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顏樂(le) 處”卻可以歸於(yu) “情理神秘”,它既非“理智的直覺,也非“理性的神秘”。作為(wei) 一種“高峰體(ti) 驗”,這種境界可以為(wei) 定位為(wei) 一種“通巫史”、“準宗教’、“高道德”和“泛審美”的神秘圓融之境。孔顏之樂(le) ,作為(wei) 一種“情理神秘”,既是感性與(yu) 理性的統一(樂(le) 道與(yu) 悅樂(le) 為(wei) 一),也是先天與(yu) 後天的統一(未發與(yu) 已發實乃不分),實乃是現實的“一個(ge) 世界的神秘”。
在當代中國哲學界,張祥龍先生以其獨有的現象學方法所重新發明的儒學思想——筆者將之稱為(wei) “現象學儒學”——可謂獨樹一幟。張祥龍先生的現象學儒學至少有如下兩(liang) 點特色:(1)他極為(wei) 重視現象學的境域發生分析方法,並將這一方法運用於(yu) 本原或終極問題,導致他對本原或終極之物的境域發生性理解;(2)他尤為(wei) 強調這種發生性終極境域的邊緣性或···
本文關(guan) 注的是現象學運動在麵對中國哲學傳(chuan) 統時所發生的“道學轉向”。張祥龍教授在新著《儒家哲學史講演錄》中,將這一轉向推進到一個(ge) 新階段。本文試圖在闡述張祥龍思想轉變、新著貢獻的基礎上,討論此書(shu) 為(wei) 當前中國哲學的創發帶來的新契機。首先,祥龍教授思想的突轉尤其體(ti) 現在:不再以海德格爾哲學為(wei) 支配性的思想基源,而是將重心轉向儒···
張祥龍借助於(yu) 現象學對於(yu) 董仲舒哲學進行了別開生麵的研究。這種方法的的核心是強調儒家思想的時機化的天道主義(yi) 。法家認為(wei) 政治的核心是權力,通過人性惡的假設重構了以擁有權力的君主為(wei) 核心的人與(yu) 人之間固定的和邪惡的關(guan) 係。董仲舒哲學進入到了純境遇的終極處,認識到了權力的源頭,他的受命、更化、改製之說,最終必須達到天人相與(yu) 之際···
他在采訪時表示,天命是中華民族的底色,是中國人自古及今的共同信仰,並進一步強調:傳(chuan) 統是活的,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蘇,是機遇更是使命,研究者不僅(jin) 要研究好典籍,還必須按照現代語境對儒學重新闡釋,即“創造性地轉述”。
兩(liang) 漢儒學發展的內(nei) 在動力源自王朝的製度建設。為(wei) 國製建設提供專(zhuan) 業(ye) 知識是兩(liang) 漢儒家製度化生存的基本前提。製度的儒家化與(yu) 儒家的製度化共同促成了社會(hui) 的儒家化,這成為(wei) 此後中國曆史展開的獨特社會(hui) 土壤。
“西部儒學”是指在西部地域生長、傳(chuan) 承及發展的儒學,呈現出與(yu) 中原儒學、東(dong) 部儒學等同中有異、自具特色的儒學形態,是中國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學與(yu) 地域文化結合而形成的個(ge) 性化、多元化的重要表現。
在儒家哲學中,第一種曆史意識是通過追述和詮釋前史以鑒於(yu) 將來的“回向三代”,第二種曆史意識是立足“道統”建構儒家的價(jia) 值規範的“道統重建”。關(guan) 於(yu) “三代”的追述以及“道統”的建構都表明,儒家的曆史意識貫穿了時間的三維,其通過轉化曆史的時間經驗來啟迪當下和未來的生活實踐。
本文為(wei) 作者2015年3月23日在北京大學社會(hui) 學係圍繞“儒家倫(lun) 理與(yu) 社會(hui) 秩序”進行 的一次對談。
荀子直言秦國內(nei) 政的根本缺陷是“無儒”,體(ti) 現出他秉執儒家學說的堅定立場,不失其學術宗師的風範。《荀子·議兵》篇保留了荀子對秦國內(nei) 政的另外一段論斷,批判堪稱犀利。這是荀子在趙國的議論,環境超脫,也就更能夠代表他的真實觀點。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近日報道《53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議“將教師節改在孔子誕辰日”》後,引發公眾(zhong) 廣泛討論。全國政協委員、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是這53名全國政協委員之一,也是十多年間持續推動這一調整的參與(yu) 者之一。3月10日,澎湃新聞對楊朝明進行專(zhuan) 訪,他說,“關(guan) 於(yu) 改以孔子誕辰日為(wei) 中國教師節,我們(men) 一直進行著努力。”
關(guan) 於(yu) 荀子的行曆,有兩(liang) 大難解之處:其一,是“威、宣之際,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yu) 齊”一事;其二,則是“荀卿年八十為(wei) 蘭(lan) 陵令”一事。以往的研究看,除了錢穆等學者外,大家對於(yu) 這同等重要的兩(liang) 件事情卻分別采取了兩(liang) 種不同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對於(yu) 前者,因史籍記載中出現了一事兩(liang) 說的情況,所以大家都能認真對待並力求給出一個(ge) 合情合理地解決(jue) 方···
“將教師節改在孔子誕辰日後,這個(ge) 節日相關(guan) 的活動可以納入到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工程中。”陳來認為(wei) ,改在孔子誕辰日後的教師節不僅(jin) 是尊師的重要節點,還能彰顯尊師就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一部分,也突顯了我們(men) 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自覺。
2004年以來,不斷有政協委員在“兩(liang) 會(hui) ”上提議改設教師節的日子,今年提案的陣容尤為(wei) 龐大。孔子作為(wei) 世界各地都能接受和認可的正麵形象,理應首先受到中國社會(hui) 的尊崇。如果修改教師節日期能引導更多青少年了解孔子,尊師重教,對提升國民的文化自信定將大有裨益。
劉知幾以經史互釋的方法進行史學批評,以經衡史,所強調的是經對史的指導;以史評經,所強調的是史對經的驗證。在這種經史互釋的過程中,劉知幾消解了經學的神秘化和神聖化,實現了經學的理性回歸,彰顯了史學的社會(hui) 價(jia) 值,並試圖通過經史之互補,為(wei) 經史之學的發展尋找出路。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具有方法論的典範意義(yi) ,代表了一種求客觀、重方法的史學研究趨勢,由此促動了第二次史學革命。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和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是對胡適方法論的繼承和發展。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兩(liang) 卷本)》是在胡適開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顧頡剛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關(guan) 於(yu) 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開的,它貫徹了···
曆史的開端從(cong) 來都不是自在的,而是一個(ge) 由後代不斷確認的起點。曆史上,當中國人選擇夏、商、周三代作為(wei) 文明曆史的開端,“三代”就成為(wei) 構成中國文明主體(ti) 性的重要內(nei) 涵;在中國的經史傳(chuan) 統中,這也就意味著作為(wei) 曆史的“三代”在其後的曆史發展中不斷被原理化。“三代”所蘊含的政治原理與(yu) 三代的曆史之間有何關(guan) 聯?
子遊是孔門後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心性之學的肇端。從(cong) 《論語》等記載看,子遊得力於(yu) 禮樂(le) ,尤其對樂(le) 教有深入領會(hui) 。他對“本”的重視,源於(yu) 樂(le) 的造詣。他關(guan) 切人的內(nei) 心的生存活動與(yu) 情感狀態,將之視作為(wei) 學工夫的出發點和落腳處,並從(cong) 人情表達之需要的角度重新理解禮樂(le) 製作的意義(yi) 。由於(yu) 對內(nei) 心的意識現象和情感活動的長期關(guan) 切和反思
陽明晚年在越城講學明道,其中主要的內(nei) 容之一是闡發了感應論的思想。王陽明晚年的感應論有兩(liang) 方麵的意義(yi) 。首先,以感應論來證明萬(wan) 物一體(ti) 的思想。陽明通過心與(yu) 物的感應關(guan) 係來證明心物的一體(ti) 性,主張在這種感應的關(guan) 係中,不是心意構造對象物,而是感應關(guan) 係構建起了心物二者的一體(ti) 性,從(cong) 而證明萬(wan) 物一的一體(ti) 性。
在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之時,梁漱溟《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提出,西方文化隻是當前時代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屬於(yu) 曆史的過去的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是人類社會(hui) 未來的文化。這一論斷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一百年過去了,人類社會(hui) 的政治、經濟、科學、軍(jun) 事、文化等等,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重新審視梁先生一個(ge) 世紀前的論斷應該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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