郎。”

那麽(me) ，因何故傅墨卿如此青眼楊時，甚至“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才薦此一人”。當然，其時楊龜山年逾七十，已是學術大成，卓然宗師之際，其“抱道處晦”之風可能確實折服傅墨卿。但更為(wei) 關(guan) 鍵且長期被後世所忽視的一個(ge) 原因是：傅墨卿與(yu) 蔡氏一黨(dang) 有密切關(guan) 係。

楊時的《龜山集》中有兩(liang) 封書(shu) 信，一是致傅墨卿的，其中有“自念衰晩，不足為(wei) 世用”、“審察之命，自度㪚材不中繩墨”[20]雲(yun) 雲(yun) 。上文提及楊時宣和五年“因傅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此信正是當時楊氏寫(xie) 給傅國華表示感謝與(yu) 推辭的回信。另外，還有一封信《答傅子駿》，起首便雲(yun) ：“姑蘇之別，倐忽餘(yu) 六年。”[21]傅子駿即傅崧卿，子駿是其字。傅崧卿是傅墨卿之弟，此信言明六年前與(yu) 傅崧卿在姑蘇曾有交遊，雖今難以考證具體(ti) 年代，但楊時在宣和六年被召入朝前，曾長期寓居毗陵（常州），期間往來江南各地，可能去過姑蘇，故楊時和傅墨卿之弟傅崧卿可能亦早有交情。

更重要者，據《宋史·蔡翛傳(chuan) 》載：

翛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複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為(wei) 計。”翛心然之。密與(yu) 攸議，稍持正論。故與(yu) 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22]

正是由此史料留存，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兩(liang) 個(ge) 重要信息：1.傅墨卿是蔡攸之弟蔡翛的門客，曾向建言“蔡氏必破，當亟為(wei) 計”。2.蔡攸、蔡翛聽取建言後“稍持正論”，遂引楊時等用之。

串聯傅墨卿、蔡氏兄弟、楊時之間的關(guan) 係，結合上述史料，不難得出如下推論：北宋末年蔡氏父子兄弟見時局危殆，開始汲引正人扶持，以福州張觷為(wei) 首的楊時熟人極力向蔡氏推薦楊時。傅墨卿是蔡氏門客，其弟傅崧卿早前亦認識楊時。其奉旨出使高麗(li) ，可以由其所經三路中推薦人才，而蔡氏集團當時又正欲汲引楊時。很可能即是蔡氏授意，讓傅墨卿藉此機會(hui) 向朝廷舉(ju) 薦。所謂高麗(li) 國主問楊時安在的史料楊時生前並未出現，楊時的入朝完全是蔡氏的運作。其實當時蔡攸等尚把持大權，很多官員取用與(yu) 其態度有關(guan) 。又鑒於(yu) 楊時後來也屢次向蔡攸輩推薦強行父為(wei) 官，楊時當時與(yu) 蔡氏兄弟的關(guan) 係並不差。以此回味上文所引徐秉哲奏書(shu) 雲(yun) ：楊時日造蔡攸之門，進逐蔡氏子弟遊。雖是誇張之詞，但也道出了楊氏與(yu) 蔡氏一門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

二、楊時墓誌撰寫(xie) 風波

楊時逝世後，分別由弟子呂本中撰寫(xie) 行狀，友人胡安國撰寫(xie) 墓誌銘。由胡安國《龜山先生墓誌銘》中“（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23]之言可知，呂本中的《楊龜山先生行狀》撰寫(xie) 在前，胡安國《墓誌》是楊時逝世的第二年依據呂氏《行狀》而撰寫(xie) 。《伊洛淵源錄》中還記載胡氏寫(xie) 給陳淵的書(shu) 信，雲(yun)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yi) 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強為(wei) 之。”[24]可見，還是陳淵等楊時後人主動力邀胡氏撰寫(xie) 墓誌的。但胡安國所撰的《墓誌》並不使陳淵滿意，甚至引起了不小的爭(zheng) 論與(yu) 風波。二人關(guan) 於(yu) 《墓誌》的行文和楊時生平一些事跡的評價(jia) ，展開了討論與(yu) 爭(zheng) 辯。而呂本中的《行狀》也有文字引起胡安國的不滿。今人整理的《楊時集》有還有題名胡安國版的《龜山先生行狀》（此有很大問題，詳見下文）。雖然其中不少史料已缺，但陳淵《默堂集》、《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誌銘辯》、朱熹等人語錄中的討論，依然提供了大量的線索和信息，可以還原當時的論辯。

（一）胡公安國諸人實傳(chuan) 其學

雖然在《龜山先生墓誌銘》中“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一句後，胡安國直接進入了楊時生平的介紹，後人讀來沒有任何的異樣。但實際呂本中《行狀》中有一句話，引起了胡安國的不滿，即呂本中雲(yun) ：“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而胡公安國諸人實傳(chuan) 其學。”[25]這樣的表述使得胡安國成為(wei) “實傳(chuan) ”楊時之學的弟子，胡氏的湖湘之學一下納入了楊學的宗裔，此點不僅(jin) 關(guan) 係胡氏一門學問淵源，還關(guan) 係到理學道統的譜係，胡氏自然不能含糊。《龜山誌銘辯》中特別記載了其與(yu) 兒(er) 子胡宏的討論：

宏又問：“《行狀》雲(yun) ：‘胡公之徒，實傳(chuan) 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於(yu) 謝、遊、楊三公，皆義(yi) 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chuan) 授，卻自有來曆。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26]

我們(men) 可以看到，一方麵，胡安國搭配上謝良佐、遊酢，表示自己與(yu) “謝、遊、楊三公，皆義(yi) 兼師友”；另一方麵，涇渭分明地表示“若論其傳(chuan) 授，卻自有來曆”，楊時所承是明道先生的《中庸》一路，自己所承是伊川的《春秋》。即皆是二程傳(chuan) 人，相當於(yu) 是同學關(guan) 係，且所傳(chuan) 不同。

而關(guan) 於(yu) 此事，胡安國應曾讓其子胡寧去信給陳淵澄清。雖此信沒有流傳(chuan) 下來，但陳淵的回信卻保存在《默堂集》中，其在《答胡寧和仲郎中》一書(shu) 中急忙致歉雲(yun) ：“‘鄒陳以師禮事龜山，胡公實傳(chuan) 其學。’此居仁作行狀，失於(yu) 審詳之過。銘序中不及，淵知其意矣！”[27]即表示是呂本中作行狀“失於(yu) 審詳之過”，自己深知胡公在撰寫(xie) 《墓誌》時刪去此的用意。

其實朱熹曾談及：“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yu) 上蔡者為(wei) 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yu) 遊、楊二公。”[28]《宋元學案》也將其列為(wei) 謝上蔡的門人。如今學界對於(yu) 胡安國與(yu) 湖湘學派的淵源與(yu) 流變，研究已十分豐(feng) 富了，一般認為(wei) 胡氏的湖湘學派和楊時的道南學派，是兩(liang) 宋之際程學演化出的並駕齊驅的兩(liang) 大支派，不以胡氏之學傳(chuan) 自龜山之學。而呂本中《行狀》中這樣的表述，無非是在學脈、理學譜係中增加其師楊時的地位。

（二）差市易務事不就

在宣和五年楊時被蔡氏舉(ju) 薦前入朝前，曾得差常州市易務事，但楊時並未就任。胡安國在其《墓誌》中寫(xie) 道：“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29]緊接著下麵就寫(xie) 了蔡氏舉(ju) 薦楊時為(wei) 秘書(shu) 郎之事。

這樣的行文引起了陳淵的質疑，因為(wei) 當時常州市易務的差事楊時辭去未就。陳淵曾致信論說此事：

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書(shu) 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答以：“老不能辦事，唯求一筦庫為(wei) 貧耳。”慎求得書(shu) ，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wei) 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wei) 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yu) 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wei) 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至五年秋末，果退闕。[30]

由此知當時楊時年已七十，罷去祠官後較為(wei) 貧困，所以請郭慎求“唯求一筦庫為(wei) 貧”，即無非是找一閑差可得俸祿養(yang) 老。因其當時寓居毗陵的緣故，郭慎求就近找了常州市易務的差事。但其實這個(ge) 差事並非空缺，而是“前一日為(wei) 人所授”，郭氏不知，後來楊時便退闕未就。

原本胡安國亦知道楊時未就此市易官，但卻隱去未就之事，反而引起了陳淵的質疑，對此胡氏有所解釋：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為(wei) 市易官。呂居仁亦雲(yun) ：‘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門未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shu) ‘不就’兩(liang) 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秘書(shu) 省校書(shu) 郎，卻受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隻書(shu) 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個(ge) 活底楊龜山也！[31]

在胡安國看來，如果寫(xie) 了“不就”二字，則一般讀者必感覺“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秘書(shu) 省校書(shu) 郎，卻受而不辭”，自然顯得楊時嫌棄市易務之官卑小，而貪圖秘書(shu) 省校書(shu) 郎這樣的京官。

而陳淵後來亦辯解雲(yun) ：“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shu) 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32]即前者是宣和五年之事，後者是宣和六年，原本並不會(hui) 有誤解。是胡安國《墓誌》中將兩(liang) 者連起來行文，且有失事實。但胡安國對自己刪去“不就”二字是相當滿意的，認為(wei) “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乃是畫出一個(ge) 活底楊龜山”，而他批評陳淵等“未曾契勘古人出處”。

平心而論，其實胡陳二人所爭(zheng) 論的並非是事件的本身，因為(wei) 二人在事實的認知上並無異議，所看重的是讀者心中塑造的楊時形象。陳淵等看重“不就”二字的意思：一者是尊重事實，二是不想小了龜山的形象。從(cong) 上文陳淵信中轉述楊時之言看，楊時也表示過“市易事，吾素不以為(wei) 然”的，這樣卑小的差事似乎與(yu) 年已七十的宿儒元老不相稱。而胡安國想避免讀者有“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shu) 郎即就”的誤解，一心要畫出一個(ge) “不卑小官”的“活龜山”。如此雖然高明，但不得不說亦有些曲筆文飾。

最後陳淵折中兩(liang) 種利弊曰：“今削去‘不就’二字為(wei) 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yu) 《墓誌》，亦可也。”[33]即其表示胡安國的考慮有理，但事實也很重要，故提出折中方案：不將此事寫(xie) 入《墓誌》。畢竟市易務之事楊時未上。但今史料中恰好保持了胡安國的回信，其在《答陳幾叟書(shu) 》中特別拒絕了陳淵提出的“雖不見於(yu) 《墓誌》亦可”的提議：

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曆，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卻甚明白，雖書(shu) “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為(wei) 市易官。”於(yu) 語脈中轉了龜山之意，卻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為(wei) 。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為(wei) 筦庫，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shu) 乎！[34]

胡氏一方麵表示“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曆，故不可闕”，另一方麵特別引用《孟子》“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之言，強調此點可體(ti) 現楊時雖不被重用，困頓在野，但不怨朝廷，尤且不卑視小官，“年已七十，欲為(wei) 筦庫”，“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shu) ”。

而後陳淵在另一封信中曾有言：“‘不就’二字，已悉雅意。《墓誌》第二本已送去將樂(le) 矣。”也即是說，確實《墓誌》有一個(ge) 所謂“第二本”的修改版。而今《楊時集》中有另一個(ge) 托名胡安國《龜山先生行狀》，實際應是楊時最後的上碑刊刻的墓誌，其中便完全刪去了市易務之事（詳見下文）。可見，最後陳淵依然沒有接受胡安國的理念。

（三）楊時最終墓誌版本

如今最為(wei) 通行的《楊時集》，是由林海權先生點校整理，中華書(shu) 局出版，其中收錄了一篇題為(wei) 胡安國撰的《楊龜山先生行狀》。[35]據其後林海權先生的校勘記可知，此文出自光緒十年重修的《蛟湖楊氏族譜》卷首，但原文並無標題和作者的落款，所謂“胡安國《楊龜山先生行狀》”是林先生所擬。之所以確定是胡安國為(wei) 作者，是因為(wei) 文中部分文字與(yu) 胡安國的《楊龜山墓誌》一致，尤其是有“崇寧初，代餘(yu) 典教渚宮”一段，這正是《墓誌》中胡安國回憶其與(yu) 楊時交往的敘述。而既然宋代各類史料中都記載了胡安國《墓誌》，那麽(me) 此篇應該不是墓誌，便歸為(wei) 行狀了，《蛟湖楊氏族譜》也將此文次於(yu) 呂本中的《龜山先生行狀》之後。

但實際並非如此，這篇不是行狀，而應是楊時墓誌。首先，這篇所謂的《行狀》不但增加了高麗(li) 國主問龜山安在之事，還刪除了上文提及的所有陳淵和胡安國交鋒的話題。尤其是“差監市易務事”的事跡，胡安國已經明確表示“不可闕”、“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shu) ”，而這個(ge) 《行狀》完全刪除了。其次，胡安國在給陳淵的回信中曾義(yi) 正言辭的言明：關(guan) 於(yu) 楊時《墓誌》，“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於(yu) 今者，其傳(chuan) 浸廣’可也。”[36]即是原本《墓誌》中“凡著述論辯其存於(yu) 今者，非見諸行事”一句最後五字可改為(wei) “其傳(chuan) 浸廣”。這是胡安國唯一允許陳淵改動之處。但是實際我們(men) 看到《行狀》和原本的胡氏《墓誌》差異巨大，基本改寫(xie) 了大半的內(nei) 容，改寫(xie) 的文字有的來自於(yu) 呂本中《行狀》，有的則是重新撰寫(xie) 。最後墓誌的銘文部分，也完全與(yu) 胡安國的版本不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ge) 違背胡安國意思的新版《行狀》，恰恰可能是最後真正刊刻使用的楊時墓誌。因為(wei) 此文的最後有兩(liang) 行重要的文字：“右朝靖大夫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賜紫金魚袋呂聰問書(shu) 冊(ce) ；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ju) 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篆蓋。”[37]其中“右朝靖大夫”應作“右朝請大夫”，是手民之誤。楊時是紹興(xing) 五年去世，而呂聰問在紹興(xing) 四年確實擔任過上述官職，如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七十九“紹興(xing) 四年八月丙申”條載：“右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聰問”[38]，曾上疏請求追奪王安石謚號。而宋代鄒浩的《道鄉(xiang) 先生文集》前有李綱序言，後落款雲(yun) ：“紹興(xing) 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靑光祿大夫李綱”。可見上述兩(liang) 人的結銜於(yu) 史料皆有應證，而既然有李綱的篆蓋、呂聰問書(shu) 冊(ce) ，則此必是最後墓誌的定本。且據上文可知陳淵對胡安國撰寫(xie) 的《墓誌》很不滿意，而此版本的大量修改都是回避了上文提及的爭(zheng) 端，基本體(ti) 現了陳淵的主張。可能最後這個(ge) 版本的《墓誌》正是出於(yu) 陳淵之手筆。

此外，楊時身前還撰寫(xie) 過《三經義(yi) 辨》一書(shu) ，專(zhuan) 攻王安石《三經新義(yi) 》。在陳淵等門人看來，此是楊時一生批判王學的重要功績，值得大書(shu) 特書(shu) 。然而胡安國《墓誌》中僅(jin) 引當時朱震奏疏之言：“所著《三經義(yi) 辨》，有益學者。”陳淵在信中雲(yun) ：“今《墓誌》所書(shu) ，止引朱子發奏疏雲(yun) ：‘所著《三經義(yi) 辨》，有益學者’。某之愚見，更欲少賜提掇之。”[39]即希望胡氏可以再‘提掇之”，多美言幾句。當然，由上文胡安國的回信可知，其完全拒絕了陳淵這類修改請求。至於(yu) 楊時《三經義(yi) 辨》的曆史評價(jia) 和在後世的傳(chuan) 播接受問題，筆者在《楊時<三經義(yi) 辨>新考》[40]一文中已詳細論述，此處不再贅述。簡言之，其書(shu) 在南宋的影響和評價(jia) 並沒楊氏後學所溢美的那樣，朱熹也曾批評過此書(shu) 。而入元之後，此書(shu) 便散佚不存了。胡安國之所以不過度表彰《三經義(yi) 辨》，歸根到底還是實事求是，不願意違心誇飾。

三、楊時身後形象的塑造

基於(yu) 厘清了上述各種楊時晚節的糾葛和墓誌撰寫(xie) 的風波，下麵才可以真正探討關(guan) 於(yu) 楊時身後形象的塑造問題，此不僅(jin) 對於(yu) 楊時學術評價(jia) 、曆史地位有決(jue) 定性的作用，對於(yu) 宋代學術史、思想史亦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首先，較為(wei) 明確的是原本楊時的晚節出處是受到非議的，即胡安國所感慨的“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然此種所謂“疑謗”的情形，很快在後世減弱消亡，留下的是楊時醇儒學者的正麵形象。一方麵，對於(yu) 蔡氏父子的汲引，當時士人也多能理解，所謂“天下多故，宜引耆德老成”，又如上文所述，朱熹曾反複強調的：“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而另一方麵，高麗(li) 國主問龜山安在的事件被不斷強化，插入楊時晚年出仕的敘述中，甚至讓人覺得其出仕的很大原因是因其名動四海，及於(yu) 外邦，引起天子重視。但實際所謂傅國華的舉(ju) 薦並非因為(wei) 高麗(li) 國主，此事在楊時生前並未有人聞說，是其逝世後門人散播於(yu) 世的，原本胡安國墓誌亦不記此事。而基於(yu) 這種移花接木的語言書(shu) 寫(xie) ，《行狀》、《墓誌》（陳淵改版）、《宋史》等等後來文獻不斷的轉載、強化，使得高麗(li) 國主之事如同真實的史事融入了楊時生平的記載，其晚年入仕的糾葛已不再引起後來讀者負麵色彩的感知了。

更進一步看，回顧上文所及，楊時的出山並未有什麽(me) 實際作為(wei) ，朱熹在私下與(yu) 門人的議論中也多次直之言楊氏“隻是出得來，不濟事”、“無殺活手段”。但在後來胡安國後來給陳淵回信中曾評價(jia) 楊時當時作為(wei) ：“若能聽用……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41]其實此句胡氏並沒有寫(xie) 入《墓誌》，但楊時後學頗為(wei) 引重。尤其是朱熹對此句特別推崇，其言：“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jue) 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42]後來《伊洛淵源錄》、《三朝北盟會(hui) 編》等書(shu) 都有引用，後代甚至成為(wei) 典故。南宋後期的吳勢卿在為(wei) 懷才不遇的好友蔡杭作挽詩曾寫(xie) 到：“龜山如用救得半，君實未亡猶可為(wei) 。”正是將胡安國此語作為(wei) 典故比擬蔡杭，可見此語之流播與(yu) 接受。而由此不言而喻的是，楊時此已成為(wei) 良言善策不被朝廷聽用，無力回天的孤忠悲情形象，和原本一身糾葛、“不濟事”的真實情況相去甚遠了。

其次，楊時與(yu) 蔡氏家族的關(guan) 係被掩蓋。雖然在當時危急之際，楊時受蔡氏父子的汲引尚可以辯解分說，但其若與(yu) 蔡氏子弟有過從(cong) 交誼，則將成為(wei) 難以開脫的汙點。上文所舉(ju) 徐秉哲奏章中“日造蔡攸之門，進逐其騃子弟遊”之言固然是言官誇大，但從(cong) 袒護蔡攸、傅國華舉(ju) 薦楊時（傅是蔡氏門客）、楊時屢次向蔡氏舉(ju) 薦強行父（強本亦是蔡氏姻親(qin) ）等看，楊時與(yu) 蔡家子弟確實有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凡此種種，在楊氏後學的記載中完全被掩去，特別是袒護蔡攸這類在當時引起過爭(zheng) 論的事件，在楊時逝世後采用遮蔽或選擇性忽視的處理方式比不斷開脫和解釋更好。隨著後學的諱莫如深和史料的缺失，使得此事逐漸變為(wei) “淡煙疏影”拋之於(yu) 楊時身後，即便宋代文獻中尚殘存一些蛛絲(si) 馬跡（如上文所引孫覿、徐秉哲奏疏），隨著楊時地位和光輝形象的與(yu) 日俱增，這些“淡煙疏影”的疑點也消失於(yu) 光環之下，最終被後世遺忘。

再次，是關(guan) 於(yu) 差常州市易務事的史法書(shu) 寫(xie) 。該事件原本非常微小，實際楊時也並未赴任。但陳淵和胡安國在“不就”二字上的爭(zheng) 端卻非常大，因為(wei) 這恰恰關(guan) 係到了楊時身後形象的塑造問題。胡安國一心想借刪去“不就”二字，畫出個(ge) “不卑小官”的“活龜山”。但陳淵一方麵不願接受違背實情的寫(xie) 法；更關(guan) 鍵的是差易務事確實卑冗，按胡氏的書(shu) 寫(xie) ，年逾七十的宿儒宗師匹配了一個(ge) 如此的官職，塑造的形象亦顯不堪，也難免聯想出朝廷輕視之感。雖然胡安國回信中強調自己的寫(xie) 法不再修改，但最後我們(men) 知道陳淵還是修改了墓誌行文，將此事完全刪去。從(cong) 今日曆史形象的塑造來看，陳淵的目的完全達到，原本差常州市易務事楊時未上，也從(cong) 來沒有學者會(hui) 關(guan) 注此事，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有過這樣一個(ge) 楊時辭去不就的差遣。

但實際極為(wei) 重要的是，從(cong) 陳淵自己的敘述可知，年已七十的楊時確實向在朝的友人郭慎求致信：“老不能辦事，唯求一筦庫為(wei) 貧耳。”此時楊時雖不至於(yu) 如孔子困於(yu) 陳蔡那樣落魄，但也難以使人感到光輝之形象，這也是陳淵意欲回避的。胡安國的原意是在承認“夫年已七十，欲為(wei) 筦庫”的現實下，用前賢“遺佚阨窮不憫怨”的話來修飾。其實，胡安國比陳淵更看重楊時身前的事實和春秋筆法，他所進行的書(shu) 寫(xie) 是在麵對楊時形象確實有各種不利的糾葛下，用委曲高明的筆法比擬，從(cong) 古賢中尋找比附，借以塑造楊時合乎古法的醇儒形象。但陳淵的選擇往往是掩蓋、遮蔽不利信息，僅(jin) 留下光輝的一麵。當然，這點上來說陳淵在塑造楊時身後形象的實際效果上是非常成功的。明顯宋代以後，幾乎無人會(hui) 在對楊時的認知中，出現一個(ge) “年已七十，欲為(wei) 筦庫”困窘形象。

最後，除了上述人事上的形象塑造，陳淵等楊時後學在其學術影響、學術地位上也進行了一係列構建。其中比較重要的建構活動有三：一是將胡安國諸人拉入楊時的門人範疇，在學脈譜係中加強楊時地位。二是宣揚以《三經義(yi) 辨》為(wei) 代表的楊時的反王著作，樹立楊時終結王學的曆史地位。三是以宣揚程子“吾道南矣”的評價(jia) ，構建道南學派始祖身份。

其中第一點本文已有論述，“胡公安國諸人實傳(chuan) 其學”之言一經出現，立刻遭到了胡安國的不滿，而陳淵也在回信中表示歉意。基於(yu) 湖湘學派在南宋的發展變化，實不是楊氏一門可以牢籠的，在此點上陳淵等的想法自然不可能實現。但有趣的是，後麵兩(liang) 點影響更大，且與(yu) 當時實情相去很大，卻在後代的不斷層累建構中實現了。原本這兩(liang) 個(ge) 問題非常複雜，非一篇文章可以囊括。但《三經義(yi) 辨》的問題筆者已有專(zhuan) 門的文章討論（見《楊時<三經義(yi) 辨>新考》[43]）；而“吾道南矣”的問題，業(ye) 師顧宏義(yi) 教授亦有《“吾道南矣”說的文獻學考察》[44]一文討論。兩(liang) 文繁複的推理茲(zi) 不再贅述，而個(ge) 中的結論卻可簡逕明晰的用來揭示楊時身後學術影響、學術地位上構建事實。

首先，《三經義(yi) 辨》類似是篇幅較小的條辨劄記，陳淵為(wei) 此書(shu) 增加了三經原文和王安石《三經新義(yi) 》的對應文字才僅(jin) 有三卷，其內(nei) 容還在於(yu) 討論王學之失，解經內(nei) 容並不詳實，對原本三經的研究意義(yi) 不大，其亡佚的速度比王安石《新義(yi) 》還快。雖然以陳淵為(wei) 首的楊時門人積極宣揚，但當時學者多不太重視楊時此書(shu) ，如朱熹曾批評說：“龜山長於(yu) 攻王氏，然《三經義(yi) 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卻有當辨而不曾辨者。”[45]胡安國在撰寫(xie) 《墓誌》時也不願多作溢美，才有了上文所及陳淵去信請求胡氏再多美言數句之事。

但隨著陳淵將此書(shu) 進呈及後來楊時名望的不斷提高，此書(shu) 卻被宣傳(chuan) 成了終結王學的重要著作，如《宋史·王居正傳(chuan) 》所載：

（楊時）出所著《三經義(yi) 辨》示居正曰：“吾舉(ju) 其端，子成吾誌。”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wei) 《書(shu) 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shu) 七卷，而楊時《三經義(yi) 辨》亦列秘府。二書(shu) 既行，天下遂不複言王氏學。[46]

而如筆者所考證：楊時之書(shu) 影響有限，而王居正的《三經辨學》被進呈朝廷後一直束之高閣，從(cong) 來沒有在社會(hui) 中流行過。所謂“二書(shu) 既行，天下遂不複言王氏學”雲(yun) 雲(yun) 乃是虛言，南宋大量學者解經反而好援引王安石《新義(yi) 》。[47]

但《宋史》中相類似的記載，還見《宋名臣言行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玉海》“三經義(yi) 辨”條等。逐漸後世皆宣說楊時此書(shu) 對王學產(chan) 生極大衝(chong) 擊，楊時以此書(shu) 示王居正，居正作《三經辨學》，從(cong) 此天下無再言王學者。甚至今人論文亦據此感歎：此書(shu) 對王學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48]而回顧這種與(yu) 曆史實際情況截然相反的塑造，固然楊時門人後學，甚至後代理學家們(men) 不斷宣傳(chuan) 、建構起了推動作用；但更為(wei) 重要是楊書(shu) 的過早亡佚，反而因禍得福地使後世難以知曉此書(shu) 實際內(nei) 容。雖然胡安國、朱熹等南宋學者尚曾閱讀此書(shu) 並還有過負麵的評價(jia) ，但宋代以後這些零星的信息很快被主流論調遮蔽，而少量碎片化的史料也難以引起注意。

其次，關(guan) 於(yu) “吾道南矣”的問題，業(ye) 師顧宏義(yi) 先生在《“吾道南矣”說辨析》一文已詳細論證：“吾道南矣”之語在楊時生前並無，史源大體(ti) “當出自朱熹所編次的《二程遺書(shu) 》，隨後又被收入朱熹所編之《伊洛淵源錄》，此外未見時人有所引錄或述及”，“道南”之說乃是後人宣傳(chuan) 。[49]楊時逝世後，其門人後學為(wei) 了推崇楊氏，宣說楊時為(wei) 載道而南，獨傳(chuan) 程學的一代宗師。而顧師文章亦指出：“兩(liang) 宋之際人們(men) 對於(yu) 楊時獨傳(chuan) 二程伊洛之學的說法並不認同”，“所謂宋廷‘既渡江，東(dong) 南學者推（楊）時為(wei) ‘程氏正宗’之說，當屬此後道學盛行時的追譽之詞而已。”[50]

但從(cong) 曆史發展看，有關(guan) “吾道南矣”的宣揚和塑造非常成功，作為(wei) 官方史籍的《宋史·道學傳(chuan) 》中亦記載此說，而後世更直接將楊時一派命名為(wei) “道南學派”，明清學者更撰寫(xie) 如《道南源委錄》《道南淵源錄》等書(shu) 尊崇道南之學。道南學派在宋明理學中的道統地位已經無可否認，且對南宋以後的儒學產(chan) 生了實際性的重要影響。

四、結語

經過上文的論述不免使人驚訝的發現，扣除了高麗(li) 國主之事、“吾道南矣”、《三經義(yi) 辨》終結王學等各種光環，真實的兩(liang) 宋之交那位一身糾葛、疑謗的楊時形象，竟然和後世觀念中的相差如此巨大。楊時晚節出處的各種問題、墓誌撰寫(xie) 所中表現出的胡安國與(yu) 楊氏門人弟子之間有關(guan) 楊時評價(jia) 和認同的差異、所謂終結王學的代表著作《三經義(yi) 辨》的虛美、“吾道南矣”說的杜撰等，在在顯示了楊時逝世之後其曆史形象是經過了一係列的建構和塑造，其中有的部分是在陳淵、朱熹等南宋前期、中期完成的，而如《三經義(yi) 辨》終結王學、“吾道南矣”等觀念是在南宋至明清漫長的曆史時期內(nei) ，層累地建構完成的。隻有真正厘清和認知這些問題，才能客觀、準確的評價(jia) 和研討原本曆史中真楊時的其人其學。最後仍須強調的是，本文無意對楊時的學術成就、道德地位有任何負麵評價(jia) 或質疑，上述探討的各種問題也不可能影響楊時以及道南學派在道統中的地位和曆史意義(yi) 。實是因楊時身後形象的塑造和其生前各種史事的遮蔽，導致在宋代理學史、思想史中長期存在各種意義(yi) 非凡而又一直被忽視或混淆的觀念。而本文所作的也恰可借用胡安國所言：想要“畫出一個(ge) 活底楊龜山”。

注釋
 
[1]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答陳幾叟書》，《朱子全書》第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57頁。
 
[2]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571頁。
 
[3]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68頁。
 
[4]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72頁。
 
[5]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69、2573頁。
 
[6]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72頁。
 
[7]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72頁。
 
[8]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第2569頁。
 
[9]楊時撰，林海權點校：《楊時集》，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9頁。
 
[10]孫覿：《鴻慶居士集》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35冊，第87頁。
 
[11]張端義：《貴耳集》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4頁。
 
[12]《靖康要錄》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29冊，第531頁。
 
[13]曾協：《雲莊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40冊，第300頁。
 
[14]《楊時集》，第1144頁。
 
[15]《楊時集》，第1135頁。
 
[16]《楊時集》，第1149頁。
 
[17]《楊時集》，第1153頁。
 
[18]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92頁。
 
[19]陳淵：《默堂集》卷十七，《全宋文》第153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216頁。
 
[20]《楊時集》，第608頁。
 
[21]《楊時集》，第606頁。
 
[22]《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蔡翛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732頁。
 
[23]《楊時集》，第1134頁。
 
[24]《伊洛淵源錄》卷十《答陳幾叟書》，第1057頁。
 
[25]《楊時集》，第1151頁。
 
[26]《伊洛淵源錄》卷十《龜山墓誌辯》，第1056頁。
 
[27]陳淵：《默堂集》卷十七，第219頁。
 
[28]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百一，第2587頁。
 
[29]《楊時集》，第1135頁。
 
[30]陳淵：《默堂集》卷十七，第216頁。
 
[31]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龜山墓誌辯》，第1055頁。
 
[32]陳淵：《默堂集》卷十七，第216頁。
 
[33]陳淵：《默堂集》卷十七，第216頁。
 
[34]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答陳幾叟書》，第1057頁。
 
[35]《楊時集》，第1143頁。
 
[36]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答陳幾叟書》，第1057頁。
 
[37]《楊時集》，第1146頁。
 
[38]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七十九，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495頁。
 
[39]陳淵：《默堂集》卷十七，218頁。
 
[40]朱學博：《楊時<三經義辨>新考》，《孔子研究》2017年第6期，第88頁。
 
[41]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答陳幾叟書》，第1057頁。
 
[42]黎靖德：《朱子語類》，第2573頁。
 
[43]朱學博：《楊時<三經義辨>新考》，《孔子研究》2017年第6期，第88頁。
 
[44]此文原載《宋史研究論叢》第12輯，後又收入《宋事考論》一書（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23—343頁），題為《“吾道南矣”說辨析》。
 
[45]黎靖德：《朱子語類》，第3099頁。
 
[46]《宋史·王居正傳》，第11737頁。
 
[47]朱學博：《楊時<三經義辨>新考》，第97頁。
 
[48]彭國翔：《楊時<三經義辨>考論》，《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台北：台灣允晨文化有限公司，2013年，第41頁。
 
[49]顧宏義：《“吾道南矣”說辨析》，《宋事考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24頁。
 
[50]顧宏義：《“吾道南矣”說辨析》，第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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