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章學誠與(yu) 經史學的異軌分途——以張爾田、內(nei) 藤湖南的交往為(wei) 線索

作者：周景耀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3年第2期

摘要：張爾田與(yu) 日本學者內(nei) 藤湖南以章學誠為(wei) 紐帶，成為(wei) 惺惺相惜的學術知音，旗幟鮮明地倡揚章學。作為(wei) 彼時中日學界名望頗重的學者，他們(men) 有關(guan) 章氏之學與(yu) 中國經史傳(chuan) 統的看法，構成一種潛在的跨文化對話關(guan) 係，為(wei) 討論章氏之學的越境受容與(yu) 国际1946伟德的古今之變留下了空間。就思想理路而言，他們(men) 有關(guan) 章氏之學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對中國經史傳(chuan) 統的認知亦存在新舊之別。張爾田立足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脈絡，持一種內(nei) 生性的視角，對“六經皆史料”與(yu) “目光皆騖於(yu) 外”的學風持鮮明的批判態度。內(nei) 藤湖南懷揣現代學術意識，以“史料”論“六經皆史”，以對象化的、認識論的思維方式從(cong) 外部打量、擺置中國學術，構成辨偽(wei) 疑古風尚的先聲。內(nei) 藤的做法事實上是一種具有新型方法意識的“支那學”的體(ti) 現，潛在地蘊含著“帝國”的視角，在中國現代學術建立的過程中產(chan) 生了至關(guan) 重要的影響。

作者簡介：周景耀，男，安徽潁上人，寧波大學人文與(yu) 傳(chuan) 媒學院副教授

“發現”章學誠，是指胡適所說的“埋沒了一百二十年無人知道”【1】的章學誠及其學術在民國時期“始顯於(yu) 世”，而讓胡適感到“慚愧”的是，首先“發現”章學誠的竟然是一位日本學者——內(nei) 藤湖南。他是第一個(ge) 為(wei) 章學誠作年譜的人，是否因此章氏始為(wei) 學界所重，已有不少質疑文章，【2】我們(men) 的興(xing) 趣不在於(yu) 此，而是在關(guan) 注“發現”事實本身的同時，更意欲追索“發現”背後的眼光，抑或方法與(yu) 立場，亦即，處於(yu) 新舊雜糅與(yu) 對抗關(guan) 口的章學，何者因應時趨化舊為(wei) 新，何者承先哲遺緒反本開新?因此，在學術範式轉換的意義(yi) 上，“發現”章學誠，便成為(wei) 投射不同視角的焦點。本文打算從(cong) 張爾田、內(nei) 藤湖南的交往進入這一問題，不光因為(wei) 他們(men) 以章學誠為(wei) 紐帶，成為(wei) 惺惺相惜的學術知音，旗幟鮮明地倡揚章學，也因在這段中日學人交流的學術佳話之外，作為(wei) 彼時中日學界名望頗重的學者，他們(men) 對章學的理解與(yu) 闡釋，事實上構成一種潛在的跨文化對話關(guan) 係，為(wei) 我們(men) 討論章氏之學的越境接受與(yu) 国际1946伟德的古今之變留下了空間。更重要的是，很多時候，我們(men) 認為(wei) 中國現代學術與(yu) 域外學術之關(guan) 係呈現出一種單向引進模式，而對中國現代學術輸出與(yu) 域外影響的一麵重視不足。據此而論，日本近代學界對章學誠、張爾田的引進，對於(yu) 重認中國現代學術建立過程的複雜性具有重要的參照價(jia) 值。

一

內(nei) 藤湖南（1866—1934），本名內(nei) 藤虎次郎，號湖南，是日本近代著名史學家、京都學派的開創者。內(nei) 藤在中國學方麵涉獵廣泛，在中國史、中國史學史、美術史、甲骨學、敦煌學、目錄學史、滿蒙史地等領域，皆卓有建樹。他提出過諸多重要學術命題，尤以“文化中心移動”說和“唐宋變革”說影響深遠，後者至今仍是唐宋史研究領域一再談及的重要範式。內(nei) 藤湖南對中國文化充滿熱情，從(cong) 1899年開始多次造訪中國，與(yu) 彼時眾(zhong) 多中國政學兩(liang) 界名流碩學往複交流，其中就有張爾田。張爾田（1874—1945），原名采田，字孟劬，號遯盦，浙江錢塘人，中國近代史學家、詞人，著有《史微》《玉溪生年譜會(hui) 箋》《清史後妃傳(chuan) 》《遯庵文集》等書(shu) 。民國時期，嚐入清史館預修清史，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晚為(wei) 燕京大學國學總導師，頗為(wei) 學界看重，與(yu) 王國維、孫德謙齊名，時人目為(wei) “海上三子”。但是，相較於(yu) 王國維今日家喻戶曉的名氣，張爾田則鮮為(wei) 人知，漸為(wei) 學術史遺忘。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在今日學界處於(yu) 邊緣位置的人物，在內(nei) 藤湖南那裏，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在內(nei) 藤的著述中，張爾田儼(yan) 然是中國傳(chuan) 統史學的殿軍(jun) 人物。

內(nei) 藤湖南與(yu) 張爾田初識於(yu) 1917年12月，內(nei) 藤《支那視察記》中提及在北京清史館拜訪了總裁趙爾巽、編輯官吳廷燮、鄧邦述、張爾田諸人。【3】從(cong) 張爾田1917年寫(xie) 給王國維的信中也可確認二人見麵時間：“前日日本博士內(nei) 藤湖南到館參觀，索鄙著挾之而去，雲(yun) 在彼都已三（薰）[熏]三沐矣! 覆瓿短書(shu) ，何修而得雞林之譽乎! 然而聖文埃滅，學在四夷，又未嚐不以自痼也。”【4】“鄙著”指的是張氏所著《史微》，此書(shu) 先後有四個(ge) 版本：1908年初版四卷本，1911年張爾田外甥平毅增補改訂舊本再次刊刻，是為(wei) 《史微》第二版，為(wei) 辛亥本；1912年其弟張東(dong) 蓀（1886-1972）將四卷分為(wei) 八卷刊刻，為(wei) 壬子本，1926年增訂八卷本。【5】筆者在日本關(guan) 西大學訪學時，曾親(qin) 見該校圖書(shu) 館內(nei) 藤文庫藏有《史微》辛亥本和壬子本，可見內(nei) 藤說的“三薰三沐”並非客氣話，從(cong) 內(nei) 藤1907年任教京都大學後所授課程，也能印證這一點。在1915年8月京大夏季演講會(hui) 上，內(nei) 藤開講“清朝史通論”，內(nei) 容涉及“清朝的史學”。【6】昭和19年（1944）講座內(nei) 容整理出版，在“史學及文學”部分，內(nei) 藤提及張爾田：“最近有張釆田其人，模仿《文史通義(yi) 》，寫(xie) 了《史微》一書(shu) 。它與(yu) 《文史通義(yi) 》相比，雖不能算是名著，但它說明這樣的名著雖不可能連續出現，但隔一段時間總會(hui) 有人想到它，並立誌複興(xing) 它。即使在今天，張釆田的《史微》也是非常與(yu) 眾(zhong) 不同的書(shu) ，所以，我特意采錄於(yu) 此。”【7】後又在《中國史學史》一書(shu) 的最後部分，將張爾田與(yu) 章學誠、龔自珍、孫德謙等人並列於(yu) “史意”一項，在此項中，梁啟超則作為(wei) 反例出現，內(nei) 藤在其名下注曰“不知其意而妄作者”。【8】有言如此，則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chuan) 》所雲(yun) 日人將《史微》“列為(wei) 大學研文史者必讀之書(shu) ”亦非虛言。【9】由此可見張爾田學術在內(nei) 藤心中的地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晚清以來形形色色的史學史著作中，幾乎無人提及張爾田，而梁啟超則備受尊崇，一直是文史領域的重點關(guan) 注對象。學術升降盛衰消息，於(yu) 此可知。

1917年後，二人開始魚雁往來、詩書(shu) 贈答。1928年，張爾田應約撰寫(xie) 《真誥跋》一文，【10】收入1930年出版的《內(nei) 藤博士頌壽紀念史學論叢(cong) 》，為(wei) 此，內(nei) 藤致函示謝，隨函附有手書(shu) 詩稿，信的內(nei) 容暫不可知，詩稿則由張爾田寄贈《同聲月刊》創刊號刊出，詩後落款：“錄丙寅歲除舊製奉謝孟劬先生作文見祝馬齒 虎。”【11】此詩作於(yu) 丙寅年（1926），原題為(wei) 《山莊除夕》，12彼時內(nei) 藤從(cong) 京都大學退休，築室隱居於(yu) 京都郊外相樂(le) 郡的瓶原村，自題室名為(wei) “恭仁山莊”。張爾田收到內(nei) 藤信後，隨即回函，並附《臨(lin) 江仙》詞一首，信中對內(nei) 藤多溢美之詞，視之為(wei) 學術知音，自述與(yu) 其學術趣味相近，亦好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表彰內(nei) 藤博采考據學大師錢大昕、戴震等諸家學問，較之章學誠“更精更大”，可謂彼時學界之“泰鬥”，對內(nei) 藤學問評價(jia) 極高。【13】內(nei) 藤文庫另藏有張爾田1934年所寫(xie) 《敬挽內(nei) 藤湖南先生》七律一首，此詩既是哀悼，亦含回應贈詩《山莊除夕》之意。據鄧之誠日記，1934年7月8日訪張爾田，“孟劬示挽日本內(nei) 藤虎七律一章，是亦可已而不已者”，可見悲痛之深。翌日，尊張氏囑，鄧致函《晨報》，托登載此詩。【14】經查，此詩似未在國內(nei) 報刊上正式發表。其雲(yun) ：

頻年問訊到東(dong) 鄰，縞紵西洲有幾人（君贈詩有“一時縞紵遍西洲”句）。

耆舊凋零三島盡，黃農(nong) 綿邈百家陳。

論文久失方聞友，易簀驚傳(chuan) 老病身。

莫怪衰翁雙淚眼，觀堂宿草墓門春。

靜安歿已八年，君又繼之，東(dong) 方文獻之寄無人矣，故末句及焉，非獨哭其私也。

敬挽 內(nei) 藤湖南先生

張爾田稿奉【15】

以上是張爾田、內(nei) 藤湖南往來的大致情形，詩書(shu) 贈答間既有互相推挽之意，亦借此暗托心事，傷(shang) 悼文化零落，寄寓黍離之悲。紙上心事，彼此是否能體(ti) 貼於(yu) 心，自然無從(cong) 說清，亦難以確證。而作為(wei) 二人建立聯係的重要橋梁的章學誠，他們(men) 在追慕之際，是不是對章氏之學的理解就是一致的呢?

二

內(nei) 藤湖南在《章學誠的史學》一文中自述其“發現”章學誠的過程，他最初接觸章氏之學是在1902年，是年讀到《文史通義(yi) 》《校讎通義(yi) 》，1919年意外獲得章氏《全集》，即《章氏遺書(shu) 》，並通讀之，【16】在此基礎上，編寫(xie) 了章學誠年譜。年譜發表後，引起胡適等人的關(guan) 注，由此，他認為(wei) 章氏之學引起中國“新派”學者的注意，而在此之前，張爾田、孫德謙已對章氏之學有所鑽研，與(yu) 對胡適的身份認定不同，內(nei) 藤視張、孫二人為(wei) “治舊學”者，【17】可見在新舊之間，內(nei) 藤是有所判斷的。且由其學術實踐可知，其治學理路與(yu) “新派”具有親(qin) 緣性，與(yu) 張爾田則似相近實相遠。事實上，張爾田“發現”章學誠的時間要早於(yu) 內(nei) 藤，張爾田1930年在給陳柱（1890—1944）的信中對此有明確交代，他接觸章氏之學的時間是1897年。【18】二人前後“發現”章學誠，亦借此引以為(wei) 學術知己，但他們(men) 所“發現”的章學誠並不一致。內(nei) 藤認為(wei) 張氏立誌“複興(xing) ”章氏之學，故“模仿”《文史通義(yi) 》而著《史微》，這有一定道理，看到了二者思想上的承續性，張氏自己也坦陳“服膺”章氏之學，由《文史通義(yi) 》“始於(yu) 周秦學術之流別稍有所窺”，【19】但這並不意味著張氏亦步亦趨未有一己之新創，事實上二者可能是貌合而神離的，內(nei) 藤對此亦未有言。那麽(me) ，相較於(yu) 章氏之學，張爾田的新創體(ti) 現在哪裏呢?

雖章、張二人立說皆欲溝通經史、融匯古今，寓含經世之意，而世易時移，所論自然各有側(ce) 重，誠如張氏自陳：“有謂我為(wei) 章實齋嫡派者，仆亦未之敢承。”【20】下麵試以聚訟紛紜的“六經皆史”說為(wei) 例，略示二氏論述之差異。

章學誠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shu) ；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21】《經解》進一步解釋：“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yu) 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wei) 文字以傳(chuan) 於(yu) 後世也。”【22】與(yu) 此類似的還有“六經皆周官掌故”之說。【23】進而指出：“寓之所見，以為(wei) 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24】既視經為(wei) 史，則勢必降低甚或消弭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wan) 世之意義(yi) 。因此，在文明承續的過程中，章學誠推尊周公，認為(wei) 孟子所謂的“集大成者”當屬周公，而非孔子。在《原道》篇中，他認為(wei) 周公是“天縱之聖”，又“適當積古留傳(chuan) 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製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hui) 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故為(wei) “集大成”者，是謂“萃眾(zhong) 之所有而一之也”。就此論之，孔子為(wei) 何不是“集大成”者呢?章氏從(cong) 典章製作的意義(yi) 上對此進行解釋：

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yu) 道體(ti) 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yu) 無可複加之際，故得藉為(wei) 製作典章，而以周公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cong) 得製作之權，不得列於(yu) 一成，安有集大成乎?非孔子之聖遜於(yu) 周公也，時會(hui) 使然也。【25】

章氏承認孔子之“大”與(yu) “博學”，但認為(wei) 乃“學於(yu) 周公”，周公學於(yu) 曆聖，集諸聖之成，且有德有位而得以製作典章；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26】但有德無位，故無製作典章之權。周公集諸聖之成以行其道，而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為(wei) 先聖，孔子為(wei) 先師，蓋言製作之為(wei) 聖，而立教之為(wei) 師”，【27】意義(yi) 自然不同。

由此，不難體(ti) 察章學誠尊周重史之意，這在當時可謂是獨樹一幟、甚至是驚世駭俗的觀點。需要說明的是，尊周並不意味著貶孔，重史當然也不意味著黜經，其根本用意在於(yu) 會(hui) 通經史，糾考證學風之偏，但這種看法卻為(wei) 其後尊史抑經、抬升諸子降低孔子的風氣埋下伏筆。張爾田也正是在上述兩(liang) 個(ge) 方麵，提出了針鋒相對的看法，固然章氏之學對其理解“周秦學術流別”具有啟牖開蒙之功，他在經史的起源上亦認同章氏意見，認為(wei) “六藝皆史也，百家學術，六藝之支與(yu) 流裔也”，六藝為(wei) “古帝王經世之大法，太史守之以垂訓後王”，故“諸子未分以前，學術政教聚於(yu) 官守，一言以蔽之，曰史而已矣”。【28】但在考鏡諸子源流與(yu) 中國學術轉變的進程時，他將孔子與(yu) 六經置於(yu) 至高無上的地位，整部《史微》，雖以“史”命名，而真實命意卻在維護孔子與(yu) 經學，全書(shu) 各篇皆或多或少涉及這兩(liang) 個(ge) 問題，此其與(yu) 章氏大不同者。在《史微·古經論》中，張爾田集中對章學誠周公為(wei) 集大成者的看法提出質疑。

張爾田從(cong) 不同角度討論周公、孔子，周公製作典章製度，側(ce) 重於(yu) 製度安排與(yu) 政治實踐，事關(guan) 一家一姓之興(xing) 亡，是為(wei) “一代致太平”，此乃風化所係，時會(hui) 使然，是特殊曆史時空中的定向行為(wei) ，其所指也是確定的、有限的，不能曆久而不變。但不能據此理解孔子，其刪述六藝的行為(wei) ，具有非定向建構的意味，故所存之“精義(yi) ”有隨境況變化而不失其有效性的潛能。孔子是為(wei) 往聖繼絕學，更是為(wei) 萬(wan) 世建立具有超時空價(jia) 值的意義(yi) 係統，雖亦言典章製度，卻與(yu) 之不可同日而語，是故其尚虛而非崇實。若孔子如章學誠所言隻是學周公，則“孔子專(zhuan) 以周公之典章製度教人矣”，其學也便因此限於(yu) 具體(ti) 性之中而失其恒常之意義(yi) 。而若無周公製禮作樂(le) ，孔子之學也便無有依托，正因取法周公，損益因創，乃有製法後王、為(wei) 萬(wan) 世立名教之可能。因此他說：“孔子以前不必有周公，而周公以後則不可無孔子；天不生周公，不過關(guan) 係一姓之興(xing) 亡而已，而犧農(nong) 堯舜禹湯文武之書(shu) 猶在也；天不生孔子，則群聖之道盡亡，雖有王者，無從(cong) 取法矣”。【29】

所以，與(yu) 章學誠繞開孔子尊周不同，張爾田持相反意見，認為(wei) 欲尊周公，須參照孔子之言：“夫六藝皆周公之舊籍也，而有經孔子別識心裁者，則今文諸說是也；有未經孔子別識心裁者，則古文諸說是也。今文為(wei) 經，經主明理，故於(yu) 微言大義(yi) 為(wei) 獨詳；古文為(wei) 史，史主紀事，故於(yu) 典章製度為(wei) 最備。”【30】這是說，借助孔子的“別識心裁”與(yu) 損益筆削，古文轉而為(wei) 今文，舊史轉而為(wei) 經典，周公舊籍非複一代一國之紀事，具有了行之久遠的“微言大義(yi) ”，如此則周公之地位愈尊。張氏總結道：“夫孔子，大聖人也，周公亦大聖人也，周公之聖為(wei) 一代致太平，孔子之聖則為(wei) 萬(wan) 世立名教，孔子之微言大義(yi) 莫備於(yu) 今文，周公之致太平之道明而孔子損益舊史垂教萬(wan) 世之義(yi) 亦明。”【31】正因孔子刪述舊史，乃有經史之別：“六藝皆三代之政也，故謂之史”，孔子引述舊學發明六藝大義(yi) ，六藝一變而為(wei) 經，這個(ge) 過程始於(yu) 周之東(dong) 遷天子失官之後、百家諸子之言紛然淆亂(luan) 之時。當是時，孔子起，思以存前聖之業(ye) ，襲取其義(yi) ，述而不作，六藝因之而折中儒家，亦由史而經，正所謂：“三代之典章法度一變而為(wei) 孔子之教書(shu) ，而後經之名始立，故經也者，因六藝垂教而後起者也。”【32】

是故，孔子“以一身備天德王道之全，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我孔子者也”。【33】張氏追慕孔子之情殷殷可鑒。其持論如此，亦自有時會(hui) 使然者，當其著書(shu) 立言之際，千年變局愈演愈烈，若章氏欲彌合今古文之爭(zheng) 而與(yu) 考據學爭(zheng) 勝，張爾田麵對的情勢則更為(wei) 複雜——西方思想進入、學製轉型、史學提升、經學式微與(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結構麵臨(lin) 著整體(ti) 性挑戰。處此大變局之中，張氏著《史微》，實欲“為(wei) 古人洗冤，為(wei) 來學祛禍”，故含存亡繼絕以開新途徑之意。進而觀之，既尊經尊孔如此，則其因應新學倡言“定孔教”也便順理成章，而孔子他眼裏成了“我中國民族惟一之教主”，【34】其崇仰孔子之意可見一斑。因各自關(guan) 懷不同，就對孔子的認識來看，章氏所論與(yu) 之相距甚遠，因而，內(nei) 藤所謂《史微》隻是摹仿《文史通義(yi) 》而作，是對章氏之學的“複興(xing) ”的看法顯然流於(yu) 表麵，有失察之虞。

話說回來，內(nei) 藤湖南眼中的章氏之學是怎樣的呢?他在章學誠身上發現了什麽(me) ?與(yu) 他引以為(wei) 知己的張爾田是一致的嗎?

三

內(nei) 藤湖南1902年讀《文史通義(yi) 》，1919年得《章氏遺書(shu) 》。翻閱內(nei) 藤文庫所藏《文史通義(yi) 》和《章氏遺書(shu) 》，由書(shu) 中批語可知內(nei) 藤讀書(shu) 之細，校讀之外，他甚至還對個(ge) 別篇目（如《文史通義(yi) ·言公》篇）之字詞典故進行了詳細注釋，並開課講讀《文史通義(yi) 》。細致、全麵的閱讀，使之對章氏之學可謂爛熟於(yu) 心，章學誠也因此成為(wei) 其進入中國學術的重要思想通道。他不僅(jin) 在《中國史學史》《中國史通論》等重要著作中屢屢稱引章學誠，還編撰了《章實齋先生年譜》，撰寫(xie) 《章學誠的史學》《讀胡適之新著〈章實齋先生年譜〉》等專(zhuan) 題文章，在章氏之學跨境傳(chuan) 播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當然他也在這個(ge) 過程中“發現”並賦予了章氏之學以新麵孔，並反過來引起彼時中國學者的注意。

內(nei) 藤成長、學習(xi) 與(yu) 舞文弄墨的時代，致力於(yu) “脫亞(ya) 入歐”的明治維新在日本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去中國化與(yu) 學習(xi) 西方同時進行。在學術思想領域，以新觀念闡釋舊典籍漸成風尚，新的學科與(yu) 學術意識亦借此成形，具體(ti) 到史學，進化論與(yu) 實證主義(yi) 的史學意識開始流行。時風所及，內(nei) 藤亦難例外。

內(nei) 藤研究中國史習(xi) 慣從(cong) 具有進化意味的“起源”談起，認為(wei) 可以在中國文獻記錄中找到這樣的“曆史思想”。如他指出《左傳(chuan) 》等文獻中使用的“始”字，“必定是用來表示某種情況的開始”，並作為(wei) “表示事物變化的證據”，意味著“始”的現象在“某一時期開始，然後又逐漸盛行的情況”，由此形成了“將前代之事與(yu) 現代之事進行比較，而且是以著眼於(yu) 轉折點從(cong) 而對有關(guan) 曆史問題所做的探索”。【35】具體(ti) 論及中國曆史的時代劃分與(yu) 社會(hui) 形態時，這種帶有目的論意味的進步觀也提供了一個(ge) 解釋的框架，如他認為(wei) 中國從(cong) 宋代開始進入近世，貴族政治衰落，君主獨裁興(xing) 起，人民地位抬升，“貴族沒落後，君主便直接麵對全體(ti) 臣民，成為(wei) 全體(ti) 臣民的公有物，而已經不再是貴族社會(hui) 的私有物了”，由此，“就可以認為(wei) 進入了近世政治狀態”，【36】這是一個(ge) 必然的發展趨勢，其結果是，中國必然走向革命和共和。【37】傅佛果由此指出，內(nei) 藤對於(yu) 中國政治形態共和性質的認識具有預見性，是建基於(yu) “近世史”之上得出的結論，而內(nei) 藤也是“共和主義(yi) 的熱心倡導者”，就此而論，“湖南的‘近世’論對於(yu) 未來是具有某種規定性的”。【38】如考慮到內(nei) 藤界定“近世”使用的諸概念所具有的“歐洲性”，則其所論是將“中國史意義(yi) 上的‘近世’作為(wei) 世界史意義(yi) 上的‘近代’進行的重新闡釋”的潛在用意便不言自明，這種“世界史”的意味，事實上取消了中國史的獨特性，【39】先在地指明了中國發展的必然方向，其影響巨大的“唐宋變革”說亦當據此論之。職此之由，他認為(wei) 晚清興(xing) 起的尊孔思想，並不符合曆史發展的大勢，在必然到來的共和時代，由孔子教義(yi) 而形成的秩序必然被打破，這意味著，尊孔已失去曆史的正當性與(yu) 必要性。而張爾田恰恰站在內(nei) 藤的反麵，旗幟鮮明地尊經尊孔，視孔子為(wei) 教主，強調孔教與(yu) 共和政治並不衝(chong) 突，立孔教為(wei) 國教實有益於(yu) 真正共和的實現，是長治久安、永保“四萬(wan) 萬(wan) 同胞之身家之宗祀之嗣胤”的根本。【40】但是，為(wei) 何會(hui) 出現詆毀孔教的現象呢?張爾田將之歸因於(yu) 國學根柢淺薄之人以西方學說理解中國社會(hui) 結構使然：“習(xi) 蘭(lan) 學、治橫文者，當其束發受書(shu) ，宗教之思想，本極薄弱，及一適異國，震於(yu) 皙人之人情風俗，事事與(yu) 我不同也，不暇深究其原，遂悉舉(ju) 階級平等、財產(chan) 歸公諸學說，移而植於(yu) 我國，舍其舊而新是圖。”【41】抑又有言，“近世學者研究邦化，大都以海彼思想為(wei) 先入主奴，其於(yu) 往古賢哲，以及故國事實，非掉之以輕心，即出之以嬉笑怒罵。夫姬公、孔父之書(shu) ，在今人言之誠無所用，然吾民族得以蕃滋於(yu) 此陸，以汔於(yu) 今，先民之賜又寧可厚誣?”【42】強古人以就我，以西洋學說整理故國事實，近世中國學者多如此，內(nei) 藤湖南又何嚐不是?爾田雖未睹內(nei) 藤是論，然其所言，無疑與(yu) 內(nei) 藤針鋒相對。

內(nei) 藤在討論章學誠的史學思想時，進步史觀也時有流露。章氏言及史學著述變遷時認為(wei) 《尚書(shu) 》體(ti) 裁一變為(wei) 《左氏春秋》，於(yu) 是出現編年體(ti) 裁；《左傳(chuan) 》又一變為(wei) 司馬遷《史記》的紀傳(chuan) 體(ti) ，《史記》又變為(wei) 班固《漢書(shu) 》的斷代史體(ti) 裁。其後，宋代司馬光又出現了與(yu) 《左傳(chuan) 》同樣的編年體(ti) 史書(shu) 《資治通鑒》，至南宋又有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的問世。《本末》體(ti) 的出現，可說是回到了最早的《尚書(shu) 》的體(ti) 裁。內(nei) 藤認為(wei) 事實上袁樞並未抱有一種非凡的見識進行撰史，他不過是出於(yu) 方便，將《通鑒》裏的事件重新進行了編輯，而章學誠卻對紀事本末體(ti) 做出高度評價(jia) 。內(nei) 藤認為(wei) 章氏的觀點與(yu) “現在的史學體(ti) 裁也自然的形成了一致”，因為(wei) “即便是今日西方的名著，也無一例外是以這種紀事本末體(ti) 來撰述的。曆史書(shu) 勢必發展成為(wei) 這樣的著作，章學誠在一百五十年前早已提出來了這一論斷”。【43】“勢必”如此，意味著紀事本末體(ti) 是史學著述線性演進鏈條上的最高形態，這樣中國諸體(ti) 史書(shu) 也便有了等級高下之別。與(yu) 內(nei) 藤不同的是，章學誠沒有這種意識，在他的史學觀念中，“《尚書(shu) 》到《通鑒紀事本末》的曆史記述體(ti) 裁上的變化過程最終是以《通鑒紀事本末》向《尚書(shu) 》的回歸告終，其中多少有些‘循環史觀’乃至‘複古史觀’的影子”，而“在明治日本成長起來的湖南明顯是以近代西方的曆史記述作為(wei) 判斷基準，來論述近世中國的紀事本末體(ti) 的記述法與(yu) 此是否相合，或者章學誠的論旨是否有先見之明的”。【44】以西方現代學術為(wei) 依歸的內(nei) 藤，事實上重構了中國學術與(yu) 章氏之學，他借此想當然地認為(wei) ，如果章學誠以紀事本末體(ti) 的方法完成《宋史》，“可以說相當於(yu) 近代西方曆史書(shu) 那樣的著作”。【45】由此可見，內(nei) 藤之所以推崇章氏之學，根本原因在於(yu) ，章氏之學具有可供附會(hui) 西學的因素，換言之，他在其中發現了一些與(yu) 西學相近的東(dong) 西，故而大加闡揚。

其次，內(nei) 藤湖南對實證史觀的吸收，體(ti) 現為(wei) 他在現代史學的學科範圍內(nei) 理解中國史學著述，具有自覺的文獻學的方法論意識。他對章學誠“六經皆史”之“史”的理解，就帶有鮮明的現代史學意識。在內(nei) 藤看來，章學誠的史學“並不是單純記錄事實的學問”，同時也從(cong) 根本上對史學給予原理、原則的思考。他將“經”和“史”理解為(wei) “哲學”和“史學”，認為(wei) 此二者在章學誠的思想中具有高低本末之別，即一切學問之根本是史學而非哲學，這是章氏之學的理論特征。他說這一點沒有人注意到，哪怕是崇拜章學誠的學者，對於(yu) “治舊學”張爾田的批評是不難體(ti) 會(hui) 的。與(yu) 此相對的是，章氏之學的“真價(jia) ”，直到中國學者中有人“治西方學問”後，方才被認識到。【46】可見，內(nei) 藤的標準還是西學，這意味著若無西學視角，章氏之學的真意與(yu) 價(jia) 值在中國很難被發現。基於(yu) 此，他認為(wei)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yi) 》是要建立一種“新的史論，對經、史、子集各部進行綜括的批判”。【47】按照內(nei) 藤的邏輯，哲學提供的是“原理、原則”，史學則關(guan) 乎事實的記錄，這也是現代學術分科的通常認識，因此他才會(hui) 將章學誠所說的六藝皆周公舊文理解為(wei) “記錄”之意，六藝之文不過是原始的史料而已。既然是史料，就存在著是否真實可信的問題，就需要對文獻進行考證辨偽(wei) 的工作。因此，內(nei) 藤在敘述中國上古史時，特別強調文獻記載的確實性與(yu) 可信性。例如，他認為(wei) 夏代因缺乏可以確證的材料，加之出土的文物中幾乎沒有夏代的東(dong) 西，這一現象延續到殷代，所以“明晰的中國文化是從(cong) 殷代開始的，那之前不過是開天辟地傳(chuan) 說性的東(dong) 西。大體(ti) 上的史實從(cong) 殷代開始才顯現出來”。【48】循著他的邏輯，三皇五帝的古史譜係因於(yu) 文籍無征，也便無從(cong) 稽考，故須對上古史進行辨偽(wei) 實證。1921年發表的《尚書(shu) 稽疑》一文頗能代表內(nei) 藤的辨偽(wei) 實績，該文通過對《尚書(shu) 》成書(shu) 年代及思想背景的考證，得出“堯舜禹是傳(chuan) 說人物”的結論。他在《中國上古史》中也一再重複這個(ge) 觀點，與(yu) 1909年白鳥庫吉在《支那古傳(chuan) 說的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堯舜禹抹殺論”遙相呼應。【49在】此之前，受蘭(lan) 克史學影響的重野安繹（1827—1910）已經在其著述中對《大日本史》《太平記》進行了嚴(yan) 厲的史料批評，認為(wei) “世上流傳(chuan) 之史籍多存史實訛誤之說”“學問終歸於(yu) 考證”，並在《兒(er) 島高德考》《楠公夫子櫻井驛站離別》等文中提出“兒(er) 島抹殺論”，【50】這些鮮明地反映出彼時日本實證史學的知識氛圍。然而無論如何，這種腰斬上古史的行為(wei) ，在信奉“中國文明開自黃帝”的張爾田眼裏是無法理解和接受的，或許更讓他難以接受的還有內(nei) 藤對周公製禮作樂(le) 之說的辨偽(wei) 與(yu) 稽疑。首先，內(nei) 藤從(cong) 文獻的角度對通常認為(wei) 的“周代製度是經周公之手形成”的觀點提出異議，認為(wei) “表明經周公之手形成周代製度的現有書(shu) 籍，多數不真實。其中主要的有《周禮》”。在他看來，《周禮》是後出的，可能是戰國時期把先前留下的資料匯編而成的，又據崔述《考信錄》中的見解，認為(wei) 傳(chuan) 為(wei) 周公所作的《儀(yi) 禮》，事實上周公隻製定了禮之大綱，其製度不可能那麽(me) 綿密，詳細內(nei) 容是各國根據其國俗製定的，甚至有證據表明，現存《儀(yi) 禮》並非孔子親(qin) 手寫(xie) 成，既然連孔子的書(shu) 都有可疑之處，那麽(me) “周公寫(xie) 完全部《儀(yi) 禮》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在樂(le) 的方麵，崔述考證《周頌》三十一篇亦非周公所作，內(nei) 藤據此指出“周公製禮作樂(le) 的說法，今天看來不實在的東(dong) 西很多”。【51】他大體(ti) 借助崔述之論，得出一個(ge) 基本的判斷：“周公時期禮樂(le) 製度很少，孔子理想的周公的經綸，就是收入《尚書(shu) 》的十二篇中的事跡，隻限於(yu) （1）對殷民的懷柔；（2）對成王及衛康叔的輔助；（3）建立製度及建設國家的中心都城；（4）培養(yang) 宰相等四個(ge) 方麵。”【52】如此一來，周公製禮作樂(le) 之說大打折扣，甚至難以成立了。而章學誠視周公為(wei) 集大成者，張爾田稱頌周公為(wei) “多才多藝之大聖人”，其“製禮作樂(le) ，三代之治典，於(yu) 斯為(wei) 盛”，是影響中國文明轉型的重要人物。就此而論，無論是章學誠，還是張爾田，與(yu) 內(nei) 藤的認識皆存在著雲(yun) 泥之隔。推其根本，問題出在史觀之不同，懷揣實證辨偽(wei) 信念的內(nei) 藤事實上不可能走進章氏史學的內(nei) 部，他沒有他們(men) 那般深入靈府的對於(yu) 傳(chuan) 統的敬意與(yu) 溫情，相反的是，他所深信的史觀某種意義(yi) 上卻會(hui) 對章、張所承續的史學傳(chuan) 統構成解構作用，其稽疑證偽(wei) 的實績已經表明了這一點。

因秉持辨偽(wei) 實證史學觀，內(nei) 藤對清代學術頗為(wei) 青睞。在他看來，清代的考據學具有實事求是、治學精密的實證特點，“這種方法與(yu) 歐羅巴近世科學的方法多有一致之處”，【53】因此具有“近代科學性”，他念茲(zi) 在茲(zi) 的還是“歐羅巴”。故其“再三強調清朝經學的實用性宗旨”，而強烈批判“經學中講究嚴(yan) 整體(ti) 係的形而上學和提倡‘來世’說的宗教化傾(qing) 向”。【54】明治以後，體(ti) 現“歐羅巴近世科學”精神的實證史學登陸日本，推動了日本現代史學的形成。【55】置身彼時思想氣氛中的內(nei) 藤，自然也難免實證史學的影響，他對章學誠史學乃至中國學術的理解亦當據此觀之，方能明察其“通西歐學術變遷之大體(ti) 進而講漢學”56以養(yang) 成本邦新學風之用意。是故，內(nei) 藤所講已非中國語境中的漢學，在子安宣邦看來，是經過改造的作為(wei) 日本近代知識的“支那學”，它一方麵取徑西歐講漢學，另一方麵須將漢學“作為(wei) 20世紀初期帝國日本建立起的近代‘支那學’來看待”，這種帶有“新型方法意識的‘支那學’，對其認識對象在認識論上就有著強烈的控製欲和權力欲”，與(yu) 所謂的歐洲漢學具有“同質性”。57這與(yu) 張爾田對內(nei) 藤學術的理解完全不同。在清代考據學的視野內(nei) ，張爾田表彰他於(yu) “竹汀、東(dong) 原諸家無不博采兼收，覃及域外，較諸實齋更精更大”，而對其隱藏的“帝國”心態與(yu) 將漢學作為(wei) 認識論對象的控製欲認識不足。

若張爾田對內(nei) 藤以文化民族主義(yi) 的立場與(yu) 現代學術觀念討論章氏之學有所體(ti) 察，或許不會(hui) 有“東(dong) 方文獻之寄無人”的感慨。概言之，立場之外，【58】就學術理路而言，他們(men) 有關(guan) 章氏之學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二人對對方的觀感實則是一種幻象和誤認，故彼此關(guan) 於(yu) 中國經史之學的認知亦方鑿圓枘兩(liang) 不相合。張爾田對章學誠的認識，是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脈絡中展開的，其視角是內(nei) 生性的，並未割裂經史，無論是尊史還是尊經，隻是側(ce) 重點不同，經史本為(wei) 一體(ti) ，經為(wei) 常道，借史而彰，史是實錄，道貫其中，如章氏所謂“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59】而當內(nei) 藤氏以“史料”論“史”、視章氏之學具有哲學特質時，其論述的現代意味不難體(ti) 會(hui) ，且內(nei) 藤在二元視野內(nei) 看待章氏之學，於(yu) 是非本末之間討論“經”“史”問題，無疑是謬以千裏的，可以說他是以一種對象化的、認識論的思維方式從(cong) 外部打量、擺置中國學術。那麽(me) ，我們(men) 可以得出一個(ge) 基本的認識，張爾田與(yu) 內(nei) 藤湖南的學術旨趣與(yu) 思想立場顯然是異軌而分途的，他們(men) 有關(guan) 中國經史的論述判若雲(yun) 泥，而這種論述的不同在其後的曆史進程中，以一種不平衡的狀態相背而行，合轍並軌的可能性極為(wei) 渺茫。

四

或許是內(nei) 藤對《文史通義(yi) 》創新性與(yu) 批判性的認定，引發了胡適的關(guan) 注。雖然他自述第一次為(wei) 章學誠作年譜的竟是一位外國的學者，令他感到慚愧，於(yu) 是產(chan) 生重修章氏年譜的動機，但是，更深層的原因，應是他從(cong) 《文史通義(yi) 》裏看到了革命性的思想資源，才如此興(xing) 奮雀躍。這體(ti) 現為(wei) 他對“六經皆史”的“史料”化解讀：“一切著作，都是史料。”【60】內(nei) 藤《章學誠的史學》中說章學誠的學問如今“大放異彩，甚至開始贏得了那些鑽研西方新式學問之學者的特別尊重”，又說“直至最近才有治西方學問的人，開始認識到章學誠史學的真價(jia) ”【61】，大概是看到胡適、姚明達新修章氏年譜後的感慨。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章學誠竟是在經過一次越境旅行與(yu) 一番言說之後方被他的故鄉(xiang) 再次召回與(yu) 重新評價(jia) 的。他們(men) 對章氏之學的“發現”事實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一言以蔽之，皆以西方近代學術為(wei) 參考係，以科學的方式進入章學誠的經史之學，其結果自然是順應了學術範式換場的大變局——經史易位。經學由是支離破碎，以至湮沒無聞，新史學在實證與(yu) 疑古的道路上高歌猛進，影響降及今日。

對比鮮明的是，意欲續命章氏之學、為(wei) 古人洗冤的張爾田宛如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在新舊激蕩的浪潮中，至死堅守孔孟之道，激烈地對抗“六經皆史料”的辨偽(wei) 疑古的學風——批評梁啟超不應將《春秋》當作史書(shu) 讀，【62】指責他以變政為(wei) 學術取舍，對公羊、莊、孟、荀、漢、宋諸學皆穿鑿之、摧拉之，以便其私；【63】直言王國維若一意以考古辨偽(wei) 為(wei) 治史旨趣，終將進於(yu) 禽獸(shou) 之域；【64】對秉持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胡適更是多有不滿，認為(wei) 其“侮聖蔑經”而考據成績卻不大；【65】亦對顧頡剛、陶希聖、錢穆等頗有微詞。【66】有鑒於(yu) 此，他在為(wei) 《章氏遺書(shu) 》作序時，集中討論了清代考據學的種種問題，實則隔山打牛，言在此而意在彼，借機批評“六經皆史料”的學風。在序中，他對舉(ju) 羅列章學誠治學方式之優(you) 長與(yu) 考據學之諸多缺失，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首先，章氏之學重博綜，每立一例，必遍稽群籍，引證百家，不以己意度之；“為(wei) 休寧、高郵之學者”因憑據佐驗，常不問“全書(shu) 宗旨”，得一孤證便大加發揮，其弊在於(yu) 重視、甚或誇大局部作用，疏於(yu) 整體(ti) 考量。因此，二者治學方式不同，考據以“目”治學，主要是翻書(shu) 找證據，“但使由古類書(shu) 、字學書(shu) 數十種，左右鉤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條”;章氏之學則重“心獲”與(yu) 體(ti) 悟，故其立義(yi) 撰文，涵詠默化，探賾甄微，常經數年乃有所得。其次，考據之學尚博求是“嚴(yan) 絕剿說”，章氏之學尚約求達，以“義(yi) ”為(wei) 旨歸，不以眼見之實定是非，是故考據之學求實，章氏之學重虛。其三，從(cong) 學派門戶的角度，張爾田認為(wei) “為(wei) 休寧、高郵之學者”，以墨守門戶為(wei) 宗，故不免黨(dang) 同伐異之弊，章氏則不然，其學循大道，矯世趨，逆風會(hui) ，“以不黨(dang) 救黨(dang) ”。【67】張氏識見，勝意紛披，批評考據學，固然意在為(wei) 章氏之學辯護，但並不意味著他否定考據學存在的價(jia) 值，而是強調在治學過程中，當二者兼擅方得其大，如其所言：“二者如兩(liang) 曜之麗(li) 乎天，非是則不能以代明，又如車之雙轂，非是則不能以致遠。”實欲借此否定以科學方法比附考據學的行為(wei) 。他在《〈章氏遺書(shu) 〉序（代）》寫(xie) 道：

世衰道微，邪說誣民又作，至有奉吳皖淮魯諸儒為(wei) 正宗，謂曲符乎科學方法者。夫彼以其異域譎觚之譚，文之以苟鉤鈲析亂(luan) 之術，而強附於(yu) 吳皖淮魯諸儒，使吳皖淮魯諸儒有知，其許之乎?【68】

來自異域的科學方法畢竟與(yu) “休寧、高郵之學”不同，強作比附，對中國固有之知識體(ti) 係不可能不構成威脅，張爾田深刻地認識到這一“異域譎觚之譚”將使重綜合不尚分科的中國學術破碎淆亂(luan) ，方才如此激烈視之為(wei) “邪說”而抵抗之。但時會(hui) 即開，學風丕變，以科學信念為(wei) 領銜的“異域譎觚之譚”如風邪侵襲，無孔不入，爾田所堅守的學術傳(chuan) 統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創，以至分解重組、麵目全非，最終湮沒於(yu) 現代知識分科的浪潮之中。而讓他始料不及的是，致使傳(chuan) 統學術沒落的主因，即源於(yu) 他視為(wei) 知音的以內(nei) 藤湖南為(wei) 代表的域外治學方式。相較於(yu) 張爾田孤絕的“逆風會(hui) ”而行，“曲附”域外觀念則是百年來流行的“順風會(hui) ”之舉(ju) ，“逆則不樂(le) 從(cong) ，而順則人人皆騖之”，【69】於(yu) 是出現“學者著書(shu) ，目光皆騖於(yu) 外”【70】的盛況，在這樣的風會(hui) 中，張爾田不會(hui) 有太多同道。雖然，在作為(wei) 學生的夏鼐看來，在不可阻擋的知識與(yu) 製度現代轉型的大勢麵前，他的堅守無異於(yu) 在“做美滿的夢”，【71】但也應意識到，張爾田眼中的“異域譎觚之譚”，作為(wei) 一種地方性知識自有其合法性，但不可能全然替代另一種知識與(yu) 傳(chuan) 統，隨著時代的發展，其有限性必將越來越鮮明地暴露出來。

在學科愈分愈細，愈治愈棼，日益講求科學實證與(yu) 數碼技術的今天，重溫張爾田與(yu) 時相違的“執拗低音”，也許不無裨益。他借由章氏之學談及的博綜約取、虛實相濟、以義(yi) 為(wei) 衡文條例諸治學理念，自有衡鑒價(jia) 值。與(yu) 此相應，他強調“國學自有真目，當以我法治之”，【72】也許並不是一時執念，而是基於(yu) 學有源流統係做出的清醒判斷，其方法論意義(yi) 自不待言。若置學術源委脈絡於(yu) 不顧，為(wei) 了了解“真目”而無論中外地隨意使用各種理論與(yu) 方法，其效果如何，百年來的學術實踐已經給出了一些答案，對此不可不察。

注釋
 
1《章實齋年譜·胡序》，《胡適全集》第1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頁。
 
2劉巍：《中國學術之近代命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頁。
 
3《內藤湖南全集》第六卷，東京：築摩書房1976年版，第467頁。
 
4馬奔騰：《王國維保存的張爾田書信》，《浙江樹人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第80頁。
 
5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頁。
 
6《年譜》，《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第666頁。
 
7內藤湖南著、錢婉約譯：《清朝史通論》，《中國史通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636頁。
 
8《內藤湖南全集》第十一卷，第447頁。
 
9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燕京學報》1946年第30期，第323頁;張爾田《與鄧文如先生書》一文的“編者謹識”亦雲：“孟劬先生專精史學，當代第一，所著《史微》，日本西京帝國大學采為必讀之書。”《史學年報》1937年第4期，第6頁。
 
10此文又刊於《史學雜誌》1930年第3、4期合刊。
 
11詩雲：“空羞薄宦半生謀，乃慕前賢四品休。三世書香研乙部，一時縞紵遍西洲。涴班翰苑嗟才短，築室山中愛境幽。獨剔寒釭聽夜雨，卅年塵事到心頭。”張爾田：《內藤湖南博士手書詩稿》，《同聲月刊》1940年第1號。
 
12《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第295頁。
 
13張爾田回信現藏於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
 
14鄧之誠著、鄧瑞整理：《鄧之誠文史劄記》（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頁。
 
15錢婉約、陶德民編：《內藤湖南漢詩酬唱墨跡輯釋——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藏品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頁。
 
16有關內藤得到《章氏遺書》的過程，參見陶德民《關於內藤文庫所藏抄本〈章氏遺書〉來曆之考證》（《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2017年第10號）一文的考證。
 
17內藤湖南著、馬彪譯：《章學誠的史學》，《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70—371頁。
 
18張爾田：《與陳柱尊教授悼孫益葊教授書》，《學術世界》1936年第8期，第90—91頁。
 
19《史微·凡例》，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第5頁。
 
20張爾田：《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學術世界》1935年第3期。
 
21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易教上》，《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頁。
 
22《經解上》，《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第76頁。
 
23《章氏遺書外編第十七：和州誌二》，《章氏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58頁。
 
24《報孫淵如書》，《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下），第722頁。
 
25《原道上》，《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第95—96頁。
 
26《原道上》，《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第96頁。
 
27《原道上》，《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第97頁。
 
28《史微·原史》，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第8頁。
 
29《史微·古經論》，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第150—151頁。
 
30《史微·古經論》，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第150—151頁。
 
31《史微·古經論》，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第159頁。
 
32《史微·明教》，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第164—165頁。
 
33《史微·原史》，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第9頁。
 
34張爾田：《為定孔教為國教事敬告兩院議員》，《孔教會雜誌》1913年第9期，第11頁;此文又刊登於《庸言》1913年第20期。有關孔教問題，還可參考張爾田《與人論昌明孔教以強固道德》（《孔教會雜誌》1913年第5期）《孔教五首〈致甲寅雜誌記者〉》（《甲寅〈東京〉》1914年第3期）《駁某君論孔教非宗教孔子非宗教家書》（《孔教會雜誌》1913年第11期）《論說論孔教與東南兵禍之關係及一年來對於孔教詆毀者之心理》（《孔教會雜誌》1913年第8期）等文。
 
35內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曆史思想的起源》，《中國史學史》，第363—364頁。
 
36內藤湖南著、錢婉約譯：《中國近世史》，《中國史通論》，第363—367頁。
 
37《支那論》，《內藤湖南全集》第五卷，第329頁。
 
38傅佛果著、陶德民譯：《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頁。
 
39子安宣邦著、王升遠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45—46頁。
 
40張爾田：《為定孔教為國教事敬告兩院議員》，《孔教會雜誌》1913年第九號，第11頁。
 
41張爾田：《論孔教與東南兵禍之關係及一年來對孔教詆毀者之心理》，《孔教會雜誌》1913年第八號，第3頁。
 
42張爾田：《答梁任公論史學書》，《亞洲學術雜誌》1922年第3期，第1頁。
 
43內藤湖南著、馬彪譯：《章學誠的史學》，《中國史學史》，第376—377頁。
 
44陶德民著、楊民譯：《內藤湖南進步史觀的形成——對章學誠 〈文史通義〉 的共鳴》，《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第63頁。
 
45內藤湖南著、馬彪譯：《清朝的史學》，《中國史學史》，第286頁。
 
46內藤湖南著、馬彪譯：《清朝的史學》，《中國史學史》，第379頁。
 
47《章實齋先生年譜·序說》，《內藤湖南全集》第七卷，第68頁。
 
48內藤湖南著、錢婉約譯：《中國上古史》，《中國史通論》，第96頁。
 
49錢婉約對內藤湖南、白鳥庫吉與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圍繞堯舜禹展開的中國上古史的辨偽工作有較為詳細的論述。見氏著：《內藤湖南的中國學》一書第十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內藤湖南與近代中國學術》，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
 
50永原慶二著、王新生等譯：《20世紀日本曆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0頁。
 
51內藤湖南著、錢婉約譯：《中國上古史》，《中國史通論》，第134頁。
 
52內藤湖南著、錢婉約譯：《中國上古史》，《中國史通論》，第137頁。
 
53《新支那論》，《內藤湖南全集》第五卷，第536頁。
 
54傅佛果著、陶德民譯：《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第185—186頁。
 
55“1888（明治二十一）年，負責已移交給帝國大學的修史事業的漢學係學者重野安繹、久米邦武、星野恒成為帝國大學教授，通過向前一年招聘的德國近代曆史學鼻祖蘭克的弟子裏斯學習，產生了以文獻考證、史料批判和編年式政治史為中心特色的近代日本史學原型。”永原慶二著、王新生等譯：《20世紀日本曆史學》，第250—251頁。
 
56《禹域論纂》，《內藤湖南全集》第二卷，第169頁。
 
57子安宣邦著、王升遠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觀》，第31—36頁。
 
58鄧之誠在《張君孟劬別傳》中記述：“倭人設東方文化會，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重幣聘君，君峻拒之。君本殷頑，倭方納遜帝，乃推中夏之意，不與倭人並存，何其壯也。”日人所設“東方文化會”，從時間上推斷當是1931年12月10日建立的“東方文化聯盟”，總其事者即內藤湖南。
 
59《原道》，《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0頁。
 
60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胡適全集》第1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頁。
 
61內藤湖南著、馬彪譯：《章學誠的史學》，《中國史學史》，第370頁。
 
62張爾田：《答梁任公論史學書》，《亞洲學術雜誌》1922年第3期，第35頁。
 
63孫德謙、張采田：《新學商兌》1935年重刻本，第 1頁。
 
64馬奔騰：《王國維保存的張爾田書信》，《浙江樹人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第258頁。
 
65張爾田：《上陳石遺先生書》，《學衡》1926年第58期，第131頁。
 
66張爾田：《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學術世界》1935年第4期。
 
67以上參見張爾田：《〈章氏遺書〉序》，《遯堪文集》卷二，1948年排印本。
 
68張爾田：《〈章氏遺書〉序》。
 
69張爾田：《〈章氏遺書〉序》，《遯堪文集》卷二。
 
70張爾田：《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學術世界》1935年第6期。
 
71夏鼐：《夏鼐日記》第1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07頁。
 
72王遽常：《錢塘張孟劬先生傳》，錢仲聯編：《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