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與(yu) 教化——論朱子“學之大小”思想結構的形成與(yu) 特點

作者：何青翰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哲學研究》2022年第11期

摘  要：“學之大小”是朱子所重視的一個(ge) 思想結構，然而學界並沒有予以充分討論。以理會(hui) 延平所教“理一分殊”為(wei) 契機，朱子自“子規夜悟”認識到“學有大小”，並使之凝結為(wei) “由小及大”“下學上達”的為(wei) 學進路。與(yu) “學之大小”的思想結構相應，朱子在工夫上先後將“大學”“小學”分判為(wei) “格物”與(yu) “主敬”；與(yu) 此同時，朱子編撰《小學》，注釋、序定《大學》，重塑了以“小學”“大學”為(wei) 基礎的教化體(ti) 係：以“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入“小學”，以“大人之學”闡釋“大學”，強調了人皆可以“學為(wei) 聖人”的平等性，又構建了高下有分的德性秩序。因此，朱子對於(yu) “學之大小”的判定，既有年齒長幼，亦包括工夫先後、德性高低這兩(liang) 個(ge) 層麵；“小學”為(wei) “大學”之基礎，“大學”為(wei) “小學”之推擴。總體(ti) 而言，在“學之大小”這一思想結構的助力下，朱子將個(ge) 體(ti) 之“工夫”與(yu) 眾(zhong) 人之“教化”歸並為(wei) 一，從(cong) 而深刻影響了宋代以後的政教安排。

關(guan) 鍵詞：朱子思想；學之大小；工夫；教化

作者簡介：何青翰，清華大學哲學博士，中共中央黨(dang) 校文史教研部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政治哲學。

“學”是儒家思想的一個(ge) 關(guan) 鍵概念，也是貫徹於(yu) 朱子思想體(ti) 係中的一條主線，而“小學”“大學”則是朱子用以闡釋這一關(guan) 鍵概念的兩(liang) 個(ge) 基本要素。如其在《大學或問》中所說:“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wei) 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xi) 之於(yu) 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yang) 其德性，而為(wei) 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yu) 大學，則無以察夫義(yi) 理，措諸事業(ye) ，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xi) 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yi) 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習(xi) ，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yu) 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wei) 而不可哉?”（《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505頁）朱子明確以“學之大小”這一表述將“小學”“大學”收納、凝合為(wei) 一個(ge) 完整的思想結構，再由此展開其同異的辨析。遍觀朱子文獻，如此說法，雖隻有這一處，但以其來源於(yu) 朱子反複修改之《大學或問》，亦足見朱子所論“學之大小”與(yu) “小學”“大學”以及《小學》《大學》之間有著直接的對應性。誠然，若論朱子“小學”“大學”，則其內(nei) 容主要指向《小學》與(yu) 《大學》，但其外延卻超出了兩(liang) 者，如學習(xi) 階段、德性層次、教育機構，實亦有以“學”而言的大小之分。有鑒於(yu) 此，本文特以作為(wei) 思想結構的“學之大小”統論朱子之“小學”“大學”以及《小學》《大學》，由此探討“學”之於(yu) 朱子的深層意義(yi) 。

先秦文獻之中，早有類同於(yu) “小學”“大學”的表述，如《大戴禮記·保傅》所說:“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見王聘珍，第60頁）即以年齡與(yu) 內(nei) 容將貴族子弟的教學分為(wei) “小”“大”兩(liang) 個(ge) 階段。朱子亦對此種教學結構予以繼承。然其所不同者，則在於(yu) 結合“複性”“成聖”的最終目的，以“學其事”與(yu) “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朱子全書(shu) 》第14冊(ce) ，第269頁）、“灑掃進退應對、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與(yu)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13頁）等不同內(nei) 涵，重新定義(yi) 了“小學”與(yu) “大學”。本文將結合朱子一生的思想發展，將“小學”“大學”理解為(wei) 一組完整的概念，依照“工夫”與(yu) “教化”這兩(liang) 條線索進行論述，剖析朱子之“學”的主要特征與(yu) 內(nei) 在邏輯。

一、學有大小: 朱子 “學之大小”思想結構的萌芽

朱子早年受教於(yu) 延平，延平見其“說得無限道理”，便教其“隻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hui) ”（《朱子全書(shu) 》第17冊(ce) ，第3373頁），“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全書(shu) 》第13冊(ce) ，第354頁）由此，朱子開始了對為(wei) 學進路的重新省思。我們(men) 可以說，朱子關(guan) 於(yu) “學之大小”的思考，在這一階段便作為(wei) 其內(nei) 省為(wei) 學進路的一個(ge) “副產(chan) 品”而開始萌芽了。根據《語類》的記載，初見延平之後，朱子經曆了一次重要的思想事件:“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生曰:‘舊為(wei) 同安簿時，下鄉(xiang) 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聞子規聲甚切。’”（《朱子全書(shu) 》第15冊(ce) ，第1669頁）這便是朱子早年求道過程中著名的“子規夜悟”。所謂“子夏之門人小子”章，即《論語》中所記載的子遊與(yu) 子夏之間關(guan) 於(yu) 為(wei) 學之本末、先後的一段討論:

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chuan) 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論語·子張》）

此章的要害在於(yu) ，子遊認為(wei) 子夏門人謹於(yu) “灑掃應對進退”，有“末”而無“本”。子夏之言，則正對應於(yu) 如何看待“本”“末”之間的深層關(guan) 係，即現實的、當下的“灑掃應對進退”，是否在本質上與(yu) “大本”無緣?《語類》中對“子規夜悟”有多處記載，均反映朱子在這一晚對“本末”的問題實現了認識上的重大突破。如這一段對話: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灑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yi) 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卻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灑掃應對’‘精義(yi) 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cong) 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朱子全書(shu) 》第15冊(ce) ，第1665頁）

朱子最初將子夏所做反駁的要義(yi) 理解為(wei) 學之“無本末、無大小”，換言之，“灑掃應對進退”在某種意義(yi) 上應該與(yu) 子夏所說的為(wei) 學之“本”有著內(nei) 在的一致性，因此並不能說隻是“威儀(yi) 容節”之類的外在要求。但朱子又心疑對文義(yi) 有所誤解。經過一晚的思考，朱子的收獲是“乃知卻是有本末小大”，而其必要條件則是對“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的充分理解。可見在“子規夜悟”的當晚，朱子所思考的難題便是:為(wei) 學之道究竟該理解為(wei) “有本末大小”，還是“無本末大小”?經過徹夜苦思，朱子初步破解了這個(ge) “悖論”:以“本體(ti) ”而論，則“理”無大小；以“工夫”而論，則“事”有本末。在本體(ti) 與(yu) 工夫兩(liang) 端，理之大小、事之大小要分別來看。我們(men) 從(cong) 中截取“理”“事”“工夫”這三個(ge) 核心概念，由此分析這個(ge) 結論所包含的三重含義(yi) 。

第一，“理”散於(yu) 萬(wan) 物之中，在本體(ti) 的層麵並無大小之分。“小”“末”在“理一”的層麵上與(yu) “大”“本”具有平等性。“灑掃應對進退”根源於(yu) 一理，從(cong) 統一性角度而言與(yu) “精義(yi) 入神”無異。

第二，對應於(yu) 延平所說:“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分殊”重在事物具體(ti) 之理的差異性，如朱子所說:“理隻是這一個(ge) 道理，則同。其分不同。”（《朱子全書(shu) 》第14冊(ce) ，第237頁）“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分”“用”便有“名分”“分量”之義(yi) 。朱子常以“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表述工夫上積久貫通的效果。“物”“事”有表裏精粗，與(yu) 之相應，“理固自有表裏精粗，人見得亦自有高低淺深”（同上，第512頁）。此“精粗”以兩(liang) 義(yi) 而言，在蒙學階段所做的“灑掃進退應對”，“道理”畢竟有限，如“夫婦”“君臣”皆無法親(qin) 身實踐。如朱子所說:“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906頁）所以從(cong) “事”的角度而言，“灑掃應對進退”各有其分殊之理。

第三，聖人生而知之，無需循序漸進之“學”。而作為(wei) 凡人，因其氣稟之異，則隻能“學而知之”。“灑掃應對”與(yu) “精義(yi) 入神”皆有其理，但是“灑掃應對”並不等於(yu) “精義(yi) 入神”，前者即便做到完滿無缺，亦隻是“學其事”，尚缺學其“事之所以”（《朱子全集》第14冊(ce) ，第269頁）。如程顥所說:“君子教人有序，先傳(chuan) 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chuan) 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236頁）朱子頗讚成此說。“灑掃應對進退”作為(wei) 近者、小者，列於(yu) 為(wei) 學之先，是為(wei) 了由末入本，最終學習(xi) 遠者、大者。

為(wei) 了進一步說明“子夏之門人小子”章中“近”“小”與(yu) “遠”“大”之間的關(guan) 係，朱子還引入了“下學而上達”的觀念對其進行分析:“人隻是將上達意思壓在頭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雲(yun) 君子之道孰為(wei) 當先而可傳(chuan) ，孰為(wei) 可後而倦不傳(chuan)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隻是分別其小大耳。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朱子全書(shu) 》第15冊(ce) ，第1664－1665頁）又如朱子弟子胡泳所說:“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分曉，乃是有本末、小大，在學者則須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聖人合下始終皆備耳。”（同上，第1670頁）“下學”才能“上達”，隻顧追求“上達”，則與(yu) 禪學無異:“釋氏隻說上達，更不理會(hui) 下學”。（同上，第1569頁）

由此可知，“理一分殊”在“學”的層麵觸發了朱子對於(yu) “為(wei) 學次第”的深入思考。在領悟“子夏之門人小子”章之後，“學之大小”的基本輪廓便在朱子的思想世界中開始浮現了。如其所說:“‘灑掃應對’，‘精義(yi) 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朱子全書(shu) 》第15冊(ce) ，第1667頁）在“理一”的一麵，則“理無大小”，“學”必無處不在；而在“分殊”的一麵，則“事有大小”，“學”必由小而大。自此，“先小後大”“下學上達”的工夫進路便得以在朱子的思考中發生某種作用。在此影響下，朱子結合其整體(ti) 的理學思想，逐步確認了“小學”“大學”的具體(ti) 工夫，並予以實踐。

二、居敬窮理: 工夫論中 “學之大小”思想結構之成形

（一） 以格物論“大學”之“大”

經由“子規夜悟”的思想轉折，朱子奠立了“事有大小”“由小及大”的基本認識。從(cong) 事的層麵而言，直接指向形而上者的“精義(yi) 入神”較之於(yu) “灑掃進退”，自然是遠者、大者。故在朱子師事延平之後，直接麵向形而上者的工夫便是“格物”。據陳來研究，淳熙初年“格物”補傳(chuan) 的寫(xie) 作標誌著《大學章句》草成，朱子“格物”思想亦於(yu) 此時基本成熟。（參見陳來，2000年，第278頁）在此之前，朱子經曆了兩(liang) 次“中和之悟”，將其性發為(wei) 情的思想發展為(wei) 心統性情說，由此確立了心性論的基本框架。在《大學章句序》的為(wei) 學次序中，“小學”先於(yu) “大學”，而在朱子的生平中，其“小學”思想的興(xing) 起與(yu) 落實，則在以“格物”論為(wei) 中心確立《大學》主旨之後。

孝宗即位後，朱子應詔上封事說:

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yi) 理所存，纖微畢照，了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發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72頁）

朱子認為(wei) “格物致知”先於(yu) “誠意正心”以及其餘(yu) 的工夫環節，居於(yu) 為(wei) 學之首，其得失決(jue) 定了其餘(yu) 工夫的效果。其後，朱子又上《癸未垂拱奏劄》，寫(xie) 道:“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同上，第631頁）由此可見，朱子明確以“窮理”解釋“格物”，而“格物”乃《大學》之首義(yi) 。

另外，對於(yu) 佛教消解“事”“物”的實在性，朱子亦深有警惕。如其所說:“《大學》不說窮理，隻說個(ge) 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hui) ，如此方見得實體(ti) 。”（《朱子全書(shu) 》第14冊(ce) ，第469頁）故而朱子在奏劄中對孝宗借取“佛老”以“治心”的做法大加批評:

前日勸講之臣限於(yu) 程式，所以聞於(yu) 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xi) ，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shu) ，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嚐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嚐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32頁）

在朱子看來，孝宗終究缺少了對於(yu) “理”的認知，故而隻有玄虛的體(ti) 驗，導致“平治之效所以未著”。這樣看來，如不能“治人”，也就可以說明孝宗“修己”有誤，因為(wei) “修己”與(yu) “治人”並不能斷為(wei) 兩(liang) 截而分屬佛、儒；故而，“修身”重在“格物”，而“格物”的關(guan) 鍵在於(yu) “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這意味著學者必須由形而下之事通達形而上之理，繼而以形而上之理指導形而下之事。由此可見，雖然朱子此時的“格物論”並未完全成熟，但其對孝宗的這兩(liang) 次上書(shu) ，便基本上確立了“格物”之於(yu) “大學之道”的地位，並由此反映了工夫論“學之大小”中“大”的一麵的核心意義(yi) :其一，效驗之大，“格物”則能窮理，窮理則能修己治人；其二，應事之廣，“格物”方可誠意正心，應天下之務。

（二）主敬思想與(yu) “小學”的出場朱子自承:“餘(yu) 蚤從(cong) 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shu) ，求喜怒哀樂(le) 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第3634頁）延平去世後，於(yu) 朱子工夫論中凸顯的“主敬”一說，在某種程度上間接地引起了其“小學”思想的正式登場。朱子曾說:“比觀程子《文集》《遺書(shu) 》，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yu) 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yu) 日用之際欠缺本領一段工夫。”（《朱子全書(shu) 》第23冊(ce) ，第3266頁）關(guan) 於(yu) 朱子自“中和舊說”向“中和新說”的轉變過程，前人之述備矣，此處不再重複。（參見劉述先，第69－133頁；陳來，2000年，第157－193頁；束景南，1992年，第222－272頁）簡而言之，朱子曆經兩(liang) 次“中和之悟”，將湖湘之學的“先察識而後涵養(yang) ”翻轉為(wei) “先涵養(yang) 而後察識”。

在心統性情的心性論結構下，作為(wei) 主宰的“心”貫徹於(yu) 動靜、性情，這就為(wei) 朱子“未發”的工夫提供了切實的著力點:“未發之中，本體(ti) 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朱子全書(shu) 》第23冊(ce) ，第3268頁）朱子以“格物”為(wei) “大學”工夫之首，但“未發”之中顯然不能“格物”，於(yu) 是朱子便繼承了程頤所說的“涵養(yang) 須用敬”，即在心之“未感物”時，須在未發之中涵養(yang) “本源全體(ti) ”，使心虛明，事至物來之時感而遂通，才是“察識”工夫。所謂主敬，即專(zhuan) 注努力保持內(nei) 心的收斂與(yu) 敬畏，提撕警覺，從(cong) 而充分喚醒本心，使之自作主宰。（參見吳震，第164－209頁；陳來，2011年，第193－195頁）

可以說，“中和新說”及其相應的心性論結構確立之後，朱子對於(yu) 延平遺教的困惑終於(yu) 得到了解決(jue) ，而“敬”作為(wei) 工夫主旨在朱子思想中亦隨之得到了確立，如朱子說:

“敬”之一字，萬(wan) 善根本，涵養(yang) 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cong) 此出，方有據依。（《朱子全書(shu) 》第22冊(ce) ，第2313頁）

如此論“敬”之說，遍見於(yu) 朱子文獻，“主敬”儼(yan) 然成為(wei) 了朱子工夫論的第一件事。於(yu) 是這裏就產(chan) 生了一個(ge) 問題:“居敬涵養(yang) ”與(yu) “格物致知”究竟孰先孰後?實際上，隨著“主敬”在為(wei) 學工夫中的凸顯，朱子逐漸將“格物窮理”與(yu) “居敬涵養(yang) ”視為(wei) 平行並進的兩(liang) 事，如其所說:“程夫子之言曰:‘涵養(yang) 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liang) 言者，如車兩(liang) 輪，如鳥兩(liang) 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朱子全書(shu) 》第23冊(ce) ，第3061頁）“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朱子全書(shu) 》第14冊(ce) ，第301頁）正如吳震所總結:“根據朱熹的理解，在原本的意義(yi) 上，居敬涵養(yang) 不屬於(yu) 大學工夫而屬於(yu) 小學一段工夫，因此就大學工夫本身而言，格物致知仍為(wei) 首出。”（吳震，第266頁）此說深有見地，即朱子以“涵養(yang) 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作為(wei) 基本的為(wei) 學路徑，則其工夫論必須超出《大學》，從(cong) 而形成更為(wei) 整全的“為(wei) 學次第”——這就反向迫出了“敬”在“小學”工夫論中的位置:

問:“《大學》首雲(yun) 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yu) 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chuan) ，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朱子全書(shu) 》第14冊(ce) ，第570頁）

以此為(wei) 據，在工夫論中“主敬”與(yu) “格物”的相輔相成，正是“學之大小”的二元結構在朱子的思想係統中得以繼續強化的重要動因。與(yu) 此同時，在朱子看來，主敬貫徹前後，大學、小學固然分為(wei) 兩(liang) 事，但前後相續，貫通一體(ti) 。“小學之成功”乃是“大學”之根本，“大學”可以說正是“小學”的推擴發展。

朱子在《大學或問》中認為(wei) “學之大小”隻在於(yu) “高下淺深、先後緩急”，明確否認將“學之大小”等同於(yu) “古今之辨”“義(yi) 利之辨”，認為(wei) 兩(liang) 者的差異隻是“知”在品質或境界上的差異。（參見《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505頁）可見朱子並不呆板地堅持“先知後行”的為(wei) 學之序，而是認為(wei) “小學”“大學”皆有知行，其差別在於(yu) 先“淺知小行”而後“深知大行”。那麽(me) “知”之深淺，或者說在工夫上的“自然”與(yu) “勉強”，便成為(wei) 衡量“學”之大小的一個(ge) 重要因素。另外，在“修己治人”這一儒家理想的主導下，朱子因“主敬”而重視“小學”，勢必要考量先秦以來“小學”的蒙學性質，這也就意味著“學之大小”已經不再局限於(yu) 個(ge) 人修身的工夫論問題；與(yu) 工夫論中“學之大小”的二元結構同時而來的，正是“小學”“大學”所構成的教化安排。 

三、小子大人: 教化論中 “學之大小”思想結構之落實

（一）重置“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於(yu) “小子之學”

正如朱子所說:“是以方其幼也，不習(xi) 之於(yu) 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yang) 其德性，而為(wei) 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yu) 大學，則無以察夫義(yi) 理，措諸事業(ye) ，而收小學之成功。”（同上）中年以後，朱子逐步將其工夫論考量與(yu) 自幼及長的學習(xi) 過程相結合，凝合為(wei) 一個(ge) 更為(wei) 普遍的、具有實踐意義(yi) 的教化係統。由此，朱子“學之大小”的思想結構在教化層麵得到了具體(ti) 落實。

淳熙十六年（1189），朱子寫(xie) 《大學章句序》，以“灑掃進退之節，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文”定義(yi) “小學”的內(nei) 容，其最大的改動在於(yu) 將“始學禮”提前到十五歲以前。事實上，先秦文獻其實亦有論及十五歲之前“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的教學。“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最早源於(yu) “六藝”，周代貴族以此教授國子，“六藝”有大小之分，如《大戴禮記·保傅》中所列“小藝”“大藝”，“六藝”貫穿於(yu) “小學”與(yu) “大學”，是一個(ge) 在其內(nei) 部有所區分但合為(wei) 一體(ti) 的教學過程。其最為(wei) 詳細表達，莫如《禮記》中所說: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yu) 外，學書(shu) 記，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yi) ，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le) ，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禦。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nei) 而不出。（《禮記·內(nei) 則》）

由此可知，在二十歲之前的蒙學階段，除去“書(shu) 記”“幼儀(yi) ”等基礎教學，“樂(le) ”“射”“禦”的內(nei) 容亦有涉及。綜上所述，我們(men) 不能簡單地認為(wei) 是“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是宋代之後被移入了“小學”。按照葉國良的說法，真正的變化在於(yu) 朱子將原屬於(yu) “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的“經禮”部分也移入了“小學”的概念，這是前人所不為(wei) 的，故而造成了一係列的“困難”:至少在《禮記·內(nei) 則》中明確提出“二十而冠，始學禮”，那麽(me) 十五歲以下究竟該不該習(xi) 讀與(yu) 成人政治、倫(lun) 理直接相關(guan) 的“經禮”?

實際上，在《大學章句序》中，朱子改以“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文”定義(yi) “小學”的教學內(nei) 容，要害在這個(ge) “文”字。“文”不同於(yu) 以實踐而言的“事”，“文”即“先王六藝之文”。細考朱子於(yu) 《小學》編成時所作《小學原序》《小學題辭》，實際上可以發現朱子是自“中和新說”確立之後便開始從(cong) “文”的角度對“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與(yu) “小學”的關(guan) 係加以理解的。如其所說: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qin) 敬長隆師親(qin) 友之道。皆所以為(wei)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xi) 之於(yu) 幼稚之時。（《朱子全書(shu) 》第13冊(ce) ，第393頁）

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yu) 力，誦詩讀書(shu) 。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nei) 外。（同上，第394頁）

《小學原序》中所謂“講而習(xi) 之”，即為(wei) 讀書(shu) 。而《小學題辭》中則更為(wei) 清楚地表述為(wei) “行有餘(yu) 力，誦詩讀書(shu) ”，“詩書(shu) ”即為(wei) “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中的內(nei) 容；此見朱子將“文”與(yu) “行”相對，先“灑掃進退”，涵養(yang) 純熟，然後學文。“行有餘(yu) 力，誦讀詩書(shu) ”，此句脫胎於(yu) 《論語·學而》:“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行有餘(yu) 力，則以學文。”朱子注曰:“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yu) 私意，非但失之於(yu) 野而已。”（《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70頁）“文”亦帶有外在規範之義(yi) ，此處“聖賢之成法”便可以說是“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文”。

質言之，在“工夫論”的視角下，朱子所理解的“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中的“經禮”被收納進了“文”的概念。十五歲以前，人於(yu) “經禮”則學其大綱，是為(wei) “文”；於(yu) “灑掃進退應對”等力所能及之事，依“禮”而行；而在“格物致知”之後，“大學”之“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因其立基於(yu) 所以然之理，故而更為(wei) 純熟自然。那麽(me) 既然朱子的教化思想中“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亦有類似的大、小之分，在結構上與(yu) 《禮記·內(nei) 則》的循序漸進看起來並不衝(chong) 突，為(wei) 什麽(me) 朱子一定要明確將“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壓縮至十五歲以前而歸於(yu) 學之“小”者呢?

首先，這當然要歸因於(yu) 宋代以來“天理”概念興(xing) 起這一思想變化。“禮樂(le) ”的中心地位為(wei) “天理”所取代，故而朱子有意通過將“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與(yu) “窮理正心”分屬“小學”與(yu) “大學”，強化“理”大而“禮”小。而另一方麵，則可以說是因為(wei) 朱子對“小學”的認識突破了單純的蒙學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將之作為(wei) 民眾(zhong) 的教化。如朱子所說:

子夏之教門人，專(zhuan) 以此。子遊便要插一本在裏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隻是要他行矣而著，習(xi) 矣而察，自理會(hui) 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cong) 而振德之”。今教小兒(er) ，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隻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朱子全書(shu) 》第15冊(ce) ，第1665頁）

朱子在討論子夏的教學方法時，將“小兒(er) ”與(yu) “民”相提並論，這意味著“小學”突破了“蒙學”與(yu) 個(ge) 人修身的內(nei) 涵，擴延為(wei) 一個(ge) 與(yu) “德”相關(guan) 的普遍的“教化”。質言之，“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移入“小學”，亦符合於(yu) 宋代平民社會(hui) 崛起的曆史趨勢。在朱子所編成的《小學》中，其綱則為(wei) 立教、明倫(lun) 、敬身、稽古，其目則為(wei)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等。總其綱目，則知“明倫(lun) ”“敬身”實為(wei) 重心。先秦時期，“六藝”專(zhuan) 屬於(yu) 貴族，而朱子則表示，“今則無所用乎禦。如禮樂(le) 射書(shu) 數，也是合當理會(hui) 底，皆是切用”（《朱子全書(shu) 》第14冊(ce) ，第269頁）。此見朱子之於(yu) “六藝”，多取其倫(lun) 常日用。這既符合於(yu) 以“主敬”為(wei) 其要務的“小學”工夫，亦可以說是為(wei) 了適用於(yu) “小學”所承擔的“中人以下”的教化需求。質言之，《禮記·內(nei) 則》中的“學之大小”側(ce) 重於(yu) 貴族子弟的學習(xi) 階段，而朱子在教化層麵所討論的“學之大小”，則以“德性”的分量為(wei) 其判定依據，小則養(yang) 之，大則振之。

（二）大人之學與(yu) “德性秩序”的確立

朱子在《大學章句》中將“大學”定義(yi) 為(wei) “大人之學”。在此之前，鄭玄將“大學”解釋為(wei) “以其記博學，可以為(wei) 政也”。其所謂“學”之大者，重在政事一麵。而朱子讓“大學”與(yu) 貴族專(zhuan) 門之“太學”脫鉤，在人皆可以成聖的前提下論“大學”之“大”。如程顥所說:“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為(wei) 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為(wei) 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二程遺書(shu) 》，第263頁）朱子之大人便如此義(yi) ，重在“行道”與(yu) “為(wei) 政”的合一。

在元代以後，“大人之學”的說法得到了普遍承認，其具體(ti) 內(nei) 容即為(wei) 朱子所說“正心、窮理、修己、治人”。但亦有不少反對意見，如毛奇齡在《四書(shu) 改錯》中所說:

《或問》“大人”二字，但曰對小子之學而言，亦並不言此何等大人也。……應旂曰:“……假以德耶，則何以處小學?大學是大人，得毋小學是小人乎?若雲(yun) 以位，則‘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本文何解?如以齒，吾未聞長年、高年而稱為(wei) 大人者也。況十五甫成童，未成丁也。”（毛奇齡，第382頁）

毛奇齡引薛應之言，以大學乃學之大者，而非大人之學，認為(wei) 朱子無需添一“人”字。因為(wei) 若以德而言，與(yu) “大人”相對之“小人”，則儼(yan) 然為(wei) 君子之敵；若以年齡而言，則宜稱“長”而不是“大”；若以勢位而言，則《大學》中又包含“庶人”的修身之教。又如陳確所說:“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夫學，何大小之有?大學、小學僅(jin) 見《王製》，讀‘太’。作大學者，疑即本此。亦猶宋人之作小學也雲(yun) 耳。雖然，吾又烏(wu) 知小學之非即大學也?吾又烏(wu) 知小學之不更勝大學也?”（《陳確集》，第553頁）究其用意，還是不滿於(yu) 朱子將“學”截為(wei) 大小。實際上，這些詰難恰恰反映了朱子的良苦用心，針對“得毋‘小學’是小人乎”，朱子亦曾言:“‘小學’雖為(wei) 小子而設，然修身之法，實備乎此”，即“小學”所對應的是“小子”。毛奇齡質疑朱子以“大人”論“大學”將造成以“小人”論“小學”。但是，除了“私意”與(yu) “人欲”的一麵，“小人”亦被理解為(wei) “細民”，即平民。如《論語》所說: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

朱子注曰“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le) ”，“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le) ，則其為(wei) 道一也。但眾(zhong) 人多不能用，而子遊獨行之”。（《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219、220頁）這裏的“君子”“小人”即不再嚴(yan) 分為(wei) 公、私抑或天理、人欲，而是因其皆具仁義(yi) 禮智信之性，以氣之不齊，故須學。返諸“大學”，朱子在《大學章句序》中提出“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yu) 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同上，第13頁），以“明倫(lun) ”“敬身”為(wei) 主的“小學”教育對於(yu) 君、臣、民及其後代都應該要求一致。既然“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皆有相同的起點與(yu) 要求，則可知朱子從(cong) 未否定個(ge) 人從(cong) “小子”甚或“小人”通過“學”而變為(wei) “大人”的可能性。當然，當“士庶”“貴賤”這些身份差異被排除在“學之大小”的考量之外，也就意味著自“小學”而至於(yu) “大學”，在具體(ti) 的德性上必須有所躍升。

考之於(yu) 《周禮三德說》，朱子提出:“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朱子全書(shu) 》第23冊(ce) ，第3263頁）質言之，朱子以“德”“行”分“大學”“小學”，繼而以“至德”“敏德”“孝德”為(wei) “大學”中所能達到的三種境界，對應於(yu) 不同的德性品質；三德之中，唯有“至德”能夠透過“窮理”而“修齊治平”，兼攝“敏德”與(yu) “孝德”，與(yu) 程顥所說“大人”同出一義(yi) 。而“孝德”的實質內(nei) 容就是“三行”，亦即“小學”的功效；於(yu) “小學”盡力者，亦可謂身在“大學”之內(nei) ，但“大學”亦有其德性之階梯，“小學”之功畢，亦仍屬於(yu) 原初的“孝德”。

因此，在教化層麵的“學之大小”中，朱子以德性為(wei) 依據，嚴(yan) 格限定了個(ge) 人“成聖”的路徑與(yu) 條件，保留著“聖凡”之間的必要距離:“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wei) 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第3734頁）朱子從(cong) 不承認凡人可以由“小子”或“中人以下”而借助某種啟示或頓悟以一躍而達到“聖域”。故而朱子以“大人之學”論“大學”，既體(ti) 現了理學工夫論所對應的平等精神，又使之與(yu) “小子之學”相對，凸顯“中人”上下的兩(liang) 分，乃是在“修身”為(wei) 本的同時兼顧應有的德性差序:多數人或終生無法進於(yu) “大學”，故其所為(wei) 便是遵循“禮樂(le) ”，謹行孝悌，各安其位。

總結: 工夫與(yu) 教化之間的 “學之大小”

“學之大小”在朱子思想世界中的萌芽、成形，與(yu) 朱子學問的逐步完善緊密相關(guan) ，並最終落實為(wei) 《大學章句序》中“小學”“大學”以及所依據的《小學》《大學》所構成的二元結構，從(cong) 而嵌入了朱子的教化思想。本文依照兩(liang) 條線索進行論述:一條線索以工夫論為(wei) 主，即朱子如何在個(ge) 體(ti) 修身的範疇內(nei) 漸悟“學”之先後、大小，並將“小學”“大學”的主要工夫分判為(wei) “主敬”與(yu) “格物”，繼而以“主敬”貫徹前後；一條線索以教化為(wei) 本，即朱子如何在個(ge) 體(ti) 修身以外，通過“學之大小”構建一套既能兼攝士庶、賢愚，又能明辨德性差異的教化係統，以服務於(yu) 其以學持政的整體(ti) 構想。朱子的“學之大小”可以從(cong) 兩(liang) 端定其“大”“小”。第一，工夫。“小學”主敬，“大學”格物，而這兩(liang) 者又配合於(yu) 年齒幼長，前者乃“學其事”，後者乃“學其理”。第二，教化。“小學”以遵聖賢成法為(wei) 主，“大學”以窮理致知、修己治人為(wei) 主，前者對應於(yu) “由之”“治於(yu) 人者”，後者對應於(yu) “知之”“治人者”。從(cong) 總體(ti) 上看，朱子前期論“學之大小”重在個(ge) 人修身工夫的次第，後期論“小學”“大學”以及編撰《小學》、序定《大學》重在對外的教化安排。從(cong) 工夫看，“學之大小”側(ce) 重於(yu) 工夫的連貫性；從(cong) 教化看，“學之大小”側(ce) 重於(yu) 教化所對應的政治秩序。這種兩(liang) 分法並不是絕對的，不應將之理解為(wei) 平行之兩(liang) 物。與(yu) 此相應，“小學”是“大學”之基礎，“大學”是“小學”的推擴，這是“小學”“大學”結構的一個(ge) 總體(ti) 特征。朱子認識到，雖然人人都有權參與(yu) 家、國、天下之事，但這種平等性必待“學”的培養(yang) 與(yu) 檢驗:一個(ge) 人必須從(cong) “小學”進之於(yu) “大學”，才能以“匹夫之賤”履行其“天下國家之責”。（《朱子全書(shu) 》第6冊(ce) ，第513、514頁）朱子身處的時代，正是古代中國轉向“近世化”的分水嶺。如陳來所說:“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陳來，2011年，第17頁）麵對唐宋以來的曆史大勢，理學家必須在以成聖、成德為(wei) 目標的工夫論的基礎上思考“教化”的再造，這可以說正是朱子“小學”“大學”係統的“結穴”所在。

參考文獻：
[1]古籍:《禮記》《論語》《孟子》等。
[2]陳來，2000年:《朱子哲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宋明理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3]《陳確集》，1979年，中華書局。
[4]島田虔次，1986年:《朱子學與陽明學》，蔣國保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5]《二程集》，2004年，中華書局。
[6]《二程遺書》，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7]郭齊，1999年:《論小學在朱熹思想體係中的地位》，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
[8]《禮記正義》，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9]《李延平集》，1985年，中華書局。
[10]劉述先，2015年:《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1]毛奇齡，2015年:《四書改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2]錢穆，2011年:《朱子新學案》，九州出版社。
[13]束景南，1992年:《朱子大傳》，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4]《四書大全校注》，2009年，武漢大學出版社。
[15]唐紀宇，2019年:《事與理——朱子〈小學〉概說》，載《中國哲學史》第1期。
[16]王聘珍，1983年:《大戴禮記解詁》，中華書局。
[17]吳震，2018年:《朱子思想再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8]葉國良，2010年:《禮學研究的諸麵向》，台灣清華大學出版社。
[19]《朱子全書》，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