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法與(yu) 史義(yi) 之間：劉知幾的經史觀與(yu) 史學批評

作者：王記錄；丁文

來源：《河北學刊》2020年第5期

摘要：劉知幾的經史觀一直是《史通》研究的熱點，也是學術界爭(zheng) 議最大的問題之一，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實際上，劉知幾是從(cong) 史法和史義(yi) 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層麵來看待經史關(guan) 係的。在史法層麵，劉知幾貫穿經史，以經為(wei) 史，把經書(shu) 與(yu) 史書(shu) 並列，一同納入到自身史學批評的係統裏進行評騭，討論史書(shu) 名目、體(ti) 裁流變、體(ti) 例沿革、記事得失、文筆優(you) 劣等曆史編纂學問題。在史義(yi) 層麵，劉知幾服膺孔子，效法聖人，尊崇經書(shu) “意旨”，以經義(yi) 衡史，倡導經為(wei) 史則，討論著史宗旨、史學功用等形而上的問題，把經書(shu) 中所蘊含的“明道淑世”的觀念當作史書(shu) 效法的原則。劉知幾以經史互釋的方法進行史學批評，以經衡史，所強調的是經對史的指導；以史評經，所強調的是史對經的驗證。在這種經史互釋的過程中，劉知幾消解了經學的神秘化和神聖化，實現了經學的理性回歸，彰顯了史學的社會(hui) 價(jia) 值，並試圖通過經史之互補，為(wei) 經史之學的發展尋找出路。

關(guan) 鍵詞：劉知幾；《史通》；史法；史義(yi) ；經史觀；史學批評；

作者簡介：王記錄（1964—），男，河南範縣人，河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中國史學史、曆史文獻學研究；丁文（1994—），女，河南鹿邑人，南開大學曆史學院在讀博士生，主攻文獻學、思想史 

一、問題的提出

討論劉知幾的史學批評，不能不討論他的經史觀及其對經史關(guan) 係的認識。以往研究劉知幾的經史觀及其經史關(guan) 係論，意見分歧較大。中國古代史家大都斥責劉知幾對經書(shu) 的批評是“妄誣聖哲”[1]（P296），“名教之首誅”[2]（P133）。其“疑古惑經，誹議上聖”，實乃“名教罪人”[3]（P353）。進入20世紀以後，對劉知幾疑古惑經的認識發生了巨大改變，絕大多數學者都肯定劉知幾對經書(shu) 的批評具有破除經書(shu) 迷信及思想解放的意義(yi) 。例如，侯外廬認為(wei) ，劉知幾敢於(yu) 批判文化專(zhuan) 製主義(yi) ，指出經書(shu) 的矛盾與(yu) 錯誤，“擊中正宗神學的要害”[4]。翦伯讚認為(wei) ，劉知幾的《史通》“不迷信聖經賢傳(chuan) ”，“富有懷疑的精神”，“具有唯物的思想”[5]（P25）。白壽彝認為(wei) ，劉知幾“把《春秋》《尚書(shu) 》剝去了神聖的外衣，把它們(men) 同一般的著作置於(yu) 平常的地位，加以衡評”[6]（P992）。楊翼驤指出，劉知幾擺脫了儒家傳(chuan) 統思想的束縛，“對曆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聖人的觀念進行勇敢的批判”[7]（P154）。代繼華認為(wei) ，劉知幾敢於(yu) 對儒家經典進行尖銳批判，衝(chong) 破了尊經抑史思想的束縛，顯示出一代史家勇於(yu) 創新的精神[8]。李振宏認為(wei) ，劉知幾“疑古惑經而鞭撻聖人”，《史通》“一以貫之之精神，就是批判二字”[9]。與(yu) 此同時，也有不少學者認為(wei) 對劉知幾疑古惑經思想不宜評價(jia) 過高。例如，張振珮指出，劉知幾“既不反儒，更不薄孔”，其《疑古》《惑經》“雖也會(hui) 有破滅儒經聖光的作用，但在今天如據此就說它具有批評儒家的進步思想，不僅(jin) 也會(hui) 陷入‘虛美’的泥坑，讀《史通》也會(hui) 扌幹格難解”[10]。許淩雲(yun) 也指出，劉知幾並非儒學的“叛逆”和“異端”，其基本立場“是一個(ge) 本色的儒家知識分子和孔子學說的信徒”[11]。趙英則認為(wei) ，劉知幾尊孔崇儒，其史學批評以維護封建史學的嚴(yan) 肅性為(wei) 目的，其本質和主流屬於(yu) 封建正統史學[12]。由此可見，從(cong) 古至今，對劉知幾經史觀的認識存在嚴(yan) 重分歧，褒貶抑揚，截然對立。那問題就來了，我們(men) 究竟應該怎樣認識劉知幾的經史觀呢?劉知幾是以怎樣的眼光進行史學批評的呢?

細繹《史通》，筆者發現，劉知幾在討論經史關(guan) 係並以之進行史學評論時，常常出現自我矛盾。一方麵，他把《尚書(shu) 》《春秋》這些經書(shu) 看作史書(shu) 。《史通·六家》將《尚書(shu) 》《春秋》與(yu) 《史記》《漢書(shu) 》並列，有著以經為(wei) 史的觀念，並在《疑古》《惑經》中對《尚書(shu) 》《春秋》大張撻伐，揭露它們(men) 有“十二未諭”和“五虛美”[13]（P808—838）。另一方麵，他又極力推崇《尚書(shu) 》《春秋》等經書(shu) 的經典地位。《史通·敘事》指出，《尚書(shu) 》《春秋》“師範億(yi) 載，規模萬(wan) 古，為(wei) 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13]（P391）。《尚書(shu) 》《春秋》在中國典籍史上的地位至高無上，是後世著史的楷模。劉知幾在經史問題上的諸多“矛盾”，研究者並非沒有注意到。譬如，趙俊就注意到劉知幾“對孔子及儒家經典的矛盾認識”[14]（P175），指出“劉知幾敢於(yu) 大膽批評孔子及儒家經典，是對曆史上的勇於(yu) 疑古、不盲從(cong) 權威的優(you) 良思想傳(chuan) 統的發揚，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完全否定孔子和儒家經典”[14]（P187）。代繼華同樣意識到《史通》出現了對孔子及經書(shu) 的“十分矛盾的評說”[8]。周文玖也認為(wei) “劉知幾的經史關(guan) 係主張，本身就是一種悖論”[15]（P90），指出劉知幾一方麵想提高史的地位，另一方麵又強化經尊史卑的觀念，其史學思想具有矛盾性的一麵。可惜的是，他們(men) 隻是籠統看到了這種“矛盾”，卻沒有具體(ti) 去分析劉知幾是在什麽(me) 情況下把經史並列，又在什麽(me) 情況下突出經書(shu) 的地位，更沒有揭示劉知幾看似“矛盾”的經史觀背後所蘊含的一以貫之的思想觀念以及由此而展開的理論探索。

筆者認為(wei) ，劉知幾的經史觀及其對經史關(guan) 係的認識具有層次性，並不矛盾。當劉知幾討論史書(shu) 的撰述體(ti) 例、記事虛實、文筆優(you) 劣等史法層麵上的問題時，他把《尚書(shu) 》《春秋》等經書(shu) 與(yu) 《史記》《漢書(shu) 》等史書(shu) 並列，以經為(wei) 史。當劉知幾討論作史宗旨、撰述思想、史書(shu) 功用等史義(yi) 層麵上的問題時，他把經抬高到無以複加的地步，認為(wei) 《尚書(shu) 》《春秋》乃史家著述之圭臬，經高於(yu) 史。在經史關(guan) 係上，劉知幾既重史又尊經，即在史法（記事）的層麵上重史，而在史義(yi) （明道）的層麵上尊經。在劉知幾眼裏，以“載道”而言，經之義(yi) 高於(yu) 史；以“敘事”而言，史之記勝於(yu) 經。這是把握劉知幾經史觀和史學批評實質的關(guan) 鍵，也是準確理解專(zhuan) 製社會(hui) 下經史關(guan) 係論實質的關(guan) 鍵。

二、貫穿經史，以經為(wei) 史：史法層麵上的認識

劉知幾在《史通》中評論史家，商榷史篇，反複提及《尚書(shu) 》《春秋》等經籍，把以《尚書(shu) 》《春秋》為(wei) 核心的經書(shu) 當作史書(shu) 來看待，打通經史間隔，或表彰，或批評，提出了很多精到的見解。所有這些，劉知幾都是在史法層麵上———或者說是在曆史編纂和敘事層麵上來提出問題的。

（一）經史一貫，論史書(shu) 名目及體(ti) 裁流變

劉知幾考察史書(shu) 流變，自覺把經書(shu) 置於(yu) 史學發展的序列裏進行討論。《史通·題目》雲(yun) ：“上古之書(shu) ，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shu) 》、檮杌、誌、乘。自漢以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shu) 、記、紀、略為(wei) 主。”[13]（P221）在這裏，劉氏討論了上古史書(shu) 命名的演變，把《春秋》《尚書(shu) 》與(yu) 檮杌、誌、乘並列，將它們(men) 看作史書(shu) 之一種，並置於(yu) 中國史書(shu) 名目流變的曆史過程來認識，認為(wei) 上古史籍名目紛繁離奇，到漢代以後，書(shu) 、記、紀、略這四種才逐漸成為(wei) 較為(wei) 穩定的史書(shu) 名目。劉知幾還曾在《史通·載言》中考察古史從(cong) 言、事分載到言、事合載的過程，認為(wei) 《尚書(shu) 》記言，《春秋》記事，言事相分，至《左傳(chuan) 》始打破古法，“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成為(wei) 後世作史效法的榜樣。他說：“古者言為(wei) 《尚書(shu) 》，事為(wei) 《春秋》，左右二史，分屍其職。蓋桓、文作霸，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shu) 》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shu) 》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13]（P77）很顯然，這是把《尚書(shu) 》《春秋》作為(wei) 古史的代表來認識的，認為(wei) 上古時期，左史執掌記言，右史執掌記事，職責分明。記言之書(shu) 是《尚書(shu) 》，記事之書(shu) 是《春秋》。言事相分，不相雜廁，是古史的原始體(ti) 製。也正是因為(wei) 言事相分，很多曆史大事“《尚書(shu) 》缺紀”，很多帝王言論“《春秋》靡錄”。劉知幾從(cong) 史書(shu) 記述內(nei) 容的角度看待《尚書(shu) 》《春秋》，指出它們(men) 存在的問題，談論的是史法問題。

劉知幾考察史書(shu) 體(ti) 裁的發展，直接把《尚書(shu) 》《春秋》與(yu) 《史記》《漢書(shu) 》並列，以史籍論之。《史通》開篇就從(cong) 史書(shu) 體(ti) 裁的角度把“諸史之作”分為(wei) “六家”，即《尚書(shu) 》家、《春秋》家、《左傳(chuan) 》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shu) 》家，所謂“諸史之作，不恒厥體(ti) ，榷而為(wei) 論，其流有六”[13]（P3），並論述了這六種史書(shu) 體(ti) 裁的特點及其發展與(yu) 演變。如所周知，《史通·六家》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是史書(shu) 體(ti) 裁的特點和演變。浦起龍說：“史體(ti) 盡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是篇如弈者開枰布子，通領全局，以該史家之體(ti) ，即以辨史體(ti) 之家”[16]（卷1，《六家》），清楚地指出了劉知幾《史通·六家》討論六種史書(shu) 體(ti) 裁的原委，並由討論史書(shu) 體(ti) 裁進而討論史學流派的事實。

劉知幾從(cong) 曆史編纂學的角度，以曆史學的眼光審視《尚書(shu) 》《春秋》。他認為(wei) 在諸種史書(shu) 體(ti) 裁中，《尚書(shu) 》起源最早，在體(ti) 裁上是記言體(ti) 史書(shu) ，“蓋《書(shu) 》之所主，本於(yu) 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yi) ，發話言於(yu) 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13]（P9）。同時又指出，《尚書(shu) 》中《禹貢》言地理、《洪範》述災祥、《堯典》《舜典》序人事，存在“為(wei) 例不純”的問題[13]（P9）。劉知幾還論述了《尚書(shu) 》作為(wei) 記言體(ti) 的代表，曾一度廢棄，所謂“自宗周既殞，《書(shu) 》體(ti) 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直到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產(chan) 生了《漢尚書(shu) 》《後漢尚書(shu) 》《後魏尚書(shu) 》這樣的史書(shu) ，“尋其義(yi) 例，皆準《尚書(shu) 》”[13]（P9），才算有了繼承者。但由於(yu) 記言體(ti) 本身存在諸多無法克服的缺點，最終還是消亡在了其他史書(shu) 體(ti) 裁之中。就《春秋》而言，劉知幾論述了“《春秋》家”的起源、興(xing) 盛、名目等問題，認為(wei) 《春秋》是編年記事體(ti) 史書(shu) （1）1，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創立了編年體(ti) ，為(wei) 後世編年體(ti) 史書(shu) 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xing) 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藉朝聘而正禮樂(le) ，微婉其說，誌晦其文，為(wei) 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13]（P21）。司馬遷作《史記》，以天子為(wei) 本紀，即效法《春秋》，“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wei) 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wei) 國史者，皆用斯法”[13]（P22）。很顯然，劉知幾在《六家》篇中討論的都是《尚書(shu) 》《春秋》的體(ti) 裁問題。

（二）以經為(wei) 史，商榷體(ti) 例

劉知幾討論史書(shu) 的體(ti) 例，把《尚書(shu) 》《春秋》《三禮》等經書(shu) 與(yu) 史書(shu) 放在一起評論，完全把它們(men) 看作史書(shu) 。劉氏很重視史書(shu) 體(ti) 例對於(yu) 史書(shu) 編纂的重要意義(yi) ，極力辨析紀傳(chuan) 體(ti) 序例的創始和得失，他在《史通·序例》中說：“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chuan) 》，顯其區域。科條一辯，彪炳可觀。”[13]（P208）劉知幾認為(wei) 史書(shu) 有體(ti) 例，就像國家有法律，在史書(shu) 編纂中不容小覷。而史例最早創建於(yu) 孔子修《春秋》，即孔子在《春秋》中確立的屬辭比事的條例，用以正名和批判現實。左丘明作《左傳(chuan) 》則進一步區分類例，使史書(shu) 體(ti) 例更加明朗。劉氏還討論了史序之起源：“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shu) 》列典謨，《詩》含比興(xing) ，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yi) 。降逮《史》《漢》，以記事為(wei) 宗，至於(yu) 表誌雜傳(chuan) ，亦時複立序。文兼史體(ti) ，狀若子書(shu) ，然可與(yu) 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13]（P207）他認為(wei) 史序之作，實肇端於(yu) 《尚書(shu) 》和《詩經》，其寫(xie) 作目的是“敷暢厥義(yi) ”。發展到《史記》《漢書(shu) 》，“序”更加繁雜，其體(ti) 式是“文兼史體(ti) ，狀若子書(shu) ”，也就是敘事與(yu) 說理兼備。史書(shu) 體(ti) 例自《尚書(shu) 》《春秋》起始，至《史記》《漢書(shu) 》發展，一以貫之。

劉知幾認為(wei) 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中的本紀和列傳(chuan) ，都能在經書(shu) 中找到其源頭。《史通·本紀》雲(yun) ：“蓋紀之為(wei) 體(ti) ，猶《春秋》之經，係日月以成歲時，書(shu) 君上以顯國威。”[13]（P86）《史通·列傳(chuan) 》又說：“夫紀傳(chuan) 之興(xing) ，肇於(yu) 《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chuan) 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chuan) 。《春秋》則傳(chuan) 以解經，《史》《漢》則傳(chuan) 以釋紀。”[13]（P108）這兩(liang) 段話把《春秋》與(yu) 《史記》《漢書(shu) 》打通看問題，把《史記》《漢書(shu) 》本紀、列傳(chuan) 的特點與(yu) 《春秋》的特點進行對比，認為(wei) 本紀就相當於(yu) 《春秋》之經，以編年形式記載帝王言行，列傳(chuan) 就相當於(yu) 《春秋》之傳(chuan) ，以記事方式記載人臣事跡。這樣貫通經史來考察史書(shu) 體(ti) 例淵源流變的例證，在《史通》中比比皆是。

劉知幾評論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中的“書(shu) 誌”，即刑法、禮樂(le) 、地理、風土等典製的內(nei) 容，認為(wei) 它們(men) 大多起源於(yu) “三禮”，司馬遷著《史記》、班固著《漢書(shu) 》，吸納了“三禮”的內(nei) 容，在本紀、列傳(chuan) 之外設置“書(shu) 誌”，使之成為(wei) 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的一部分。《史通·書(shu) 誌》雲(yun) ：“夫刑法、禮樂(le) 、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yu) 《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shu) 誌。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chuan) 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yu) 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13]（P136）劉知幾指出史誌體(ti) 製源於(yu) 三禮，得到章學誠的認可，“劉氏《史通》謂書(shu) 誌出於(yu) 《三禮》，其說甚確”[17]（P375）。章學誠還深入論述了“史家書(shu) 誌之原，本於(yu) 《官禮》”對後世作史的影響[18]（P71）。

劉知幾主張，史籍編次須嚴(yan) 整、準確，不能違背義(yi) 例。他在《史通·編次》中盛讚《尚書(shu) 》《春秋》編次有法，“昔《尚書(shu) 》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wei) 遠近，年世為(wei) 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是司馬遷、班固效法的榜樣。但司馬遷、班固並沒有完全掌握《尚書(shu) 》《春秋》編次史書(shu) 的精髓，以至於(yu) 存在“體(ti) 統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yu) 焉顛倒”的情況[13]（P248）。

劉知幾對史書(shu) 文辭及敘事問題非常關(guan) 注，在《史通》中數言文辭之重要和敘事之“尚簡”。他在論述史文問題時，經常把經史放在一起討論，“昔夫子有雲(yun) ：‘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wei) 務，必籍於(yu) 文。自《五經》以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13]（P420）。把《五經》《三史》貫穿起來評騭史文問題，說明劉知幾在討論史書(shu) 文辭時沒有把經與(yu) 史分出此疆彼界。在史書(shu) 敘事方麵，劉知幾崇尚簡要，即“尚簡”。他在《史通·敘事》中以《尚書(shu) 》《春秋》為(wei) 例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wei) 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wei) 主，簡之時義(yi) 大矣哉！曆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shu) 》發蹤，所載務於(yu) 寡事；《春秋》變體(ti) ，其言貴於(yu) 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feng) ，此述作之尤美者也。”[13]（P399—400）很顯然，劉知幾認為(wei) “簡要”是史書(shu) 敘事的最高境界，而《尚書(shu) 》“務於(yu) 寡事”，《春秋》“貴於(yu) 省文”，均能作到“文約而事豐(feng) ”，是敘事簡要的濫觴。不僅(jin) 如此，劉知幾還認為(wei) 《周易》《詩經》等上古典籍都有敘事簡要的特點，並以此來批評《史記》設立《表》是敘事重遝，“夫以表為(wei) 文（指《史記》設立《三代世表》《六國年表》等），用述時事，施諸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chuan) ，未見其宜，何者?《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chuan) 》包五始，《詩》含六義(yi) 。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遝，方稱周備”[13]（P123）。因為(wei) 在史文問題上“尚簡”，劉知幾強調史書(shu) 記事要做到“省句”和“省字”。他以《春秋》僖公十六年所記“隕石於(yu) 宋五”為(wei) 例說明“省字”的重要性。“《春秋經》曰：‘隕石於(yu) 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wei) 省字也。”[13]（P401）另外，劉知幾還指出，《尚書(shu) ·堯典》以“允恭克讓”稱頌帝堯之德，《尚書(shu) ·泰誓》以“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記載紂王之惡[13]（P400），都是敘事“省字”的代表，後世史家須認真模仿。

由以上論列可以看出，劉知幾討論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的本紀、列傳(chuan) 、書(shu) 誌、編次、史文等體(ti) 例和敘事問題時，總是把《尚書(shu) 》《春秋》《三禮》《周易》等經書(shu) 當作史書(shu) 來看待，貫通經史，考察史書(shu) 體(ti) 例的源流，辨析得失，評騭優(you) 劣，從(cong) 未將經史截然兩(liang) 分。

（三）經史並列，考察記事得失

劉知幾很重視史書(shu) 敘事內(nei) 容的詳略、虛實、真偽(wei) 等，凡考察此類問題，一定是經史並列。劉知幾在《史通》中對先秦至唐初各代史書(shu) 都作了討論，區分高下，評判優(you) 劣，有很多精當的見解。如在《邑裏》中討論史書(shu) 對曆史人物籍貫的記載時指出，“昔《五經》、諸子，廣書(shu) 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裏難詳。逮於(yu) 史公，始革茲(zi) 體(ti) ，凡有列傳(chuan) ，先述本居。至於(yu) 國有弛張，鄉(xiang) 有並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13]（P352），認為(wei) 五經、諸子在記載曆史人物籍貫時不夠詳備，到了司馬遷時就完善了對曆史人物籍貫的記載。又如，《人物》中討論史家甄選曆史人物事跡入史的得失時指出，作為(wei) 中國最早史書(shu) 的《尚書(shu) 》《春秋》，在選擇曆史人物方麵遺漏很多大善大惡之人，“此而不書(shu) ，無乃太簡”，所謂“觀夫文籍肇創，史有《尚書(shu) 》，知遠疏通，網羅曆代”，“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chuan) 》並作，史道勃興(xing) ”[13]（P528）。在史學史上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尚書(shu) 》《春秋》，竟然遺漏諸多曆史人物而不載，實屬不該。

在中國史學史上，劉知幾最引人矚目的史學思想是在《疑古》《惑經》中對《尚書(shu) 》《春秋》進行了激烈批評，這被當作劉知幾離經叛道、挑戰經書(shu) 權威的傑作。實際上，劉知幾在《疑古》《惑經》中所批評的並非是《尚書(shu) 》《春秋》的思想，而是兩(liang) 書(shu) 記事內(nei) 容上的問題，諸如史書(shu) 記事的虛實、真偽(wei) 、詳略等。也就是說，在《疑古》《惑經》中，劉知幾依然是在史法層麵上看待《尚書(shu) 》和《春秋》的。

《史通·疑古》開篇即言“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明確說明所討論的是史學問題。接著指出《尚書(shu) 》存在記事缺略的問題：“《書(shu) 》之所載，以言為(wei) 主，至於(yu) 廢興(xing) 行事，萬(wan) 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又說：“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訐其疑事，以著於(yu) 篇。凡有十條，列之於(yu) 後。”[13]（P773—774）劉知幾很清楚地告訴我們(men) ，他要討論的是《尚書(shu) 》在記述曆史內(nei) 容方麵存在的問題。劉知幾羅列了《尚書(shu) 》記事存在的十個(ge) 問題，概括起來就是記載虛妄不實，對古聖王存在溢美，不可盡信。《尚書(shu) 》記堯“克明俊德”、“比屋可封”，劉知幾引《左傳(chuan) 》《論語》所載，指出“當堯之時，小人君子，比肩並列，善惡不分，賢愚共貫”，堯之為(wei) 王，並非完美無缺。《尚書(shu) 》記堯舜禪讓，劉知幾根據史籍指出“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言堯舜傳(chuan) 賢禪讓之說乃虛謬不實。劉氏根據《逸周書(shu) 》《墨子》的記載，揭露《尚書(shu) 》記載湯滅夏，總是“滅湯之過，增桀之惡”，屬於(yu) 虛構不實。他還根據子貢、劉向的說法指出，《尚書(shu) 》等增益周王威德、誇大商紂罪惡亦屬記事不實。他又根據古史記載指出，周滅商之前，已僭竊自大，太伯讓國實乃迫於(yu) 壓力而非出於(yu) 真誠，周公輔佐周成王時確有覬覦王位之野心等，而這些在《尚書(shu) 》中都被掩蓋了[13]（P781—803）。劉知幾所列《尚書(shu) 》中存在的記事不實的例證，可能會(hui) 有很多不確之處，明人郭孔延《史通評釋》、王惟儉(jian) 《史通訓故》和清人黃叔琳《史通訓故補》均就此批評過劉知幾。但劉氏的本意是要點明《尚書(shu) 》在曆史記載方麵存在虛妄不實的情況，因為(wei) 在他看來，“遠古之書(shu) ，其妄甚矣”，“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shu) 》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13]（P805）。

劉知幾在《史通·惑經》中指出《春秋》存在“十二未諭”和“五虛美”，概括起來主要有四點：一是批評《春秋》在體(ti) 例上不夠嚴(yan) 謹，自違義(yi) 例之處甚多。如趙盾本無弑君之實，《春秋》卻加以弑君之罪，而鄭子駟、楚公子圍等實有弑君之罪，《春秋》卻反而隻書(shu) 君卒，義(yi) 例相乖。《春秋》書(shu) 諸侯薨，或諱名，或不諱名，義(yi) 例殊不統一。二是批評《春秋》對曆史真相不甄別，很多事情不能據事直書(shu) 。如“《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但孔子未加甄別，“皆承其所說而書(shu) ，遂使真偽(wei) 莫分，是非相亂(luan) ”[13]（P827）。《春秋》書(shu) “狄人入衛”和“天王狩於(yu) 河陽”，完全是為(wei) 尊者賢者諱，不敢如實書(shu) 寫(xie) ，違背了據事直書(shu) 的精神。三是批評《春秋》記事詳略不均，存在“略大存小”的問題。如許國乃春秋時重要國家，《春秋》對它的記載卻極為(wei) 缺略，“《經》既不書(shu) ，《傳(chuan) 》又缺載，缺略如此，尋繹難知”[13]（P824）。春秋時期，史書(shu) 記事，“凡書(shu) 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shu) ；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shu) 之；晉滅三邦，大事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13]（P825）。孔子修《春秋》“仍其過失”，不加改變，記載“六鷁退飛”這樣的小事，而遺漏了晉獻公滅耿、魏、霍這樣的大事，致使史書(shu) 內(nei) 容取舍詳略不當。四是批評後人對《春秋》評價(jia) 過高，名實不符。劉知幾指出，孔子修《春秋》不過是因魯史舊文，稍加雕飾而已，司馬遷卻讚揚說“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春秋》記事往往直抄赴告，事實混淆、是非顛倒之處很多，《左傳(chuan) 》反謂“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春秋》常有隱諱史實而不直書(shu) 之處，孟子卻極稱“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微婉其辭”、“隱晦其說”原本是春秋之世史書(shu) 記事的尋常之事，並非《春秋》所獨有，而班固獨稱“仲尼殞而微言絕”。所有這些均非實事求是之言，都是對《春秋》的虛譽[13]（P828—837）。

由以上論列可知，劉知幾視經為(wei) 史，是在史法（記事）層麵上展開的。在史法層麵上，《尚書(shu) 》《春秋》就是上古史書(shu) ，無論是考察史書(shu) 體(ti) 裁、體(ti) 例的變革，還是討論記事的虛實、真偽(wei) 、詳略，劉知幾對經書(shu) 、史書(shu) 一視同仁，一並納入其史學批評係統進行評騭。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這是劉知幾的一個(ge) 創見，開‘六經皆史’說之先河”[19]（P277）。

三、崇聖宗經，經為(wei) 史則：史義(yi) 層麵的認識

在史法層麵上，劉知幾貫通經史，以經為(wei) 史，進行史學批評，見解獨到。可是，一回到史義(yi) （明道）層麵上，劉知幾對經史的態度就發生了翻轉，崇聖宗經、經為(wei) 史則的思想顯露無遺。

（一）服膺孔子，效法聖人

劉知幾撰《史通》，商榷史篇，評論得失，是以繼承聖人事業(ye) 和精神自居的。《史通·自敘》闡述其撰《史通》的旨趣雲(yun) ：“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之不一，刪《詩》為(wei) 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yu) 周。其文不刊，為(wei) 後王法。自茲(zi) 厥後，史籍愈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yu) 史傳(chuan) 也，嚐欲自班、馬以降，訖於(yu) 姚、李、令狐、顏、孔諸書(shu) ，莫不因其舊義(yi) ，普加厘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13]（P612）這一長段議論表達了以下幾層意思：一是折服孔子“睿聖明哲，天縱多能”，刪《詩經》、修《春秋》、讚《周易》、述《職方》，討論典籍，刊正錯誤，為(wei) 中國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其文不刊，為(wei) 後王法”，是後世學習(xi) 的榜樣。二是繼承孔子的精神，準備對孔子之後的史籍“刊正其失”。在劉知幾看來，從(cong) 孔子到唐代，經過1000餘(yu) 年的曆史發展，文獻典籍愈來愈多，必須刊正其得失，自己應擔此大任。三是感歎自己無孔子之名而欲行孔子之事，撰作《史通》，懼怕“致驚末俗，取咎時人”，所以反複思量，猶豫徘徊。很顯然，孔子在劉知幾心中具有無上崇高的地位，自己就是要繼承孔子的精神，雖無“命世大才”，也要評論自先秦至唐初的史籍，成一家之言。

《史通·惑經》本來是批評《春秋》的傑作，但就是在這一名篇的開頭，劉知幾對孔子大加讚揚，認為(wei) 孔子是“生人以來，未之有也”的聖人，是自己效法學習(xi) 的典範，“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以來，未之有也”。正因為(wei) 此，“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相互切磋學問，質疑問難，這是劉知幾最向往的。劉知幾飽含感情地表達了對孔子的景仰之情，深以古今間隔、不能成為(wei) 孔子及門弟子為(wei) 恨：“嗟乎！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qin) 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wei) 隅。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tang) 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效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13]（P808）雖然劉知幾對孔子十分景仰，但並沒有把孔子神化，而是把孔子看作聖人和智者，對孔子的學說及其與(yu) 弟子之間的討論看作是“人”與(yu) “人”之間的討論，盡管“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孔子也會(hui) 有過失，但“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絕非“庸儒末學”者可比。劉知幾說：“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有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yu) 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13]（P808）可見，在對待孔子的問題上，劉知幾是非常理性的。這也就是劉知幾既尊重孔子，又勇於(yu) 指出其過失的重要原因。

（二）尊崇經之“意旨”

在史義(yi) 層麵上，劉知幾把“尊經”放在第一，“重史”放在第二。其“尊經”，主要尊崇的是經的“意旨”，也就是經書(shu) 所蘊含的思想。

《史通·敘事》高度評價(jia) 《尚書(shu) 》《春秋》作為(wei) 經書(shu) 在中國文獻典籍史上的地位，稱它們(men) “師範億(yi) 載，規模萬(wan) 古，為(wei) 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13]（P391）。後來的《史記》《漢書(shu) 》，也不過是“繼聖而作，抑其次也”[13]（P391），是次一等的著作，不能與(yu) 作為(wei) 經書(shu) 的《尚書(shu) 》《春秋》相比。經書(shu) 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呢?原因就在於(yu) 經書(shu) 中蘊含了極為(wei) 深刻的思想和哲理，貫徹“疏通知遠之旨”，“意複深奧”，“微顯闡幽”。劉知幾說：“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見《堯典》，下終獲麟，是為(wei) 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shu) 》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雲(yun) ：‘說事者莫辨乎《書(shu) 》，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複深奧，訓詁成義(yi) ，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輒，亦各有美焉……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雲(yun) 《三史》，經史之目，於(yu) 此分焉。”[13]（P391）很清楚，在劉知幾眼裏，聖人所著經書(shu) ，不僅(jin) “屬詞比事”，而且“疏通知遠”。“屬詞比事”，即連綴文辭，排比史事，屬於(yu) 史法層麵；“疏通知遠”，按白壽彝的解釋，就是依據自己所掌握的曆史知識觀察當前的曆史動向，提出自己對未來的想法[20]，屬於(yu) 史義(yi) 層麵。《尚書(shu) 》《春秋》之所以“師範億(yi) 載，規模萬(wan) 古，為(wei) 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主要就在“史義(yi) ”層麵。在《史通·斷限》中，劉知幾又說：“夫《尚書(shu) 》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shu) ，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13]（P234）劉知幾把《尚書(shu) 》抬高到無以複加的高度，稱其為(wei) “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學者治學，須“先精此書(shu) ，次覽群籍”，否則就是“行不由徑”，未找到進階的階梯。劉知幾把經書(shu) 放在學者讀書(shu) 的首位，認為(wei) 必須首先精通經書(shu) ，然後再博覽其他著述，次序不能搞亂(luan) ，其原因就在於(yu) 經書(shu) 包含深奧的道理，是衡量其他著述的原則和標準。這讓我們(men) 想到劉知幾之後的宋代大思想家朱熹對經史關(guan) 係的看法。朱熹認為(wei) 六經蘊含著“義(yi) 理之精微”，而史書(shu) 則記載著“有國家者曆年行事之跡”，經與(yu) 史即相關(guan) 聯又有所不同，“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21]（P4081），都需要潛心鑽研。在朱熹看來，六經含天理，而史書(shu) 重記事，二者都很重要，但“讀書(shu) 須是以經為(wei) 本，而後讀史”[22]（P2950），即先研究經書(shu) “義(yi) 理之要”，掌握一個(ge) 明辨是非的標準，然後以之衡評曆史，所謂“凡讀書(shu) ，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鑒在此，而妍醜(chou) 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個(ge) 權衡，多為(wei) 所惑”[22]（P195）。經就是鏡子或尺子，掌握了它就掌握了評價(jia) 事物的標準。由此我們(men) 反觀劉知幾對經史關(guan) 係的看法，又何嚐不是如此呢?隻不過是劉知幾沒有朱熹說得這麽(me) 明確而已。

在劉知幾看來，從(cong) 史義(yi) 層麵觀察經書(shu) ，其深奧意蘊絕非一般史書(shu) 所能比擬。《史通·模擬》說：“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自晉以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義(yi) 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13]（P500）雖然劉知幾在這裏談論的主要是史著文辭的問題，但他明確指出“史才文淺”，而“經文義(yi) 深”。正因為(wei) 經書(shu) 蘊含深奧的意蘊，所以一般人隻能模擬其外在風格，而無法模擬其內(nei) 在意旨。他批評譙周《古史考》、幹寶《晉紀》、孫盛《晉陽秋》模仿《春秋》，因不了解《春秋》所蘊含的深刻意旨，總是不達其旨，“貌同心異”[13]（P596—597）。可見，劉知幾之崇經，主要在於(yu) 經書(shu) 所蘊含的“義(yi) ”。

劉知幾尊經的思想在《史通》中處處可見，他甚至把經比作太陽，把史比作星星，“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13]（P391）。在他看來，經就像太陽，史就像星星，當太陽輝耀之時，星星就黯然失色，看不到了。隻有到太陽落山以後，星星璀璨的光芒才能被人看到。按照這樣的主觀認識，劉知幾說：“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shu) 》《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於(yu) 委巷，垂翅不舉(ju) ，滯龠無聞。逮於(yu) 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tang) 不羈。”[13]（P391—392）也就是說，把《史記》《漢書(shu) 》這樣的史書(shu) 放在《尚書(shu) 》《春秋》的聖人時代，也顯得“淺俗”之極。隻有到戰國以後，離聖人的時代越來越遠，才顯露出其銳氣和生氣。劉知幾還說：“自漢以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複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馬、班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13]（P392）《史記》《漢書(shu) 》不如“五經”，而漢代以後產(chan) 生的著述，連《史記》《漢書(shu) 》也比不上了。總之，在劉知幾看來，漢代的《史記》《漢書(shu) 》比不上聖人時代的“五經”，而漢代以後的《晉書(shu) 》《宋書(shu) 》又比不上漢代的“三史”。顯然，劉知幾是有“經典”觀念的。“聖賢述作，是曰經典”[13]（P409）。“五經”是當然的經典，“三史”次之，也是經典，但層次不同，“五經”是一切著述的經典，而“三史”隻是史書(shu) 的經典。更有意思的是，劉知幾在描述史書(shu) 高下時，從(cong) 不用太陽、星星相比，而是用月亮、星星相比。“蓋語曰：‘眾(zhong) 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曆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複門千戶萬(wan) ，波委雲(yun) 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cong) 殘。固難以接光塵於(yu) 《五傳(chuan) 》，並輝烈於(yu) 《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13]（P583）在劉知幾看來，最好的史書(shu) 也隻有月亮之光，而其他大量的各類史書(shu) 隻能是星星而已，無法與(yu) 《五傳(chuan) 》（《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鄒氏傳(chuan) 》《夾氏傳(chuan) 》）、《三史》相比。可見，在劉知幾心裏，經是太陽，優(you) 秀的史書(shu) 是月亮，其他史書(shu) 就是星星，等次分明。“盡管劉知幾沒有否定經具有史的性質，但他認為(wei) ，經與(yu) 普通的史書(shu) 具有層次的不同，它們(men) 是高於(yu) 普通史書(shu) 的典範之作”[15]（P89）。這樣的判斷，庶幾符合劉知幾的思想實際。

（三）以經之義(yi) 衡史，經為(wei) 史則

周文玖在討論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時，提出劉知幾的史學批評具有“以經為(wei) 衡準”的特點，甚有見地。但他認為(wei) ，“在劉知幾看來，經就是經典的史：從(cong) 史的源頭、史的功用、史的體(ti) 裁、史的文字表述，經都是史的楷範”[15]（P90）。這就把劉知幾尊經思想擴大化了。劉知幾以經衡史，主要是從(cong) “史義(yi) ”層麵著手的。對於(yu) 史書(shu) 的體(ti) 裁、文字表述等史法層麵的問題，劉知幾並沒有以經衡史，而是經史互衡的，這在前文已有述及。此處主要討論劉知幾怎樣從(cong) “史義(yi) ”層麵開展史學批評的。

劉知幾進行史學批評，有其鮮明的旨趣。《史通·自敘》雲(yun) ：“若《史通》之為(wei) 書(shu) 也，蓋傷(shang) 當時載筆之士，其義(yi) 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ti) 統。夫其書(shu) 雖以史為(wei) 主，而餘(yu) 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lun) ，總括萬(wan) 殊，包吞千有……夫其為(wei) 義(yi) 也，有與(yu) 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wei) 貫穿者深矣，其為(wei) 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而此書(shu) 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yu) 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雲(yun) ：‘惡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13]（P614）這段話至少包含了以下幾層意思：其一，《史通》評論曆代史書(shu) ，最關(guan) 注的是“史義(yi) ”，要解決(jue) 的就是“其義(yi) 不純”的問題。其二，《史通》評論曆代史書(shu) ，主要是“辨其指歸，殫其體(ti) 統”。“指歸”主要是史義(yi) 層麵的問題，“體(ti) 統”主要是史法層麵的問題。通過對唐以前各類史書(shu) 的著史宗旨和編纂方法的討論，“回歸史義(yi) 純正”[23]。其三，《史通》雖然是以討論史書(shu) 得失為(wei) 主，但立意甚高，由討論史書(shu) 而上升到對“王道”、“人倫(lun) ”的闡述。其四，《史通》中討論的“史義(yi) ”，包括予奪、褒貶、鑒戒、諷刺等一係列問題，這些問題都涉及史學的宗旨和功用。劉知幾就是要在這些問題上網羅貫串、商榷發明，提出自己的理論體(ti) 係。其五，劉知幾知道自己要想在思想上有所創造，必然會(hui) “譏往哲”、“述前非”，遭到時人的攻擊。於(yu) 是以孔子“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寬解自己。這也從(cong) 一個(ge) 方麵反映了劉知幾尊崇孔子，以孔子《春秋》之業(ye) 自比的尊經心態，也反映了劉知幾對《春秋》大義(yi) 的重視。

從(cong) 這樣的宗旨出發，劉知幾往往引用聖人及經書(shu) 中的論斷來展開對史書(shu) 的討論，以經衡史，上下貫穿，把聖人及經書(shu) 中的深奧意蘊作為(wei) 準則衡評史著之宗旨。《史通·浮詞》雲(yun) ：“昔尼父裁經，義(yi) 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chuan) 所書(shu) ，貴乎博錄而已。至於(yu) 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凜於(yu) 片言，是非由於(yu) 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懼歟?”[13]（P338）很顯然，劉知幾認為(wei) 經史不同，經“義(yi) 在褒貶”，史“貴乎博錄”。經的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史書(shu) 要想在博錄史事之外進行“褒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必須學習(xi) 經書(shu) 。《史通·載文》雲(yun) ：“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為(wei) 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采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yi) 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轄，凡為(wei) 載削者，可不務乎?”[13]（P307）劉知幾在這段話中以孔子修《春秋》為(wei) 例證，提出“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是《春秋》之“義(yi) ”，史書(shu) 選錄文章入史，必須“撥浮華，采貞實”，體(ti) 現出“義(yi) ”，也就是體(ti) 現出宗旨和思想價(jia) 值，這是選錄文章入史的第一要務。為(wei) 了強調史書(shu) 褒貶的重要性，劉知幾在《史通》中反複引用孔子的話進行論證：“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複列之篇籍，傳(chuan) 之不朽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霸，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ti) ，為(wei) 前修之楷式也。”[13]（P270）這是根據孔子正名論的基本思想和精神，闡述史書(shu) 寓褒貶於(yu) 稱謂的重要性，同時強調《春秋》正名乃“褒貶之大體(ti) ，前修之楷式”，是史書(shu) 編纂必須學習(xi) 的榜樣。劉知幾為(wei) 了強調史書(shu) 在現實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依然引述經書(shu) 的旨意說明問題：“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shu) ，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wei) 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wei) 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3]（P631）孔子成《春秋》，“記事載言”之外蘊含“勸善懲惡”的深刻道理，從(cong) 這個(ge) 角度講，史學當然關(guan) 乎“生人之急務，為(wei) 國家之要道”，是“有國有家者”不可缺少的學問。為(wei) 了說明史書(shu) 必須要有“體(ti) 統”和“指歸”，劉知幾依然列舉(ju) 《尚書(shu) 》和《春秋》來闡釋自己的觀點，“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ti) 統各殊，指歸鹹別。夫《尚書(shu) 》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wei) 主；《春秋》之義(yi) 也，以懲惡勸善為(wei) 先”[13]（P1098）。《尚書(shu) 》《春秋》的“體(ti) 統”和“指歸”各不相同，或“以疏通知遠為(wei) 主”，或“以懲惡勸善為(wei) 先”，均為(wei) 史義(yi) 層麵的問題。這就為(wei) 史書(shu) 彰顯不同的著述宗旨和功用指明了道路。

劉知幾從(cong) 史義(yi) 層麵強調經為(wei) 史則，有一段文字特別能說明問題，《史通·六家》雲(yun) ：“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wei) 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wei) 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ti) 式不同，其所書(shu) 之事也，皆言罕褒貶，事無黜陟，故司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yu) 《春秋》哉！”[13]（P22）劉知幾認為(wei) 《史記》比不上《春秋》，原因就是《春秋》能褒貶黜陟，有益名教，而《史記》隻是整齊故事，怎能與(yu) 《春秋》相比呢?劉知幾評價(jia) 司馬遷隻會(hui) “整齊故事”，顯然有失偏頗，我們(men) 自然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在這裏想要說明的是，作史一定要像經書(shu) 一樣，起到“激揚名教，以勸事君”的作用[13]（P457）。司馬遷作《史記》效法《春秋》，“以天子為(wei) 本紀”，隻得《春秋》之皮毛，未得《春秋》之精髓。這一精髓實際上就是褒貶史事，激揚名教。

要之，劉知幾崇聖尊經，經為(wei) 史則，主要是在史義(yi) （明道）層麵上看待經史關(guan) 係的。當劉知幾討論史書(shu) 編纂的宗旨、史學的社會(hui) 功用等形而上的問題時，他就把經書(shu) 中所蘊含的意旨當作史書(shu) 效法的原則。在唐代重視刊定經典、統一經說的文化大背景下，劉知幾自然不能忽視經書(shu) 的重要價(jia) 值和指導作用，其尊崇經典，把經典當作史書(shu) 的原則，在史義(yi) 層麵———或者說在指導思想層麵強調聖人和經書(shu) 的作用，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四、經學的理性回歸：史學視角的考察及構建

在《史通》中，劉知幾最常用的史學批評方法是經史互釋，即一方麵引述經書(shu) 的論斷衡評史書(shu) ，另一方麵引述史書(shu) 的內(nei) 容評騭經書(shu) 。他以經衡史，利用《易》《詩》《書(shu) 》《禮》《春秋》《論語》等經書(shu) 意旨來詮解史書(shu) ，所強調的是經對史的指導；他以史評經，從(cong) 群史中尋找線索，以史例、史事論經之舛錯，證《尚書(shu) 》《春秋》等經書(shu) 之誤，所強調的是史對經的驗證。劉知幾的這一做法，既維護了經的權威，又突出了史的重要，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在這種經史互釋的過程中，消解了經學的神秘化和神聖化，使經學理性地回歸至現實之中。劉知幾經史關(guan) 係論最有價(jia) 值的地方，就是從(cong) 史學的角度認識經學，破除經書(shu) 迷信，以構建其理性解經的思想體(ti) 係。換言之，在專(zhuan) 製社會(hui) 諸多思想家中，劉知幾是跳出經學而認識經學的代表，不是就經學而論經學，而是從(cong) 史學出發論經學。就經學論經學，極易陷入經學神秘化和神聖化的泥潭而不可自拔；就史學論經學，則可以看到經書(shu) 存在的問題，理性認識經學，從(cong) 而為(wei) 構建新的思想體(ti) 係奠定基礎。

劉知幾將神聖化的經書(shu) “還俗”，有著思想根源上的因由。首先，他認為(wei) 上古文獻並無經、史之分，相反，它們(men) 還有著共同的源頭。《史通·古今正史》梳理了上古文獻典籍產(chan) 生的過程：“《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shu) 契。’儒者雲(yun) ：‘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shu) 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到了漢代，《史記》《漢書(shu) 》產(chan) 生，文獻典籍愈來愈豐(feng) 富，加之人們(men) 崇尚儒家，以儒家典籍為(wei) 經，有了《五經》《三史》的概念，於(yu) 是“經史之目，於(yu) 此分焉”[13]（P391）。劉知幾以史家的眼光，曆史地考察了經史由一體(ti) 到分野的過程，富有理性精神。其次，正統儒家學者對孔子和儒家經典的懷疑與(yu) 批評影響了劉知幾對經書(shu) 的認識。劉知幾在《史通·疑古》中多次引述子貢、孟子、劉向等儒學傳(chuan) 人批評經書(shu) 的言論以佐證己說，諸如“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孟子曰：盡信《書(shu) 》，不如無《書(shu) 》”；“劉向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必以桀、紂為(wei) 先”。劉知幾發揮子貢、孟子等人的觀點，從(cong) 史法層麵批評經書(shu) ，名正言順。再者，受王充《論衡》理性精神的影響。《史通·惑經》雲(yun) ：“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yi) ，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wei) 詳之。”[13]（P837）《論衡》有《問孔》《刺孟》，《史通》有《疑古》《惑經》；王充問孔又尊孔，劉知幾惑經而尊聖，二人有相似的地方。《論衡》曾雲(yun)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wei) 賢聖所言皆無非，專(zhuan) 精講習(xi) ，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cang) 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24]（P179）對王充這種質疑經典的精神，劉知幾頗能體(ti) 察：“儒者之書(shu) ，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chuan) 茲(zi) 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13]（P613）劉知幾深得王充之心於(yu) 其後，於(yu) 此可見窺知。

簡言之，劉知幾的經史觀念前有所承，他對經的認知也受到前人的啟示，但從(cong) 史學角度解經，則為(wei) 其獨創。

前麵我們(men) 討論過，從(cong) 史義(yi) 層麵講，劉知幾崇尚經學，以經評史。這是因為(wei) ，劉知幾著《史通》，有一個(ge) 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激揚名教”，以達懲惡勸善之目的。對此，很多《史通》研究者都無異議。劉知幾在評論史家史書(shu) 時特別突出名教標準，“史官之責也，能申藻鏡，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戎，激濁揚清，鬱為(wei) 不朽者矣”[13]（P433）。他認為(wei) 突出名教的史書(shu) 就是史家楷模，“蓋《書(shu) 》之所主，本於(yu) 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yi) ”[13]（P9）。“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ti) ，為(wei) 前修之楷式也。”[13]（P270）他從(cong) 名教角度評價(jia) 《史記》，認為(wei) 《史記》之本紀“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13]（P22）。他批評《北齊書(shu) 》《隋書(shu) 》沿用舊史文字，把一些忠臣義(yi) 士書(shu) 為(wei) 叛逆，“書(shu) 事如此，褒貶何施”[13]（P339）?在評論史書(shu) 和史家的過程中，劉知幾常常感歎有些史書(shu) “無益風規，有傷(shang) 名教者矣”[13]（P582）！凡是有益名教的史書(shu) ，哪怕所載內(nei) 容荒誕蕪雜，劉知幾都會(hui) 予以肯定，反之，則予以批評。有學者指出，劉知幾強調實錄和直書(shu) ，但當實錄直書(shu) 與(yu) 名教發生衝(chong) 突時，劉知幾的價(jia) 值立場就會(hui) 偏向名教，維護名教[23]。劉知幾強調名教，以達懲惡勸善之目的，意欲何為(wei) 呢?這就必須深入到漢唐經學發展的內(nei) 部去看問題了。

經學自漢代確立以來，便慢慢產(chan) 生了僵化的弊端。漢代經學重視家法師承，“對於(yu) 弘揚、普及儒家經學的價(jia) 值是巨大的，但固定的文本、專(zhuan) 門的師承，勢必造成學者視野的狹窄，也阻礙學者之間的思想交流，最終使儒家經學走向破碎大道的章句之學……漢代儒家經學獨尊之後，經學學者往往隻是在傳(chuan) 承前人的思想，而很少再有新思想的萌生”[25]（P122）。漢代經學的煩瑣、僵化，經過魏晉南北朝各種思想的衝(chong) 擊後，分崩離析。唐代結束南北朝分裂割據的局麵後，重新建立了大一統王朝。大一統王朝需要統一的意識形態，於(yu) 是唐太宗命孔穎達修《五經正義(yi) 》，劃一對經學的解釋，並將其作為(wei) 官方指定的經學教科書(shu) 。經學由原來的學派林立逐步走向統一，人們(men) 有了一個(ge) 讀經解經的範本，皮錫瑞稱之為(wei) “經學統一時代”[26]（P193）。經學的統一疏解雖然滿足了大一統王朝的要求，但再次使經學變得僵化，無法為(wei) 具有創新意識的學者所接受，於(yu) 是在唐代興(xing) 起了一股疑古惑經思潮，劉知幾就是其中的一員。他以史學為(wei) 武器，對經書(shu) 進行疑辨，通過經史互證，意欲建立自己的思想體(ti) 係。

實際上，在劉知幾的眼裏，經依然是經，隻不過他眼裏的經不是“神聖化”的經，不是絕對的真理，而是“理性”的經，是可以發展、可以進行多方麵詮解的經。劉知幾意欲消解自漢代以來形成的經學神秘主義(yi) ，建立對經學的理性理解，重釋經典，構建自己的理論體(ti) 係，其方法便是從(cong) 史的視角詮解經，“按照史書(shu) 的修撰標準對經書(shu) 中不實的記載加以批評”[27]，破除經書(shu) 迷信，使之回歸到理性狀態。這也就不難理解劉知幾為(wei) 什麽(me) 會(hui) 在意識形態上，或者說史義(yi) 上崇經宗聖，堅持經為(wei) 史則，而在史法上貫通經史，倡導經史無別了。因為(wei) 就前者而言，劉知幾是傳(chuan) 統士大夫，對作為(wei) 文化正宗和主幹的經書(shu) 充滿崇敬，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就後者而言，劉知幾是史學家，“三為(wei) 史臣，再入東(dong) 觀”[13]（P613），熟悉曆代史事，有著史家的理性，從(cong) 史學角度解釋經典，也屬順理成章。馮(feng) 天瑜曾說：“在中國，與(yu) 元典神聖化、神秘化傾(qing) 向相抗衡，古來即有對元典作理性解釋的傳(chuan) 統，其主要表現形態便是打破‘經’‘史’之間的壁壘。”[28]問題的關(guan) 鍵是，劉知幾從(cong) 史學的角度挑戰經書(shu) 的神聖性，將“神聖化”的經還“俗”，是溫和的而非激進的，並在經、史之間找到了一種平衡。在史法層麵上，劉知幾把經書(shu) 與(yu) 史書(shu) 放在一起考察，沒有此經彼史的觀念。他認為(wei) 經與(yu) 史都要通過裒輯資料，運用一定的編纂方法，保存史事，重現曆史。因為(wei) 要“述往事”，所以經與(yu) 史都會(hui) 存在缺陷、錯漏與(yu) 局限。對於(yu) 史法層麵的經史關(guan) 係的認識，劉知幾主要采用了事實判斷。在史義(yi) 層麵上，劉知幾強調以經統史、經為(wei) 史則。他認為(wei) 經蘊含救世之道，通過褒貶勸誡，彰顯社會(hui) 道德力量，史要向經學習(xi) ，實現幹預社會(hui) 的價(jia) 值。對於(yu) 史義(yi) 層麵的經史關(guan) 係的認識，劉知幾主要采用了價(jia) 值判斷。就是在這樣的認識之中，劉知幾貫通經史，在史義(yi) 層麵上尊經，在史法層麵上重史；倡導以客觀史實充實經典，戒除經書(shu) 虛妄不實之弊，以經世意蘊完善史書(shu) ，糾正史書(shu) 徒然記事之病。劉知幾在不動搖經學思想根基的情況下，通過經史互證的方法，破除唐代“統一經解”所造成的思想僵化，為(wei) 經史之學的發展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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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劉知幾在《史通》中討論《春秋》的體裁，有時以其為記事體史書，有時以其為編年體史書。後世史家往往把《春秋》歸為編年體史書，比較符合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