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天道陰陽與(yu) 《春秋》經典解釋學,董仲舒從(cong) 三個(ge) 邏輯向度建構與(yu) 證成德主論(“德主刑輔”):在“陰陽—德刑”向度,將陰陽關(guan) 係調適為(wei) “尊卑”“貴賤”形態,為(wei) 德刑的“主輔”位置提供本體(ti) 論根據;在“陰陽—經權”向度,將宇宙真理借《春秋》大義(yi) 轉化為(wei) 曆史時空中的可操作性原則;在“經權—德刑”向度,論證德的優(you) 位性及其實現方式。
討論“生生”觀念,不能脫離其原初文獻依據,即它在《係辭傳(chuan) 》中的原初涵義(yi) ,亦即“生生何謂”的問題。然後才是“生生何為(wei) ”的問題,即“生生”觀念在當代哲學語境下轉化的可能。就其原初涵義(yi) 來看,“生生”觀念乃基於(yu) “生”觀念,而“生”是說的形上存在者“天地”的活動;因此,“生生”是說的形上存在者“天地”的運行。就其轉化可能來看,可將“生生”觀···
身份認同是美國猶太裔曆史學家列文森始終關(guan) 心的生存難題。在列文森的思想世界中,猶太問題與(yu) 儒教問題共同紮根於(yu) 他對身份認同的思考,但卻展現了兩(liang) 種異趣的現代猶太思想的譜係與(yu) 脈絡。
“官禮”是章學誠學術體(ti) 係中的關(guan) 鍵概念。在《禮教》篇中,章學誠反思“鄭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禮學傳(chuan) 統,主張繼承“向、歆父子之傳(chuan) ”,以“官禮”代替“五禮”重整禮學體(ti) 係,並統攝“五經”。通過“校讎之學”,章學誠批判四部分類法,代之以《七略》,作為(wei) 恢複“官禮”“古學”的橋梁。
《大學》首句乃是全篇的宗旨所在。它以《周書(shu) 》等所見的周文理想政治之傳(chuan) 統為(wei) 依據,提煉出儒學最高的實踐理想。就其古義(yi) 而言,“明明德”是在政治領域中顯明其光明之德,亦即行明德之政。明德之政,除了恤民懷柔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選賢任能。行明德之政,即親(qin) 民、安民的過程。
兩(liang) 漢之際,人們(men) 進一步豐(feng) 富了這套易象體(ti) 係的內(nei) 容,賦予其自然哲學的內(nei) 涵,並通過發明種種象數體(ti) 例來完成這套易象體(ti) 係的邏輯框架。魏晉之際,王弼通過對漢代易學的反思,發掘了這套易象體(ti) 係之本——“大象”,認為(wei) 可經由象而直契大道,將這套易象體(ti) 係視為(wei) 一個(ge) 生生不息的動態過程。
蒙培元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中國心性論”,將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儒家、道家、佛家等都歸入“心性論”,這是一個(ge) 獨創的觀點,既歸納了各家心性論的共性,又特別強調了儒家心性論的特性。“中國心性論”是當代哲學“情理學派”的產(chan) 物,涉及“新理學”、“情感儒學”、“生活儒學”,以及“自由儒學”“心靈儒學”等。
一直以來,人們(men) 習(xi) 慣於(yu) 從(cong) 宏觀視角觀照儒學,導致儒學的意識形態化。這樣一來,儒學的整全性就喪(sang) 失了,其對社會(hui) 、人生的意義(yi) 也就被消解了。如果我們(men) 換一個(ge) 視角,從(cong) 微觀性的社會(hui) 基層組織的角度加以審視,就會(hui) 發現一個(ge) 以往被漠視的事實:家族作為(wei) 基層社會(hui) 組織,始終承載著儒學倫(lun) 理。這也是當代儒學複興(xing) 的始基。
中國哲學的主流乃是儒學,而儒學的主流乃是思孟以至程朱的心性之學。吾儒於(yu) 心性之詮解非心理學的考究,非唯物論的斷言,而是以心性與(yu) 天地合德的道德形上學。
從(cong) 世界範圍內(nei) 的精神突破視域來看,“中國”的內(nei) 涵有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轉化。三代以上的中國是“帝王所都為(wei) 中”與(yu) “天地之中”的結合,它是宇宙論王製秩序中統治者溝通天人的神聖空間;三代以下的精神突破運動,則將“中國”的內(nei) 涵從(cong) 帝王的政治主體(ti) 中解放出來,麵向天下的每一個(ge) 人,它意味著生存論的中道真理在其中敞開、運作的“中道之國”。
在“心”與(yu) “覺”的問題上,儒佛之辯的重點在於(yu) 覺、心、性三者的關(guan) 係和理路,尤其是禪宗中以知覺為(wei) 佛性的思想。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與(yu) “覺”的最高本體(ti) ——天理,成為(wei) 理學與(yu) 禪宗的根本差異。
王船山認為(wei) ,言道必“以人為(wei) 歸”,尤其要落實為(wei) 人文曆史中的禮樂(le) 文明和治道,此即“非器則道無所麗(li) 以行”之說。然天道終究“不能代人以治”,必因乎人。“因人以成天”之人可分為(wei) 兩(liang) 種類型:一是“在天子之位”之聖人,二是非聖人之時君。
南宋以後,道學家主要通過創辦民間書(shu) 院的教育組織和學術組織,從(cong) 而形成有各自學術宗旨的地域性學統。陸九淵在家鄉(xiang) 創建“槐堂”“象山精舍”講學,最終完成道學思想與(yu) 地域學統建構,成為(wei) 他一生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事業(ye) 。陸九淵熱衷講學而不注重著述,加之他善於(yu) 啟發人心,講學效果很好,故而他在槐堂、象山精舍的講學影響很大、傳(chuan) 播很廣,培···
他們(men) 提出的“太虛一元之氣”的概念對張載“虛-氣”本體(ti) 論的建構,對張載及關(guan) 學“性道合一”體(ti) 係的研究,對關(guan) 學史的勾勒和對不同時期關(guan) 學發展特征的揭示,對諸多關(guan) 學學人個(ge) 案思想的深度剖析,都達到了相當的理論高度。
原始儒學的人道精神,以直麵人的生命與(yu) 生命價(jia) 值為(wei) 關(guan) 切,因而並不排斥民眾(zhong) 的世俗情感及其世俗價(jia) 值取向與(yu) 追求。但儒學在漢唐成為(wei) 官學之後,就將直接關(guan) 切人的生命與(yu) 生命價(jia) 值,轉向對於(yu) 人之統治的合理性與(yu) 有效性的關(guan) 切;待到宋明理學,為(wei) 了拯救漢唐儒家將儒學工具化所造成的儒學人道精神的失落,更將儒學“形而上”化,使儒學與(yu) 民眾(zhong) 的疏離變···
魯定公八年的“寶玉”被盜事件是魯國中後期在嚴(yan) 峻而複雜的國際國內(nei) 背景下發生的、部分帶有自下而上貴族革命色彩與(yu) 樸素民主氣息、直接推動孔子走上魯國政治舞台的內(nei) 部動亂(luan) 事件。事件本身對早期儒家文明發展有著關(guan) 鍵的促進作用。
絕對普遍性得以構建的視域即絕對時間被節奏時間取代的世俗時代,具體(ti) 普遍性的構建有了基礎,儒家思想中的天經、地義(yi) 與(yu) 人情構成具體(ti) 普遍性的三個(ge) 相互滲透的維度。天經、地義(yi) 、人情三者的互補、交織與(yu) 共構,構築了既具普遍性,又接地氣,同時又有活力的具體(ti) 普遍性。具體(ti) 普遍性的意義(yi) 在於(yu) ,既避免了絕對普遍性及其單一性、均質化、虛無化···
曆來學者認為(wei) ,程頤「體(ti) 用一源」的命題與(yu) 華嚴(yan) 宗體(ti) 用觀有很大淵源,然而華嚴(yan) 宗的「體(ti) 」與(yu) 「用」有其固定「平等」與(yu) 「差別」之意涵,論者往往忽視此點。而從(cong) 程頤與(yu) 弟子的問答可知,他本人並不清楚這種體(ti) 用意涵。論文認為(wei) ,「體(ti) 用一源」的命題並非來自華嚴(yan) 宗,而是與(yu) 王弼易學中的本末思想,以及二程兄弟形而上、形而下的構想有直接淵源。
用“政治德性”與(yu) “倫(lun) 常德性”的兩(liang) 分來考察古典德性論演變,較之“公德”“私德”的兩(liang) 分更為(wei) 合宜。春秋時期的德性論說仍舊以政治德性為(wei) 主,但是倫(lun) 常德性已經逐漸開始受到重視。孔子試圖平衡政治德性與(yu) 倫(lun) 常德性,提出了“民德”的觀念,“孝”作為(wei) “民德”被特別強調。兼具倫(lun) 常德性與(yu) 政治德性含義(yi) 的“仁”成為(wei) 主德,用“仁”統攝其他一切德性
劉古愚表現出了對傳(chuan) 統強大的詮釋能力,他的思考無一不出自儒學之傳(chuan) 統。可以說,劉古愚儒家教化思想改革的路徑,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儒學之傳(chuan) 統有自我革新之能力,而近代地方性儒學的豐(feng) 富實踐,也體(ti) 現出了儒學生命力的普遍性及其與(yu) 地方社會(hui) 風俗普遍結合的真實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