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當代中國政治的理想原型

作者：姚洋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首發

時間：西元2020年7月22日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發展為(wei) 全球性大流行，中國的政治體(ti) 製愈發成為(wei) 西方新聞、社交媒體(ti) 的討論焦點。最初階段，中國政府在確認武漢新冠肺炎疫情上的猶豫被西方視作是專(zhuan) 製政體(ti) 傾(qing) 向於(yu) 歌功頌德、掩蓋負麵消息的證據，而中國政府隨後采取的嚴(yan) 格管控措施也被認為(wei) 是其殘酷性的證明。作為(wei) 一名北京居民，筆者親(qin) 身感受到了這些強勢防控措施帶來的諸多不便。然而，事後證明，這些措施是必要和有效的，西方社會(hui) 最終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說明這些措施在對抗疫情擴散方麵具有普適性。本文的目的不是討論這些管控措施在醫學上的優(you) 缺點，而是溯源而上，將當代中國政治體(ti) 製與(yu) 儒家政治相比較，為(wei) 中國政治體(ti) 製提供一種哲學解釋。儒家政治是建立在儒家學說基礎上的一種理想政治形態，它與(yu) 自由主義(yi) 思想有所不同，但它與(yu) 中國的悠久曆史傳(chuan) 統相通，並構成了普通中國人文化心理的底層結構。筆者認為(wei) ，這種比較將有助於(yu) 西方世界和國人對當代中國的政治製度做出更客觀的評價(jia) ，同時也大膽希望，這種比較能夠使得西方世界和國人更深入地理解自由民主製度的優(you) 缺點。

儒家的世界

自由主義(yi) 民主是當代世界範圍內(nei) 各類民主政治實踐的理想原型。其理論淵源可追溯至托馬斯·霍布斯和約翰·洛克的契約理論。霍布斯的理論從(cong) 自然狀態開始。自然狀態下每個(ge) 人都具有一係列自然權利，其中保護自己是最重要、最不可剝奪的權利。同時，人是自利的，每個(ge) 人都希望占有更多物質，因而，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自然狀態就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人與(yu) 人之間互相爭(zheng) 鬥的世界。為(wei) 了維護和平，人們(men) 簽訂社會(hui) 契約，把自己的部分自然權利讓渡給一個(ge) 無所不能的政府，這就是利維坦。洛克修改了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認為(wei) 每個(ge) 人在自然狀態下都受到自然法的約束。自然法允許私人擁有財產(chan) ，但也限製了其界限 — 個(ge) 人所擁有的財產(chan) 不可超過其生存所需。自然狀態下的唯一不確定性，是個(ge) 人無法確信其他人也會(hui) 遵守自然法則。因此，人們(men) 組成公民社會(hui) ，並一致同意建立一個(ge) 權力受到限製的政府。霍布斯理論中的專(zhuan) 製政府被洛克所排除，因為(wei) 洛克認識到，專(zhuan) 製比自然狀態下的無政府狀態更糟糕。對洛克而言，建立一個(ge) 專(zhuan) 製政府，就好比說“人們(men) 為(wei) 了避免幾隻野貓或狐狸可能給他們(men) 帶來的困擾而甘願被獅子吞噬，並且還認為(wei) 這是安全的”一樣。總而言之，自由主義(yi) 民主政治是由自利人構建起的社會(hui) 契約。

儒家政治的理論起點則非常不同。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認為(wei) ，人生而具有差異。有些人聰明，有些人愚鈍；“唯上知與(yu) 下愚不移”，即最聰明之人和最愚鈍之人無法被改變。但孔子還認為(wei) ，“中人可教”，即智力中等的人是可以被教化的。最終，社會(hui) 中既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道德高尚，關(guan) 心自身之外的他人福祉，而小人隻在乎私利。換句話說，孔子其實是認為(wei) ，人性是既有自利傾(qing) 向、也有利他傾(qing) 向的複雜綜合體(ti) 。這種看法，符合對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科學觀察，它們(men) 是智人的近親(qin) ，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在其著名的《黑猩猩的政治》中對此作了生動的描述。在直覺上，這種看法也與(yu) 我們(men) 在日常生活中的體(ti) 會(hui) 相一致。

孔子的人性論來源於(yu) 對現實的觀察，因此他認為(wei) 人性是複雜的。而在霍布斯和洛克那裏，人性是一種構建，僅(jin) 僅(jin) 由個(ge) 人理性來定義(yi) 的。這種差異，對於(yu) 我們(men) 認識儒家政治及其與(yu) 自由主義(yi) 民主的不同具有重大意義(yi) 。

首先，自由主義(yi) 民主認為(wei) 人生而平等，儒家政治則不認同。對於(yu) 許多人而言，儒家對平等的否認可能會(hui) 難以接受。但事實上，人生而平等隻是一個(ge) 規範性的口號，而非對現實的正麵描述，儒家的否認隻是承認了現實。但這並不意味著儒家必然否定對平等的追求。實際上，許多現代儒家堅決(jue) 捍衛平等與(yu) 個(ge) 人自由。為(wei) 此，儒家堅持一種積極的現實主義(yi)  — 承認世界並不完美，但立誓要使世界變得更好。

其次，儒家政治認為(wei) ，社會(hui) 需要層級製度來組織，進入一個(ge) 層級需要一定的資質相對應。這種觀點並非儒家所獨有，美國的開國者們(men) 也有類似的想法。在著名的《聯邦黨(dang) 人文集》中，漢密爾頓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利堅合眾(zhong) 國的總統必須是一個(ge) 才能卓越、品德高尚之人。不僅(jin) 如此，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應該擁有選舉(ju) 總統的權利。美國憲法將選舉(ju) 總統的權力賦予給了選舉(ju) 人，他們(men) 由地方社區推選出的精英組成。當代儒家學者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區分了好的層級製與(yu) 壞的層級製。壞的層級製（例如種姓製度）加深社會(hui) 鴻溝，是壓迫性的。好的層級製度則允許向上層的流動，鼓勵人們(men) 自我提升。這也就是說，儒家承認，人生而不同，但鼓勵人們(men) 通過自我約束和自覺學習(xi) 來塑造自我。科舉(ju) 製就是個(ge) 很好的例子，它的存在使得古代中國社會(hui) 成為(wei) 階級流動性程度最高的古代社會(hui) 之一。

第三，儒家政治以賢能原則選拔領導人，而不依賴政黨(dang) 或相關(guan) 的政黨(dang) 競爭(zheng) 程序。儒家認為(wei) ，政治家的最高理想是“仁”；“仁者，愛人”，愛護民眾(zhong) 是其最終追求。這一目標的實現，和自由主義(yi) 民主中強調的“問責製”（accountability）不同，後者強調製度交代官員要為(wei) 人民做什麽(me) ，不強調官員的主動性，而儒家的“仁治”更多取決(jue) 於(yu) 政治家本人的賢能程度。如何施仁政？儒家的回答是，修行，或者說學習(xi) 。自漢武帝（公元前156年至87年，漢朝的第七任帝王）“獨尊儒術”之後，所有皇帝都必須終生學習(xi) 儒學。皇帝年幼時會(hui) 由專(zhuan) 人授課，學習(xi) 儒學，登基之後必須定期參加儒家學者講經論史的課堂（宋代稱為(wei) “經筵”）。學習(xi) 不僅(jin) 限於(yu) 皇帝，朝廷官員也需要通過學習(xi) 儒家學說來提升自我，科舉(ju) 製度也借此選拔出有才華的年輕儒生入朝為(wei) 官。在明朝（公元1368年到1644年）之前，皇帝是國家的象征，丞相是政府的首腦，他們(men) 之間的分工，用宋代大儒程頤的話來說就是，“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總而言之，在儒家的世界裏，賢能是一切的基礎。中國人早就意識到，他們(men) 隻能依靠自身、而非政府，來獲得更好的生活。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馬雲(yun) 、馬化騰這兩(liang) 名白手起家的頂級商業(ye) 富豪成為(wei) 中國年輕人偶像的原因。中國人並不像西方所認為(wei) 的那樣天然地具有集體(ti) 主義(yi) ，而是把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分開，在私人領域遵從(cong) 個(ge) 人主義(yi) ，在公共領域則把工作交予政府來做，並在這些方麵服從(cong) 政府。後者可能是西方把集體(ti) 主義(yi) 看作是中國文化內(nei) 核的原因。作為(wei) 回饋，政府需要在公共領域發揮積極作用，改善人民福利，實現美好生活。基於(yu) 主動性和晉升激勵去為(wei) 民眾(zhong) 做事的責任（responsibility），而非問責（accountability），是中國政府機關(guan) 積極做事的真正驅動力。

儒家國家

在儒家的世界裏，國家是由以賢能為(wei) 標準選拔出來的官員治理的。那麽(me) ，誰有資格來選舉(ju) 這些官員呢？在民主國家，官員選拔是由普選投票完成的。其潛在假設是，每個(ge) 公民的選票加總起來，就可以得出正確無誤的集體(ti) 智慧。漢密爾頓否定了這一假設，他認為(wei) ，選民很容易受到投機主義(yi) 政客的操縱。儒家在類似的基礎上拒絕這一假設：在成“仁”之路上，人們(men) 所能達到的賢能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較旁人更擅長於(yu) 做出正確的決(jue) 斷，因此，選拔官員的任務應由兼具美德和能力之人來承擔。在古代中國，高級官員和皇帝親(qin) 自承擔這項任務。在今日中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則擔負起這個(ge) 責任。換句話說，儒家政治需要一個(ge) 中央權威機關(guan) 來選賢任能，挑選政府官員。

這種集中式的選拔體(ti) 係利弊兼備。其最大優(you) 勢是使得官員選拔免受大眾(zhong) 喜好和短期需求的擺布；在很多情況下，民眾(zhong) 的需求是短視的。此外，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裏，中央機構也必須擁有強大的權力，才可以控製地方。秦始皇（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10年）實現大一統之後，中央政府的權力得到確認，但同時也需要給予地方相當大的自主權，以維持國家的運轉。為(wei) 了防止地方官員建立地方政治集團，中央政府每隔幾年就會(hui) 將官員重新調配到不同的地方，這種做法一直延續至今。借助控製官員的“烏(wu) 紗帽”，中央政府對地方實現了有效控製。但權力的集中也帶來了問題。每個(ge) 官員都需要等待中央的命令，故這個(ge) 係統很容易趨於(yu) 僵化。通往權力中心的道路太過漫長，以至於(yu) 經過多輪甄選後，官員在各方麵都容易趨於(yu) 同質化。此外，盡管官員在晉升途中可以獲得培訓，從(cong) 而逐漸提升素質與(yu) 能力，但這種選拔製度可能會(hui) 錯過處於(yu) 在體(ti) 係之外的、能夠解決(jue) 某些燃眉之急的高素質人才。

儒家政治所麵臨(lin) 的最嚴(yan) 峻挑戰是中央政府缺乏問責製，後者是自由主義(yi) 民主的內(nei) 在構成部分。是否可以基於(yu) 儒家理論來建構問責製呢？筆者認為(wei) ，答案是肯定的。從(cong) 學理角度來看，現代儒家可以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支撐這個(ge) 肯定的答案。首先，儒家政治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仁”，因此，統治者（中央權威機關(guan) ）沒有理由不讓人民掌握對其政策進行最終評判的權利，因為(wei) 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wei) 對人民是有益的。其次，即便絕大多數統治者都是好的，人民也不能排除出現壞的統治者的概率，而統治者不能僅(jin) 憑口頭承諾就消除人民的疑慮。通過與(yu) 人民分享權力，統治者可以和人民實現相互的保證：人民確保統治者施行仁政，統治者則確保人民不會(hui) 推翻他。因此，現代形式的儒家政治，應該讓人民享有主權，實行問責製。

中國當代政治體(ti) 係的表現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成就斐然。實現這個(ge) 成績的一個(ge) 必要條件是，中共在政治上回歸以儒家政治為(wei) 核心的中國政治傳(chuan) 統。從(cong) 純粹的經濟學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成就沒有超出新古典經濟學給出的政策建議，如高儲(chu) 蓄、高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進步。然而，對於(yu) 一名政治經濟學者而言，更具魅力的問題是，為(wei) 什麽(me) 中國政府能夠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政策。在1978年前，階級鬥爭(zheng) 是中共的主要任務，這也是馬克思給出藥方，是建立無階級社會(hui) 的必要步驟。“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y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二十世紀初馬克思主義(yi) 傳(chuan) 播至中國的產(chan) 物，也是五四運動的產(chan) 物。在1978年以前，中共始終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國傳(chuan) 統，認為(wei) 它是反動和守舊的。1978年，鄧小平停止了階級鬥爭(zheng) ，依並以他作為(wei) 中國人的務實和敏銳的直覺，引領黨(dang) 在政治上重新回歸中國傳(chuan) 統。在他的領導下，黨(dang) 開啟了“中國化”轉向。其中，兩(liang) 項變革最為(wei) 重要。

第一個(ge) 變革是用中國務實主義(yi) 哲學取代馬克思主義(yi) 教條。中國沒有本土宗教，長久以來，世俗生活一直是中華文明的關(guan) 注焦點。自西周起，歡愉、愛、痛苦、苦難等情感，以及人們(men) 在現世生活中的經曆，就成為(wei) 中國詩歌、詞章和民謠的恒久主題。中國人因此成為(wei) 世界上最為(wei) 務實的民族。在今天的版本裏，中國務實主義(yi) 哲學具有兩(liang) 個(ge) 鮮明的特征。一個(ge) 是沒有永恒的真理，每一個(ge) 有關(guan) 於(yu) 真理的主張都必須由實踐來檢驗。如果沒有這種務實主義(yi) 哲學，中共就不可能進行任何與(yu) 蘇式馬克思主義(yi) 相背離的改革。另一個(ge) 特征是，手段的合法性可以用目的的合意性來得到合理的證明。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在這句話中，“老鼠”是中國的偉(wei) 大複興(xing) ，“貓”則是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的任何手段。例如，因為(wei) 市場比計劃更有效地分配資源，中國就應該采用市場機製，即便這是資本主義(yi) 製度的產(chan) 物。

另一大變革是重新將政治賢能主義(yi) 納入黨(dang) 內(nei) 。鄧小平製定了退休製度，為(wei) 年輕人在黨(dang) 內(nei) 的發展掃清了道路。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他提出了幹部四化標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zhuan) 業(ye) 化。趙紫陽的提拔就是一個(ge) 很好的案例，因為(wei) 帶頭進行農(nong) 村改革，他從(cong) 四川省委書(shu) 記被直接提拔為(wei) 總理。鄧小平之後，這種以政績為(wei) 基礎的選拔傳(chuan) 統被保留下來，被曆任黨(dang) 的中央領導沿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的前十年，官員晉升的重要指標則變成了當地經濟表現。

然而，理論層麵的變革要落後於(yu) 實踐。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黨(dang) 的領導人越來越意識到，僅(jin) 用馬克思主義(yi) 無法全麵描述黨(dang) 所采取的政策和經濟改革，因為(wei) ，很顯然，改革否定了諸如計劃經濟和全麵公有製等蘇式馬克思主義(yi) 教條。但在書(shu) 麵上，馬克思主義(yi) 仍舊是官方的正統意識形態，因為(wei) 這涉及黨(dang) 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問題。“三個(ge) 代表”是解決(jue) 黨(dang) 的實踐和理論之間差距的一個(ge) 成功的理論嚐試。黨(dang) 不僅(jin) 代表工人階級，也代表其他階層的人群。這樣一來，黨(dang) 就成為(wei) 一個(ge) 中性的中央權力機構，在政治上不再捍衛某些特定階層的利益。國際比較來看，這使中國避免了困擾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俘獲問題，在資源配置方麵減少偏向某些群體(ti) 的資源錯配，從(cong) 而有利於(yu) 長期經濟增長。這是中國經濟成就背後的政治經濟學本質。

國際上的主流話語將中國的政治-經濟體(ti) 係描述為(wei) 一個(ge) 封閉的、由國家掌控的體(ti) 係。實際上，將當代中國體(ti) 製視為(wei) 與(yu) 西方的自由市場和民主製度截然相反的一種製度，已經成為(wei) 西方的標準做法。但這是對中國體(ti) 製的一種過度簡化和誤讀。

首先，中共不是一個(ge) 封閉的政治實體(ti) 。它向所有相信、並有能力為(wei) 中國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做出貢獻的人開放。加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意味著要遵守黨(dang) 的紀律，這種成本使得黨(dang) 得以篩除機會(hui) 主義(yi) 者。在儒家政治中，黨(dang) 相當於(yu) 中央權威的角色，即黨(dang) 肩負著為(wei) 選拔官員的職責。各級官員都參與(yu) 到晉升錦標賽中。盡管無法排除家世背景和人際關(guan) 係的作用，但實證研究表明，績效是晉升選拔的關(guan) 鍵性因素。西方對中國政治體(ti) 係的“封閉”印象，很大程度是因為(wei) 西方是從(cong) 選舉(ju) 民主的視角來看待當代中國體(ti) 製 — 因為(wei) 沒有與(yu) 共產(chan) 黨(dang) 競爭(zheng) 的其他政黨(dang) ，所以中國的體(ti) 係就是封閉的。但中共並非西方意義(yi) 上的政黨(dang) ，它實際上是儒家政治裏的中央權威機關(guan) 。

其次，在經濟方麵，中國經濟並非由國有部門主導。中國經濟裏，私營部門的貢獻可以簡潔地概括為(wei) “56789“：私營部門貢獻了稅收的50%、GDP的60%、創新的70%、就業(ye) 的80%以及企業(ye) 數量的90%。中國經濟成功的關(guan) 鍵不是國家資本主義(yi) ，而是私營部門的擴張和增長。國家資本主義(yi) 本身也隻是個(ge) 迷思。盡管政府的確影響市場，但如果由此就認定中國政府控製著中國經濟中的一切，卻是很牽強的。嚴(yan) 肅的學者必須意識到，把中國的經濟模式等同於(yu) 國家資本主義(yi) ，很可能是某些人抹黑中國經濟成就的策略。

第三，在社會(hui) 方麵，黨(dang) 的控製也被誇大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存在審查製度，但中國的體(ti) 製與(yu) “1984”中的想象相距甚遠。以社會(hui) 信用體(ti) 係為(wei) 例。西方評論家把它視作中國實施數字專(zhuan) 製的證據，但這種觀點忽略了以下事實：欺詐對中國的商業(ye) 運作和民眾(zhong) 的日常生活構成了嚴(yan) 重威脅，而中國是一個(ge) 正在從(cong) 傳(chuan) 統熟人社會(hui) 向現代陌生人社會(hui) 轉變的國家，社會(hui) 規範尚在建設之中。社會(hui) 信用體(ti) 係旨在懲罰欺詐，獎勵誠信。它的確給誠信的人帶來了不便，但這可能是中國快速過渡到以規則為(wei) 基礎的現代社會(hui) 必須付出的代價(jia) 。

中國對抗新冠病毒的隔離措施也被西方評論家和媒體(ti) 視作是中國專(zhuan) 製主義(yi) 的證據，一些人甚至呼籲本國不采取隔離措施，因為(wei) 他們(men) 想避免步中國“專(zhuan) 製措施”的後塵。但是，這種判斷忽視了一個(ge) 事實，即東(dong) 亞(ya) 其他國家或地區同樣也施行了嚴(yan) 格的隔離措施，有些地方還為(wei) 了控製病毒傳(chuan) 播采取了電子追蹤措施。東(dong) 亞(ya) 國家（地區）可以做到這些，不是因為(wei) 它們(men) 和中國有著相同的製度，而是因為(wei) 它們(men) 和中國一樣，擁有相同的相信權威的集體(ti) 主義(yi) 文化。

在中國政治體(ti) 係中引入權力分割與(yu) 製衡

可以肯定的是，與(yu) 儒家政治相比，中國的政治體(ti) 係尚不完美。但這並不奇怪，因為(wei) 畢竟，當今世界的民主製度也沒有能夠達到其理想模式 — 自由主義(yi) 民主 — 所設定的標準。每種政治體(ti) 係都處於(yu) 走向完美的途中。

中國政治體(ti) 係與(yu) 儒家政治之間的最大差距是中央權威機關(guan) 缺乏問責製。為(wei) 了彌補這一缺憾，筆者的建議不是引入選舉(ju) 競爭(zheng) ，而是在現有政治體(ti) 係中引入製衡。國家治理的核心是分權與(yu) 製衡，這不是自由主義(yi) 民主所獨有的特征，任何理性的政體(ti) 都應該分割權力，因為(wei) 否則的話，在以複雜性為(wei) 標誌性特征的現代社會(hui) 中，我們(men) 就不可能實行理性的政治。不幸的是，權力分割和製衡雖然本身隻是一種國家治理技術，但在東(dong) 、西方都被加載了過多的意識形態重擔，以至於(yu) 對它們(men) 的討論都被框定在政治製度之內(nei) 。對於(yu) 西方人來說，中國的體(ti) 製下不可能有權力分割和製衡；對於(yu) 中國人來說，中國的體(ti) 製也不需要權力分割和製衡。

當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社會(hui) 上的唯一政治力量時，有可能在中國引入製衡嗎？在這方麵，北宋（960 – 1127年）宋太祖給後代立下的誓碑或許能提供一些啟示。史料顯示，宋太祖豎立了一塊題有誓言的秘密石碑，要求未來的皇帝“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shu) 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每個(ge) 新上任的皇帝都必須秘密地宣讀這個(ge) 誓言，北宋也真的沒有皇帝違背它（南宋也隻有宋高宗違背過）。因此，權力的自我約束或許可以帶來政治力量不對稱的群體(ti) 之間持久的協議，背後是對儒家學說的普遍認同與(yu) 信仰。中共致力於(yu)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這是全體(ti) 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ye) 。因此，前述關(guan) 於(yu) 儒家政治實行問責製和主權在民的兩(liang) 個(ge) 論點，也適用於(yu) 中國當前的政治體(ti) 製。

有很多原因導致中國沒有完全實行權力製衡，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對儒家政治是中國國家治理的理想原型這件事缺乏共識。中共還沒有準備好去完成其中國化的進程，而公眾(zhong) 又被西方民主敘事所支配。結果是，中國政治中充滿了雙重焦慮帶來的緊張 — 公眾(zhong) 、特別是知識分子，急切地希望中國過渡到民主製度，而正因為(wei) 此，中共對其權力的穩固產(chan) 生焦慮。言論審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這種焦慮才出現的。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應該帶頭打破這種焦慮，而完成中國化是其唯一的出路。馬克思主義(yi) 無法解釋1978年以來中共施行的改革和經濟政策，也無法與(yu) 中國普通民眾(zhong) 的世界觀相融合。如果承認儒家政治是中國治理的理想原型，中國的政治體(ti) 係就將擁有堅實的哲學基礎，而且也與(yu) 普通中國人的心理傾(qing) 向達到一致。除此之外，這樣做也將對中國與(yu) 西方打交道有很大的裨益。自由主義(yi) 蘊含著寶貴的人類價(jia) 值觀，但它並非沒有缺點，特別是在涉及個(ge) 人主義(yi) 和抽象平等的領域，更是如此，而這些領域已經成為(wei) 民粹主義(yi) 的溫床。儒家政治推崇賢能主義(yi) ，在這些領域可以成為(wei) 對抗民粹主義(yi) 的有力武器。此外，中庸思想孕育著和平相處的思想，而“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更是讓儒家在一定程度上接續上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所有這些，都支持中國的世界多元性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