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將“感”把握為(wei) 所有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性”)、將“神”把握為(wei) 所有存在者的實在基體(ti) 而實現了對作為(wei) 超越者的流行整體(ti) 的指明,這是體(ti) 用論的建立。同時,張載的“虛心”和“心化”工夫之目的是將太虛之象朗現於(yu) 心中而實現對最終根據的把握。但是,張載將“性”和“神”把握為(wei) 同質性的,使得整體(ti) 之根據與(yu) 整體(ti) 自身在現實形態上難以區別,從(cong) 而對萬(wan) 物···
“廟學”這一概念由“廟”和“學”構成,“廟”是指孔廟,“學”則指官學,包括京師國學(太學、國子學)以及全國各地府州縣學。故“廟學”實即古代孔廟和官學的一體(ti) 化。唐代儒學製度化,孔廟由國子學、太學逐漸推廣至全國州、縣學,“廟學合一”教育規製正式形成,並為(wei) 宋元明清沿襲。
孟子即“心”以言“性”,實以人心本具“能-知”一體(ti) 的先天性邏輯結構,而將不忍、惻隱、慈遜、親(qin) 親(qin) 等種種具有道德指向的情感內(nei) 容,理解為(wei) 此“能-知”共屬一體(ti) 的原初存在方式在具體(ti) 境域中的各種當場性和緣構性的情態表現。
當下盛行的政體(ti) 分類學是「民主-威權」二元範式,但存在著「民主濫用」與(yu) 「民主失真」的流弊,究其原因在於(yu) 既往政體(ti) 分類學的純形式化問題,需從(cong) 注重於(yu) 政黨(dang) 數量概念的誤區,走向民族概念與(yu) 三維層次。通過擴大對政體(ti) 的詮釋功能主義(yi) 的視角,以及民族性要素的抽取,本文提出「責任性」的概念作為(wei) 新政體(ti) 分類的標準。通過從(cong) 時間軸與(yu) 空間軸衍···
聖人就是溝通天人的中介,但聖人仍是有限的人,而不是全能的天。孔子指出“唯天為(wei) 大”,意在強調天是生成並統攝、高於(yu) 並優(you) 於(yu) 一切存在者的唯一超凡者。人的理性或德性可以超越經驗,卻永遠無法超越這個(ge) 凡俗世界;因此,“人”永遠不能取代“天”。人對天的態度,應當是敬畏。
禮在淩氏學術思想體(ti) 係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是貫穿其學術思想體(ti) 係的關(guan) 鍵和靈魂。他認為(wei) 禮是“五常”的“綱紀”,其“學禮複善”之說既強調先驗的道德本心,又不忽視後天的教化,是對孟、荀之說的折衷。針對李翱提出的“複性”論,淩廷堪別出心裁地提出“複禮”說,並主張通過“複禮”實現“複性”。
朱熹以“理一分殊”理論闡明其“三綱”人倫(lun) ,但其論述隻有“天理”之“分殊”,缺乏“天理”之“理一”。人都是由“天”所生,有從(cong) “天”而來的尊貴屬性,基於(yu) 人的“天”性,人倫(lun) 關(guan) 係中的任何一方都應得到相對方的愛護和尊重,這本應是朱熹人倫(lun) 關(guan) 係的“理一”,但朱子未能在其人倫(lun) 論述中闡明這一“天理”的重要維度,以至於(yu) 人倫(lun) 關(guan) 係向單向、支配、絕對的方向···
中國儒道傳(chuan) 統的共生思想是中國式現代化之人與(yu) 自然和諧共生的文明論根脈,其中萬(wan) 物一體(ti) 的思想、自然的理念則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夠突破西式現代化自然與(yu) 精神二元、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斷裂構型的關(guan) 鍵。從(cong) 世界曆史視野來看,人類正在從(cong) 西式現代化走向共生新時代或共生新秩序,中國式現代化因而具有世界曆史意義(yi) 。
考察信和義(yi) 的字源字義(yi) 及用字法發現,信傾(qing) 向為(wei) 描述性的概念,約可歸為(wei) “是”的範疇;義(yi) 傾(qing) 向為(wei) 價(jia) 值性的概念,約可歸為(wei) “應當”的範疇。在對信和義(yi) 的釋義(yi) 及相關(guan) 理論闡釋中,先秦儒家將二者內(nei) 化為(wei) 主體(ti) 品質德性的同時,也視為(wei) 政治理念和認知原則。
在儒家學理中加入時間性和空間性,凸顯時間性和空間性的意義(yi) ,是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特別著意的努力方向,也是它有別於(yu) 其他研究的一個(ge) 顯著標誌。經過這種改變,儒學思想範式很可能會(hui) 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朱子論心的重點是從(cong) 心性論的視角來探討心的運行機理及功能。對朱子來說,心的構成問題是不言而喻的;因為(wei) ,按照朱子的理氣論,心顯然是由理氣共同構成的。朱子認為(wei) ,理氣共同構成心之後,心在運行活動時會(hui) 表現出構成此心之理和構成此心之氣兩(liang) 個(ge) 方麵的特性。
以物質文明為(wei) 主導的現代化是由思辨理性引發的,其結果是養(yang) 成量的個(ge) 人主義(yi) 與(yu) 烏(wu) 合之眾(zhong) ,最終導致現代性的危機。要解除這種危機必須由實踐理性養(yang) 成質的個(ge) 人主義(yi) ,從(cong) 而實現人的現代化,是為(wei) 精神文明。基於(yu) 這種認知,儒家可以在三個(ge) 方麵給精神文明提供價(jia) 值維度:實踐理性下質的個(ge) 人主義(yi) ,理性宗教下的社群主義(yi) ,道德目的論下的天下主義(yi) 。
張爾田與(yu) 日本學者內(nei) 藤湖南以章學誠為(wei) 紐帶,成為(wei) 惺惺相惜的學術知音,旗幟鮮明地倡揚章學。作為(wei) 彼時中日學界名望頗重的學者,他們(men) 有關(guan) 章氏之學與(yu) 中國經史傳(chuan) 統的看法,構成一種潛在的跨文化對話關(guan) 係,為(wei) 討論章氏之學的越境受容與(yu) 国际1946伟德的古今之變留下了空間。
荀子非常自覺地繼承和發展了孔子以來的文質論傳(chuan) 統,並在這個(ge) 理論框架下討論人性與(yu) 禮製。他在《性惡》等篇中將作為(wei) 質的人性理解為(wei) 惡,但在《禮論》等篇中又非常肯定情與(yu) 質,這展現了文質論的理論張力。相對而言,孟子對文質論沒有像荀子那樣討論得那麽(me) 深刻,但性善論更符合文質論的理論模式。
王陽明的“心學解經學”奠基於(yu) 他的“心即理”的哲學觀,以及六經乃“吾心之記籍”的經學觀,其解經學反對像朱子那樣在解釋“文義(yi) ”上用功,而代之以在“心體(ti) ”上體(ti) 當,認為(wei) 凡“解書(shu) 不通”“隻要解心”。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經典可以隨心所欲地被重新解釋,毋寧說王陽明的解經學旨在“求是”,他用“求是非”的內(nei) 在理解標準來代替曾經十分流行的“論異同”的外在標準。
中國文化“重智”的一麵在先秦名家有突出的表現,其主要標誌在於(yu) “物”觀念的獨立及與(yu) 之相應的“名”的獨立發展道路的開辟。因此,儒學中“知性”要素的發展有賴於(yu) 揚棄“人貴於(yu) 物”的傳(chuan) 統立場,進而正視“物”的觀念,而這一設想在儒學的根柢層麵是可以找到根據的。
「智」德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獨特,智不僅(jin) 是連接仁、義(yi) 、禮的紐帶,而且正是它把仁、義(yi) 、禮都藏在自己之中,這就是朱子著名的「智藏說」。在朱子看來,「知」與(yu) 「智」是有區分的,認知是起點,智德是歸宿,「智」是一種「知人之智」,是一種比知識更高的實踐智慧,是一切行為(wei) 的指南,可以貫通上下、溝通天人。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結構,構建了“天命”與(yu) “人事”的溝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論層麵天人關(guan) 係的理論設計。董仲舒憑借基於(yu) 《春秋》學的“天人三策”,賦予“天”以明確的超越性意誌,使之成為(wei) 君位合法性的理論來源。漢代經學通過對《周易》與(yu) 《春秋》兩(liang) 部經典的交互詮釋和經義(yi) 整合,既對君王德性品質做出了持續性要求,又將政治合法性的理論···
現有材料來看,春秋時期對於(yu) 人性的討論大多是在政治視野下進行的,即從(cong) 君民關(guan) 係的角度予以探討。因此,春秋時期的人性論並非著眼於(yu) “性”本身,而是有著明確的政治意圖。這種政治視野下的“民性”論有其局限性,這既是孔子之前人性論的主流,也是孔子人性論思想形成的前提與(yu) 基礎。
在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曆程中,“三代”以來所傳(chuan) 遞的“均平”理想值得我們(men) 關(guan) 切思考,將其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指導相結合,中國理應發展出新時代的“義(yi) 利之辨”,由此形成中國之於(yu) 現代化的道德尺度,以提醒我們(men) 兼顧公平與(yu) 效率,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團結奮鬥,邁向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