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版的《馮(feng) 達文文集》八卷本中,馮(feng) 達文先生呼籲重新評價(jia) “宇宙論儒學”。回到中國文明自身的內(nei) 在脈絡中,宇宙論往往構成曆史哲學、道德哲學的母題,而宇宙論所影響下的禮學、典章製度之學的建構,更塑造了中國的文化特征。
“一國兩(liang) 製”就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將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具體(ti) 實際以及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的科學成果,有著實事求是的理性品質和辯證發展的實踐智慧。“一國兩(liang) 製”既是中國古典天下體(ti) 係的當代發揮,也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全球化與(yu) 冷戰鬥爭(zheng) 之反思理性的結果,飽含曆史智慧和政治理性。
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形成發展史上,由孔孟原始儒學所開出的“人禽之辨”,具有源頭性價(jia) 值和始基性意義(yi) ,不唯催生了孝道與(yu) 禮製、仁心與(yu) 善性、德治與(yu) 仁政等一係列人倫(lun) 正道,而且,作為(wei) 一種蘊含人類學和倫(lun) 理學雙重視域的視角和方法,在詮釋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核心價(jia) 值、解決(jue) 中西文化的現代性差異方麵,“人禽之辨”比之司空見慣而多有遮蔽的“中西之辯”···
劉寶楠的《論語正義(yi) 》對漢注采擇極為(wei) 精審,但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從(cong) 群書(shu) 引《論語》內(nei) 容發掘《論語》的“漢人舊義(yi) ”。20世紀敦煌文獻出土,使今人可以看到,劉寶楠的“漢人舊義(yi) ”,有大量與(yu) 新出土之說若合符契。同時,劉寶楠《論語正義(yi) 》的問題,主要是大量引用先秦兩(liang) 漢子書(shu) 、史書(shu) 中的說理之言,解釋《論語》語錄,因此,出現許多似是而非、···
作為(wei) 曆史事件,顓頊、帝堯持續進行的“絕地天通”努力樹立了中國宗教體(ti) 係之最大敬仰對象——天,其根本屬性是無人格性、不言。這一早期宗教革命推動了人的發現與(yu) 精神的人本化、理性化;絕地天通也構成中國宗教治理之基本方法,型塑了獨特的中國宗教生態。
實際上,在蘇軾心目中,不僅(jin) 孔子是其終生致敬效法的“聖人”和“吾師”,孔子和儒家所標舉(ju) 的仁義(yi) 禮樂(le) 更是其秉承弘揚的“道統”,而佛教和老莊則是其常加抨擊的對象。盡管蘇軾、蘇轍兄弟試圖調和三教之關(guan) 係,但其思想的立足點顯然還在儒家。與(yu) 此相應,蘇軾的“政教觀”“文教觀”和“情教觀”,也是植根於(yu) 孔子的德治和人格教育思想基礎之上的。
麵對美國的長臂管轄與(yu) 非法製裁,中國采取了真正的多邊主義(yi) 立場以及依法正當反製的正義(yi) 立場,涉外立法與(yu) 涉外法治建設快速推進,《反外國製裁法》擲地有聲。中國為(wei) 世界爭(zheng) 取公義(yi) ,但唯有國際社會(hui) 的集體(ti) 行動,才能真正馴化危害國際體(ti) 係的美式“製裁帝國主義(yi) ”。
族邑自治時期的社會(hui) 規範形成儒家思想的基礎。宗法共同體(ti) 內(nei) 部裁斷維護血緣組織穩定,家國同構式的君主訴求主觀的德性審查、中庸調解、差異化調解。而法治所訴求的觀念,根本基於(yu) 普遍授田製後地方宗族向中央政權的治權讓渡。秦以降由於(yu) 國家自身治理能力受限,不得不兼容兩(liang) 種文教,而同時智識群體(ti) 拒斥對既行政製的正視,導致了長期延續的···
馮(feng) 友蘭(lan) 的《貞元六書(shu) 》,是要自覺地走出傳(chuan) 統經學而轉入新理學。這種自覺,基於(yu) 他對傳(chuan) 統經學的整體(ti) 把握,也基於(yu) 他立足時代背景下所擁有的曆史意識。舊瓶新酒說、接著講與(yu) 照著講的區分,都體(ti) 現了這種自覺和追求。新理學作為(wei) 宋明理學的接續,其實在內(nei) 容和形式上都與(yu) 後者大不相同,因為(wei) 後者在本質上仍屬於(yu) 經學係統。清學和漢學則更具經學的···
“性樸論”是存在和成立的,且意義(yi) 重大而深遠;但在邏輯上,依然不可以把“性樸”看成是與(yu) “性惡”同等層級的概念,因為(wei) “性樸”原本即是作為(wei) “性惡論”的前提、要素和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荀子和荀學這裏,“性樸論”是“性惡論”的一部分,而“性惡論”又是荀學人性論的一部分。一個(ge) 完整、真實的荀學人性論體(ti) 係其實是由兩(liang) 大部分組成的:一是以“性樸”···
本文基於(yu) 華夏治道的天下觀分析了大一統的幾種曆史形態。以夷夏之辨為(wei) 中心,提出國史上的三種大一統形態:周製、秦製和唐製,並對南北朝時期的正統論進行了研究。“修文德以來之”的儒家理想最終在唐朝製度下得以確立,而以後的元清兩(liang) 朝皆奉行不悖,這才使得儒家文教能夠超出中原農(nong) 耕文明而及於(yu) 草原,也打破了“拉鐵摩爾詛咒”。
綜觀《儀(yi) 禮》學史,其大勢在兩(liang) 次轉型:第一次是將社會(hui) 上活態傳(chuan) 承的周代典禮儀(yi) 式著之竹帛,轉換成凝固態的文本——《儀(yi) 禮》;第二次,是將晦澀的《儀(yi) 禮》文本還原為(wei) 活態。利用多媒體(ti) 技術,將《儀(yi) 禮》之《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xiang) 射禮》拍攝成真人實景的影視片,使固態的《儀(yi) 禮》以具活力的形式走出書(shu) 齋、走向世界,擴大了國際···
這些客觀的投票率數字顯示,香港選民基礎對新選製的理解和認同並未完成,選民基礎仍有較大比例的迷惘甚至抵製情緒,香港民主建設需要實事求是,積累信任,化解心結,紮實推進。
本文所討論的就是,在法律儒家化背景下,傳(chuan) 統法律理念下的多元法源結構對司法審判模式的影響。本文的理論思路就是試圖以刑法為(wei) 視角,解釋中國傳(chuan) 統法律理念中的多法源結構。
中華儒教文明獨有的政教相通理念,使得“師”在中國曆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儒家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教理念的奠定者,儒家政教思想的特色,可以通過對“師儒”的溯源得到解釋。兩(liang) 漢以後儒家政教文明的發展,漢學講師法與(yu) 宋學講師道,均分別淵源於(yu) 先秦荀子與(yu) 孟子,與(yu) 他們(men) 對“師”的政教責任與(yu) 身份認同有密切關(guan) 係。
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科學與(yu) 民主”的口號,國人將其稱為(wei) 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但這場運動並不以複興(xing) 自己的古典文化為(wei) 己任,而是顯示出徹底否定傳(chuan) 統的特征。這幾乎代表了百年來中國人的基本自我定位:拋棄舊傳(chuan) 統,迎接新文化。無論迎接哪一種新文化,否定自身傳(chuan) 統是一個(ge) 共同前提。一百年過去了,世界有了極大變化,中國也發生了···
荀子天論的主題有二,一是要否定神學天,批判宗教迷信,二是為(wei) 禮義(yi) 尋找形上的根據。他一方麵提出“天行有常”,從(cong) “天人之分”的角度批判了天有意誌,肯定“治亂(luan) 非天也”,同時又提出“天職”“天功”,以說明經驗世界的整體(ti) 秩序與(yu) 和諧運行。前者是一種經驗天,後者則是指經驗現象背後的原因和根據,是一種本體(ti) 天。
在近代法律史知識體(ti) 係的背景下,瞿同祖用法律儒家化對中國刑律的發展趨勢做了描述,所解釋的是始自漢代但是興(xing) 於(yu) 魏晉的引禮入法現象,具體(ti) 就是用禮來修改刑律。法律儒家化的解釋前提是春秋戰國以來的禮、刑分離,當德、禮、政、刑從(cong) 周禮中分化後,禮融入法才有基本前提。
在人類曆史上,能夠持續的提供思想演進與(yu) 文明成長的共識性元素,是經典最為(wei) 重要的特征之一,而這些元素的增強和力量呈現,又是在永恒的解釋之中得以實現的。所以,我們(men) 對經學複興(xing) 的理解與(yu) 期待,隻能在更高的哲學詮釋的意義(yi) 上來進行,而不能退居或者堅守在文獻整理的古典學堡壘之中。
筆者認為(wei) ,強調“雙重本體(ti) ”的“雙重性”之於(yu) 現代中國有它的必要性,但進一步的歸約工作也可能帶來某種局限。在現代世界中拯救“家”是一個(ge) 非常寬泛的論域,發揮“家”的力量才能夠形成一種“健全個(ge) 體(ti) ”,同時,“親(qin) 親(qin) ”才能夠發展出一種生命共同體(ti) 的文化,一種溫暖世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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