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的“官禮”說——兼論章學誠學術體(ti) 係及其問題

作者：楊逸

來源：《孔子研究》2023年第3期

摘    要：“官禮”是章學誠學術體(ti) 係中的關(guan) 鍵概念。在《禮教》篇中，章學誠反思“鄭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禮學傳(chuan) 統，主張繼承“向、歆父子之傳(chuan) ”，以“官禮”代替“五禮”重整禮學體(ti) 係，並統攝“五經”。通過“校讎之學”，章學誠批判四部分類法，代之以《七略》，作為(wei) 恢複“官禮”“古學”的橋梁。然而在營構體(ti) 係時，“五經”、《七略》作為(wei) 理論中間環節存在先天不足。當擴“五經”為(wei) “五教”的嚐試以失敗告終，章學誠舍《七略》而溯“官禮”。通過賦予“官禮”曆史性，創製綱領、掌故體(ti) 例，“天下之書(shu) 皆官禮”的命題終於(yu) 證成。但“獨斷之學”與(yu) “考索之功”的矛盾遠未調和。

作者簡介：楊逸，安徽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思想史、六藝學

作為(wei) “浙學殿軍(jun) ”，章學誠（1738—1801）的“六經皆史”說是近代以來學者津津樂(le) 道的話題。不過，無論這一命題多麽(me) 發人深省，它都很難說是章學誠思想體(ti) 係的最高命題。據章學誠自道，其學術以“校讎之學”為(wei) 形式，以“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1】為(wei) 宗旨。其次子華紱（生卒年不詳）又曰：“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yu) 向、歆父子之傳(chuan) ，故於(yu) 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2】父子之論，一就門徑說，一就所得言，共同把章氏學術體(ti) 係中的核心概念歸於(yu) “官禮”。惜乎學界關(guan) 於(yu) “官禮”概念所指、“官禮”說的具體(ti) 內(nei) 容及其在章學誠思想體(ti) 係中的地位、作用等，尚無專(zhuan) 門、係統剖析。有鑒於(yu) 此，筆者擬從(cong) 《禮教》篇入手，以整體(ti) 視角解析章學誠的“官禮”說，揭示其學術體(ti) 係在營構過程中之問題與(yu) 矛盾。

一、“官禮”統“五經”

作為(wei) 研究章學誠思想的主要文獻，《文史通義(yi) 》主要存在兩(liang) 個(ge) 版本係統：一是王宗炎（1755—1826）初擬，沈增植（？—1922）、劉承幹（1882—1963）遞修的嘉業(ye) 堂刻本，即所謂《章氏遺書(shu) 》本；另一是章華紱因不滿於(yu) 前者而重新厘定，在開封刊刻的“大梁本”。在“內(nei) 篇”部分，前者比後者多出《禮教》一篇。內(nei) 藤湖南認為(wei) ，“大梁本”不錄《禮教》篇“是由於(yu) 與(yu) 《易教》《書(shu) 教》《詩教》等篇相比，此篇論文有欠力度”【3】。其論就“六經皆史”而發，意在指出《禮教》篇缺乏“三禮是史”的相關(guan) 論證。但實際上，《禮教》篇非專(zhuan) 就“六經皆史”而作，其說展示出溝通經史理論與(yu) 編史實踐的努力，實乃解釋章學誠思想之秘鑰。

（一）兩(liang) 個(ge) 禮學流派

清儒治《禮》以考據見長。漢學之所以自信細密於(yu) 宋學，與(yu) 其三《禮》學研究優(you) 勢密切相關(guan) 。章學誠卓然獨立於(yu) 漢、宋陣營，故能把握當時《禮》學研究情勢，又不受其局限。在《禮教》篇，他開宗明義(yi) 地說：“經禮之學，開端先辨經曲。經曲之義(yi) 未明，是出入不由戶也，而學者往往昧之。”【4】“經曲”之辨是禮學研究中的疑難問題。《禮記·中庸》曰：“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禮記·禮器》）又雲(yun)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三百三千”究竟何指，曆代注家說法不一，章學誠將其判為(wei) 兩(liang) 家：一家以劉向為(wei) 代表，“劉向以三百為(wei) 官禮，所謂經也；三千為(wei) 《儀(yi) 禮》，所謂曲也”。另一家以鄭玄、朱熹為(wei) 代表，“鄭康成乃以三百為(wei) 《儀(yi) 禮》，三千為(wei) 《禮》文”，“朱子從(cong) 鄭而不從(cong) 劉”【5】。

考《禮記·禮器》鄭注：“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yi) 三千。”【6】則鄭玄以《周官》為(wei) 經禮，不同於(yu) 西漢學者以“禮經”“經禮”指稱《儀(yi) 禮》的語言習(xi) 慣。至宋代，程頤、呂大臨(lin) 、葉夢得、朱熹反思鄭注，主張以《儀(yi) 禮》為(wei) “經禮”，重視《儀(yi) 禮》學研究，其風綿宕至清，對清儒治《禮》影響深遠。【7】按此，鄭玄與(yu) 劉向之論同，而與(yu) 朱熹之論異，章學誠的說法並非事實。這種“失誤”可能是有意為(wei) 之，其目的是建構漢代鄭玄—宋代朱熹—清代漢學（如秦蕙田）的學術譜係，比照樹立自身“有得於(yu) 向、歆父子之傳(chuan) ”【8】的學統。這不能簡單看作是學術考索，而是“實齋為(wei) 印證學術上的某種主張而闡發的一種思想宣言”【9】。

（二）批判“五端”“五儀(yi) ”

在這種語境下，當章學誠抬出《周禮》作為(wei) “經禮”時，便擺出了一副與(yu) 漢學爭(zheng) 辯的姿態。他抨擊當時禮學研究：

近人致功於(yu) 三禮，約有五端：溯源流也，明類例也，綜名數也，考同異也，搜遺逸也。此皆學者應有之事，不可廢也。然以此為(wei) 極則，而不求古人之大體(ti) 以自廣其心，此宋人所譏為(wei) 玩物喪(sang) 誌，不得謂宋人之苛也。【10】

章學誠不是宋學學者，他並無否定漢學禮學研究成就的意圖，而是希望指出“五端”的研究不可沉溺於(yu) 鍾鼓玉帛，做成豆丁之學，而是要深求“古人之大體(ti) ”。他引用朱子“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yi) 則”的名言諷諫漢學學者，將“五端”判作“儀(yi) ”而非“禮”，並發出詰問：“非盡人官物曲之精微，豈足以稱天理節文之義(yi) ！”【11】“物曲”即名物度數之類，是“儀(yi) ”；“人官”即設官分職之屬，是“禮”。

同是推尊《周禮》，章學誠不主張采用鄭玄的“五禮”體(ti) 係構築禮學大廈，而是強調《周禮》作為(wei) 官製的獨特價(jia) 值。他反思說：

禮家講求於(yu) 纂輯比類，大抵於(yu) 六典五儀(yi) 之原多未詳析，總緣誤識以儀(yi) 為(wei) 禮耳。夫製度屬官而容儀(yi) 屬曲，皆禮也。然容儀(yi) 自是專(zhuan) 門，而製度兼該萬(wan) 有，舍六典而拘五儀(yi) ，恐五儀(yi) 之難包括也。雖六典所包甚廣，不妨闕所不知，而五儀(yi) 終不可以為(wei) 經禮之全，綜典之書(shu) ，自宜識體(ti) 要也。【12】

稱“五禮”為(wei) “五儀(yi) ”，可見章學誠貶抑之意，以之為(wei) “非禮”。究其原因，是“五禮”的吉、凶、軍(jun) 、賓、嘉框架缺乏包容性，不足以囊括所有禮學文獻。章學誠以秦蕙田《五禮通考》為(wei) 例指出，該書(shu) “以五儀(yi) 為(wei) 綱”，試圖賅括所有，卻疏漏百出、不能服人。比如，《五禮通考》將天文、地理、官製等內(nei) 容編入嘉禮之中，理由是“朝覲會(hui) 同，於(yu) 五儀(yi) 為(wei) 嘉禮耳”。但實際上“朝典”包括甚廣，如以此為(wei) 準，則司馬、軍(jun) 政、司寇、比讞皆當歸入嘉禮，軍(jun) 禮將有被挖空的危險。這種批判直戳禮學文獻編纂的核心，對朱熹《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江永《禮書(shu) 綱目》等皇皇巨著通用。

（三）“禮”的三個(ge) 層次

舍“物曲”，求“人官”；棄“五儀(yi) ”，用“六典”。章學誠係統批判了從(cong) 鄭玄到秦蕙田的禮學研究，其方案是“向、歆父子式”的，其淵源是《七略》《漢誌》：

《漢·藝文誌》，《官》《儀(yi) 》二禮與(yu) 禮家諸記合為(wei) 一種，後世《三禮》所由名也。其實諸記多為(wei) 儀(yi) 禮，而傳(chuan) 《周官》者，非專(zhuan) 門之學即無成書(shu) ，名為(wei) 三禮，實二禮也。二禮同傳(chuan) ，而儒者拘於(yu) 威儀(yi) 之說，遂異經禮三百而歸之《儀(yi) 禮》，反若官典為(wei) 禮家之贅疣，而先王製作之原，與(yu) 道出於(yu) 天之義(yi) 微矣。今之三禮，乃《官》《儀(yi) 》二禮合《小戴記》耳。此乃學校所頒，其實當合《大戴》為(wei) 四禮也。正以《內(nei) 外四傳(chuan) 》（三傳(chuan) 加《國語》）猶可想見《春秋》之意，而《禮》之不盡《官》《儀(yi) 》二經也，學者所當知也。【13】

劉歆考據《周禮》，編入《七略》，《漢書(shu) ·藝文誌》因之而成《周禮》《儀(yi) 禮》《禮記》“三禮”鼎立之局麵；若分《禮記》為(wei) 大、小戴兩(liang) 家，則“四禮”也可聊備一說，這是眾(zhong) 所周知的禮學常識。不過，章學誠之意尚不止於(yu) 此，他將“三禮”比作《春秋》“三傳(chuan) ”，將《大戴禮記》比作《國語》。推其心意，是有意擴大禮學經典的範圍，使原本被認作是“經”的經典去勢為(wei) “傳(chuan) ”，原本被認作“傳(chuan) ”的文獻降格為(wei) “記”。於(yu) 是，“四禮”實際上具有由低到高的三個(ge) 層次：第一層次是“記”的層次，包括大、小戴《禮記》，其意義(yi) 相當於(yu) 《國語》之於(yu) 《春秋》；第二層次是“傳(chuan) ”的層次，包括《周禮》《儀(yi) 禮》“二禮”，其意義(yi) 相當於(yu) 《春秋》三傳(chuan) ；第三層次是“經”的層次，即所謂“《禮》之不盡《官》《儀(yi) 》二經”者。

這種《周禮》《儀(yi) 禮》皆有所未盡的“禮”，章學誠稱之為(wei) “官禮”“官典”，是其禮學體(ti) 係中的最高範疇，具有“五禮”所不具備的整合五經的功能：

《易》為(wei) 周禮，見於(yu) 太卜之官，三易之名，八卦之數，占揲之法，見於(yu) 《周禮》，所謂人官之綱領也。……《書(shu) 》亦周禮也，見於(yu) 外史之官，三皇五帝之名，見於(yu) 《周官》，所謂人官之綱領也。……《詩》亦周禮也，見於(yu) 太史之官，風雅頌之為(wei) 經，賦興(xing) 比之為(wei) 緯，見於(yu) 《周官》，所謂人官之綱領也。【14】

引文共三句，句式相同。每句兩(liang) 次使用“周禮”一詞，意旨並不相同。“某為(wei) 周禮”之“周禮”指“經”一層次的“禮”，即所謂“人官之綱領”；“見於(yu) 《周禮》”之“周禮”指“傳(chuan) ”一層次的“禮”，專(zhuan) 指《周禮》，故後文代之以《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15】，係於(yu) 《周禮·春官·宗伯》，故“官禮”可統《周易》；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shu) ”【16】，係於(yu) 《周禮·春官·宗伯》，故“官禮”可統《尚書(shu) 》；大師（引文誤作太史）“教六詩”【17】，係於(yu) 《周禮·春官·宗伯》，故“官禮”可統《詩經》。此外，“《春秋》乃周公之舊典”【18】，韓宣子觀書(shu) 於(yu) 太史氏，職屬《周禮·春官》，則“官禮”亦可統《春秋》。

至此，章學誠係統反思了“鄭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禮學研究，樹立起自身“向、歆父子之傳(chuan) ”19的禮學新學統，並以“官禮”重整禮學乃至經學體(ti) 係，實現了對前者的理論“超越”。不過，這隻是章氏學術體(ti) 係營構的第一步，其理論旨趣之宏大尚不止於(yu) 此。

二、《七略》攝“四部”

據章氏次子華紱說，乃父之學之所以能夠“於(yu) 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的秘密是“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yu) 向、歆父子之傳(chuan) ”【20】。其實，劉向、劉歆不但為(wei) 章學誠提供了《官禮》這一整飭禮學、經學的密鑰，還為(wei) 其整飭古今學術提供了具體(ti) 方案——《七略》。緣此，章氏將其理論射程由“五經”擴展為(wei) “四部”，試圖將天下之書(shu) 、古今之學盡數收入彀中。

（一）學術史的三階段論

重整古今文獻的認識基礎是“明古今之變”。章學誠將古今著述之變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

第一階段，三代以降至春秋，典章衰而著作興(xing) 。章氏認為(wei) “古無私門之著述”，“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裏，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wei) 書(shu) 、家存一說者也”【21】。春秋時周道衰微，孔子懼怕先王法度“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yu) 淪失”【22】，於(yu) 是取典章之大者“申而明之”，是為(wei) “六藝”。章學誠認為(wei) ，孔子於(yu) “六藝”隻是整理編次、“述而不作”，“非聖人有意作為(wei) 文字以傳(chuan) 後世也”【23】，不能稱作“私家著作”。不過，孔門六藝開創的“師教”傳(chuan) 統實際上使官師分立，此後“子學時代”來臨(lin) ，“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shu) 立說”，私家之言漸多，著作隨之而興(xing) 。

第二階段，戰國之時到西漢，著作衰而文章富。春秋、戰國時期的私家著述以傳(chuan) 授生徒為(wei) 目的，論述簡明，且多非專(zhuan) 著。相對而言，春秋辭命簡約，僅(jin) “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戰國則“扺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可謂達到了“行人辭命之極”【24】。即便如此，戰國時期也“未嚐有參差龐雜之文也”【25】。至兩(liang) 漢，辭章騷賦之學興(xing) 起，諸家以辭藻華麗(li) 為(wei) 尚，“辭章”逐漸以一門學問的麵貌出現了。

第三階段，東(dong) 漢之後，文章繁而裒為(wei) 集。東(dong) 漢以後，文體(ti) 大為(wei) 豐(feng) 富，《後漢書(shu) ·文苑傳(chuan) 》當中每稱文士，則曰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幹篇。摯虞《文章流別》首創“別集”，因文體(ti) 而編次古今名篇，標誌著文集理念的成熟。作為(wei) 一種文獻編次方法，文集的產(chan) 生是“辭章之學”代“專(zhuan) 門之學”而興(xing) 的必然結果。與(yu) 之相伴而生的，如類書(shu) 、書(shu) 抄、評選等，都以“刪略諸家，取便省覽”26為(wei) 目的，一方麵揭示出文章繁多、冗富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麵體(ti) 現出學者因文獻浩繁而不知學所先後的困惑。

與(yu) 此相對應的，目錄學史亦可分為(wei) 三段：一是以官職為(wei) 著錄之法的時期，二是由《七略》到《漢書(shu) ·藝文誌》，三是四部分類法。其中，四部分類法的出現與(yu) 後世文獻的類型、數量變化相關(guan) ，遭到章學誠的激烈批判：

聞以部次治書(shu) 籍，未聞以書(shu) 籍亂(luan) 部次者也。【27】

“以部次治書(shu) 籍”是章氏的主張，其理念是演繹式的，要求以官禮大義(yi) 編序天下文獻；“以書(shu) 籍亂(luan) 部次”，是四部支持者的主張，其理念是歸納式的，要求以書(shu) 籍的實際情況改變分類方法。章氏警告說，四部分類法源於(yu) 且助長了學術的衰弊，若再信而用之則必將造成學術的進一步衰退，使“著作日下”“學術日散”“文章之病難救”，“古人之大體(ti) ”永不複見。對此，他喊出“三變而古學可興(xing) ”【28】的口號，並實際提出了恢複“古學”的設想。

（二）恢複“古學”的設想

學術之變由官禮到專(zhuan) 家（門）再到辭章，文獻之變由典章到著作到文章（集），目錄之變由官守到《七略》再到“四部”。此為(wei) 曆史流變，故就順序而言；若論恢複“古學”，則當溯流而上。章學誠說：

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hui) 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xing) 。【29】

孔子曰：“齊一變，至於(yu) 魯。魯一變，至於(yu) 道。”（《論語·雍也》）其實指若何，不得而知。相比之下，章學誠的“三變”主張更為(wei) 清晰，其宗旨是舍棄四部分類法，恢複以《七略》為(wei) 代表的官守部次之法。其原則有二：一是“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即通過具體(ti) 分析為(wei) 難以部次的文獻定性；二是“因散而求會(hui) 同之歸”，即將這些散在四部各小類中的文獻回置於(yu) 《七略》的文獻六分法中。

具體(ti) 而言，原屬史部而歸入“六藝略”者，如正史回歸《春秋》之類，儀(yi) 注回歸“禮”類《儀(yi) 禮》之屬，職官回歸“禮”類《周官》之屬；歸入“數術略”者，如譜牒回歸“曆數”之屬；歸入“諸子略”者，如記、傳(chuan) 回歸“小說”之屬。原屬子部而“後世不複有其支別”者，如名家“後世不傳(chuan) ”，章學誠認為(wei) 其“辨名正物之意”與(yu) 顏師古（581—645）《匡謬正俗》、丘光庭（907—960）《兼明書(shu) 》之類相似，故其可歸於(yu) “六藝略”小學之類；再如墨家“自漢無傳(chuan) ”，但推原其意所謂“尚儉(jian) ”“兼愛”者，與(yu) 老子貴嗇、佛家普度之類相似，故可與(yu) 諸子略老子之類合並。原屬集部者，漢魏六朝著述，多有“專(zhuan) 門之意”，多可歸於(yu) “諸子略”。相比之下，唐宋詩文浩如煙海、情況複雜。章學誠主張擱置文集的複雜性，從(cong) “作集之人”入手，根據其性情本趣、詩賦所寄托、論辯所隱喻、紀敘所宗尚等方麵具體(ti) 分析，為(wei) 其人其學定性。以“唐宋八大家”為(wei) 例，韓愈屬儒家，柳宗元屬名家，蘇洵屬兵家，蘇軾屬縱橫家，王安石屬法家 ，等等。

章氏學術史三段論示意圖

經此歸類，四部文獻被重新回置到《七略》的六分法中，“三變而古學可興(xing) ”的構想得以初步完成，章學誠學術體(ti) 係的輪廓似乎漸趨清晰。不過，這些設想與(yu) 章氏的許多其他命題相似，非一篇之論、一時之論所能概全，其中若幹理論環節尚需細究章氏著述的細節才能補完。

三、“天下之書(shu) 皆官禮”

在《禮教》篇末，章學誠借“或人”之口提出了“天下之書(shu) 皆官禮”的命題，並問道：

天下之書(shu) 皆官禮，則經分為(wei) 六，略分為(wei) 七，子別九流，術標七種，何不悉統於(yu) 官禮乎？【30】

這個(ge) 問題直擊章氏體(ti) 係中的關(guan) 鍵環節，即在“官禮”與(yu) “天下之書(shu) ”之間如何安放“五經”、《七略》的理論位置，以形成某種合乎邏輯的論證體(ti) 係。對此，章學誠並非沒有自覺認識，隻是前後所思各有不同。若不計其得失，略有兩(liang) 條進路。

（一）進路一：擴“五經”為(wei) “五教”

《文史通義(yi) 》內(nei) 篇以《易教》《書(shu) 教》《詩教》《禮教》開篇，其中《書(shu) 教》中論《春秋》，故所謂“四教”實為(wei) “五教”。《禮記》有“五教”之說，有學者認為(wei) 章學誠“五教”之論來源於(yu) 此。31但實際上，兩(liang) 者意指並不相合。章學誠所謂“教”於(yu) “教化”之義(yi) 較遠，離佛家“判教”之義(yi) 較近，旨在為(wei) 古今文獻定性、分類提供依據。《詩教》篇曰：

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guan) 尹推衍五行，《書(shu) 》教也；管、商法製，義(yi) 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詩》教）比興(xing) 之旨，諷喻之義(yi) ，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請，微婉而善諷也。【32】

與(yu) 判文集為(wei) 諸子的思路相似，章學誠試圖通過定性研究將後世文獻回歸到更古的文獻之中。不過，他並未選擇劉氏父子的“諸子出於(yu) 王官論”作為(wei) 立論依據，從(cong) 而直接將諸子回歸“官禮”，而是選擇勾連“五經”與(yu) 諸子的關(guan) 係。顯然，這一迂回的論證思路充滿挑戰，畢竟“五經”被長期貼上儒家標簽，與(yu) 諸子門戶各異、道相殊途。為(wei) 此，章學誠的做法是將“五經”的概念擴容為(wei) “五教”，擺脫文本作為(wei) 物質載體(ti) 的局限，思考“五經”所代表的某種學術傳(chuan) 統。章學誠說：

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xing) 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yu) 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33】

從(cong) 形式上說，《易》教在“象”，《詩》教在“興(xing) ”，《禮》教在“官”，《春秋》教在“例”，《書(shu) 》教在“記注”而“無定體(ti) ”。以之為(wei) 宗旨，參考諸子著述內(nei) 容，即可實現“五教”統“諸子”的命題。在章氏看來，“五教”不僅(jin) 流為(wei) 諸子，還持久影響著後世學術形態。如《易經》“象”教，分為(wei) “天地自然之象”“人心營構之象”，後者承“情之變易”而興(xing) ，“意之所至，無不可也”【34】，故《莊子》《列子》之寓言、《離騷》之鬼神、佛教之地獄，皆可歸為(wei) 《易》教。再如《詩經》“興(xing) ”教，其流至廣。“戰國之文多出於(yu) 《詩》教”，而“後世之文，其體(ti) 皆備於(yu) 戰國”，故後世文體(ti) 多屬《詩》教之流。章氏認為(wei) ，後世文集摻雜了本屬著述的經義(yi) （歸為(wei) 經）、傳(chuan) 記（歸為(wei) 史）、論辯（歸為(wei) 子），除此三者之外皆是“辭章之屬”，無論有韻無韻之體(ti) ，皆為(wei) “抑揚往複，詩人諷諭之旨”【35】，當屬《詩》教者流。

“五教”說如能推至極端，則“官禮”統“五經”，“五經”開“四部”，“官禮”可統古今、天下之書(shu) 。不過相關(guan) 論說在此戛然而止，仿佛遇到了某些難以理順的硬結。畢竟在章學誠的“官禮”概念中，“五經”並無至高地位：就三代而論，“五經”隻是“官禮”中的一小部分，無力概括三代郅治之全體(ti) ；對後世而言，傳(chuan) 世文獻的情況過於(yu) 繁複，欲以“五教”囊括之將會(hui) 是一個(ge) 龐大、複雜的係統理論工程。

（二）進路二：舍《七略》而用“官禮”

姑且不論“五教”說成功與(yu) 否，僅(jin) 按《七略》論之，是否可以成全“天下之書(shu) 皆官禮”的命題？作為(wei) 一位依靠編撰方誌謀生的學者，章學誠先後主編過《和州誌》《永清縣誌》《亳州誌》等方誌名著，其中有關(guan) “藝文”的部分反映了他對《七略》思考的變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州誌》中，《藝文書(shu) 》貫徹了《七略》統“四部”的理念。不過從(cong) 其所擬《輯略》來看，其體(ti) 例少“兵書(shu) ”一類，而多出“紀載”“釋教”“金石”三類，與(yu) 《七略》實不相同。

這種差別多少反映了《七略》在統領“四部”文獻時的先天不足。關(guan) 於(yu) “紀載類”，章學誠坦言：“紀載者，《七略》所無。……若盡歸六藝，則部次實繁，難於(yu) 條別；特立史部，則全奪六藝，傳(chuan) 業(ye) 無複源流。”【36】章氏堅稱，另立“紀載類”的理由是因為(wei) 地理、方誌、譜牒等文獻類型數量太大。不過，他在批判“四部”時明確說過，不能“以書(shu) 籍亂(luan) 部次”，徒視目錄為(wei) “甲乙紀數之所需”37。待人以嚴(yan) ，律己則寬，章氏的雙重標準實在難以服人。相似地，“釋教類”亦為(wei) 《七略》所無。在《序例》中，章氏認為(wei) 墨家、老子、佛家相類，可統歸諸子略。但此處卻說，“諸子皆官典之遺，釋氏教自外來，非周官六典所領也。……或以為(wei) 莊列所開，或以為(wei) 墨翟之道，未可以定釋氏之果為(wei) 莊列，果為(wei) 墨翟也。”【38】後文批判前文，後論推翻前論，著實令人費解。究其原委，是因為(wei) 存在大量《七略》時代尚無的文獻類型。質言之，《七略》在統領“四部”文獻的問題上存在先天不足。

對此，章學誠的策略是舍《七略》而用“官禮”。在後來所纂《永清縣誌》《亳州誌》中，章氏對“藝文書(shu) （誌）”避而不修，轉而投身“六書(shu) ”“掌故”“文征”等體(ti) 裁的營構。推原其意，是越過《七略》，將一切歸溯至“官禮”。在此期間，“官禮”常與(yu) “一代”“當代”等時間語詞並用。所謂“一代人官”“當代人官”等說法，表明章學誠的“官禮”概念具有曆時性。“《周官》挈一代之大綱”【39】，則周有周之“官禮”，其物質載體(ti) 是《周禮》；“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則唐有唐之“官禮”，其物質載體(ti) 是《唐六典》。“官禮”的曆時性要求，史家在曆史編纂工作中應以“當代人官為(wei) 綱紀”【40】，而不是拘泥於(yu) 正史的因循而來的固定體(ti) 裁。《永清縣誌》創“六書(shu) ”體(ti) 例，其意在此。

不過問題隨之而來。由於(yu) 在《戶書(shu) 》中放置了大量細碎內(nei) 容，《六書(shu) 》的內(nei) 容比例顯得十分失衡。故有人譏曰：“充類之盡，則一誌但存六書(shu) 而已矣！何以複分諸體(ti) 也？”41或是有感於(yu) 此，章學誠在《亳州誌》中改“六書(shu) ”為(wei) “掌故”，同為(wei) 吏、戶、禮、兵、刑、工，意義(yi) 卻有差別。合看《禮教》篇與(yu) 《亳州誌·掌故例議》可知，“官禮”依詳略可判為(wei) 二：一是“一代人官之綱領”，在史則為(wei) “國史書(shu) 誌”，其特點是“擷其要”；一是“掌故專(zhuan) 書(shu) ”，在史則為(wei) “國家會(hui) 典會(hui) 要之書(shu) ”，其特點是“備其物與(yu) 數”【42】。

通過賦予“官禮”概念曆史性與(yu) 層次感，章學誠完成了對方誌理論的探索，並完成了“天下之書(shu) 皆官禮”的論證。遺憾的是，由於(yu) 五經不是體(ti) 係中的必要環節，其經典地位、價(jia) 值似乎遭到挑戰。畢竟，章學誠是一位講求“實學”的學者，他無力彌縫“高明之學”與(yu) “考索之功”之間的理論裂痕，在以“五教”、《七略》為(wei) 中間環節的構想失敗後，他並未強為(wei) 己辯，而是把困局留給了後人。至於(yu) 後來馬一浮在批評他的基礎上借其棄題發揮為(wei) “六藝該攝一切”，恐怕是章學誠始料未及的。

注釋
 
1（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06頁。
 
2（清）章華紱：《大梁本〈文史通義〉原序》，（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80頁。
 
3 [日]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7頁。
 
4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69頁。
 
5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69頁。
 
6 《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740頁。
 
7 參看拙著：《宋代四禮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3-47頁。
 
8 （清）章華紱：《大梁本〈文史通義〉原序》，（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80頁。
 
9 [日]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王標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頁。
 
10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0頁。
 
11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69頁。
 
12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1頁。
 
13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69-70頁。
 
14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2頁。
 
15 《周禮注疏》卷二十四，北京：北京大學學出版社，1999年，第637頁。
 
16 《周禮注疏》卷二十六，第711頁。
 
17 《周禮注疏》卷二十三，第610頁。
 
18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頁。
 
19 （清）章華紱：《大梁本〈文史通義〉原序》，（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80頁。
 
20 （清）章華紱：《大梁本〈文史通義〉原序》，（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80頁。
 
21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318頁。
 
22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6頁。
 
23(10)（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7頁。
 
24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45頁。
 
25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318頁。
 
26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13頁。
 
27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14頁。
 
28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319頁。
 
29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319頁。
 
30 此據《校讎通義》。[見（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宗劉第二》，《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6頁。]若按《〈和州誌·藝文書〉序例》，則王安石屬“禮家”。[見（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15頁。]
 
31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2頁。
 
32 《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挈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禮記·經解》）倪德衛認為章學誠《易教》《書教》《詩教》《禮教》等說本乎此，見倪德衛：《章學誠的生平及其思想》，楊立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6頁。
 
33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45頁。
 
34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8頁。
 
35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8頁。
 
36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60頁。
 
37 （清）章學誠：《和州誌·藝文書》，《章學誠遺書》，第558頁。
 
38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16頁。
 
39 （清）章學誠：《和州誌·藝文書》，《章學誠遺書》，第560頁。
 
40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68頁。
 
41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68頁。
 
42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69頁。
 
43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