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投票率：香港民主的現實和未來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香港《明報》2021年12月21日

2021年12月19日，新選製下的香港立法會(hui) 選舉(ju) 有序完成，最終投票率按照新選製的三個(ge) 範疇並列公布：其一，地區直選投票率為(wei) 30.2%；其二，功能界別投票率為(wei) 32.22%；其三，選委會(hui) 界別投票率為(wei) 98.48%。此外，麵向內(nei) 地港人的口岸投票區實際投票人數為(wei) 1.7萬(wan) 餘(yu) 人，與(yu) 預留投票容量11萬(wan) 人相距甚遠。這些客觀的投票率數字顯示，香港選民基礎對新選製的理解和認同並未完成，選民基礎仍有較大比例的迷惘甚至抵製情緒，香港民主建設需要實事求是，積累信任，化解心結，紮實推進。

客觀而言，立法會(hui) 選舉(ju) 雖如期完成，香港民主的人心認同與(yu) 社會(hui) 基礎鞏固問題並未解決(jue) 。選舉(ju) 是一個(ge) 具體(ti) 的政治事件，但香港民主的現實性和未來走向是“一國兩(liang) 製”的結構性問題，需要持續求解。在選舉(ju) 塵埃落定之際，我們(men) 正可客觀從(cong) 容地加以檢討和重思。 

新選製在2021年落地，以嚴(yan) 格的“愛國者治港”為(wei) 根本原則和製度靈魂，對香港選舉(ju) 製度及民主選舉(ju) 過程進行結構性重塑，是意外，也是必然。這一新製度對香港社會(hui) 而言是新穎和具有衝(chong) 擊力的，其直觀的改變在於(yu) ：非建製派中的本土激進派整體(ti) 上出局，其選民基礎麵臨(lin) 代表性空缺和製度信任上的心理隔膜。新選製與(yu) 香港選民基礎之間的“民主溝通”並不充分，投票率難題夾雜其中，成為(wei) 出局者和不投票者否定新選製的一個(ge) 議題焦點和政治發泄口。

投票率是民主精神鬥爭(zheng)

投票率爭(zheng) 議是香港民主精神轉型的一種鬥爭(zheng) 形式，對其不同因果關(guan) 係與(yu) 歸責方向的論述都隱含了對香港民主的不同理想性設定：你的“愛國者治港”，我的“完全自治”或“時代革命”。此次立法會(hui) 地區直選投票率與(yu) 2016立法會(hui) /2019區議會(hui) 投票率及其具體(ti) 投票選民構成，恰可做一有趣對比和相稱性分析，折射香港民主內(nei) 在紋理之繁複與(yu) 變化。但香港民主不可能再回到過往的“過度開放”空間，國家權力已然進場，製度結構已經定型，遊戲規則大體(ti) 落定，香港民主的未來取決(jue) 於(yu) 建製派的賢能有為(wei) 、非建製派的忠誠轉化和香港選民基礎的政治成熟。

圍繞新選製的民主話語權鬥爭(zheng) 焦點在地區直選的投票率，甚至將此次投票率視為(wei) 對香港新選製乃至中央管治權介入的一種“民意公投”，其民主精神鬥爭(zheng) 的性質和烈度不容低估：

其一，香港反對派從(cong) 來都以地區直選作為(wei) 唯一認可的民主選舉(ju) 形式，對功能代表製下的選舉(ju) 並不認同，並以此衡量香港民主化程度。這種民主觀和民主審美取向並未改變，且構成“不參選”、“不投票”的主要理由。

其二，香港民主習(xi) 慣上與(yu) 西方民主掛鉤，以普選為(wei) 終極目標，以選舉(ju) 製度中直選成分與(yu) 比例的升降作為(wei) 民主進步與(yu) 否的唯一標準，並得到西方勢力的認可和支持，從(cong) 而以“直選投票率”與(yu) 外部民主世界相溝通和呼應。

其三，香港反對派及相當一部分選民基礎對“愛國者治港”所代表的“一國”的法理正當性與(yu) 權力合法性存在規範性質疑甚至挑戰。他們(men) 的民主運動固執地追求香港的“完全自治”甚至遠期港獨目標，其民主理想嚴(yan) 格錨定在西方民主的寬泛體(ti) 係之內(nei) ，存在國家認同赤字和反國家、反法治的激進傾(qing) 向。         

其四，對新選製下的若幹選舉(ju) ，包括選委會(hui) 選舉(ju) 和立法會(hui) 選舉(ju) ，反對派整體(ti) 上不信任並采取了杯葛立場，激進反對派采取了各種煽動不投票或投白票的策略行為(wei) ，有意製造新選製與(yu) 香港選民基礎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溝通障礙。

影響投票率的多層次因素

客觀而言，此次立法會(hui) 選舉(ju) 的投票率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地區直選超過三成並不是最差的結果，但存在檢討和改進空間。

影響投票率最首要的因素是反對派的整體(ti) 杯葛和多種形式的選舉(ju) 攬炒。他們(men) 有政治私心和政治顧慮，既想參選維持政治利益，又害怕遭到資格審查的“製度性羞辱”並冒著選民基礎流失的重大風險，以及在民主心理上不能真正信任新選製及其背後的中央主權權威。反對派代表性團體(ti) 和影響力人物的“不參選”以及拒絕向“忠誠反對派”的轉型，造成了香港選舉(ju) 生態中相當一部分選民基礎的代表性靶向消失，從(cong) 而習(xi) 慣性帶動了這部分選民的離場和不投票。

第二個(ge) 因素是香港本土激進派和外部勢力煽動抵製選舉(ju) 的實際影響和對選民心理的劫持效應。我們(men) 要客觀承認盡管有了香港國安法，香港社會(hui) 的激進勢力和外部勢力的影響網絡仍然存在，“外國代理人”仍在發揮作用，他們(men) 的煽動和劫持進一步加大了選民基礎對新選製的誤解和抵製程度。

第三個(ge) 因素是香港“愛國者治港”的社會(hui) 政治基礎和社會(hui) 文化支持係統並不真正強大和鞏固。香港的教育、文化、傳(chuan) 媒、社會(hui) 組織等範疇的領導權仍然受到反對派的強大控製，這一點從(cong) 地區直選投票率和功能界別投票率（尤其是教育、法律、會(hui) 計等範疇）的走低即可看出，這是需要客觀麵對和補課式培育的。

第四個(ge) 因素是香港社會(hui) 對“一國兩(liang) 製”未來走向以及香港與(yu) 國家、西方之間的關(guan) 係再定位出現了嚴(yan) 重的分歧與(yu) 迷茫。國家權力實質性降臨(lin) 帶來的精神衝(chong) 擊和生活方式的變革仍在發酵呈現之中，新BNO移民近十萬(wan) （專(zhuan) 業(ye) 移民占據不低的比例），香港國安法與(yu) 香港既往的自由體(ti) 係之間仍在艱難磨合，愛國者治港的社會(hui) 改造效應逐步凸顯並引發“公民社會(hui) ”的前景憂慮，中美貿易戰、民主大辯論及美國的對港製裁，讓香港許多習(xi) 慣了“左右逢源”的人難以適從(cong) 。

投票率走低，以及許多人的質疑和觀望，並不都是激進派那樣對新選製進行清晰化的對抗，而是表現了香港社會(hui) 相當一部分中間選民與(yu) 溫和選民對香港民主與(yu) 香港未來之不確定性的理解困難和人心浮動。不投票，有的出於(yu) 抵製的敵意，有的則是習(xi) 慣性的不熟悉和難以理解。香港民主建設要抓住非敵意的那些未參與(yu) 投票的選民，他們(men) 在香港占有相當的選民比例，也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礎。

民主建設的實質性展開

民主投票結束了，民主建設才剛剛開始。我們(men) 需要正確理解和適應香港新選製帶來的民主新秩序的邏輯和前景：

其一，新選製的首要目標是從(cong) 製度上解除香港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幹預勢力對選舉(ju) 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嚴(yan) 重威脅，實現管治者的基本忠誠，故選舉(ju) 安全和管治者忠誠是優(you) 先目標，這一點已經實現。

其二，新選製扭轉了香港民主盯住西方民主的發展趨勢，更阻止了香港經由民主暴力和民主選舉(ju) 實現“顏色革命”的演變趨勢，確保了香港民主回歸“一國兩(liang) 製”的法治範疇。

其三，“愛國者治港”就是港人治港的唯一正當且可能的實現方式，此外的“完全自治”“時代革命”“港獨”之類皆屬於(yu) 違憲非法之目標，需要受到香港國安法的嚴(yan) 厲製裁。

其四，新選製催生出的香港民主秩序是一種忠誠與(yu) 賢能疊加的民主模式，引入了更強的民主問責製。香港選民要有意識地突破本地化思維而善用中央的監督機製和力量督促和問責本地官員，並在爭(zheng) 取中央信任的條件下追求更高程度的民主。這種民主溝通的智慧在香港社會(hui) 曆來匱乏，需要自我啟蒙和培育，從(cong) 而達到政治成熟。

其五，“愛國者治港”的社會(hui) 政治基礎和文化條件客觀上仍然薄弱，香港民主建設要耐心補課，穩健前行。香港社會(hui) 要杜絕虛浮政風、空洞口號和愛國者功利心理、投機思維，從(cong) 立法會(hui) 到特區政府，從(cong) 愛國建製團體(ti) 到各行業(ye) 愛國專(zhuan) 業(ye) 人士，都需要在各自範疇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以民主服務的政策能力和解決(jue) 經濟民生問題的實際績效向香港民眾(zhong) 負責，對國家負責，接受當選後“全過程”的民主考驗和問責監督。

新選製經過此次立法會(hui) 選舉(ju) ，客觀上已經更加深切地為(wei) 香港社會(hui) 所認知，但其接受性和參與(yu) 度還需要客觀檢討和改進。投票率是諸多因果鏈條的結果，不必誇大，也不可忽視，就當作香港民主建設的一種鞭策和激勵的符號吧。

香港民主的未來，在中央合法框定的製度範圍內(nei) ，最重要的決(jue) 定性因素有三：其一，愛國建製派當選後的賢能有為(wei) ，展現民主服務能力和言行一致的責任倫(lun) 理；其二，非建製派（包括參選者和觀望者）依法轉型為(wei) “忠誠反對派”，與(yu) 新選製相向而行；其三，香港選民基礎與(yu) 新選製的深切溝通及其政治成熟，擺脫對攬炒、自決(jue) 等非理性路線的迷思和盲從(cong) ，善於(yu) 和新管治架構甚至中央進行有理有節的民主溝通和信任重建，真正在“一國兩(liang) 製”範疇內(nei) 理性思考和行動，如此則香港民主未來空間仍然可期。