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禮法”與(yu) “禮法之治”

作者：俞榮根（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孔子文化》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二十日甲寅

          耶穌2020年7月10日

（俞榮根：《儒家法思想通論》，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版）

退休賦閑，抗疫宅家，習(xi) 慣使然，偏愛曾經的老本行，又捉摸起清人“刑為(wei) 盛世所不能廢，亦為(wei) 盛世所不尚”的話。那是乾隆年間編的《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中的，針對的是大名鼎鼎的《唐律疏議》。

細品其味，覺得在古賢心中，唐律不過是“刑”而已，按今天的法律分類，屬“刑事法典”，“盛世”不能廢“刑”，又不崇尚“刑治”。那麽(me) ，所“尚”者何？

晚清國衰，改法製以圖強，於(yu) 是學東(dong) 洋，師西洋。東(dong) 洋的淺井虎夫著《中國法典編纂沿革史》，寫(xie) 道：中國古代法“皆公法典之屬，而私法典乃無一焉”。另一位研究中國法律史“之父”的中田薰教授認為(wei) ，中國古代就是“律令法”。“律令”都屬“公法”，“律”，便是“刑律”。

請來的西洋先生也不看好我們(men) 的法律“國貨”。英國人梅因的《古代法》，是法學名著，風靡歐亞(ya) 。據說他得出一個(ge) “定律”：一個(ge) 國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較就能知道。大凡半開化的國家，民法少而刑法多；進化的國家，民法多而刑法少。

前幾年有敢於(yu) 較真的學者撰文說，《古代法》中沒有這樣的文字，那是誤解誤傳(chuan) 。問題是，這誤解誤傳(chuan) 得太久了，加之它與(yu) 東(dong) 洋先生所見高度一致，三人市虎，弄得不少人信此為(wei) 真，埋怨自己祖上法製“不文明”“落後”。

我們(men) 從(cong) 東(dong) 洋西洋學到不少好東(dong) 西，發展了自己。但就事論事，這“重刑”一條，怕是被洋先生們(men) 帶進溝裏了。

若按照洋先生們(men) 的說法，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竟是靠“刑治”維係過來的。借用一句網絡語言：用腳趾頭都可以判它不成立。

帝製時代靠“刑治”維穩的朝代是有，最典型的便是秦王朝。“焚書(shu) 坑儒”“賦役三十倍於(yu) 古”，以為(wei) “重刑輕罪”，可以“以刑去刑”。結果，“坑灰未冷山東(dong) 亂(luan) ”，弄得個(ge) 二世而亡。刑“為(wei) 盛世所不尚”，正是“秦鑒”之真諦。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有幸負笈燕園。雖然那裏曾有“第一張大字報”，運動得沒讓我們(men) 多讀幾句書(shu) ，但耳濡目染還是有的。

京師大學堂改建為(wei) 北京大學後，第一位開設“中國法製史”課程的陳漢章先生，是被章太炎、黃侃、顧頡剛、範文瀾等讚譽的一代“魁儒”。

（陳漢章）

老先生嚴(yan) 斥上述種種觀點是閉著眼晴說瞎話：“近今法學家遂謂中國古代法律公法、私法不明，民事、刑事無別。此眯目而道黑白者也。”他指出，古代法之要旨在“禮”。

其後接這門課程教鞭的，先有歸自東(dong) 洋的辛亥誌士康寶忠先生，繼為(wei) 留學西洋、堪與(yu) 嚴(yan) 複等比肩的翻譯大家馮(feng) 承鈞先生。奇就奇在，他們(men) 都認定“吾國昔日之法”是“禮”。

“禮”中求法，可謂識其三味。那麽(me) ，其法之形態若何？

“三代”之時，夏有“夏禮”“禹刑”；商有“殷禮”“湯刑”；周有“周禮”“九刑”。那是一個(ge) “禮—刑”結構體(ti) 製，其特點是禮外無法，法在禮中，出禮入刑。

春秋戰國，禮樂(le) 崩壞，“刑”掙脫“禮”而一端獨大，造極於(yu) 嬴秦，形成“獨任刑罰”的秦製。這也是“律令法”發軔時期。

漢承秦製，又在法製領域向“禮”回歸。魏晉便有了“引禮入法”的刑律典，至陏唐而大備。史稱《唐律疏議》“一準乎禮”。這便是我們(men) 中國法律史教科書(shu) 中講的“禮法結合”“禮法合治”。這裏的“法”，隻是“律”，即刑事法典。“律”便是“律令法”的主體(ti) 。

漢代向“禮”回歸，除了“引禮入法（律）”，還有“律外之禮”這個(ge) 更重要的麵向。它又分走兩(liang) 條路徑，一是廟堂“禮典”，一是民間禮俗習(xi) 慣法。兩(liang) 者都是“律令法”無法包容的。

帝製時代的第一部“禮典”製定於(yu) 西晉，取名《新禮》，與(yu) 刑法典《泰始律》一起頒行於(yu) 泰始年間，標誌著“禮—律”結構的新型法律體(ti) 製形成。進至唐代，《永徽律疏》和《大唐開元禮》雙璧同輝，“禮—律”體(ti) 製由是定鼎，成為(wei) 宋、明、清“禮典”“律典”之圭臬，其特點是以禮率律，律外有禮，禮律互輔。

古代社會(hui) 的維係，僅(jin) 靠“禮典”和“律典”自上至下的“禮治”和“刑治”是遠遠不夠的，在相當程度上得助於(yu) “鄉(xiang) 治”“村治”“寨治”“族治”“家治”“會(hui) （行會(hui) ）治”等方式的民間“自治”。

1925年，梁啟超用他那枝生花妙筆，深情回顧其家鄉(xiang) 茶坑村的“鄉(xiang) 治”實況。

茶坑是梁氏聚居之地，自治機關(guan) 名曰“疊繩堂”，由年高德劭者組成，享有鄉(xiang) 治最高權力。其運作經費來自“嚐田”的租金，支出主要用於(yu) 祠堂祭祀、先祖墳墓拜埽、辦“鄉(xiang) 團”負責治安、浚治淤塞河道、辦有三四所蒙學等。

（新會(hui) 茶坑村）

“疊繩堂”會(hui) 議處理最多的事項為(wei) “紛爭(zheng) 之調解或裁判”。他考察後的結論是：“此種鄉(xiang) 自治，除納錢糧外，幾與(yu) 地方官全無交涉（訟獄極少）。”

古代社會(hui) 的“自治”受“禮—律”體(ti) 製保障，主要依據於(yu) 禮俗習(xi) 慣法。正是這些禮俗習(xi) 慣法，使禮義(yi) 紮根於(yu) 社會(hui) 土壤，滲入百姓心田，成為(wei) 一種信仰，成為(wei) 一種生活的常理、常情、常識，並一代代口耳相傳(chuan) ，在生活中反複訓練。

人的社會(hui) 化就是禮俗化。人們(men) 都能清楚地知道，依據自己的身份、年齡、性別，應該怎樣視聽言動，也都能預計得到自己行為(wei) 後果。這是一種在空間上全覆蓋、在時間上全充盈的規範群，一種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無法之法”。

以家法族規為(wei) 例，費成康在撰寫(xie) 《中國的家法族規》的時候，僅(jin) 僅(jin) 過目的家法族規就有“上萬(wan) 種”之多。再以契約為(wei) 例，據學者“保守的估計”，截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為(wei) 止，僅(jin) 中外學術機關(guan) 搜集入藏的明清契約文書(shu) 的總和，“在1000萬(wan) 件以上”。

中國古代的民事關(guan) 係基本上賴有這樣的“無法之法”加以規範和調整，以至於(yu) 不論朝代如何更替，民間物和債(zhai) 的關(guan) 係、婚喪(sang) 嫁娶和祖宗血脈、財產(chan) 的承繼關(guan) 係得以維係而不敗亂(luan) 。

這種由禮典、律典、禮俗習(xi) 慣法組成的古代法律體(ti) 係，以什麽(me) 詞語表述最為(wei) 妥貼？先儒早有定論，名曰“禮法”。

《荀子》書(shu) 中，“禮法”一詞出現四次。荀子是將優(you) 良的“治法”稱之為(wei) “禮法”的第一人。

近代學者蔣楷，重光“禮法”詞義(yi) 。1911年前後，他在青島為(wei) 法政科學生講課時指出：“西法，法法也；中律，禮法也。”

學界譽之為(wei) 亞(ya) 裏士多德著作翻譯“第一人”的吳壽彭先生，在翻譯亞(ya) 裏士多德《政治學》的時候認定，諾謨（nomos）這個(ge) 名詞包括了“‘法律’‘製度’‘禮儀(yi) ’和‘習(xi) 俗’四項內(nei) 容”，而在中國經典時代，能與(yu) 之對應的，便是“‘禮法’這類字樣”。

（亞(ya) 曆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shu) 館1997年版）

所謂“禮法”，並非將“禮”“法”視為(wei) 兩(liang) 個(ge) 實體(ti) 的“禮+法”“禮與(yu) 法”“禮率法”，也非“引禮入法”“禮法合一”“禮法結合”之“禮”之“法”。

它是一個(ge) 雙音節詞匯，一個(ge) 法律概念，一個(ge) 法哲學範疇。古代中國，欲有所作為(wei) 者，所“尚”非“刑”，非“刑治”，而是“禮法”，是據“禮法”之“禮法之治”。唯“禮法之治”，而成就“禮義(yi) 之邦”。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日之中國，早已遠辭農(nong) 耕模式，聚族而居的鄉(xiang) 村、宗族“自治”亦一去不可複製。

追溯古代社會(hui) 的“禮治之治”，並非發思古之幽情，“維新”的前提還是得追尋“舊邦”固有法文化之“自我”，破譯中華法係和古代中國“禮法之治”曆四千年不衰的遺傳(chuan) 密碼，擷取其中之治國理政智慧，開出“禮法之治”新境界。

揆諸今日，在日益完善的當代法律體(ti) 係中，厘定國家一代“禮典”，延續和發展中華禮製與(yu) 禮儀(yi) ，當在時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