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經濟學家姚洋：應該縮小民眾(zhong) 收入能力方麵的差距

作者：曾夢龍

來源：「晚點」2023年8月21日

6 月底，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一間會(hui) 議室裏，姚洋談起中國經濟當前麵臨(lin) 的挑戰。他認為(wei) ，因為(wei) 房地產(chan) 和地方政府對 GDP 增長的貢獻接近 40% ，但這兩(liang) 個(ge) 部門現在都在收縮，所以造成經濟不振。 

要想解決(jue) 問題，一是鬆綁房地產(chan) 。二是給地方政府發特別國債(zhai) ，比如 4、5 萬(wan) 億(yi) ，讓它們(men) 渡過難關(guan) 。“現在地方政府太難了，去年花了那麽(me) 多錢防疫，今年沒錢了，它們(men) 就挪用地方債(zhai) ，那投資就少了。短期內(nei) ，我們(men) 穩定住這個(ge) 需求。長期來說，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是關(guan) 鍵，但這個(ge) 調整恐怕需要一個(ge) 過程。” 姚洋說。

現年 59 歲的姚洋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博雅特聘教授。他是中國經濟學家中關(guan) 心個(ge) 人發展和社會(hui) 平等的一個(ge) 代表。回望他的思想曆程，既能看出時代環境和個(ge) 人成長之間的關(guan) 聯，也能幫助我們(men) 認識和思考現實，眺望中國未來的道路。

北大本碩畢業(ye) 後，姚洋在導師林毅夫幫助下申請出國讀博。可第一次申請沒有成功，他隻好回家，到西安電力機械製造公司（簡稱西電公司）工作，成為(wei) 企業(ye) 管理辦公室的一名普通職員。“在國營工廠裏工作，人浮於(yu) 事，沒啥事幹。” 姚洋陷入人生的最低穀。 

他給林毅夫寫(xie) 信傾(qing) 訴迷茫，林毅夫回信鼓勵他要堅持。1991 年，姚洋申請到了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農(nong) 業(ye) 經濟係博士項目的全額獎學金，得償(chang) 所願。

“因為(wei) 已經等了兩(liang) 年，如果再去不了，那我肯定就去深圳 ‘下海’ 了，也許變成企業(ye) 家裏的 ‘92 派’。” 姚洋笑著說。“92 派” 指 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官員、學者中間興(xing) 起的創業(ye) 浪潮，代表人物有陳東(dong) 升、郭廣昌、馮(feng) 侖(lun) 、潘石屹等。

1997 年，姚洋博士畢業(ye) 後回國，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任職。CCER 由林毅夫、張維迎、易綱（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海聞（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hui) 副主任、原副校長）等 6 位經濟學家在 1994 年創立。2008 年，CCER 擴展為(wei) 國家發展研究院（簡稱國發院），逐漸成為(wei) 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之一。2012 年，姚洋接替周其仁，擔任國發院院長至今。

姚洋介紹，國發院的 “根” 有兩(liang) 條線，一條是留美經濟學會(hui) ，易綱、 海聞都當過該會(hui) 主席；另一條是 1980 年代隸屬國務院農(nong) 村發展研究中心的發展研究所（簡稱發展所）和隸屬國家體(ti) 改委的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所（簡稱體(ti) 改所）。張維迎、宋國青在體(ti) 改所工作過，林毅夫、周其仁在發展所工作過。國務院農(nong) 村發展研究中心就是後人塑造為(wei) 傳(chuan) 奇的 “九號院”（地處北京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象征 1980 年代中國的改革氣質，精神領袖是中國農(nong) 村改革的重要推動者杜潤生。

這些曆史和人物淵源不僅(jin) 奠定了國發院的風格——用嚴(yan) 謹的學術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推動改革，也塑造了姚洋。他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成長，是 1980 年代北大學生的典型，關(guan) 心現實和中國進程，洋溢著理想主義(yi) 和啟蒙氣息。

他回憶在北大上過的厲以寧的經濟課；讀周其仁等人的調查報告，“心潮澎湃”；參加體(ti) 改所的講習(xi) 班和全國調研，寫(xie) 西電公司的國企改革報告還得了一等獎，獎勵是兩(liang) 卷本《辭海》，“一直留著”；在發展所寫(xie) 碩士論文，研究中國農(nong) 村的剩餘(yu) 勞動力問題；每個(ge) 月都要去北大 “三角地” 的書(shu) 店買(mai) 一本《讀書(shu) 》雜誌，而《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開啟了他知識的大門，羅大佑是他喜歡的歌手。

但當時對姚洋影響最大，引領他走向經濟學研究大門的，還是林毅夫。姚洋記得，1988 年 1 月 2 日，他和兩(liang) 位同學一起去西直門一個(ge) 招待所見剛來北京不久的林毅夫。林毅夫問他們(men) ：“如果你到新疆買(mai) 西瓜，販回北京來賣，你是買(mai) 當地最好的西瓜，還是買(mai) 次等的西瓜？” 那時，他們(men) 答不上來。

“這實質上是芝加哥大學價(jia) 格理論的經典問題。” 姚洋說。根據價(jia) 格理論，應該買(mai) 當地最好的西瓜。因為(wei) 運費固定，好西瓜、壞西瓜稱重一樣，好西瓜在北京能賣更高價(jia) 格，所以相對成本下降，利潤率也提高。

“這是一個(ge) 很簡單的邏輯，可以解釋普遍存在的現象，就是好東(dong) 西都會(hui) 賣到外地去。” 聽了 “販西瓜” 的故事後，姚洋被經濟學的魅力吸引，開始跟隨林毅夫學習(xi) 。

在威斯康星大學，姚洋的導師邁克爾·卡特（Michael Carter）一上課就講馬克思。這讓他感到吃驚和困惑，中國都轉向教西方經濟學，怎麽(me) 來美國反而學起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了？後來他才明白，威斯康星大學有著左翼傳(chuan) 統，是 1960 年代美國學生運動中最活躍的三所學校之一，那時東(dong) 有哈佛、西有伯克利、中間有威斯康星。更早前，製度經濟學家約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和學生開創美國勞工史研究，還直接參與(yu) 工人運動。

卡特研究拉美土地問題，同情革命運動。姚洋說，拉美社會(hui) 的土地占有極度不均，少數大莊園主和多數無地農(nong) 民形成鮮明反差。所以，許多拉美和研究拉美的知識分子都是左翼。從(cong) 課堂上，姚洋認識到了與(yu) 之前教科書(shu) 上理想市場經濟完全不同的圖景，現實中的市場有著諸多不完美之處，比如信息不對稱、市場失靈、市場缺陷。這讓他更加明白平等和社會(hui) 公正的價(jia) 值。

姚洋博士期間參與(yu) 了導師手裏一個(ge) 中國土地製度的研究項目，合作方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nong) 村部。“其實就是發展所，饒了半天又繞回來了。” 姚洋在這個(ge) 過程中，認識了劉守英，和對方一起做項目。劉守英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dang) 委書(shu) 記兼院長、中國土地問題專(zhuan) 家。

姚洋。圖片來源：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談及師友時，姚洋充滿溫情和敬意，但聊到現實和不滿之處，他語調升高、表達犀利。“我們(men) 很多所謂理論工作者，一頭栽到沙子裏頭，拿屁股對著現實，在沙子裏頭胡言亂(luan) 語，還覺得自己搞了一大堆理論，跟現實毫無關(guan) 係，自欺欺人。”

他認為(wei) ，經濟學者研究中國，就要把自己融入中國的曆史進程中，關(guan) 注中國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感受研究對象的苦樂(le) ，參與(yu) 公眾(zhong) 討論、政策討論、政策谘詢。這是把經濟學作為(wei) 一項 “誌業(ye) ”，而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謀生的 “職業(ye) ”。

姚洋覺得，自己的研究都和當時最重要的問題相關(guan) 。比如，他最開始研究農(nong) 村問題，而 1990 年代中國農(nong) 村發展是一個(ge) 巨大難題；1990 年代末，民營企業(ye) 發展和國有企業(ye) 改革變成最大問題，他轉向於(yu) 此；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中美貿易摩擦增加，他又轉到關(guan) 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推動中美民間對話。對話全稱是 “中美經濟二軌對話”，現在已經運行到第 13 年，中方代表團主席是秦曉（招商局集團、招商銀行原董事長），美方組織者是美中關(guan) 係全國委員會(hui) 。

1997 年留美回國以來，姚洋就開始寫(xie) 作麵向公眾(zhong) 的文章。比如文集《穿行於(yu) 現實和書(shu) 齋之間》收錄了一篇他 2006 年訪問印度兩(liang) 周後寫(xie) 的《印度隨想》。當時這篇隨筆發表後，姚洋收到的反饋意外地多。作家查建英是這個(ge) 印度研究項目的中方顧問，姚洋和她經常交流，兩(liang) 人因此成為(wei) 朋友。

最近 10 多年，由於(yu) “行政事務纏身”，他更多參與(yu) 討論政府政策，公眾(zhong) 寫(xie) 作少了許多，主要是演講和采訪。即便如此繁忙，他這兩(liang) 年還是出版了兩(liang) 本通俗讀物——《經濟的常識》和《經濟學的意義(yi) 》。

左：《經濟的常識》，姚洋 著，中信出版集團 2022 年 10 月版。右：《經濟學的意義(yi) 》，姚洋 著，機械工業(ye) 出版社 2023 年 4 月版。

在《經濟的常識》中，姚洋寫(xie) 道，自己的態度是說真話，“如果不能說真話，我情願閉嘴”。他反感人們(men) 說 “正確的廢話”，覺得 “說廢話的人多了，就會(hui) 遮蓋真問題”，而且 “造就一種虛情假意的社會(hui) 風氣”。

在《經濟學的意義(yi) 》裏，姚洋說他給自己的研究定了兩(liang) 個(ge)  “有用” 標準：一是對於(yu) 理解（甚或建設）中國有用，二是對於(yu) 經濟學科的進步有用。“經濟學家能夠做的，不是為(wei) 改造世界開藥方，而是對已經發生的經濟現象給出解釋，發現其中的因果關(guan) 係，並最終形成影響社會(hui) 的思想。”

“平等和社會(hui) 公正” 是貫穿他學術研究和公共表達的一條主線。他認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ya) ·森（Amartya Sen）的看法，意識形態可以指導一個(ge) 社會(hui) 科學研究者尋找合適的研究題目和切入點，但不能影響他的研究過程。

姚洋認為(wei) 我們(men) 必須要問：誰最自由？一個(ge) 非洲饑民和比爾·蓋茨一樣自由嗎？自由肯定包含一些 “你能做什麽(me) ” 這樣隱含的問題。由於(yu) 自然、家庭和社會(hui) 環境的影響，每個(ge) 人出生時在個(ge) 人稟賦和社會(hui) 資源方麵處於(yu) 不平等。而社會(hui) 應該創造一種讓每個(ge) 人都可以自由發揮自己能力的環境，縮小收入能力差距，讓人有向上打拚動力。

他說，要實現共同富裕，政府應該投資民眾(zhong) 的收入能力，為(wei)  “弱勢群體(ti) ” 提供更好的教育、醫療、社會(hui) 保障等。

農(nong) 村作為(wei) 思想源泉

姚洋 10 個(ge) 月大時，被父母送回江西新幹老家農(nong) 村，由二伯父、二伯母撫養(yang) 。8 歲時，他回到父母身邊，後在西電公司主管的廠礦子弟學校念書(shu) 。幼時在農(nong) 村生活的經曆，以及每隔幾年回村的見聞，給姚洋留下烙印。這讓他深知很多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差，需要基本的公平，農(nong) 村也成為(wei) 他思考和研究許多問題的源泉。

從(cong) 碩士、博士到最初工作那幾年，姚洋關(guan) 注的都是中國農(nong) 村經濟，尤其是土地製度。他的一個(ge) 重要發現是農(nong) 村土地具有社會(hui) 保障功能。起初，姚洋和許多經濟學家的想法相同，認為(wei) 農(nong) 村土地應該私有化。但結合自己的農(nong) 村經曆思考後，他意識到土地立即私有化恐怕不行，因為(wei) 土地可以給農(nong) 民 “兜底”，維持基本生活，提供社會(hui) 保障。

比如，1997 年中國受亞(ya) 洲金融危機影響，40% 外出打工的人回到農(nong) 村生活，社會(hui) 安穩過渡。那時他覺得，在社會(hui) 保障製度沒有完善時，應該堅持土地集體(ti) 所有製。當然，現在因為(wei) 農(nong) 村社會(hui) 保障製度有了好轉，土地的社會(hui) 保障功能變得很弱，所以姚洋認為(wei) ，農(nong) 村土地 “三權分置”（指土地集體(ti) 所有權、農(nong) 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分置並行）的意義(yi) 已經不大了。

最近這些年，姚洋依舊關(guan) 心農(nong) 村問題，但從(cong) 土地製度延伸到更加廣義(yi) 的製度——政治和經濟層麵的互動，特別是農(nong) 村選舉(ju) 。他說，近 10 多年來，自己發表的最好兩(liang) 篇文章都是關(guan) 於(yu) 農(nong) 村選舉(ju) 。

姚洋認為(wei) ，小農(nong) 體(ti) 係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中國農(nong) 村的基本特征。因此，單純依靠農(nong) 業(ye) 不可能讓農(nong) 民富裕起來，把農(nong) 民變成非農(nong) 民是解決(jue)  “三農(nong) ” 問題的根本出路。而農(nong) 村本身應該走 “低度發展、高度和諧” 的道路。

他解釋道，低度發展就是不要指望農(nong) 民可以靠農(nong) 業(ye) 發財，也不要指望像 1980 年代那樣鄉(xiang) 鎮企業(ye) 遍地開花；高度和諧就是要把農(nong) 村建設成適於(yu) 居住的場所，讓農(nong) 民過上體(ti) 麵的生活，讓鄉(xiang) 村在民主的框架下完成再組織的過程。

“我的研究表明，民主和傳(chuan) 統資源（如宗族）之間存在相輔相成的關(guan) 係——傳(chuan) 統資源發達的地方，村莊民主在治理方麵的效果就更好；但是，沒有民主，傳(chuan) 統資源再發達，村莊治理也不如意。究其原因，是因為(wei) 民主給村幹部提供了為(wei) 老百姓辦事的激勵；而傳(chuan) 統資源給予村幹部更多權威，降低了集體(ti) 行動成本。所以，民主可以成為(wei) 聯係國家和傳(chuan) 統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紐帶，可以成為(wei) 中國農(nong) 村新文化產(chan) 生的契機。”

姚洋寫(xie) 過幾篇農(nong) 村隨筆，如《回鄉(xiang) 三日》《在祖父遺像前》《消失的小鎮》。這是他為(wei) 數不多袒露內(nei) 心情感的文字。從(cong) 這些隨筆中，也能發現他思想的線索。

比如《在祖父遺像前》寫(xie) 他的三祖父姚有光。雖然父親(qin) 是清末秀才，但姚有光接受了現代教育，在 1920 年代受革命思潮影響，加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和多次發動農(nong) 民群眾(zhong) 運動，參加過 “南昌起義(yi) ” 等。1927 年，21 歲的姚有光被國民黨(dang) 逮捕後槍殺。

姚洋站在家鄉(xiang) 老屋的中堂上，看著三祖父的遺像，“像中的祖父有著家族男性典型的鵝卵石臉型，清廋、單眼皮、高鼻梁”，“留著當時流行的中分短發，著一件得體(ti) 的中山裝，臉上帶著不屬於(yu) 他那個(ge) 年齡的矜持”。姚洋思索著 21 歲成為(wei) 烈士的三祖父的生命意義(yi) ：“他的犧牲值得嗎？他的追求實現了嗎？如果看到今天的中國，他會(hui) 作何感想？這是他理想中的中國嗎？”

《回鄉(xiang) 三日》主要寫(xie) 撫養(yang) 他長大的二伯母，以及農(nong) 村現狀。當時，二伯父已經去世，二伯母 76 歲了，兩(liang) 人沒有子女，姚洋決(jue) 定送二伯母去養(yang) 老院。但不到兩(liang) 個(ge) 月，二伯母說住在養(yang) 老院裏不習(xi) 慣，飯不好吃，身上長了疙瘩，要回家。姚洋知道，除了不適應，二伯母更大的問題是孤獨，所以讓親(qin) 戚把她送回去了。

當時姚洋還發現，由於(yu) 豬圈的汙水橫流，整個(ge) 村莊彌漫著臭味，但村民不願花錢修暗溝。對比小時候印象中暢通的汙水渠，姚洋認為(wei) ，這是鄉(xiang) 村無組織化的後果。過去，鄉(xiang) 村的公共事務由宗族來協調。人民公社時期，宗族關(guan) 係損失殆盡，但是，強有力的生產(chan) 隊體(ti) 製起到替代作用。現在，生產(chan) 隊不再有力，社會(hui) 網絡和組織瓦解，村莊的公共精神也就喪(sang) 失。

而且，“村莊無組織化的後果不僅(jin) 僅(jin) 是公共工程無法進行，明顯侵占公共利益的行為(wei) 也無法得到製止。一戶人家不僅(jin) 在湖邊空地上建了一幢三層樓房，而且還在旁邊建了一座沼氣池，它的基座已經伸到湖裏去了”。

2016 年，姚洋回鄉(xiang) 給二伯母慶祝 90 大壽，縣裏幹部非要跟著他去。結果一去，幹部震驚了，發現村莊非常破敗，泥巴路上汙水橫流，很多破房子倒了許久。幹部當場表示，姚教授，我給你爭(zheng) 取 “新農(nong) 村建設” 的錢。

姚洋與(yu) 二伯母及其他親(qin) 屬在三祖父姚有光烈士故居前。圖片來源：受訪者。

第二年，鄉(xiang) 裏派推土機推光了破房子，村民們(men) 開始蓋新房。家族議事廳也被重修，修好後，鄉(xiang) 裏請了舞蹈隊表演、唱流行歌。姚洋收到他們(men) 寄的錄像，“哭笑不得”。

“我在外麵給我們(men) 那個(ge) 村子做的唯一好處，就是把路給修了，把路燈給立起來了。” 姚洋說。他最近一次回鄉(xiang) 是在兩(liang) 年前，發現村子更衰敗了，大家都在慢慢建房子，但由於(yu) 人口下降，很多房子也不建了。

中國經濟成功之謎

1978 年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但不少西方經濟學家無法理解，常常懷疑中國經濟能走多遠，每隔一段時間就有類似 “中國經濟崩潰論” 的聲音出現。因此，解釋中國經濟為(wei) 什麽(me) 成功變成一個(ge) 謎題。“誰能解釋中國經濟的發展奇跡，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獎”，幾乎成為(wei) 學界共識。

姚洋稱，現在國際經濟學界最火的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人，提出包容性製度和攫取型製度來解釋國家的增長和停滯。按照他們(men) 的分類，中國屬於(yu) 攫取型製度，可這顯然無法解釋中國經濟的高速趕超。中國學者需要從(cong) 正麵構建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理論，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理論。

他自己也在做這個(ge) 工作。比如，姚洋和學生研究過中國法治和經濟增長的問題：中國的法治弱，可為(wei) 什麽(me) 中國的經濟還能運轉起來？他們(men) 的解釋是，中國金融發展是不完整的，國有企業(ye) 可以輕鬆拿到貸款，但私有企業(ye) 要有很多抵押物才能拿到貸款。國有企業(ye) 拿到貸款之後，很多錢又進入灰色地帶，如後來出現的影子銀行，轉貸給了民營企業(ye) 。法治弱，反而有利於(yu) 國有企業(ye) 把貸款轉貸給民營企業(ye) 。

再比如，通常認為(wei) ，腐敗不利於(yu) 經濟增長，但中國在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之前的一段時間裏腐敗比較突出，為(wei) 什麽(me) 這樣的腐敗沒有阻礙經濟增長？

姚洋認為(wei) ，這就要找到 “盡管中國存在腐敗，但仍然能夠刺激官員發展經濟” 的因素。他覺得對官員的正向選拔是一個(ge) 重要原因。官員把本地經濟搞上去了，就可能獲得提拔，所以，盡管某些官員收受賄賂，但他們(men) 也想升遷，就會(hui) 去發展經濟。

他和合作者還研究官員的人力資本，探索他們(men) 的能力如何形成，又如何影響升遷。姚洋稱，中國的官員晉升經驗告訴我們(men) ，製度不光要管住官員，還要能激勵官員做正確的事情，給他們(men) 正向激勵。中國的官員選拔體(ti) 製具備選賢任能的特征，他稱為(wei) “賢能體(ti) 製”。

“中性政府” 是姚洋解釋中國經濟增長最具爭(zheng) 議性的概念。姚洋稱，中性政府在分配資源時不被少數利益左右，而是更多地考慮資源利用效果，因此它更可能把精力放在長期經濟增長，推動改革。

但任何模式都非完美，經濟奇跡也催生了新的社會(hui) 現實，包括貧富差距擴大、社會(hui) 流動減弱、強勢集團形成等。

最近幾年，由於(yu) 世界局勢變化，姚洋想發展出一套對應理論，開始對儒家政治哲學產(chan) 生興(xing) 趣，疫情期間和合作者一起寫(xie) 了一本待出版的專(zhuan) 著《良治：儒家文化的啟示》。

他談起前段時間在《孔子研究》上發表的文章《儒家與(yu) 共同富裕》：“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個(ge) 社會(hui) 不能太不平均了，這是宏觀理想。但在微觀層麵，孔子又很現實，不排斥財富，說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意思是如果能讓我富裕，趕馬車我也幹。”

“孔子在宏觀和微觀上是矛盾的，現代人要化解這個(ge) 矛盾，我提出，我們(men) 要講平等、自由，怎麽(me) 講平等、自由？那政府應該投資民眾(zhong) 的收入能力，如教育、培訓、救助等，縮小民眾(zhong) 收入能力方麵的差距。”

姚洋提及的 “能力” 概念源自他最喜歡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ya) ·森。他曾解釋，所謂個(ge) 人的 “能力”，指的是一個(ge) 人從(cong) 事有意義(yi) 活動所必不可少的功能組合，如知識、健康、基本收入等。具備 “基本能力” 是一個(ge) 人實現自我價(jia) 值和貢獻社會(hui) 的基礎，它不要求事事平等，隻要求國家為(wei) 個(ge) 人提供攀登社會(hui) 階梯的條件。

阿馬蒂亞(ya) ·森，1933 年生於(yu) 印度，1998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關(guan) 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難的人們(men) ，被譽為(wei) “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窮人的經濟學家”。森對學術的貢獻表現在五個(ge) 領域：社會(hui) 選擇理論、個(ge) 人自由與(yu) 帕累托最優(you) 的關(guan) 係、福利和貧困指數衡量、饑荒問題與(yu) 權利分配不均的關(guan) 係以及道德哲學問題。圖片來源：Wikipedia。

而且，並非所有人都需要國家提供這些能力，那些家庭背景好、自我條件高或是運氣好的人，不需要國家幫助，而那些家庭背景差、自我條件低或運氣不好的人卻需要。“如果我們(men) 把我們(men) 的公正理論定位在以個(ge) 體(ti) 發展為(wei) 目標的基礎之上，國家就必須照顧到第二類人的要求。”

入世與(yu) 旁觀的張力

姚洋和阿馬蒂亞(ya) ·森一樣，從(cong) 不避諱自己的意識形態和現實關(guan) 懷，但也明確了邊界，意識形態不能影響研究過程，現實關(guan) 懷不能讓自己完全介入社會(hui) 。有時，這種學者紀律顯得 “冷酷”。

比如，1999 年，姚洋到廣東(dong) 東(dong) 莞一個(ge) 村莊調查外來移民。村裏有許多外資工廠，打工者幾乎都來自內(nei) 地省份。一天，他在一個(ge) 工廠裏召集工人填調查表，來的工人大部分是十幾歲的女工，許多人小學都沒有讀完，根本無法填寫(xie) ，隻能讓他人代勞。但他發現，其中一個(ge) 女孩填表速度極快，原來是讀完高二，但因家裏沒錢而輟學。填完表之後，女工向姚洋訴說起自己的遭遇。

女工家在河南，喜歡唱歌，唱得很好，父親(qin) 讓她輟學，因為(wei) 家裏沒有錢供養(yang) 她。沒有辦法，她在一年前帶著 200 元和朋友一起來廣東(dong) 打工。她說著便對姚洋哭了起來：“我就是想上學，想唱歌。你幫幫我吧！”

“除了心痛，我能幫她什麽(me) 呢？領班過來大聲地嗬斥她，要她回去幹活，她隻好抹著淚去了。我無法忘記她轉身看我的眼神，那是一種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而稻草又迅速斷掉的絕望。” 姚洋回憶。

姚洋覺得，盡管心中有正義(yi) 衝(chong) 動和經世濟民抱負，但作為(wei) 學者，還是應該做社會(hui) 的旁觀者，因為(wei) 社會(hui) 分工要求學者公正、冷靜和深入分析社會(hui) 。不過，重視旁觀和分析並不代表虛偽(wei) 的價(jia) 值中立，他認為(wei) 值得警醒的是，經濟學界一些人濫用經濟理性，忽視社會(hui) 的其他價(jia) 值。

他舉(ju) 了一個(ge) 例子，比如江西發生巨大的鞭炮廠爆炸事件，可死難工人的家屬卻勸政府要繼續允許辦鞭炮廠。於(yu) 是，有人就會(hui) 說，工人是理性的。言下之意，鞭炮廠惡劣的作業(ye) 環境並不需要改變。但是，對工人來說，他們(men) 隻有兩(liang) 種選擇，一種是在家裏等著沒飯吃，另一種是到危險的鞭炮廠工作。在前一種選擇下，他們(men) 可能隻能等著餓死，在後一種選擇下，他們(men) 還有活下去的希望。兩(liang) 相權衡，選擇後者當然理性。

“然而，我們(men) 應該看到的是，工人的選擇實際上是在沒有選擇下的 ‘選擇’，這種選擇是理性的，但導致這種選擇的外在製度安排及其實施過程卻是不人道的”，姚洋論述道，“人不是隻會(hui) 搬運牛糞的屎殼郎，經濟追求隻是他所有追求的一部分。一個(ge) 社會(hui) 的製度安排必須認同這一點，保護和鼓勵人崇高的一麵，而不應該把公民降低為(wei) 在極低水平上為(wei) 生存而奔波的昆蟲”。

在入世與(yu) 旁觀的張力之間，姚洋表達了對很多現實問題的看法。“平等和社會(hui) 公正” 是他的價(jia) 值關(guan) 懷，但和一些左派不同，姚洋畢竟是位經濟學家，有著自由主義(yi) 底色。他對平等的追求要符合 “帕累托改進”，即在不傷(shang) 害任何人利益的情況下，至少可以增進一個(ge) 人的福利。也就是說，如果在不傷(shang) 害效率的情況下，還可以增進平等，那我們(men) 就應該去做。

比如姚洋稱，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在學人數與(yu) 適齡人口之比）都達到 60% 了，但同時還有很多農(nong) 村孩子連初中都沒讀完。以他最近看到的 1995 年出生的人接受教育的數據為(wei) 例，其中 40% 有大學文憑，40% 隻有初中或以下文憑（絕大多數在農(nong) 村），20% 是高中文憑。如果政府能增加對農(nong) 村地區的教育投入，提高農(nong) 村孩子的受教育年限，那就不僅(jin) 能促進平等，還可以提升效率。

因為(wei) 經過測算，平均而言，從(cong) 小學到大學，多增加一年教育，受教育者的收入每年提高 10%，而且大學階段提高得更快。目前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 GDP 的比例約 4%，相比經合組織（OECD）國家平均 4.9% 的水平，有較大提升空間。如果政府增加 1 萬(wan) 億(yi) 投入，主要用在農(nong) 村地區教育，相當於(yu) 整個(ge) 教育支出增加 20% 以上，“會(hui) 產(chan) 生多大增益效果可想而知”。

他還有兩(liang) 項具體(ti) 改革建議。一是改革大學收費製度。因為(wei)  20 多年來，北大等重點本科院校的學費都是一年 5000 元左右，但 “三本” 院校的學費則是一年幾萬(wan) ，姚洋甚至看到有 8 萬(wan) 一年的學校，而這些學校又有許多農(nong) 村孩子就讀。

“這對農(nong) 村孩子是雙倍打擊，教育資源本來就不好，好不容易考上大學，還要交更多學費。” 所以他建議北大等學校提高收費，相應地，政府減少對它們(men) 的撥款，轉移到 “二本”、“三本” 學校，從(cong) 而拉平一點教育差距。

另一項是取消 “中考分流”，采取 10 年一貫製的 “職普融通” 教育，注重通識性，融入技術課程等。“中考分流” 指中考過後，學生上不了普高，就隻能上職高。在過去一些年，這種分離甚至是強製的，而且要保證 “五五分流” 的比例。

姚洋稱，現在職高裏 75% 的孩子都來自農(nong) 村。“中考分流” 使得職業(ye) 教育某種意義(yi) 上成為(wei) 階層分化的工具。過早或強製分流使得一個(ge) 孩子未來的人生道路，大概率被鎖定在社會(hui) 底層，沒有條件自由發揮自己的能力。

他說，他們(men) 團隊已經在兩(liang) 個(ge) 城市做了比較深入的調研，發現中國的職業(ye) 教育有很多問題。一是現在職業(ye) 教育教的技能很多在作廢。尤其因為(wei)  AI 自動化後，很多技能不再被需要；二是即使上了職高，絕大多數學生還想上大學，那職高教育的目標是什麽(me) ？“我們(men) 應該培養(yang) 有創造力的人才，而不是去流水線上工作的人才，否則你教了半天都被 AI 給替代掉了。”

姚洋認為(wei) ，我們(men) 應該回歸教育的本源——培養(yang) 完整的人，而不是讓孩子蠅營狗苟，為(wei) 眼前刷題所束縛。他建議從(cong) 小學就開始 “職普融通”，讓孩子們(men) 循序漸進地接觸現代技術，多問為(wei) 什麽(me) ，培養(yang) 創造力，“這才是中國的未來”。

講述中國農(nong) 村進城打工者故事的紀錄片《歸途列車》劇照。

除了教育，姚洋還關(guan) 心社會(hui) 保障，這也是 “基本能力” 的要素。比如他建議中國設立 “菜單式社保計劃”，民眾(zhong) 要有最基本的社保，往上自己決(jue) 定，不要 “一刀切”。因為(wei) 社保 “一刀切” 後，好多企業(ye) 負擔不起，就不給員工上了。“我們(men) 到 2035 年要全麵實現現代化，全麵實現現代化肯定要醫保、社保全覆蓋。”

與(yu) 社保相關(guan) ，中國未來麵臨(lin) 少子化、老齡化的挑戰。姚洋擔心，2035 年之後，可能全國養(yang) 老金都將虧(kui) 空。他建議國企股份劃撥社保基金，“國有企業(ye) 是全體(ti) 老百姓擁有，劃轉社保，水到渠成”。

還有住房問題。他認為(wei) 很多地方政府搞保障性租房的方向是對的，但方法要改進，得靠市場。“保租房是政府去做，但政府一做，就會(hui) 出事。比如上海搞的 ‘租售同權’，我在這租，子女可以在這兒(er) 上學，房子又是精裝修，拎包入住，兩(liang) 室一廳的房租七八千，比較便宜。這麽(me) 一整，大家要搶，搶完之後肯定會(hui) 出現二房東(dong) ，或者租房公司，最後要搖號之類。”

他建議從(cong) 源頭開始，讓開發商自己幹。政府給開發商設定土地指標，得拿出多少麵積出租，比如 1/4 必須建長租房。房子也可以分等，房租有多少層次，比方說房租低的建有公用廚房、廁所的筒子樓，在中央商務區建好點的房子。

“平等和社會(hui) 公正” 之外，姚洋同樣關(guan) 心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恰當角色。比如過去幾年，政府投入芯片研發的很多資金都打了水漂。

“搞大規模的產(chan) 業(ye) 政策，而且從(cong) 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一起搞，腐敗難以避免。創新，還是應該讓私人部門來做。國內(nei) 不知道為(wei) 什麽(me) 有一個(ge) 深深誤解，覺得民營企業(ye) 家沒有長期主義(yi) 。絕大多數企業(ye) 能活過今天就不錯了。所謂長期主義(yi) ，很少。但中國也有很多企業(ye) 家在投資未來，隻不過沒被看到而已。他們(men) 好幾千萬(wan) 、好幾億(yi) 投進去，沒看回報，也看不見回報。” 姚洋說。

政府和企業(ye) 的關(guan) 係還涉及國際格局。姚洋在《經濟的常識》裏寫(xie) 道：“今天的世界已經很難容忍 19 世紀那樣的重商主義(yi) 或國家資本主義(yi) ，中國一定要主動地警惕這一點。不要以為(wei) 自己製定的隻是中國國內(nei) 的政策，很多政策都是有世界含義(yi) 的。國際上隻要看到中國政府還在幹預產(chan) 業(ye) 和企業(ye) ，就會(hui) 擔心甚至害怕中國的不公平競爭(zheng) ，就會(hui) 懷疑企業(ye) 的背後有政府。”

他說：“從(cong) 學界到政府部門，還有很多人相信國家資本主義(yi) ，覺得搞國家資本主義(yi) ，力量大，見效快。這在理論上站不住腳，現實也給予否定。中國過去 45 年，改革開放取得那麽(me) 偉(wei) 大的成就，是搞國家資本主義(yi) 搞的嗎？顯然不是，是因為(wei) 我們(men) 接受市場、開放，調動大家積極性，才走到今天。”

對於(yu) 中國未來的道路，他堅持 10 年前的看法——大概隻有兩(liang) 條路可走，一條是更多民主化，另一條是給予法律更多權威。“一個(ge) 社會(hui) 沒有基本的法治，就不可能給老百姓穩定預期，特別是企業(ye) 家。企業(ye) 家不需要什麽(me) 特殊待遇，我們(men) 應該把所有事情都置於(yu) 法治框架。”

“另一方麵，我們(men) 要有更多民主機製，比如最終解決(jue) 地方債(zhai) 務問題，就要把地方所有債(zhai) 務，包括所有國有企業(ye) 債(zhai) 務，統統納入預算和決(jue) 算。這樣地方人大就要起監督作用，慢慢治住債(zhai) 務。這是民主化進程。” 姚洋說。

本文參考了《穿行於(yu) 現實和書(shu) 齋之間》《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yi) 》《經濟的常識》《經濟學的意義(yi) 》等資料。

題圖：姚洋，來源：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