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基於(yu) 相論視角,區分了人類知識體(ti) 係中幾種對現象的代表性理解,並分別從(cong) 熊十力、海德格爾兩(liang) 條線索追問出德性易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進而通過《周易》卦序的詮解揭示出易象學的基本內(nei) 涵,以及易象學對傳(chuan) 統中國學術的奠基意義(yi) 。論文最後從(cong) 易象學角度初步探討了時間的意義(yi) 以及曆史本身的先天結構,並對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曆史···
道德之心創生道德存有,本質是以道德之心影響天地萬(wan) 物,既如此,其對象即已經脫離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無論如何不能稱為(wei) “物自身”。天地萬(wan) 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響便有了道德之相,這種道德之相即為(wei) “善相”,與(yu) 之相應,兩(liang) 層存有應是“善相”的存有和“識相”的存有,而不應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現相”的存有。
通過闡釋張載的本一論與(yu) 合一論,王船山辯證地考察了天人之間的分合異同關(guan) 係,其論析蘊含著未分-分-合的時間維度和邏輯環節,包含有事實與(yu) 價(jia) 值、內(nei) 在關(guan) 係和外在關(guan) 係等不同識度,體(ti) 現出船山既一分為(wei) 二又合二為(wei) 一的辯證思維和既以人合天又以天合人的中道思維。他所區分出的天之天、人之天、物之天等既新穎別致又意涵豐(feng) 富。他提出要“以天···
在人性論上,從(cong) “理即氣之理”的原則出發,羅欽順對“氣與(yu) 性一物”與(yu) “性即理”均持讚同態度。以階段性論性,意味著孟子性善論適用於(yu) 一氣渾淪的理一階段,荀子性惡論對應於(yu) 成形之後的分殊階段。因成形不可避免,故應就著現實的人性為(wei) 善去惡,“複性”模式被摒棄。
孔子對管仲的批評集中於(yu) “仁”(博愛)與(yu) “禮”(製度)的關(guan) 係:“克己複禮為(wei) 仁”意味著“禮”是“仁”的必要條件;“人而不仁如禮何”意味著“仁”也是“禮”的必要條件。因此,從(cong) 管仲“不知禮”必然推論出管仲“不知仁”;反之亦然,從(cong) 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推論出管仲“不知禮”。
孔子具有自己的自由觀念。這種觀念不是境界論的自由觀,而是人性論的自由觀。“個(ge) 人的意誌行為(wei) 不受他人幹預”是這種自由觀的主體(ti) 性維度,即個(ge) 體(ti) 主體(ti) 具有天然的自由意誌;“正義(yi) 的社會(hui) 規範”(禮)是這種自由觀的規範性維度,即它是以孔子的正義(yi) 論為(wei) 基礎的。
儒家“傳(chuan) 道”之義(yi) ,肇端自孔子,孟子據此提出了自己的聖道傳(chuan) 承論。此聖道傳(chuan) 承,包括“道”“學”兩(liang) 麵的統一。在傳(chuan) 道的譜係中,“聞而知之”的聖人,以內(nei) 在性的傾(qing) 聽獨知天道,凸顯了“道”的超越性意義(yi) ;“見而知之”的賢人,將聖人得自於(yu) 天的創作落實為(wei) 製度典常,凸顯了“道”的實踐品格。此“道”既有理性人文義(yi) 的開顯,亦保有個(ge) 體(ti) 證會(hui) 獨知的超越性意···
從(cong) 內(nei) 在的結構看,心、情、性融合於(yu) 心,所謂“心統性情”,便側(ce) 重於(yu) 三者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就心、情、性本身的起源與(yu) 衍化而言,其變遷又關(guan) 乎性命之學。“天命之謂性”以天之所命的形上形式規定了意識的內(nei) 在可能,那麽(me) ,兼含必然與(yu) 偶然的“命”,則構成了成性或成心(意識和精神形態的發展)工夫展開的多樣條件。以“命”為(wei) 根據和條件的工夫過程,最終···
從(cong) 人性發展看,孔子的“成聖”之道,展現為(wei) 一個(ge) 由生理、情感、理性,再到覺性的自然流程,道德理性(非覺性)又是此流程中的關(guan) 鍵之關(guan) 鍵。這裏所謂的“道德理性”,主要指理性層麵的倫(lun) 理需求,是依靠“仁義(yi) ”的力量“修己以安人”。該理性的特色,在於(yu) 其有著濃重的情感因素,它統攝了情與(yu) 理、利與(yu) 義(yi) 、仁與(yu) 禮、仁與(yu) 智等人性側(ce) 麵,構成了一複雜的···
與(yu) “學之大小”的思想結構相應,朱子在工夫上先後將“大學”“小學”分判為(wei) “格物”與(yu) “主敬”;與(yu) 此同時,朱子編撰《小學》,注釋、序定《大學》,重塑了以“小學”“大學”為(wei) 基礎的教化體(ti) 係:以“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入“小學”,以“大人之學”闡釋“大學”,強調了人皆可以“學為(wei) 聖人”的平等性,又構建了高下有分的德性秩序。
杜詩之所以難讀,蓋因其詩中有“學”,詩中有“道”,詩中有“神”;這三點,恰好對應著杜甫作為(wei) 學者、儒者、詩人這三種文化身份認同。學者杜甫雖不以經學立身,卻有著深厚的經學修養(yang) ;儒者杜甫的聖賢誌向和醇儒抱負,成就了杜詩的思想深度和詩學高度;詩人杜甫則“經學與(yu) 詩學並重”,通過“以《詩》入詩”“經史並用”“以道運詩”的詩學創造,開出···
元明易代後,元代實行的儒戶製度與(yu) 生員製度皆得以延續,但前者已經失去了圈定優(you) 免對象的功能,後者在明初擴大發展,成為(wei) 基層儒士獲得優(you) 免權的主要渠道。之所以出現這種轉變,是因為(wei) 蒙元時期將儒學視為(wei) 一種宗教文化,明代則將儒學提升為(wei) 官方獨尊的政治文化,並建立與(yu) 之相適應的社會(hui) 流動模式。
樂(le) 廣此說在中國思想史上意義(yi) 重大:一方麵,它是對魏晉玄學“名教與(yu) 自然之辨”的現實回應,從(cong) 中可見樂(le) 廣在“貴無”與(yu) “崇有”的二極論爭(zheng) 中,秉持的是一種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中道立場,體(ti) 現了他對儒家“名教”中“內(nei) 聖”境界的體(ti) 認和捍衛;另一方麵,此說還直接啟發了宋儒對“孔顏樂(le) 處”的探尋,豐(feng) 富並提升了宋明理學中“名教之樂(le) ”的思辨品格和形上···
《詩經》出現大量的“美”字,並且不再與(yu) “善”相關(guan) 聯,而是由更高的價(jia) 值詞“好”來統攝。這意味著中國美學意識從(cong) 道德意識中獨立出來,標誌著中國美學意識的覺醒,這是中國美學思想的真正開端。《詩經》所有“美”字都形容人,包括女性之美和男性之美,表明中國美學思想一開始就不是藝術美學,而是“人的美學”。
現代語境中的“文”,往往指向文字、詞句、文章、文本等固定領域,而在曆代漢語文獻的考察中,‘文’則體(ti) 現出剝離語言文字、文章、文本的固定領域,而向著中國社會(hui) 基礎層麵延伸的顯化狀態,並最終形成對個(ge) 人和社會(hui) 具有導向意義(yi) 的“文教”傳(chuan) 統。
“物質自然之天”“神靈主宰之天”“義(yi) 理規則之天”可以整合為(wei) “位格之天”,荀子、朱子以及王陽明對“天”的理解皆莫出其右。“位格之天”顯明了“天”的生命屬性、倫(lun) 理屬性以及至高、永恒等屬性,其不僅(jin) 創生了萬(wan) 物與(yu) 人類,還對萬(wan) 物和人類擁有主權;權力的來源、法律的創製、司法的過程等儒家法律思想核心問題,無不與(yu) “天”有關(guan) 。
蘭(lan) 陵蕭氏的發跡得益於(yu) 劉宋皇室的裙帶關(guan) 係和軍(jun) 功,“皇舅房”據此而快速崛起,但沒有形成良好的家學。“蕭齊房”和“蕭梁房”繼續發展,建立宋、齊兩(liang) 朝,為(wei) 了迅速提升家族文化地位,而全力投入到儒學振興(xing) 活動中。“蕭齊房”的蕭道成、蕭賾、蕭長懋三代皇帝和諸王都篤好儒學,家族基本完成從(cong) 尚武到崇文的轉型。
“絕地天通”發生於(yu) 原始社會(hui) 末期的父權家族階段,這是理解“絕地天通”的核心和關(guan) 鍵,“民神雜糅”並不是指人人都為(wei) 巫,家家都為(wei) 巫,而是指每個(ge) 家族乃至宗族都有自己的神,都可以與(yu) 神溝通。“絕地天通”也不是指完全斷絕人與(yu) 天的溝通,而是壟斷祭天的權力,將其掌握在少數人手裏。這裏的天已不是家族的祖先神,而是超越其上的至上神,誰壟斷通···
“列舉(ju) ”而非高度抽象、概括、普遍的法典編纂模式,是傳(chuan) 統法典著意保持“謙抑性”的體(ti) 現,其不僅(jin) 不會(hui) 導致法典繁雜,反而在事實上做到了“簡易”並有效地應對社會(hui) “變易”。為(wei) 了實現“簡易”、應對“變易”,《大清律例》編纂模式還需要“不易”做保障,其包括律之傳(chuan) 承數千年而“不易”、例萬(wan) 變不離律之範疇“不易”以及律例之外的德、禮“不易”。
在將沃格林關(guan) 於(yu) 意識的平衡的主題擴展為(wei) 教化的平衡之後,通過對《中庸》中論述聖人之道的一段話的深入分析,我們(men) 能夠得出結論說,中國文明中強烈的宇宙論關(guan) 切,並非像沃格林在韋伯的影響下所認為(wei) 的那樣,是精神突破不徹底、不完全的表現,而是出於(yu) 教化的平衡這一重要考量有意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